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回顧范文10篇

在給民族音樂學下定義時，常常是從劃定其研究對象和方法著手，無論是起初的比較音樂學還是后來的民族音樂學，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詞譯成民族音樂學或音樂民族學，或者干脆叫音樂學、音樂文化人類學等爭論，都是與這一學科自始至今研究對象的不斷變化拓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本文僅對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的演變作歷史性的回顧和思考。

比較音樂學的產生與研究對象

民族音樂學最初被稱為比較音樂學。比較音樂學的名稱是進入20世紀后首先在德國開始使用的，英文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實比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歐洲音樂研究最早在17世紀就開始了，但是這一學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樂學的范疇、方法和目的》和亞歷山大約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階》為標志的。其研究對象是歐洲以外的種族、民族的音樂文化，正如薩克斯所定義的異國文化的音樂。這一學科的建立和研究對象的確立是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場有著密切關系的。首先，比較音樂學的產生和發展與歐洲殖民主義的興起和擴張有密切的聯系。以18世紀為開端，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繼跨入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進入這些地區的西方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文化學家首先向外部世界開啟了這些非歐國家民族的傳統文化之門。他們用西方學者的觀點和方法試圖了解、認識和把握這些國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們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將這些相異于歐洲文化，不被歐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諸于眾，加之古典進化論學派和馬克思、恩克斯對于人類進化和原始社會經濟的科學認識，至19世紀60—70年代，民族學作為一門科學在歐洲和美國產生并興起，Enthnology一詞1830年首先由法國人讓·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學、人類學學會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來。比較音樂學則是在民族音樂學進入80—90年代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時應運而生的。這一時期的歐美出現了一支受過專業訓練的民族學隊伍，開展了世界范圍的、有目的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工作，異國的民間藝術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與此同時，歐美的許多城市建立起了人類學和民族學的博物館，收藏了許多非歐洲的樂器和有關的音樂文物與手稿，記錄亞洲、非洲、美洲民族音樂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們對于非歐洲地區音樂文化的注意力進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愛迪生發明了留聲機，對無文字非歐民族音樂的研究產生了無法估量的推動作用。在這些基礎上，比較音樂學這門學科在民族學諸多研究的影響下，應強烈而廣泛的社會和時代需求產生了。英國語言學家兼物理學家和數學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歐洲學者為比較音樂學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由此可見，比較音樂學研究的異國音樂文化是相對于當時殖民者的主體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對于起初參與比較音樂學研究的這些歐洲學者自身的文化體系而言的。相對于其原本歐洲音樂文化知識體系的未知領域就成了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異國音樂文化=非歐洲音樂文化，即形成了歐洲文化特別是歐洲城市藝術音樂文化相對于非歐洲音樂文化的比較研究。實質上是一種以歐洲整體作為一個中心以歐洲大民族為立場而進行的研究。

隨著學科的不斷發展，整個人類文化研究的進步和不同種族的非歐洲國家的學者對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參與，比較音樂學的研究環境和立場出現了變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對象也出現了擴大和性質的變化，最初的比較音樂學的名稱被民族音樂學所代替。

比較音樂學到民族音樂學的確立

在給民族音樂學下定義時，常常是從劃定其研究對象和方法著手，無論是起初的比較音樂學還是后來的民族音樂學，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詞譯成民族音樂學或音樂民族學，或者干脆叫音樂學、音樂文化人類學等爭論，都是與這一學科自始至今研究對象的不斷變化拓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本文僅對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的演變作歷史性的回顧和思考。

