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分工范文10篇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相融的趨勢日漸明顯，人們逐漸發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實際上是同一行為主體的不同選擇，兩者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決定基礎。因此，研究和探索有關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兩種理論在新形勢下的融合，并建立起一個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于一體的理論分析框架，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回顧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過程，我們不難發現這兩者都是國際分工的結果，所以，用國際分工的思想作為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共同基礎，是本文研究的一個切入點。一、兩種理論的研究溯源與現狀（一）傳統理論上的不相容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規模報酬不變。國際貿易產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國生產同種商品的價格差異，而價格差異則是由成本差異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國生產要素的價格不同所致，生產要素的價格則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豐裕程度決定的。正是由于各國生產要素豐裕程度的不同，決定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時所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價格優勢。所以，一國將出口較密集地使用其豐裕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進口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國際貿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國的資源優勢所決定。由此可見，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中，沒有給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留下任何生長的空間。現代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和發展，恰好否定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假設——完全的自由競爭導致完全的市場結構。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術和知識市場的不完美，才是導致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場的非完美性，跨國企業才有可能運用組織的效率，發揮它在獲得資本、勞動、技術和知識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條件，在世界市場上與當地企業競爭。跨國企業在市場、生產、規模經濟以及諸多方面的壟斷優勢是確保跨國生產有利可圖的必要條件，也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可見，這一分析框架與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二）兩種理論融合的嘗試較早地把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納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國學者弗農(R.Vernon1966)。他用“產品周期理論”來系統解釋企業在出口、許可證形式和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選擇，并將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與企業生產的區位選擇聯系起來。弗農把產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產品期、產品成熟期和產品標準化期，他認為，在新產品期，企業選擇在國內生產，對國外市場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貿易的形式；在產品成熟期，企業想保持最佳經濟效益必須考慮對外直接投資；當產品進入標準化期后，價格競爭的結果是使產品的生產或裝配業務逐漸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原來發明產品的國家則轉為從國外進口該產品。澳大利亞學者科登(W.Corden,1974)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放棄了瑞典學者赫克歇爾(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稟賦理論（H-0理論）中的要素在兩國之間不可流動的假定，同時引進了第三個要素——知識，并允許資本、勞動和知識三要素進行國際流動，這使得擴展后的國際貿易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現象。英國跨國公司專家鄧寧(J.H.Dunning,1976)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又稱為國際生產綜合理論），也是至今為止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鄧寧提出了用折衷主義方法來解釋國際生產活動，該理論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表示：“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內部化優勢＝對外直接投資”。這就是說，如果三者都具備，國際直接投資是最佳的選擇；如果具有所有權優勢，同時取得內部化優勢，則可以選擇對外貿易；如果僅僅具有所有權優勢，他國區位優勢又不明顯，那么許可證貿易是一種最佳的選擇。正是這些理論對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與企業發展之間緊密關系的描述，使得將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成為可能。（三）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現狀日本學者小島清(K.Kojima,1978)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同時置于國際分工框架下進行研究的方法，為我們對兩種理論進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啟示。小島清理論的基本思路是：從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理論出發，在H-0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內，先確定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再根據國際分工原則選擇合適的投資產業。以克魯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爾普曼(A.Helpman,1983)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提出的基本觀點是：各國并不一定因為本國的資源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較優勢，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規模報酬遞增驅動的。他們試圖用要素稟賦差異來解釋國際貿易的格局和跨國公司的產生：要素稟賦差異較大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間貿易；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內貿易；如果當要素稟賦差異太大且公平的市場交易無法使要素價格均等化時，國際直接投資則是最佳選擇，這樣就產生了跨國公司。