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增值范文10篇

近年來，美國制定并實施了一系列的外貿戰略，以進一步鞏固其世界貿易大國和貿易強國的地位。其中，美國政府對華的貿易戰略尤其具有針對性，一方面積極推崇自由貿易，另一方面又不斷地強化貿易保護主義，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就是其搞貿易保護的重要借口，企圖通過施壓人民幣升值，來抵消掉中國出口增長，遏制中國經濟的發展，實現奧巴馬十年低速增長及失業率控制計劃。本文借鑒彈性分析法，考察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及出口總額的影響，一分為二地剖析人民幣升值的利弊影響。一國貨幣升值有利于減少出口，促進進口，但貿易差額的大小取決于出口產品在國外市場上需求彈性的大小，當本國出口產品在國外的需求彈性大于或等于1時，人民幣升值減少出口，出口額減少或者不變；當本國出口產品在國外市場上的需求彈性小于1時，升值雖減少了出口，但出口額卻增加。這糾正了貨幣升值一定有惡化貿易收支效果的片面看法，正確指出在一定的需求彈性條件下，升值也可以增加外匯收入。

一、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出口及出口額的變化

借助供需圖形辯證、直觀地分析美施壓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的影響。人民幣升值，使得同樣1人民幣成本投入產品的生產，折合成外幣的成本上升，按照古典學派的國際貿易理論，成本越大，出口優勢越小，出口將會減少。用Sx代表人民幣升值前的中國出口供給曲線，Sx′代表人民幣升值后的中國出口供給曲線，Dm代表美國的進口需求曲線，建立坐標圖形進行分析。

(一)當進口需求彈性EDm=1時當國外的進口需求彈性EDm=1時，建立如圖1所示的圖形進行分析。如圖示可知，隨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單位產品的美元價格會上升，出口的美元成本提高，中國的出口供給曲線將向左移動，由Qx1降到Qx2。當供給曲線左移的距離是無限小時，即Qx1和Qx2無限接近才成立，則在人民幣某個匯率水平下(P1)，當國外的進口需求近似45度線時，人民幣匯率適當上升到P2，對出口額基本沒有產生影響，升值前后的p*q的乘積不發生變化即人民幣升值前：出口價格是p1，出口量是Qx1，此時，出口額=p1*Qx1人民幣升值后：出口價格是p2，出口量是Qx2，此時，出口額=p2*Qx2此時，p1*Qx1=p2*Qx2。可見，當國外的進口需求彈性Edm=1，美施壓人民幣升值固然會使出口數量減少，但出口額卻基本不變。

(二)當進口需求彈性Edm>1時當國外的進口需求彈性Edm>1時，建立如圖2所示的圖形進行分析。隨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單位產品的美元價格會上升，中國的出口供給曲線會左移，出口供給量由Qx1降到Qx2，即中國出口減少，出口額的面積大小體現如下：人民幣升值前：出口價格是p1，出口量是Qx1，此時，出口額=p1*Qx1人民幣升值后：出口價格是p2，出口量是Qx2，此時，出口額=p2*Qx2顯然，p1*Qx1>p2*Qx2。可見，當國外的進口需求彈性Edm>1，人民幣升值后的出口及出口額都減少。在這種情況下，美施壓人民幣升值不僅會使出口數量減少，而且出口創匯收入也會減少，這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本國利潤相對較低的出口企業，如紡織品出口企業，尤其是依靠量的擴張來取勝的企業或小企業遭受的打擊更加沉重。

(三)當進口需求彈性Edm<1時當國外的進口需求彈性EDm<1時，建立如圖3所示的圖形進行分析。如圖示可知，隨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單位產品的美元價格會上升，中國的出口供給量會減少，由Qx1降到Qx2即中國出口減少，此時，出口額的面積大小體現如下：人民幣升值前：出口價格是p1，出口量是Qx1，此時，出口額=p1*Qx1人民幣升值后：出口價格是p2，出口量是Qx2，此時，出口額=p2*Qx2顯而易見，p1*Qx1<p2*Qx2。可見，當國外的進口需求彈性Edm<1，人民幣升值后的出口量減少，出口額卻在增加。即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小，本國貨幣升值引起的商品出口減少的幅度才會小于外幣價格上升的幅度，外匯收入增加。

