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與進展范文10篇

國外研究進展

20世紀70年代開始，規劃學、地理學和管理學等領域的學者逐步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相關問題展開了持續的研究，其中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影響因素、配置模式、設施的可達性和配置評價等方面的研究是關注的焦點。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影響因素分析是選擇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模式、進行公共服務設施規劃配置的前提。FriedlyPH（1969）研究了公共投資政策選擇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狀況的影響，提出收益和成本是城市公共服務設施投資配置的重要影響因素[8]。GreenhutML（1980）等人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影響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因素主要有需求、成本和設施配置福利等[9]。BelerErkip（1997）等人對安卡拉城市居民對于公園和文化娛樂等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現狀感知進行研究，發現服務設施的使用群體特征和需求對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有較大影響[10]。JohnICarruthe（rs2003）等人在對城市蔓延與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成本的關系研究進行總結的基礎上，對美國283個郡縣1982～1992年間城市發展對城市公共服務支出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化區域范圍的空間延伸、行政區域碎片化等因素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有較大影響[11]。空間可達性是度量公共服務資源空間配置合理性的最有效工具之一，198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開始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可達性類型、影響因素以及可達性測度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BachL（1981）對公共服務設施區位配置模型中的可達性聚合和分散問題進行了探討[12]。英國MitchelLangford（2008）等學者運用兩步移動搜尋分析方法（two-stepfloatingcatchmentareamethod，2SFCA方法），研究基于GIS可達性空間分析的交替性人口分布對公共服務設施可達性影響的測度模型，并以威爾士南部的卡迪夫地區為實證區域，檢驗城市里若干公共服務設施可達性的變化情況，研究結果表明分區密度模型傾向于顯示可達性較低的分數，但具體模式取決于地方因素，在某種程度上還取決于模型假設和方法論[13]。RashedAl（2004）在社區正義、分布正義和社會權利的理念框架下，嘗試對阻礙孟加拉國首都達卡市城市貧困地區居民獲取公共服務設施的可達性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對于處于劣勢地位的城市貧困階層來說，無論是普通的基本公共服務設施還是服務于個別集團、個別階層的公共服務設施的可達性都受到金融環境、收入、地位等方面的影響[14]。公共服務設施的可達性研究為評判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科學合理與否提供了借鑒，為公共服務設施配置評價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衡量標準，隨著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逐步進入配置后效益研究階段，可達性的研究也日益增多。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術界開始從不同的研究視角，探討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模式與機制。MichalosAC（1999）等人于1997年夏天對英屬北哥倫比亞喬治王子城的公民信仰、對公共服務的態度和生活質量進行了調查，并運用一種簡單的線性模型分析出公眾對市、省和聯邦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滿意度分別為32%、20%、19%，表明自下而上的配置模式優于自上而下的模式[1]。WolpertJ（2001）對紐約市非營利性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模式進行分析，發現即使是紐約市地價最高、可達性最好的地段，也可以為非營利公共服務設施提供配置的空間，但是，由于可達性和辦公空間的成本約束，非營利性公共服務設施在選址方面，主要選擇位于私人公司和政府機構之間的地段[15]。KeithM（2001）等人對發展中國家除政府以外的機構提供公共服務設施的“非政府、非營利”（NONPRO）機制進行研究，發現非政府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有效供給的經典模式有以下要求：協作、透明的供給記錄、有責任心的建設人員、適度的設施規模、專業化的管理和外部監督[16]。Ho-SeopCha（2009）等人對城市交通設施中的公平性問題及其對現代交通設施系統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并運用地理信息系統和空間優化模型，設計了一種基于網絡點集的面狀交叉口模型（PINPS）來配置連續道路網附近的公共交通設施，以確保面域需求目標的完全覆蓋[17]。伴隨著高度的城市化，西方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規劃、建設進入穩定發展期，城市公共服務配置研究也隨之進入成熟發展階段，學術界開始探討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后續效應即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評價研究。McAllister（1976）提出在城市公共服務設施中心的設計中，規劃師應當堅持公平與效率相結合的原則，并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建立了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效率與公平的評價指標，如：配置規模與空間區位的選擇，他還指出，公平原則在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實踐中顯得更為重要[18]。NjohAJ（1994）等人從居民對于公共服務機構提供的服務設施滿意度的角度，建立了一個基于服務對象滿意度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提供機構的服務效率評價模型，對喀麥隆（cameroon）城市公共服務設施提供機構的服務效率進行了評價。Ko-WanTsou（2005）等人認為實現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公平配置是城市規劃師要實現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目標，結合GIS和空間分析模型，提出了一種基于可達性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空間相對公平性的綜合評估方法，以建立綜合平衡指數，為規劃者分析現狀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相對公平狀況[19]。LiaoChin-Hsien（2009）等人認為一個準確的公共設施服務范圍可以改善公共服務設施配置規劃，他們運用GIS網絡分析和空間句法來分析道路整合下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對城市環境質量的改善，提出一種基于GIS和空間句法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服務范圍勘測評價方法[20]。TOMCarlson（2011）等人應用地理信息系統（GIS）創建一個選址模型，用來評價建立在華盛頓皮爾斯郡的一個社區老年人預防設施項目，結果表明，GIS技術可以用來決定確切的行程時間，同時可以促進社區預防設施選擇地點的可達性和利用目標人群達到最大化[21]。

