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制度范文10篇

[摘要]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長期目標應是浮動匯率制度，但鑒于當前我國金融市場、微觀經濟主體和金融監管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我國選擇了較為緩和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和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相比，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的匯率形成機制更趨市場化。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不僅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促進我國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健康發展，而且可以發揮人民幣匯率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增強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同時，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也增加了市場預期的不確定性。

[關鍵詞]參考一籃子貨幣；釘住單一美元；釘住一籃子貨幣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放棄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為何我國選擇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特點是什么?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有何作用?本文擬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一、選擇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理論依據

匯率制度選擇理論指出，在固定匯率制度、自由資本流動和獨立貨幣政策之間存在三難選擇。①如要想選擇獨立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制度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資本自由流動，實行資本管制。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前選擇的一種政策組合，在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我國再選擇這種政策組合已不合時宜。要想選擇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20世紀90年生的一系列貨幣金融危機說明，這種政策組合的危害決非貨幣政策無效這樣一個溫和的負面影響，固定匯率制度在開放的資本賬戶下往往伴隨著貨幣沖擊和貨幣危機，從而給經濟帶來巨大的動蕩，使經濟時時處于不穩定的威脅之中，從長期來看，我國也不宜選擇這種政策組合。要想選擇獨立貨幣政策和自由資本流動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這是我國應當選擇的一種政策組合。這種政策組合符合我國的實際，我國是一個經濟大國，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必然是我國的現實選擇；另外，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國開放資本賬戶，實現資本自由流動也是大勢所趨。據此，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長期目標應是浮動匯率制度。

但從國際金融經驗來看，匯率急劇變動和不穩定往往伴隨著金融市場的不發達和微觀經濟主體的不完善。②當前我國金融市場尚欠成熟和完善，人們對金融避險工具的認識還需要有一個過程，金融監管也比較薄弱。正處于改革過程中的國有企業仍面臨著諸多困難，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還缺乏防范匯率風險的意識。可見，目前我國尚不具備實施浮動匯率制度所需要的條件和環境，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可能會導致人民幣匯率頻繁波動，不僅無助于金融部門和金融市場的建設和發展，而且還將大大增加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成本。為此，我國采取了較為緩和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近年來，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一直很高。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自1994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一直保持不變。在此期間，中國經濟始終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外貿持續順差，外資流入規模不斷增加。無論是從購買力平價、還是從經濟實力的對比出發，人民幣的幣值都應該上升。2001年以來，美國政府堅持了多年的強勢美元政策開始松動，美元匯率開始走低。由于人民幣一直是盯住美元的，在美元匯率走低的情況下，人民幣相對于其它貨幣事實上是貶值的。這兩種情況的對比，使得國際上有很多人認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了。這就為那些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人提供了直接的論據。

同時，在中國國內，資本賬戶的開放問題也一直是理論界和政府決策層關注的熱點。國內有很多學者認為，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會影響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效率。根據“蒙代爾三角”，在允許外資流入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度與靈活的貨幣政策是無法同時兼得的。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面前，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可能意味著中國政府駕御全球經濟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結合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實行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政府理應做出的合理選擇。事實真的如此嗎？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過程，匯率制度的市場化改革，乃至資本賬戶的開放，自然也不例外。從相對固定的盯住匯率制度到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中間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過去10多年中，世界范圍內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貨幣危機，通常都是與過快的匯率制度改革聯系在一起的。東亞、南美、俄羅斯，都曾遭遇這樣的問題。這為我們提供了直觀的經驗。所以，漸進的改革和開放可能是一個更合理的選擇。這是一個很直觀的判斷。但是，對于匯率制度改革這樣的重大理論性和政策性問題，僅有一些初步的、直觀的判斷，是遠遠不夠的。直觀的經驗和感覺無法支撐理論觀點和政策選擇。這就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我們既要從理論上探討當前中國匯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發展方向；又要結合中國經濟當前的發展狀況，分析不同匯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來的走向。

匯率制度的改革牽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匯率形成和調整過程的復雜性。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各國不再規定本國貨幣的含金量，國際貨幣領域進入一個“無本位”、“無秩序”的時代。自此，貨幣在國際上就變成一種純粹的信用貨幣，其價值沒有任何明確的實物商品作為支撐。無論是購買力還是國家經濟實力，都不能為評判各國貨幣的相對價值提供一個穩定的、可量化的標準。

