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比較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潘牧天工作單位：上海大學法學院

一、兩國行政司法的行為依據比較

(一)俄聯邦調整行政司法行為的法律規范評介

在俄聯邦行政司法的發展進程中,1993年12月12日通過的5俄聯邦憲法6成為其行政司法發展到現代階段的重要標志。該法第118條第2部分規定,俄聯邦司法權通過憲法訴訟、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得以實施。以此拉開了俄聯邦行政司法體系建構的序幕。在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俄聯邦行政法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顯得有些淡漠,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但行政訴訟程序必須與實現在俄聯邦建立行政法院相聯系的思想則成為推動俄聯邦行政司法實踐的巨大動力。俄聯邦最高法院院長列別杰夫依據聯邦憲法性法律5俄聯邦司法體系法6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提出了在普通司法法院體系中建立行政法院的主張,得到普京總統的贊同。于是,2年俄聯邦最高法院基于立法動議權,將聯邦憲法性法律5俄聯邦的聯邦行政法院法6的草案提交到俄聯邦的聯邦會議的國家杜馬并一致通過。從而將俄聯邦的行政司法實踐推向高潮,也以此初步形成了規范俄聯邦行政司法行為的法律體系的框架。其中5俄聯邦的聯邦行政法院法6理所當然地將成為指導俄聯邦行政司法實踐最重要的法律,在該法律體系中將居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深入剖析該立法草案的具體內容可以發現,草案的許多地方存在不成熟因素,甚至存在實質性的缺陷。這一點在以下幾方面體現的尤為突出:第一,該立法草案缺失對行政案件和行政糾紛的內涵加以揭示的內容。該草案較為廣泛地運用了行政案件和行政糾紛范疇的有關要素。然而,草案既沒有準確表述行政案件和行政糾紛的概念,也沒有對二者的本質加以科學界定與嚴格區分。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行政司法實踐領域具體操作上的混亂與不協調。存在對行政案件與行政糾紛不加區分,混同使用的現象。最近一段時間,俄聯邦已經的各種公告中客觀上更多地體現出行政案件和行政糾紛這兩個概念似乎具有相同特征的現象。而這一點,立陶宛較俄聯邦而言略有不同。立陶宛頒行的5審理行政案件程序法6同樣使用了行政案件和行政糾紛的概念。該法對行政糾紛的概念加以界定,行政糾紛被解釋為是個人與公共行政主體之間的沖突,或者是不具有相互管轄關系的公共行政管理主體之間的沖突。但同樣存在未對行政案件的概念加以界定的缺憾。而在法律或立法草案中準確表述行政案件和行政糾紛的概念并對其本質予以區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直接關系到行政司法運行所依賴的程序性規范與相應法律救濟機制如何科學構建問題的一個相當重要的被考量因素。第二,該立法草案未能體現行政法院應具有的獨立、自治的體系的思想及內容。草案第2條將俄聯邦最高法院的行政案件司法委員會;共和國最高法院、邊疆區法院、州法院、聯邦直轄市法院、自治州和自治區法院的行政案件司法委員會納入聯邦行政法院范疇。而專門化的行政案件委員會應當成為普通司法法院體系中的構成分支。因此,該立法草案沒有規定行政法院獨立、自治的體系是其內容上的一大欠缺,也是其法創制過程中的一個倒退。因為早在1922年蘇維埃法律研究所擬定的俄羅斯最高行政法院和共和國的州、省行政法院條例的草案中,便曾確立了行政法院體系的完整思想。該條例草案的第一項曾規定:為了維護革命法制,保障國家機構正確,協調地發揮職能和保護公民的權利而設立最高行政法院和共和國的州和省的行政法院。而這一思想則為立陶宛所承襲并運用到行政司法的具體實踐。設立了獨立的、不歸屬普通司法法院體系的行政法院體系,即立陶宛的最高行政法院和區行政法院,以此確保行政司法的良性運作。第三,該立法草案沒有明確列出審查行政違法案件的行政法院的職權范圍,使草案存在實質性缺陷。眾所周知,5俄聯邦憲法6的頒布所產生的一個根本性變化就是在實質上改變了對公民與公權力機關之間的糾紛的司法管轄。憲法第46條第2款賦予每一個人對于任何一個國家權力機關、地方自治機關、社會團體和公職人員的任何一種行為(或者不作為)和決定向法院進行申訴的權利[1]。而這種權利的重要體現便是公民對行政違法行為享有司法控告權。這必然要求法律明確設定審查行政違法案件的行政法院的相應職權。但該草案只在第3條作出了聯邦跨地區行政法院是治安法官所審理的行政案件的上級司法審級的簡易規定,造成法律內容上的殘缺。第四,創建完全合乎要求的行政司法制度缺少行政司法機關活動的程序保障是不可能的。[2](p.227)而該立法草案另一重要缺陷恰恰在于缺少行政法院審查行政案件的具體方式這一程序性規范。這一點,立陶宛的5審理行政案件程序法6的規定引起俄聯邦許多行政法學者的廣泛關注。該法律不僅明確規定了行政法院的職權范圍,而且還非常具體地調整了對行政案件進行司法審查的方式。162條法律條文中,絕大多數規范具有程序的性質。而5俄聯邦的聯邦行政法院法6草案只有17條,其中幾乎沒有程序性規范。