比較音樂學的產生與研究對象

民族音樂學最初被稱為比較音樂學。比較音樂學的名稱是進入20世紀后首先在德國開始使用的，英文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實比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歐洲音樂研究最早在17世紀就開始了，但是這一學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樂學的范疇、方法和目的》和亞歷山大約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階》為標志的。其研究對象是歐洲以外的種族、民族的音樂文化，正如薩克斯所定義的異國文化的音樂。這一學科的建立和研究對象的確立是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場有著密切關系的。首先，比較音樂學的產生和發展與歐洲殖民主義的興起和擴張有密切的聯系。以18世紀為開端，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繼跨入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進入這些地區的西方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文化學家首先向外部世界開啟了這些非歐國家民族的傳統文化之門。他們用西方學者的觀點和方法試圖了解、認識和把握這些國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們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將這些相異于歐洲文化，不被歐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諸于眾，加之古典進化論學派和馬克思、恩克斯對于人類進化和原始社會經濟的科學認識，至19世紀60—70年代，民族學作為一門科學在歐洲和美國產生并興起，Enthnology一詞1830年首先由法國人讓·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學、人類學學會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來。比較音樂學則是在民族音樂學進入80—90年代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時應運而生的。這一時期的歐美出現了一支受過專業訓練的民族學隊伍，開展了世界范圍的、有目的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工作，異國的民間藝術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與此同時，歐美的許多城市建立起了人類學和民族學的博物館，收藏了許多非歐洲的樂器和有關的音樂文物與手稿，記錄亞洲、非洲、美洲民族音樂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們對于非歐洲地區音樂文化的注意力進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愛迪生發明了留聲機，對無文字非歐民族音樂的研究產生了無法估量的推動作用。在這些基礎上，比較音樂學這門學科在民族學諸多研究的影響下，應強烈而廣泛的社會和時代需求產生了。英國語言學家兼物理學家和數學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歐洲學者為比較音樂學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由此可見，比較音樂學研究的異國音樂文化是相對于當時殖民者的主體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對于起初參與比較音樂學研究的這些歐洲學者自身的文化體系而言的。相對于其原本歐洲音樂文化知識體系的未知領域就成了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異國音樂文化=非歐洲音樂文化，即形成了歐洲文化特別是歐洲城市藝術音樂文化相對于非歐洲音樂文化的比較研究。實質上是一種以歐洲整體作為一個中心以歐洲大民族為立場而進行的研究。

隨著學科的不斷發展，整個人類文化研究的進步和不同種族的非歐洲國家的學者對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參與，比較音樂學的研究環境和立場出現了變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對象也出現了擴大和性質的變化，最初的比較音樂學的名稱被民族音樂學所代替。

比較音樂學到民族音樂學的確立

論文關鍵詞:軍事人才建設法制建設歷史展望管理科學化法制體系

論文內容提要:軍事人才法制建設經過長期探索與實踐，基本形成了具有我軍特點的人才法制體系。為實現軍事人才管理科學化，人才法制建設需要不斷改革與完善。回顧歷史，可以看到軍事人才法制建設的成績，分析現狀，著眼未來發展的需要，為加速軍事人才建設，我們應從多個方面繼續探索與完善。

推進軍事人才管理科學化，離不開人才法制建設的保證。健全軍事人才法制是依法選人用人的重要保證，是為打贏信息化戰爭提供堅實人才支持的基礎。

一、我軍人才法制建設的歷史發展

(一)革命戰爭年代

1、土地革命時期

論文關鍵詞:教育倫理學歷史回顧展望

論文摘要:英、美、日本、前蘇聯教育倫理學經歷了作為道德教育、教師職業道德和教育的倫理基礎研究三個時期。中國教育倫理學研究受外來影響比較大，也明顯地體現為相應的三個研究階段。當今，作為道德教育研究的早期教育倫理學已被德育原理所取代，作為教師職業道德研究的傳統教育倫理學已被教師倫理學所取代，教育倫理學正在發生新的重大變化，即以教育的自身倫理基礎為研究對象。這一重大轉變必將對教育倫理學及相關學科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如果教育倫理可以作為一種道德來理解，那么，教育倫理的產生可以追溯到非常久遠的古老年代。近代工商業肇始，特別是20世紀以來，科技、教育作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內在張力不斷強化，世界各國尤其是經濟發達國家，競相加大教育投入。正是教育的不斷發展，導致了教育內部各要素之間、教育與其他社會現象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引發了人們對教育倫理的潔問。現代教育倫理學正是在教育事業發展、教育理念轉型的現當代社會歷史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把教育倫理學提升到學科的高度開展系統的研究，這一探索源起于英、美，進而影響到前蘇聯、日本等經濟、教育發達國家。

