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策范文10篇

我國已經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發展階段。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質上是要加快經濟發展，具體要落實到經濟政策的制定上來，這就給經濟政策研究提出新的理論問題。

持續發展問題。我國的經濟總量經過二十余年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從而給下一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上看，由于發展基數已經很大，下一階段的全面小康建設將面對更加劇烈的產業結構變化、社會結構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可以說，持續發展是全面小康建設的關鍵問題。

差別干預問題。一般說來，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一定程度差別的存在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但反過來，經濟發展最終要體現資源配置的相對公平，這反映在經濟發展要兼顧差別干預的問題，在政策目標中強調均衡發展、協調發展的重要性。具體到全面小康建設，就涉及區域差別干預、城鄉差別干預、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干預等。總體說來，全面小康建設環境下的差別干預應得到進一步強化。

開放經濟問題。隨著我國市經濟場體制的逐步完善，以加入WTO為標志，我國基本確立了開放的經濟格局，這使全面小康建設面臨著國際和國內兩方面的影響。如果說總體小康建設是開放過程中的經濟建設，那么全面小康建設就是開放后的經濟建設，我們應把全面小康看作是我國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邁進的中期目標，要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處理好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小康建設問題。

消費經濟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大事，旨在全面提升我國居民的生活水準。在這個過程中，應該注意到居民的消費層次是不斷提升的，它將導致服務于全面小康建設的消費市場的巨大變化。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黨中央、國務院著眼于我國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國務院日前召開全國節能減排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動員和部署加強節能減排工作，強調要采取強有力的手段淘汰落后產能。會議再次顯示出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節能減排、發展新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早已將其作為推動產業升級、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任務。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在引導和支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一、金融政策大力支持綠色信貸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除了運用常規的行政、法律、稅收等手段外，應充分發揮金融業在資源配置中的“調節閥”、“控制閘”作用。早在7月，國家環保總局、央行、銀監會三部委聯合了《關于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首次提出將環保調控手段通過金融杠桿來具體實現的政策，這標志著綠色信貸全面進入節能減排的主戰場。通過在金融信貸領域建立環境準入門檻，對限制和淘汰類新建項目，不得提供信貸支持；對于淘汰類項目，應停止各類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并采取措施收回已發放的貸款，從源頭上切斷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無序發展和盲目擴張的經濟命脈，有效地切斷嚴重違法者的資金鏈條，遏制其投資沖動，解決環境問題，通過信貸發放進行產業結構調整。

隨后，金融管理層相繼了一系列政策法規，要求金融業全面加強綠色信貸建設。銀監會制定了《落實“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具體措施》，并于11月公布了《節能減排授信工作指導意見》。自此開始，國內銀行業金融機構相繼制定了一系列綠色信貸政策和管理制度。

兩年多來，信貸政策服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一總體目標還在不斷深化。12月23日，央行聯合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關于進一步做好金融服務、支持重點產業調整振興和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指導意見》，明確信貸投放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嚴格控制產能過剩行業貸款，加大綠色信貸和對重點產業的支持力度。

二、發展綠色信貸建樹頗多

[摘要]以經濟過程排放的廢棄物數量為主要指標，把循環經濟的發展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循環經濟起步階段；廢棄物排放量逐步減少——循環經濟發展階段；廢棄物零排放——循環經濟成熟階段。通過對主要發達國家在不同階段循環經濟發展的分析與介紹，分別概括出三個階段的各自特征以及政府循環經濟政策的演變進程；通過對循環經濟發展中政府行為的經濟學分析，論證了政府循環經濟政策的合理性與必要性；通過對循環經濟生態系統三個操作層次的研究，提出了中國政府應該采取的循環經濟政策。

[關鍵詞]循環經濟；公共產品；經濟政策

一、引言

循環經濟是針對傳統的“資源——產品——廢棄物”的簡單流動的線性經濟而言的，是以可循環資源為起點，以環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資源的“資源——產品——再生資源(廢棄物)——產品”的反饋式閉環流動的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以經濟過程排放的廢棄物數量為主要指標，我們把循環經濟的發展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循環經濟起步階段；廢棄物排放量逐步減少——循環經濟發展階段；廢棄物零排放——循環經濟成熟階段。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是為了減少廢棄物對環境的直接污染而采取的替代廢棄物簡單焚燒、填埋方式的環境保護措施；廢棄物排放量逐步減少，體現了從廢棄物末端治理到源頭治理的環境保護措施的轉變；廢棄物零排放，是指所有的原料和能源都在反饋式閉環流動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中，得到合理的、充分的利用，從而把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控制在盡可能低的程度。經過相當長時間的努力，使生態負增長變為生態正增長，實現人類與生態的良性循環。