(二)立陶宛調整行政司法行為的法律規范評介

1999年,立陶宛先后頒行了5審理行政案件程序法6、5行政法院機構法6、5公共行政管理法6和5行政糾紛委員會法6等四部重要法律。標志著立陶宛步入行政司法實踐的成熟階段,也以此構建了立陶宛調整行政司法行為的法律規范體系。運用5行政法院機構法6,立陶宛確立了其行政法院的完備而自治的體系。使其成為國家司法體系的組成部分,屬于專門審查行政案件的專門法院。從1999年5月開始,立陶宛已建立5個州的行政法院和一個最高行政法院。每個州的行政法院都在與相應的州法院活動的區域(普通管轄權)相重合的地域內進行活動。運用5審理行政案件程序法6,立陶宛設定了行政法院的職權范圍。在5審理行政案件程序法6中,具體規定了向法院提交申訴書、異議書和申請書的一般規定;司法審查的程序;法院判決的類型和對判決提起上訴的程序以及許多其他程序性規范。同時明確指出,對產生于行政法律關系的行政案件的審查,主要根據5審理行政案件程序法6中所規定的程序進行。在該法沒有具體規定的情況下,行政法院遵循立陶宛的民事訴訟法典。運用5行政糾紛委員會法6及相關條例,立陶宛設定了解決行政糾紛的訴前程序,從而以這種非訴手段補充調整公共行政管理和內部行政管理領域產生的各種法律糾紛。值得特別強調的是,立陶宛5公共行政管理法6的頒行為其行政司法的理論與實踐注入了新鮮元素,在規范立陶宛行政司法行為的法律規范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獨特功效。第一,該法將新的公共行政管理和內部行政管理的概念引入法律流通領域。新型公共行政管理由法律和其他的法律文件調整國家機關和地方自治機關以及其他的由法律授權的主體來執行活動。這種執行活動的目的是實施法律、其他的法律文件、地方自治機關的決定,并對公共公用事業進行行政調整。而新型內部行政管理則是在行政管理領域中以保障具體的國家機關或者地方自治機關、機構、部門或者組織(調整內部機構、管理全體工作人員、分配和管理現有的物質財政資源)發揮職能為宗旨的一種活動。這種活動的目的是使他們能夠在公共行政管理或者其他的國家活動領域中以適當的方式完成交給他們的任務。通過立法及司法手段在法律流通領域對之加以確認和保障,對認識行政管理主體因存在權力性和地域性的原則方面的差異,從而構成不同公共行政管理體系,賦予其不同職能以及實施行政程序的權利具有重要意義。但這些概念在俄聯邦目前的立法中則尚未得到普及。第二,行政程序以及參與行政程序的當事人的概念在該法中得以確認并被規定下來。在立陶宛,行政程序開始的基礎包括:申請人的書面請求;在國家職員和地方自治機關的職員公務通告中所敘述的事實;來自于新聞媒體和其他來源的有關國家和市政機構侵犯公民權利的信息。在這一前提下,公共行政管理主體在審查請求和通過針對申請作出決定時所必須遵守的程序便是行政程序,而申請人和公共行政管理機構便成為行政程序的當事人。第三,該法規定了公共行政管理主體的范圍及其活動原則,規定了行政管理的操作規程和行政程序。以此保障公民和其他人員擁有在公共行政管理機構中公平和公正地審查他們的請求的權利,并保障公共行政管理主體作出有充分理由的決定的權利,同時,保證公民擁有對該決定進行申訴和針對非法的行政活動所造成的損失獲得賠償的權利。

摘要：從大學生當前的消費行為展開調查，分析了其當前的消費心理，對比城鄉大學生消費行為，得出相應的結論與建議。

關鍵詞：城鄉；大學生群體；消費行為；消費心理；差異

以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國民收入不斷增加，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明顯改善，家庭收入穩步增長，教育支出在家庭總支出中的比重加大。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和農村扶貧標準大幅提升，以及高校擴招政策的推廣下，大學生成為了一個數量龐大的消費群體，帶動了一系列產業發展，層出不窮的新型消費模式，例如花唄分期、網貸等也不斷刺激著大學生的消費欲望，影響著大學生的消費行為。現如今服務型消費，例如教育、文化、旅行，網絡，醫療等快速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大學生的消費行為。并且隨著城鄉一體化的推進，城鄉籍大學生的消費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著本質的不同，社會的發展，消費結構的改變使當代大學生的消費行為與我們所了解的已有很大不同，為了更好的讓大家明晰大學生的消費行為，知道如何有規劃的進行消費，知道相關影響因素，使大學生更好的定位自己的消費目標，避免盲目消費，我們進行了這次對比研究，希望為我們樹立一個良好的消費意識。