離開這一基礎，可能出現的是兩種情況：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受制于國家特定的經濟、政治戰略，是依靠政府力量來設定和維持的；在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對比所主導。就浮動匯率制度來說，我們知道，能夠對市場供求產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資、生產、GDP或經濟增長率這些可以觀察的經濟力量，甚至還有各種無形的心理因素。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市場上的供求狀況，進而影響匯率的形成和變動，使得外匯市場上的匯率波動無常。

在諸多復雜的影響因素中，預期問題不僅是理論研究上的一個熱點，也是市場實踐中人們始終關注的一個問題。“羊群效應”、“匯率超調”以及“市場心理”或“市場情緒”等詞匯，經常會出現于有關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行情的研究報告中。這都是和預期因素相關的。預期影響匯率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所謂的“比索問題”（Pesoproblem）。

內容提要：文章簡要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幣匯率的變化過程：一、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計劃經濟時期，人民幣匯率從基本穩定到實行釘住一籃子貨幣的“釘住匯率制”；二、經濟轉軌時期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是雙重匯率時期；三、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后則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關鍵詞：中華人民共和國匯率制度沿革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客觀考察與分析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歷史沿革，探索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及其目標，對于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經濟國際化，具有重要意義。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體制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演變過程。我國的外匯體制改革也經歷了一個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模式，轉變為在外匯留成和外匯上繳體制基礎上的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轉變為建立在結售匯制上的以供求關系為基礎、市場調節為主的管理模式。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變以各階段經濟發展為基礎，以各階段經濟體制改革為線索，以改革開放、匯率并軌為分界點，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計劃經濟時期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對外貿易由國家壟斷，統一平衡，國內價格長期保持穩定水平。與之相適應，當時人民幣匯率是官方制定的固定匯率，只是作為編制計劃和經濟核算的標準，保持了穩定的方針，只在外國貨幣貶值或升值時作相應調整，人民幣匯率與對外貿易聯系并不密切。

1．國民經濟恢復時期(1949—1952年底)：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和起伏回升階段。

近年來，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一直很高。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自1994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一直保持不變。在此期間，中國經濟始終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外貿持續順差，外資流入規模不斷增加。無論是從購買力平價、還是從經濟實力的對比出發，人民幣的幣值都應該上升。2001年以來，美國政府堅持了多年的強勢美元政策開始松動，美元匯率開始走低。由于人民幣一直是盯住美元的，在美元匯率走低的情況下，人民幣相對于其它貨幣事實上是貶值的。這兩種情況的對比，使得國際上有很多人認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了。這就為那些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人提供了直接的論據。

同時，在中國國內，資本賬戶的開放問題也一直是理論界和政府決策層關注的熱點。國內有很多學者認為，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會影響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效率。根據“蒙代爾三角”，在允許外資流入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度與靈活的貨幣政策是無法同時兼得的。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面前，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可能意味著中國政府駕御全球經濟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結合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實行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政府理應做出的合理選擇。事實真的如此嗎？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過程，匯率制度的市場化改革，乃至資本賬戶的開放，自然也不例外。從相對固定的盯住匯率制度到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中間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過去10多年中，世界范圍內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貨幣危機，通常都是與過快的匯率制度改革聯系在一起的。東亞、南美、俄羅斯，都曾遭遇這樣的問題。這為我們提供了直觀的經驗。所以，漸進的改革和開放可能是一個更合理的選擇。這是一個很直觀的判斷。但是，對于匯率制度改革這樣的重大理論性和政策性問題，僅有一些初步的、直觀的判斷，是遠遠不夠的。直觀的經驗和感覺無法支撐理論觀點和政策選擇。這就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我們既要從理論上探討當前中國匯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發展方向；又要結合中國經濟當前的發展狀況，分析不同匯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來的走向。

匯率制度的改革牽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匯率形成和調整過程的復雜性。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各國不再規定本國貨幣的含金量，國際貨幣領域進入一個“無本位”、“無秩序”的時代。自此，貨幣在國際上就變成一種純粹的信用貨幣，其價值沒有任何明確的實物商品作為支撐。無論是購買力還是國家經濟實力，都不能為評判各國貨幣的相對價值提供一個穩定的、可量化的標準。