從公共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環境保護本質上是一種公共產品。公共產品生產的非競爭性與消費的非排他性特征，注定了政府是環境保護這一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因此，政府在循環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要：鄧小平關于經濟特區是中國“對外政策的窗口”的著名論斷，其完整的內涵表現在：經濟特區是中國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窗口；經濟特區是中國維護世界和平的窗口；經濟特區是加強中國同第三世界的團結和合作的窗口。不能簡單地把經濟特區定義和解釋為“對外開放的窗口”，在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國際大背景下，改革開放以來的深圳經濟特區，一直發揮著中國對外政策尤其是對外經濟政策窗口的作用。

關鍵詞：經濟特區；對外政策窗口；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深動和形象地把經濟特區描述“對外政策的窗口”。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和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流的國際背景下，經濟特區始終發揮著中國外交戰略格局前沿陣地作用，尤其是廣東經歷了SARS的考驗之后，使我們深刻地感到鄧小平這一判斷的高度科學性、深刻性和戰略性，而決不僅僅是“對外開放”或者是僅僅只是通過這個窗口了解中國的對外政策。經濟特區的發展，歸根到底是為中國整體發展發揮前沿支撐和樣板作用，進而帶動全國的發展，發展起來的中國，必將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

一、政治上，深圳經濟特區發揮了中國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加強同第三世界團結和合作的窗口作用

(一)深圳經濟特區發揮了中國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窗口作用中國是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重要力量，而經濟特區是這個重要力量的窗口。在和平與發展為當今世界主題的條件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華政策邏輯仍然是“遏制＋牽制＋分化＋推銷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其核心內涵就是最終達到和平演變中國的目的。中國經濟特區都設置在東部沿海地區，他們的榜樣力量不只是表現在經濟發展能力和財富積累手段方面，還表現在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政治立場的輻射能力和吸引力，對全國都會產生直接的或潛移默化的影響，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這樣如此關鍵的地方進行滲透的力度和重視程度是很容易推測到的。針對和平演變，國內有這樣幾種消極的情況：一種是出發點善意者，他們認為經濟特區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中國的顏色，使之演變為西方反華勢力的橋頭堡，持這種想法的人既不代表“左”，也不代表“右”，他們只是表達了一種本能的擔心，沒有明顯的政治傾向；第二種則是“左”，就是鄧小平批判的“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者；第三種則是“右”，這些人雖然不多，但是非常危險，他們“非常希望中國被和平演變，只要中國領導人堅持改革開放政策，這就正中了和平演變的下懷”。在國際上，西方國家都希望中國被全盤西化，首先是要把中國變為西方國家的精神奴隸，進而政治上讓中國成為西方的附庸，其方式主要是加強思想滲透、利用經濟科技杠桿、培植親西方勢力、爭取下一代親西方派、進行宗教滲透等等；從戰略上，正如鄧小平早就告誡我們的，“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西方有足夠的“耐心”和“毅力”作長期謀劃和打算；從地緣選擇上，西方國家主要把目光集中在中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關鍵區域——特別是深圳這樣的經濟特區。他們的基本假設是，中國東部沿海相對于內陸，由于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最先受到西方的感染，所以最容易被西化，因為在他們看來，“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對西方和日本的感情復雜。諸如殖民地占領、反共產主義活動、和平演變都來自沿海方向和被分割的中國沿海地區”。但是深圳發展的事實和結果正好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愿望完全相反，經濟特區反其帝國主義之“道”而行之，不但經濟科技蓬勃發展起來，政治上也成長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突出代表，這令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者大為迷惑不解，他們認為中國的這種表現實屬西方政治文化和政治思維所不能解釋。他們簡單地認為，中國肯定會因抵御和平演變而必然采取“收”的政策，中國必然會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實際上，中國抵御和平演變，正是為了更好更健康地開放。中國在堅定地反和平演變的情況下而成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資場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在健康發展，中國不是“收”，而是更加“放”了，這些都是西方學者感到非常“困惑不已”之所在。實踐充分證明，經濟特區不但充當了中國經濟起飛的領頭羊和試驗田，而且也實實在在地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方面發揮模范堡壘和示范作用。

