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國際分工與經濟全球化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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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三季度后，美國與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出現好轉跡象，盡管經濟復蘇之路尚遙，但認為世界經濟進入“后國際金融危機時代”的看法已頗為流行。

怎么看后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經濟全球化對中國是否還有機遇？這是本文的主題。200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對世界形勢的判斷是：“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世界多極化不可逆轉，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指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條經驗是“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并要求“科學分析中國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新機遇新挑戰”。這些重大判斷與認識是否過時，哪些需要與時俱進地再認識，成為需要分析研究與回答的重要問題。

一、經濟全球化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

經濟全球化的動力機制既來源于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市場力量，它加速了商品、服務和生產要素的跨國界流動，以及國際化生產經營在全球的擴展；又來源于為跨國壟斷資本服務的西方發達國家政府極力推行貿易投資自由化的種種努力，以及為全球資源配置所進行的各種經濟合作、協調機制與國際組織的作用。

從現象上看，2009年全球貨物、服務和直接投資流量都明顯下降，但國際組織預測2010年流量都將回升，因此貿易流量只有單年度下降，而直接投資流量的下降卻不如2001－2003年期間那么嚴重。國際直接投資流量在2007年達到1.979萬億美元空前峰值后，2008年下降14%，但仍然達到1.697萬億美元，位居歷史第二高點；2009年下降了39%，但絕對值仍然達到1.04萬億美元左右，而且，2008和2009年跨國并購在國際直接投資中仍占68%和67%，與2007年的70%相差無多。這種狀況與美國IT新經濟泡沫破滅后國際直接投資流量從2000年的1.3萬億美元歷史峰值下跌到2003年的5000多億美元有很大不同。聯合國貿發會議預測，2010年國際直接投資流量將恢復到1.4萬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危機中國際證券投資流量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長，這與人們的想象正相反。2007年，全球證券投資11130億美元，為2001年的10.62倍，年均增長高達48.26%。2008年，國際證券投資增速明顯下降，全年額度為12442億美元，但仍然比2007年增長了11.8%。2009年，國際證券投資重新活躍。2009年前三季度，國際股本證券融資額為1723.66億美元，同比增長76%；國際負債證券融資額為30363億美元，而2008年同期為13224億美元，同比增長129.6%。

這說明，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跨國壟斷資本仍然有經濟金融實力繼續推進生產要素的跨國界流動，更重要的是，經濟全球化趨勢演進的內生機制、運行條件和演進路徑即世界經濟結構，以及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等都仍將在調整和變化中繼續發揮作用。

（一）內生機制：世界經濟結構不會發生大的改變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其市場行為深深植根于世界經濟的結構性矛盾：即發達國家的經濟日益服務化、虛擬化；日益成為服務產品，特別是金融產品的生產者、消費者和供給者、并日益依賴進口物質產品來滿足消費；而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從事制造生產和資源供給，從而吸引和驅動商品、資本和技術等要素的加速流動來實現世界經濟的平衡。

進入21世紀，美國的服務性行業占GDP比重超過了70%。但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掌握了信息關鍵技術的西方跨國公司成為引領全球化生產經營的主導力量，通過對全球生產價值鏈條的有效管理，美國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控制著全球生產的規模和流向。雖然隨著生產經營環節的對外轉移，發達國家出現了所謂“產業空洞化”現象，但在企業層次上看，原先以生產環節為核心的母公司變成了控制整個供應鏈的、以提供“生產性服務”為核心的生產服務型企業。正是這種企業微觀層面的變化，加速了世界商品、服務和生產要素的流動。

根據2009年12月22日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最新調整數據，2008年第1至第4季度，美國實際GDP年增長率分別為-0.7%、1.5%、-2.7%、-5.4%。2009年第1至第3季度實際GDP年增長率分別為-6.4%、-0.7%、2.2%。2008年美國實際GDP增長1.1%，其中私人服務生產部門增長1.6%，私人貨物生產部門下降3.0%。2008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下降2.7%；這使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2007年的14%下降為2008年的13.5%；而服務業占比反而從80.92%上升為81.62%。

