中日文化交流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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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該論壇是中韓友協、中日友協，與韓日文化交流會議、韓中友協、日中友協、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等日韓民間團體共同發起舉辦的，旨在推動中日韓三國民間文化交流。論壇出席人員相對固定，三方各派三名代表作為論壇核心成員，其中各有一名為召集人。目前中方召集人為劉德有、日方召集人為國際交流基金理事長小倉和夫、韓方召集人為韓日文化交流會議委員長鄭求宗。論壇自2005年起在三國輪流舉行。

本屆論壇主題為“促進東亞文化交流的方案”，議題為“災害與文化，以及民眾主導并參與的文化交流”。韓方核心成員鄭求宗、韓國前外交通商部長官孔魯明、韓中友好協會副會長李元泰，日方核心成員、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理事長小倉和夫等出席會議。

災害與文化

本屆論壇的一個主要議題為“災害與文化”，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引發人們對傳統文化和人類文明面臨新挑戰的再思考。小倉和夫介紹說，這次大地震對日本部分地區的文物造成毀滅性破壞，一些村落的整體消失，非物質文化傳承人的不幸遇難，給該地區傳統慶典、舞蹈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人類文明受到自然災難的嚴重挑戰，如何對人類文化遺產進行搶救性保護已成為十分緊迫的課題。

小倉和夫指出，在自然災害面前，文化不僅僅是被保護、被搶救對象，更可以起到積極作用。對于受災地區來說，除物質救助外，精神支持更為重要，這就需要發揮文化的力量。他結合這次日本地震談了四點體會：一是災害可以喚醒人們的防災意識，引發人們對文化保護的重視；二是災難可以激發藝術家的創作靈感，創作出優秀的文化作品；三是應鼓勵民眾參與對災區文物、尤其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和保護；四是在災后信息披露方面政府和媒體應采取更為積極的態度。

小倉和夫的發言引起各國與會代表的共鳴。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害不僅是受災國一國一民族的損失，也是全世界全人類的損失。因此，面對自然災害，加快對人類文化遺產搶救的步伐是人類共同的責任。在這方面，中日韓三國應加強交流與合作，并發揮積極作用。

民眾主導并參與的文化交流

三國代表在充分認識到文化交流重要性的同時，進一步強調應加強民眾對文化交流的參與，引導民眾在文化交流中發揮積極作用。近年來，三國友好組織都舉辦了許多民眾參與的文化交流活動，以提高民眾的認知度和參與感。三國代表表示今后可以在以下領域加強合作：一是三國文化遺產的保護，應匯聚民間智慧與才能，提出有建設性的民間保護方案；二是在藝術領域，應挖掘三國藝術共同點，并做比較研究和交流；三是在環保領域加強合作；四是旅游方面，進行三國旅游線路的開發。

三方代表還提出，民眾應與政府、媒體等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并突出強調青少年參與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三國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

篇2

關鍵詞：漢籍；比較文獻學；東亞古典文明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42（2013）03-0128-08

中國與日、朝（韓）、越等東亞各國，存在著長達十五六個世紀的以漢籍為媒介的文化聯系，這種文化聯系引發了學界廣泛而持久的關注。漢籍研究在文獻學和文化交流史領域已取得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不僅出版了數百部漢籍整理和漢籍研究方面的著作，發表了大量的漢籍研究的論文，多項研究課題獲得國家部委的資助，而且對漢籍研究的原則和方法等理論問題也進行了初步探討；此外還成立了不少漢籍研究機構，創辦了專門的學術刊物。在中國的兩岸四地和日本、韓國等東南亞各國，漢籍研究已經成為學術交流最頻繁的領域之一。

一、“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現實基礎和理論背景

（一）現實基礎

大量的中國典籍的域外傳播，以及東亞各國歷史的悠久、文明的發達和文獻的豐富，為構建“漢籍比較文獻學”學科提供了充足的物質基礎。漢籍研究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專門研究機構的設立等為構建“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學科范式提供了較為豐厚的研究基礎。筆者擬以中日兩國的漢籍交流與研究為例，對此略加申述，以為窺豹。

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漢籍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獻學和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

中國學者踵繼民國初年諸多學者赴日本尋訪佚書之后塵，從上世紀80年代起，再次掀起海外漢籍調查的熱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嚴紹鋈教授對日本佚存漢籍調查研究；王寶平教授對清代中日圖書交流的個案追蹤和編目整理。近期郭真義等研究者，分別編著出版了《黃遵憲題批日人漢籍》、《日據時期朝鮮刊刻漢籍文獻目錄》、《日本藏先秦兩漢文學研究漢籍目錄》等。對中國典籍在域外的傳播和留存情況進行調查與整理，便于摸清漢籍域外傳播的實際情況，同時，也可以為該問題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寶貴的資料。

在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域外漢籍研究，一方面著力揭示了以漢籍為載體的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及其學術思想的影響、日本對中國文化的吸收；另一方面著重考察了近代以來日本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域外漢籍研究成果頗豐，日本學界的研究主要有小島意之的《上代日本文學こ中國文學――出典ぁ中心こすゐ比較文學的考察》等；中國學界的研究主要有黃俊杰的《十八世紀中日儒學異同試論》、陸堅等主編的《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王勇等主編的《日本文化的歷史蹤跡》、嚴紹的《中日古代文學關系史稿》、王曉平的《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等。