國內研究進展

受西方學術思潮和近年來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建設實踐的影響，國內學者從1990年代末開始關注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21世紀以來，隨著“服務型”政府、“友好型”城市建設理念的流行，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研究也日益增多，研究的焦點集中于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現狀、影響因素、規劃布局、配置標準以及配置評價等方面。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現狀情況進行分析，找出現狀配置中存在的問題，可以為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優化配置提供借鑒。學術界主要從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分類、空間分布、存在的問題以及對策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在空間分異研究方面，高軍波（2011）等人以廣州市為例，運用問卷調查法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空間分布進行社會生態學分析，結果表明廣州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空間分布的社會分異特征顯著，不同階層社會群體居住單元的公共服務設施配套及可達性存在顯著差異，社區地位與城市公共服務設施供給及可達性之間呈非完全一致性[22]。應聯行（2004）通過對杭州城市社區建設與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現狀進行研究，發現杭州城市社區存在社區建設與規劃脫節、社區建設與管理脫節、社區配套設施與需求脫節等問題，提出要加強社區規劃的編制與實施[23]。李薇（2010）以社區公共服務設施為研究對象，結合北京市的案例，通過規劃指標對比和現狀剖析的方式，分析北京市社區公共服務設施規劃指標和實際規劃建設中，存在規劃指標配置相對較低、針對性和前瞻性不足、缺乏公益性和便民性、規劃單元與行政單元不對應以及規劃、管理、執行部門分割等問題，從明確項目、統籌規劃、完善機制等方面提出加強社區公共服務設施規劃建設的建議[24]。李曌（2010）通過對西安市中心城區社區內為老齡人口設置的公共服務設施現狀情況進行調研，提出完善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布局層次、細化項目設置、完善政策法規、推動各種政策法規的立法觀念及完善老年人福利政策等城市社區老齡人口的公共服務設施配置建議[25]。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影響因素分析是進行城市公共服務設施合理布局規劃的前提，總的來說，目前影響我國城市居住區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主要因素有地形、氣候等自然因素，也有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居住區人口規模與結構等經濟社會因素。呂勤（2009）根據蘇州市流動人口集中居住區（集宿區）建設的不同模式，分別從使用者對設施的滿意度和需求度調查以及對相關部門和集宿區管理者的調研入手，發現集宿區公共服務設施具有選擇多樣化、管理人性化和使用便利化等需求特征，其需求影響因素有人口結構、價值觀念、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等方面[26]。張帆（2010）在對西安曲江新區公益性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現狀分析的基礎上，分析了西安曲江新區公益性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新區的功能分區、收入差別、消費結構和信息網絡化的興起等方面[27]。覃文麗（2011）對重慶市大型聚居區公共服務設施發展現狀進行分析，發現影響重慶市居住區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因素主要有自然、社會、經濟和科技因素等[28]。張少偉（2011）等通過對公共服務設施的發展、演變及組成的分析，總結了影響城市居住區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指標主要有：城鎮規模、居住人口結構、居民生活水平、公共服務設施的合理規模等方面[29]。蔡靚（2007）通過闡述高科技園區的發展與公共設施配套的關系，提出影響科技園區公共設施配置的要素主要為人群要素、地方要素、發展階段要素[30]。公共服務設施規劃是決定各項公共服務設施的空間位置、設施配置數量、規模和具體設備配置的過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空間優化布局則是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規劃進行調整的過程，可以促進城市空間結構合理調整、保證城市公共服務設施公平合理地配置。規劃學界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規劃、布局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探討。在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理念方面，周志清（2008）提出城郊結合區域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應融入更多經濟層面、社會層面的思考，遵循“以人為本”的配置理念，統籌的配置原則、動態的配置過程，促使城郊結合區域公共服務設施良好運營[31]。從集約用地的角度出發，通過整合完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空間布局結構，可以優化城市公共資源，實現成熟公共服務設施的多樣性和層級性[32]，巫昊燕（2009）等人從規劃導向和規劃方法兩方面探討了基于城市分級體系的公益性公共服務設施整合規劃方法及其策略[33]。陳弋（2009）提出確立空間上網絡化混合、功能上需求層次演進的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理念，強調從開發區不同發展階段人群的需求層次演進出發，提供網絡化、富有彈性、有機增長的公共服務設施空間體系，并以杭州灣經濟開發區為例進行實證研究，引導開發區的公共服務體系沿著“公平”和“協調”的方向發展[34]。翟坤（2011）指出關注規劃背后的市民精神、人文關懷，實現城市的平等與關愛，營造和諧社會，是濱海新區公共服務設施規劃需強調的重要理念[35]。在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空間布局方法上，越來越多地注重計算機信息技術、計量數學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統（GIS）的運用。伍少坤（2008）等人將基于GeoCA（地理元胞自動機）的城市擴張模型引入到傳統的Location-allocation選址模型中，構建一個動態的公共服務設施選址模型框架，探索如何將選址結果建立在動態的、科學的城市形態預測基礎上，促使選址結果更具有客觀、先見[36]。林康（2009）等人基于所開發的公共產品空間布局決策支持系統，從定量角度深入探討了不同布局方案所產生的空間效應，以優化公共產品的空間布局[37]。劉萌偉（2010）等人基于Pareto多目標遺傳算法，構建了Pareto多目標遺傳算法選址模型[38]。陳旸（2010）提出將地理信息系統(GIS)技術引入到社區體育服務中，利用GIS的空間分析與輔助決策功能進行社區體育服務設施選址和布局優化[39]。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標準和規范規定了不同層級的公共服務設施配置類別、數量和規模等詳細內容，但是不同社會發展水平、不同需求特征的公共服務設施難以用整齊劃一的配置準則進行配置，因此，國內學者針對不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需求客體的城市、居住區和社區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標準進行了廣泛探討。張大維（2006）等人在梳理了各種社區發展規劃理念和居住政策導向后，從武漢市城市社區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現狀和居民對其的需求現狀分析入手，參照住建部、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城市居住區公共服務設施的設計規范，研究了武漢市城市社區公共服務設施的規劃項目、標準和實施單元，提出了具有一般意義的城市社區公共服務設施規劃標準和實施單元建議[40]。王亞鈞（2008）等在分析現有有關公共服務設施國家標準規范的基礎上，結合北京市中心城調整優化和北京市舊城保護，促進新城發展的目標，提出了針對不同類別的公共服務設施節地標準[41]。武田艷（2011）等對各個城市居住區公共服務設施的規劃標準規范的制定思路、設施種類劃分、設施規劃標準指標調整以及規劃標準的演變歷程進行詳細分析，基于不同社區屬性、社區居民的需求變化和需求發展趨勢探討了城市社區公共服務設施規劃標準的設置準則：適用性、動態性和彈性[42]。宋嶺（2011）等人通過對居住環境的需求分析，概括出以必要性、自發性和社會性活動為主的活動類型，并結合不同年齡組的居民，有針對性地探討各自的行為方式和活動特征，在此基礎上總結出住區公共服務設施的布置原則[43]。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評價研究主要有公共服務設施的價值評估、空間公平評價和設施配置質量評價等方面。韓傳峰（2004）等人以城市的公共圖書館服務系統為例，給出了對城市現存的舊公共服務設施的價值進行評估的計算方法，包括標量評估計算法和向量評估計算法，并指出應用這些計算方法可以對同類型的一大類公共服務設施做出總體價值評估和詳細的分類價值評估[44]。陳秀雯（2007）分析了城市居住社區公共服務設施發展的特點和居民對居住社區內公共服務設施的需求，同時對國標和國內部分大城市的公共服務設施配建指標項目進行分析研究，構建了以居民生活質量、滿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如安全性、舒適性等）的居住社區公共服務設施性能綜合評價指標體系[45]。高軍波（2011）等人通過構建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空間分布綜合公平指數模型，借助三維模擬及GIS空間自相關技術，探討了廣州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空間分布格局、公平性特征及其形成機制[46]。馬慧強（2011）等人構建了我國市級基本公共服務質量水平測度指標體系，用熵值法對我國286個地級以上城市（除拉薩）進行系統評價，發現我國城市基本公共服務質量總體不高，空間差異明顯；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與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呈正相關，與城市規模存在對應關系且服務質量較高的城市呈“群”狀分布[47]。