（二）運行條件：美元霸權地位仍可勉力支撐

經濟全球化的金融實質是美元充當世界貨幣并成為世界財富的符號，可以向各種形式的價值創造（資本、勞動和技術）及其財富需求提供實現物，這導致美元充當世界經濟平衡的貨幣工具，而美國國家利益與世界各國利益的矛盾，又使美元經常成為世界經濟不平衡的罪魁禍首。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使美元霸權地位受到打擊，也引發了一些歐洲政客對歐元取代美元地位的天真遐想，但事實證明，歐元還不足以取代美元霸權地位。

（三）運行路徑：全球經濟增長模式仍將曲折持續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主流經濟學家提出世界經濟再平衡論，以及2009年9月世界20國領導人峰會，美國提出世界經濟“可持續與平衡發展框架”，其意圖都是要改變現行的全球經濟增長模式，即未來美國居民應降低消費水平，提高儲蓄率，提高工業制成品出口能力，減少貿易逆差，減輕經濟增長對消費的依賴；同時要求中國等貿易順差國減少出口，轉向內需。

在現實情況下，美國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轉變過去負債消費、過度消費的經濟增長模式？這不取決于美國政治精英的愿望和主張，而取決于美國長期形成的社會經濟結構和文化傳統。美國經濟以“消費導向型”為主要特征，居民消費是美國經濟的支柱。2002－2008年，居民消費支出占GDP比重超過70%。其中，商品消費比重約占30%，服務消費比重約占40%。從消費結構來看，耐用消費品消費（主要包括汽車、家電等）、非耐用消費品消費（主要包括食品、服裝、燃油等）、服務消費（主要包括住房、交通、娛樂教育等）基本保持穩定比重。

從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的一年時間看，美國的消費水平確有所下降，但沒有想象得那么嚴重。2007年第四季度美國個人消費支出100192億美元，2008年第四季度降為100098億美元，2009年第二、第三季度分別為99993億美元、101329億美元。按現行價格（名義）計算，2007年與2008年相比，一年中GDP下降了0.5%，一年中的個人消費上升3.6%。從2008年四季度到2009年二季度的半年中，GDP下降1.4%，個人消費下降0.1%。2009年二季度到三季度，GDP上升0.8%，個人消費上升1.4%。金融危機期間美國經濟衰退主要是投資衰退，其次才是消費勢頭減弱。隨著消費減弱，個人儲蓄率有所上升，但也沒有想象得那么高。

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居民儲蓄率為5.2%至5.8%之間，2009年三季度的儲蓄率比這個水平還低。從近20年歷史看，5.4%仍是較低的儲蓄率。1991年衰退時美國個人儲蓄率曾達到7.0%，1992年繼續上升到7.3%。1993年經濟開始強勁復蘇，儲蓄率降到5.8%。這次衰退低谷的儲蓄率剛剛達到5.4%，雖不排除還會間或回升，但總體看將處于低水平。2007年衰退開始前，個人消費占GDP比重是69.8%。

第一，美國消費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是長期形成的，歷史不可能倒退。居民消費始終是美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從美國商務部統計數據來看，2000－2008年以來，美國私人消費占美國GDP比重一直維持在70%以上；私人消費支出增長率變化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保持在-2%～7%的幅度內波動，長期增長趨勢并未發生太大變化。消費支出增長成為慣性。

美國消費增長模式得益于兩個主要因素：一是放松管制的低利率金融市場使得風險被嚴重低估，支持了美國負債消費；二是歷史形成的美元霸權是維持美國負債消費的另一重要制度因素。美國消費模式的形成是市場經濟信用制度不斷完善的結果，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各種保障信用消費制度不斷創新；二是各種信用交易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三是借貸消費理念逐步確立。2008年美國信用卡發卡總量為6.5億張，年交易總額達到1.53萬億美元。