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競爭優勢理論”，該理論從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這一微觀角度來解釋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現象。波特研究的邏輯線索是：國家競爭優勢取決于產業競爭優勢，而產業競爭優勢又決定了企業競爭戰略。他是站在產業（中觀）層次，從下而上，即從企業（微觀）層面向上擴展到國家（宏觀）層面上。這是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方法的一種拓展。我國學者在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總結述評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軍、吳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較優勢下融合兩種理論的觀點（黃河，2002），并對兩者相互融合的趨勢和統一的途徑闡述了看法。但是，至今為止我國學者還沒有就這兩種理論如何融合進行深入的論述和研究，也沒有出現新的理論分析框架。二、構建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基礎（一）現有理論研究成果的不足1.理論研究的重心發生偏移。從李嘉圖(D.Ricardo,1817)開始，古典經濟學關于比較優勢的產生問題開始偏離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國際分工為理論出發點的內生決定論。斯密認為，比較優勢產生于分工和專業化，是內生的；而李嘉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產生于資源配置過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數學工具的局限，導致以馬歇爾(A.Marshall,1920)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放棄了古典經濟學的內核（分工和專業化），研究重點完全轉向了資源配置問題。2.假設條件與現實狀況不符。例如，完全競爭市場、同質要素、信息對稱、零交易費用等等，這些假設條件符合了經濟學理論研究者的科學理想，可以用來構建清晰而精致的數學模型和推理嚴謹的分析框架，但是，用這些作為理論的前提是根本無法得出具有實際意義的研究成果。3.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分離，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例如，國際貿易理論是以國家作為基本分析單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以企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是以行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楊小凱等人的新[1][2][3][4]下一頁興古典經濟學是以個體作為基本分析單位。4.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例如，弗農是用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來作為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判斷標準；小島清是把比較成本原則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克魯格曼是用各國的要素稟賦差異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波特是用競爭優勢的原則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二）為何重拾國際分工思想英國古典經濟學創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注：［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5頁。）200多年前的這一論述，至今仍為當代經濟理論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有關分工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立足點在于分工的基礎和職能的分工。“由于機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的基地，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頁。）國際分工就是指生產的國際專業化，因此我們可以說，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帶來了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隨之而產生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分工和專業化理論的兩個側面，同時也是微觀經濟學在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領域中的延伸。隨著國際市場交易成本的增加，企業之間借助國際市場實現的國際分工可能并不經濟，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的發展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當代國際分工的內容、性質和形式。在當代國際分工的理論研究中，已形成三種研究對象不同的理論體系：一是研究由市場機制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另一是研究由跨國公司為載體予以組織和協調的企業內部國際分工的理論；第三種則是由楊小凱(X.Yang,1993)等人為代表的研究由個人的專業化、生產的迂回程度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楊小凱等人用非線性規則（超邊際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分工和專業化等經濟思想形式化，創立了以分工思想為基礎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這一理論重新將分工和專業化作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其中許多命題的證明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啟示性的典范并縮小了最優化范圍。同時在此分析框架內，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融合在一起，不僅大大擴展了經濟學理論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將許多原來相互獨立的經濟學分支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專業化）統一起來。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是通過引入交易費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來解釋企業的產生和國際貿易的產生。因為市場和企業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分工的形式，企業的出現是企業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的交易費用的結果，所以交易費用的差別是企業出現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進交易效率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沿用他們的思路，我們不難推出這樣的結論：當國際貿易的交易費用高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生產費用時，人們將會選擇國際直接投資，跨國企業會從國際分工中出現；當用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比向東道國市場輸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進行國際貿易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更有效率時，人們選擇前者。