在30多年的時間內，東亞地域的漢籍研究，研究者不僅發表了大量針對具體文獻的研究專著，而且還出版了諸多專題性的著作、綜合性的論文集和研究叢書，如王勇教授主編的“日本文化研究叢書”（杭州大學出版社）、“中日文化研究文庫”（上海古籍出版社）、張伯偉教授主編的“域外漢籍研究叢書”（中華書局）等，規模宏大，影響深遠。在域外漢籍研究中，許多學者還申報主持了有關域外漢籍的研究課題，如張伯偉教授主持的“域外漢詩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孫文博士主持的“‘舶載書目錄’研究”，這些課題均為國家部委資助的研究項目；臺灣大學黃俊杰教授主持的“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是一整合型研究課題，在他的主持下僅在大陸以此課題名義出版的“儒學與東亞文明研究叢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就達40余部。

除了上述研究外，學界還開展了有關漢籍研究的學術交流活動，2007年8月17-20日，在南京召開了“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年8月22-25日在浙江工商大學舉辦了“域外漢籍與中日交流”座談會。同時，創辦了專門性的連續出版物，不少高校還設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創辦的連續出版物有張伯偉教授主編的《域外漢籍研究集刊》，成為動態反映域外漢籍研究最新成果的一個園地；設立的專門研究機構有南京大學2000年成立的“域外漢籍研究所”，上海師范大學2005年成立的“域外漢文古文獻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學東亞文化研究院于2011年成立的“書籍之路研究所”等。一些高校和研究機構開設了域外漢籍研究課程，以培養專門研究人才，如臺北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開設了“東亞漢文獻研究”，河南大學外語學院開設了“中日比較文獻學研究”（含日本漢學與漢文獻研究）等課程。

（二）理論背景

中古以降，中國文化之域外流布日趨隆盛。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說：“隋唐兩朝為吾國中古極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傳廣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東至日本，西極中亞。”中華文化以其發祥地為策源地，跨越漫長的十多個世紀，如同水波向四周擴散，超越諸多政治區劃與地域局限，在東北亞、東亞、東南亞逐漸形成了具有統一的核心價值觀及以漢字（包括其變體）為主要載體的區域文明，即“東亞古典文明”。在這一古典文明所涵蓋的區域內，以漢文典籍及其衍生文獻為載體的文化交流，不僅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東亞各國文化和其學術思想的深刻影響，也反映出東亞各國在吸收中國傳統文化過程中的能動性和“他者”的眼光。從比較文化學的角度對域外漢籍，以及東亞各國在漢籍影響下產生的土著語文文獻進行深度解析，是理解東亞古典文明的內涵、形成機制及其文明史的意義的關鍵。

不同文化的交流，如果從某一個時間節點來看，可能是以一方對另一方的影響為主；若以歷史的眼光進行整體觀照，就會發現，文化交流從來都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或者多向交互作用的，去、取之間完全視各自的文化需要而定。從中日文化交流的情況來看，一方面，以漢籍為載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古代日本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如嚴紹教授指出：“中國文獻典籍的東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因為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的變異，它的傳播具有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這不僅影響著古代日本文化的發展，而且直接造就了日本傳統漢學中的許多特點。”杉本孜教授也說：“漢籍對日本學術的影響之大，范圍之廣是超過想象的。”這種影響是通過日本學人對中國典籍的解讀來理解和吸收的，并在日本文化的建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日本學人是以“他者”的視角通過對傳入漢籍的解讀來理解中國文化，用這種方法理解的中國文化，不免會因受解讀者所處的地域、歷史、民族、時代背景、思維方式，甚至是個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學識等各種因素的影響，而與中國人理解的中國文化產生一定偏差。另一方面，明、清時期，接受了在華傳教士的著作和其學術思想的中國學者的著作，繼續對日本文化和學術思想產生影響，加快了日本的近代化進程；日本學者在吸收了歐洲的科學文化之后的漢語著述，對近代中國的文化和學術思想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于是，經過長期不斷的交互式的文化融合與滋長，中國與周邊各國的文化有了共同的基本成分，形成了所謂“東亞古典文明”的核心內涵。

因此，漢籍研究不僅要關注中國典籍的域外傳播及其對輸入漢籍的東亞各國的文化影響，而且要關注域外學者對中國原典的詮釋、引用，還要關注受漢文化影響而產生的域外漢文文獻和其本土文獻。對這部分文獻的追蹤研究，需要語言學、文學、歷史學、文獻學等學科的通力合作，“以漢籍文獻整體為基礎，以漢文化為視野，以綜合與比較為手段，尋求其內在聯系和內在結構”。這一新的學術取向引發了學術界對域外漢籍研究方法論的思考，學者們相繼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研究范疇，如王勇教授提出的“書籍之路”、王曉平教授提出的“亞洲漢文學”，嚴紹教授提出的“國際漢籍文獻學”等。上述觀點高屋建瓴，為宏觀把握“域外漢籍”的總體狀態和考察漢籍的跨域傳播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域外漢籍研究的最終目的不只是為了“求同”――考察超越國界的東亞古典文明所呈現的基本面貌和基本結構，更重要的是為了“尋異”――闡發不同政治地域如何以自身的需求與闡釋回應來自漢文化策源地發出的信息。換言之，漢籍在不同地域獲得了怎樣獨特的發展，這更應該成為漢籍研究關注的重點。因此，筆者提出“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學術范式，以參與上述理論問題的討論，推進漢籍研究的深入開展。

