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工人范文10篇

[論文關鍵詞]國有企業工人階層下崗職工

[論文摘要]近些年，學者們對國企工人階層的關注和討論越來越多。本文用社會學的視野對國內關于國企改革過程中工人階層的研究進行歸納總結，并在總結中發現，對于工人的內部分化、行動回應和失業下崗職工的研究較多，而對于國企工人的整體分化研究較為欠缺，工人的階層意識研究還應得到進一步的深入。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遷，國有企業也在順應社會與市場轉型的過程中進行了一系列的從企業的產權制度、領導機制、經營制度到勞動就業、工資、社會保障等方面的變革。直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國有企業改革已經把每個工人的利益深深地卷入其中，同時給企業自身和整個社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在分析國內關于國企改革過程中工人階層研究的部分文獻基礎上，用社會學的視野進行歸納總結，以期對工人階層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和幫助。

一、國有企業工人階層的地位變遷及內部階層的分化

從50年代到70年代，國有企業的工人階層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聲望以及政治待遇、經濟收入和身份高于其他階層。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國企工人在三資企業和鄉鎮企業的外部沖擊以及企業內部改制的雙重壓力下，其政治、經濟地位的優越感已消失，代之以經濟上陷入“相對貧困”、精神上面臨來自外界與自我的雙重輕視，并且還面臨著越來越重的失業威脅。馮同慶把這種地位的下降具體表述為勞動權益的失落、資本利益的失落和政治權利的削弱，認為導致這種階層地位下降的原因是因為改革建立起的新的階層結構與公有制深層制度化結構沒有有機的結合，處于一種矛盾狀態。李亞雄則認為“權利與市場混合機制”是塑造了工人階層的地位的最重要的結構化因素。周長城1997年在對某大型國有企業的調查時，先將職工按照勞動方式的不同分為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普通工人三個層次，并研究發現：無論是主觀上，還是客觀上，處在轉型期的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都在下降，工人階級內部也出現了分化。同時，很多研究已經表明不同層次的工人在經濟收入、社會地位、政治地位、職業心理、行為取向等方面上存在顯著差異。

二、國有企業工人的心理研究

[論文關鍵詞]國有企業工人階層下崗職工

[論文摘要]近些年，學者們對國企工人階層的關注和討論越來越多。本文用社會學的視野對國內關于國企改革過程中工人階層的研究進行歸納總結，并在總結中發現，對于工人的內部分化、行動回應和失業下崗職工的研究較多，而對于國企工人的整體分化研究較為欠缺，工人的階層意識研究還應得到進一步的深入。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遷，國有企業也在順應社會與市場轉型的過程中進行了一系列的從企業的產權制度、領導機制、經營制度到勞動就業、工資、社會保障等方面的變革。直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國有企業改革已經把每個工人的利益深深地卷入其中，同時給企業自身和整個社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在分析國內關于國企改革過程中工人階層研究的部分文獻基礎上，用社會學的視野進行歸納總結，以期對工人階層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和幫助。

一、國有企業工人階層的地位變遷及內部階層的分化

從50年代到70年代，國有企業的工人階層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聲望以及政治待遇、經濟收入和身份高于其他階層。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國企工人在三資企業和鄉鎮企業的外部沖擊以及企業內部改制的雙重壓力下，其政治、經濟地位的優越感已消失，代之以經濟上陷入“相對貧困”、精神上面臨來自外界與自我的雙重輕視，并且還面臨著越來越重的失業威脅。馮同慶把這種地位的下降具體表述為勞動權益的失落、資本利益的失落和政治權利的削弱，認為導致這種階層地位下降的原因是因為改革建立起的新的階層結構與公有制深層制度化結構沒有有機的結合，處于一種矛盾狀態。李亞雄則認為“權利與市場混合機制”是塑造了工人階層的地位的最重要的結構化因素。周長城1997年在對某大型國有企業的調查時，先將職工按照勞動方式的不同分為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普通工人三個層次，并研究發現：無論是主觀上，還是客觀上，處在轉型期的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都在下降，工人階級內部也出現了分化。同時，很多研究已經表明不同層次的工人在經濟收入、社會地位、政治地位、職業心理、行為取向等方面上存在顯著差異。

二、國有企業工人的心理研究

摘要-韓國是世界上保留儒學思想最完整的國家。在韓國企業運作的過程中，儒學因素也同樣在起著作用，它影響著韓國企業的管理階層、工人階層等的思想意識，形成了具有韓國特色的企業文化。