總理在今年人大會議答記者問時表示，自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已提高了30%。客觀地講，人民幣匯率升值有利有弊。但是，對于以加工貿易為主要對外貿易形式的經濟體來說則弊大于利。廣東是我國的外貿大省，加工貿易作為該省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利用外資的重要方式，不僅占據了該省對外貿易的半壁江山，更成為拉動該省經濟快速發展的一架重要馬車。研究人民幣升值對廣東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影響及其對策具有啟示意義，它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本輪人民幣匯率升值，全面衡量利弊，謀求有效對策，在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礎上，實現穩中求進的戰略目標。

一、文獻綜述

1752年，大衛•休謨在《論貿易平衡》中提出了“國際收支自動調節理論”。該理論認為，“當一國因貿易順差而累積大量黃金時，會引發物價上升，通貨膨脹迫使該國減少出口并增加進口，相反那些之前累積了貿易逆差的國家也會開始減少進口而增加出口，長期下來這樣的機制會阻止一個國家不斷的累積黃金”。因此，匯率變動本身也可以通過價格機制的作用自動調節進出口貿易收支。這一理論被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代表大衛•李嘉圖進一步發揚光大并流傳至今。1923年，馬歇爾將“局部均衡的彈性分析方法”運用于國際貿易理論研究，提出了“進出口需求彈性”的概念。后經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和美國經濟學家勒納等發展而形成“國際收支的彈性理論”。彈性理論“把匯率水平的調整作為調節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基本手段，著重考慮了貨幣貶值取得成功的條件及其對進出口貿易收支和貿易條件的影響”，是分析匯率變動對進出口貿易收支影響最經典的理論。1952年，詹姆士•愛德華•米德和西德尼•亞歷山大以凱恩斯的“宏觀國民收入均衡論”為基礎，建立了“國際收支的吸收論”，該理論指出，“國際收支差額是國民收入與國內吸收的差額，匯率變動可以通過支出轉換政策和支出增減政策來調節國際收支”。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哈里•約翰遜和他的學生雅各布•費蘭科創立“貨幣論”，以一般均衡原理為基礎建立了“國際收支貨幣分析法”，主張“所有國際收支不平衡，在本質上都是貨幣性的，都可以由國內貨幣政策來解決，貶值能暫時性地改善國際收支，是因為它提高了貨幣需求”。有關人民幣匯率與中國進出口貿易關系的研究，由于研究方法和數據選取不同，學者們對匯率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主要有三種不同觀點。厲以寧(1991)、①曹永福(2005)、李劍武(2006)等學者認為，人民幣匯率變動與傳統的匯率彈性理論是相悖的，人民幣貶值不利于出口而有利于進口;戴祖樣(1997)、②盧向前(2005)、許少強(2005)等學者認為，人民幣匯率變動符合傳統的匯率彈性理論，即人民幣升值將有利于進口，不利于出口;謝建國、陳漓高(2002)、③曹垂龍(2006)、劉力臻(2007)等學者則認為，我國貿易收支與匯率變動相關度不高，人民幣匯率上升或下降對貿易收支改善均無顯著影響。有關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加工貿易影響的研究，王玨(2010)利用M－L條件，對1979－2007年間人民幣匯率變動與中國加工貿易進出口關系進行分析，④結果顯示M－L條件在中國加工型進出口貿易中是失效的，反映出我國加工貿易商品結構存在問題，大多是低彈性的商品，即以初級產品與低級工業品為主，因此必須提高我國加工型貿易的產品結構。李輝(2008)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對1981－2006年間實際有效匯率、加工貿易進出口的年度數據進行分析，研究結論表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下降會刺激加工貿易進口、出口的增長，人民幣升值將仍然促使加工貿易進口的增加和出口的增加，這與傳統的匯率彈性理論相背離。⑤王根蓓(2008)采用彈性分析方法，討論了價格固定的小型開放經濟與價格粘性的大型開放經濟中的匯率調整、定價模式與出口加工企業的盈利能力變動之間的關系。⑥有關我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研究，王懷民(2009)認為，應鼓勵加工企業及其配套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李淑華(2009)則認為，必須促進東部地區加工貿易升級。張燕生(2004)從加工貿易的領域、合作方式、投資主體、監管方式等方面提出了我國加工貿易未來轉型升級方向的建議。