(二)深圳經濟特區發揮了中國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窗口作用在傳統安全領域，深圳特區等沿海經濟重鎮，正如日本陸上自衛隊的一位中校所描述到的：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使“沿海地區作為生產基地、經濟市場和戰略防御目標變得日趨重要”。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如果冒然發動對華軍事冒險行動，這些地方必然首先成為攻擊目標。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維護國家安全，其實主要是維護中國關鍵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重鎮的安全。深圳這樣戰略地位如此重要的經濟重鎮，它在中國總體外交政策中的地緣前沿地位，也由此可見一斑，因此，深圳人參與外交的意義自然非同小可。

今年，環境問題可以說是我國社會生活的焦點話題。有人說，環境污染是任何一個致力于現代化的國家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也有人說，環境保護是一個后現代的命題，即富裕國度、富裕民眾“吃飽了”以后提出的更高需求。但嚴酷的現實告訴我們，如果學西方那種“吃法”，中國還沒“吃飽”就要提前為生態環境付賬。因為我國的人均資源少、環境容量小，走不成西方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工業化發展的路子；因為那些發達國家早已制訂好了有利于他們的各項國際規則，使我們的污染成本不能像他們當初那樣轉移出去，只能自己“硬扛”；因為我們走的是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更非帝國主義道路，不能搞生態殖民主義。我們不僅要對自己的人民負責，也要對世界人民負責。因此，我們只能在人均3000美元時提前解決環境問題。

一、什么是環境經濟政策

國家環保總局四年來進行了四次環評執法，靠的全是行政手段。這些手段雖然在短時間內立竿見影，但長期效果卻十分有限。面對嚴峻的環境形勢，除了環境指標的考核問責制度未到位外，還缺乏一套激勵各級政府和企業長期有效配置環境資源的機制。總理指出，解決環境問題必須實現“歷史性轉變”，即“從主要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必要的行政辦法”指的便是“區域限批”這類手段，而經濟手段則指的是全新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

環境經濟政策是指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運用價格、稅收、財政、信貸、收費、保險等經濟手段，調節或影響市場主體的行為，以實現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政策手段。它以內化環境行為的外部性為原則，對各類市場主體進行基于環境資源利益的調整，從而建立保護和可持續利用資源環境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與傳統行政手段的“外部約束”相比，環境經濟政策是一種“內在約束”力量，具有促進環保技術創新、增強市場競爭力、降低環境治理成本與行政監控成本等優點。

根據控制對象的不同，環境經濟政策包括控制污染的經濟政策，如排污收費；用于環境基礎設施的政策，如污水和垃圾處理收費；保護生態環境的政策，如生態補償和區域公平。根據政策類型的不同，環境經濟政策又包括市場創建手段，如排污交易；環境稅費政策，如環境稅、排污收費、使用者付費；金融和資本市場手段，如綠色信貸、綠色保險；財政激勵手段，如對環保技術開發和使用給予財政補貼；當然還有以生態補償為目的的財政轉移支付手段等等。

二、環境經濟政策在國外的實踐

1經濟政策的概述

1.1經濟政策的含義

在經歷了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同志就為我國的經濟政策開創出當下開放性經濟環境的基石，通過這幾十年的發展，我國的經濟水平得到了巨大的進步，經濟政策也得到了有效的完善，形成了具有我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自由經濟體系。我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自由經濟體系是開放、自由、平等的，通過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和國家經濟政策的宏觀調控來保障我國的經濟發展可以保持健康、穩定、高效的事態。我國的經濟政策在調節國民經濟的手段主要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這兩項政策對我國的國民經濟起到了扶正的作用，保障了我國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

1.2我國經濟政策的種類

為了保障我國的經濟高效穩定發展，就需要通過經濟政策對國民經濟的增長和收支平衡作出一定的調整和保護，這種政策的管理是一種具有彈性和連續性的管理措施。現代社會的經濟市場不斷變化，為了適應變化多端之時，經濟政策也需要跟隨市場不斷的作出調整，而在國家對經濟政策作出調整的時候，經濟政策又會對國民經濟造成影響，所以為了保障國家經濟政策隨時保持在穩定和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地位，就需要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對我國的社會發展的戰略、方針和社會供需需要來總體規劃國家的產業布局。為了達到對國民經濟調節的目的，可以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財政與信貸中和平衡政策等達到調節的目的。