三、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解析本文采用的理論分析框架與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類似，只是用“行為主體”（個人、企業、行業、國家）來代替原來的“個體”的概念。第一層是行為主體在作出國際貿易或國際直接投資決策前，從競爭優勢的角度對當時所處的經濟環境和自身條件進行分析；第二層次是用數學中的最優決策理論分析行為主體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層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國際市場結構、國際企業制度和行為主體的自利行為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各種結果；第四層次則是與行為主體價值觀有關聯的所謂社會福利分析。（一）從競爭優勢的角度作出決策我們把競爭優勢定義為“組織結構優勢”和“社會資源優勢”的整合。所謂組織結構優勢，即行為主體協調其組織活動的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包括人力結構和資本結構、技術和知識產權、管理水平和對國際一般慣例熟悉程度等優勢。所謂社會資源優勢，即影響組織收益分配的社會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它包括市場、客戶、社會網絡融資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優勢。發揮和增強競爭優勢既是行為主體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又是其目標，它涉及內生函數和外生函數所包含的諸多因素。所以，我們可以從行為主體具有的競爭優勢的角度來解釋其國際貿易、技術許可轉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見表1）表1競爭優勢整合組織結構優勢社會資源優勢國際貿易必需具備無需具備技術許可轉讓必需具備有無均可國際直接投資必需具備必需具備（二）從收益的角度作出決策行為主體（國家、行業、企業、個人）需要作出決策的問題是：在當前自身所擁有的總額為I的投資能力中，是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對于行為主體而言，目標之一就是使總預期利潤最大化。用公式表示為：附圖式(1)中，NPV[,F]為在東道國進行折現數額為I[,F]的直接投資所獲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T]是向東道國出口折現數額為I[,T]的貿易所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D]是將剩余投資能力(I-I[,F]-I[,T])投資母國市場所得到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其等價形式是與凈現值相等價的凈現值流（每年等量的凈收入）形式：附圖式(2)中，r[,F]為從直接投資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T]為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D]為從母國市場中所獲得的內部收益率。行為主體從目標函數出發作出決策：1.如果r[,F]＜r[,T]且r[,D]＜r[,T]，即當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且國內市場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2.如果r[,T]＜r[,D]且r[,F]＜r[,D]，行為主體選擇在國內生產和銷售；3.如果r[,T]＜r[,F]且r[,D]＜r[,F]，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4.如果r[,D]＜r[,T]或r[,D]＜r[,F]，行為主體選擇的決策公式可表示為：附圖根據公式(4)即可從收益的角度做出相應的決策。（三）從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附圖其中，β與消費偏好有關，k是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t為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的決策問題在于，確定每一種產品的自給量、市場購買量、市場銷售量以及如何組織生產這兩種產品。以下討論四種可能出現的結構形態（如圖1所示），解出其角點均衡，然后從這些角點均衡中識別出完全均衡。1.結構A由組態(XY)組成。在這個組態中，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對無論是中間產品X還是最終產品上一頁[1][2][3][4]下一頁Y都采取自給自足的方式。設在組態(XY)中。（注：詳細的推導過程可參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結構的角點均衡是：附圖附圖圖1國際市場結構和國際企業制度附圖其中U[,1](D)和U[,2](D)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業主體在結構D中的人均真實收入。3.結構FY由組態(L[,X]/Y)和(Y/L[,X])組成。在組態(L[,X]/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它的勞動力而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中間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中進口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X])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這些中間產品返回本國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出口到國家1。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只從事國際貿易，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結構FY的角點均衡分別為：附圖上述兩式中，v是結構FY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U[,1](FY)和U[,2](FY)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Y中的人均真實收入。4.結構FX由組態(L[,Y]/Y)和(Y/L[,Y])組成。在組態(L[,Y]/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他的勞動力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最終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的跨國公司中購買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Y])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中間產品出口到國家1，并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在國家1的市場上銷售，同時又把最終產品返銷回本國。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既沒有從事國際貿易也沒有進行國際直接投資，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了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了國際直接投資。此結構的角點均衡分別為：附圖上述兩式中，U[,1](FX)和U[,2](FX)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X中的人均真實收入，r是結構FX中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因為人均真實收入最大的角點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們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點，并得出以下推論：1.