1安寧五大高校城鄉大學生消費行為現狀及數據比較分析

1．1城鄉大學生消費行為樣本分析。文中城鄉大學生是指自小生活在城市或農村的大學生（不考慮戶籍），我們研究比較不同環境對其消費行為的影響，例如在基本生活消費、學習消費、休閑及娛樂消費等方面。在文章運用調查研究方法，用抽樣調查收集研究數據，樣本選自安寧區五大高校，根據不同學校、不同學院、不同年級學生進行隨機抽樣。發放129份問卷，實際收回129份問卷，其中無效問卷4份，因此有效問卷占總問卷的125／129，有效回收率為96．8％。在下面的研究中，我們將利用調查數據對城鄉大學生消費行為及心理進行定量研究。1．2城鄉大學生消費情況統計結果及分析。1．2．1城鄉大學生基本消費差異大。當代大學生在校生活條件與消費支出存在極大的差別，城市與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不一，生源農村和生源城市的大學生的消費情況也不一樣。根據筆者對安寧五大高校學生的調查結果顯示，所調查的對象中，生活在農村的大學生占64．8％，生活在城市的大學生占35．2％。從城鄉大學生月平均生活費的這一明顯差異可以看出，雖然近幾年來農村的經濟發展不斷加快，農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但是與城市之間還是有一定的差距。大學生的消費，主要分為基本生活消費（衣、食、住、行）、學習消費（學費、書雜費、考證等）、休閑及娛樂消費、人際交往消費（聚會、戀愛）等幾個方面。根據安寧區五大高校學生的調查結果顯示，48．8％的學生表示每月的一日三餐消費為500元～800元，每月用于其他費用支出（如零食、服飾、日用品及化妝品），城市大學生消費200元～500元的占61．36％，而農村學生只占46．91％，每月用在休閑娛樂方面（如電影、旅游、健身等）的費用，100元～300元之間的城市大學生占50％，而農村大學生只占33．33％，在人際交往方面，每月用于聚會上的消費，100元～150元之間的城市大學生占比29．55％，而農村大學生僅占7．41％。由以上對比看出，城鄉大學生的消費現狀有著明顯的差異。1．2．2城鄉大學生消費行為數據分析。大一至大四城鄉大學生在校大學生月平均消費情況。由圖1和圖2分析可得：在大一至大四的大學生中，在校期間月平均消費在大二、大三期間花費較多，在大一、大四期間花費較少。說明在校期間，大二、大三學生用于消費的其他費用較大一、大四學生多，因為大二、大三期間大學生要報考各種相關證書，購買圖書資料和報名費是一筆開支，還因為在此期間的大學生因為購買電子設備所以花費較多。通過對比發現，城市大學生整體消費水平高于農村學生消費水平。城鄉大學生一日三餐消費分析———城市大學生消費高于農村大學生。由圖3中可以看出：城市大學生每月用于一日三餐消費在300元以下的占比2．27％，農村大學生每月用于一日三餐消費的在300元以下的占比為8．64％。城市大學生每月用于一日三餐消費在800元及以上的占比為18．18％，農村學生每月用于一日三餐消費在800元的占比為8．64％。由數據分析可得：城市和農村大學生每月用于一日三餐的消費大多處于300元～800元期間。農村大學生每月用于一日三餐的消費在300元以下及300元～500元間的占比高于城市大學生，城市大學生每月用于一日三餐的消費在500元～800元及800元以上的占比高于農村大學生。大學生每月用于一日三餐消費占生活費的比重較大，一日三餐消費還是占大學生消費的主要支出，而城市大學生每月用于一日三餐消費的水平高于農村大學生。城鄉大學生的消費存在超前消費行為。圖4城鄉大學生對于想買的東西的消費行為情況根據圖4比較分析發現，不論是農村還是城市大學生都存在超前消費的情況（使用花唄），城市大學生使用比例略高于農村大學生。農村大學生在遇到自己喜歡的東西卻無力購買時，有一半以上的選擇放棄購買，而城市大學生更多的會選擇向家里要，這體現了城鄉環境的大學生的消費行為差異，再現了家庭對他們的影響，城市大學生更多的選擇“依靠”家庭來的滿足自己的消費意愿，而農村大學生更多的是選擇其他方法來滿足自己的消費意愿。

2安寧五大高校城鄉大學生消費行為影響因素分析

[摘要]金融市場中的羊群行為(HerdingBehaviors)是一種特殊的非理性行為,它是指投資者在信息環境不確定的情況下,行為受到其他投資者的影響,模仿他人決策,或者過度依賴于輿論(即市場中的壓倒多數的觀念),而不考慮自己的信息的行為。由于羊群行為涉及多個投資主體的相關性行為,對于市場的穩定性、效率有很大影響,也和金融危機有密切的關系(Choeetal,1999;Kaminskyetal,1999),因此,羊群行為引起了學術界和政府監管部門的廣泛關注。本文使用個股收益率的分散度指標,利用公開的價格數據,對于我國證券市場的羊群行為進行了實證研究。該測度的優越性在于它需要的數據易于獲得,計算方法簡單;但是也存在一個問題,即它是對于投資者羊群行為的一個很保守的測度。本文研究充分考慮了分散度測度的特點,將重點放在分散度的相對大小的比較上。一方面,將中國市場和美國證券市場的實證結果進行比較,結果發現我國證券市場的羊群行為程度高于美國證券市場的羊群行為程度。

一、前言

金融市場中的羊群行為(HerdingBehaviors)是一種特殊的非理性行為,它是指投資者在信息環境不確定的情況下,行為受到其他投資者的影響,模仿他人決策,或者過度依賴于輿論(即市場中的壓倒多數的觀念),而不考慮自己的信息的行為。由于羊群行為涉及多個投資主體的相關性行為,對于市場的穩定性、效率有很大影響,也和金融危機有密切的關系(Choeetal,1999;Kaminskyetal,1999),因此,羊群行為引起了學術界和政府監管部門的廣泛關注。

目前已經由許多關于羊群行為的理論模型,如Scharftsteinetal(1990)提出的聲譽羊群行為(Reputationalherd)模型、Bikhchandanietal(1992)提出的信息流(InformationalCascades)模型、Banerjee(1992)提出的序列性(Sequential)羊群行為模型,這些模型從不同角度對于羊群行為的效率、理性等問題進行了探討。相對于理論研究,已有的羊群行為的實證研究比較薄弱。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Lakonishoketal(1990)對于美國證券市場養老基金的羊群效應的研究。該文提出了用買賣雙方交易量的不均衡來測度羊群行為,這種方法被后面的許多學者引用,并得到了一些改進。例如,Wermers(1999)對他們的羊群行為的定義進行了修正。

目前市場中的各種基金(如西方的養老基金和共同基金、中國的證券投資基金)使用他人的資產投資,受到一定程度的監督和制約,因此必須定期公開持倉信息和交易信息,而其他投資者則沒有這種義務公開信息。Lakonishoketa1(1990)和Wermers(1999)提出的羊群行為的測度只能考察前者而不能考察后者的羊群行為,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用公開的數據(價格)來研究羊群行為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William等(1995)對該問題作了研究,他認為如金融市場中確實存在羊群行為,大多數個人投資者的看法趨向于市場輿論,那么一個合理的推斷是:羊群行為顯著時的個股的收益率將不會太偏離市場的收益率。因此可以用分散化指標(即個股收益率對于資產組合平均收益率的標準方差)來度量羊群行為,該指標對個股收益率相對資產組合的平均收益率的接近程度進行了定量化處理。

Bikhchandanietal(1992)的理論模型認為在市場價格波動大(此時信息不確定性很大),投資者最可能跟從市場輿論,此時羊群行為應該最明顯。本文將對該模進行檢驗。即通過檢驗市場價格波動很大和波動平均水平下的分散化指標的相對大小來檢驗羊群行業的存在性。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三部分說明羊群行為的檢驗方法和使用的數據,第四、五部分分別使用中國和美國的日收益率數據來檢驗羊群行為。第六部分總結。