二、人民幣升值原因分析

(一)人民幣升值現狀自2010年6月退出“釘住匯率制”，人民幣匯率改革重啟后，呈小幅、緩慢、持續升值態勢。2010年12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6．6515。據測算，人民幣在整個2010年對美元的升值幅度為3%。2011年10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6．3566，截至2011年后11月4日，人民幣對美元已經升值了5%。

(二)人民幣升值原因分析1．國際因素。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機暗流涌動、歐債危機愈演愈烈，世界經濟復蘇步履艱難的背景下，美歐日等發達國家企圖強迫人民幣加速升值來減弱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其國內市場，同時擴大對華出口，扭轉其國際收支逆差的局面，轉嫁金融危機帶來的風險和損失，保護本國經濟利益。2011年10月11日，美國國會參議院投票通過了《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旨在迫使人民幣加快升值。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為刺激本國的經濟復蘇，加大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海量超發貨幣，進一步推高了全球流動性，產生明顯的負面溢出效應，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主動讓本幣升值。2．國內因素。一方面“雙順差”的局面是促使人民幣升值的主要源頭。除1998年外，我國從1994年到2010年長期處于經常賬戶與資本和金融賬戶的外匯收入大于外匯支出的盈余狀態。導致長期雙順差局面的重要因素，是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及國際投機資本的大量流入。外資企業在向中國轉移的過程中大多選擇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通過利用我國廉價勞動力來實現利潤。在加工貿易條件下，出口額必然大于進口額，導致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順差，結果是外幣貶值、本幣升值。另一方面，外匯儲備的增加使人民幣不斷增大升值壓力。截至2011年3月，我國外匯儲備達到3萬億美元。巨額外匯儲備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我國對貨幣政策操作的主導權，進而陷入人民幣升值壓力與貨幣供給增長的雙重困境。

人民幣匯率持續升值，而我國資本項目持續雙順差，巨額外匯儲備使人民幣面臨很大升值壓力。自匯率改革以來，人們持續不斷地對匯改利弊進行討論分析，尤其關注人民幣升值造成對外貿易影響，特別是紡織、服裝、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利影響。在人民幣持續升值背景下，匯率會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究竟會產生何種影響，影響是否能緩解我國貿易順差等問題都亟待解決。本文以江蘇省為例，分析人民幣升值對其貿易影響，具一定借鑒意義。

1.人民幣升值后江蘇省對外貿易發展概況

1.1出口快速增長但增幅有所回落自2005年匯改以來，江蘇外貿出口在前3年連續高速增長基礎上仍保持穩定快速增長態勢，出口規模位列全國各省市第二，其中2005年1229.82億美元，2006年1604.19億美元，2007年突破2000億美元達到2037.33億美元，2008年繼續增長達到2308.30億美元。但出口增幅卻從2005年增長40.6%回落至2008年16.8%。自2006年以來江蘇出口增幅領先全國幅度逐步收窄，2008年，出口增幅首次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1.2進口增長平穩但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匯改前兩年江蘇進口規模一直名列全國第二，自2007年開始位列全國第三。匯改后三年間，江蘇進口增長平穩，2005年1049.59億美元，2006年1235.77億美元，2007年1459.38億美元，2008年1542.32億美元。三年平均增幅為13.8%，但從2006年起進口增幅開始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07、2008年與全國平均增幅差距繼續拉大，占全國比重由2005年15.9%下降到2008年13.6%。

1.3順差規模不斷擴大但增速放緩2005年匯改當年，江蘇貿易順差一改前幾年負增長局面，順差額激增。2004年貿易順差為41.37億美元，2005年為180.23億美元，增幅達335.7%，占當年全國順差總額17.7%，之后占全國比重逐漸增大，2007年底占全國順差總額22.1%，2008年占全國28.1%，順差規模不斷擴大，并始終保持全國各省市第三。但增速則從2006年開始一路放緩，2006年增幅為104.4%，2007年增幅為56.9%，2008年增幅為45.0%，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勢頭不斷受到遏制。