第一個時期，是教育倫理學作為道德教育研究的時期。

B·諾曼妮和G·科蒙爾揭開了20世紀教育倫理學研究的序幕，這一時期，教育倫理學的基本特征是將教育倫理研究視同為道德教育研究。B.諾曼妮和G·科蒙爾合著出版的《教育倫理學》，依次討論了什么是兒童、胎兒的環境、早期家庭教育、性格和氣質、性別訓練、宗教信仰、理想的學校、學校指導等問題。從其體系和內容上看，研究視點主要集中在健全人格的培育和發展上。嚴格地說，B·諾曼妮和G·科蒙爾的著述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倫理學研究，而是一部關于道德教育或者說道德心理教育的論著。

提要：文章簡要回顧了新成立以來人民幣匯率的變化過程：一、國民恢復時期和計劃經濟時期，人民幣匯率從基本穩定到實行釘住一籃子貨幣的“釘住匯率制”；二、經濟轉軌時期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是雙重匯率時期；三、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后則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關鍵詞：中華人民共和國匯率制度沿革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是我國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完善主義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客觀考察與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沿革，探索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及其目標，對于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經濟國際化，具有重要意義。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體制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演變過程。我國的外匯體制改革也經歷了一個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模式，轉變為在外匯留成和外匯上繳體制基礎上的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轉變為建立在結售匯制上的以供求關系為基礎、市場調節為主的管理模式。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變以各階段經濟發展為基礎，以各階段經濟體制改革為線索，以改革開放、匯率并軌為分界點，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計劃經濟時期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對外貿易由國家壟斷，統一平衡，國內價格長期保持穩定水平。與之相適應，當時人民幣匯率是官方制定的固定匯率，只是作為編制計劃和經濟核算的標準，保持了穩定的方針，只在外國貨幣貶值或升值時作相應調整，人民幣匯率與對外貿易聯系并不密切。

1．國民經濟恢復時期(1949—1952年底)：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和起伏回升階段。

中國近代科學的興起和發展與西方科學的輸入和傳播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20世紀初，隨著中國社會對西方科學的逐步深入的認識和理解，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向大眾普及科學、重塑國民素質對于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具有重要意義。五四新文化運動將賽先生大張旗鼓地請進了中國，很快中國社會上就掀起了一場傳播、普及科學的浪潮，并使科學取得了“無上尊嚴的地位”，對于我國社會的發展進步至今有著深遠的影響。許多愛國志士深知賽先生對于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性，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就指出：“欲救中國于萎糜不振之中，惟有力倡科學化”，“現在中國多不知科學為何物，最要先輸入科學思想。”科學家顧毓琇先生也曾撰文提倡“以科學的方法整理中國固有的文化，以科學的知識充實中國現在的社會，以科學的精神光大中國未來的生命。”科學的宣傳和普及始終是近代中國社會及有識之士們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的一面旗幟──《科學》雜志自1915年創刊至1950年共發行32卷，成為當時傳播最廣、影響最大、讀者最多的一本綜合性科技期刊。1934年，在陳望道先生主編的《太白》雜志上首次出現了以小品文形式傳播科學知識的科普文章，科學小品文以其短小、生動、活潑的文風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同期的《科學大眾》、《科學的中國》、《科學畫報》、《通信自然科學》等均是向廣大社會公眾普及科學的陣地。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先生在五四前夕寫的雜文《熱風•隨感錄三十八》中說道：“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因而作為文學家的魯迅先生也翻譯撰寫了大量的科普作品，以促進國人認識科學，達到“改造精神”的目的。教育家陶行知在30年代初提倡科學下嫁運動，意即把科學下嫁給工農大眾，并在《申報》總經理史量才的資助下創立了向兒童系統普及科學知識的機構──自然科學園。在這一時期，董純才、賈祖璋、溫濟澤、顧均正、竺可楨、高士其等均創作了大量的科普作品，在他們的影響和帶動下中國各階層的知識分子及其學術組織、社會團體都紛紛加入到了向人民大眾普及科學的行列。可以說，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科學普及事業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政府將科普工作視為一項國家事業給予了較高的重視。幾十年來，我國的科普工作在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以及提高國民科學素質等方面功不可沒，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章通過清理我國科普事業的發展脈絡，試圖概括其發展狀況以及我國對科學普及的認識過程，并作簡要評述。