離開這一基礎，可能出現的是兩種情況：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受制于國家特定的經濟、政治戰略，是依靠政府力量來設定和維持的；在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對比所主導。就浮動匯率制度來說，我們知道，能夠對市場供求產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資、生產、GDP或經濟增長率這些可以觀察的經濟力量，甚至還有各種無形的心理因素。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市場上的供求狀況，進而影響匯率的形成和變動，使得外匯市場上的匯率波動無常。

在諸多復雜的影響因素中，預期問題不僅是理論研究上的一個熱點，也是市場實踐中人們始終關注的一個問題。“羊群效應”、“匯率超調”以及“市場心理”或“市場情緒”等詞匯，經常會出現于有關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行情的研究報告中。這都是和預期因素相關的。預期影響匯率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所謂的“比索問題”（Pesoproblem）。

一、當前人民幣匯率安排的一般評價

（一）現狀：從管理浮動到固定匯率

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有關條文明確了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并同時實施強制性的結售匯制度。依照《結匯、售匯管理規定》，境內機構經常項目下的外匯收入須及時調回境內，除國家規定準許保留的外匯可以在銀行開立外匯帳戶外，應在銀行結匯；境內機構經常項目下用匯可憑相應的有效憑證向銀行購匯或從其外匯帳戶支付。統計數據表明，1995年末至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位于8.33—8.28元／美元的窄幅區域，1997年末開始則大致處于8.28元／美元的水平，人民幣管理浮動匯率成為事實上的固定匯率。僅從這些數據出發進行判斷當然是片面的，值得注意的是從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環境經歷了從經濟擴張到收縮的巨大變化，而人民幣匯率變動基本上不反映經濟趨勢。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效率問題的提出

引入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框架來分析政策選擇，容易證明現行的人民幣管理浮動匯率制并不是一個穩定的、唯—的均衡。設定局中人為管理當局和公眾，然后分析管理當局和公眾之間可能出現的博弈結果。第一種情況：管理當局宣布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公眾必須在唯一的官方外匯市場上買賣外匯，若公眾也選擇在官方外匯市場上買賣外匯，并由此產生管理浮動匯率，則形成納什均衡結果——博弈雙方都選擇了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第二種情況：公眾進入外匯市場受到限制，包括買入外匯時受外匯用途、數量等等方面的限制。例如，《境內居民個人外匯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境內居民去香港、澳門地區以外的國家和地區旅游的供匯標準是2000美元，相對于旅游用匯需求，供匯標準明顯不足。在官方市場存在進入限制時，公眾不被滿足的外匯需求必然會在官方外匯市場以外尋求，形成官方市場以外的外匯黑市。由于黑市交易被認為是非法的，并且黑市交易的信用風險遠高于官方市場，黑市外匯的提供者必定索取一個較高的風險溢價，黑市的外匯匯率就高于官方市場匯率。公眾與管理當局博弈的結果是產生兩個市場——官方外匯市場和外匯黑市，兩種匯率——官方匯率和黑市匯率。第三種情況：再考慮管理當局宣布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并同時提出威脅策略的情形，即公眾參與黑市交易就會受到懲罰（譬如涉及外匯管理的法規有此類條文），這種情況比較接近現實。如果威脅策略是可置信的，就可能出現上文所述的納什均衡結果，但公眾了解管理當局的威脅策略是不可置信的，因為黑市交易可以發生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管理當局要將黑市交易完全置于監控之下需要很高的成本，幾乎是不可能的。可見，在外匯市場存在進入限制的條件下，第一種情況不可能出現，外匯黑市和黑市匯率就會產生，而事實上外匯黑市交易的存在也是勿庸諱言的。