1.4加工貿易進出口持續增長但增幅回落2005年以來，全省加工貿易進出口增幅開始逐年回落，2008年加工貿易進出口僅增12.6%，其中出口增幅從2005年的44.2%降至13.3%。江蘇加工貿易中IT產品占一半以上，由于IT類產品加工貿易屬“大進大出”型，人民幣升值導致出口成本上升可以由進口充抵，因此客觀上講人民幣升值對加工貿易影響不是很大。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愈演愈烈，人民幣升值問題多年來一直是中國國際經濟交往中被關注的熱點。可以看到，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的升值步伐越來越快，外匯儲備的迅猛增長,促使通貨膨脹壓力上升,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增加。毫無疑問的是，人民幣的升值對我國出口企業有著較大的影響，其中既有機遇又有挑戰。

1.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企業發展的有利影響

1.1有利于促進出口企業技術和產品結構的升級。人民幣升值會使進口產品價格降低，其中高科技設備的進口價格也會相應降低，因此出口企業對進口國外的技術設備的需求會進一步增大，從而會加速引進國外的高新技術。與此同時，一些技術落后產品出口將隨著人民幣升值而被逐步淘汰,能夠最有效率地把那些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管理不善的企業擠出去。同時人民幣匯率彈性加大所形成的倒閉機制有助于加快中國進出口企業的產業結構升級。

1.2有利于出口企業加快轉變經營機制并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人民幣升值會帶來更大的競爭壓力,出口企業會加快轉變經營機制的速度,增強技術引進和消化吸收的能力以及自主創新能力,促使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最終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人民幣升值將激勵出口企業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和提高附加值，從長遠來看，這會激勵企業技術創新，帶來出口結構的改善，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1.3有利于出口企業進口成本的降低。人民幣升值對擴大進口支持內需，有助于降低進口成本，能夠降低部分進口商品的國內價格，也有利于國內出口企業更多地從國外進口資源性產品和高技術產品，解決國內此類商品的短缺，有利于緩解通脹壓力。

1.4有利于擴大直接對外投資。人民幣升值會增大中國的資本輸出以及投資實力，有利于中國企業走出國門，到國外投資建廠與參與兼并重組。中國企業對于國外并購會變得更富于競爭力。