第二，改變經濟增長模式不符合美國金融壟斷資本的利益。服務經濟的發展，使美國生產總值三分之二以上是只以價值量衡量的國民收入，而沒有實物產品，美國經濟日益虛擬化，這使美國金融資本成為最強大、最有權勢的利益集團。金融危機削弱了金融資本，但靠美國政府不斷輸血，依然十分強大。任何縮減金融資本活動空間的經濟措施都不符合金融資本的利益。美國居民負債消費正是金融資本籍以迅速擴大金融產品生產與市場的最廣泛土壤，改變美國居民的消費習慣不符合美國金融資本的利益。

第三，工業生產復蘇有賴于消費支出增長的恢復。美國經濟史表明，消費支出與工業生產增長相關性很強，消費支出往往伴隨工業生產庫存化和去庫存化發生周期性調整。1960－2008年多數年份中，美國實際消費支出上升導致工業生產更大幅度上升，實際消費支出同比增長率上升至5%～8%時，工業生產同比增長率升至8%～10%。而1960－2008年間實際消費支出同比增長率下降至3%～4%時，工業生產同比增長率通常下降5%左右，再通過庫存渠道影響到資本支出使之下降更多。

第四，美國產業資本也依賴金融市場。美國制造業具有全世界難以企及的優勢：技術、管理、品牌、營銷能力和整合資源能力，那為什么仍然出現兩大汽車公司破產危機？因為美國工會極力主張高工資和高福利，迫使美國公司難以控制勞動力成本，美國制造業依靠產業資本自身循環來平衡成本與收益的能力愈來愈弱；它需要依靠資本運作的手段，即不斷在全球市場上通過重組、兼并、收購等方式來爭取在金融領域的利潤以彌補和抵消生產成本的不斷增加，因此使美國產業資本的生存愈來愈依賴全球金融市場。在美國非金融企業的總資產中，金融資產比重越來越高，1987年、1997年、2007年美國非金融企業的金融資產占總資產比重分別為34.7%、42.5%、47%。而美國居民消費模式的轉變，意味著美國金融市場乃至全球金融市場的萎縮或擴張速度下降，這也使產業資本難以忍受。

第五，美國居民偏好金融交易以獲得財富。經濟結構的虛擬化，導致國民財富結構的改變，實物財富在經濟生活中愈來愈退居次要地位，虛擬財富愈來愈占有重要地位，這導致了人們觀念的變化，這種觀念變化就是經濟學中說的偏好改變。金融產品交易成為美國居民獲得財富的重要來源，1980年美國居民收入中來自金融業和股息等金融性收入占23.2%，1990年上升到37.5%，1999年上升到48.2%，進入新世紀則達到一半以上。

因此結論是明顯的：未來發達國家會繼續出現消費與儲蓄比例關系一定程度的波動，但不可能改變它們的經濟結構；不可能改變金融資本、產業資本的生存方式；不可能改變居民的利益偏好與時尚文化。若強行改變，必然引起政治和社會動蕩。因此美國等發達國家依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趨勢不會改變，負債消費和過度消費會有所收斂，但仍然會花樣翻新繼續出現，美國將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商品市場，其他發達國家也都只能照著美國的路子走，不可能出現太大的偏離。

二、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的新特點

經濟全球化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但并不意味著國際金融危機對它的發展進程毫無影響，在后危機時代，這種影響不僅存在，而且還呈現出若干新特點：

第一，國家資本直接與私人壟斷資本相融合成為危機救援的重要手段。在危機救援中，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直接干預、重組乃至接管瀕臨倒閉的金融機構的方式來穩定金融體系，證明私人金融壟斷資本與國家資本已經融為一體。繼美國政府接管“兩房”和保險巨頭AIG之后，2008年10月份美國國會批準美國財政部以2900億美元為美洲等九大銀行注資參股；另以4100億美元用于直接收購銀行股份。與此同時，歐元區15國聯合救市計劃也包括以取得優先股的方式向銀行直接注資。