2經濟政策的重要性及在國民經濟行政管理中的意義

為履行好工商聯調查研究、參政議政基本職能，當好黨和政府的“橋梁”、“紐帶”和“助手”，我會根據省工商聯要求，就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3號），省委省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快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蘇發[**]7號），省政府《關于進一步改善企業發展環境的規定》（蘇政發[**]40號）和市委《關于加快發展民營經濟推動全民創業的若干意見》（連發[**]2號）的貫徹落實情況，在組織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認真學習的基礎上，先后對100多家民營企業通過走訪、召開座談會和問卷調查進行了專題調研。現將調研的情況匯報如下，供參考。

一、我市民營經濟政策落實情況

從內容上來看，這些政策大多涉及到民營經濟在市場準入、財稅金融支持、完善社會服務、維護合法權益、提高自身素質、改進監管、加強指導和政策協調等七個方面。而這些政策，多數是國有企業或外資企業早就享有，現在也正在享有的，但是民營企業還沒有完全享受到的。這些文件的制定出臺，就是要為民營企業發展營造一個公平、公正的市場主體環境。從落實情況來看，這些政策基本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貫徹落實。有的貫徹比較好，如市委2號文件中的鼓勵發展外向型民營經濟、支持農副產品加工型民營企業發展、扶持勞動密集型民營企業發展、加快商貿流通類民營企業發展、完善收費公示制度、多措并舉改善融資環境、建立發展民營經濟聯席會議制度、完善學習培訓機制、健全社會化服務組織、提高民營企業主的政治社會地位等，在實際貫徹落實中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各部門配套實施措施相繼出臺。**年全市十萬人全民創業動員大會召開以后，全市上下認真貫徹省委省政府7號文件和市委市政府2號文件精神，落實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加快發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市委市政府《關于加快發展民營經濟推動全民創業的若干意見》的32條政策措施通過各部門進一步完善配套實施意見，以各種有效形式向企業和群眾傳遞。市工商局、質監局、地稅局、建設局、民政局、檢察院、司法局、人事局、藥監局、農開局、海洋與漁業局、農業局、海事局、衛生局、城市管理局、**海關、物價局、農業銀行等19個部門單位先后制定出臺部門服務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措施和辦法。市民經局、工商局、稅務局、質監局都將省市民營經濟相關支持和部門的實施意見匯編成冊，印發近2萬份。市民經局印發的《**全市民營經濟目標體系實施意見》將民營經濟的各項主要指標首次納入市政府全市年度主要工作考核范圍，進一步加大了對民營經濟發展的督察考核力度。根據市政府機關行政效能建設的要求，各部門切實加強和提高了機關效能建設，全力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優良的發展環境。市行政審批中心為民營企業設立服務組，開辟了民營企業注冊登記快車道，并成立10個項目審批代辦服務組，免費發放了3萬冊《交費明白卡》，制定了《行政事業性收費公示實施辦法》，為民營企業提供便捷優質的服務，民營經濟得到了快速、健康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

二是民營經濟服務體系建設不斷完善。去年相繼成立的市民營經濟發展局、市民營經濟投資發展服務中心、市民營企業投訴中心、市職業培訓服務指導中心、干部創業服務指導中心等一局四中心，為重點投資商、重點企業及重大項目直通卡服務的內容和辦法更加明確，為直接服務和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工作保障。在加強引導、建設社會服務體系方面又有了新的探索和新的進展。在銀企合作方面，**年全市共落實銀企合作項目236個，金額32.53億元，項目數量比上年增長22.9％，金額是上年的1.07倍。**年3月召開的銀企合作聯席會上，達成合作意向的項目319個，意向貸款金額46.72億元，比**年的合作意向又有較大幅度增長，分別增長25.59％和24％，其中，民營企業項目資金占1/3以上。在擔保機構建設方面，到今年4月份，全市各類擔保機構已達13家，累計為1200余家企業和個人實施擔保總金額近10億元。僅市區4家擔保機構就為859戶企業提供擔保金額3.7億元。在引導行業組織建設方面，市浙江投資企業商會等一批行業組織在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創業輔導、人才引進、法律咨詢服務和以商引商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由市各有關部門、單位組織承辦的中國沿海地區民營經濟發展企業家論壇、省“333”工程蘇南企業家東隴海產業帶投資考察、蘇南企業家蘇北行等投資考察活動，為讓更多經濟發達地區民營企業了解**、投資**積極搭建了服務平臺。