二、“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內涵與意義

（一）“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內涵

清季以來，學者對域外漢籍的調查多持有一種“禮失求諸野”的觀點，其目的或是使流落異邦的中華經典魂歸故里，或是用以驗證中華文明如何以其強大的輻射力影響了“夷狄”之邦。近年來，漢籍研究日趨客觀，出現了中外漢籍“互相補正”的學術取向，學者們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理念。但從總體來看，漢籍研究的理論研究仍然十分薄弱，關于漢籍研究的方法論和學科化的研究，還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為了進一步彰顯漢籍研究內容與方法的學科化色彩，筆者嘗試引入比較研究的方法，提出“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學術理論范疇，強調“他者”的能動性，即漢籍接受者的意識與反映，希冀有助于漢籍研究的學科建設。

筆者定義的“漢籍比較文獻學”，是以歷史上東亞各國輸入的漢籍及其衍生文獻為基礎，以比較研究為基本方法和核心內容，立足于古代漢文典籍的跨國、跨地區傳播的歷史事實，在東亞廣大區域內，對漢文典籍向域外傳播的規模、流向、渠道，域外學人對漢文原典的解讀、引用，以及在漢籍影響下進行的域外漢文創作和其本土創作等方面的文獻進行系統的比較研究，其目的是尋求并闡明東亞各國的漢文文獻及本土文獻與中國文獻之間的關系、異同，進而關注漢籍流布地區的土著語文著述與漢籍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以文獻學為出發點，揭示東亞廣大區域內存在的深層次的文化聯系，為構擬符合歷史事實的東亞古典文明提供一個可能的參照系。

（二）“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的意義

“域外漢籍的價值就不只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現，其對漢文化整體的理解和認識，當然也就不是無關宏旨或無足輕重的了。漢文化在歷史上曾發揮偉大的作用，它已經成為東亞各國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抉發這種因素，闡釋其價值和意義，使漢文化在21世紀的世界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正是今日學者從事域外漢籍研究的使命之一”。

以漢籍歷史文獻為基礎，以比較研究為基本方法和核心內容，通過對東亞各國在各個歷史時期輸入及衍生的各種形式的漢籍文獻的種類、數量、內容進行具體、深入的研究，不僅可以闡明各國本土文獻包括漢文文獻與中國典籍之間存在的、或隱或顯的影響與借鑒關系，而且可以從東亞各國輸入中國典籍的種類和數量上把握日本、朝鮮、越南等東亞各國公、私各界對漢籍的需求，并據以發掘其背后隱藏的國家文化建設意識和知識界的讀書趣味；還可以從學術史的角度，了解不同政治區域內的學術界、知識界所理解的中國文化的情況，為闡述中國文化對東亞古典文明區域各國的近代學術文化的發展和國家建設所產生的作用提供有力的支持。

以中日漢籍交流與研究為例，通過文獻目錄學的研究，可以盤點輸入日本的中國典籍的種類和數量，揭示以典籍為載體的中日文化交流之盛況；通過考察日本漢籍的生產與流通狀況，可以把握日本知識界的文化趣味和日本對中國文化的追求；把握日本學術界解讀中國文化的進程及其學術狀況，并據以考察中國文化東傳日本的情況，考察以典籍為載體的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以及考察中國文化對東亞古典文明形成的意義。

三、“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內容與方法

（一）“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內容

基于學界已經取得的漢籍研究成果和學術發展趨勢，筆者體會“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基本研究內容（以中日為例），似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漢籍傳播史研究

中日之間漢籍傳播史的研究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中國典籍向東傳入日本的歷史研究；二是日本學人對輸入漢籍的闡釋及其撰著的漢文（漢學）著述傳入中國的歷史研究。

考察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的傳播史，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程。中國典籍數量巨大，不同歷史時期向日本傳播的渠道、方式、典籍的數量、種類等非常復雜，而且我們現在對上述問題還知之甚少。所以，要撰寫一部全面、完整的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的傳播史，至少在目前還無從談起。現在我們只能從局部做起，局部的研究做好了，就會使我們對中國典籍向日本傳播的歷史的整體認識加深，并且通過局部研究成果的積累，可以逐步向整體研究推進。

一百多年來，中國學人不斷東赴日本尋訪佚書，其搜佚輯散工作成果頗豐，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利用中國和日本公、私現存古籍目錄，有選擇地對一些具體文獻和目錄進行系統而深入的爬梳董理，以追尋中國典籍流落異邦的故實，摸清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典籍傳入日本的具體情況，獲得有關中國典籍域外傳播的數量、種類、途徑等更加翔實的數據，比較準確地把握東傳漢籍的具體內容與數量，從而作出關于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的傳播史的可靠結論。

日本學人對中國原典進行的漢文詮釋及其獨立撰著的漢文（漢學）著述傳入中國也有千余年的歷史，據王勇教授考證，肇始于日僧攜經入唐，中經宋、元、明，至清代達到全盛。對這部分史實及其文獻的研究，近年來逐漸走入漢籍研究學者的視野，此方面的研究有王勇教授主編的《中日漢籍交流史論》之《日本漢籍及其流播中國之研究》等多篇專題論文，等等。但是，較之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的傳播史研究，對日本的漢文著述及其傳播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這是今后要重點關注和加強研究的課題之一。

