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趨勢范文10篇

【摘要】本文從當今新媒體環境的多樣性和時效性等角度出發，深入分析在新媒體環境背景下，文創產品的發展現狀以及所面臨的各項問題，通過分析得出立足于當下，著眼于未來的文創產品發展趨勢，探討如何將新媒體充分融入文創產品設計中，為今后的高校文創類產品設計專門類人才培養提供方向性依據。

【關鍵詞】新媒體;文創產品;設計趨勢

一新媒體發展現狀

新媒體泛指區別于以電視、廣播、報紙雜志等為主要傳播媒介的傳統傳播載體的新型傳播手段總稱，簡單地說，新媒體是一種媒介環境。一般來說，新媒體具備以下特點。第一，價值化。媒體本身具備的價值與所傳播內容的價值性是新媒體發展的重要評價內容，媒體作為信息載體本身具備其價值。而在其載體上進行傳遞、擴散的內容信息同樣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兩者價值有效融合，共同推進新媒體向前發展，二者缺一不可，弱一不可。第二，原創性。新媒體在傳播手段和傳播內容上的創造性共同表現為一種原創性，是手段和內容相互影響和促進形成的結果，這種原創性是新媒體創新能力的核心動力。第三，影響力。影響力是評價媒體效果的重要標準，新媒體的發展將當今的媒體影響力推進到一個全新的高度，各種媒介終端設備、表現手段幾乎將每一個人帶入到新媒體環境中，目不暇接的熱門話題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極大地影響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間的相互關系。新媒體在這樣的影響力下不斷調整，發展出適合未來媒體發展的形式和內容。第四，可持續性。相對于傳統媒體，新媒體具有更強的適應性、應變性和可持續性。新媒體是基于傳統媒體發展出來的，在技術創新、模式創新中不斷自我迭代，不斷調整以適應更具創新力、效率的現代媒體環境。

二文創產品設計現狀

中國文創產業起步較晚，但是基于我國悠久的歷史傳承、深厚的文化積淀，以及巨大的消費市場和快速增長的文創消費熱情，文創產業發展已經納入國家戰略層面，高附加值的文創產業已經成為國內經濟增長中的亮點。然而作為文創產業的主要載體，文創產品的發展卻遠落后于行業的整體發展，文創產品設計現狀呈現以下幾種狀態：第一，“IP搬運工”。“IP”是新媒體環境下關注度極高的一個詞，這里的“IP”指知識產權，大量的文化周邊產品便是“IP”的直接載體，如日本經典卡通形象之一“哆啦A夢”，是動漫周邊產品中炙手可熱的大“IP”，目前為數不少的中國文創企業，正在通過不斷購買知名“IP”的方式開發文創產品，此類文創產品可以迅速被市場接受，被消費者認可。但從根本上說，此類文創產品的共性是重產品弱創意，處處受制于版權方，更有甚者因為版權方的頻繁授權，而導致文創行業內部同類型產品間惡意競爭，進入低價低質的惡性循環。第二，“到此一游”。“到此一游”是我們熟知的一種旅游生態，和在標志性旅游景點合影留念的習慣一樣，中國游客的傳統消費習慣之一就是購買當地“土特產”，也就是旅游紀念品。傳統旅游紀念品都給人一種“雞肋”的感覺，放之無用，棄之可惜。究其原因，主要是同質化現象極為嚴重，在泰山買到的旅游紀念品，到了廬山一樣可以買到，唯一的區別是把“泰山”兩字換成“廬山”；在海南三亞銷售的貝殼紀念品也許和北戴河銷售的一樣產自浙江地區。旅游紀念品市場的粗放型發展，缺乏基本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原創意識，過度商業開發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第三，“貼圖”設計。中國傳統文化極其深厚，其中大量的符號蘊含了先輩的智慧和審美，如寓意喜慶和睦的“雙喜”，寓意時來運轉吉祥如意的“回紋”，更有蘊含著深厚哲學思想的太極“陰陽魚”等，無一例外都是代表中國文化的標志性符號；然而當下文創產品設計呈現出一種濫用中式傳統符號的現象，為了文化而文化的產品設計并不鮮見，大量的文創產品設計表里不一，對傳統圖形符號的濫用更多的是因為對傳統文化的不解，缺乏最基本的尊重和敬畏感，誤導消費者。