2-1組織建設時期（1949—1958）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具有臨時國家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共同綱領》第43條規定：“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于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獎勵科學的發現和發明，普及科學知識。”新中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曾一度設立了科學普及局，中國化學史專家袁翰青教授任局長。該局負責領導和管理全國的科普工作，提出了“科學普及工作也必須做到明確而深入地為當前的生產建設服務”的要求。在國家根本大法中寫入向廣大勞動人民普及科學知識的條文，并在中央政府部門設立科普機構，這在中國的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1950年8月18日至24日，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簡稱科代會）在北京清華大學禮堂召開。吳玉章在開幕詞中指出：“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為中國科學開辟了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中，科學工作者義不容辭地要努力參加鞏固勝利和建設新國家的工作。在我們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里，科學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提倡或所謂‘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確地成為國家的事務。”科學界“當人民自己掌握政權以后，進入和平建設的時候，要緊的便是怎樣做好科學的深入研究和廣泛普及的工作。”科代會明確了發展科學技術必須實行理論聯系實際和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的方針，在處理普及和提高的關系上，應當遵循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的原則。為此，會議決定成立“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簡稱“全國科聯”）和“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簡稱“全國科普”或者“科普協會”）兩個組織。前者以團結號召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從事自然科學研究以促進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為宗旨；后者以宣傳普及自然科學知識，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科學技術水平為宗旨。此后不久，1951年10月原中央文化部科學普及局的建制轉入中央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因而科普協會就成了我國科普工作的實際推動者和組織管理者。

科普協會以“普及自然科學知識，提高人民科學技術水平”為宗旨，規定了自身的任務是：“組織會員通過講演、展覽、出版及其他方法，進行自然科學的宣傳，以期達到下列目的：

1水管體制改革前工程維修養護情況

隨著運行時間的增長，缺陷和問題不斷增加，如部分壩工設施的缺陷嚴重，影響整個樞紐工程的安全運行;管理設施不全，影響工程管理;壩容壩貌有待改善;主壩副壩、閘門、啟閉機、機電設備、附屬設施及其他設施設備存在問題，很難解決。

2水管體制改革后工程維修養護情況

2．1維修養護項目經費來源

根據2002年國務院《水利工程管理體制改革實施意見》精神，為根本解決陸水樞紐入不敷出的問題，2003年經中編辦批文，水利部批復陸管局改為事業單位編制和水管單位職責，落實了工程維修養護經費。2005年至2007年，由國家財政撥款649萬元作為陸水水利工程維修養護項目專項資金。主要內容為測報、通信設備及通信電纜修復，主體工程修復，機電設備維護，水庫大壩安全監測。具體資金使用情況如下:①測報、通訊設備及通信電纜修復237萬元;②主體工程修復326萬元;③機電設備維護31萬元;④水庫大壩安全監測54萬元。2008～2011年，在水利部、長江委的關心和支持下，陸水水利工程維修養護項目經費(273萬元/年)正式列入國家財政預算，初步解決了經費保障問題。2011年，在原273萬元的基礎上另新增維修養護項目經費1426．55萬元。2012年，經水利部審核批準，陸水水利工程維修養護經費增加到764萬元，大大提高了維修養護工作的經費保障程度。

2．2方案編制及報批

在公元新千年之交，「第三條道路」的話題，打破了人們對意識形態的厭倦，在歐美各國政、學兩界流轉激蕩，正領一時風騷。但是，這種話題對中國人來說并不新鮮。中國人對「第三條道路」或「第三種文明」的類似追求，已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并且在20世紀開初、中葉和末葉掀起了三次高潮。正像在西方一樣，「第三條道路」的指稱在中國也多有歧義，但在本質上似可界定為社會民主主義。中國人追求社會民主主義而有不直呼其名，皆緣于錯綜復雜的歷史際遇。在新千年之交，中國和西方的一些有識之士不約而同地將「第三條道路」作為最佳的選擇，并力圖促成世人的共識，實在耐人尋味。本文正是基于這一背景，對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歷程所作的回顧與辨析。