三是民營經濟發展環境明顯改善。民營經濟進入的領域和行業進一步放開，在金融、擔保、教育、衛生、公用事業中民營企業不斷進入。按照市委2號文件“鼓勵和支持民營企業主參政議政，推選依法經營、照章納稅、具有一定參政議政能力的優秀分子擔任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要求，去年以來，市工商聯積極配合市委統戰部推薦一批優秀的非公代表人士進入市工商聯的領導班子，7位民營企業家增補為市政協委員。先后推薦我市民營企業（家）榮獲“全國勞動模范”、“全國就業和社會保障先進民營企業”、“省優秀民營企業”、“省優秀民營企業家”、“省民營企業納稅大戶”、“省民營企業就業先進單位”、“省社會主義建設貢獻獎”等省級以上表彰27個。去年市委市政府表彰了28名“創業之星”和8位優秀民營企業家。今年，市政府表彰了20名優秀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10家納稅先進民營企業和24家先進民營企業。這些表彰推薦活動不僅建立起了激勵機制、營造了輿論環境，而且發揮了典型引路的作用。問卷調查顯示，民營企業家對于自己社會地位在很高、較高、一般、較低和很低的五個選項中，33.3%的企業家選擇較高，63.3%企業家選擇一般，只有3.4％的企業家認為社會地位較低。對于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在土地等資源利用上，僅有20％的企業家認為不平等，16.7％企業家認為很平等，63.3％企業家認為是基本平等的。70％的民營企業家認為金融部門對企業的支持較以前有所改善或大大改善。對于政府部門稅收優惠政策落實情況，有40％的企業家認為較好或很好，56.7％企業家認為一般，僅有3.3％企業家認為較差。對于行政事業性收費，70％企業家認為很少或較少，26.7％企業家認為較多，僅有3.3％企業家認為仍然很多。對于**年企業發展，53.3％企業家表示要進一步增加投入、擴大規模，30％企業家表示要加大技術創新，走科學發展之路。這些調查數據說明，隨著民營經濟政策的貫徹落實，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得到進一步改善。這些文件的出臺和實施為我市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對激發全面創業熱潮，加速民營經濟發展產生了十分積極的作用。截至今年5月底，全市個體私營企業已達73129戶，注冊資金122億元。其中，私營企業已達10638戶，注冊資本108.2億元，實現現價產值791454萬元，同比增長15.03%，實現增加值131141萬元，同比增長19.92%，實現出貨值43535萬元，同比增長7.49%，實現營業收入753748萬元，同比增長16.47%，實現利稅43496萬元，同比增長26.06%,實交稅金總額12457萬元，同比增長27.26%。

摘要：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在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英國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馬歇爾完成了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變；“芝加哥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信仰和捍衛，為經濟學在當代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關鍵詞：古典體系；新古典經濟學；芝加哥學派

本世紀就要在我們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時刻，人類將從此跨入又一個千年。世紀回眸，千年閱讀和閱讀千年，與其說是對我還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挑戰。80年代初，研修中國古代經濟及經濟思想史的書，我確實知道經濟和經濟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長的歷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經濟學到底有多古老。后來在西方，人們常說經濟是古老的，但經濟學卻是年輕的科學。這顯然是因為他們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師亞里士多德視為經濟學家的緣故。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補充一句希望能夠破題的話：經濟學雖然無法因過去的千年而顯示其輝煌，但卻因其輝煌而渲染著一個千年的結束。

一、古典體系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于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后人對于什么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后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1998年至今，我國堅持擴大內需方針，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對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發揮了明顯的促進作用。目前，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已進入第五個年頭，有人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到了“淡出”的時候。事實上，判定積極財政政策是否淡出，應綜合考慮三個條件：一是通貨緊縮趨勢是否得到有效控制；二是國內投資需求、消費需求的內生增長機制是否形成；三是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從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看，積極財政政策淡出的時機并不成熟。