本文作者：尤洋工作單位：山西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趨勢，是從關注大腦神經生物活動到關注大腦的高級認知功能;從關注部分層面到關注全腦層面;從關注腦活動與行為的關系開始到關注動態考察腦結構和功能的發育;從關注腦和外在行為開始到關注‘基因和環境———腦———行為’。”［2］因此，由于認知神經科學本身所具有的研究復雜性，使得對其的哲學研究也從一開始表現出差異。神經哲學(Neurophilosophy)和神經科學哲學(PhilosophyofNeuroscience)就成為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研究的兩類不同稱謂，而這個領域中的工作也常常因為關注焦點和研究興趣不同而被劃分至兩個不同的研究范式之中。神經哲學，顧名思義，是以哲學的視野來審視神經科學學科內部的概念和主題，或者說對神經科學的研究內容給予哲學式的解讀和討論。按照這樣的理解，傳統的哲學研究方法和問題就自然而然地滲透進這種研究范式之中。比如一方面，它嘗試使用來自神經科學中的信息來探討寬泛的哲學問題，包括傳統上屬于心靈哲學研究視域下的身心(mind－body)問題等研究主題。另一方面，神經哲學研究范式的出現也從客觀上深化了哲學與神經科學二者研究之間的關聯。基于神經哲學中的理論往往建立在神經科學的發現基礎上，這些理論往往內在地表現出唯物的特征，也就是訴諸大腦的結構和功能去解釋感覺、知覺、記憶等精神現象以及語言的腦機制問題。通過肯定身體與行為的聯系就將思想、情感等精神現象與物理性質的身體連接起來，與此同時，包括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PET(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以及腦損傷研究方法等實證研究就進一步地將認識論中的傳統問題(如感覺、直覺、記憶、推理等)腦認知化，從而使神經哲學顯現出自然主義的研究態度。這樣一來，在研究基點上包括在觀點和立場上自然地對立于試圖依據心靈和思想去解釋精神的唯心論、二元論以及功能論中的部分理論。當然，神經哲學的關注點仍然在于傳統的主流哲學問題上，比如什么是情感、什么是愿望的本質、什么是道德認知的神經基礎，類似這樣的問題依然構成了神經哲學的主要內容，但是毫無疑問，這些傳統的哲學問題被賦予了更多的有關神經科學的經驗發現，而且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也受到了相關神經系統研究成果的支持與限制。神經科學哲學，科學哲學的新興研究領域，它更多地使用了源自于科學哲學的嚴格概念和研究方法去分析和解釋神經科學的內容和成果，也因此在研究主題和研究內容上相比神經哲學來說要更加集中和收斂。隨著神經科學最近20年來獲取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和成就，特別是受到最近有關腦認知發現的顯著增加的鼓勵，神經科學哲學開始作為一個正在興起的研究領域在整個科學哲學研究當中凸顯出來，并受到越來越多的科學哲學家的關注和介入。這一情景出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過去的30年當中科學哲學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局域性，關注點從科學行為的一般特征轉換到具體的特定學科的概念、問題和難點上。”［3］另一方面，“認知和計算神經科學持續地關涉和影響了人文學科傳統上所強調的問題，包括意識的本質、行為、知識和規范性，特別是有關大腦結構和功能的經驗發現表明自然主義的方法可以在傳統的哲學命題上得到詳細的應用，而不僅僅是抽象的哲學思考”［3］，這就為神經科學哲學的出現打開了大門。由此，盡管傳統的哲學包括心靈哲學的分析方法，相當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對精神和主體自我存在的抽象思考之上，但新興的神經科學哲學則更多地借鑒了來自于神經科學的實證研究，從而表征出了自然主義的研究特征，或者說是一種自然化的哲學研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神經科學哲學”與“神經哲學”之間的區分還可以由兩個范式內探討的問題加以區分。“如果說神經科學哲學關注了神經科學中的基本問題，那么神經哲學則關注了神經科學的概念對傳統哲學問題的應用。這樣，探索神經科學理論中使用的不同的表征概念就是前者的適用范圍，而檢查神經邏輯綜合癥的應用就是后者的例子。”［3］具體來看，與神經哲學主要關注于什么是情感和什么是愿望以及什么是道德認知的神經基礎相比，神經科學哲學則主要傾向于從有關神經科學內部提問傳統的哲學問題，并就這些問題進行形而上學的回答。這樣的問題就包括:什么是神經科學的發現與解釋?什么是神經科學的表征和解釋機制?對此，既可以用描述的方式加以回答又可以用規范的方式給予分析。依照前者，神經科學哲學就演化為一種對認識機制的自然主義的說明，它將對傳統的心理學研究給予支撐;依照后者，神經科學哲學就過渡為一種認識論的替代，盡管并非所有的認識機理都能夠獲得有效的建構。綜上所述，當代神經科學與腦認知研究的蓬勃興起在回答和解決人類認知功能機制的同時也從客觀上充實和支持了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研究內容，以神經元和腦組織結構為研究對象的神經科學就與哲學特別是科學哲學聯系起來，成為當代科學哲學發展的前沿領域。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兩種范式盡管在研究方法和關注問題上存在差異，但是其研究的出發點和理論基點毫無疑問是相同的。從哲學特別是認識論的角度來看，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探討人類認識機制的必然過程，畢竟相較于傳統的拷問內心的心靈反思，認知神經科學哲學“使得我們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能夠直接看到大腦的認知活動，即大腦在進行各種認知加工時的功能定位和動態過程”［4］，而這顯然就成為認知神經科學出現在哲學領域的直接推動力。這樣，以心理加工的神經機制研究為基礎、以思維和大腦結合的神經研究為目標、以心理和認知功能在大腦中實現為核心問題，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出現和繁盛就成為當代科學哲學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