一、前言

作為世界主要貿易出口國之一，我國憑借廉價勞動力的相對優勢，以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結構特征占領全球出口市場，國內外匯儲備及貿易順差不斷上升，并引起發達國家及各國利益集團一致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面對發達國家的壓力和本著負責任的態度，中國于2005年7月21日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并使人民幣匯率升值了2．1%。此后，人民幣受到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仍在不斷升值。鑒于出口貿易作為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人民幣升值對出口貿易的影響亦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和業界的廣泛研究興趣。傳統國際經濟學主張匯率是影響一國出口的重要解釋變量，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貨幣貶值會提高本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競爭力，從而增加其出口。例如，Junz和Rhomberg(1973)、Wilson和Takacs(1979)使用固定匯率時期數據，Bahmani－Oskooee和Kara(2003)使用浮動匯率數據，分別發現匯率貶值刺激發達國家出口貿易的增加。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初期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來，固定匯率制度崩潰，匯率波動已成為常態，其帶來的匯率風險可能阻礙出口貿易的發展。探討匯率風險與出口貿易關系的理論與實證文獻，出現了或正或負不一致的結論。理論上，Ethier(1970)認為風險規避(risk－averse)的出口廠商，為防止匯率風險所造成的成本過高，或是根本不可能規避匯率風險所帶來的出口利潤不確定性風險，因此會降低出口。DeGrauwe(1988)則認為出口廠商面對匯率風險，為抵消潛在的出口利潤損失而可能增加出口。Broll和Eckwert(1999)則從出口選擇權的觀點出發，認為匯率波動風險增加可提高出口選擇權的價值，進而增加出口。實證方面，Pozo(1992)對英國的實證分析指出，匯率風險減少英國對美國的實際出口額;Arize(1995)發現美國、歐洲及G7工業國等國家出口顯現負的匯率風險效果;Weliwita等(1999)證實匯率風險負面沖擊發展中國家及欠發達國家的出口貿易。然而，Asseery和Peel(1991)的研究顯示，除了英國外，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及德國等國的匯率風險顯著正向影響出口貿易。Kroner和Lastraps(1993)發現匯率波動與法國、德國及日本的出口貿易存在正向關系，但對美國及英國的出口存在負向沖擊。國內也有不少相關研究成果。任永菊(2003)指出，我國進口中近82%的比例為經過加工后復出口，而人民幣升值不僅有利于我國的進口，也有利于復出口。韓螈(2007)基于脈沖響應函數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出口影響的分析，發現人民幣升值并沒有使出口減少。范金等(2004)計算得出我國的長期出口彈性為－0．86，人民幣升值使出口商品價格上升額幅度大于出口商品數量減少的幅度，從而增加出口總額。張軍和李君君(2010)基于中美貿易數據，發現匯率波動負向影響中國對美國的實際出口額。可見，對人民幣升值這一相同問題的分析，學者得出的結論不同。一般來說，不同的樣本期間、變量選擇及研究方法等均可能導致實證結果不同。而現有的國內外文獻均為從匯率變動的角度出發探討匯率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尚未有評估匯率變動及其風險對出口沖擊凈效果的研究。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使用雙變量GARCH－M模型(Bollerslev，1990;Engle和Kroner，1995)，實證分析匯率變動及其波動風險對我國出口的影響。本文的研究方法、模型設定及目的，不同于現有的出口貿易實證文獻。例如，Abeysinghe和Yeok(1998)、Bahmani－Oskooee和Kara(2003)等采用協整分析，探討出口與匯率的長期關系，并利用誤差修正模型檢驗出口變動與匯率貶值間短期調整過程;Lee(1994)基于短期調整的觀點，建立納入協整及誤差修正項的VECGARCH模型。但這些研究忽略了匯率風險波動的影響，進而可能高估匯率貶值對出口的影響。Arize等(2000，2003)及張軍和李君君(2010)等均采用匯率的動態標準差代表匯率風險，這種做法可能存在邏輯不一致的問題，如使用標準差表示風險是基于同方差(homoskedasticity)假定，而事實上匯率風險可能存在異方差(heteroskedasticity)現象。本文使用GARCH模型匯率方差方程估計的隨時間變動匯率風險，考慮到異方差現象，從而可避免上述缺點。另外，Pozo(1992)、Weliwita等(1999)、Fang和Lai(2003)先利用單變量GARCH模型估計匯率風險，再代入出口均值方程以估計匯率風險效果。事實上，此兩階段(two－step)估計過程降低了模型估計效率，而本文雙變量GARCH－M模型同時估計隨時間變動的匯率風險及其對出口的影響，較具估計效率。最后，匯率及其風險對出口的沖擊可能存在當期與滯后效果，不同的經濟和金融環境、產業結構及出口企業反應行為等，可能造成不同的動態調整過程，本文設定自回歸滯后分布模型(ADL)出口方程，不同于Kroner和Las-trapes(1993)僅考慮匯率當期效果的GARCH－M模型，從而能充分反映匯率及其風險對出口的動態影響過程。

二、實證模型與數據說明

1．實證模型Rose和Yellen(1989)使用非結構簡化式(reducedform)模型實證考察匯率與進出口貿易間的關系，在此架構基礎上，我們對匯率風險效果加以考慮。設定實際出口(x)為國(境)外經濟景氣度(y)、實際有效匯率(q)及實際有效匯率風險(hq)的函數:x=f(y，q，hq)(1)實際出口為以本國貨幣表示的名義出口收益，以本國物價水平進行平減后的數值;與本國出口貿易相關的國(境)外經濟景氣度正向影響出口需求;名義匯率為以本國貨幣表示的外幣價格，實際有效匯率為本國主要貿易國實際匯率的出口加權平均值，匯率下降代表本國貨幣升值，出口商品在國(境)外市場的價格競爭力下降，出口貿易可能減少;匯率風險對出口的沖擊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根據不同的國家(地區)、金融環境以及產業結構等可能出現不同的反應。為刻畫匯率及其風險的動態效果以及消除序列相關問題，我們設定出口方程為自回歸滯后分布(ADL)模型:

