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經濟范文10篇

1中國現代開放經濟理論發展的歷史進程

(1)開放經濟理論的初步發展(1979—1991)。從理論內容上看，該時期的開放經濟理論的研究仍然主要是在基本概念、原理等方面展開;從理論方法角度看，核心手段為標準剖析，由于受到西方經濟學的影響，轉而重視客觀統計以及實證研究;從開放經濟理論領域的研究氛圍看，學者更加注重實事求是、客觀務實的科研作風，從而切實將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落實到開放經濟理論的發展與探究當中。20世紀80年代，在效仿蘇聯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失敗之后，取而代之以西方經濟學的引進，漸漸出現以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經濟學相融合的態勢，開放經濟理論隨之孕育而生。20世紀80年代所倡導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要求將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與現有經濟理論、分析手段等作整體的探索，因此中國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石，將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與國外經濟發展體制的優良因素納入，對國內經濟作了大幅度的調整，如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融合、商品經濟在社會主義背景下的調整等。人們力圖建立的理論體制是，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創設幾種公理性的社會及人類生存行為的基本假設，隨后展開對社會經濟發展和人類經濟行為的實證研究，從而構建發展出科學合理的理論框架。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西方經濟學產權理論和革新制度成為經濟學理論引入的重要部分，而中國的開放經濟理論也隨之得到發展延伸。該理論對中國經濟學領域具有重大的意義和價值，促進中國更迅速地與國際接軌，減少與發達國家經濟學發展的差距，標志著開放經濟學理論在吸收、探究和運用上有了更大的進步。

(2)開放經濟理論的深度發展(1992—1998年)。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放經濟理論處于孕育階段，它的產生離不開特定的歷史文化條件。當時，中國經濟正步入“整治”時期，經濟學領域所探討的主題是經濟發展速率、經濟體制變革的背景、通貨膨脹等。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講話推進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再次生機，此次講話的核心內容主要集中于兩點:“一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理論: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比例并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它們同樣可以運用于兩種體制的社會中。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中國經濟學界主要對這兩大基本問題作了多層次多方面的探討，且成果頗豐。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中國的經濟學領域爆發了一場關于西方經濟學的重大討論，老一輩的經濟學者認為西方經濟學存在固有弊端，其方針原則并不適合中國的經濟現實，照搬西方經濟學不但不能解決現有困境，反而會使經濟發展誤入歧途、形而上學。而另一些學者則持相反態度，他們認為傳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方法和理論上都反映出弱勢，其規律與實際的社會經濟活動脫節，中國的經濟學發展應該首先對經濟體制作重新建設。該爭論的焦點在于，雙方理論都基于不同的價值觀甚至意識、社會形態偏好，似乎永遠無法得出一個孰是孰非的結論。事實上，這是改革開放的思潮所帶來的中西方文化的碰撞所孕育出的問題，即“歐洲中心觀”。眾所周知，歐洲在眾多領域都形成了一定的優勢地位，如意識形態、思想、文化等方面，而這種優勢地位對經濟學的影響尤為明顯。不同社會結構、種族及自然條件下，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存在很大差異，但正是因為由這些基本元素所構成的不同社會體系，科學研究者們才有必要展開對話，以達成一種可溝通交流的共通的思維架構和言語系統。因此，吸收、引進西方經濟學理論為我所用實際上是一種學術探究，它不會將社會主義的傳統理論掩蓋，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本來的制度體系。經濟開放的目的是發展，亦是交流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中國自身經濟理論、經濟發展水平的發展不能完全依靠別國現成的理論成果，科學的嚴謹態度倡導的是在排除人文、種族、意識形態的前提下普遍的包容性。這也是開放經濟理論的內在實質。20世紀90年代中，(2)充分的提高創新能力。創新能力是經濟發展的內在推動力，只有提高創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競爭當中立于不敗之地，才能穩固在國際經濟發展中的優勢地位，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必要的內容。只有創建出一條具有特色的創新之路，才能有效地推進經濟方式的轉變，這就必然要求在經濟發展當中培養出一批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人才，通過這些創新型人才的不斷努力，降低經濟發展中能源的消耗，減少經濟發展對環境的污染，推動我國的創新建設不斷前進。國家應該加大對科技創新的資金投入，建立科學的創新體系，不斷地鼓勵科學技術的創新，充分高效的利用資源，使創新型人才主動的投入到我國經濟建設當中去，以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快速轉變。