2 漢籍接受史研究

中國典籍傳入日本之后，往往迅速地以傳抄、翻刻、注疏、釋解等形式進行交流、傳播，并成為日本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流傳于日本的漢籍，包括由中國輸入的典籍，也包括中國典籍的日本傳抄本、注釋本和翻刻本（即“和刻漢籍”），甚至包括部分日籍學者、僧人用漢文進行的創作。這對于我們所倡導的“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而言，后者的研究意義更為重大。因為，通過對日本學人的漢文著述及日本語文著述的微觀考察，可以實證中國文化對日本古代文獻的影響。同時，關注日本學人的漢文著述及日本語文著述獨有的發展軌跡，把握古代日本漢籍及日本語文獻的基本特征，對于揭示它與輸入漢籍之間的深層聯系，為闡明中國典籍東傳對日本古代文獻所產生的影響提供考鏡源流的基本依據。

漢籍傳入日本雖然有商業利益的驅動，但其目的更主要的是日本為了國家建設與發展及其知識界完善自身的需要。在歷史上，尤其是在“鎖國”時期，日本把輸入的中國典籍作為了解和學習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途徑，而日本通過漢籍接受中國文化的必要條件是漢籍文本的傳入與解讀。因此，了解某種中國典籍在何種情況下被傳入日本，并且在何種情況下得到怎樣的解讀與闡釋，就是我們今天了解日本接受中國文化史的一個有效手段。前者經由清代以來諸多學者的索隱鉤沉，致使今日形成了所謂“書籍之路”的研究，許多隱藏在殘編斷帙之中的史實逐漸清晰起來。而后者，即近代以前的日本學者是如何解讀輸入的中國典籍的？通過對此問題的解讀，看到了怎樣的中國？日本人理解的中國文化是怎樣的？這種依靠典籍傳播而進入日本的中國文化在何種程度上參與了日本的國家與文化建設？凡此種種的發覆，有賴于對古代日本漢籍及日本語文獻的抉微鉤沉。

3 漢籍文獻學理論研究

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中國典籍對日本文獻的發展，尤其是對日本漢文文獻的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比較文獻學”視域下的漢籍文獻理論研究，是在運用文獻形態學的方法描述日本漢籍文獻學特征的基礎上，考察中日兩國圖書（不限漢籍）的分類、著述體例、闡釋學特征、文章理論、學術理念的異同。

古典文獻學的優良傳統之一，就是強調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用。因此，考察中國傳統文獻學理論對日本古代學術視野中的圖書分類、著述體例、文章理論、學術理念等方面的影響，不僅是認識中日兩國傳統文化異同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漢籍比較文獻學理論建設的重要內容。

（二）“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方法

進行任何科學研究，都必然要求掌握和運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漢籍研究也不例外。掌握和運用正確、科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取得以簡馭繁、事半功倍的成效。在漢籍研究領域，諸多先行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實踐中，結合各自的研究課題，踐行并總結出了一些針對域外漢籍整理和研究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如大庭教授在《關于東傳漢籍的研究方法與資料》中提出的對特定的某一漢籍和漢籍現存實物進行研究，對目錄、記錄、引用等進行研究，以及對刻版進行研究等方法；張伯偉教授在《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中提出的“據……以考”的十條研究方法等。這些研究方法對于我們研究漢籍傳播和影響是行之有效的。

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方法，與域外漢籍研究方法、文獻學研究方法相比較，既有相通之處也有它自身的獨特之處。在學習和借鑒先賢時俊提出的域外漢籍研究和文獻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基于對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學科內容、特點的認識和把握，筆者認為，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是將文獻學研究與比較研究相結合，以文獻學研究方法為基礎，對中日兩國的漢籍進行文本識讀和文獻學研究，把握文獻學的基本特征，實現“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的基本目標。綜合運用歷史學、文學、語言學等多學科知識，對兩國漢文典籍進行多層次的比較研究，既要比較兩國漢籍在文獻形態學、目錄學等方面的異同，又要揭示其背后蘊藏的文化和學術思想的異同，還要闡述其歷史根源與意義。

具體的研究方法（仍以中日為例）主要有：

1 運用文獻學的研究方法對漢籍文本進行識讀

文本和史料的準確可靠是保證研究結論具有科學性的必要前提。由于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發生在不同歷史時期，歷時久遠，而且數量龐大，內容龐雜，傳播渠道不一，種類繁多；不同種類的漢籍受到的關注程度不同，衍生的文獻數量不同，其流布及保存的形式具有多樣性，許多早期傳入日本的珍貴漢籍多以抄本傳世，字體多有潦草、漫漶不清之處，加之抄寫者的漢文水平參差不齊，難免會有疏誤，或有后世整理者有意的改寫，或無意的疏失。凡此種種，使得對漢籍的文本識讀成為漢籍研究必須首先解決的難點和消除的障礙。因此，文本識讀是進行漢籍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進行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進行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需要首先運用文獻學的審形辨音、字詞校注、版本比斟等基本方法，對漢籍文本中的訛、脫、異文等進行勘誤，為繼之進行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份可靠的、便于利用的基礎資料。