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關注問題

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出現明顯受到了認知神經科學的鼓勵和支持，而后者的出現則源于認知科學和神經科學的成功，正是在二者共同作用的基礎上，人類探索認知活動的腦機制成為可能。隨著人類社會發展對智能信息系統越來越高的需求，認知科學的諸多核心學科分支，如認知心理學、人工智能和人工神經網絡的研究，都意識到在各自研究領域內出現的難點需要在統一的腦認知平臺上加以解決。由此誕生出的認知神經科學在充分汲取認知科學營養的同時，也開始形成自己的獨特問題和理論，而對這些理論的形而上學思考就構筑起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思考的主要問題。1．認知功能定位。認知功能定位理論在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研究中的凸顯源自于最近20年來的神經影像技術的突飛猛進，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手段和方法就是fMRI和PET技術。但是與此前的腦損傷研究相類似，神經影像研究同樣遇到了挑戰和質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腦皮層中有許多不同的細胞群負責和控制不同的肌體，然而無論是腦損傷還是神經影像研究都暗含一種假設，即存在著單一的皮層區域和細胞結構控制和負責了有機體的某一種構成性功能。但這一假設受到了諸多神經科學哲學家的質疑，認為其過分依賴于單一區域控制前提。他們認為腦處理過程行為應該是一個整體過程，大腦的絕大多數區域都涉及認知行為過程本身，而絕不僅僅只是局部區域，此前的定位理論不過是將功能與效果相混淆。應該說，這一解釋實際上是符合復雜論和整體論原則的，大腦的復雜認知過程絕不僅僅是各部位的簡單堆積和組合，因此從這一觀點來看，定位理論確實先在地表現出了還原論和物理主義的思想，但是鑒于大腦研究的特殊性，在實際研究中確實又需要將大腦進行適當的還原和定位，因此有關認知功能定位理論的爭論也將在認知神經科學哲學中長期存在下去。2．意識解釋。意識問題是心靈哲學的一個重要研究議題，但最近開始頻繁出現在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和腦認知研究中，特別是有關意識的本質以及意識等同理論。一些哲學家認為意識經驗是主觀的，永遠不可能等同于客觀的科學理解。但是這樣一來，意識就成為一種無法得到解釋的主觀現象，而這顯然就脫離了科學的討論范圍，甚至是哲學的。更多的哲學家則主張一種等同理論，即意識等同于一種可解釋的神經物理屬性，而心理狀態可以被視為特殊的物理狀態。但如此一來意識的大腦處理解釋將在大腦處理和意識經驗之間留下“解釋鴻溝(Ex-planatoryGap)”。也就是說，盡管心物相互作用問題得到解釋，但是將意識等同于物理狀態，并不能讓人理解為什么大腦皮層的處理過程能夠產生人的意識復雜性與意識經驗問題。由此，如何看待意識的本質?是否意識來源于大腦中細胞分子的神經機制?意識僅僅是人的心靈產物還是一種綜合神經反饋?類似這樣的問題就成為有關意識研究的重要議題并受到越來越多哲學家的關注。比如塞爾就指出，“意識問題研究首先需要探索與意識相關的神經活動，并去證實意識活動與神經事件間的必然因果關系，最后需要發展出包含若干法則的理論來說明神經活動與意識之間的因果轉化。”［5］3．大腦的計算與表征。有關將大腦與計算機對比聯系的思想實際上在神經科學研究當中早有出處，20世紀30年代起計算神經科學就與人工智能研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以沃爾特•皮茨(WalterPitts)和沃倫•麥卡魯(WarrenMcChulloch)為代表的研究人員則發展出了最初的人工智能神經網絡。皮茨和麥卡魯的工作建立在神經元可以執行解釋認知的邏輯計算的假設基礎上，并使用神經元發展出用于計算的邏輯門(LogicGate)。其后，人工智能的認知主義和聯結主義范式成為科學哲學家研究和反思的對象。最近，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對神經計算與表征的研究方式大多采納了根據表征轉換來假定計算定義的方式。因此，大多數關注計算與表征的問題實際上都是有關表征分析與看待的問題。盡管在談論問題上有所區別，但是可以將這些問題的關涉內容劃分至三類:即，關注表征結構的問題、關注表征句法的問題以及關注表征語義的問題。具體來看，“關注表征結構的問題就是指一個具有句法和語義學的神經系統如何得到建構?關注表征句法的問題就是指該系統中表征的形式是什么或應該是什么，以其形式為基礎各種表征如何相互作用?關注表征語義的問題就是指表征如何能夠表征，表征如何具有內容及意義?”［6］4．神經科學的解釋機制。有關神經科學的解釋機制問題目前在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研究中逐漸引發了爭議。通常來說，這一解釋機制主要分為兩類:機械論與還原論。神經科學的機械論解釋往往具有因果性，其目的在于論述構成部分及其行為如何因果性地解釋了某一特定現象。與機械論的解釋機制相比，還原論的解釋機制就是神經科學中的另一個主要解釋模式。神經科學中的還原論主要體現在高低層次間的理論與實體解釋上，例如，用低層次理論解釋高層次理論，主張高層次的“實體”只不過是低層次實體的組合等等。與機械論的因果性相比，還原論則更加強調了層次性，特別是強調了在高層次與低層次之間的轉換與遞歸。但無論是機械論抑或是還原論，本質上都具有無法回避的缺陷，前者過分地強調了因果關系，因而忽視了導致行為的其他事實上的復雜性與非決定性，而后者則突出了層次性和決定性，忽視了高層次與低層次理論之間的互動關系，特別是還原過程中的遺失現象，因此如何理解當代神經科學的解釋機制，如何定位機械論、還原論以及新興的動態系統理論，就成為認知神經科學哲學趨待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重要論題。綜上所述，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對認知功能定位、意識解釋、大腦的計算與表征以及解釋機制等問題進行了較為充分的討論，重點關注了包括感覺、知覺、記憶、語言、意識在內的一系列神經科學中的核心概念，相繼運用了諸多來自認知心理學、計算建模、動物實驗技術、腦損傷定位、神經病學中的實證方法，深入地分析了傳統認識論所回避的“大腦－心靈”的關系問題，因而在當代科學哲學研究中獲取了巨大的成功。當然，除了上面提到的關注問題之外，事實上還存在著其他的研究議題。比如，有關“解釋”所引發的問題(即什么樣的現象可以在神經科學中得到解釋?什么構成了神經科學的充分解釋?)、有關“理論結構”所引發的問題(神經科學理論的結構是什么?神經科學理論如何表征?)、有關計算、模擬與神經網絡問題(計算機多大程度上可以模擬大腦?模擬和解釋之間的區別是什么?)，類似這樣的問題實際上在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討論中不絕于耳，它們在豐富該學科的理論議題的同時也對學科的建構和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發展趨勢

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發展建立在神經科學的成果之上，致力于理解認知神經科學作為一門學科所承載的目標、分析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與技術、解讀它建構理論所使用的推理與假設、思考它應用過程中面臨的限制和隱患、探索它在解讀心腦問題中使用的理論概念與背景。因此，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就是對認知神經科學研究的哲學分析和思考，它的出現和發展就與神經科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并為后者的發展提供了精神支持和智力引導。當然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哲學思考并不能取代神經科學研究，為神經科學提出理論也并不是哲學的任務，“哲學只能在可以澄清心靈的概念以及與相關概念形成邏輯語法關聯網絡的意義上研究心靈的本質，這是哲學的領域。……神經科學只能在可以探究我們的心理和行為能力以及行使這些能力的神經基礎的意義上研究心靈的性質。哲學事業和神經科學事業完全不同，而且后者以前者為前提，因為關于心靈的概念和相關心理概念的含糊和混淆會妨礙對神經科學的問題和解決方案的描述和理解。”［7］具體來看，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發展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將關注個體意識與行為現象的整合。大量的研究表明，個體在認知、情感上的差異將導致其意識與行為現象整合的差異，這些差異會反映在神經活動的功能－結構的關系解讀上。因此，在個體水平上揭示不同層次活動之間的意識與行為的對應和相互作用關系，將有助于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整體發展。具體來看，這種整合可以表現為:在意識層面上分析不同語境下的心理與行為;在認知層面上分析行為的信息加工機制;在神經層面上解讀信息加工的腦處理機制，從而最終構成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研究主題。其二，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將關注倫理與道德的研究。對神經倫理的思考目前已經出現在神經科學哲學研究領域內，并展現出獨特的研究視角和方法。總體來看，神經倫理研究既涉及借助神經科學的數據來理解道德認知，也存在使用道德倫理來規范神經科學的應用。比如，神經倫理學關注了神經邏輯損傷患者的治療和對待，關注了“讀心術”技術對心靈內容的解讀和傷害，關注了神經科學研究中動物實驗的倫理現狀。另一方面，神經倫理學則試圖擴大研究范圍，將研究對象擴展到兒童和老年人身上，試圖解讀兒童神經發育以及老年人神經衰退現象，試圖解釋遺傳與環境如何相互作用共同決定大腦的活動模式。其三，認知神經科學哲學與傳統社會科學的交叉。近來的認知成果表明，對大腦活動的研究絕不能是孤立地處于密閉容器中的缸中之腦式的研究，因此必須要將研究對象放置于處于各種社會關系交織的社會環境中，只有這樣研究成果才是有意義和符合認知結果的。而處于社會環境中的人就受到了經濟、政治、法律、社會規范的約束和限制，而對這些規范的認同和執行就建立在人的心理與意識基礎之上。很顯然，認知神經科學哲學顯現出的與傳統社會科學的交叉有助于我們在腦層面機制上認識人的社會特征及其本質。其四，認知神經科學哲學與計算神經科學的交叉。計算神經科學旨在探討心理過程的神經機制，也就是大腦的運作如何造就心理或認知功能，因此有關計算模型的運用在計算神經科學的發展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目前，大腦計算與模擬問題開始廣泛出現在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研究論域中。根據認知理論和神經活動的相關知識來建立計算模型，通過對模型進行多數據的處理和分析，就有助于回答和解釋單神經元的建模、感觀處理以及行為網絡等神經現象，從而有助于回答結構－功能間的本質關系。綜上所述，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發展受到了神經科學的推動和支撐，同時也受到了心理學、社會科學、計算科學等相關學科的影響和關涉。因此，有關認知神經現象的實證研究和概念研究常常同時出現在該領域內。一方面，神經科學的實證需求就要求神經科學哲學能夠確證相關神經系統結構和活動的事實，解釋感知覺、記憶、運動控制、語言、學習、情緒等功能的可能條件，這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就不可避免地充斥了大量的來自神經科學的概念、術語和實證方法，從而表現出強烈的自然主義的態度;另一方面，來自神經科學的概念研究就先在性地容納了包括意識、解釋以及心靈感受問題等哲學命題，從而為哲學的形而上學思考鋪平了道路，并成為哲學的適宜領域，這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就能夠解釋有關結構與功能、語言與思維等一系列傳統的哲學問題，進而回答心腦的關系問題。當然，在這里我們有必要指出，無論認知神經科學哲學表征出的是自然主義的立場抑或是傳統的形而上學思考，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它的出現為人類解決長久以來的認識困境，揭示心靈與大腦的關系提供了最合理和充分的認知理由，而這顯然就是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出現和繁盛的根由所在。