(3)不斷的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市場經濟體制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它們是互相促進、互相制約發展的。迅速的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首先就要不斷地深化我國市場經濟的變革，減少政府對經濟發展的過多干預，加強我國市場在資源的配置當中的重要作用，最終目的是形成能夠促進我國經濟發展轉變的體系。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過程要以市場為引導，不斷的規范我國市場的競爭，創建出可以真實的反映出市場的供求情況、能源是否短缺以及環境的污染程度的體系，要制定出有效的鼓勵措施以及懲罰措施，對一些節能環保企業進行鼓勵和獎勵，對于一些高損耗、高污染的企業進行嚴厲的懲罰，以確保資源的充分利用以及環境的保護，還要對財稅體系進行有力的改革，政府應該對開征環境以及資源利用進行合理的征稅，以促使各行業提高對資源的利用率。除此之外，政府還應該不斷的改革行政管理體系，不斷的加強政府對社會公共服務職能的履行，讓政府充分的服務于社會。在經濟發展當中，要以市場中的企業為主體，并且采取有力的措施來鼓勵各企業對能源的節約、對科學技術的創新以及對環境的保護。

(4)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經濟結構對能源的損耗、環境的質量、人口的結構以及生活的質量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能夠有效的加快轉變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在經濟結構調整中，要結合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策略，全面考慮能源節約和環境保護，通過工業規模的不斷擴大來帶動我國產業的優化升級。

2新時期中國開放經濟理論的創新發展

一、開放經濟與貨幣政策的關系問題

(一)有關概念的界定

所謂開放經濟是與經濟國際化、經濟全球化、經濟一體化緊密相連的一個經濟概念,是與封閉經濟相對應的一種經濟形態,其主要特點是:其一,一國經濟納入了國際經濟的運行范圍;其二,宏觀經濟政策既要實現內部均衡目標,又要實現外部均衡目標。所謂貨幣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它是中央銀行為實現其特定的經濟目標而采取的各種控制和調節貨幣供應量或信用量的方針和措施的總稱,主要包括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和外匯政策。

(二)開放經濟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開放經濟和貨幣政策是不同性質的兩個概念,但兩者之間卻存在著必然的聯系。相對封閉經濟而言,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就必然要考慮國際經濟的影響。這是因為一國貨幣政策的實施,必須依賴于具體的經濟和金融環境。換句話說,如果客觀經濟金融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那么貨幣政策也應該相應地做出調整。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世界金融創新、金融自由化、金融國際化等變化趨勢共同改變了貨幣政策實施所依賴的整個金融環境。盡管市場的開放、資本的國際流動可以在微觀層面上改善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但是在宏觀層面上卻給政府當局制定宏觀經濟政策(這里主要指金融政策)帶來了困惑:各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獨立性受到沖擊,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顯得不能適應新的金融環境,貨幣政策目標(包括中介目標)以及傳導機制也受到了影響。也就是說,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出現了一些新變化。比如,貨幣當局不僅要考慮內部均衡還要考慮外部均衡;在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上,不得不放棄總量指標(貨幣供應量)而轉向價格性指標(利率);在貨幣政策操作工具上更多地依靠公開市場業務操作來實現政策目標。當然,更為重要的變化體現在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方面。傳統觀點認為,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各國將重新獲得利用獨立的貨幣政策來影響國內實際產出水平和實現各自宏觀經濟目標的能力。然而,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的貨幣政策實踐證明,即使是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各國貨幣政策之間的相互影響也是很大的,差異性貨幣政策所誘發的國際資本流動同樣嚴重地干擾了各國貨幣政策的實際效果。

既然開放經濟對貨幣政策的一系列影響是如此之大,那么,這種影響有解決之道嗎?可以說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的國際貨幣理論及實踐都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也即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減輕這種影響,盡管國際經濟學界對協調的收益大小尚無定論。