兩個市場兩種匯率共存勢必降低經濟運行的效率。本文“效率”的含義與新古典（neoclassical）經濟學所指相同，當資源偏離最優配置時，就可能存在帕累托改進的可能。直觀地看，當前人民幣匯率安排導致的效率損失有：1.考慮被限制的外匯需求，官方外匯市場賣方得到的價格要低于均衡價格，而黑市交易中買方被索取的價格要高于均衡價格，外匯交易產生了內生交易費用（內生交易費用介紹見下文）；2.管理當局打擊外匯黑市所耗費的資源。從中我們可以得到兩點啟示：1.當前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既然存在效率問題，就有加以改善的余地；2.應該研究這種有缺陷的制度為何存在、能否適應中國經濟進一步開放的要求。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了一條消息：經國務院批準，自即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換8.11元人民幣。但西方一些國家卻似乎看不到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變革給國際社會帶來的好處，把自己國內經濟的不景氣歸咎于人民幣匯率太低，他們試圖要求人民幣立即實施完全自由浮動匯率制，以達到促使人民幣升值的目的。他們認為，要想解決全球貿易失衡、縮小國內龐大的貿易赤字問題，就必須促使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人民幣匯率制度是否要改革，匯率是否要上升，本文將通過芒德爾—弗萊明模型來分析。

芒德爾—弗來明模型

20世紀60年代，羅伯特•芒德爾(RobertA.Mundell)和J.馬庫斯•弗萊明（J.MarcusFlemins）提出的芒德爾——弗萊明模型（Mundell-FlemingModelM-F模型，下同），對開放經濟下的IS-LM模型進行了分析，堪稱固定匯率制下使用貨幣政策的經典分析。該模型指出，在沒有資本流動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下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動匯率下則更為有效；在資本有限流動的情況下，整個調整結構與政策效應與沒有資本流動時基本一樣；而在資本完全可流動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時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但在浮動匯率下，則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的“芒德爾三角”理論，也就是著名的“三一定律”。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TheEternalTriansle)，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芒德爾三角”的內在原理。在這個三角形中，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固定匯率,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駁論”。如表1所示。

3.張錦冬.人民幣是否該升值.經濟學動態，2004第1期

內容摘要：根據芒德爾——弗萊明模型，在資本固定或有限流動下，固定匯率下的貨幣政策是有效的；而在資本完全流動下，浮動匯率下的貨幣政策才會有效。可見，目前堅持我國現行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是可行的；但根據入世協議，2006年外資銀行獲準全面進入中國市場，不允許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的管制便會逐漸放松，以至最后實現資本自由流動。因此，從長遠看，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也是必然的。

關鍵詞：模型分析匯率制度改革

[摘要]克魯格曼匯率目標區理論的政策含義很吸引人，可是在實證研究中該模型從假設到結論都被否決；本文對克魯格曼模型進行了分層改造，并設監控指標，從而帶來了一些卓越的政策表現；然而，作為一種全新的匯率機制，要想發揮其作用，需要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配合以及市場體系的完善，本文首先對克魯格曼標準匯率目標區進行了簡單介紹，然后，針對其現實中的不適應性，對其進行了分層改造，并詳細闡述了其工作原理、政策含義和配套政策措施；最后探討了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退出安排及將來的去向；并認為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匯率目標區雙層監控模型都是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合意選擇。

[關鍵詞]匯率目標區均衡匯率蜜月效應貨幣沖擊實際沖擊

國際匯率制度的歷史變遷表明，無論是自由浮動匯率制度還是嚴格固定匯率制度，都有其利弊兩面。而贊成嚴格固定匯率制的學者只看到其作為“駐錨”對投資貿易所還來的便利，支持浮動匯率制度的專家則多半看到浮動匯率制給予本國的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從而也就有了所謂的“固定”與“浮動”之爭。然而，各國決策者既對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動蕩的自由浮動匯率制”感到恐懼，又對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所帶來的實際匯率長期錯位感到忌憚；各國決策者試圖綜合固定與浮動匯率制雙方的長處，建立一種既有穩定性又有靈活性的匯率制度，這便是匯率目標區。1979年3月實行的歐洲匯率機制（ERM）通常被認為是匯率目標區的范例。