[摘要]金融市場中的羊群行為是一種特殊的非理性行為，它是指投資者在信息環境不確定的情況下，行為受到其他投資者的影響，模仿他人決策，或者過度依賴于輿論，而不考慮自己的信息的行為。由于羊群行為涉及多個投資主體的相關性行為，對于市場的穩定性、效率有很大影響，也和金融危機有密切的關系，因此，羊群行為引起了學術界和政府監管部門的廣泛關注。本文使用個股收益率的分散度指標，利用公開的價格數據，對于我國證券市場的羊群行為進行了實證研究。該測度的優越性在于它需要的數據易于獲得，計算方法簡單；但是也存在一個問題，即它是對于投資者羊群行為的一個很保守的測度。本文研究充分考慮了分散度測度的特點，將重點放在分散度的相對大小的比較上。一方面，將中國市場和美國證券市場的實證結果進行比較，結果發現我國證券市場的羊群行為程度高于美國證券市場的羊群行為程度。

一、前言

金融市場中的羊群行為是一種特殊的非理性行為，它是指投資者在信息環境不確定的情況下，行為受到其他投資者的影響，模仿他人決策，或者過度依賴于輿論，而不考慮自己的信息的行為。由于羊群行為涉及多個投資主體的相關性行為，對于市場的穩定性、效率有很大影響，也和金融危機有密切的關系，因此，羊群行為引起了學術界和政府監管部門的廣泛關注。

目前已經由許多關于羊群行為的理論模型，如Scharftsteinetal提出的聲譽羊群行為模型、Bikhchandanietal提出的信息流模型、Banerjee提出的序列性羊群行為模型，這些模型從不同角度對于羊群行為的效率、理性等問題進行了探討。相對于理論研究，已有的羊群行為的實證研究比較薄弱。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Lakonishoketal對于美國證券市場養老基金的羊群效應的研究。該文提出了用買賣雙方交易量的不均衡來測度羊群行為，這種方法被后面的許多學者引用，并得到了一些改進。例如，Wermers對他們的羊群行為的定義進行了修正。

目前市場中的各種基金使用他人的資產投資，受到一定程度的監督和制約，因此必須定期公開持倉信息和交易信息，而其他投資者則沒有這種義務公開信息。Lakonishoketa1和Wermers提出的羊群行為的測度只能考察前者而不能考察后者的羊群行為，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用公開的數據來研究羊群行為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William等對該問題作了研究，他認為如金融市場中確實存在羊群行為，大多數個人投資者的看法趨向于市場輿論，那么一個合理的推斷是：羊群行為顯著時的個股的收益率將不會太偏離市場的收益率。因此可以用分散化指標來度量羊群行為，該指標對個股收益率相對資產組合的平均收益率的接近程度進行了定量化處理。

Bikhchandanietal的理論模型認為在市場價格波動大，投資者最可能跟從市場輿論，此時羊群行為應該最明顯。本文將對該模進行檢驗。即通過檢驗市場價格波動很大和波動平均水平下的分散化指標的相對大小來檢驗羊群行業的存在性。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三部分說明羊群行為的檢驗方法和使用的數據，第四、五部分分別使用中國和美國的日收益率數據來檢驗羊群行為。第六部分總結。