由于世界性的中央銀行始終只是一個遙遠的夢想，因此國際貨幣狀況是以民族國家為微觀基礎的分立決策過程，其中少數大國的貨幣政策及其相互協調則是核心，由此產生了國際貨幣合作（IntemationalMonetaryCooperation）的問題。據稱早在19世紀20年代就出現了英格蘭銀行和德、法、俄等國間的貨幣合作，而20世紀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健或崩潰均與大國間的國際貨幣合作狀態相關，但有關國際貨幣合作的研究長期以來卻一直處于“蒙塵的珍珠”狀態，沒有獲得與其蘊意相稱的地位。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貨幣合作已經得到來自經濟學家和各國政策制定者們的越來越高的重視。早在1978年的波恩峰會上，七國集團就已經達成了一套非常詳備的合作方案，使我們不能再對該領域內的重要進展無動于衷。在研究中我們常常將貨幣政策合作（PolicyCooperation）和貨幣政策協調（Policy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稱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貨幣決策機構或決策當局之間某種形式的合作關系。對國際貨幣合作的基礎和有效性問題，從來都存在廣泛的爭議，支持者麥金農和威廉姆森宣稱，目前國際貨幣體系中無節制的匯率浮動對國內宏觀經濟管理和物價穩定非常不利，而一國貨幣政策的目標恰恰是宏觀經濟和通貨的穩定，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不是目標本身而僅僅是達成目標的手段，對開放經濟體而言，有效的國際貨幣合作值得優先追求。而反對者則陣容更強大，國內穩定是匯率穩定的前提條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則將支持者的論點反轉過來，聲稱應該優先考慮國內的貨幣穩定，唯其如此這些國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種更穩定和更富有預見性的匯率政策，進行國際貨幣合作才有起碼的基礎。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國際貨幣合作機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國際經濟學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論。

一、國際貨幣臺作的原因：市場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們承認全球化導致各國在貨幣經濟領域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日益加深，那么一國資本市場的異常波動就可能影響和波及國際資本市場，而國際資本市場危機也可能無法充分隔疫而困擾國內資本市場，這通常被稱為市場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國貨幣政策也既可能傳遞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國的貨幣政策，這通常被稱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顯然市場或政策溢出及相關命題都僅對開放經濟體才有意義。鑒于對全球資本市場和對國際貨幣體系的管轄權的歸屬模糊不清，人們試圖通過國際貨幣合作來降低上述溢出效應。

基于“貨幣政策溢出”的國際貨幣合作理論的代表人物有庫珀等。經濟全球化的加深導致只有小型開放經濟才可以基本不考慮政策的溢出效應，而大國在制訂貨幣金融政策時，就不能不事先考慮相互間的政策溢出并進行政策協調。一般認為，政策溢出效應主要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傳遞。以貿易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可能導致進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則給予其主要貿易伙伴一個外源性需求緊縮；以資本流動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意味著本幣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則導致向這個國家的資本流動，他國因資本外流而有意外緊縮。庫珀的大致結論是：在開放經濟下如果不考慮貨幣合作，則一國政策效能將大為削弱。此后庫里，列文和維達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動匯率制發展歷程后指出，各國力圖確保它們宏觀政策的獨立性可能對世界經濟具有破壞性，溢出效應的存在說明各國可以通過國際貨幣合作來分享合作體系帶來福利增進。富蘭克爾的基本思路是：所謂政策溢出，是指在經濟相互依存不斷加深時，一國的政策行為將影響別國的福利函數，而它國的政策行為同樣將影響本國福利函數的達成，因此各國彼此割裂和相互沖突的貨幣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須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整體福利損失，富蘭克爾尤其主張以建立起較大的貨幣區（CurrencyBloc）來作為國際貨幣合作的手段。