內容摘要：視頻設計的平面化趨勢是視頻設計與平面設計在發展過程中共鳴的產物，透過對其形成原因、表現形式以及發展意義的探求，可以看到視頻設計的平面化趨勢不僅為視頻設計本身開辟了新的視覺語言，同時也使平面設計得到了延伸與擴展。

關鍵詞：視頻設計平面設計構成符號

視頻設計是視覺傳達設計在視頻媒介上的擴展，囊括了電影片頭、電視劇片頭、電視頻道和欄目片頭等等。根據它的設計對象、設計目的以及傳達效果，可以粗略地定義為是針對電影電視形象推廣的動態視覺傳達設計。

雖然視頻設計不及平面設計發展的歷史長遠，但是它自誕生開始就與平面設計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愫。上世紀50年代美國平面設計師索爾·巴斯為電影《金臂人》設計的片頭，被奉為平面設計與視頻設計結合的經典之作。在《007》電影片頭中，美國設計師羅伯特·布朗約翰將幻燈、電影剪輯、平面設計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形象鮮明、對比強烈的風格。全球音樂電視頻道MTV更是從來不掩飾它對平面元素的偏愛，個性鮮明的圖形、文字以及色彩無一不彰顯著它與眾不同的特殊定位。這些令人過目難忘的經典設計作品提示著我們，視頻設計的平面化趨勢并不是曇花一現，而是帶著深厚的底蘊日益蔓延開來。

一、視頻設計平面化的原因

視頻設計的平面化為何能夠形成一種風格趨勢，這并不是一種機緣巧合，也不是某人的突發奇想，而是視覺傳達設計發展壯大的必然結果。

一、研究背景

廣告媒介（AdvertisingMedia），是指在廣告主與廣告受眾之間實現信息傳播的物質工具。廣告媒介相關研究一直是傳播學界的研究熱點之一，尤其是2004年“媒介融合”概念引入中國[1]后的15年間，學界對新媒介環境下廣告媒介特點分析、廣告媒體策略選擇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究。由于廣告媒介形態眾多，相關研究涉及的主題、內容以及研究方法的相對龐雜，近年來，以梳理廣告媒介相關研究成果為目的，學者分別從公益廣告視角[2]、數字媒體視角[3]、平面媒體視角[4]、社交媒體視角[5]、“反廣告”視角[6]等多維度視角進行了歸納和評述。然而，上述研究都局限于從特定角度對廣告媒介的研究成果進行總結性梳理回顧，所歸納文獻的范圍較窄、數量相對有限，難以更為全面地對廣告媒介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全局分析，對研究演進趨勢的把握也有待進一步延伸。因此，對廣告媒介研究熱點及知識基礎進行深入分析、把握對該領域研究近年來的演進趨勢顯得尤為緊迫重要。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交叉結合的研究方法，相關文獻數據來源于WebofScience（WOS）數據庫以及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利用檢索式進行文獻檢索（“TI=AdvertisingMediaORAK=AdvertisingMedia”、“TI=廣告媒介ORKY=廣告媒介ORAB=廣告媒介ANDJN=核心期刊”）并進行人工篩查，排除征稿通知、期刊聲明及不相關文獻等無效記錄共獲得有效數據725條，時間跨度為2005年至2019年，檢索日期為2019年4月13日；利用CitespaceV軟件作為文獻可視化分析工具，量化分析廣告媒介研究領域的高頻詞匯，并繪制clusterviews（聚焦視圖）網絡、authorviews（關鍵作者）網絡、timelineviews（分布時序）圖譜[7]，同時通過對相關領域研究文獻主要內容進行梳理，分析其促進學科發展的重要意義及影響，由此進一步對相關研究進行系統性整理分析與脈絡梳理，把握其研究現狀以及趨勢，以期為廣告媒介相關領域研究與實踐提供相關建議。

