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收入的經濟決定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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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經濟自由度,勞動收入

論文摘要：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國GDP相當于全球GDP的4%，但到2006年，上升到近16%，翻了3倍多，但成就的背后存在著結構問題。

中國勞動收入占比逐年下降

如果看民間消費占GDP的百分比，會發現這樣的事實，1952年民間消費差不多是中國GDP的69%，跟今天美國民間消費占美國GDP71%的水平差不多；到1978年時，中國民間消費仍然相當于當時GDP的45%，到最近這個比例卻已經下降到36%左右。

另外一個重要的結構問題是勞動收入。

如果考察職工工資的變化，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分析。第一，1978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不包括各種福利、退休保障、醫療保障等非工資內容）相當于當時GDP的15.5%，但到2008年，這個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國營單位工資總額約為當年GDP的13%，到現在則下降到6.1%。

事實上，從1990年到2008年，中國職工平均勞動工資的增速總是比GDP增長速度低一點，根據我的計算，18年時間內，工資總額每年的增長速度比GDP每年的增長速度大概要慢3.8%.勞動者的收入占總體國民收入的比重越來越低。

經濟不自由影響中國工資增長

如果進行一些國際對比，也能發現問題。美國有一家民間機構FreedomHouse，從1977、1978年開始對所有國家的政治權利、個人權利、經濟權利以及新聞自由等方面進行打分。1995年時，24個自由社會的國家，制造業工人的工資平均按照每年5.09%的速度在增長，而這個速度平均比這些國家當年GDP增速度高0.31%，另外8個部分自由的國家，工人工資增長速度比GDP增長落后2.7%.我們看到經濟自由度越高，政府對民間權益壓抑越低的國家和社會，他們的勞工工資增長速度越能夠跟GDP增長速度同步，甚至超過于GDP的增長速度。非自由的國家數據都不公開，所以無法比較。

如果以創業自由度把這些國家分類，也會看到創業自由度最低的國家的勞動者收入增長的速度最慢，而創業自由度最高的社會則正好相反，勞工工資增長速度更快，并且以超過GDP的增速增長。

回到中國，我們該如何理解經濟自由不自由、創業自由度高還是低對勞動收入增長空間的影響？

對于社會底層的農民工而言，這一身份帶來的含義不僅僅是一般政治意義上的歧視性安排，而且限制了他們的就業空間、居住空間和權益空間。國企工人，哪怕是一般工人的收入，也比民企或者是鄉鎮企業高出不少。國企，有政府背景的集體企業，鄉鎮企業、民營經濟，實際上中國的就業就是這三類。首先是有機會進入國企的城市人，城市人口可以進入國企，也可以進入集體企業，最倒霉的就是農民工。

1995年時國企職工人均報酬是人均GDP的1.1倍，比當年人均GDP高出10%，但是2002年之后，隨著國進民退程度上升，國企收入從1996年開始基本一直上升，按照人均GDP同樣水平增長。但是集體企業、集體單位的人均收入，總體上是維持在全國的人均GDP的0.8倍。到現在，國企職工在方方面面的收入，差不多是集體企業人均收入的2倍，這個多出的收益就可以看成是國企的溢價。

如果將城市的制造企業和農村鄉鎮集體企業的工資做比較，我們發現，2002年的時薪，農村鄉鎮制造業企業員工平均3.1元，到2006年上升到3.9元。而城市制造業企業員工時薪2002年差不多是7塊錢，到2006年上升到12塊錢。城市制造業企業的時薪比鄉鎮制造業企業的時薪，高出3倍。

因為城鎮戶口制度、身份差別，即使行業一樣，員工收入的差距還是不一樣。經濟的不自由、遷徙的不自由，所帶來的就業、創業空間的區分，創業、就業的歧視，最后會使農民工的企業談判、議價地位與城市工人的議價地位非常不一樣，遠低于后者。