一、新文化運動與「第三種文明」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被西方世界拖進了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因為現代化只有西方的成功模式，中國的現代化自然地采取了移植西方文明、也就是「西化」的形式。然而，由于這種被動的現代化對統治階層所造成的現實與潛在的威脅，也由于先進的西方同時也是侵略中國的西方，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便一直呈現半心半意的追求、一波三折的軌。到本世紀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現代化的中心課題終于從物質層面、體制層面推進到了文化層面。但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人本著「取法乎上」的善良愿望和不無狂妄的趕超心態，尋求既不同于中國傳統文明、也不同于西方主流文明的「第三種文明」，而且越走越偏。

應該說，五四時期先進的中國人曾一度癡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們明白無誤地將民國初年軍閥武人對民主政治的成功顛覆歸因于半心半意的現代化，認定如果沒有徹底顛覆以儒家等級尊卑觀念為核心、而不給個人的獨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間的中國傳統國家意識形態、如果沒有建立與西方一樣的那種以自由平等觀念為核心的現代倫理，民主政治便沒有賴以依存的文化支撐。這也是為甚么以陳獨秀、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人為代表的五四啟蒙思想家一度不約而同地傾其全力投身啟蒙運動，試圖移植現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和科學理性來取代傳統中國的儒家等級專制理念和迷信盲從心理。1

問題在于，從陳獨秀1915年9月創辦《青年》雜志算起，五四啟蒙思想家們對西方主流文明一心一意的追求，時間不過四年。1919年下半年，中國的社會思潮發生激變，社會主義思潮便洶涌澎湃、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旋律。對于這種思潮突變，國內官方史學強調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筆者則認為，對于中國五四時期西化思潮向社會主義思潮的急劇轉變，巴黎和會的影響至少有與俄國十月革命等同重要的作用，如果其作用不是更大的話。與西方以個人解放為核心的啟蒙運動不同，民族解放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題，個人解放在這場運動中只不過是試圖實現民族獨立富強的手段而已。當時那些啟蒙戰士都是不折不扣的愛國主義者。協約國對同盟國的勝利、特別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和平方案，曾經給五四啟蒙戰士們帶來「公理戰勝強權」的狂喜和熱望。2但是，巴黎和會居然蠻橫地否決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關于將戰敗國德國所占領的山東膠州灣及其他權益歸還中國的最低要求，決定將膠州灣及德國在山東的其他權益移交日本。戰勝國居然成為被人分贓的對象，西方列強這種欺人太甚的蠻橫之舉對于愛國激情極度高漲的五四啟蒙戰士們來說不啻當頭一棒，促使他們迅猛向反西方的立場轉變。

當然，現在人們并不難爭辯，巴黎和會那種種縱橫捭闔的叛賣行徑、同流合污的分贓交易和恃強凌弱的強盜邏輯，來自強權政治和當時西方「現實主義」政客們對「民族利益」的狹隘見解，而與現代西方先進的自由平等觀念、科學理性、民主制度毫不相干。然而，處于極度亢奮之中的五四知識界無暇心平氣和地細加思量，將西方列強的自私自利、強權政治及殖民主義政策，同中國應向西方學習的自由平等觀念、科學理性及民主制度區別開來。由突發性事件造成的公共情緒迅速支配了公共輿論。西方列強所強加給中國人的民族屈辱使激憤之中的五四知識界對西方主流文明造成了強烈的幻滅感，而且在這種幻滅感驅使下形成強大的反西方思潮。3按的說法：「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先生」對「學生」的侵略導致「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4

在公元新千年之交，「第三條道路」的話題，打破了人們對意識形態的厭倦，在歐美各國政、學兩界流轉激蕩，正領一時風騷。但是，這種話題對中國人來說并不新鮮。中國人對「第三條道路」或「第三種文明」的類似追求，已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并且在20世紀開初、中葉和末葉掀起了三次高潮。正像在西方一樣，「第三條道路」的指稱在中國也多有歧義，但在本質上似可界定為社會民主主義。中國人追求社會民主主義而有不直呼其名，皆緣于錯綜復雜的歷史際遇。在新千年之交，中國和西方的一些有識之士不約而同地將「第三條道路」作為最佳的選擇，并力圖促成世人的共識，實在耐人尋味。本文正是基于這一背景，對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歷程所作的回顧與辨析。