三、中外廣告媒介研究熱點現狀分析

對文章關鍵詞出現頻率高低進行分析，可以確定某一學科領域的研究熱點[8]。選取Citespace軟件中的“Keyword”和“Term”作為圖譜分析節點，分別繪制國內外的熱點聚焦視圖，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對比分析，如圖3-1、圖3-2所示。繪制所得國外熱點圖譜中共有網絡節點127個，國內熱點圖譜含網絡節點83個，關鍵詞出現頻率及中心度見表3-1、表3-2。（一）國外廣告媒介研究熱點。分析圖譜及關鍵詞表格得出，綜合來看，國外廣告媒介研究領域的各高頻詞出現的頻次分布廣泛，研究方向以及涉及內容寬廣，既包含對經典傳播學理論在當今廣告媒介環境中的創新研究，亦有具體化的廣告媒介效果實證研究分析。從“internet”“model”“socialmedia”“attitude”等出現頻次較高的關鍵詞以及相關領域高被引頻次的知識基礎文獻可得知，國外研究熱點集中于以下領域：1.消費者對廣告的態度研究。基于使用與滿足理論在媒介應用領域的發展與延伸[9]，國外學者對社交媒體用戶的廣告接受態度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消費者對具有娛樂性或信息價值的廣告反應最為積極[10]。在其基礎上，進一步對社交媒體（如Facebook、LinkedIn及Twitter）中的廣告投送效果進行實證研究，得出了相似結論[11]；在特定廣告主的社交網絡廣告投放研究方面，學界認為，廣告主可以考慮使用社交網絡廣告來補充他們現有的營銷措施[12]。2.社交媒體廣告策略。有鑒于人們對于“社交媒體”這個詞的確切含義的理解有限，國外學者對社交媒體的概念進行了定義，并提出了社交媒體的分類，將當前包含在這個廣義術語下的應用程序按其特征分為更具體的類別：協作項目、博客、內容社區、社交網站、虛擬游戲世界和虛擬社交世界[13]，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確定用于從廣告角度研究社交媒體廣告的三個關鍵理論基礎：網絡能力、圖像可轉讓性以及個人的可擴展性[14]。部分學者認為，社交媒體中信息傳播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內容的關聯性和社會關系的親密性。他們結合用戶偏好、網絡影響、傳播能力等因素，提出了一種通過微博傳播廣告信息的擴散機制，并為廣告主提供合適的廣告投放目標，有效提高廣告投放效果[15]。3.媒介市場模型構建。國外部分學者構建了兩種被廣泛認可的媒介市場競爭模型：（1）媒體競爭模型：媒體平臺同時由廣告收入和用戶訂閱兩部分提供資金，建立均衡價格水平、廣告和進入、福利最大化水平和廣告技術之間的關系[16]；（2）在線廣告展示市場模型：不斷增加的廣告切換會導致廣告客戶更傾向于選擇覆蓋范圍而不是頻率，并會刺激簽約和技術改進，從而確保給廣告客戶留下印象。同時，廣告切換量的增加會導致廣告容量的更大均衡和價格的更低[17]。這兩種市場模型為大量學者的實證分析研究提供理論基礎，同時亦為廣告主市場化的媒介策略選擇提供理論指導，對市場分析以及媒介策略制定具有重要意義。4.廣播電視廣告投放策略。相關研究以廣播電視市場供給理論為知識基礎。該理論認為，市場中的均衡廣告水平高低取決于觀眾的反感成本、廣播電視節目可替代性，以及廣告主從觀眾接觸中所獲得的預期收益[18]。在該理論指導下對商業媒體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商業媒體通過選擇節目種類來爭奪觀眾，以吸引廣告主的廣告投放。消費者可以獲得較低水平的產品信息，從而使生產者獲得較高的產品銷售利潤[19]。進一步比較免費電視以及付費電視的廣告強度和節目內容發現，如果觀眾非常不喜歡廣告，那么免費電視下的廣告強度比付費電視更大，且免費電視提供的內容差異較小，而付費電視臺的內容差異較大[20]。5.原生廣告的媒介策略。隨著新興媒介的快速發展，廣告形態亦在不斷發生演變。部分學者同時關注于原生廣告披露的理論、實踐和監管意義。研究顯示，使用“廣告”或“贊助”的中、下定位和措辭增加了廣告認知度，而廣告認知度通常會導致更多的負面評價。同時，受眾的視覺注意在廣告披露位置與廣告認知之間呈現中介關系[21]。基于此，學界進一步通過實證研究對贊助新聞——原生廣告的一種形式進行討論：將文章視為廣告會降低對文章質量的認知、對贊助商的態度以及分享文章的意圖[22]。相關研究拓展了不同類型廣告的媒介選擇策略以及效果研究，為廣告媒介研究領域提供新的破題思路。（二）國內廣告媒介研究熱點。相較而言，國內研究領域部分關鍵詞的復現頻率較高，研究領域與國外相比具有更高的前瞻性，但研究類型主要局限于實證研究分析，尤其是現今媒介環境下的廣告媒介具體策略研究，缺乏對基礎理論以及宏觀環境的把握。分析“廣告主”、“媒介”、“消費者”、“網絡廣告”等相對突出的關鍵詞組以及被引頻次較高的基礎性文獻發現，國內研究熱點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1.媒介優化傳播。以旅游廣告的媒介優化傳播研究為例，國內學者主要從信息傳播的范圍、速度、影響等方面對旅游廣告的媒介進行簡要分析，繼而對旅游廣告在旅游產業鏈上縱向外部性和橫向外部性加以分析，揭示旅游電子商務企業廣告媒體組合的可行性、互補性、效應性等原則[23]。網絡媒體的充分利用是商業媒體組合策略最凸顯的部分，各種豐富的品牌合作活動拓寬了媒體宣傳渠道，接觸更多的目標消費者，并以雜志培養受眾的閱讀和消費習慣，與電子媒體進行功能上的互補[24]。2.媒介融合環境下廣告媒介特性研究。國內學者著重關注于媒介融合對廣告主體、廣告媒介、廣告信息以及廣告客體的影響，以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更好搭乘傳播致效以及提高成本效益為具體目標，對廣告傳播生態鏈的各個環節所面臨的調整與改變進行探析，并進一步探究媒介融合與信息技術的發展對廣告媒介傳播的具體影響[25]。相關研究表明，廣告信息的組織和傳播者，不僅要給予新媒體形式充分的關注，同時也必須加大對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廣告傳播規律和特點研究的力度，才能在積極吸取不同媒介形式特點的基礎上，掌握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廣告傳播規律，從而將廣告傳播與消費者受眾緊密地融合在一起，為媒介融合環境下的廣告傳播效率的不斷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礎[26]。同時，部分學者提出，如何迎接新興媒體的挑戰，使自身能夠繼續發展，是廣告媒介必須解決的問題，并以此為指導思想對新媒體環境下廣告傳播的具體特征以及廣告媒介的傳播選擇策略進行了具體分析與探究[27]。3.新媒體時代廣告媒介發展分析。由于信息傳播技術的高速發展，媒介的種類亦在不斷地發展演變，對新興種類媒介的傳播特征、傳播效果以及傳播策略的研究是國內學者的研究重點。以博客為例，作為廣告媒介的博客，具有分眾傳播、互動體驗的特征，充分迎合線下廣告形式的廣告傳播策略。以博客作為廣告載體，就是運用互聯網來實現產品與消費者之間直接的、一對一的溝通。隨著資訊信息的爆炸，博客在成為人氣急劇膨脹的媒體的同時，也潛在著巨大的作為廣告媒介的眼球商機[28]。部分學者則從自媒體概念的提出入手，詳述了企業自媒體在國內研究的萌芽階段、隱沒成長階段、穩步成熟階段、蓬勃發展階段，并總結出國內學者對企業自媒體研究的代表性觀點，為未來企業自媒體的研究提供參考借鑒[29]；涉及以微博作為廣告媒介的分析研究則從平臺所具有的多級傳播屬性、便捷投遞特性以及實時互動性進行闡述，進一步分析微博廣告的傳播價值，提出具體的廣告投放應用策[30]。4.大數據營銷。國內學者關注于大數據時代下的廣告媒介策略選擇與運作體系研究，基于大數據時代背景，以大數據營銷視角從調研方式、廣告信息設計、媒介渠道設計以及廣告效果評價四個層面，結合案例探討了大數據給廣告運作體系帶來的嬗變，構建起以精準化廣告投放為核心的新的運作模式[31]。學者認為，技術創新是推動產業結構優化的重要力量，產業結構優化包括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兩個方面。在大數據時代，基于數據驅動的產業協同運行機制促使廣告產業結構合理化，大數據則引發廣告技術創新，進而推動廣告產業結構高度化[32]。互聯網企業與數字廣告商是中國數字廣告產業制度化進程的主要推動者，而定向技術是中國數字廣告產業制度化進程的核心驅動[33]；學界亦關注于大數據時代下廣告的新形態——行為定向廣告，對其含義、類型、發展進行了梳理，指出行為定向廣告與傳統廣告相比存在的價值，探討該廣告形態所存在的爭議，進一步從技術與人的關系的角度出發，對行為定向廣告的發展進行了思考與展望[34]。與此同時，亦有部分學者對互聯網時代的大數據技術對品牌視覺識別系統（VIS）設計與開發的影響進行探究[35]，進一步拓展了相關學術研究范圍。