結論與展望

通過分析國內外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主要研究內容與方法，發現國內外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主要集中于規劃學、地理學和管理學等領域。國外學者關注的重點在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影響因素分析、配置模式總結、設施可達性研究和公共服務設施配置評價研究等方面；而國內相關學者主要關注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現狀分析，探討現狀配置中的問題與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影響因素、設施規劃布局、設施配置標準的制定和設施配置評價研究等。對國內外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流程進行總結，發現城市、居住區和社區各種類型的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流程大致一致，可以劃分為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現狀分析—設施規劃布局—設施的管理—設施配置評價四個環節，但對于新建城市居住區、社區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流程和對已建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進行優化配置的流程又稍有不同（圖1）。國內外學者針對這四個環節選取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公共服務設施類型展開了一系列定性、定量的研究，取得了明顯進展（表1）。總體而言，經過大半個世紀的研究，國外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理論體系已經相當完善，相關的配置模型方法也層出不窮。而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起步較晚，在CNKI數據庫檢索“公共服務設施”，可以看到國內關注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始于1998年號敏惠對于鐵道小區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標準及其準則的制定研究[48]。雖然剛經過10余年的發展，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研究的配置理論與方法均不如西方完善與嫻熟，但從一開始的簡單借鑒國外研究理論、研究方法逐步發展到嘗試立足我國國情，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理論體系，相關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然而，目前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研究一般只關注發達地區、大城市的公共服務設施配置，實證研究的地區和數量有限，也尚未形成較為系統與成熟的理論與研究框架。而且，近年來，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似乎遇到瓶頸了，相關理論研究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此外，由于用于深入研究的基礎數據資料很難獲取，無法進行深入研究，短期內的研究方法也無法突破。基于以上不足，展望未來，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后續研究應注意拓寬研究案例城市、居住區與社區的類型和規模；逐步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理論體系；創新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方法研究和關注數字城市背景下的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1）拓寬研究范圍。西方高度城市化使得人口主要集中于大都市地區，而我國國土面積遼闊，且城市化進程還處在加速發展階段，城市規模等級結構呈“金字塔形”，大城市在城市總數中只占很小的部分且集中分布于沿海發達地區。相反，在我國廣大的中西部、內陸地區還有相當數量的中小城市。拓寬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的案例城市及其居住區和社區的類型、規模，擴大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實證研究數量，一方面可以從橫向上對我國不同地域、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進行更為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從縱向上對我們不同規模等級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進行深入研究，為構建具有我國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理論體系提供足夠的實證研究。（2）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理論體系。為廣大城市居民提供各種類型的公共服務設施是城市的基本職能之一。一方面，由于我國與西方國家不處于相同的城市發展階段，且我國與其它國家的國情不盡相同，一味借鑒國外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配置理論，對于指導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建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經濟社會轉型與快速的城市化為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理論研究提供了豐富而必要的實踐基礎，逐步建立適合我國城市發展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理論體系，將是未來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研究趨勢。（3）創新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方法研究。從表1的對比可以明顯看出，無論在數量方面還是質量方面，國內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方法論和技術手段研究均顯不足。國內多數學者還是以采用定性案例分析或者簡單的“統計性描述”為主，研究數據的獲取上以統計資料和國家標準為主，在研究線路上則主要以演繹方法居多，且很多配置模型都直接借鑒國外研究成果，缺乏自主創新。隨著研究主體的微觀化，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研究應該逐步轉向定量模型的改進或者行為主義等微觀層次，同時，綜合借鑒工程技術等其它學科的研究方法與技術，完善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方法體系。（4）關注信息技術下的數字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進入信息時代以來，互聯網深刻地改變著城市規劃、城市發展方式，整個城市的居住區和社區通過信息網絡聯系起來，這也改變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與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模式。為了更好地與時代接軌，與居民公共服務設施需求的時代特征相吻合，關注信息技術下的數字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將成為數字城市規劃背景下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研究方向之一。