第二，國家資本跨國化成為刺激經濟的新需要。危機中各國不僅普遍各自采取經濟刺激方案來紓緩本國危機，而且還采取聯合措施刺激經濟。2009年4月2日，倫敦G20峰會各國領導人就全球經濟刺激達成1.1萬億美元刺激計劃的協議。出臺了一系列旨在增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能力、穩定國際金融秩序的多邊協議。20國集團領導人承諾為IMF和世界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提供總額1.1萬億美元融資，將IMF資金規模由2500億美元增加至7500億美元。與此同時，IMF將增發2500億美元特別提款權以增強流動性。

第三，全球經濟治理改革成為經濟全球化新的利益訴求。首先是改革金融貨幣體系。在加強金融監管方面，2009年12月11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一項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大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2009年12月2日，歐盟各成員國財長就金融監管框架達成一致；2009年2月，英國議會通過了《2009銀行法案》。美歐金融監管改革計劃涉及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產品、消費者保護、危機應對以及國際監管合作等諸多領域。在國際金融組織治理結構改革方面，決定新建金融穩定委員會取代現有的金融穩定論壇機制，對全球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風險實施監控和預警。2009年6月26日，金融穩定委員會在瑞士巴塞爾正式成立，成員機構包括20多個國家央行、財政部和監管機構以及主要國際金融機構和專業委員會。

在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呼聲下，增加以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投票權成為與美國“一股獨大”進行博弈的新力量，盡管新借款安排（NAB）增資方式成為折中選擇，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已勢在必行。2009年9月25日，匹茲堡G20峰會上各國領導人就金融體系改革等一系列問題達成共識，發表《領導人聲明》指出：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提高到至少5%以上，決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在世界銀行將至少增加3%的投票權；各方將注資超過5000億美元，用于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新借款安排”機制。

其次是改革磋商與政策協調平臺。由于世界經濟相互依賴的程度不斷加深，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與各國經濟的對話、磋商與政策協調的必要性繼續增強，G20成為各國對話、磋商與政策協調的機制性重要平臺，取代了G7俱樂部和后來的G8。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到2009年11月為止召開了三次G20峰會。匹茲堡G20峰會《領導人聲明》指定G20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平臺”；繼續實施經濟刺激計劃，支持經濟活動，直到經濟復蘇得到明顯鞏固。

第四，新的科技革命及其產業化正在醞釀之中。歷史經驗表明，經濟危機往往孕育著新的科技革命。面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各國正在進行搶占科技制高點的競賽，全球將進入空前的創新密集和產業振興時代。美國提出，將研發的投入提高到GDP3%這一歷史最高水平，力圖在新能源、基礎科學、干細胞研究和航天等領域取得突破；美國科技的主攻方向將包括節能環保、智慧地球等。歐盟宣布到2013年以前，將投資1050億歐元發展綠色經濟，保持在綠色技術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英國從高新科技特別是生物制藥等方面，加強產業競爭的優勢。

第五，跨國壟斷資本正在尋找新的全球市場。出于對美國國家利益的長遠考慮，一部分壟斷資本極力主張并支持美國政府發展新能源和低碳經濟，并企圖獲得技術優勢，再利用資本優勢建立新的國際分工體系以及全球市場。這種努力將成為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新動向。同時，為了討好并取得金融壟斷資本的支持，美國新能源經濟的設計者還謀劃了金融壟斷資本在新能源經濟中的生財之道－－碳交易和碳金融。

三、國際分工與世界經濟多極化新態勢

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資源配置和國際分工，把不同國家的經濟納入全球經濟循環體系，成為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突出表現。跨國資本的產業體系與國際分工體系緊密聯系，形成有機的價值鏈，具有相對的穩定性。新產業體系及其國際分工體系的建立，面臨技術、企業重組、市場、與既有壟斷資本利益矛盾等方面的嚴峻挑戰，因此將是一個競爭、合作、融合的較長過程。其成長過程表現在國際分工格局上，將不是后者顛覆前者，而是后者融入前者的漸進變化過程。