首先，物價總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貨緊縮趨勢尚未消除。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從去年11月份以來，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開始出現負增長。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分別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計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價格下降了0．9％，衣著、家庭用品、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價格下降1．1—2．4％之間。7月份，物價下降的趨勢仍在繼續，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價格下降0．9％，衣著類價格下降2．4％。生產資料產品出廠價格從去年6月以來就持續走低，至今沒有回升的跡象。據統計，今年1—6月各月，生產資料價格與去年同月相比分別下降6．3％、5．4％、4．7％、4．4％、3．8％和2．6％。這些指標都表明：生產和消費兩不旺，通貨緊縮壓力仍然存在。這種情況不利于消費需求的增長，不利于企業效益和農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產經營者的正常投資和經營。我們認為，只要通貨緊縮趨勢存在，就應該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發行長期建設國債，帶動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費需求增長的后勁不足。特別是今年以來，消費增長勢頭明顯疲軟，上半年，我國GDP實現7．8％的增長率，投資和出口分別增長21．5％和14．1％，而占最終消費較大比例的消費品零售額，今年1—7月僅增長了8．6％，增幅分別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個百分點。居民儲蓄率仍居高位，有關資料顯示，到今年7月末，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突破8．3萬億元，同比增長18．4％。盡管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總體上消費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動，在目前居民對社會經濟預期并未實現根本好轉、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新的消費增長點尚未最終形成的情況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費需求則很難保持繼續增長。應當看到，這幾年我們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發行長期建設國債，使投資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長，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其中，國債投資一直是社會投資的主體，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效應仍有待提高。據統計，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2．1％，其中，國有經濟的投資增長為12．8％，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71．55％，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投資增長分別為8．1％和12．7％，僅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勢仍然強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現1．45萬億元，同比增長21．5％，其中，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投資增長24．4％，集體投資增長15．8％，個體投資增長19．4％。國有投資仍是今年投資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鄉集體、個體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相對滯后，資本市場發展不力，致使貨幣傳導機制近期內還不能有效發揮作用，不但國有經濟沒有進一步擴大投資的能力和動力，民營中小企業投資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導機制、激勵機制和相應體制環境的情況下，投資的自發增長動力明顯不足。因此，現在如果停止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社會投資總量可能會變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這些涉及體制、結構等深層次的問題得到有效解決之前，難以形成經濟發展的自主動力，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國財政狀況仍然可以承受。雖然1998年至今，我國累計發行了66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財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據統計，都在安全線以內。從我國今年1—7月份的情況看，國家財政收入1．03萬億元，增長10．6％，預計全年財政收入將增長10％以上。盡管這一數字與前兩年相比有明顯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長率，只要適當控制財政支出，估計今年財政赤字可能略超過但不會遠遠超過3％的警戒線。更何況，可以用來衡量一國資金供給能力的國民儲蓄率在我國長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這意味著我國可動員的信貸資金相當充裕，承受赤字和債務的潛力較大，略高于3％的財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備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為了避免經濟出現停滯，政府主動承擔適當的結構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將來發生更為龐大的周期性赤字，從而維持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因此，目前國債發行還有一定的政策空間，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中長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國物價低位運行，內需自主擴張動力不足，經濟回升的基礎并不穩固，通貨緊縮仍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經濟工作面臨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得不到有效解決的情況下就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勢必影響今后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甚至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特別是目前我國正處于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關鍵時期，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促進各項事業健康發展和改革開放順利推進的基本前提。我國GDP增長率已從幾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長循環陷阱”，再恢復快速增長必然要花費更大的成本，我們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將受到損失。因此，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規模成為當前最現實的選擇。況且，目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繼續推進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步伐、擴大就業和再就業、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保證國家安全等，還都需要進一步增加財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銀行的不良資產，企業的虧損掛賬，社保欠賬，在現階段也只能靠財政解決。