一、供需主體行為取向的比較分析

我國學前教育供需主體在國家政策環境的影響下，其行為取向及其對學前教育的影響各不相同。不同供需主體行為取向的具體表現如下。（一）幼兒家長的行為取向幼兒家長往往以功利取向為主，作出是否送幼兒入園的選擇。困難家庭往往看重短期困難，幼兒園的收費標準和距離、政府和社會的幫扶影響家長的選擇。如果沒有政府和社會的幫扶，特別困難的家庭因幼兒入園會加重家庭的負擔，其在無政府強制性要求的情況下不愿送幼兒入園；若政府有強制入園的政策，并對不送幼兒入園的家長進行處罰，則家長不得不送幼兒入園。如果幼兒園離家遠，一些困難家庭會因交通成本高或父母外出打工而放棄入園。這種狀況使農村幼兒的入園率大大低于城市。近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對困難家庭幼兒的減免和補助力度，城鄉的公辦園、公益園逐步增加，困難家庭送幼兒入園的積極性明顯提高，農村幼兒入園率明顯提升。富裕家庭往往看重長遠收益，幼兒園的質量和特色影響家長的選擇。家長往往不在乎學費高低，但會優先選擇質量高、有特色的幼兒園。由于全國公辦園、優質園、特色園總量偏少，富裕家庭的行為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幼兒園的價格，助長了擇園熱。（二）幼兒園的行為取向幼兒園，尤其是民辦園一般以功利為主，作出是否接受困難幼兒入園、是否改善條件提高質量、是否合作辦園的選擇。普通園往往重視短期內的困難，政府的強制入園政策、經費補助和獎勵政策、幼兒的繳費水平影響其選擇。在政府和社會無補助或獎勵的情況下，因政府沒有強制入園的規定，幼兒園一般不愿接收家庭困難而交不起學費的幼兒，一般不愿意加大幼兒園硬件、設施、師資等方面的建設力度，不愿主動提高保教質量。這使普通園的社會滿意度比較低。如果政府有強制入園的規定，并對拒絕接收困難家庭兒童的幼兒園進行嚴厲處罰，那么普通園就不得不接收所有幼兒入園。近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逐步加大對普通園，尤其是困難園的幫扶力度，加大了硬件建設投入力度，加大了對幼兒園教師培養培訓的支持力度，促進普通園改善辦園條件。優質園比較重視長期收益，政府的限制政策、擇園人數影響其選擇。如果政府對擇園行為和收費標準無嚴格限制，擇園人數充足，幼兒園一般會加大在硬件、師資等方面的投入，甚至積極舉辦分園，有時還會提高收費價格，增加辦園收益。優質園的行為取向推升了高收費和擇園熱。近年來，中央加大了對幼兒園收費的管理和對擇園熱的控制，高收費、擇園熱等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對于幼兒園之間的合作，幼兒園雙方都以功利性取向為主。普通園因能快速提高水平，往往有很高的積極性。優質園如果沒有獲得政府的補助或獎勵資金，其就會因幫助普通園增加了成本開支而喪失幫扶的積極性；如果政府給予補助或獎勵，其金額能夠彌補大部分或全部新增成本，優質園幫扶普通園的積極性就會提高，優質園與普通園之間的合作就會取得雙贏的結果。（三）教育行政部門的行為取向教育行政部門一度以政府的考核為導向，在是否增加對某個幼兒園的投入、是否增加對學前教育的投入等問題上作出選擇，行為取向具有功利性。教育行政部門對不同幼兒園的投入傾向，取決于考核和獎懲體系、幼兒園的業績等因素。如果沒有建立嚴格的考核和獎懲體系，教育行政部門就會對幼兒園存在親疏之分，對幼兒園的經費投入就有多寡之分。事實上，教育行政部門多年來對公辦園的投入多，對其他園投入少，甚至不投入，造成了公辦園與民辦園、示范園與普通園的差距越來越大。如果完善考核和獎懲體系，增加道義取向，教育行政部門對幼兒園的經費投入會相對均衡。教育行政部門對各個階段教育的經費投入傾向，往往取決于政府的考核導向。在全國普遍重視經濟建設的時期，教育行政部門對容易出成果的其他階段教育增加投入，對高等教育、高中教育、義務教育等予以優先考慮，學前教育一度成為被遺忘的角落。一些地區的教育行政部門甚至撤并了許多生源少的農村幼兒園，擴大了入園難的范圍。近年來，中央開始重視社會事業的發展，教育行政部門加大了對學前教育的投入力度和考核力度，公辦園的建設得到加強，變賣公辦園的現象得到抑制，學前教育的入園率逐年回升，2012年達到了64.5%。（四）各級政府的行為取向政府一度以功利取向為主，對下級政府作出是否增加投入的選擇，對教育行政部門作出是否增加教育經費的選擇。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投入傾向取決于政績考核和獎懲體系、下級政府的工作業績。如果上級政府堅持以經濟為導向，功利性很強，那么上級政府一般會對經濟建設搞得好的下級政府增加投入，且往往要求這種投入用于經濟建設。如果政府以科學發展觀為導向，增加道義性，那么其考核和獎懲的指標體系中就會增加社會事業，對下級政府在社會事業當中的成效會給予獎勵和增加投入。上級政府對教育行政部門的投入傾向，取決于政府對教育行政部門政績考核的指標體系、責任追究的內容。在學前教育既無《學前教育法》予以保障，又未納入義務教育的情況下，我國各級政府以經濟建設為導向，注重功利性。為了完成發展經濟的指標任務，有的地方對學前教育的財政投入很少，甚至盡量把學前教育推向市場，并將置換的經費用于經濟建設。近年來，各級政府政績考核指標體系逐步增加了教育事業發展的指標，責任追究開始增加教育事業方面的內容，全國學前教育的制度建設得到加強，經費投入明顯增加，對困難家庭和弱勢地區的學前教育補助力度加大，學前教育不均衡發展的勢頭得到了抑制，行為取向的道義性增加。（五）社會組織的行為取向慈善型社會組織以道義性為主，企業型社會組織以功利性為主。本文主要研究社會組織在進行是否投入學前教育、是否提高學前教育質量的選擇時的行為取向。影響社會組織選擇的主要因素是地方政府的政策、生源狀況。如果地方政府對社會辦園給予鼓勵甚至補助等優惠政策，且生源有保障，社會組織就愿意將經費投入到學前教育中。如果地方政府對社會辦園的支持和補助力度很小，且生源不足，社會組織就不愿增加對學前教育的投入，往往采用低成本、低質量運行的方式予以維持。這種情況在西部和農村地區比較多見。這表明社會組織在學前教育發展上具有較強的功利性取向。