（一）美國新能源經濟成長前景與國際分工基本格局

奧巴馬上臺之前，其智囊班子就為其制定了振興美國經濟的基本思路：發展清潔能源和低碳經濟。希望由此建立起新的戰略性產業，形成新的技術與生產供給，使美國或西方發達國家成為新興戰略性產業的設計、研發和生產者、創新產品的主要供給者，這種新的國際分工不僅可以增強美國的制造能力和出口，而且讓中國和發展中國家成為這些產品的消費者，從而改變世界經常項目收支的“失衡”格局。在貿易規則上通過征收碳關稅，限制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和產業，逼迫中國在高油價、碳關稅、高匯率三重壓力下永遠處在國際分工的不利地位。但是這個如意算盤很難在幾年內完全實現。這不僅在于美國參議院未必能通過《2009年美國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更重要的是美國真正要推進戰略性新產業將遭到重重阻力：

首先，推行清潔能源和低碳經濟在國內外都有阻力。與信息技術經濟和房地產金融不同，石油壟斷集團是新能源經濟的天敵，美國石油壟斷資本和石油出口國都是新能源經濟的對立面，它們可以容忍新能源在不損害其利益的前提下得到一定發展，一旦出現利益沖突，它們不會任其坐大，必要時會采取各種手段來封殺新能源經濟的發展，甚至控制其技術。

其次，替代彈性較高。由于新能源是傳統能源的替代品，存在替代彈性問題。新能源革命較之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技術革命存在較多的困難。因為互聯網技術沒有替代產品，因此其可以在初期確定較高的價格以彌補研發、基礎設施的投入，而又由于互聯網存在供給和需求的雙方面的規模經濟，隨著用戶數量的增多，使用價格逐漸下降，因此整個產業能夠形成良性循環。而新能源技術革命則不然，初期研發投入、資本設備投入、基礎設施投入均比較高，而由于傳統能源替代彈性較高的緣故，又不能定價過高，由此新能源產業初期企業盈利前景并不樂觀。再加上新能源產品贏利周期可能并不長，也會打擊對新能源產業的持續投入。壟斷資本更愿意投資于稀缺資源開發或可以不承擔投資失敗責任（如金融創新）的領域。

再次，對新能源的需求仍然有限。由于同傳統能源存在較高的替代關系，因此新能源需求主要是依靠政策扶持的新增容量，市場容量有限。而真正要等到新能源技術成熟，市場競爭力增強，對傳統能源替代性增強，對傳統能源市場存量的大規模替代將是未來10～20年以后的事情。從新能源技術適應性角度看，新能源技術不僅要面對傳統能源低碳化改進技術的威脅，還要面臨相互之間的競爭。例如，新能源中的太陽能不僅要與風電、水電、生物物質發電競爭，還要與帶有碳捕獲和封存技術（CCS）的燃煤和燃氣發電相競爭。

復次，美國至今還缺乏使新興戰略性產業成長的機制。這包括風險投資、技術轉讓、成本補貼、市場規制、大眾消費推廣、出口促進等一系列經濟杠桿手段。簡單地依靠改變排放標準和交易規則，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新興產業發展，但不具有內在的可持續性。而這一經濟機制的建立，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利益博弈過程。這個機制還包括政府對新能源市場結構的設計和規則的制定，因為無論是新能源生產還是新能源裝備產業都有技術和資本密集的特點，具有天然壟斷性質。這種規模經濟要求限制眾多中小投資者的進入，并不能引發公司和企業大量建立的新經濟現象。

最后也是最關鍵的是，美國制造業仍然很強大，產業資本對新產業的需求以及美國國家利益對發展新產業的迫切性并非想象得那么強烈。美國制造業優勢體現在三個領域：第一，航空航天器、汽車、大型計算機、武器、成套設備等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行業；第二，機械、電子產品的核心零部件等，主要為大企業配套，技術含量也較高；第三，在附加值低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中控制研發、品牌和營銷。這些產業優勢將相當長時間存在，決定美國世界創新領導者的地位，另外美國還牢牢掌握著石油價格武器來維持此地位。