2．數據說明

本文使用月度數據，檢驗匯率及其風險與出口的關系，進而分析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由于中國人民銀行于2005年7月對人民幣實行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匯改制度，為保持樣本數據的一致性，本文樣本期間選取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共66個觀察值。實際出口(x)為使用X－11方法進行季節調整后，以本國貨幣表示的名義出口經消費者價格指數平減后數值。實際有效匯率(q)根據潘紅宇(2007)由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數據計算得出。國(境)外經濟景氣度為選取美國、日本、韓國、德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荷蘭、俄羅斯、澳大利亞、英國等10個主要出口貿易國和香港、臺灣地區，以我國對其出口貿易額作為權數計算得出的工業生產指數(IP)加權平均值。所有變量均以2000年為基期。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數據來源于國際清算銀行(BIS)，其余數據來自于中國海關網、中國人民銀行以及國家統計局網站。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的走勢曲線圖。從圖中可以看到，2007年7月匯改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化趨于穩定，從2008年起實際有效匯率呈現迅速上升趨勢，即人民幣快速升值并于2009年4月到達最高值，之后回落并又趨于穩定變化。而從2010年10月至今，人民幣再度升值，進入第二輪升值通道。圖2為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經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減后我國實際出口額曲線圖。從圖中可以看到，我國外貿出口從2007年7月起一直保持平穩快速增長，而2008年10月起因受到美國金融風暴的影響，實際出口額呈現迅速下降的趨勢。而隨著金融危機影響的減弱及歐美國家經濟復蘇，另外由于我國出口歐美國家的產品大多為低附加值的生活必需品，所以我國實際出口額而從2009年4月起再度呈現迅速增長趨勢并于2010年7月后趨于穩定。如僅從匯率和出口額變化走勢圖看，兩者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事實上，通過相關系數，我們發現兩者并無顯著的相關關系，這再次驗證了本文的預期:兩者并無直接統計相關關系，而匯率主要經由匯率風險途徑影響出口額。

人民幣持續升值,給我國貿易帶來一定影響，出口貿易受抑,進口貿易擴大,這對減輕我國通貨膨脹的壓力有一定的好處,但同時會增加通貨緊縮的壓力。人民幣升值迫使很多產業的工資及成本提高,從而削弱我國出口產業的競爭力。人民幣升值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有利于我國貿易的長遠發展,有利于我國良好貿易環境的形成。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挑戰和給我國貿易發展帶來的思考。眾所周知，優化貿易環境的根本手段不在于壓低價格,而在于改變發展道路，采用新的技術手段提高產品質量,由低效、低附加的數量型增長模式,向高效、高附加的出口戰略模式轉變。

1我國的人民幣現狀

1.1我國的匯率制度我國實行以市場為導向，對貨幣進行調節和浮動匯率制度，包含以下三方面內容：第一，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充分發揮匯率的信號作用；第二，主要根據貿易平衡狀況調節匯率波動幅度，體現管理的優勢；第三，從一籃子貨幣的角度看待匯率問題，杜絕片面地關注雙邊匯率。從某些方面說，我國現行的匯率制度可有效控制匯率波動，減少匯率固定引發的問題。

1.2人民幣升值的背景第一，人民幣升值是在發達國家的壓力下進行的。近年來，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不斷，其中特別顯著的是美國。美國企圖通過要求人民幣升值來緩解中美貿易的失衡。迫使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國家里還有日本。早在2003年，日本財務相就提出過要求人民幣升值文件。此外，由于美元的不斷貶值，歐洲及東亞的部分國家也擔心本國出口會受到中國商品的沖擊，紛紛要求人民幣升值。人民幣面臨的升值壓力越來越大，2003年初至今，人民幣的升值問題始終是國際上的熱點話題。第二，我國外匯儲備增長快速。從經濟學理論看，一國的外匯過多，從另一方面就表明其本幣定價過低，而外幣定價過高，這就使本幣面臨了升值的壓力。在有的國家看來，很多數字表明了人民幣應承受更高的匯率。外匯儲備的不斷增長，加之伴隨經濟快速增長而來的各方面變動，使得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更強大。

1.3人民幣升值的現狀面對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我國實行了人民幣外匯體制的一系列改革，從2005年7月開始，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浮動范圍限制在千分之三以內。自2005年實行外匯體制改革，人民幣始終處于持續升值的狀況，只是升值的幅度有緩有急。在目前國際經濟動蕩、很多貨幣貶值的環境下，維持穩定也就是一種勝利。