目前，我們選擇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是出于啟動國內需求的需要，也是為了保證合理經濟發展速度、維持宏觀經濟穩定、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維護社會穩定發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終得出的結論。從這個角度上講，在我國所處的特殊經濟發展階段，只有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才能保證政策的連續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還不是探討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否應該淡出這一問題的時候，當務之急，要認真研究如何通過調整其形式和內容，進一步豐富、完善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使其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發展階段中，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為此，要從原來將積極財政政策作為應急的、短期的政策選擇，逐步轉向以啟動經濟內生增長動力為主要目標的中長期政策，把著力點放在解決有關經濟和社會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上，在降低積極財政政策中長期化會引發的負面效應的同時，力求保持我國經濟和財政的可持續發展。

商品經濟條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著基礎性的作用。與計劃體制相比較，市場機制無疑更有效率。但是，市場機制并非萬能的，它還存在著許多缺陷，而這些缺陷在商品經濟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市場對資源的配置在宏觀上表現為一個盲目、自發的過程，一方面，單個市場主體對于信息的獲取是不完全的；另一方面，在價值規律作用下，市場主體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當價格信號顯示出某種產品的生產有利可圖時，生產者會蜂擁而至，趨之若鶩；一旦該產品生產過剩、相對價格水平自動降低時，商品生產者明白過來已為時晚矣。

這種盲目、自發的過程必然會導致經濟運行的周期性波動。又如，市場機制還會造成社會收入兩極分化、壟斷、企業內部行為經濟性與其外部行為不經濟的對立等現象，同時在社會領域里，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有效性也會大大降低。所有這些，都是市場機制自身固有而無法避免的缺陷，都會破壞市場作用的發揮。所以，經濟運行客觀上要求作為宏觀管理者的政府對市場進行調控與管理，以彌補或消除其缺陷，促進經濟的協調發展。

政府對經濟的管理主要是通過制定并實施各種經濟政策來進行的，針對不同的目標，政府可以采取不同的經濟政策。

各種經濟政策在具體實現手段上可以是各不相同的，例如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運用政府開支與稅收等工具來干預經濟的運行，而貨幣政策則主要運用公開市場業務、調整再貼現率和存款準備金比率等三大工具來實現政策目標。但是從實質上講，各種手段、工具都是通過對社會供給總量與需求總量的調節來實現各自政策目標的；同時又因為在短期內影響社會供給總量變動的因素如生產技術、資本設備的數量與質量、勞動力的數量與質量等都可視為不變因素，因此，政府對經濟的調節就是在總供給為既定的前提下，來調節總需求，即進行需求管理。如果總需求小于總供給，有效需求不足，就會存在緊縮的缺口，引起經濟增長停滯等問題，此時政府就應采取擴張性的政策措施來調節總需求，促進總供需的平衡；如果總需求大于總供給，存在過度需求，則會存在膨脹的缺口而引起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等，政府就應該采取緊縮性政策措施來抑制總需求，促使供需趨向平衡。

政府所采取的這些或松或緊的政策，將對經濟運行產生重大影響，自然也會涉及到投資領域。投資是在整體經濟大環境中進行的，當經濟出現過熱局面、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時，政府必然會采取各種緊縮性政策抑制過度需求，如增加稅收、緊縮銀根、提高利率等等，對投資者來說勢必增大其籌措投資資金與投資物品的難度，降低其投資收益水平，因此投資行為受到抑制。反之，景氣不旺、總需求小于總供給時，政府的擴張性政策措施如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稅率與利率、增加進口等，都將會刺激有效需求，投資者此時投資不僅易于籌措資本與投資品，還可降低投資成本，所以投資需求將會增大。如果投資者能夠及時預測政府針對不同經濟運行態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那么必可先發制人，提前做好各項準備工作；等到政策公布之后，即可穩收厚利。因此，對投資者來說，經濟政策分析技術構成了宏觀分析技術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

經濟政策分析的首要步驟是了解各種經濟政策的功能特性等。只有對各種經濟政策的目標、政策手段、政策工具、種類等等有全面認識，才能知道在何種經濟形勢下應采取何種政策措施，才可能作出正確的分析與預測。其次，是對現行政策有效性的評價，目的在于了解目前實行的政策取得了何種成效，在哪些地方還存在不足，在哪些領域失去效用等，為預測下階段可能的政策措施打基礎。最后，是對計劃年度政策目標及政策目標選擇的預測。前面已經講過，政府制定各種經濟政策的主要依據有以下幾方面：當前經濟運行中的問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及其他因素如國內國際政治條件的變化等。因此，投資者進行預測也應該從這幾方面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