石漠化綜合治理艱巨性與科技支撐

在喀斯特山區，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環境，生態系統及其脆弱，決定了石漠化綜合治理工程的艱巨性與長期性。蘇維詞［17］、楊勝天［18］通過研究貴州喀斯特山區生態系統，指出喀斯特生態系統具有易損性強、環境與人口容量小、穩定性低、變異敏感度高、承災能力弱、自然恢復速率低等特點。覃小群等［19］通過評價廣西巖溶縣的生態環境，指出喀斯特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協調性差、可持續發展能力弱。王世杰［20］等則從喀斯特石漠化的形成背景、演化與治理角度出發，指出石漠化過程具有區域性、漸發性、潛發性（隱蔽性）、生態破壞性、難恢復性（嚴重性）等特點。萬軍［21］、李陽兵［22］等更是指出，石漠化區域貧困人口集中，人口壓力大，經濟落后，土地退化嚴重，人地矛盾異常尖銳，部分地區已經失去了依靠自身力量進行生態恢復和發展的可能性，粗放式發展經濟、掠奪式開發資源，導致其處于“巖溶生態環境破壞—貧困加劇”的惡性循環中。如何有效開展生態建設、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決定著石漠化綜合治理工程的成效。針對當前巖溶地區石漠化治理工程任務重、難度高與區域經濟發展嚴重滯后、貧困問題突出等矛盾，依靠科技進步，合理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徹底消除貧困、以促進區域生態環境與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蘇維詞等［23］指出，要就巖溶山區的生態環境整治及產業化技術、石漠化治理關鍵技術等與生態建設及可持續發展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開展攻關研究、技術創新、技術集成等工作；李先琨等［24］則提出要抓好實驗示范區的示范建設，樹立樣板，推廣成功模式。熊生平［11］提出要確定自然因素和人為作用對石漠化過程的正負面影響和各自的貢獻率，朱文孝等［25］則著重指出要把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與科技水平的提高作為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切入點，大力加強科學研究與科學規劃，建立適合于巖溶地區石漠化綜合治理工程的科技貢獻率測算模型，為石漠化綜合治理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

石漠化綜合治理工程科技貢獻率測算研究

至20世紀50年代開始，科技貢獻率測算研究作為經濟學中的一個熱門話題呈現，到現在已經從定義、測算方法、模型、指標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體系。隨著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展，目前已成功運用于環境、農業、交通、化工、建筑、水利等領域。本文選取經濟、環境、農業、林業、畜牧業、水利等行業研究的科技貢獻率文獻進行綜述，旨在反映當前國內外學者們研究石漠化綜合治理科技進步對區域經濟發展和生態恢復與重建的貢獻的前沿理論。科技貢獻率的測算經歷了測算方法建立、對模型進行修改、完善三個階段。在測量方法創立階段，1927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數學家柯布和經濟學家道格拉斯［26］首先闡述了產出量和投入量之間關系的生產函數理論和方法，用以計算出科技進步對新增產值的貢獻，但不能直接計算出科技進步對產值增長速度的貢獻。后來又研究出現CES生產函數、VES生產函數、前沿生產函數、超越對數生產函數。在修改階段，1957年，美國經濟學家索洛［27］對生產函數做出了重大改進，將科技進步納入生產函數方程，在中性生產函數假設下推導出增長速度方程，定量分離出廣義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在完善階段，丹尼森、喬根森［28］等將資本與勞動進一步劃分，并且將索洛剩余中可以測度的因素進一步明確出來，從索洛剩余中剔除，使索洛余值越來越小。1978年，著名的美國運籌學家查恩斯［29］、庫伯、羅茲提出了數據包絡分析法。在此以后，國外對于科技貢獻率的研究相對淡化，然而國內則處于起始階段，而且此后的研究大多基于計量方法的運用展開的，創新成果較少。對于科技貢獻率的認識，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各觀點相互補充，完善了科技貢獻率測算研究理論。狄昂照［30］提出科技貢獻率測算與其計算使用的數據不可分割；龐智強［31］則指出科技進步的貢獻率應基于科學技術的進步量展開，而不應是全部科學技術水平，科技進步貢獻率應介于［0，1］之間。楊少華等［32］認為在測算過程中，應把勞動、資本的產出彈性作為一個動態指標來測算，定量地評價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但是陳穎等［33］提出單純地分析和比較科技進步貢獻率并不能反映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實質，甚至還會得出錯誤的結論。許平祥等［34］通過研究指出各個指標只能做到反映各因素綜合作用的平均效果，不能反映某項具體的政策或技術措施在短時間內的效果，再者，科技進步指標反映的是趨勢而不是狀況。在科技比較發達地區，科技貢獻率反而會低。丁興爍［35］針對當前測算方法存在的問題，提出通過運用因素分析法構建模型分析各影響因素對科技貢獻率的影響程度，可以分析在科技創新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從而尋求提高科技創新貢獻效應的途徑。在基于環境、農業等視角的科技貢獻率測算中，張應祿［36］提出僅從純科技的角度認識這個概念會產生嚴重的誤解，不切實際地使用這個詞也會產生嚴重的偏差。梁俊芬［37］認為農業、林業等自身的特殊性和復雜性，不僅給解釋變量的設置帶來困難，而且使模型自身的假設條件難以滿足。程智強［38］、魏邦龍［39］、徐保根［40］、盧亞麗［41］等提出在測算過程中，由于對方法的理解不同，加之對原始數據處理不當，使得同樣數據資料，產生的測算結果也會不同，為此應把政策、天氣作為影響因素加以考慮，而且，測算目標不僅在于經濟效益，還在于生態效益。隨著科技貢獻率研究的深化，研究行業從經濟向農業、環境等方面進一步拓展（表1）。