基于“資本市場溢出”的國際貨幣合作理論的代表人物歸功于蒙代爾，他分別討論了在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下，資本流動帶來的溢出效應，以及一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搭配問題。目前基于市場溢出的貨幣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幾種思路：一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可以降低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即浮動匯率制在確保了各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同時，并不能完全隔疫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其頻繁波動反過來將削弱各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各國讓渡部分貨幣主權進行合作可以降低外匯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并最終使貨幣合作參與者受益；二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應該有恰當的水平和方式。S．漢和C．瑞因哈特等認為，估計在1992年時，1．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才會因溢出效應而引起貨幣市場間的波動，而現在0．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即可達到類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場等其它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也在增加，因此各國必須在會計準則、銀行監管、信息披露等方面進行適當的國際貨幣合作。可見，各國產生在貨幣領域進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場的溢出效應，并改善本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及資本市場的穩健性。

摘要：對外投資和出口貿易兩者都是促進鄭州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兩者關系密切。文章從理論入手，運用2010-2018年數據通過實證模型驗證了對外投資對鄭州市出口規模和出口產品結構的影響。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促進鄭州市出口規模的擴大，優化了出口商品結構，但相對于國內生產總值和外商直接投資而言，對外投資對出口的影響相對較弱。最后，本文從政府層面和企業層面兩個方面指出進一步促進對外投資進而優化出口的對策。

關鍵詞：對外投資；出口規模；出口結構

當前，對外投資在推進經濟轉型、外貿發展以及產業結構優化等方面扮演者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對外投資已成為鄭州市資本流動的重要形式之一，對鄭州市經濟和外貿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關于對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做了諸多研究。邊婧，張曙霄研究指出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進口效應和出口效應均顯著為正，但對進口的促進效應大于對出口的促進效應。[1]任志成，朱文博通過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出口貿易。[2]徐文強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主要表現為正相關的貿易互補效應和貿易引致效應。[3]從當前國內研究現狀可以看出，國內學者的研究視角更多的以一國作為整體或一個經濟區域作為研究對象，從某一城市視角入手來分析兩者關系的研究相對較少。因此，本文立足鄭州市，不僅從理論上分析對外投資對出口影響的作用機理，并通過實證模型得以檢驗，有助于鄭州市今后經濟發展中合理引導企業進行對外投資，優化資源配置，以推動鄭州市出口貿易的發展。

一、鄭州市對外投資和出口現狀

（一）鄭州市對外投資和出口規模現狀

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帶動，鄭州市對外投資規模和出口規模不斷擴大。由圖1可知，2010-2017年河南省對外投資規模不斷擴大，2016年之后隨著對外投資向理性化、合理化發展，對外投資規模出現下降；而出口規模近十年來呈現不斷擴大的態勢。綜合來看出口規模和對外投資規的變動具有相似性。

摘要：金融市場開放步伐加快，使我國金融風險日益凸現，且國內外金融風險的互動性逐漸增強。本文在借鑒和吸收國內外相關研究和實踐的基礎上，遵循科學合理的原則，從監測指標體系、分析模型的選擇和預估監測體系模型的運作等方面對國際金融風險監測預估模型進行了闡述。

關鍵詞：國際金融風險；風險指標體系；監測預警模型。

經濟全球化是新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根本特征，也是不可逆轉的經濟和社會進步的總趨勢。金融國際化、金融自由化將推動各國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場結構走向趨同。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在金融效率提高、金融和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同時，我們所面臨的國際金融風險也將加大，防范與化解國際金融風險成為金融工作的重點。為此，在搞好自身的金融安全、確保國內金融體系的健康運行、正確選擇適當的匯率制度、準確掌握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的進度、選擇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組合等前提下，通過國際金融領域的協調與合作，建立一個完善的國際金融體系十分必要。為了更好的防范和管理國際金融風險，本文提出了一個國際金融風險監測預估模型。

一、建立一個金融風險的監測預估指標體系

根據規范性、綜合性、靈敏性、互補性和可操作性等金融風險監測預警指標體系的設計原則，結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1996年建立的金融市場預警系統要求182個成員國及時提供重要指標，我們在預警體系建立的構想中，除了要求各國宏觀經濟指標的資料外，還應該有反映金融體系變化的指標以及地區外部環境的指標。借鑒國際經驗，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從宏觀上監測、防范金融風險，應設置一些與經濟運行密切相關的、反映金融體系變化的金融相對量預估指標。這一指標體系應包括三大部分指標：國內宏觀經濟指標體系、國內金融風險指標體系和金融風險外部環境指標體系。三類指標具體內容如下（各個指標后面的字母數字是為下面計算風險當量所設定的代號）：