【關鍵詞】儒學，韓國企業，家族主義，企業文化，工人

在韓國，就像在很多其他新興工業化社會一樣，資本家有意識地謀求在他們的企業中再生產出家長制的權威關系，并通過訴諸家庭式價值確保工人的服從和忠誠。儒家文化及其重視等級制、尊重權威、合作、勤勞、家族主義等，被普遍認為起到了鼓勵工人服從和與管理者合作的作用，而且對工人的團結和集體行動起了勸阻作用。儒家思想對韓國社會影響最深刻，體現最廣泛的莫過于家族觀念。韓國儒學思想的最大特征在于以孝為基礎的忠孝合一，居核心地位的是對父母的孝。小的方面可以說是子女對父母的孝、犧牲，大的方面則是對國家、民族、社會以及團體的奉獻精神以及持守道義。

一、企業工作倫理中的儒學思想基礎

在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組織中，工業權威通常呈現出家長制或族長制的形態，家族主義思想常常被利用來確保工人服從并承諾實現公司目標。日本和“四小龍”的工業家有意識地利用儒家傳統來營造勞動沖突比大多數西方工業化社會少得多的工業體系。亨廷頓這樣形容伊斯蘭文化：在中東的某個地方，幾個年輕人滿可以穿著牛仔褲，喝著可口可樂，聽著搖滾樂，但他們卻可能在麥加頂禮膜拜的間隙造好一枚炸彈去炸毀一家美國飛機。由此，我們可以引出關于韓國人家族觀的一些類似話題：在漢城最繁華的商業中心就職的職員，也許工作日穿西裝、打領帶、喝咖啡、抽香煙、使用手機和網絡辦公。但是每逢仲秋、春節也許會不遠千里地驅車回鄉，穿上傳統的民族服裝與家人一起進行掃墓、祭祀祖先等活動，這便是每逢節日“民族大流動”的壯觀景象。儒家文化認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倫理關系都應該建立在合理的基礎上，做到了這一點，要求工人不應該脫離家庭，脫離親戚朋友，脫離社會和國家生活。韓國的工人，便是在諸如以上這些思想教誨中工作、生活的。

由于有這些歷史條件和制度條件的幫助，成千上萬的農民子女從農村直接進入工廠，而且他們相當順利地適應了工作環境，對新的工作制度沒有表現出抵制或不適應等特殊的問題。韓國制造商利用加班的手段使工人被迫工作。同時正常工時（8—10個小時）的基本報酬很低，又不得不使工人加班以便增加他們的收入。在工資低于維持基本生計的低收入者當中，大多數是在服裝、紡織、鞋類、皮革產品和食品加工等行業的女工。不過，也有受雇于這些行業和其他一些低工資行業的許多男工，只能得到貧困水平的工資。但是，韓國工人在這樣的工作條件下也是很刻苦工作，主要由于他們想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

摘要：在新時期社會發展形勢下，國家十分關注國企的建設和發展，尤其是在國企內部職工隊伍整體素質建設方面，更是提高了重視程度。因此，為了順應國家發展綱要，國企需要在思想上，端正對國企職工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視，并且加強思政工作執行力度，促進國企在市場經濟領域實現長遠發展。鑒于此，本文主要圍繞新形勢下，國企職工在思政工作方面存在的問題，以及具體的解決措施展開有效分析。

關鍵詞：新形勢；國企職工；思想政治；工作路徑

一、前言

國家針對國企建設和發展，提出了全新的工作目標。要求國企必須高度重視思政工作組織和落實。通過思政工作貫徹與落實，強化職工隊伍職業素養，保證國企內部各項業務活動順利開展和執行。因此，國企需要針對思政工作體系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根據內部職工具體要求，制定完善性的工作體系，進一步優化思政工作環境，從而實現內部職工思想觀、職業觀的規范性教育。