一、克魯格曼匯率目標區簡介

理論上最早對匯率目標區進行探討的是威廉姆森，而克魯格曼于1991年提出了標準目標區的嚴格理論模型（見圖1）。克魯格曼假定匯率依賴于現行基本因素和未來匯率的預期值，同時，克魯格曼模型還有兩個關鍵假設，其一是匯率目標區是完全可靠的，其上下限能永遠保持不變；其二是目標區僅由“邊際”干預防衛，也即只有當匯率運行到上下限時，貨幣當局才出手干預，而在目標區內，沒有干預發生。在這些假定下，目標區匯率的運行軌跡呈現“S”形，其幾何意義如圖1，曲線TT（目標區匯率行為）波動幅度明顯小于直線FF（自由浮動制下匯率行為）。這意味著，完全可靠的匯率目標區具有內在穩定機制。但是，克魯格曼模型的邊界“完全可靠”和“邊際干預”假設已為實際數據所拒絕（Floodetal，1991）。另外，奧伯斯菲爾德和羅戈夫也認為，當匯率達到目標區的邊界時，便面臨著與固定匯率制同樣的問題（Obstfeld,M.andRogoff,K.,1995）。基于克魯格曼模型所存在的這些缺點，筆者對其進行了相應改進，這就是接下來要探討的匯率目標區雙層監控模型（見圖2）。

二、匯率目標區雙層監控模型

最近，國務院總理在接受采訪時指出，要在均衡、合理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同時研究和探索適應市場供求變化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這再一次表明了我國政府關于人民幣匯率改革和發展的方向。

在均衡、合理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

1994年匯率并軌后，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初步確立了市場配置外匯資源的基本框架。亞洲金融危機中，人民幣面臨著貶值的巨大壓力，中國承擔了人民幣幣值穩定的責任。時至2003年，人民幣升值的問題又成為世界關注的熱點。

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是亞洲金融危機以后中國一直采取的政策，也為許多國家所支持和贊同。目前人民幣匯率水平基本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實際，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既符合中國利益，也有利于周邊國家和世界經濟的穩定。

人民幣幣值的穩定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

在當前情況下，人民幣如果升值，相當于人民幣購買力增強，進口會增加，國內的物價水平則會下降，剛走出緊縮陰影的中國經濟又將重新面對緊縮壓力。盡管從長期來看，如果增加的進口主要是為了改進設備和生產力，并有利于出口增加的話，那么對國內物價的負面影響可能會降至最低程度。但從國內目前的情況來看，由于市場龐大，而且消費者仍偏好進口商品，因此，消費品的進口可能會超過生產資料的進口，所以短期內消費品市場對物價的影響會大一些，從而可能會產生緊縮風險。同時，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出口減少，進口商品的增加，將直接沖擊本國的工業，使就業問題更加嚴重。人民幣升值還會使外國投資者的利潤減少，利潤率下降，減少國外對中國的直接投資。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體制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演變過程。我國的外匯體制改革也經歷了一個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模式，轉變為在外匯留成和外匯上繳體制基礎上的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轉變為建立在結售匯制上的以供求關系為基礎、市場調節為主的管理模式。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歷史回顧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匯率制度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1、建國初期的匯率制度（1949～1952年）。此階段正值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是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和起伏回升階段。實行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其特點是實行外匯集中管理制度，通過扶植出口、溝通僑匯、以收定支等方式積聚外匯，支持國家經濟恢復和發展。

2、計劃經濟體制的外匯管理體制(1953～1978年）。其中，1973～1978年，從西方貨幣實行浮動匯率至人民幣貿易內部結算價時期，人民幣實行盯住一籃子貨幣的“盯住匯率制”，匯率調整頻繁。其特點是對外貿易由國營對外貿易公司專管，外匯業務由中國銀行統一經營，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計劃控制的外匯管理體制。

摘要從我國現行的匯率制度入手，分析我國現行匯率制度的不足以及不能完全實行自由浮動的原因，并對如何完善我國人民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現經濟平衡發展提出建議和措施。

關鍵詞匯率制度人民幣外匯

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自誕生之后，幾經變遷，先后經歷過頻繁調整的盯住美元匯率制度（1949~1952）、基本保持固定的盯住美元匯率制度（1953~1972）、盯住一攬子貨幣（1973~1980）、官方匯率與貿易結算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制度（1985~1993）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4年至今）。從長遠看，人民幣若要成為一種強勢的國際貨幣，匯率浮動是必不可少的條件。當前的問題是如何使“有管理的浮動的匯率制”名副其實。

1現行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存在的隱患

1.1人民幣存在高估現象

從1994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保持在8.3人民幣兌1美元左右，本質上依然是固定匯率的穩定，但這是以貨幣當局積累大量外匯儲備為代價，不僅中長期不能滿足人民幣匯率靈活變動的要求，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情況導致貨幣當局匯率政策目標與貨幣政策獨立性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