2 運用類型學的研究方法進行漢籍分類研究

由于東傳日本的漢籍數量龐大，內容龐雜，傳入的時間有早有晚，有些在隋唐時期傳入日本，有些到近現代才傳入日本，目前難以對不同歷史時期傳入日本的所有漢籍同時進行研究。比較可行的研究方法是運用類型學的研究方法，按照研究對象（漢籍）的某一或某些特征進行分類研究。分類研究，其研究對象的同質性相對較強，便于獲得真實可靠的數據，便于發現一些帶有共性的問題和規律。

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可以根據研究對象的歷史跨度和性質同一度，分為斷代研究、專書研究和專題研究。

其一，斷代研究是指選取某個特定的歷史平面，確定時間的上限和下限，對這一時期的漢籍進行清查，對其間發生的漢籍交流和研究進行全面考察和分析。這種研究，是從中日漢籍交流的歷史長河中，選定一個橫斷面，所考察的漢籍數量和范圍可以大為縮小，便于勾勒出一個時期內漢籍傳播和交流的大致面貌。如果把各個時期的中日漢籍交流與研究的情況梳理清楚了，那么把它們連起來就應該是一部中日漢籍交流史的大致輪廓。

漢籍比較文獻學的斷代研究要求，所選擇的歷史時段，既要有足夠的長度但也不能選擇太長的時間跨度；在這一歷史時段內所選擇的漢籍數量既要足夠得多，但也不能選擇太多的可供研究的漢籍。在研究分析時，也要注意對這一時段內的漢籍進行橫向和縱向的比較研究，在比較中彰顯時代特點，揭示本時段漢籍與其前、后時段漢籍的聯系與區別。如果選擇的時段太短，那么就沒有足夠的漢籍文獻容量；如果考察的時段過長，那么漢籍文獻的數量就會太多、文體不一致，不易把握。所以，進行斷代研究時，要注意選擇一個“適度”的歷史時段和漢籍數量。

其二，專書研究是指選取較有代表性的專書（包括目錄學著作）或專人的著作，對該書或專人著作的傳播進行追蹤式研究。考察它是何時、以何種方式傳入日本的，在日本有無得到釋讀、傳抄或翻刻，有無衍生文獻，流布范圍和流傳時間如何，是否回傳至中國等。通過對上述一系列問題的詳細考察，分析該書或專人作品的傳播特點，然后與相關漢籍（同類性質或相同文體的其他作品）進行比較研究，進而考察不同時代同類性質或同類文體漢籍的傳播特點，探求漢籍輸入國在不同時期的讀書趣味與文化需求。

學界已經開展的專書研究多集中于《詩經》、《論語》、《周易》等儒家經典，《文選》、唐宋詩、詞、小說等文學作品，以及朱子學、陽明學、佛教、道教文獻的研究，對于最能具體而感性地反映漢籍流通狀況的第一手資料――“舶載書目錄”類文獻的研究，目前多停留在影印與介紹階段，相關研究還比較薄弱。“舶載書目錄”所載漢籍數量繁多，而且具有連續性，能夠全面反映一個時期漢籍東傳的全貌，是中國典籍傳入日本的極生動而又具多方面價值的歷史文獻，是研究漢籍交流情況的絕佳資料，應該成為漢籍研究重點關注的對象。

其三，專題研究是指圍繞某一主題進行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可根據自身的學術興趣和能力，選定一個可持續關注的主題，進行一系列專門性的研究或討論。專題研究的對象（即主題）相對來說比較單純，有利于研究的深化。專題的選擇相對比較靈活，可以是針對某一具體問題的個案研究，也可以是比較宏觀的理論探討，如關于漢籍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漢籍東傳與西漸的史學意義、漢籍東傳與西漸的動因與影響因素等問題的討論；可以是某一問題的通史性的研究，也可以是某一主題的斷代性的研究，如張伯偉教授對清代詩話東傳的研究；可以是對某一類漢籍的專門研究，如蔡毅教授、張伯偉教授對日本漢詩的研究，也可以是對漢籍的綜合性研究等。

3 運用統計學的方法進行漢籍定量研究

中國典籍傳入日本之后，是如何被研讀、理解并對日本文化產生影響的？要探明這個問題，必須首先搞清楚在不同歷史時期東傳漢籍的種類和數量。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運用定量統計的方法，結合目錄類著作，對各個歷史時期傳入日本的漢籍的種類與數量進行詳細統計，盡可能確定漢籍的版本系統和存佚情況，根據統計數據來確定各個時期漢籍東傳日本的規模，為進一步探究這些漢籍文獻及其所蘊涵的文化和學術思想，以及考察它如何影響日本文化的建構與發展提供數據支持。

篇3

創業搞經營必須向國家繳納相應的稅收,但是有些經營項目是可以免稅的,本文就為大家說說投資什么項目可減免稅費。

對私營企業利用廢氣，廢水，廢渣等廢棄物為主要原材料進行生產的；對納稅人同時經營農業（包括牧業、林業、漁業等）生產的，農業生產的部分應單獨核算，暫緩繳納所得稅，納稅人在CYE納稅年度內發生虧損，經稅務機關批準，可以從下一年度的所得中提取相應的數額加以彌補；下一年度的所得額不足彌補的，可以遞延逐年提取所得繼續彌補，但連續彌補期限不得超過3年。