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和勞動的交易效率足夠小，則結構A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時，行為主體選擇自給自足的方式。2.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夠高，則結構D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這種情況下，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都分別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3.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k足夠高，且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與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Y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作出只從事國際貿易的決策；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4.若專業化經濟程度足夠高，且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與產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X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選擇既不從事國際貿易，又不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四）從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行為主體在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時，通常要對母國和東道國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判斷的標準通常是一國的國民福利或社會福利。他們一般會選擇干預成本最小或使國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稱之為最優政策選擇。例如：(1)自由貿易政策，即零干預或不干預政策。無論是從一國的國民福利還是從所有貿易參與國的國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貿易政策都被認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時，行為主體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2)高關稅政策，這種政策阻礙和限制了商品（及生產要素）的國際流通，減少了人們通過自愿的國際貿易可能獲得的好處。此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以此來規避高關稅壁壘。四、小結以往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對國家與企業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進行解釋，本文則將它們放在同一的理論分析框架下進行研究；以往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是分離的，對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本文則將這些基本分析單位統一在“行為主體”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論研究中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本文則以競爭優勢的原則、收益最大化原則、市場結構均衡原則和社會福利最優原則來作為行為主體決策的共同判斷標準。因此，本文的結論是，雖然世界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參加WTO后會趨向于逐漸公正和平等，但對任何一個行為主體而言，究竟是選擇國際貿易還是對外直接投資，其決策主要取決于它們對自身競爭優勢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市場結構均衡的評估以及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考慮。上述分析方法和結論對我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和參與國際競爭，對各管理層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應當是會有所啟發。隨著我國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和消費者對產品差異化的需求越來越旺盛，近10年來，世界主要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安排已經把我國納入世界產業分工體系之中，這將大大促進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發展和在專業化基礎上的大規模生產投資的擴大，這些都要求我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政策作出及時準確的反應。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貿易—投資—生產—貿易一體化的方式將成為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利用跨國公司來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參與國際分工和拓展貿易與投資規模，形成“貿易—投資”雙向聯動、互相促進的良好態勢，將是經濟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越來越普遍的戰略選擇；我們只有提前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和策略，才能實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均衡、配套發展的良性循環，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總之，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作為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的領域和范圍會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理論研究的假定條件也會發生變化，兩種理論的最后發展趨向勢必是在統一的理論基礎上融為一體。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參考文獻】[1]楊小凱、張永生：《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2]［日］小島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文真堂，1985年。[3]邁克爾·波特著，陳小悅譯：《競爭戰略》、《競爭優勢》，華夏出版社，1997年。[4]KiyoshiKojima(1996),Trade,InvestmentandPacifi上一頁[1][2][3][4]下一頁cEconomicIntegration:SelectedEssaysofKiyoshiKojima,Tokyo:BunshindoPublishingCompany.[5]PaulR.Krugman(1990),RethinkingInternationalTrade,TheMITPress.[6]王福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融合——國際生產的一般理論述評》，《國際經貿探索》1999年第1期。[7]吳先明：《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融合發展趨勢》，《經濟學動態》1999年第6期。[8]黃河：《論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在比較優勢下的融合》，《國際經貿探索》2002年第2期。上一頁