1.國內宏觀經濟指標（G1）。大體上包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G1.1）；通貨膨脹率(%)（G1.2）；貨幣供給增長率（包括M0、M1和M2的增長率）（G1.3）；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之比（G1.4）；國內儲蓄占GDP之比（G1.5）；外商直接投資額占GDP之比（G1.6）；出口占GDP之比（G1.7）；外匯儲備所能支持進口額月份數（G1.8）；經常項目赤字占GDP之比（G1.9）；外債結構指標（G1.10）（有：外匯儲備占短期外債之比（G1.10a），短期外債占外債總額之比（G1.10b），負債率（G1.10c），償債率（G1.10d））；總外債與出口值之比（G1.11）；國際儲備與進口值之比（G1.12）；貨幣化程度指標，即M2占GDP的比例（G1.13）；實物資本與金融資本或虛擬資本的比例（G1.14）；消費率或積累率（G1.15）；貨幣匯率波動幅度（G1.16）等。

本文作者：譚冰工作單位：廣西科技大學

廣西工業產業結構調整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廣西作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前沿陣地，東盟各國產業的調整、經濟的快速增長，使廣西工業產業結構面臨著很大的調整壓力。因此，調整工業產業結構，促進經濟快速增長顯得尤其重要。廣西需要利用先天的地理優勢，增強與東盟國工業結構的互補，發展優勢產業，加大投資優勢不足的產業。區域內的產業分工促進廣西工業產業的快速發展從產業分工的角度看，雙方的降稅進程將促進廣西與東盟的產品和產業分工的發展，有助于廣西一些產業、行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從而獲得規模效益，提高生產效率。在資本密集型產業方面，中國—東盟自貿區建成將使廣西的工業產業相對東盟新成員國的競爭優勢得以發揮。而在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中國—東盟自貿區建成，將使廣西的工業產業相對東盟老成員國的競爭優勢得以發揮。明顯的區位優勢奠定廣西與東盟合作的基礎廣西與東盟毗鄰，是中國唯一與東盟海陸相接的省區，又處于華南經濟圈、西南經濟圈與東盟經濟圈的結合部和中國—東盟自貿區與泛珠經濟圈的中心點位置。而便利的公路、鐵路、海運、航空和邊境口岸，使廣西成為中國內陸省份到東盟地區海陸空交通運輸距離最短、時間最省的必經區域，也是東盟進入中國的重要門戶。中國—東盟自貿區建成后，廣西的這一獨特優勢更有利于企業廣借外力，即引入泛珠、東盟國家先進的技術、設備、管理模式和資金來增強自身的產業基礎，提高廣西的產業素質，同時又可以向東盟欠發達國家輸出我區的產業，如通過鼓勵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投資辦廠，促進產業鏈的延伸，從而推動我區工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顯著的戰略地位提供廣西與東盟合作的保障永久性落戶于廣西南寧的中國—東盟博覽會，以及近年來蓬勃發展的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中國—東盟經濟合作論壇成為國家級、高層次、大規模、綜合性的交流合作平臺。2008年國務院批準實施《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標志著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將成為中國與東盟間，第一個“重要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區”。2009年后開始陸續分期封關運作和拓展功能的欽州、憑祥等四個保稅監管區，進一步加大了廣西外向型經濟對工業產業的輻射作用。2012年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中國—馬來西亞欽州產業園區，該產業園區的開工建設，為廣西加強與東盟國家的聯系起到良好示范效應。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成提高了廣西對外開放程度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要求廣西用開放的眼光重新審視廣西產業的發展，要求廣西盡快建立更為開放的產業體系。這有利于廣西促進原有封閉式產業體系向開放式產業體系轉變，有利于通過資源的集聚和整合以及產業集群的建立，促使廣西在認真分析自身產業的比較優勢和東盟國家產業優劣勢基礎上，能科學地選擇一些基礎較好，又具備資源優勢的產業如汽車、鋁、錳、糖、蠶絲綢、醫藥、珍珠等，建立形成廣西的優勢產業集群。廣西與東盟全面對接導致廣西工業競爭壓力較大中國—東盟自貿區建成從體制、政府職能、觀念、發展環境、市場機制、配套設施、人才培養等方面對廣西的經濟增長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廣西不能及時調整產業發展方向以適應外在變化，非但不能充分把握機遇，更嚴重的恐怕是被排擠、被邊緣化。廣西經濟水平與東盟多數國家接近，工業產品結構相似，競爭多于互補。雖然廣西工業已擁有制糖、有色、冶金、電力、汽車、機械、建材、食品、醫藥等一批優勢產業，但優勢限于資源型和初級加工型，深加工及精加工缺乏，上下游產業鏈不完整，產業附加值不高，競爭力不強。而且中國-東盟自貿區建成后，在廣西與東盟成員國的邊境貿易與國際貿易中，邊境與內地經濟政策拉平，使廣西邊境貿易失去原有的貿易優勢和政策優勢，將嚴重影響廣西工業產品的出口貿易。爭奪外資的競爭日益激烈廣西引進外資的主要來源是歐美等國家，與東盟外資來源雷同，加上經濟水平接近、地理和氣候相似，競爭必然激烈。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東盟投資環境大大改善和升值，對外資吸引力增加。由此將使廣西的外資來源渠道減少，并使原本投向廣西的外資轉向東盟。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框架下廣西工業結構調整思路