二、國企職工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對思政工作認知存在偏差。就目前來講，國企在對待思政工作方面，關于思想認知存在一定偏差，與國家實際要求和建設標準存在一定差距，導致思政工作開展效果并不理想。首先，管理層在思政工作上重視度不夠，一味地追求企業生產效益，而對于企業文化環境建設缺乏重視。導致思政工作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存在較大的阻礙，甚至逐漸趨于形式化方向發展。同時，因為管理層的不重視，導致思政工作具體落實存在一定挑戰。基層員工對思政工作態度不夠端正，相關活動的參與積極性比較低下。（二）思政工作運行體制不完善。就目前來講，國企在開展思政工作時，在工作運行體制建設方面，呈現出一定弊端，導致各項思政工作項目在具體落實的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執行限制。首先，企業并未制定完善性的工作體制，在思政工作流程規范和設定上比較片面，導致工作人員在執行思政工作時，缺乏正確的政策導向，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工作風險。其次，在思政工作管理體制建設方面，國企所做的工作并不到位，與實際管理標準存在一定差距。甚至增加了思政工作風險，給企業內部環境安全性、穩定性建設與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在針對思政工作開展管理工作的過程中，并未意識到基層人員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導致管理體制缺乏民主性與開放性。同時，國企在思政工作領域，并未制定完善性的控制和監督體制，在職工權益維護方面，思想認知和實際執行存在一定偏差，導致內部職工利益受到威脅，而增加了職工人員流失的風險概率。（三）思政工作內容缺乏創新。在國企內部經營環境下，思政工作內容創新與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企整體建設和發展進程[1]。然而，就目前來講，企業在思政內容體系建設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不到位。首先，并未根據職工具體需求，豐富思政工作內容，未能夠考慮到職工的職業發展需求，對思政內容以及相關的活動資源進行整合。導致職工對思政活動認可度較低，甚至存在一定的負面情緒，思政活動整體參與性較低。同時，國企在構建思政內容體系的過程中，缺乏一定的創新性與時效性，未能夠針對當前市場經濟具體環境以及發展動向，對思政資源進行整合。導致職工所掌握的思政內容比較滯后，同時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四）思政工作者隊伍建設有待提升在國企經營領域，思政工作者專業素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工作質量[2]。然而，就目前了解，思政工作隊伍素質建設仍需要進一步提升，否則將在很大程度上阻礙思政工作發展進程。首先，國企在思政工作人員隊伍數量建設方面缺乏思想重視。因為人員數量匱乏，導致各項思政工作難以有效開展。同時，國企在思政工作者素質培訓方面缺乏思想重視。導致思政工作者學習和成長空間有限，具體的思政工作在執行的過程中也因為人為因素，存在一定的限制。可見，目前國企在組織思政工作的過程中，在思想、體制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問題，而導致思政工作效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今后的經營和發展領域，國企需要進一步優化思政工作體制，全面提高內部職工職業素養。

摘要-韓國是世界上保留儒學思想最完整的國家。在韓國企業運作的過程中，儒學因素也同樣在起著作用，它影響著韓國企業的管理階層、工人階層等的思想意識，形成了具有韓國特色的企業文化。

【關鍵詞】儒學，韓國企業，家族主義，企業文化，工人

在韓國，就像在很多其他新興工業化社會一樣，資本家有意識地謀求在他們的企業中再生產出家長制的權威關系，并通過訴諸家庭式價值確保工人的服從和忠誠。儒家文化及其重視等級制、尊重權威、合作、勤勞、家族主義等，被普遍認為起到了鼓勵工人服從和與管理者合作的作用，而且對工人的團結和集體行動起了勸阻作用。儒家思想對韓國社會影響最深刻，體現最廣泛的莫過于家族觀念。韓國儒學思想的最大特征在于以孝為基礎的忠孝合一，居核心地位的是對父母的孝。小的方面可以說是子女對父母的孝、犧牲，大的方面則是對國家、民族、社會以及團體的奉獻精神以及持守道義。

一、企業工作倫理中的儒學思想基礎

在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組織中，工業權威通常呈現出家長制或族長制的形態，家族主義思想常常被利用來確保工人服從并承諾實現公司目標。日本和“四小龍”的工業家有意識地利用儒家傳統來營造勞動沖突比大多數西方工業化社會少得多的工業體系。亨廷頓這樣形容伊斯蘭文化：在中東的某個地方，幾個年輕人滿可以穿著牛仔褲，喝著可口可樂，聽著搖滾樂，但他們卻可能在麥加頂禮膜拜的間隙造好一枚炸彈去炸毀一家美國飛機。由此，我們可以引出關于韓國人家族觀的一些類似話題：在漢城最繁華的商業中心就職的職員，也許工作日穿西裝、打領帶、喝咖啡、抽香煙、使用手機和網絡辦公。但是每逢仲秋、春節也許會不遠千里地驅車回鄉，穿上傳統的民族服裝與家人一起進行掃墓、祭祀祖先等活動，這便是每逢節日“民族大流動”的壯觀景象。儒家文化認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倫理關系都應該建立在合理的基礎上，做到了這一點，要求工人不應該脫離家庭，脫離親戚朋友，脫離社會和國家生活。韓國的工人，便是在諸如以上這些思想教誨中工作、生活的。

由于有這些歷史條件和制度條件的幫助，成千上萬的農民子女從農村直接進入工廠，而且他們相當順利地適應了工作環境，對新的工作制度沒有表現出抵制或不適應等特殊的問題。韓國制造商利用加班的手段使工人被迫工作。同時正常工時（8—10個小時）的基本報酬很低，又不得不使工人加班以便增加他們的收入。在工資低于維持基本生計的低收入者當中，大多數是在服裝、紡織、鞋類、皮革產品和食品加工等行業的女工。不過，也有受雇于這些行業和其他一些低工資行業的許多男工，只能得到貧困水平的工資。但是，韓國工人在這樣的工作條件下也是很刻苦工作，主要由于他們想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