摘要:當前我國農產品物流的牽涉面非常廣而且物流數量不斷增加，然而農產品物流行業的運行效率卻比較差，由此而造成效率極低的農產品物流成為妨礙我國農產品物流業發展的重要阻礙。怎樣推動現代農產品物流業的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社會各界極為關注的重要課題。本文闡述了現代農產品物流的基本特點，分析了當前現代農產品物流的發展現狀，并提出了現代農產品物流的主要發展趨勢。

關鍵詞:現代農產品物流；現狀；發展趨勢

如今，我國農業發展進程中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農產品流通過程中的市場化水平偏低但流通成本卻非常高，這不但極大地降低了農產品所具有的競爭實力，而且甚至已經成為中國農產品流通體系中不可忽視的問題。因為農產品最后還是需要靠流通才能能實現自身價值，所以相對比較高的流通成本就導致農民群眾未能從流通領域之中享受本應得到的權益。這就需要積極發展現代農產品物流業，以提升我國農產品所具有的競爭實力。這就需要加快對我國現代農產品物流發展趨勢的探究，從而推動農產品物流實現更好的發展。

一、現代農產品物流的基本特點

所謂農產品物流，主要是指農產品從生產地往接收地進行實體流動的整個過程，并要在此過程之中實現相關農產品的保值與增值。農產品物流具有迥然不同于其他物流的鮮明特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農產品物流具有極強的季節性。因為各個不同地區在氣候和水土等各個方面的自然條件均具有較大的差別，分別合適種植不一樣的農副產品，所以農產品生產也就具備了非常強的季節性特點，不僅表現為農民群眾的生產資料購置要考慮到季節因素，而且各類農產品的產出也具有極強的季節性特點。二是農產品物流具有極高的難度。絕大部分農產品容易腐爛，對鮮活度的要求非常高，這就要求采用相應的技術手段來實施防潮、防蟲以及烘干等相應的處理，進而保障農產品的品質以及質量。這就需要農產品物流企業考慮相應的設施與設備，主要包含了物流倉庫、專業運輸車、專業裝卸設備以及加工設備等。三是農產品物流的種類繁多而且規模較大。因為農產品的品種十分豐富，所以流通量也十分大，而農業生產資料購置量同樣也十分大，主要有農藥、化肥、農機和農業生產所需相關原材料等。

二、當前現代農產品物流發展現狀分析

西方政黨變革理論中最有影響的是哈莫爾所稱之為“系統層面趨勢”的分析路徑。這種分析路徑提出了被廣泛使用的政黨模式及轉型的概念，反映了政黨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同階段的政黨組織形態，也可以說是政黨變革研究中的范式轉換。根據這條分析思路，可以描繪出政黨不斷變革和轉型的路線圖，即權貴型政黨→大眾型政黨→全方位型政黨→卡特爾型政黨→新政治型政黨。通過這條歷史線索人們可以發現政黨變革和轉型過程中的一些規律。

法國政黨學者迪維爾熱（Duverger）將政黨分為權貴型政黨（cadreparty）和大眾型政黨（massparty），權貴型政黨逐漸向大眾型政黨轉型或者說吸收了大眾型政黨的組織特性。權貴型政黨和大眾型政黨的區別不在于成員的多少和政黨規模，而在于政黨的結構。大眾型政黨出現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例如法國社會主義政黨，吸收黨員是他們的基礎性活動，一方面，通過吸收黨員來進行階級政治教育，并選拔具有參政能力和執政能力的人才；另一方面，通過黨員交納黨費來維持政黨日常活動和支付競選的費用。黨員對于大眾型政黨來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他們構成了政黨的基礎和內容，如果按照大眾型政黨的成員標準，那么權貴型政黨就沒有黨員，他們既沒有入黨手續，也不需要交納黨費。通常，權貴型政黨由一些權貴人物為了競選而組成，少數富人提供了活動資金，不需要成員定期交納黨費。權貴型政黨往往依賴個人之間的交往聯絡起來，組織形式很松散，大眾型政黨組織相對嚴密，黨員的權利和義務比較明確。大眾型政黨出現的原因是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隨著普選權的出現，選舉權不再局限于少數人，政黨成了規模巨大的人口參與政治的重要途徑。普選權實現之后，社會主義政黨越來越多，馬克思主義的產生使得政黨動員和團結階級的力量成為可能，由于大眾型政黨的組織形式在動員選民和進行競選活動方面的優勢，使得許多非社會主義政黨也逐漸采用了這一組織形式。