除了上述所得稅減免外，還有經營項目的減免，諸如高新技術企業，新產品的研制，開發，推廣產品給予減免稅。前提是應列入國家計劃或中央各部、委試制計劃以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科委、經委試制計劃的新產品。因而，對于從事這類產品生產開發的企業，應努力使其開發計劃珍入試制計劃之列，以減輕稅負。對民族地區，從事民族特殊商品生產的產品，給予定期的減稅，免稅照顧。在營業稅上，對于企業在國外提供技術服務和勞務取得的收入不征營業稅。

從經營方式來看，凡實行橫向經濟聯合的企業，對于企業內部提品所得稅上都享有稅收優惠政策。因此，私營企業努力利用外資參與經營，從而減少企業稅負。

從投資地點來看，凡是在經濟開發，經濟特區，保稅區從事生產經營企業，稅收優惠要比在國內其他地區享有更多的稅收優惠，因此，私營企業主在選擇投資地點時，應有目的地進行選擇。

墓碑老板月賺10萬元

瀘西縣金馬鎮中心小學門口有一家石碑廠，專門生產各種形式的墓碑。

石碑廠位于公路邊，面積不大，一眼望去，遍地都是大小不等的墓碑，數量在一兩百座以上。最高的墓碑高達3米，上面的圖紋雕刻得非常精美，除了龍柱、鳳凰、仙桃、壽星老人等石雕圖案外，還有一個龐大的碑座，占地面積竟可達到兩間房子的規模。

“這種墓碑最豪華、最貴，光雕刻都要兩三個月，價格一般都在兩三萬元左右。”在旁邊休息的梁師傅說，這種高大的墓碑屬于豪華型的，一共用了80多塊大小不等的石料，兩個師傅用電動工具雕刻，都要一個多月的時間。除豪華墓碑外，絕大多數都是一些普通的小墓碑，一般雕刻一座普通的小墓碑，一個星期的時間就足夠了

老板張某說，這一帶石碑廠有10多家，雕刻墓碑的石料主要來自石林和陸良。石林的石料主要是白粉石，適合雕刻墓碑的碑身，陸良的石料主要是青石。顏色要黑一些，適合雕刻碑座，價格相對要便宜一點。工人師傅主要從廣南一帶聘請，都是按天計算，包吃包住，工錢一般就在30元到40元一天。由于清明節臨近了，很多人為了孝敬已故的老人，都會趕在清明節前跟風似的為老人立碑，所以這段時間墓碑的生意比較好做。據了解，最貴的墓碑都在兩三萬元左右，最便宜的墓碑也要五六千元，平均下來，一座墓碑的價格都在一萬五以上，有的老板一個月就可以賣出10多座墓碑，可以賺到10多萬元。

海歸女白領放棄高薪回鄉創業做龍繡

陳潔在自己的繡坊里趕制溫州客商需要的龍繡。

日本留學四年，知名企業高級白領，前月薪就上萬元人民幣了，就是這樣一位女孩，卻因為在日本街頭與銅梁龍的一次偶遇，竟讓她毅然放棄海外的高薪崗位，回到家鄉銅梁，傾其所有辦了個微型企業，做起銅梁龍繡。

這個女孩就是陳潔。

1月18日上午，重慶晨報記者來到陳潔的繡坊，卻只見到幾件小的龍繡作品，“其他的龍繡產品，在前半個月全都已經賣出了。”由于找不到工人，陳潔只好自己親自動手，幫幾位客戶趕制龍繡產品。

2000年，陳潔從四川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畢業后，于2003年自費赴日本留學，立志成為中日商貿進出口行業的精英。

然而，一次在日本大阪街頭的閑逛，卻讓陳潔遇上了為中日文化交流而受邀到大阪進行表演的銅梁龍舞。“當時，很多日本人看了都覺得神奇，驚嘆龍舞的精湛表演。”

回到學校，陳潔開始了一項社會調查。了解日本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產品的喜好，了解龍鄉銅梁與龍有關的文化衍生品生產、銷售情況。

盡管做這個調查，有一部分原因是為交論文，但這也讓陳潔第一次深入了解到了家鄉龍文化及其產業。

結束在日本的留學，陳潔順利的進入了日本一家知名企業，成為一名月薪上萬元人民幣的高級白領。

其實，在陳潔心里，一直夢想著自己有一天能創業，成為一名老板。2010年，回到龍鄉銅梁，除了龍舞、扎龍，陳潔沒有發現其他像樣的與龍相關的文化產品。這讓陳潔看到了商機，堅定了陳潔創業做龍繡的想法。

2010年，重慶在全國創造性地提出了鼓勵發展微型企業的政策措施。陳潔也在第一時間了解到了這一政策。

“當時，我花了差不多一個多月來研究這個政策。”陳潔從中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創業成功希望。

思考再三，陳潔毅然辭職，回到了銅梁福果鎮，辦起了“銅梁龍繡”這么一個微型企業，并順利拿到了4萬多元的注冊資金補貼。

陳潔所做的龍繡，就是借助銅梁龍文化，在綢緞上繡制不同樣式的龍。

繡好的這些綢緞，有的做成了裝飾品，有的裱成了裝飾畫，還有的做成了披肩、圍脖等等。

“我的第一件龍繡‘雙龍戲珠’，賣給了巴西一位朋友。”經過一年多的努力，陳潔的龍繡產品，已經在浙江溫州有了專門代銷商，并在日本有零星銷售。

如今，陳潔已經與日本一個朋友簽訂了意向協議，“依照我們的這個協議，繡坊生產的龍繡產品，將在今年成批量的銷往日本市場。”