針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廣西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在立足自身發展的基礎條件下，廣西工業產業發展的思路，更應該站在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區域經濟合作背景的高度上去重新考慮工業產業的發展對策。以開放合作促發展，實施“產業興桂”戰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成為廣西與東盟的發展提供一個難得的合作與開放新契機，使廣西的工業產業能充分的利用獨特的區位優勢和地緣優勢；利用近7000種零關稅產品以低成本的優勢，較快的融入到東盟自貿區經濟合作中去，通過加強雙方產業的合作，推動廣西經濟的跨越式騰飛。為此，我們應加強自身綜合素質的提高，堅持以開放合作促發展，以“產業興桂”為目標，認真研究東盟國家產業的優劣勢，科學分析廣西與東盟的競爭性與互補性，在《關于做大做強做優廣西工業的決定》和40個配套文件的指引下，明確優先重點發展14個千億元產業，大力發展四大新興產業，形成“14＋4”的產業集群。確定廣西未來十年廣西工業化發展路徑。努力通過開放促進國內外產業合作，通過開放吸引國內外資源向廣西聚集，通過合作增強區域間上下產業鏈的延伸，實現我區與東盟雙方產業合作的共贏。以產業轉移促優化，推動廣西工業結構跨越式發展產業轉移是國際間或地區間產業分工形成的重要因素。廣西在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資金、管理、技術和產業結構層次等方面，與東盟發達地區存在著較大差距。有利于用優勢區域來吸引和承接東盟新加坡、馬來西亞的電子、石油化工、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信息產業、生物技術等優勢產業轉移，促進本地產業鏈的升級。而廣西與東盟的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之間又明顯存在著經濟結構的階梯差異，雙方互補空間極大，進行雙邊合作的前景廣闊。廣西憑借這些優勢向東盟欠發達地區輸出本地的優勢產業技術和產品，如鋼材、五金機電、微型汽車、農用車、制糖、中醫藥、紡織品、建材等。廣西與東盟各國在各自工業化過程中參與程度越深，越有利于推動廣西工業結構在新的一輪調整中跨越式發展。以沿海戰略為主線，提高產業集群效益隨著《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深入實施，廣西與東盟自貿區合作的突破口應以發展沿海區域戰略、提高產業集群效益為主線，重新調整沿海工業園區集聚功能布局，確立沿海產業發展重點，強化產業優化升級的目標。以沿海工業帶形成優勢集群，有序的積極承接東盟發達國家和國內沿海區域大型工業區優勢產業的輻射，通過雙向承接國內和東盟的產業轉移，形成沿海區域園區產業集群發展優勢。在產業布局上，以港口為依托重點選擇臨海重化工業，如能源、石化、鋼鐵、鋁加工、船舶修造、林漿紙等，充分發揮優勢產業的經濟和競爭優勢，建立能源、石化、有色金屬產業集群，利用廣西、東盟沿海豐富的海洋資源和沿海區域優勢建立海洋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如先進的海洋環保產業、電子信息產業、生物工程產業等；提高新興海洋綠色產業的發展能力，重點發展海洋生物、海洋綠色能源、海洋化工等；通過以上產業布局和發展，逐步形成廣西沿海優勢產業集群工業帶，提高產業集聚效應。以現代物流為基礎，推進“國際大通道”建設以現代物流的產業化意識，加強與周邊省份和東盟的物流產業對接，通過加強對周邊的輻射功能和集聚功能，增強廣西工業產業的發展條件，這是目前廣西與東盟區域經濟合作實踐的重點。也是未來廣西經濟新的增長點。首先是強化物流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物流園區建設。為了適應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的需要，北海、欽州、防城港等沿海城市和憑祥、東興等沿邊口岸城市，南、柳等中心城市的物流園區建設要抓緊搞好。包括與車站、港口、機場相連的路網、倉庫、物流中心、送配中心、站場、信息網絡設施、運輸工具機械等都要配套，以適應貨物儲運增加的需要。其二是強化物流中心和送配中心建設。(1)把北海、欽州、防城港、憑祥、東興等五大物流中心建設好。以此形成不斷的聯線網絡，加快物流流通速度和提高經營管理水平。(2)把兩南寧、柳州把兩大配送中心建設好。這樣，遠可以發揮物流業承東(廣東、華東)接西(西南、西北)的作用，近可為廣西沿海、沿邊區域性物流中心的后盾，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物流平臺的有力支撐。其三是強化國際區際物流服務。憑借口岸經濟，開拓國際區際物流市場。北海、欽州、防城港等沿海城市和憑祥、東興等沿邊口岸城市，憑借區域經濟，擴大區際物流服務。憑借城市經濟，發展物流服務。