行政管制過多帶來負面影響

經濟不自由、創業不自由的表現，可以從行政管制的角度來理解。不管是農村，還是城市，行政管制導致很多歧視，本質上限制底層勞動者的選擇空間，弱化他們的議價談判地位。

在糧價等方方面面農產品價格上漲空間都受管制的情況下，務農的收益肯定不會高，糧食安全挑戰自然更大。為了糧食安全，權力是否有理由限制農民和農民工的工作選擇空間呢？沒有理由。從本質上說，為了糧食安全讓農民不能將土地做更賺錢的種植，之后又逼著他們以低價賣出農產品，這是侵犯農民的經濟自由、犧牲他們的權益。實際上，這種做法從根本上跟原來農村和城市的剪刀差是一回事。

除了基于城鄉戶口的身份差別、國企與民企的身份差別外，行政管制的多與少最后會對農村、鄉鎮、城市人的創業空間與創業自由帶來很大的影響。創業空間如果不是因管制太多而受限的話，農民工的總體就業機會就會越多，對農民工的需求越多，也就是所謂的民工荒的可能性越高的話，民工談判議價的地位就會越好。如果經濟不自由、創業不自由、就業歧視、行政管制多等通過制度改革能削弱的話，可以想象，那對整個社會、特別是農民工的收入機會會產生多么積極的影響呀。

征稅太多抑制收入增長

政府征稅太多，開支太多是抑制勞動收入增長的重要原因。

根據對32個國家政府開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變化統計數字，可以看出政府開支沒有減少或還有增加的國家，12年里平均工資增長速度接近3%，而政府開支減少最多的國家，勞工工資收入增長最多，平均每年增長了6%，這些國家工人的工資增長速度要比GDP增長速度高出0.8%，而政府開支不僅僅沒有減少反而還在增加的國家，他們的工人工資增長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長速度慢1.2%左右。

中國的情況也能說明這一點，按照財政部最新公布今年頭5個月數據，相對于去年頭5個月國家財政稅收增長了30.8%，過去四五年，平均國家財政稅收的增長是GDP平均增長速度的2倍到3倍。如果GDP是一個大餅，政府這邊分的越來越多，必然意味著民間得到的那一份越來越少。

政府征稅的權力如果不受到限制，最后勞動收入占GDP比重只會越來越低。政府占資源、土地、企業股權總的價值相當于整個中國社會財富的接近3/4，70%的財富或資產產權所有者是政府。

如果政治改革不發生，最后對征稅權進行根本性的制約，那政府得到的只會越來越多、民間得到的只會越來越少，勞動者總體得到的也只能越來越少，這個趨勢就很難改變。而如果這個趨勢不改變的話，就意味著并不僅僅是更多的農民只能做農民工，而且很多的城市人口得到的GDP份額也會繼續走低。

金融不自由抑制勞動收入增長

此外，金融自由度也會影響到勞動收入的增長。

同樣的，根據對32個國家1995年到2007年金融自由度變化的數據，會發現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國家，勞工工資增長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年均增長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沒有什么變化，甚至更加惡化的國家，勞工工資增長速度不僅僅最慢，而且也比這些國家的GDP增長速度更慢。

很多朋友認為金融自由度增加、金融管制減少，那不是幫助華爾街的人賺更多的錢，讓他們將民間社會的利益轉移到他們的手里嗎？實際上不是這樣，上面這些數據就顯示，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國家，工人工資增長更高。

國有制經濟比重影響民間收入

最后，國有制經濟比重的高與低，對于民間消費、民間收入有多大的影響呢？

根據我的統計分析，國有經濟比重最少的國家，也就是私有經濟比重比較高的國家，平均來講民間消費對GDP的速度敏感度是0.96，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的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老百姓的消費會增長0.96%.而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一組國家，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民間消費大概是只增加0.83%，敏感度要低很多。

微觀經濟學里，我們說一個家庭、一個個人，每天可以花的錢主要是通過兩個渠道得到，分享經濟增長的第一渠道是勞動收入，在配套的制度安排之下，國有經濟比重比較高的社會，勞動收入隨著GDP增長而增長的程度被壓抑較多。第二個讓老百姓分享經濟增長好處的渠道，是資產的升值，也就是土地隨著經濟增長而價值上升，企業的產權、股權也會因為GDP的增長而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