一、問題的提出

自1980年以來，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額的比重逐年上升，由1989年的0.9%上升到2000年的3.9%，2001年躍居世界第六位。同時，對外貿易的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出口總額中工業產品所占的比例在20年內由50%上升到90%，這一變化使得許多發達國家的學者認為中國正在取代日本而成為新的世界工廠。

但是，出口額比重這類數據并不能客觀地說明中國目前在國際分工中所處的位置，貿易的發展及效益的改善要通過出口商品結構和出口商品價值的增值度來體現。鑒于此，本文將采用特化系數和出口競爭力指數來對這一問題進行實證分析。

二、實證分析的框架及結論

作為衡量一國某類出口商品國際競爭力及其比較利益強弱的指標，一般來說，一國某類出口商品的特化系數越高，說明該國在國際分工中出口該類商品的專業化程度越高。因此，可利用特化系數來確定各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特化系數的計算公式如下：

附圖

一、國際分工的理論與現實依據

1、CAFTA框架下廣西與越南國際分工的理論依據

（1）傳統國際分工理論。第一，絕對優勢論。由亞當·斯密提出，絕對優勢論是最早的分工理論。該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產生于各國之間商品生產成本的絕對差別，國際貿易可以實現國際分工，各國在分工中分別生產具有成本絕對優勢的商品，然后進行國際貿易，參加貿易的國家都可以從中獲得利益。這一理論建立的基礎是各國之間存在著生產成本的絕對差異，其核心是提倡自由貿易。

第二，相對優勢論。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中指出：即使一國勞動生產率處于絕對劣勢，而另一國處于絕對優勢，只要某國生產的一種產品與另一種產品相比有相對優勢，就可以利用這種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兩國仍可以進行國際貿易，并從貿易中獲得比較利益。

第三，要素稟賦論。該理論的基本觀點是：每個區域或國家利用它相對豐富的生產要素（土地、勞動力、資本等）從事商品生產，產品成本就會降低，生產就會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而利用它相對稀少的生產要素從事生產，生產就處于相對不利的地位。國際貿易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要素豐裕度造成的產品價格差別，因此，為實現根據生產要素稟賦進行國際分工的利益就應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2）新國際分工理論。第一，克魯格曼的戰略貿易理論。該理論的核心是強調政府通過干預對外貿易而扶持戰略性產業的發展，是一國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條件下獲得資源優化配置的最佳選擇。他認為，相當一部分國際貿易，特別是經濟特征相似的國家之間的貿易，其產生原因主要是規模報酬遞增形成的國際分工，而不是國與國之間在資源稟賦上存在的差別。而這種規模報酬的遞增，要么是全球生產或產業的良好整合，要么是政府實行保護政策，而政府在適當的時候實行保護政策是最佳的選擇。

2009年三季度后，美國與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出現好轉跡象，盡管經濟復蘇之路尚遙，但認為世界經濟進入“后國際金融危機時代”的看法已頗為流行。

怎么看后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經濟全球化對中國是否還有機遇？這是本文的主題。200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對世界形勢的判斷是：“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世界多極化不可逆轉，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指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條經驗是“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并要求“科學分析中國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新機遇新挑戰”。這些重大判斷與認識是否過時，哪些需要與時俱進地再認識，成為需要分析研究與回答的重要問題。

一、經濟全球化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

經濟全球化的動力機制既來源于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市場力量，它加速了商品、服務和生產要素的跨國界流動，以及國際化生產經營在全球的擴展；又來源于為跨國壟斷資本服務的西方發達國家政府極力推行貿易投資自由化的種種努力，以及為全球資源配置所進行的各種經濟合作、協調機制與國際組織的作用。

從現象上看，2009年全球貨物、服務和直接投資流量都明顯下降，但國際組織預測2010年流量都將回升，因此貿易流量只有單年度下降，而直接投資流量的下降卻不如2001－2003年期間那么嚴重。國際直接投資流量在2007年達到1.979萬億美元空前峰值后，2008年下降14%，但仍然達到1.697萬億美元，位居歷史第二高點；2009年下降了39%，但絕對值仍然達到1.04萬億美元左右，而且，2008和2009年跨國并購在國際直接投資中仍占68%和67%，與2007年的70%相差無多。這種狀況與美國IT新經濟泡沫破滅后國際直接投資流量從2000年的1.3萬億美元歷史峰值下跌到2003年的5000多億美元有很大不同。聯合國貿發會議預測，2010年國際直接投資流量將恢復到1.4萬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危機中國際證券投資流量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長，這與人們的想象正相反。2007年，全球證券投資11130億美元，為2001年的10.62倍，年均增長高達48.26%。2008年，國際證券投資增速明顯下降，全年額度為12442億美元，但仍然比2007年增長了11.8%。2009年，國際證券投資重新活躍。2009年前三季度，國際股本證券融資額為1723.66億美元，同比增長76%；國際負債證券融資額為30363億美元，而2008年同期為13224億美元，同比增長129.6%。