區改革開放經濟發展意見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

**地區是我國綜合實力最強的區域，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帶動作用。改革開放特別是推進上海浦東開發開放以來，**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對服務全國大局，帶動周邊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積累了豐富經驗。在當前國際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國內各項改革深入推進的新形勢下，為進一步推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現提出以下意見：

一、進一步推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總體要求、主要原則和發展目標

（一）重要意義。**地區包括上海市、江蘇省和浙江省。進一步推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有利于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整體經濟素質；有利于增強對中西部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推動全國區域協調發展；有利于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增強我國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有利于推進體制創新，促進建立健全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的體制機制。

（二）總體要求。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著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著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著力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著力提高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水平，著力促進社會和諧與精神文明建設，實現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率先發展、一體化發展，把**地區建設成為亞太地區重要的國際門戶、全球重要的先進制造業基地、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為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做出更大貢獻。

摘要：“一帶一路”戰略核心是“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語言相通則是實現“五通”的重要保障。順暢的語言交流，能降低溝通成本，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在此背景下，常州要借鑒其他城市的經驗，開辟發展新路徑，重視語言的經濟價值，營造和諧的語言環境，實現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

關鍵詞：一帶一路；常州；語言環境

“一帶一路”戰略以經濟發展為核心，促進“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建設“一帶一路”應當堅持“人文先行”（張日培，2015）,而語言是重要的人文交流工具。中國與沿線64個國家地區間的互通有無、優勢互補離不開語言保障。只有語言相通，同心協力，方可實現“一帶一路”的“巴別塔”。

一、語言經濟學理論

國外學者很早就注意到了語言的經濟價值。美國著名經濟學家Marschak(1965)于1965年《語言經濟學》拉開了語言經濟學研究的序幕。他認為“語言具有與其它資源一樣的經濟特性,即價值、效用、費用和收益”。國內研究起步較晚。陳建民(1992)、何自然(1997)等人較早的從語言與經濟、語言與教學、語言使用與語言態度等方面進行了研究。之后，我國的語言經濟學研究穩步推進，研究對象和研究范疇不斷豐富和變化。研究視角雖有不同，但學者們普遍認同“語言不僅是文化資源，而且還是經濟資源，可以產生經濟效益”（李宇明，2011），具有“人力資本屬性”（張衛國，2008）；同時，“語言是一種有價值、可利用、出效益、多變化、能發展的特殊社會資源”（陳章太，2008），具有“公共產品屬性”（張衛國,2008）。