巖溶地區石漠化綜合治理工程科技貢獻率測算研究評價

科技貢獻率的測算，需要以石漠化綜合治理效益的研究作為支撐。經過長期的研究，巖溶石漠化治理的效益評價基本形成了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民生效益的理論與方法，但是目前國內尚未有一套取得普遍認可的、成熟的、適合于巖溶地區的生態環境治理綜合效益評價的體系和方法［11］。對石漠化的評價大多為基于統計學的現象調查，評價指標繁雜、獲取數據難度大、實用性不強、各因子之間相互交錯、信息層次不清［58］，使得石漠化綜合治理工程綜合效益與實際狀況可能出現偏移。而且石漠化綜合治理工程首要目標是生態環境改善，在工程開展和實施工程中，部分工程不具有直接經濟效益。目前，國內外各研究領域的科技貢獻率測算研究大多以經濟活動中投入與產出為基礎，把經濟增長作為唯一目標。而且還沒有一套測算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等綜合效益的科技貢獻率測算方法和模型［46］。科技貢獻率測算過程中以直接經濟產出作為唯一產出目標，會使測算結果偏小。在數據獲取時，屬于石漠化綜合治理工程范疇的社會經濟數據獲取困難，把生態效益折算為直接經濟效益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今后需建立和完善石漠化綜合治理工程社會經濟數據庫，健全石漠化防治綜合效益監測體系，保證數據的科學性、準確性。

近年，結直腸癌外科無論在臨床研究還是基礎研究都取得了迅速的發展。早期篩查、早期診斷的手段不斷豐富；結直腸癌發病相關的信號通路、基因及表觀遺傳學改變進一步得以揭示；一些用于結直腸癌的預防性藥物得到證實和應用；對直腸癌浸潤及轉移規律的揭示，使大部分低位直腸癌得以保肛，術后生活質量明顯改善；腹腔鏡結直腸癌手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更多的臨床試驗支持；預測化療療效的生物標志物不斷被揭示，使得個體化治療成為目前結直腸癌領域耀眼的亮點之一；靶向藥物的應用，顯著提高了轉移性結直腸癌的療效；新輔助治療、新型化療藥物及方案的出現，使結直腸癌術后復發率和生存率得到顯著改善。總之，以手術治療為主的多學科聯合的個體化綜合治療模式已經形成，結直腸癌外科的研究已步入分子生物學、遺傳學、基因學、藥理學及臨床醫學等多學科交叉融合的轉化醫學時代。現就近年結直腸癌外科取得的主要研究進展進行回顧和展望。

一、人群篩查及早期診斷

對正常人群進行篩查，是降低結直腸癌發病率、死亡率的重要手段。目前常用的篩查手段主要包括：(1)大便隱血試驗(FOBT)；(2)復合FOBT(先進行FOBT檢測，若陰性，每1～2年復查1次，若陽性，則行結腸鏡檢查)；(3)乙狀結腸鏡檢；(4)全結腸鏡檢。研究顯示，大便隱血試驗的敏感性約14％，篩查價值低。結腸鏡檢準確性高，并且可同時去除存在的息肉，因此被推薦為結直腸篩選的首選。近期研究證實，乙狀結腸鏡檢篩查能將結直腸癌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降低33％和43％。全結腸鏡檢作為結直腸癌的篩查手段安全、有效，從理論上說應該比乙狀結腸鏡篩查更有效，但是，目前尚缺乏隨機對照臨床試驗(RCT)研究證實其篩查價值。近年，一種新型無創的結直腸檢查技術——cT結腸成像技術(CTC)為結直腸篩查提供了新的選擇。研究顯示，CTC對于直徑≥1cm的結直腸癌或息肉的診斷準確率可達90％。CTC實現了無創化結直腸檢查，但費用較高，其篩查的價值也需進一步研究評估，因此，要將該技術作為常規篩查手段尚為時過早。糞便基因檢測是近年發展的基于分子水平的早期無創檢測結直腸癌的技術，主要包括：糞便RNA檢測、DNA突變檢測和DNA甲基化檢測。糞便RNA檢測較簡單、成本低，但是，糞便RNA易于降解、提取步驟復雜，其結果受糞便離體時間、保存條件等因素影響，結果穩定性差。糞便DNA突變檢測具有較好的穩定性，多基因聯合檢測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均達90％以上，但價格昂貴($625)，所需糞便樣品量大(高達30g)，故該篩查方法仍未得到推廣應用。近年研究表明，DNA局部區域特別是啟動子的CpG島處于過甲基化狀態是結直腸癌發生的早期事件，因此，糞便DNA甲基化檢測可望成為結直腸癌早期篩查的一種新的非常有前景的方法。但對該方法的研究仍處于初始階段，有待進一步研究。

二、藥物預防

結直腸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圍內高居第3位，并呈上升趨勢。因此開發化學預防藥物對于結直腸癌的控制有著重要的意義。近年來，非甾體類消炎藥(NSAIDs)對結直腸癌的預防作用一直是研究的熱點。盡管現有研究顯示多種NSAIDs藥物對結直腸癌、腺瘤有抑制作用，但迄今被用于臨床預防的藥物只有塞來昔布(celecoxib)。研究顯示，塞來昔布可顯著抑制家族性腺瘤病(FAP)患者結直腸腺瘤形成，因此，美國FDA已批準該藥用于FAP患者的臨床輔助治療。但是，近年一項名為APC(AdenomaPreventionwithCelecoxib)的臨床RCT研究結果顯示，盡管塞來昔布可顯著降低結直腸腺瘤的風險，但是同時也顯著增加了發生心血管意外、中風的風險，這使該藥的臨床應用受到了限制。阿司匹林是近年唯一被臨床RCT研究證實具有降低結直腸癌發病率和死亡率的NSAIDs藥物。2010年發表于Lancet的一篇薈萃分析發現，口服阿司匹林可顯著降低結直腸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今年一個臨床RCT研究證實，林奇綜合癥(1ynchsyndrome)患者每日口服600mg阿司匹林片可使結直腸癌發病率降低60％，同時也顯著降低林奇綜合癥相關癌的發生率。但是，阿司匹林存在導致消化道出血等不良反應，目前其安全劑量、使用療程等還需要進一步臨床研究確定，因此還不能推薦作為常規預防用藥。