一、國際分工的理論與現實依據

1、CAFTA框架下廣西與越南國際分工的理論依據

（1）傳統國際分工理論。第一，絕對優勢論。由亞當·斯密提出，絕對優勢論是最早的分工理論。該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產生于各國之間商品生產成本的絕對差別，國際貿易可以實現國際分工，各國在分工中分別生產具有成本絕對優勢的商品，然后進行國際貿易，參加貿易的國家都可以從中獲得利益。這一理論建立的基礎是各國之間存在著生產成本的絕對差異，其核心是提倡自由貿易。

第二，相對優勢論。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中指出：即使一國勞動生產率處于絕對劣勢，而另一國處于絕對優勢，只要某國生產的一種產品與另一種產品相比有相對優勢，就可以利用這種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兩國仍可以進行國際貿易，并從貿易中獲得比較利益。

第三，要素稟賦論。該理論的基本觀點是：每個區域或國家利用它相對豐富的生產要素（土地、勞動力、資本等）從事商品生產，產品成本就會降低，生產就會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而利用它相對稀少的生產要素從事生產，生產就處于相對不利的地位。國際貿易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要素豐裕度造成的產品價格差別，因此，為實現根據生產要素稟賦進行國際分工的利益就應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2）新國際分工理論。第一，克魯格曼的戰略貿易理論。該理論的核心是強調政府通過干預對外貿易而扶持戰略性產業的發展，是一國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條件下獲得資源優化配置的最佳選擇。他認為，相當一部分國際貿易，特別是經濟特征相似的國家之間的貿易，其產生原因主要是規模報酬遞增形成的國際分工，而不是國與國之間在資源稟賦上存在的差別。而這種規模報酬的遞增，要么是全球生產或產業的良好整合，要么是政府實行保護政策，而政府在適當的時候實行保護政策是最佳的選擇。

論文關鍵詞：產品內分工加工貿易結構升級

論文摘要：文章主要研究了我國通過加工貿易參與國際產品內分工的問題，分析了我國加工貿易參與國際產品內分工的情況，并對在國際產品內分工條件下我國發展加工貿易的結構升級提出了政策建議。文章首先通過對國際產品內分工理論的分析，探討了國際產品內分工和加工貿易兩者之間的關系，認為加工貿易是實現國際產品內分工的一種主要形式。然后，分析我國加工貿易在國際產品內分工條件下的發展現狀，針對在國際產品內分工體系下我國加工貿易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國際產品內分工條件下我國發展加工貿易的應對策略，從而達到理論指導實踐的研究目的。

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家間的產品內分工迅速發展起來，我國參與國際產品內分工的主要方式—加工貿易，也獲得了飛速的發展。產品內分工有兩方面特點:一是某些中間產品不用作最終消費，此類貨物交易的目的不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了進一步生產;二是生產一種最終產品需要特定比例的中間產品相互配合。基于此，對產品內分工下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政策意義。

一、產品內分工的含義

產品內分工是一種特殊的經濟國際化過程或展開結構，是指特定產品生產過程中不同工序、不同區段、不同零部件在空間上分布到不同國家，每個國家專業化于產品生產價值鏈的特定環節進行生產的形象。其核心內涵是特定產品生產過程不同工序或區段通過空間分散化展開成跨區或跨國性的生產鏈條或體系，因而有越來越多國家參與特定產品生產過程不同環節或區段的生產或供應活動。同時，產品內分工方式的組織生產，特定產品生產過程的零部件和中間產品在不同國家之間多次流通，構成過去幾十年貿易增長速度顯著高于GDP增長的重要原因。