一、新文化運動與「第三種文明」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被西方世界拖進了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因為現代化只有西方的成功模式，中國的現代化自然地采取了移植西方文明、也就是「西化」的形式。然而，由于這種被動的現代化對統治階層所造成的現實與潛在的威脅，也由于先進的西方同時也是侵略中國的西方，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便一直呈現半心半意的追求、一波三折的軌。到本世紀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現代化的中心課題終于從物質層面、體制層面推進到了文化層面。但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人本著「取法乎上」的善良愿望和不無狂妄的趕超心態，尋求既不同于中國傳統文明、也不同于西方主流文明的「第三種文明」，而且越走越偏。

應該說，五四時期先進的中國人曾一度癡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們明白無誤地將民國初年軍閥武人對民主政治的成功顛覆歸因于半心半意的現代化，認定如果沒有徹底顛覆以儒家等級尊卑觀念為核心、而不給個人的獨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間的中國傳統國家意識形態、如果沒有建立與西方一樣的那種以自由平等觀念為核心的現代倫理，民主政治便沒有賴以依存的文化支撐。這也是為甚么以陳獨秀、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人為代表的五四啟蒙思想家一度不約而同地傾其全力投身啟蒙運動，試圖移植現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和科學理性來取代傳統中國的儒家等級專制理念和迷信盲從心理。1

問題在于，從陳獨秀1915年9月創辦《青年》雜志算起，五四啟蒙思想家們對西方主流文明一心一意的追求，時間不過四年。1919年下半年，中國的社會思潮發生激變，社會主義思潮便洶涌澎湃、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旋律。對于這種思潮突變，國內官方史學強調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筆者則認為，對于中國五四時期西化思潮向社會主義思潮的急劇轉變，巴黎和會的影響至少有與俄國十月革命等同重要的作用，如果其作用不是更大的話。與西方以個人解放為核心的啟蒙運動不同，民族解放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題，個人解放在這場運動中只不過是試圖實現民族獨立富強的手段而已。當時那些啟蒙戰士都是不折不扣的愛國主義者。協約國對同盟國的勝利、特別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和平方案，曾經給五四啟蒙戰士們帶來「公理戰勝強權」的狂喜和熱望。2但是，巴黎和會居然蠻橫地否決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關于將戰敗國德國所占領的山東膠州灣及其它權益歸還中國的最低要求，決定將膠州灣及德國在山東的其它權益移交日本。戰勝國居然成為被人分贓的對象，西方列強這種欺人太甚的蠻橫之舉對于愛國激情極度高漲的五四啟蒙戰士們來說不啻當頭一棒，促使他們迅猛向反西方的立場轉變。

當然，現在人們并不難爭辯，巴黎和會那種種縱橫捭闔的叛賣行徑、同流合污的分贓交易和恃強凌弱的強盜邏輯，來自強權政治和當時西方「現實主義」政客們對「民族利益」的狹隘見解，而與現代西方先進的自由平等觀念、科學理性、民主制度毫不相干。然而，處于極度亢奮之中的五四知識界無暇心平氣和地細加思量，將西方列強的自私自利、強權政治及殖民主義政策，同中國應向西方學習的自由平等觀念、科學理性及民主制度區別開來。由突發性事件造成的公共情緒迅速支配了公共輿論。西方列強所強加給中國人的民族屈辱使激憤之中的五四知識界對西方主流文明造成了強烈的幻滅感，而且在這種幻滅感驅使下形成強大的反西方思潮。3按的說法：「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先生」對「學生」的侵略導致「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4