三、外科治療

關鍵詞肝膽管結石診斷治療

摘要肝膽管結石在我國是常見病,也是膽道外科領域的治療難題，發病控制率約為95.3%，傳統的手術治療由于對于肝膽特殊生理特點，給手術治療帶來一定的限制性和盲目性，術后殘石率為30%左右，從而導致手術治療后復發，進行再手術發生率增加，給患者帶來較大的精神和經濟負擔[1]；隨著對該病認識的深入、影像學診斷技術的發展、手術技術的進步，以及設備條件的改善，新手段、新技術的應用，治療效果有了顯著提高，結石殘留率、復發率及再手術率均有下降。本文就肝內膽管結石的診斷及治療進展綜述如下。

1診斷

1.1臨床表現

肝內膽管結石病根據病程及病理的不同，其臨床表現可以是多方面的，從早期的無明顯臨床癥狀的局限于肝內膽管某段肝管內的結石，至后期遍及肝內外膽管系統甚至并發膽汁性肝硬化、肝萎縮、肝膿腫等的晚期病例，故臨床表現十分復雜。在病程間歇期，可無癥狀，或僅表現為上腹輕度不適。但在急性期，則可出現急性化膿性膽管炎的癥狀，或不同程度的Charcot三聯征，多數可能是合并的肝外膽管結石所造成。其臨床表現主要是急性膽管炎，包括膽道梗阻三聯癥：疼痛、寒戰發熱、黃疸；重癥膽管炎的五聯癥。在無合并肝外膽管結石的病人，當一側或一葉的肝內膽管結石造成半肝或某一肝段的肝內膽管梗阻，并繼發感染時，可出現畏寒、發熱等全身感染癥狀，甚至在出現精神癥狀和休克等急性重癥膽管炎的表現時，病人仍可無明顯的腹痛和黃疸。體檢可捫及肝臟不對稱性腫大和壓痛，常易誤診為肝膿腫或肝炎。這種周期性的間歇發作是肝內膽管結石的特征性臨床表現。肝內膽管結石的臨床表現以間斷右上腹痛伴發熱為主要特點。無感染癥狀時，病人可自覺周身發熱，往往無明顯黃疸。但部分病人膽道感染使整個膽道系統梗阻時會出現黃疸表現。有些病人只有輕度上腹部不適，早期無典型膽道感染癥狀，后期，結石遍及肝內外膽道系統時可出現膽汁性肝硬化、肝萎縮、肝膿腫等嚴重并發癥。

1.2影像學診斷方法

【摘要】本文對我國骨科延續護理服務的大環境、研究病種、研究方式以及移動信息技術在其中的應用進行綜述，為進一步研究提供思路，也為臨床中開展骨科延續護理提供借鑒。

【關鍵詞】骨科護理；延續護理；研究進展

延續護理（continuityofcare）是國際上自20世紀中期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護理模式［1］。美國老年病協會（Americangeriatricsociety）指出延續護理可確保患者在不同健康照顧場所、層次之間轉移時所接受的健康服務具有協調性和連續性，以預防或減少高危患者健康狀況惡化［2］。骨科患者由于創傷、手術使康復周期相對較長，需要循序漸進制定長期的功能鍛煉計劃，以求最大限度恢復功能。而患者出院時對于后續照護如體位、營養、功能鍛煉、活動等有較多疑惑，延續護理需求較大［3］。若出院后缺乏專業的護理指導，患者的功能鍛煉可能不到位，還可能會出現疼痛或其他并發癥，因此更不愿意或不能進行功能鍛煉，從而形成惡性循環。有研究［4］顯示導致關節置換術后患者再入院的原因主要為脫位、手術部位感染、假體周圍骨折、出血和血栓栓塞癥等外科并發癥及疼痛［5］，同時也有研究表明骨科延續護理與更好的預后和降低總醫療成本有關［6，7］，對脊柱手術再入院預防也有潛在重要性［8］，護士在促進從醫院到社區的護理連續性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9］。因此本文對國內骨科延續護理的應用及研究現狀進行綜述，旨在為開展骨科延續護理工作提供參考依據，為今后的相關研究提供方向與思路。

1骨科延續護理服務大環境

2011年，延續性護理服務項目正式進入了衛生部研究［10］，2012年《中國護理事業發展規劃綱要（2011年～2015年）》［11］提出要將護理服務延伸到家庭和社區。2015年3月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頒布的關于“進一步深化優質護理，改善護理服務的通知”［12］和2016年的“十三五”規劃中［13］也強調了完善服務內容和方式，為住院患者提供形式多樣的延續性護理服務。而目前國內主要對腦卒中、糖尿病、高血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前列腺增生癥等慢性病、老年病和常見病開展了多項延續護理實踐［14，15］。有研究［16］表明目前我國骨折院外延伸康復護理學科處于快速發展時期，且骨科延續護理的核心期刊領域尚未形成。所以，我國骨科延續性護理的大環境是支持的、鼓勵的、有利的，發展空間也是極大的。開展骨科延續護理是適應我國衛生事業不斷發展的需求。