保姆式服務“孵化”海歸創業傳奇

篇4

近幾年，我們重視學科教學的德育滲透，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重視提高教育工作者在學科教學中的德育滲透意識和現代德育意識。

學科德育滲透，關鍵是各級行政領導，基礎是教師。要使教育工作者能按《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學德育大綱》、《小學德育綱要》的精神和全日制中小學各學科教學大綱的要求，有目的有計劃自覺地“離德育于學科教學內容和教學過程之中”，必須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德育滲透意識，全面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全面提高學生素質和教育教學質量的意識，現代教育教學方法、技術手段、環境的意識。為此，要組織教育工作者認其學習《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學德育大綱》、《小學德育綱要》和各學科教學大鋼等。通過學習和討論，使教育工作者從培養跨世紀人才和社會主義建設者、接班人的高度，學科教學是德育工作最有效最經常的地位，來，認識學科德育滲透的重要意義，認識現代教學方法、技術手段，優化育人環境，對學科德育滲透的重要作用，統一認識，自覺地有計劃有目標地在教學中加強德育滲透，更好地教書育人。

二、加強組織管理，制訂措施，保證學科德育滲透的正常進行，落到實處。

為保證學科教學中德育滲透的全面、正常的開展，必須建立相應的管理機制。《中學德育大綱》、《小學德育綱要》指出，學科德育滲透，也是學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環節。為了使學科德育滲透規范化，佛山市教委制定了《佛山市中學實施德育大綱細則》、《佛山市小學實施德育綱要細則幾把中小學的德育實施細則中有關學科德育滲透，按階段、分年級，根據不同學科特點；提出了具體要求。由于行政部門制定了措施，促使學校的學科德育滲透正常進行，落到實處。

佛山三中在學科德育滲透上做得較好。他們采取如下措施加強管理：第一，由一名副校長主管學科德育滲透工作；成立“德育的學科滲透領導小組”，專門組織、研究這項工作。第二，把學科德育滲透的教學納入《佛山三中教師崗位責任制》，作為考核教師履行崗位職責的一項重要內容，要求凡是教師，都是德育工作者。第三，編寫《佛山三中“中學德育大綱”分年級實施細則》，明確規定中學階段各年級的教育要求和任務；做到中學教育的層次化、系列化，使教師明確任務，掌握尺度，做到適度。第四；圍繞“在學科教學中如何進行德育滲透”課題，組織全校教師研討，根據各學科的特點，找出結合點，并把每章節的滲透點列舉出來，整理匯編成《佛山三中各學科德育滲透綱要》，作為教學中教育滲透的依據，使德育滲透具有一定的規范性和保持經常性。第五；組織“學科教學的德育滲透公開課、研討課”，同時請有經驗的教師上全校性的德育滲透示范課，通過聽課、評課活動；研究滲透的方法、技術手段及其與內容的有機結合，提高德育效果。第六，編輯出版《佛山三中德育滲透教案集》(各學科有1-2集)，共十余本。第七，編輯出版了《佛山三中德育滲透論文集人并組織評選優秀教案與論文。佛山三中做到了有領導、機構、制度、要求、計劃、目標、總結、科研、檢查督促評比，并包含所有學科，全部文化課，使“離德育于各科教學內容和教學過程之中”深入了一個層次，邁出了新的一步。

為了及時總結和推廣佛山三中“依法治校，依織青人”經驗，1997年底，佛山市教委在三中召開了““佛山市在學校‘依法治校，依綱育人’現場會”，佛山三中介紹了“依法治校，依綱育人”的實踐與思考，加快了學校“依法治校，依綱育人”工作的進程。

三、注意教學內容的高立意，激情感，深挖掘，促使學生進行深層次思索。

教師除重視把握基本觀點和思想方法，專題教育，知識結構及其內在聯系外，還注意教學內容的深層意義，堅持知識、能力、思想認識有機統一的教學目標。例如；在講唐朝對外關系時，講述唐代的中國，經濟、政治在世界處于領先地位，有不少日本人，如阿倍仲麻呂、吉備實備、空海等到唐朝學習，但他們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學，而是學成回國后，傳播、消化中華文化，在創建日本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偉大的貢獻。中國鑒真、玄奘兩位高僧，為了弘揚中華文化，為了尋求學問，放棄較為安逸的生活條件，長途跋涉，飄洋過海；忍饑挨餓，擔受風險。這種為了求學，為了文化交流，不顧個人安危的忘我精神，值得后人敬仰。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實給人們這樣的啟示：一個國家，只有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才會受人敬仰；唐代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原因之一，是唐朝推行開放政策，有一個比較寬松和諧的環境；文化交流對于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和地區來說，是學習的好機會，好方法。只有善于學習，才會有所收益和進步。

又如；在講香港失而復得的歷史時，教師講述自從17世紀以來；人類社會開始進入一個科技的高速發展期。與時俱進的則國運興隆，抱殘守缺的則江河日下。中英兩國相碰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當時英國因工業革命成功而成為全球最強大的國家，而中國則因閉關鎖國而停滯不前。在這背景下；兩國相遇必以中國失敗告終。百多年來，志士仁人，都沒有忘記收回香港；以圓振興中國的理想。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決定收回香港時，中英的相對國力已倒過來，所以在整個談判中基本上是中國定調。失而復得，正是這種力量對比變化了的結果。它給人們三大啟示：改革開放是強國之本；歷史潮流，不能抗拒，包括科技迅猛發展的歷史大潮；上一個世紀的較量，是物質力量的較量，下一個世紀的較量，將是知識力量的較量。