（二）國際分工深化：世界生產與消費分離的結構性不平衡特征繼續演化

由于危機導致需求萎縮，世界制造業將發生新一輪的分化與調整。最典型是汽車制造業，世界最大的汽車公司正在收縮業務和調整結構。PSA集團、雷諾、菲亞特和歐寶、寶馬、福特、豐田和大眾相繼宣布了停產計劃，被削減的生產能力相當于其全球總生產能力的1/10。世界第一大鋼鐵企業安塞洛·米塔爾臨時關閉其在法國的一半高爐。其在西歐總共有13座高爐即將要停產。英荷皇家殼牌石油公司放棄了之前已有投入的英國第二大風電建設項目。該公司退出英國項目后，將能源項目建設的重點調整至在北美開發風能和在伊拉克合營開發天然氣項目。這些調整無疑都增強了發展中國家進一步趨向生產制造與能源供給的結構特征。

在這些調整中，跨國公司紛紛看好中國，把生產業務轉入中國，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降幅很小。2009年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900多億美元，僅比上年下降2.6%，與全球39%的降幅對照極其鮮明。在生產與消費分離的全球經濟結構狀態下，中國和一些新興經濟體的“世界工廠”地位將繼續上升，承擔更多的商品生產分工，從而要求更大的世界市場。中國作為貿易投資大國地位的上升，必將與貿易伙伴發生更廣泛、更深入的經濟貿易關系和合作。統籌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和兩個生產經營體系的關系不僅將賦予中國經濟發展更深刻的涵義，而且將深刻地影響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多極化的態勢。

（三）世界經濟多極化新態勢

不同跨國壟斷資本之間的矛盾，世界各國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以及美國霸權與各國的矛盾、多哈回合全球多邊關系談判的停滯，決定了經濟全球化的繼續發展必然表現為國家利益集團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世界經濟多極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而更加豐富多彩。

1、金融危機加快了世界經濟重心由大西洋向亞洲地區轉移的速度。2008年亞洲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經濟規模分別為72387.3億美元、17370.6億美元，分別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為11.9%、2.9%。2008年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占世界11.9%的比重中，中國經濟占了7.3%。2008年亞洲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比重得到進一步提高，比2000年提高了4.7個百分點。

2、“金磚四國”成為新興的經濟大國。近年來，“金磚四國”抓住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發揮各自優勢，顯示出強勁的發展活力，經濟迅速崛起，改變了世界經濟結構和全球利益格局，其增長部分占世界經濟增長近一半。2008年世界各國GDP前20位排名，發達國家11個，新興經濟體占9個，分別是中國、俄羅斯、巴西、墨西哥、印度、韓國、土耳其、波蘭、沙特阿拉伯。俄羅斯、巴西、沙特阿拉伯經濟快速增長得益于近年來能源資源價格高漲。墨西哥、印度、韓國、土耳其、波蘭經濟增長更多受益于與美國以及歐盟的經濟貿易關系的發展。

3、美國主要債權國的出現。20國集團并不是一個國家聯盟，而是反映不同利益訴求的國家間的溝通與磋商機制，它要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不同利益訴求關系，協調發達國家各自之間的利益訴求關系，甚至包括部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于某些發達國家的利益訴求關系。在20國集團中，中國、日本、英國、德國和石油出口國等都是美國的債權國，2009年10月份中國持有美國國債數量為7989億美元；日本為7465億美元，英國為2307億美元，德國為528億美元，而石油出口國則增至1884億美元。

4、世界各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形成不同利益的國家集團。在2009年12月召開的哥本哈根世界應對氣候變化第十五次締約方會議上，各國既有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共識，也有依據自身利益對各國減少排放的利益訴求。歐盟國家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最為積極，這與歐盟成員國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有關。目前全球清潔能源發展主要集中在風能與太陽能領域。2008年美國風電裝機容量累計為25170兆瓦，德國、西班牙等歐洲9國則達到60312兆瓦；在過去15年中，全球光伏產業以25%的年均增長率成長。在德國光伏屋頂計劃引領下，德國締造了全球第一大太陽能市場，形成了上下游完整的太陽能產業鏈，幾乎囊括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太陽能市場，德國風力發電已占其全國發電總量近8%。歐洲光伏產業協會的2008年世界太陽能市場排名顯示，目前歐洲仍是全球太陽能市場最重要的地區。法國則在核電方面居于全球領先地位，全國78%以上的電力供應來自核能發電。