2骨科延續護理研究病種

摘要：伴隨城市發展及公眾日常行為活動類型的增加，博物館與人的關系也更加密切,而博物館環境空間在設計時重展示、輕體驗，這樣會造成“博物館疲勞”問題發生。文章回顧了現有文獻，分析了問題產生的原因、解決策略、評估應用現狀，以期更好解決“博物館疲勞”問題。通過文獻資料數據庫收集有關“博物館疲勞”問題研究文獻，對當前國內外有關博物館環境空間中的“博物館疲勞”問題研究文獻進行梳理分析和總結歸納，提出未來此問題的研究方向,以便為后續的博物館環境空間設計中的“博物館疲勞”問題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提供參考。

關鍵詞：博物館環境空間設計；博物館疲勞；參觀者

1引言

隨著人們物質文化水平的提高，開始注重精神生活享受，博物館逐漸成為人們提高精神文化水平必不可少的場所。如今博物館數量正在快速增長，據統計截至2018年底，全國在個各級政府備案的博物館數量已達5136余座，我國每年新增博物館在180家左右。然而，建設高潮中的博物館在設計時考慮的重點往往是博物館展品的陳列、儲藏以及展示，很少考慮參觀者在博物館空間中的真實體驗和感受，這種設計策略往往會讓參觀者出現“博物館疲勞”。針對此問題，筆者將對已有的相關研究進行梳理。分析以往學者對博物館環境空間中參觀者出現“博物館疲勞”問題的研究，從已有研究中總結關注重點、存在問題、應用現狀及對未來研究展望，并針對博物館環境空間中參觀者出現的疲勞問題提出針對性的改進意見，從而完善今后的博物館環境空間設計。

2問題的提出

在博物館環境空間設計中“博物館疲勞”問題的出現并不是一個新問題，早在1916年本杰明•夫斯•吉爾曼第一次在Museumfatigue一文中就提出“Museumfatigue”這個概念。1918年吉爾曼在他的專著MuseumIdealsofPurposeandMethod中談到在博物館中由于其展示以及展品的擺放設計不合理，才會讓人在參觀過程中發生“博物館疲勞”問題[1]。

摘要：對宋代皇權與相權關系的是史學界比較關注的一個焦點，自1942年錢穆先生發表《論宋代相權》一文以來，已經有六十余年的歷史了。在這期間，分辨以1985年王瑞來之《論宋代相權》和1994年張邦煒之《論宋代的皇權與相權》發表為分水嶺，分為三個階段。前一階段主意相權削弱，中期相反，主意相權加強，后一階段主慌張權和相權都得到加強。

關鍵詞：皇權；相權；加強；削弱

在對古代政治制度的中，皇權與相權的關系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話題。在宋代，政治制度異常復雜，這也就使其皇權與相權的關系顯得很奧妙，對于孰強孰弱，長時間以來一直爭辯不休。下面就對這一課題的過程作一簡略的回想。

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錢穆先生發表《論宋代相權》一文以來，對皇權和相權關系的已經有六十多年的歷史了。在此期間，對這一問題的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從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為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里，學者們廣泛認為宋代相權大大削弱、皇權得到加強。第二階段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這是激烈爭辯的時代。一方面，傳統的相權削弱皇權加強的學說受到嚴格尋釁，以王瑞來為代表，提出了完整相反的觀點。另一方面，學者們又從多個角度來集中探討相權和皇權問題。第三階段就是90年代以來，突出特點是突破了皇權與相權此強彼弱、簡略對峙的舊框架，將二者作為一個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來考核，認為皇權與相權都有所加強。當然，其中也有重復。下面就對這三個階段略加介紹。

真正開端探討宋代皇權與相權關系的是錢穆先生于1942年發表的《論宋代相權》這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率先提出相權削弱說，認為宋代相權因被分割而大大削弱，皇權卻相應地得以極大的強化。宋朝設樞密使掌軍政，“宰相不獲預聞兵事，是宰相之權已去其半”；設三司使掌財政，“宰相之權，兵財之外，官人進賢，最其大者，而宋之相權，于此亦絀”；并讓臺諫專門彈劾外朝官員，“宋則臺諫漸混而為一，乃專以繩外朝，非以諫內廷”。此后，又有不少人撰文持續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如季子涯于1954年發表的《趙匡胤和趙宋獨裁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發展》、鄧廣銘于1957年發表的《論趙匡胤》、張家駒于1958年發表的《趙匡胤論》以及關履權于1983年發表的《宋代獨裁主義中央集權》。這些文章都繼承了錢穆的觀點，認為宋代設樞密院以分宰相軍權，設三司使以分宰相財政權，設參知政事以牽制宰相，同時讓臺諫共同糾彈百官，這樣就使皇權加強，相權削弱。

解放以后出版的各種通史和斷代史也都吸收了錢穆的觀點。例如《中國史稿》第五冊認為宰相和相當于副宰相的參知政事一般不止一人，他們和樞密使、三司使都得聽命于皇帝。還如《簡明宋史》在敘述完宋初的中央官制后，總結道：“……相權不斷遭到削弱，不僅軍事、財政大權已被分出，連中級官員的任免管理、刑案最后覆審，都有專門機構進行；而且還不斷受到御史的‘傳聞’彈劾，并不必定需要有根據。然而職責為規諫皇帝的諫官，仁宗初年成為制度后，常以彈劾大臣為重要職責。所有這些都是為加強君主獨裁主義而設，皇權大大地膨脹起來了。”

摘要：文章以貿易開放度度量指標的構建方式將貿易開放度的度量方法分為指標體系法和模型構建法進行闡述，并對每類方法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評論：盡管貿易開放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在理論上有較為一致的觀點，但是在實證研究方面卻出現了不一致的結論，文章就實證研究結論不一致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與評論。