又如，音樂教師在教唱《南泥灣》、《年輕的朋友來相會》等歌曲時，介紹歌曲產生的時代背景，歌詞的含義，旋律的欣賞等方面進行德育滲透。教師講解：1943年春節，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秧歌隊到了南泥灣，看到了三五九旅的指戰員，用勤勞的雙手，使南泥灣變成了莊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陜北江南，學員們深受教育；向三五九旅英雄們獻上了新編的秧歌舞《桃花籃》。《南泥灣》就是這個秧歌舞的插曲。在教唱時，教師后發學生用學過的表現音樂的手法，用領唱、齊唱的方法，通過優美的旋律；描繪陜北江南美景，禮贊勞動模范的功勛。前半段是兩個優美柔婉的柔情性長句，用領唱方法；后半段用齊唱，同時在前奏部分和后半段的節奏跳躍部分，加民族打擊樂來烘托歌曲，產生歡快愉悅的氣氛，使學生既得到音樂美的享受，又凈化心靈；陶冶情操，提高素質。由于學生了解歌曲的時代背景、內容；再哼上優美動聽的旋律，感情上會產生共嗚。

四、挑戰二十一世紀，隨時代前進，努力運用現代教學方法、技術手段，教書育人，提高學科德育滲透的實效性。

在此，以歷史學科為例。佛山市中學歷史學科開展了“方法、手段、內容、目標與德育實效性”的教學實驗，我市歷史教師稱之為“促成‘觀念內化’的教學實驗”或“知識、情感、能力、理論與思想認識有機結合的實驗”。我們運用整體性觀點和綜合性方法，緊緊把握住促成“觀念內化”的教學方法、手段、環節及其總和，處理實驗變量及其各種因素。這包括四個變量(方法——體現“學為主體，教為主導”指導思想的啟發式教法，或“以學生為主體以培養思維能力為主要目標的啟導式教法；”技術手段——多種傳播媒體(含多媒體計算機)的綜合運用；內容——知識結構、圖式及其內在聯系的教學；目標——知識、能力、思想認識的有機結合的教學)，四個因素(知識、情感、能力、理論)和十個方面或環節(教綱、考綱、教材、教學目標、方法、技術手段、練習考試、評講、評價、課外活動——的有機結合，把握其總和。并加強歷史室、電教室的建設。它促使佛山市中學歷史教學走向“四個轉變”(即“變知識灌輸為主的教學”為“啟發導學式的能力型為主的教學”；變“教師為中心的教學”為“學生主體，教師主導”指導思想的啟發教學；“變傳統的講解、板書、掛圖等手段的教學”為“傳統媒體手段與現代媒體手段，含多媒體計算機手段優化組合的教學”；“變單一的班級課堂教學”為“班級課堂、歷史室教學和課外活動相結合的教學”)，力求達到“二個五要點”(①知識、情感、能力、理論、思想認識有機結合；②在“整體、主體、現代、優化、深層”上體現學科的德育滲透)，改變“五點狀況” (學科思想教育的隨意性、零碎性、局部性、表層性和說教式)，在運用現代教學技術手段與教學方法，建構能體現學生認知主體作用、能達到知識、情感、能力、理論與思想認識有機結合的新的教學模式上，有新的突破，提高了德育實效性，回答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與中學歷史教學”的若干問題，回答了“教學方法、技術手段、教學內容、教學目標與德育實效性”的若干問題。(《促成“觀念內化”教學的實驗報告》獲1997年廣東省中小學教育創新成果三等獎，1997年《德育報》中小學德育論文一等獎，廣東省中學歷史教學優秀論文二等獎，該《實驗報告》刊登在《中學歷史教學》1998年第7期)

佛山三中《以學科教學為主渠道積極開展德育滲透的研究和買踐活動》一文，介紹了生物、英語、地理、語文、歷史、物理、數學等學科教學，在“構建教育框架，明確目標、內容、步驟，把握住結合點”和“充分運用現代教學技術手段”等方面，加強德育滲透的研究和實踐，進一步發揮學科

教學的德育功能；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的經驗。五、加強學生心理素質的訓練，或非智力因素的培養

學生的學習態度興趣、情緒情感、求知需要、毅力恒心、自信心甚至性格，或多或少受到學習方式方法的影響。在一定的學習策略指導下培養、形成的。而好奇心、求知動機、進取性格、豐富的情感、創新的意向、良好的自我概念和較高的自信心等，都是激勵學生學習的動力因素，是學會學習，學會生活，學會做人的重要因素。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注意學生良好的心理素質的訓練，“大處著眼，小處入手”，“潤物細無聲”，并持之以恒。講究方法；采用激勵法，如目標激勵、興趣激勵、競爭激勵和榮譽激勵等；采用識別法和排除法，如感情障礙、情緒障礙、思維障礙、語言表達障礙、文化、環境的消極影響等的識別與排除；采用調節法等，培養學生自尊、自信、自控、忍耐、堅毅等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