相反，歐洲的非化石能源產業、環保產業發展較快，已經形成強大的利益集團和社會輿論。其資本利益集團的進一步發展，要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實質上是繼續壓縮傳統能源產業及其資本利益集團的空間，為新資本集團的成長創造更大的市場。因此在歐洲實行減排，阻力較小、成本較低。

美國在溫室氣體排放上的消極態度，反映了美國國內壟斷資本利益集團的矛盾。石油壟斷資本集團在美國經濟社會中的強大力量以及美國金融、石油壟斷資本對于世界化石能源的控制利益，決定了美國在減排問題上不可能與歐盟完全合拍。奧巴馬政府上臺后，力推減排和新能源，反映了新資本集團的利益訴求，美國眾議院以微弱多數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但要在參議院通過卻困難重重。不僅占參議院40%席位的共和黨反對，就連來自各州的議員也要根據本州利益審視該法案。一些煤炭生產和發電的州，以及農業州都因該法案將損害本州利益而不準備支持該法案。

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77國集團，加上中國，堅持《京都議定書》的原則，堅持發展權的底線，堅持共同的但有區別的減排責任，要求發達國家率先實現總量減排，并給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支持。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減排，并非強制性的國際承諾，因此不接受發達國家提出的“可測量、可報告、可核實”的任何國際核查。中國在會議上提出了到2020年對比2005年單位GDP二氧化碳降低40%－45%的自主減排目標，得到國際社會的贊譽。歐盟與美國雖然在減排問題上的利益并不一致，但在對發展中國家施壓，要求發展中國家聽憑它們擺布方面卻表現出共同性，甚至不惜違背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和“巴厘路線圖”的原則。以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組成的“基礎四國”，堅持捍衛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京都議定書》和巴厘路線圖的原則，鮮明地表達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上的立場。

上述可見，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上，世界形成了：歐盟；以美、日、加、澳大利亞組成的傘形集團；發展中國家77國集團；以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組成的發展中基礎四國；歐配克和沙特阿拉伯產油國集團；小島國集團等若干利益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集團。氣候變化問題上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出現，進一步加深了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必將對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經貿關系產生重大影響。

四、結論：中國仍然是機遇大于挑戰

“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機遇大于挑戰”，這是十七大的判斷，后危機時代，這個判斷仍然沒有過時。

后危機時代中國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發展開放型經濟確實面臨許多新挑戰：首先是中國外貿發展方式還不適應后危機時代世界市場的新變化。在危機后的若干年內，由于美國和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新興戰略性產業尚不可能迅速成長，新的經濟增長點還不足以帶動大的市場需求；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消費增長還處于恢復狀態，世界經濟將呈現低速增長，世界市場需求不可能出現較大的新增容量。因此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特別是出口貿易發展面對的是外部需求拉動力低于金融危機之前的市場環境。在此環境下，中國外貿發展方式轉變的迫切性進一步增強了。

其次是中國將面臨貿易保護主義的長期困擾，應對貿易保護主義也將成為長期任務。客觀上存在的經濟利益矛盾、西方國家的選票政治因素，以及對中國社會制度的敵視和懷疑，都是貿易保護主義長期存在的原因。特別是由于中國工業化的加速發展，不僅面臨努力減少碳排放的壓力，而且也面臨擴大世界市場的迫切需要。但西方一些國家可能利用其在碳排放上的有利地位，增加節能環保產品和技術的出口，并限制高碳產品的進口和消費，甚至力圖修改貿易規則以達到自身的利益。美國也可能在國際經貿關系上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一方面在國際社會面前不承諾其作為碳排放大國所應該兌現的國際責任，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美國環保署（EPA）制定的“清潔空氣法”等國內立法，來實行“綠色貿易保護主義”的某些措施。在面對國際挑戰的同時，中國還面臨兌現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上減排目標的承諾，加速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已經日益緊迫。