在公元新千年之交，「第三條道路」的話題，打破了人們對意識形態的厭倦，在歐美各國政、學兩界流轉激蕩，正領一時風騷。但是，這種話題對中國人來說並不新鮮。中國人對「第三條道路」或「第三種文明」的類似追求，已有一個世紀的歷史，並且在20世紀開初、中葉和末葉掀起了三次高潮。正像在西方一樣，「第三條道路」的指稱在中國也多有歧義，但在本質上似可界定為社會民主主義。中國人追求社會民主主義而有不直呼其名，皆緣於錯綜複雜的歷史際遇。在新千年之交，中國和西方的一些有識之士不約而同地將「第三條道路」作為最佳的選擇，並力圖促成世人的共識，實在耐人尋味。本文正是基於這一背景，對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歷程所作的回顧與辨析。

一、新文化運動與「第三種文明」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被西方世界拖進了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因為現代化只有西方的成功模式，中國的現代化自然地採取了移植西方文明、也就是「西化」的形式。然而，由於這種被動的現代化對統治階層所造成的現實與潛在的威脅，也由於先進的西方同時也是侵略中國的西方，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便一直呈現半心半意的追求、一波三折的軌。到本世紀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現代化的中心課題終於從物質層面、體制層面推進到了文化層面。但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人本著「取法乎上」的善良願望和不無狂妄的趕超心態，尋求既不同於中國傳統文明、也不同於西方主流文明的「第三種文明」，而且越走越偏。

應該說，五四時期先進的中國人曾一度癡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們明白無誤地將民國初年軍閥武人對民主政治的成功顛覆歸因於半心半意的現代化，認定如果沒有徹底顛覆以儒家等級尊卑觀念為核心、而不給個人的獨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間的中國傳統國家意識形態、如果沒有建立與西方一樣的那種以自由平等觀念為核心的現代倫理，民主政治便沒有賴以依存的文化支撐。這也是為甚麼以陳獨秀、蔡元培、胡適、魯迅、李大釗等人為代表的五四啟蒙思想家一度不約而同地傾其全力投身啟蒙運動，試圖移植現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和科學理性來取代傳統中國的儒家等級專制理念和迷信盲從心理。1

問題在於，從陳獨秀1915年9月創辦《青年》雜誌算起，五四啟蒙思想家們對西方主流文明一心一意的追求，時間不過四年。1919年下半年，中國的社會思潮發生激變，社會主義思潮便洶湧澎湃、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旋律。對於這種思潮突變，國內官方史學強調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筆者則認為，對於中國五四時期西化思潮向社會主義思潮的急劇轉變，巴黎和會的影響至少有與俄國十月革命等同重要的作用，如果其作用不是更大的話。與西方以個人解放為核心的啟蒙運動不同，民族解放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題，個人解放在這場運動中只不過是試圖實現民族獨立富強的手段而已。當時那些啟蒙戰士都是不折不扣的愛國主義者。協約國對同盟國的勝利、特別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和平方案，曾經給五四啟蒙戰士們帶來「公理戰勝強權」的狂喜和熱望。2但是，巴黎和會居然蠻橫地否決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關於將戰敗國德國所佔領的山東膠州灣及其他權益歸還中國的最低要求，決定將膠州灣及德國在山東的其他權益移交日本。戰勝國居然成為被人分贓的對象，西方列強這種欺人太甚的蠻橫之舉對於愛國激情極度高漲的五四啟蒙戰士們來說不啻當頭一棒，促使他們迅猛向反西方的立場轉變。

當然，現在人們並不難爭辯，巴黎和會那種種縱橫捭闔的叛賣行徑、同流合污的分贓交易和恃強淩弱的強盜邏輯，來自強權政治和當時西方「現實主義」政客們對「民族利益」的狹隘見解，而與現代西方先進的自由平等觀念、科學理性、民主制度毫不相干。然而，處於極度亢奮之中的五四知識界無暇心平氣和地細加思量，將西方列強的自私自利、強權政治及殖民主義政策，同中國應向西方學習的自由平等觀念、科學理性及民主制度區別開來。由突發性事件造成的公共情緒迅速支配了公共輿論。西方列強所強加給中國人的民族屈辱使激憤之中的五四知識界對西方主流文明造成了強烈的幻滅感，而且在這種幻滅感驅使下形成強大的反西方思潮。3按毛澤東的說法：「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先生」對「學生」的侵略導致「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