1.4人民幣升值的原因第一，經濟原因。包括：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在對外貿易中長期處于貿易順差；國際上強烈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央行的干預，加入WTO后中國對外經濟摩擦增多，美日歐等國給人民幣升值增加壓力，使制度性經濟摩擦的份額增加。我國政府為降低他國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為人民幣早日成為硬通貨做準備，主動升值。第二，政治因素。當今復雜的國際壞境下，匯率問題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也成為部分國家達到其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這給人民幣升值帶來了政治上的壓力。日本的發難，近些年來國際社會引發人民幣升值問題比較強烈的是日本。隨著有關“亞元”問題討論的深入，誰是亞元的主導，已成為一個敏感的問題。由于近些年經濟的委靡，日元充當亞元主導的競爭力變小，而在此時中國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龍頭”，人民幣的價值逐漸提升，引起了日本的不滿，所以向中國發難，要求人民幣升值。再有是美國的施壓，其目的一方面為維護其“金融霸權國”地位，另一方面為刺激產品出口，轉嫁本國的經濟危機。奧巴馬上任后，為確保的支持，必須要穩定美國經濟，因此迫使人民幣升值以鞏固政治地位。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經濟得到快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隨著經濟總量的增長和產業結構的升級，經濟發展水平也進入了新的階段，與此同時，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日益顯著。即使在金融危機的強烈影響下，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仍舊實現了逆勢上揚。隨著人民幣穩步升值，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成本將逐步降低。因此，在人民幣升值的條件下，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會獲得更大的增長空間。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

盡管中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與發達國家相比，在技術、管理、資金等方面處于劣勢,與一些新興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跨國投資相比也存在差距。但是綜合考慮我國的總體經濟實力和外匯管理水平，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仍然具有很大優勢。

(一)對外開放的政策保證我國實行對外開放基本國策致力于改革經濟體制和調整經濟結構，同時也認識到全球化給國內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從而大力引進外資和開展貿易活動。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對外貿易迅速發展，也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二)我國的國際輿論形象更加貼近世界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來，我國的國際輿論形象歷經“理想化”、“妖魔化”、“多元化”的發展歷程。雖然外界對中國的發展仍然存在大量的偏見和誤解，以及根本的分歧，但看待中國的視角更加多元。

1.日益增強的市場經濟意識。我國重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繼續鞏固自己的主導地位，通過學習市場經濟管理來保持組織的活力。美國《新聞周刊》的文章稱，中國為了讓自己在這個迅速走向自由化和商業化的社會繼續保持主導地位，如今的共產黨干部學的東西多種多樣，從商學院的案例分析到歐盟負責貿易的委員彼得•曼德爾森的講話，再到哈佛大學約翰•肯尼迪政治學院的政策書籍。同時密切關注新加坡以及其他一些外國政治模式，以吸取經驗，讓自己保持活力。

摘要: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宏觀經濟各組成部分的影響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本文從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外貿、利用外資和資產價格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匯率經濟發展

1.對資產的價格影響

當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或貨幣持續升值的情況下,在升值前如把外幣換成人民幣,一旦人民幣升值,投資者便能獲得與升值幅度相應的收益(把本幣兌成外幣即可兌現該收益),這促使投資者追逐我國資產,最有吸引力的是股票和房地產,投資者不但獲得升值收益還能獲得股票房地產本身增值收益。巨額資金進入股市和房市,促使股價房價上漲進一步吸引資金,促使股價房價進一步上漲,從而出現泡沫經濟。

海外投資者考慮的因素除了物業的價格、收益率以外,還要考慮匯率的因素。例如日本人若想在香港投資物業,首先把手中的日元兌換為港元,而當他出售物業后,又需將所得的資金轉回為日元。因此,海外投資者還要擔負匯率變動的風險。隨著房地產投資行為的日益國際化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不同幣種的兌換即匯率問題已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在我國,隨著人民幣的不斷升值,我國房地產的價格也經歷了一個快速上漲的過程。近幾年,大量外匯投機資本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了房地產市場,他們主要進入的是高檔住宅物業和商業物業,隨著人民幣的不斷升值,外匯的投機者已經形成了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預期,熱錢也大幅度向房地產市場流動。而對以國內需求為主的中、低檔住宅市場來說,人民幣升值不會直接引起價格的大幅度上漲,但考慮到不同層次的房地產價格的聯動效應,房地產整體受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十分巨大,而在大型城市這種效應更加明顯。