美籍德裔政黨研究學者基希海默爾（kircheimer）在考察二戰后西歐政黨變革趨勢的基礎上提出了全方位型政黨（catch-allparty）的新模式，認為大眾型政黨普遍向全方位型政黨轉型。國內也有學者把catch-allparty翻譯成兼容型政黨。全方位型政黨出現的背景是西歐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結構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首先是經濟的不斷發展打破了工業化初期形成的以資本—勞動為基礎的社會分化，傳統的社會集團的集體認同不斷減弱，傳統階級對立不斷緩和，福利政策的普遍實施更加模糊了階級立場，一般選民的投票方向并不簡單地取決于人們的集團或者階級歸屬，政黨有可能制定主張為大多數甚至全體選民利益服務的政策綱領，而不僅僅是代表某一特定階級或者階層；其次，戰后大眾媒體迅速發展，政黨領導人可以通過媒體與選民或者支持者溝通，直接傳達他們的呼吁和號召，而不必跟以前一樣依靠政黨的選區組織，同時，選民也可以象消費者一樣在政治市場上采取選擇性的行動。基希海默爾認為，全方位型政黨的主要特征在于，政黨的階級意識形態不斷弱化；政黨之間在原則問題上的對立和分歧逐漸消失；政黨為了贏得更多選民的支持而不斷減少對特定集團或階級的依賴，政策綱領對各階級和階層的包容性逐漸擴大；政黨領導人的影響進一步擴大而基層黨員個人的作用不斷下降。

20世紀90年代，政黨研究學者梅爾（mair）和卡茨（katz）駁斥了政黨衰落論，在總結分析大眾性政黨和全方位型政黨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政黨組織形態——卡特爾型政黨（KartelParty）。隨著社會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社會政治領域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大規模的社會改革運動不再出現，政治本身越來越朝著職業化和專業化的方向發展。在選舉競爭中，政黨之間不再為爭奪選民支持而爭斗，而是有意將競爭限制在一定范圍內以保證相互之間組織生存，共同分享自己的份額，以排斥新的政黨或者政治力量的介入。在卡特爾型政黨模式里，國家和政黨相互滲透和融合，政黨逐漸脫離公民社會而融入國家，實際上已經變為國家的組成部分，成為“準”國家機構。政黨之間不存在根本的政策差別，政黨競選更多地在于選擇更合適的公共管理者或者候選人，而非政策取向不同的政黨。政黨活動和功能不再依賴于黨員個人的人力和經費支持，不再建立自己的政治宣傳工具和手段，而是通過獲得國家補助進行資本密集型政治活動，通過國家所認可的特權運用大眾媒體進行政治溝通和宣傳。

梅爾和卡茨在描述卡特爾型政黨模式特征的同時，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了分析和總結，對四種政黨組織形態的特征進行了比較。如表一所示：

系統層面趨勢路徑主要關注權貴型政黨—大眾型政黨—全方位型政黨—卡特爾型政黨的轉型鏈條，實際上還有一種相互獨立的政黨模式—新政治型政黨模式（thenewpoliticsparty）。哈莫爾將這種模式的某些特征與上述政黨模式進行了比較，如表二所示。這種模式的政黨研究學者包括：弗蘭克蘭（Frankland2000）、哈莫爾（Harmel2000；1989）、基茨切爾特（Kitschelt1989）、穆勒—羅梅爾（Muller-Rommel1985）、波岡特克（Poguntke1987；1989；1994）、休恩梅克（Schoonmaker1983）。新政治型政黨模式同樣是在多種環境變化影響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尤其是經濟繁榮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公民要求更多的機會進行實質性的政治參與，而不是任憑政黨領導人的指示，政黨組織由金字塔型向扁平化趨勢發展。但是，哈莫爾認為這種模式迄今沒有在實踐中出現。

摘要：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設計師在進行標志設計時開始大膽嘗試突破標志的固定外形、色彩及其在視覺構架中與其他元素之間的靜態關系，由之產生的動態化特征是現代標志設計的重要趨勢之一，對未來標志設計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關鍵詞：標志；動態化趨勢；信息傳達

標志是一種信息傳播的視覺符號，具有象征性的圖形設計，傳達特定的集團、活動、事物、產品等的特定信息。標志設計涉及美學、廣告學、符號學、社會學、心理學、語意學等方面的相關知識，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設計分類。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人類生活節奏日益加快，如何使標志在紛繁復雜的信息海洋中顯示出獨特的個性，如何使標志更加準確、快速的傳遞信息成為標志設計的一個重要課題。目前，通過對該課題的實踐與研究，標志設計呈現出了眾多新趨勢，動態化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表現。

一、標志設計動態化的具體表現

信息時代標志設計動態化的表現首先在于，標志設計不再局限于在任何場合的運用都必須盡量保持其所有面貌，不能輕易改變所謂的“設計原則”。在設計實踐中，設計師開始大膽嘗試突破標志單一、靜態、固定的外形與色彩，更加注重利用標志內部結構的韻律和動態平衡來表現視覺形象的本質，根據相應的視覺原理，賦予作品外在形態的機動性和靈活性，使標志在視覺上產生極具趣味性的動態變化，顯現出具有無窮生命力的視覺意象，并使蘊含于其中的深層含義在視覺的時空延展中得到準確、有效的識別。