二、產品內分工和加工貿易的關系

論文關鍵詞:垂直專業化分工加工貿易結構升級

論文摘要:分析垂直專業化分工與加工貿易的關系及我國加工貿易結構升級所面臨的問題，從垂直專業化分工的角度提出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下促進我國加工貿易結構升級策略。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間的垂自專業化分工迅速發展，國際分工形態從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到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的演變帶來了生產領域的變革，世界各國紛紛投人生產全球化的浪潮中，從而使各國間的經濟更加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加工貿易是我國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的重要形式，而且加工貿易已成為我國國際貿易的主要方式。因此從垂直專業化分工的角度研究我國加工貿易的升級將有助于提升我國在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鏈中的地位，從而促進我國整個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

1垂直專業化分工與加工貿易

1.1垂直專業化分工二國際分工的新階段

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改變了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方式，國際分工形式也發生了變化，每一個國家在某種商品的特定階段進行專業化生產，這種新的分工形式被人們稱為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垂直專業化分工的基本內涵是指產品生產過程包含的不同工序或區段分布到不同國家和經濟體進行，使特定產品生產過程不同工序或區段通過空間分散不掃履開成跨區或跨國性的生產鏈條或體系，從而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企業參與到特定產品生產過程不同環節或區段的生產或供應活動中。垂直專業化分工在新貿易理論出現之后，作為一種新的國際分工與貿易形式獲得了快速的發展，在國際分工與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高，是國際分工的深化。

論文關鍵詞：后危機時代，經濟全球化，新特點，新態勢

論文摘要：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全球貿易與直接投資流量下降，但經濟全球化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跨國壟斷資本不僅有經濟金融實力繼續推進生產要素的跨國界流動，而且經濟全球化趨勢演進的內生機制、運行條件和路徑等仍將在調整和變化中繼續發揮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國際金融危機對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毫無影響，在后危機時代，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多極化都出現了若干新特點和新態勢。對這些新情況的分析表明，在后危機時代，中國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將遇到新挑戰，但機遇仍然大于挑戰。

2009年三季度后，美國與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出現好轉跡象，盡管經濟復蘇之路尚遙，但認為世界經濟進入“后國際金融危機時代”的看法已頗為流行。

怎么看后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經濟全球化對中國是否還有機遇？這是本文的主題。200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對世界形勢的判斷是：“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世界多極化不可逆轉，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指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條經驗是“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并要求“科學分析中國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新機遇新挑戰”。這些重大判斷與認識是否過時，哪些需要與時俱進地再認識，成為需要分析研究與回答的重要問題。

一、經濟全球化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

經濟全球化的動力機制既來源于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市場力量，它加速了商品、服務和生產要素的跨國界流動，以及國際化生產經營在全球的擴展；又來源于為跨國壟斷資本服務的西方發達國家政府極力推行貿易投資自由化的種種努力，以及為全球資源配置所進行的各種經濟合作、協調機制與國際組織的作用。

[摘要]國際分工是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的基礎。電子商務將是21世紀世界經濟的主流，是影響當今國際貿易發展的四大主要因素之一。電子商務促進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國際分工的格局的重心已經開始從產業間分工向產業內分工和產品內分工轉變，從垂直型分工向水平型分工轉變。這種分工的變化為我國對外貿易帶來機遇，也帶來挑戰，在保障外貿規模不斷發展的同時，要爭取更有利的外貿條件就要不斷提高研發能力，培育自主品牌和裝備制造能力。

[關鍵詞]電子商務國際分工產業鏈

國際分工是指世界各國之間的勞動分工。它是社會分工發展一定階段，國民經濟內部分工超越國家界限發展的結果，是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的基礎。國際分工是當代國際貿易發展的主動力。它影響著國際貿易地區分布、國際貿易的地理方向、國際貿易利益。研究國際分工的特征和變化趨勢對于制定國家外貿政策和外貿發展規劃具有重要意義。國際分工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和科技的發展萬而發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特點。