關鍵詞：貿易開放度；經濟增長；研究進展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的大趨勢，對外開放是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前提。同時，經濟開放又是把“雙刃劍”，既能帶來機遇，也會提出嚴峻的挑戰，諸多發展中國家的開放歷程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國外在貿易開放度的度量及測算領域出現了許多新觀點、新方法，對貿易開放度的實踐和認識已進入一個新階段，并且國外對經濟開放的要求已涉及貿易政策、貿易體制、匯率政策和宏觀經濟運行方式等相當寬泛的領域。與此同時，關于貿易開放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也隨著貿易開放度度量新方法的出現以及計量分析技術的改進，取得了很大進展。本文就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外對貿易開放度度量指標及度量方法研究的新進展，以及關于貿易開放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和評論。

一、貿易開放度度量指標及方法的研究進展

(一)研究現狀

最早的貿易開放度度量是從分析對外貿易依存度開始的，即用進出口貿易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來表示貿易開放度。由于這種度量方法簡單直觀，所以一直為研究者廣泛采用。但是在研究過程中，人們逐漸發現用外貿依存度來度量貿易開放度的局限性，因為一國外貿依存度受到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市場規模、國內消費需求等因素的影響，因此，貿易依存度并不能完全反映貿易開放度的變動，例如大國和小國由于經濟規模的差異，顯然具有不同的結果。Kuznets在60年代就曾提出“小國比大國對國際貿易的依存度更大”的觀點。Edwards(1998)也指出，一個國家即使貿易扭曲嚴重，但仍然可能有很高的外貿依存度，外貿依存度不能真實地反映貿易政策。

進入網絡信息時代以來，企業間的合作經營十分活躍。人們逐漸摒棄單純競爭的企業運作觀念，通過企業間有意識的相互合作去求得單純競爭所得不到的經營效果。國外學者稱這種基于“雙贏”（win－win）基礎上的經營方式為“合作性競爭”（coopetition）。

合作性競爭作為企業獲取經營優勢的一種戰略選擇最先引起管理學家，例如哈佛商學院的布蘭登伯格（A.M.Brandenburger）和耶魯管理學院的納爾巴夫（Nalebuff）的關注和研究（注：A.M.Brandenburger,B.J.Nalebuff,Co-opetition:ARevolutionaryMindsetThatCombinesCompetitionandCo-operation:TheGameTheoryStrategyThat’sChangingtheGameofBusiness,DoubledayPublicationPre.June1996.）。但是，作為對傳統競爭觀念的一種否定，合作性競爭中同時隱含著豐富的經濟學內容，它的系統化研究對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亦有積極的意義。

一、合作現象與經典競爭理論發展的關系

競爭與合作都是典型的企業行為。長期以來，競爭行為作為企業和市場活力的源泉，受到幾乎所有經濟學家的重視。分析競爭理論的發展過程，從亞當·斯密的“自由競爭”到張伯倫的“壟斷競爭”，從克拉克的“有效競爭”到波特的“競爭優勢”（當然，波特更熱心于向管理者闡述他的理論），我們可以看到企業合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可以毫不夸張的說，沒有合作行為的推陳出新，就難以有競爭理論的系統發展。

在經濟學家斯密的時代，蓬勃發展的工場手工業實現了看似簡單，但卻具有革命意義的合作：上下道工序之間的銜接。這種前后合作使得勞動分工和技能專業化成為可能。勞動者由于更加熟練而導致效率的增加。當時除了少量的上下游企業之間的供貨關系外，企業之間的合作并不明確與固定，商品在市場上的交換基本上通過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來實現。在前后合作的背景下，企業間的自由競爭是一種必然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企業內部的前后合作已逐步發展為生產的集中，出現了企業間的合并現象。面對企業間橫向合作發展的事實，師承斯密觀點的穆勒清楚地意識到合作能力的增強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三大特征之一。他將合作分為存在于從事同類工作的人群之中的簡單合作和從事不同種類工作者間的復雜合作兩種方式。穆勒非常重視合作對提高生產力的作用，他說：“如果一個國家存在廣大的市場，商業信用和創業精神”，“那么各個產業部門會愈來愈強烈地顯露出大企業代替小企業的趨勢。”（注：約翰·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55頁。）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這些國家的企業都先后不同程度地經歷了聯合與合并的浪潮。作為并非完全出于自愿的“合作”，這些聯合與合并一方面促進了生產效率的顯著提高，另一方面又導致了壟斷的產生，對自由競爭理論提出了新的挑戰。1933年，羅賓遜總結了與“馬歇爾沖突”有關的理論探討成果，寫出了《不完全競爭的經濟學》一書。同年張伯倫亦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至此形成了考慮壟斷和寡頭因素的競爭理論。此后，克拉克更進一步提出了“有效競爭”的概念，通過實證分析說明壟斷組織間的競爭同樣將極大地促進經濟向著更有效率的方向發展。克拉克認為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將不會扼殺競爭的效用，競爭與合作會共同推動社會經濟的進步。

NewAdvancesinstudiesonExercise,AntioxidantsandFreeRadicals

HUANGMinfang

(P.E.College,JianghanUniversity,Wuhan,Hubei,China,430056)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thetheoryoffreeradicals,researchonexerciseandfreeradicalshasbecomeanimportantquestioninthefieldofsportsmedicineorbiology.Internationallearnersconcernedhavestudiedtherelationshipbetweenendogenousfreeradicalmetabolismandexerciseandantioxidants.Theyhavealseresearchedexercise-inducedadaptationofantioxidantscapacity.Thispurposeofthisarticleistoreviewbrieflythenewstudiesinthisfield.

Keywords：exercise;freeradicals;endurancetraining;antioxidants;antioxidantcapa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