2000年漢諾威世博會的標志就充分體現了這種動態化的特征。德國漢諾威世博會以“人－自然—技術：一個誕生中的世界”為主題，旨在為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在經濟、社會與生態方面為未來有可能實施的應對方案提供全球性的展示和交流平臺。在標志征集活動中，主辦方要求標志必須充分反映主題，具有獨特性，能與“Exp02000Harmover”的標題字樣協調結合；標志造型必須簡潔而不乏深意，除適用于印刷、網絡之外，還必須適合動畫制作。最終，大會選用了奎恩工作室設計的外觀看似有機生物結構的作品。不同于傳統意義的是，該標志并沒有固定的結構，其外形和色彩可以根據不同的應用需要而形成多達456種變化樣式，展示給人們的是一種難以捕捉的，充滿了靈氣、未知和不確定性的動態延展的視覺效果。正如主設計師MichaelGds所闡釋的那樣：“它包含了促使其保持運動和活力的元素，一種永恒的能量。這也是21世紀發展對人類的要求：保持運動、思維靈活、勇于創新，運用智慧推動世界向前發展。”

摘要：鋼琴藝術的民族化趨勢是我國鋼琴藝術的基本特點，也是我國鋼琴藝術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文章首先介紹了鋼琴藝術民族化的發展歷程；其次，闡述了鋼琴藝術民族化的意義：拓展了鋼琴藝術的邊界，具有繁榮現代音樂藝術、傳承民族音樂文化的作用；最后從鋼琴創作、鋼琴演奏、鋼琴風格以及鋼琴教育四個方面論述了鋼琴藝術民族化的發展趨勢。

關鍵詞：鋼琴藝術；民族化；發展趨勢

鋼琴藝術雖然是舶來品，但歷經上百年的發展，已經成為現代中國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在長期的發展歷程中表現出了極為明顯的民族化特點。準確地把握鋼琴藝術的民族化發展趨勢，是發展鋼琴藝術的根本要求。

一、鋼琴藝術民族化發展歷程

我國鋼琴藝術的民族化進程，自鋼琴傳入我國便已開始，而真正取得實質性進展則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建國初期，得益于民國時期音樂人的探索與積累以及中央文藝政策中的“民族化”要求，鋼琴藝術的民族化發展欣欣向榮，涌現了大量反映工農兵生活的作品。時期，在特殊的政治環境下，鋼琴藝術的發展頗為曲折，一方面，作為資產階級貴族的產物，鋼琴藝術受到了嚴厲的批判；另一方面，作為文藝宣傳的有效載體，鋼琴藝術又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發展，比如1968年創作了鋼琴伴唱《紅燈記》，1974年改編的《繡金匾》，兩部作品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時期的鋼琴藝術總體上沿著藝術服務于政治的路徑前行，走的是革命化的發展道路，但仍有大量民間元素被融入鋼琴創作中，變相地為鋼琴藝術的民族化發展做出了貢獻。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政治環境的日益向好，鋼琴藝術的民族化邁向了新的臺階，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并出現了許多多樂章的大型鋼琴音樂作品，比如劉敦南1979年創作的大型鋼琴協奏曲《山林》。此一時期的鋼琴創作由于擺脫了政治的束縛，創作者的個人意識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彰顯，且在創作技法上也日益成熟并多元。受此影響，鋼琴藝術的民族化逐漸從簡單民族音樂技巧的呈現演變為民族鋼琴風格的塑造，鋼琴藝術的民族化發展逐步從自發走向自覺。

二、鋼琴藝術民族化的意義

一、生態建筑的概念和特征

1.現代生態建筑內涵

“生態”來源自古希臘語言Oikos，本身含義為住所、家等，上個世紀60年代，建筑設計家保羅•索勒瑞率先提出了“生態建筑”的概念。作為現代全新的建筑概念，生態建筑的解釋較多，歸結起來主要是把建筑本身看作生態系統，在堅持生態學方法以及原理的前提下，在對建筑范圍內的物態因素進行組合的基礎上，在該生態系統之內實現內部能源、物質的循環轉化，從而形成低能高效、無污染的平衡生態體系。生態建筑內涵包括：（1）降低能源消耗，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建筑物與自然環境構成和諧有機體；（2）提供和諧無污染的建筑空間，向區域內的使用者提供質量較高的活動和生存空間。

2.生態建筑特征分析

站在建筑設計立場來看，生態建筑本身包含了以下主要特征：通過各種各樣的綠化形式對建筑物周圍小范圍的氣候進行調節，利用輕型的、跨度較大的結構提升空間的適應程度。在對生態進行設計時，主要考慮以下要點：人同自然環境的互相依存、和諧相處；全面、完整分析建筑區域內和區域之外的環境之間存在的聯系；重視利用防水防污措施；盡最大可能對再生能源、天然能源進行利用；在建筑地址選擇時遠離污染；體現出生態藝術與生態文化的內涵；因地制宜，設計過程中，重視環境、植被以及當地土地的特點；體現生態建筑的多個學科的綜合特點。

3.生態建筑設計過程中的主要原則

1木材采運技術的經濟可行性

先進木材采運技術的基礎就是經濟可行性。和傳統的木材采運技術不同，現如今的木材采運技術充分的將公眾的反應、森林可持續性發展以及環境考慮在內，那么一定會或多或少的加大木材采運技術的使用成本。結合經營單位的木材年產量、單位面積平均采伐量，以及采伐周期等相關的采伐作業條件，從生物的多樣性約束、景觀約束、生態約束以及指標的約束等許多約束方面考慮，采取模型決策方式，將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統一起來，就會使木材采運技術具有經濟可行性。對商品林、工業原料林，是以經濟效益為重點的；對公益林、天然林以及生態林，是以生態環境的效益的重點的。

2木材采運技術的發展趨勢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的環境保護意識越來越強。木材采運技術也因此得到了不斷完善和提升。為使木材采運技術能夠得到質的飛躍，一些相關的專家學者從生態的角度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和研究，對采運的技術和理論開展了大規模的前期工作，使基礎更加牢固。在新形勢下，木材采運技術一定要將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公眾以及社會問題考慮在內。

3當地利益與木材生產、森林工程的密切關系

當地利益和森林的可持續發展有著直接的聯系，木材采運在森林經營的活動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全球都在注重環境保護的今天，要將森林經營放在首位，才能夠將環境質量不斷提升。因此，木材采運技術直接影響到了當地利益。例如：經濟收入大幅度增加、交通條件也會得到改善。此外，木材采運技術在研究的過程中，一方面要研究采運的技術本身，另一方面還要研究當地民眾與采運技術的利益關系；木材采運的分配模式和收入產生的利益關系；木材采運技術的受損方和得益方的利益關系。要將木材采運技術與當地的社會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有效結合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