二、優化供需主體行為取向的建議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學前教育供需主體的行為取向是以功利性為主，使學前教育發展滯后于其他階段教育，而且發展不均衡，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園際差距很大。要破解這個困境，我國既要正視功利性，又要增加道義責任，使功利性與道義性平衡協調。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國需要深入落實科學發展觀，從制度根源上下工夫，抓緊改革創新學前教育供給制度，從而為學前教育的普及提高、弱勢群體幫扶、均衡協調發展提供持續的動力。（一）建立道義責任的法律體系法制是保證。抓好學前教育的法律體系建設，能夠對學前教育的法律地位予以強化和提升，能夠明確學前教育供需主體的權利義務，增強他們的法律責任和道義責任。我國應盡早制訂《學前教育法》，并明確學前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把各級政府對學前教育的投入和管理責任作為重要內容，逐步提高上級政府的投入權重；要適時把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通過有關法律增強學前教育的強制性，防止家長、幼兒園、教育行政部門、地方政府推卸提高入園率、提升辦園質量的責任；盡快建立和完善學前教育的配套制度，規范政府的管理行為、幼兒園的辦園行為、社會的參與行為；建立幼兒園的準入和退出制度、辦園標準制度、質量評估制度、教師建設制度、困難兒童幫扶制度。（二）健全道義責任的激勵機制激勵是動力?？茖W的管理機制是既要保證必要的功利性需求，又要增加必須的道義責任。只有功利性需求得到一定的保障，道義性責任才會產生和增加。因此，我國只有通過建立學前教育機構的基本權利制度，健全學前教育的補償和激勵機制，保障滿足供需主體適當的、合理的功利性需求，才能提高學前教育供需主體對學前教育的重視程度，充分調動他們對學前教育投入和管理的積極性。我國應該完善對困難地區學前教育的補助政策和扶助政策，縮小區域差距；加大對薄弱幼兒園建設的傾斜力度，縮小它們與優質幼兒園在硬件、師資、質量等方面的差距；加大對困難家庭幼兒免費入園的資助力度，充分調動家長送幼兒入園的積極性。對大力提高幼兒入園率，大力提高幼兒園辦園質量的單位和個人給予獎勵，獎勵的額度應高于新增成本。我國應把社會力量辦園作為學前教育供給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從法律上給予肯定和鼓勵，賦予其法定的投資權、收益權、處分權、獲獎權、受助權、平等權和有關義務。尤其是對于邊遠地區、農村地區的民辦學前教育機構，國家應該像對待公辦園那樣給予同等的資金、設備、師資等方面的資助，使其更好地承擔起發展當地學前教育的道義責任。（三）完善道義責任的問責機制問責是壓力。沒有問責或問責力度不夠，有關主體就會偏重于功利性，不會主動增加道義責任。當前，我國首先應對有關主體不承擔道義責任、造成學前教育入園率提高慢甚至下降、發展不均衡未緩解甚至加重的行為嚴格問責；對各級政府偏重于發展經濟項目而削弱學前教育投入的行為，對于教育行政部門偏重其他階段教育投入而輕視學前教育、偏重公辦園而輕視民辦園、偏重示范園而輕視普通園、偏重城市園而輕視農村園的行為，對于家長偏重于解決家庭困難而放棄學前教育的行為，給予嚴格處罰；對于擠占、挪用學前教育經費的行為要追究法律責任；對于侵害民辦園的合法權、平等權的行為，要依法制止、糾正，甚至追究法律責任；對于只追求功利性，不承擔道義責任，使管理水平和辦園質量下滑的幼兒園，要嚴格按照準入和退出制度，該糾正的要糾正，該退出的必須退出。

作者：羅若飛單位：西南交通大學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合謀行為發生的范圍和一個普遍的例子；相關對策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有四個利益主體擁有全部或部分國有產權、因為監督機制不完善,因而它們的合謀行為被披露的幾率將會降低、提高企業的勞動力的素質的途徑有兩種、如果談判破裂,則意味著他們阻撓兩個企業的合并、雙方效用水平的提高也要視各自的討價還價的能力而言、官員同所屬企業的經營者能形成一個穩定的合謀體、職工的利益目標同官員以及經營者的利益目標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一致的、全體人民對政府官員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政府要對企業的經營者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勵—監督機制、關于如何解決政府官員和經營者的合謀體的建議、改變有競爭力的職工同無競爭力的職工之間的關系等，具體請詳見。

一、合謀行為發生的范圍和一個普遍的例子

根據魏杰、郭東風、沈瑩等人的分析,有四個利益主體擁有全部或部分國有產權,它們分別是全體人民、政府、企業的經營者以及企業職工。①②靜態地來看,由于后三個利益主體之間的橫向或縱向上的復雜關系,它們之間容易形成各種合謀體。但如果我們動態地來考慮合謀的范圍,那它廣泛地存在于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尤其在涉及到分屬不同政府職能部門的國有資產重組中,它的表現更為明顯。下面讓我們舉一個抽象的例子加以說明。

現有國有企業甲、乙,它們的規模相等,甲的效益要好于乙,甲屬于A部門,乙屬于B部門,還假定全體人民無法對其它各層利益主體實行有效的監管和激勵。但存在著政府對企業的經營進行顯性或隱性的干預。這是一個典型的2政府部門×2企業經營者×2企業職工的框架。讓我們來分析這個簡單框架中所存有的合謀行為。

本文繼續假定甲的企業效益好于乙企業的唯一原因是甲企業職工的整體競爭力要強于乙企業職工。同時本文認為甲企業職工及經營者有著比乙企業職工、經營者更大的效用,A部門的官員也有著比B部門官員更大的效用。另外,經營者同政府官員的利益目標較為一致,因此在它們之間容易形成一個穩定的小合謀體,又因為監督機制不完善,因而它們的合謀行為被披露的幾率將會降低;而且它們還會通過合謀者的游說和地下行為來降低一旦東窗事發后所受懲罰的力度。這樣的合謀體一旦形成了,那將是很牢固的。

同一部門中的另外一個合謀狀況就是部門官員同經營者、企業職工協調起來為本部門職工謀求福利最大化。這將導致甲企業職工福利、工資收入要優于乙企業的職工。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的原因是A部門官員、甲企業經營者及職工在追求自身收入、福利方面是一致的,也就容易形成一個縱向上的合謀體。當然,這種大的合謀體只有在企業效益較好的情況下才會存在,一旦企業效益變環,經營者、官員的利益目標便會同職工的利益目標相分離。在我們建立的這一個2×2×2框架中,要出現上述結論還需要一個根本性的前提,那就是勞動力流動機制的欠缺。在框架中,乙企業效益不好,其原因是勞動力素質不高。一般說來,提高企業的勞動力的素質的途徑有兩種,一是通過再學習改造,二是解散一部分劣質職工,再引進一部分高素質的職工。但在實際上,由于乙企業的經營者同B部門的官員形成了一個較穩定的合謀體,所以,乙企業的經營者就要在裁減職工等問題上考慮來自于官員的壓力。同時,由于甲企業的效益要好于乙,那么乙的職工若同A部門的官員或經營者有著一定的聯系,還可以通過一些地下交易等手段來在不改變自身的素質的情況下,而得到一個較高的工資收入和更好的福利待遇。這種結果便降低了甲企業的勞動力素質,從而也就降低甲企業的生產效率。而在另一方面,是否乙企業的生產效率就會因此而提高呢?我們說不是的,因為某些勞動力的流失并未提高乙企業職工的整體素質,而且可能由于某些流失職工的示范效應,使得其它職工無心工作,競相考慮實行地下行為”,以便自己換個單位,這樣的話乙企業可謂雪上加霜了。還有另外一種更壞的情況就是乙企業的經營者同B部門的官員這一合謀體的利益也嚴重背離乙企業職工的利益。在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驅使下去盡可能地效仿甲企業的經營者和A部門的官員,從而加劇惡化了乙企業的生產效率。