一、二七塔上初識鄭州

經過十四個小時的顛簸，五月一日上午9點，我們一行五人終于踏上了鄭州的土地。勞動節

的鄭州陽光明媚、氣候宜人，商家的促銷活動在喧鬧地進行著，街上有很多殘疾行乞。剛

下火車，我們首先參觀了離火車站不遠的二七紀念塔。登上二七塔，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

的史料歷歷在目，那一幅幅圖片、一行行文字和一件件實物無聲地陳列著，向人們描述那

段歷史。和我們一同參觀的有一位年輕的母親和一個大概六七歲的小姑娘，小姑娘在母親

從利益關系視角審視國企改革

改革既是對原有計劃經濟體制的否定，同時也隱含著對基于利益導向的物質利益原則的認同。利益差別是客觀存在的，它決定著利益主體的動機從而直接關乎到改革的成敗；利益關系及其格局的變動也是客觀存在的，它是我們把握和控制改革走向的一個重要依據。

傳統觀點認為：在國有企業中集中體現著國家、企業和職工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或者說，企業是實現國家利益和職工利益的載體，這樣的觀點在今天看來仍然沒有錯，但這樣的劃分太籠統了，對于我們分析今天國有企業的具體問題來說，已經遠遠不能適應需要。因為：國有企業經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改革，利益關系已經更加復雜化，利益主體也發生了相應的分化。例如：所謂國家利益，除稅收和剩余索取這些根本利益之外，更主要和更直接地還體現為政府部門利益和政府官員利益；所謂企業利益，更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本文正是要對此展開分析。

筆者的一個一般性結論是：在國有企業中，各級領導者已經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他們與普通員工已經不再是利益共同體。

國企內部已經生成新的利益主體

如果說改革前國有企業普遍存在對經營管理者激勵不足，那么近年來的主要問題則是對經營管理者約束不力；如果說改革前“政府辦企業、企業辦社會”，國企職工與領導干部在“大鍋飯”體制下因缺少利益差別而同屬一個利益共同體，那么近年來在政府將國企推向市場的過程中，國企內部的利益關系則發生了新的變化，國企內部已經出現了由領導干部構成的新的利益主體；如果說改革前國家利益凌駕于企業利益和職工利益之上，那么近年來隨著國企內部由領導干部構成的新的利益主體的出現，普通職工這個傳統的利益主體則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企業調研報告

×、青工一方面擁護改革、支持改革，另一方面對改革過程中自己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維護存在擔心和顧慮。

×在企業改革改制過程中，人員及組織結構的變化必然涉及到各方利益的調整。調查中發現絕大部分的青工認為改革對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一定影響，只有的青工認為沒影響，青工對于改革改制同樣也存在著很多的顧慮。在問及“在企業改革改制中，您最擔心的是什么？（多選項）”時，回答情況如下表：

×

×下崗人數大大增加

×國有資產流失

論文關鍵詞：經濟自由度,勞動收入

論文摘要：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國GDP相當于全球GDP的4%，但到2006年，上升到近16%，翻了3倍多，但成就的背后存在著結構問題。

中國勞動收入占比逐年下降

如果看民間消費占GDP的百分比，會發現這樣的事實，1952年民間消費差不多是中國GDP的69%，跟今天美國民間消費占美國GDP71%的水平差不多；到1978年時，中國民間消費仍然相當于當時GDP的45%，到最近這個比例卻已經下降到36%左右。

另外一個重要的結構問題是勞動收入。

如果考察職工工資的變化，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分析。第一，1978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不包括各種福利、退休保障、醫療保障等非工資內容）相當于當時GDP的15.5%，但到2008年，這個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國營單位工資總額約為當年GDP的13%，到現在則下降到6.1%。

論文關鍵詞：經濟自由度,勞動收入

論文摘要：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國GDP相當于全球GDP的4%，但到2006年，上升到近16%，翻了3倍多，但成就的背后存在著結構問題。

中國勞動收入占比逐年下降

如果看民間消費占GDP的百分比，會發現這樣的事實，1952年民間消費差不多是中國GDP的69%，跟今天美國民間消費占美國GDP71%的水平差不多；到1978年時，中國民間消費仍然相當于當時GDP的45%，到最近這個比例卻已經下降到36%左右。

另外一個重要的結構問題是勞動收入。

如果考察職工工資的變化，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分析。第一，1978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不包括各種福利、退休保障、醫療保障等非工資內容）相當于當時GDP的15.5%，但到2008年，這個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國營單位工資總額約為當年GDP的13%，到現在則下降到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