2.對我國外貿的影響

摘要：利益集團也稱壓力集團、院外集團，是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為獲取某種特殊利益而對政府施加影響的政治性組織。美國是一個多元族群組成的國家，因此才存在著多種多樣的利益群體。自2002年以來，美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之后的調整期，并反映出衰退的跡象。由于人民幣實行盯住美元的目定匯率，美元貶值的效果并不明顯，美國為此要求中國放棄固定匯率制，實現人民幣自由浮動。美國的利益集團認為是中國的人民幣低估及美中貿易逆差導致了其一系列問題，因此其主要目標就是“提高美國制造商在壘球市場競爭中的能力”

關鍵詞：利益集團人民幣升值全國制造商協會勞聯—產聯

一、美國利益集團簡介

利益集團也稱壓力集團、院外集團，是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為獲取某種特殊利益而對政府施加影響的政治性組織。對利益集團的定義還有：使用各種途徑和方法向政府施加影響，進行非選舉性的鼓動和宣傳，用以促進或阻止某方面公共政策的改變，以便在公共政策的決策中，體現自己的利益主張的松散或嚴密的組織。美國是利益集團最為興盛的國家。據統計，1983年美國有17644個全國性利益集團，60％以上的美國成年人至少參加一個社團。20世紀70年代以來，超過半數的美國人認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只顧自己的少數大利益集團把持的”。而在1980年，只有21％的人認為政府還是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辦事的”。

美國是一個多元族群組成的國家，因此才存在著多種多樣的利益群體。而美國分權制衡的政治體制則為利益集團存在并進而在美國社會中發揮重要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土壤。今天，隨著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快速發展，利益集團在美國社會中的影響變得越來越大。戴維·杜魯門是第一個提出政治利益集團術語的學者。他認為，利益集團一旦與政府機構發生關聯，就從單純的民眾社團轉變為政治性利益集團了。有學者指出：

“作為一種組織，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政黨正在逐漸失去選民的支持”。然而同時，利益集團的力量則開始逐漸強大。因此，力量較大的利益集團將注意力轉移到政治過程上，更有甚者直接參與到政治過程中去似乎是順理成章的。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對人民幣升值原因的經濟學理論分析，我們知道人民幣面對著巨大的升值壓力，這壓力主要來自于國內經濟走強和國際收支強烈不平衡。人民幣不斷升值給國家經濟和企業及老百姓的生活帶來了重大影響，而且根據目前的形勢來看，人民幣還有進一步的升值空間。面對這樣的人民幣匯率走勢，對人民幣匯率進行改革，改變經濟發展結構，走內需主導型發展道路、擴大對外直接投資、采取措施限制貿易順差過快增長是當前化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和防范匯率風險的主要對策。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購買力平價理論；粘性價格分析法；彈性價格分析法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改為參考一籃子貨幣調整、同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上調2%，考察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的走勢和效應。我們認為人民幣小幅度的上升對我國經濟正增長，對外貿易、企業經營和就業形勢等產生的負面影響有限，但近期不斷攀升的外貿順差將進一步強化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面對人民幣升值這個當前對中國乃至對全世界都很熱門的話題，那就讓我們先來簡單地介紹一下匯率以及人民幣匯率制度走過的歷程。

所謂匯率就是一國貨幣單位同他國貨幣單位的兌換比率，也就是一種貨幣用另一種貨幣來表示的價格。通常本國貨幣的匯率水平取決于它所選擇的匯率制度及貨幣市場、宏觀經濟運行及國際收支調節策略等多項因素。中國現在實行的匯率制度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制度①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在此之前，中國人民幣的改革走過了漫長的過程：1979年——1984年經歷了從單一匯率到復匯率再到單一匯率的變遷；然后1993年中國官方牌價與外匯調到價格并存，并向復匯率回歸；1994年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