摘要本文通過對我國高校男女大學生體育消費行為狀況進行比較研究,旨在為促進大學生健康、合理體育消費行為的形成提供一定的理論借鑒。

關鍵詞高校學生體育消費行為比較研究

1、前言論文

體育消費行為是指消費者在理解體育功能價值的基礎上,根據自身需要和條件,尋找、購買和使用體育產品、勞務或服務的過程。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們的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體育消費成為了新興的大眾消費之一。高校是培養高等人才的基地,大學生體育消費行為特點對我國體育產業的今后發展也具有一定的影響。本文通過我國高校男女大學生體育消費行為情況進行對比和分析,以期為引導大學生進行健康、合理的體育消費提供科學的依據,為開發大學生體育消費市場和體育產業提供有益參考。

2、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文采用文獻資料法、問卷調查法、比較研究法、專家訪談法、數理統計法等研究方法,隨機抽取我國三十所所高校的全日制在校大一至大四男、女本科生各800名為研究對象。發放問卷1600份(男生800份,女生800份),回收1512份(男生572份,女生580份),回收率94.5%,其中有效問卷1502份(男生566份,女生576份),有效率99.3%。將所得的數據進行相關分析及顯著性檢驗,r=0.95,P<0.01,表明問卷是有效的。

自改革開放以來，就全局和整體而言，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從各個局部來看，不同地區的農村在發展過程、發展速度和發展水平上又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和嚴重的不平衡性。（注：中國的政治社會自古代以來都是一個以非均衡為特征的社會，這突出表現為城鄉之間的差異性。見徐勇：《非均衡的中國政治》，第4-5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但中國社會的非均衡特征不僅突出表現為城鄉之間，而且突出表現為地區經濟社會之間。）造成這種狀況的因素是錯綜復雜的，涉及主觀和客觀諸多層面。其中政府行為無疑是一個極重要的變量。

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的實現是一個長達數百年的內蘊自發和循序漸進的過程，中國自1987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卻是要在短得多的時間內實現經濟社會的超常規發展，以盡快縮小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其間政府扮演著一個特殊角色：改革與發展的啟動者和推進者。而對較之城市更為落后的廣大農村地區來說，政府的這種作用則更為顯著。

長期以來，中國農村總體上說具有相對封閉性和自發展性，即經濟發展不僅封閉在城鄉大社會系統內各自展開，而且相對封閉在一個個以行政區劃為邊界的大大小小的社區（省、市、縣、鄉、村）內各自展開；社區邊界與行政區劃同構，要素在社區之間難以流動，使得農村社區必須依靠自有資源獨立地發展經濟。由于資源稟賦、歷史背景和發展水平的差異，作為與家庭、宗族、血緣緊密聯系的農村社區，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過程中表現出了不同的發展方式和獨立的經濟利益。作為社區利益的代表者和社區經濟的管理者，縣、鄉（鎮）政府甚至包括村級組織理所當然地負有組織社區經濟建設，推動社區經濟發展的責任。隨著“分灶吃飯，權力下放”的改革，地方政府由上傳下達的中轉機構演化為國家經濟管理的一個層次和組織地方經濟活動的主體。（注：王樂夫主編，郭巍青、唐興霖副主編：《經濟發展與地方政府：對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一項研究》，第36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王樂夫、唐興霖：《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1997年第4期。）地方政府擁有了獨立的財政，成為相對獨立的一級政府，承擔起社區經濟的組織者與協調者。同時，作為地方經濟活動行為主體的地方政府有其自身的利益追求，這種利益追求只有在推動社區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才能得到滿足。這樣，對地方利益的追求成了地方政府推動本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驅動力。

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地方政府擁有諸多優勢：自上而下的管理體制使其擁有較強的動員能力，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原有制度的剛性造成了社區成員對政策的心理依附與地方信賴，使地方政府擁有了其他任何經濟主體難以相比的信用度；在現實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更容易獲得一些稀缺資源，如土地征用、銀行貸款、財政支持等；在獲取信息、理解政策方面，地方政府也擁有較多渠道和智力優勢，等等。這些優勢的存在使地方政府更有能力優化配置社區內有限的資源，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收益。

本文通過對廣東、江蘇、山東、甘肅等省若干農村地區的政府行為進行異同比較研究，著重分析政府行為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利弊得失，以期從共性與個性的結合上探索政府行為的合理內容，進一步優化和規范政府行為，使之適應并積極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

從全國各地農村的實際情況來看，政府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引導、推動、組織與協調作用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但在不同地區，政府作用的大小、強弱及其與本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結合程度并不完全相同，這就體現出各地政府行為及其功能和程度差異。

支持教育是一種教育形式，更是一種比較特殊教育的形式，尤其適于特殊學校特殊學生的教育。筆者所從事的特殊教育，其教育對象的特殊性是一定的。如自閉癥兒童，自傷現象比較嚴重，與其進行口頭說教是毫無效果的。平時嘗試著在“繪本閱讀”中實現“言于情而利于行”的行為干預教育，獲取了一定的教育效果。