著名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2002年）認為“信息革命的真正革命性影響才剛剛被人們感覺到。而激起或助長這一影響的不是‘信息’，不是‘人工智能’，也不是計算機或數據處理對決策、政策或戰略所發生的作用。它是電子商務，即互聯網作為推銷渠道的出現。這是10年前或15年前人們實際上始料不及的事情，它正在深刻地改變著經濟、市場和產業結構；改變著消費才細分、消費者價值和消費者行為，崗位和勞動市場。”德魯克指出，電子商務對信息革命的意義與鐵路對工業革命的意義相似。徐正華和馬智勝(2004年)認為電子商務是影響當今國際貿易發展的四大主要因素之一，廖玉麟(2000年)認為電子商務將是21世紀世界經濟的主流。本文擬分析電子商務對國際分工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總結電子商務環境下國際分工的特點和我國的對策。

一、國際分工理論

分工產生的內在動力是人們對經濟效率的追求，斯密認為，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分工的好處在于獲得分工經濟和專業化經濟，從而得到生產效率的提高。他的“絕對優勢理論”解釋了貿易產生的部分原因，也首次論證了分工能給貿易雙方帶來好處。

一、引言

20世紀后半期，全球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國際貿易的迅速增長。標準國際貿易理論將這種增長的原因歸結為世界范圍內關稅的普遍削減，但如Yi(2003)指出的，這一觀點無法解釋兩個現象：第一，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球關稅下降了11%，而世界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上升了3.4倍，如果以關稅降低來解釋世界貿易增長，則意味著貿易對關稅的反應彈性大約為20，這顯然大大超過標準貿易模型對該彈性的判斷；第二，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關稅的削減幅度要大于這之后的時期，而前一時期貿易增長的幅度卻比后一時期小，事實上，80年代中期以后貿易對關稅的反應彈性急劇上升，這一彈性呈現的非線性特征也與標準貿易模型不相符。Ishii和Yi(1997)、Hummels等(1998，2001)、Yi(2003)等認為，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與貿易的存在是回答上述難題的關鍵，能夠很好地對世界貿易的增長作出解釋。

國際垂直專業化是指特定產品的生產過程分割為不同的生產階段，散布于多個國家(地區)進行，并以跨國界的垂直貿易鏈相互連接。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與建立在此基礎上貿易的快速發展，被認為是20世紀后半期興起的第二次經濟全球化高潮區別于。19世紀晚期的第一次經濟全球化高潮的明顯特征。這一現象的產生和發展，以及近年來在此領域涌現的大量研究文獻，使標準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范圍與內容得到拓展。

國際貿易理論從廣義上講包括國際貿易純理論與國際貿易政策理論，從狹義上講僅指純理論。概括而言，國際貿易純理論主要研究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貿易的起因，當然在解釋貿易起因的同時亦會涉及到貿易的形態或模式，即對貿易流向、結構等的分析；二是貿易的經濟影響，這其中又包含貿易利益與收入分配兩個方面，前者考察貿易參加國總體國民福利的變化，后者分析貿易對一國內部不同部門與要素報酬的影響。國際貿易政策理論則研究貿易政策制定的依據、貿易政策工具及其效應等問題。本文論述國際垂直專業化對貿易理論的相關拓展，主要涉及狹義的國際貿易理論，即純理論方面。

二、國際垂直專業化的發展趨勢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這種生產環節跨國界垂直分布現象，早在20世紀60-70年代就已有學者注意到，Balassa(1967)可能是最早發明“垂直專業化”(verticalspecialization)這一名詞的，而Findlay(1978)也是較早使用這一術語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與貿易的迅速發展引起了理論界的普遍關注，近年來對該問題的研究文獻不斷增多成為國際經濟學等學科領域值得注意的動向。學者們使用不同的術語來描述這一現象，并通過量化方法說明了國際垂直專業化的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