二、常州的語言環境

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合作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時代潮流。如何加強區域合作，加快發展，把重慶打造成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成為關注的焦點問題。重慶區域合作基本格局國內區域合作方面，即西南片區、長江沿線、周邊一圈、南北兩翼。國際與境外區域合作方面，重點探索了重慶與香港、澳門經濟貿易合作，重慶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合作，重慶與北美、歐盟、日本、臺灣、印度等國家和地區的合作。重慶區域合作發展的成果“十五”期間，圍繞內地和香港CE以合作共識，形成渝港“9+1”和澳“8+l”經貿合作框架。積極參與川渝黔區域合作。三地在能源交通、經濟領域、社會事業、國土資源等方面合作不斷加強。渝浙、渝滬、渝閩協作新機制初步形成。長江流域經濟聯動和西南區域經濟互動趨勢良好。國內區域合作實際利用內資累計448億元，比“九五”翻一番。“五”期末，西南六省區市經濟協調機制更加完善，重慶對周邊地區經濟增長聚集和輻射作用增強，與東部地區和長江沿岸省市間的合作穩步推進，國內知名企業在渝擴大投資，有力地促進了重慶經濟社會發展。數據顯示，2006年，全國各省區市，尤其是西南六省區市和長江流域中心城市，當年在渝投資總額近300億元，比2005年增長44%。其中，來自東部投資達240.82億元、中部14.08億元、西部43.35億元。按初步規劃，通過區域合作，“十一五”期間重慶引進的內資總量將達1700億元。

(一)在六省區市七方經濟協調會的地位不斷提高到2006年止，西南六省市辦成經濟聯合協作目超萬項，相互投資為3000多億元。2005年，六省通過經濟協調會共引進到位資金364.24億元。2007年，重慶作為西南六省區市經濟協調會第21次會議主席方，著力推進交通、能源、旅游等合作重點專題，與西南各方簽訂經濟合作項目1709個，到位資金41.7億元。

(二)重視與長江沿岸中心城市的經濟協調重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H”型布局中的西部主要節點，在全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川渝合作不斷深化川渝合作由來已久，以前基本上是競爭大于合作，區域合作真正實質性地推進是近幾年的事情。2007年4月份，川渝成功簽署《關于推進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經濟區的協議》，共建成渝經濟區成為促進川渝合作向縱深推進的重要標志，也拉開了川渝新一輪戰略合作的序幕。

重慶區域合作存在的問題

(一)產業方面:在區域合作中承接產業轉移仍然存在著一些不足，主要表現為產業整體實力仍然較弱，缺乏較強竟爭力的產業集群。

內容摘要：開放經濟使外部均衡在我國貨幣政策目標中的地位顯著提高。在貨幣政策運行中，開放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制約、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增強、有效貨幣政策工具的缺位以及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發生變化。為了適應開放經濟帶來的經濟環境和經濟運行機制的變化，貨幣政策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

關鍵詞：開放經濟貨幣政策貨幣政策調整

開放經濟對我國貨幣政策目標的影響

開放經濟下外部均衡在貨幣政策中的地位顯著提高。

首先，央行貨幣政策需要兼顧內外均衡兩個目標，我國對外開放的發展和經濟開放度的提高，使得對外經濟部門在宏觀經濟平衡中的影響力顯著增大，從而迫使央行在注重內部均衡的同時，也應該給予外部均衡更多的重視。這就要求央行在運用各種政策時，必須注意不同調控手段的綜合運用。

其次，開放經濟條件下，幣值的穩定包括貨幣的對內穩定和對外穩定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面。例如，幣值的對外穩定受制于國際收支的變化，國際收支又會影響外匯儲備，外匯儲備又會制約基礎貨幣的投放量，進而影響貨幣供給，導致幣值對內穩定的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