一、利用繪本閱讀，干預自閉行為

在“繪本閱讀”中，熏陶傳遞無聲語言，進行自閉行為干預。自閉兒童一個最為明顯特征是不愿與他人進行語言交流，有的就是缺失于語言交流的能力。這樣的兒童，且自傷行為不斷，而且有時還顯得比較嚴重。就是老師費盡口舌，對其也產生不了控制和制止的效果。作為自閉兒童，出現這樣的癥狀并非就是其心理是何等的不健康，而是比較嚴重的病癥在左右著他的行為，再加之其語言交流又多障礙，其交流的空間就是十足意義上的無。但對自閉兒童行為是否就無可干預的可能？其實不然，自閉兒童雖然沒有語言交流的可能，但其他器官的可交流性也還是具備的。如自閉兒童的雙眼視力還是可以的，也比較能夠接受相關形象的熏陶感染。繪本是什么？繪本能夠對其發生作用么？繪本對自閉兒童自傷行為能夠發揮怎樣的作用？在比較切實的研究中，在讓自閉兒童所進行的繪本閱讀中，人們比較有意義地發現，繪本雖然是沒有學會流利地、有理解地閱讀兒童的專利，但也可能就是不能順利掌握知識，且具有自傷行為有不可自制之自閉兒童的專利。如果人們能讓自閉兒童進行繪本閱讀，讓自閉兒童去比較多地進行繪本閱讀，還是可以對自閉兒童的自傷行為的產生一定的干預效果。自閉兒童閱讀繪本的實踐比較有意義地告訴人們：自閉兒童閱讀繪本，可以產生無聲的傳遞效果，有時還完全可以產生奇特的效果。

二、利用繪本，模仿動作，干預自閉

行為在“繪本閱讀”中模仿相關動作，進行自閉行為干預。讓自閉兒童進行繪本閱讀，作為教師不可去簡單地讓自閉兒童去自讀。自閉兒童一般都缺失這樣的行為習慣，即使人們去布置了，對自閉兒童來說極有可能就是那樣的無動于衷。即使人們也去做某些方面的督促，那也不可能讓其產生閱讀繪本的熏陶感染效果。因為自閉兒童的閱讀繪本的接受能力也是相對低下的，甚至是某種程度完全意義上的低下。針對這樣的情形，人們必須多在自閉兒童閱讀繪本的質量上進行思考，多在自閉兒童閱讀繪本質量的提高上做好文章，做實文章。如何去做語言交流低下自閉兒童閱讀繪本之質量的文章？竊以為可以憑借繪本之形象讓自閉兒童進行簡單抑或是有價值的模仿。這里的模仿需要有質量和價值。如何達到有質量和價值的目的？筆者以為肩負自閉兒童特殊崗位教育的老師，有必要模仿繪本形象進行兒童可模仿的示范。人們也許有著這樣的印象：有一歌舞團夫婦生了一個極為弱智的男孩，這男孩不僅僅就是弱智，其體質也不如一般健康發展者。就是這男孩到了20多歲時，還只像10多歲的孩童一樣。但其夫婦沒有放棄對孩子的培養，將孩子帶進歌舞團后，孩子出現了奇跡，孩子對交響音樂的指揮產生興趣，后來竟然成為交響音樂指揮人員。所以，讓自閉兒童模仿繪本形象行為，經常模仿繪本形象行為，那也完全可以產生這樣的奇跡，忘記自己的自傷行為，使得自己的自傷行為得以屬于自主性的控制。

三、利用繪本閱讀，滲透情感，干預

摘要：目的：探討移動醫療管理模式在口腔科中的應用價值。方法：選擇2018年9月～2020年1月口腔科收治的200例慢性牙周炎患者為研究對象，隨機均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每組各100例。對照組給予常規管理，觀察組患者離院后接受移動醫療管理模式。比較兩組患者的遵醫行為評分、生活質量評分。結果：兩組患者離院后隨著觀察時間的進展，各組患者遵醫行為評分均呈逐漸下降趨勢（P＜0．05），對照組患者下降的程度較觀察組更為明顯（P＜0．05）。觀察組患者離院后3個月時的生活質量評分，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結論：移動醫療管理模式有利于提升患者的遵醫行為和生活質量。

關鍵詞：移動醫療；醫院管理；口腔科；應用

國際醫療衛生會員組織將移動醫療，定義為通過移動通信技術來提供醫療服務和信息的醫療模式。在醫療人力資源短缺的情況下，移動醫療通信技術為發展中國家的醫療衛生服務提供了一種有效和高效的管理方法［1－2］。目前，移動醫療正成為整個移動通信產業和醫療管理服務部門關注的熱點。分析了移動醫療管理模式在臨床疾病管理中的應用方法和價值。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擇2018年9月～2020年1月口腔科收治的200例慢性牙周炎患者為研究對象。男125例，女75例；年齡為25～55歲。入組患者符合1999年牙周病分類國際研討會［3］制定的慢性牙周炎診斷標準，納入標準：無口腔或局部炎癥；無免疫性疾病、傳染病或者其他慢性病的；隨訪資料完整。將200例患者隨機均分為對照組與觀察組，每組各100例，兩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不顯著（P＞0．05），結果具有可比性。1．2方法。對照組給予常規管理，入院后對癥治療，離院前進行健康指導。觀察組患者離院后接受移動醫療管理模式。移動醫療管理模式中包括在線咨詢模塊、復診模塊、知識庫、互動模塊、資訊模塊等。在線咨詢模塊中，患者可與醫生進行在線交流與互動。在復診模塊中，患者可以實時咨詢到復診時間、醫生坐診時間、復診計劃等。在知識庫模塊中，患者可以咨詢到相關疾病的知識，以及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事項，如飲食、休息、活動指導等?；幽K中，醫生在線時可以通過與患者交流互動的方式回答問題，病友間可以看到發表的帖子和醫生的回復情況。在資訊模塊中，可以定期推送口腔科疾病的相關資訊，公布大型義診活動的安全內容等。1．3觀察指標。（1）遵醫行為評價。參考相關文獻，自行設計患者遵醫行為調查表，調查表中對患者關于口腔疾病的認知、態度、用藥等健康行為進行定期的評價，滿分80分，分數越高表明患者的遵醫程度越高。統計并比較兩組患者離院后1周、離院后1個月、離院后3個月時的遵醫行為評分。（2）生活質量評價。自行設計口腔科患者生活質量評價方法，滿分10分，分數越高表明患者生活質量越好。統計并比較兩組患者入院時、離院后3個月的生活質量評分。1．4統計學方法。選擇SPSS22．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用（χ±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不同時間點的觀察指標比較采用兩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