最后是中國國際性資產安全運營的矛盾凸顯。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和海外資產的增加，以美元和西方貨幣計算價值的海外資產（實體資產和金融資產）都面臨匯率和經營風險的安全考驗；規避風險、安全高效已成為中國資產海外運營的現實問題。此外，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還處于初級階段，不僅發揮統籌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能力建設剛剛起步，甚至也不能為擴大中國的商品和勞務市場發揮有效作用，因此，在后危機時代的國際經濟競爭中，中國還十分缺乏取勝的新優勢。不僅如此，在未來各國搶占經濟科技制高點的國際競爭中，中國還面臨差距被拉大的危險。盡管如此，后危機時代中國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空間不僅存在，而且機遇大于挑戰：

1、中國經濟相對比重上升，為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增添了新的活力。2008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了英國、德國，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在世界主要經濟體受金融危機拖累，出現不同程度經濟衰退的情況下，2009年中國仍然能夠維持超過8%以上的經濟增長率，顯示出經濟強勁增長的基礎。中國沒有被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削弱。根據IMF預測，2009年中國經濟規模將達到48329.9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增加到8.8%，也許在2009年或2010年超過在世界經濟中長期占據第二位的日本經濟。2009年10月，中國累計商品出口貿易達到9570億美元，超過德國的9170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

在全球金融危機推動世界制造業資本向中國新一輪轉移進程中，中國制造業產品譜系將大大拓寬。西方跨國公司新一輪產業轉移和對華投資將帶來較高技術水平的現代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汽車、石化、電子以及機械等；較為成熟的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如信息技術、微電子、通訊等。跨國公司的業務轉移可能不限于生產制造環節，而且可能包括研究與開發、設計、采購、銷售及售后服務等相關環節，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將更加鞏固。經濟地位的上升，使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進一步增大，這為世界和平發展增添了新活力，有利于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

2、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和跨國經營創造了新機遇。國際金融危機造成了一些外國企業在資金和生產經營的嚴重困境，這是中國企業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有利時機。通過綠地投資、重組聯合、股權投資和跨國并購等多種方式，實現專業化、集約化和規模化的國際化經營，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和市場，增強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同時積極培育具有國際知名度的企業及產品的品牌。中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促進貿易和國際資源整合，有利于緩解國內市場供求矛盾，有利于進一步擴大規模經濟，通過境外投資建廠形成若干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產業鏈較為完整、關聯程度高、帶動輻射能力強的境外經濟技術貿易合作區，建立一大批中國海外獨資、合資合作或控股公司，在獲得國外資源、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同時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國內產業在全球范圍內的結構優化調整。

3、為人民幣拓展國際業務營造了新空間。由于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在這場國際金融危機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國際地位受到動搖，美元地位會有所下降，為中國人民幣拓展國際業務提供了難得機遇。鼓勵中國商業銀行積極開拓人民幣國際業務，利用人民幣開展國際經濟活動，如進行人民幣信貸融資、發行債券、國際結算、對外投資、支付國際工資、支付工程及勞務款項，從而推動人民幣在國際經濟活動中擴大采用和流通，促進人民幣資產進入國外、特別是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央行、主權機構和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或成為某些經濟體的儲備貨幣。鼓勵企業在跨境交易中采用人民幣支付和結算，減少出口貿易以美元計價的風險。2009年上半年，中國服務貿易中，長期都是逆差狀況的金融服務出現了小額順差，表明中國人民幣國際業務有了新發展，展現了人民幣國際業務發展的潛力。

4、世界經濟重心轉移為亞洲經濟合作提供了新契機。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已顯示出活力，中國海外市場多元化取得了實質成效。這為中國積極參與亞太經合組織、10+3合作、上海合作組織、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等區域合作機制活動提供了鮮活經驗。鑒于目前多哈回合多邊貿易談判處于擱淺狀態，世界各國均在加緊商談自由貿易區建設，中國需要從戰略角度重視與有關貿易伙伴加快開展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中國完全有可能把亞洲或亞太區域經濟合作/自由貿易區構建為互利共贏、實現海外市場多元化發展的富有潛力和活力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