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范文10篇

成功的上層革命更多的不是產生于壓力，而是產生于信念。一切變革總是要與擴大公民自由和限制政府權力相聯系。一個堅持自己特殊利益的政府和集團很難有真正的變革，晚清政府就是一例。

在國家政治問題上，我們長期強調國民素質的決定性作用，所謂“有什幺樣的國民就有什幺樣的領袖和政治，改造國家和政治須先改造國民性”。

但若把全民民主素質的提高作為一國政治改良的先決條件，就意味著民主的到來將是極漫長的等待過程。事實上，民主制度可超越這一條件。民眾素質固然重要，但上層領導者的素質更具決定意義，他們塑造或推動塑造了國民的性格。只有少數人是從偉人的思想中學，而絕大部分人，乃是從政治生活中學。

革命的目的不是攫取權力

以群眾力量推翻固有秩序，不但很可能伴隨暴力，好壞也難以預知。在被統治者要掙脫不可容忍的枷鎖時，統治者卻堅決維護自己的利益，于是來自下層的反抗不斷聚集能量，一旦獲得某個時機就排山倒海而來，就像法國大革命、1917年的俄國革命，極其突然，無法預測，警惕性再高的當局也措手不及。下層革命由于其與生俱來的激進性和報復色彩，血腥和恐怖便隨之一同到來，新政權只有用鎮壓才能消除難以控制的無序局面，其結果就是用一種壓制取代另一種壓制。但革命如果只是以攫取權力為目的，而不是像甘地所說的，是為了“一種關系的改選，最終達到權力的和平移交”，就不可能取得有進步意義的成功。

來自上層的革命，自愿、主動地以和平方式從權威主義制度完成向民主制度的過渡，通過競爭獲取權力和實現權力移交，并不一定只是為了緩解社會壓力才被迫改變，也不僅僅是為了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經驗表明，出于統治需要，不得不進行的改革很有可能只是權宜之計，它力圖通過對舊體制的縫縫補補得過且過，這在清末洋務運動中表露無遺，在其最后被迫作出的憲政改革中表現尤為突出——它不打算限制權力，更不打算移交權力，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賦予皇帝一切大權，規定大清皇帝必須被“永遠尊戴”，即使如此，政府還是借口中國實行憲政條件沒有成熟，宣布要經過九年籌備憲政期之后才頒布憲法、選舉國會。清末假模假樣的上層變革已深刻地留在民族記憶中，并注定每隔一段時間就成為社會熱門話題。

斯大林之死給了所有的共產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一個沉重的教訓——“在人類歷史上曾有許多暴君非常殘酷，但是，他們都是死在刀斧之下，正象他們自己用刀斧掌握政權一樣。”(赫魯曉夫語)[1]

革命政權的建立并不意味著民主制度的來臨，革命尤其是共產主義革命其本質是弱者與窮人的反抗與復仇。為了打倒全副武裝與十項全能的統治者，需要有“狂熱的信念、嚴酷的紀律與極端的行動”，[2]為的是向人性挑戰，泯滅人性中天然的憐憫心與種種道德禁忌。為了伸張正義，不惜讓全世界毀滅！反動派是怎么對付我們的，我們就要加倍償還！“不惜把世界浸泡在血泊之中，要把敵人斬盡殺絕，連他們的孩子也不憐惜……勞動者早已為此付出了代價。”[3]

極端的行為一旦被采用，將形成行動慣性、行為模式與歷史慣例；巨大的權力一旦被渴望復仇的人們所鑄就，將吞噬無數的生命，連革命者也未能逃脫劫難。

革命者一定是獨裁者

顧準說過，“唯理主義者，尤其是革命家們，是革命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唯有堅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據的，同時又是絕對正確的[或者謙虛一些，是組成絕對真理的某個重要部分]，他們才心有所安……才能理論與實踐一致地勇往直前。”[4]根據這種特性，可以更進一步地指出，革命者尤其是他們的最高領袖一定是獨裁者。不僅僅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是絕對正確的，不容旁人置喙不要說反對；還因為，不掌握絕對的權力來指揮一個以最為狂熱的信念與最為嚴酷的紀律所造就的暴力組織，就不能推翻反動派的統治，更不要說按照自己的理想藍圖對整個社會進行改造了。

這些道理，列寧在其著作《怎么辦？》[5]里已講得很清楚了并且身體力行。共產主義后人要否定斯大林，就刻意隱瞞列寧的這一面，把列寧打扮成為一個溫柔敦厚的民主領袖。其實斯大林的見識與所作所為尤其是外交戰略的頭腦與手腕，都與列寧一脈相承。

【內容提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近現代革命史上的偉大創舉，其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總結這些經驗所體現的理論和方法，對于當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和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仍有重要現實意義。

【正文】

1939年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回顧了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18年的斗爭歷史，并將其中的經驗概括為三個法寶。他說：“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

一

關于統一戰線的思想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內容，其含義是相當廣泛的。其中最復雜、最困難，而又對中國革命起決定作用的是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在中國現代史上，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兩個最有實力的政黨，二者之間的關系牽動著革命的全局。1924年至1927年期間，由于兩黨在孫中山新三民主義基礎上實行了合作，第一次結成統一戰線，因而創立了廣東革命根據地，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正當革命即將完成之時，由于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破壞了兩黨的統一戰線，因而招致革命失敗。1927年以后十年內戰的結果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在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急時刻兩黨再度合作，第二次結成統一戰線，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廣泛的，包括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包括工農兵學商一切愛國同胞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回顧這段歷史，高度評價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重新結成的統一戰線。他說：“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中國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解放出來，將決定于這個統一戰線的發展狀況。”在抗日戰爭中，如何鞏固和發展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成為統一戰線思想中最重要的內容。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系，從根本上說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關系。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建立——破裂——再建立，這樣一種復雜的關系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過的，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一個特點。為了正確處理與資產階級的關系，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經驗只能來自中國革命的實踐。

【摘要題】科技與文藝

【正文】

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對人類社會生活的影響不言而喻。從文藝學的角度來看，顧影自憐地抗議技術對藝術的壓制和不戰而降地接受技術對藝術的收編，都毫無必要。我們要做的是冷靜地考察科學技術怎樣影響了藝術的“出場”。

作為人類進化制作活動的手段和作為一種器具或物品的技術會對藝術產生影響，但這只是表層的現象。技術通過手段和物品透露出一種觀念，這觀念是技術賴以理解世界并展開改造制作活動的出發點，如生物工程技術便顯示出這樣的觀念：生命組織中隱含著代碼且代碼以一定的組合方式決定著生命體的狀貌。技術觀念表明了人類通過科技對人與世界關系的一種理解，因而它對人的精神生活產生著支撐其感悟方式的作用。

丹尼爾·貝爾在《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認為，科技帶來的社會生活變革包括“美學感覺”的變化，即技術形成了一種新的空間感和時間感（注：〔美〕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中文版，商務印書館，北京，1984，第211-213頁。）。從藝術中所包含的感悟方式來看，作為人類理解自身存在狀態和一種意識交流的形式，藝術從技術那里領受的影響，大多發生在有關生命形態和人際交流的技術觀念范圍內。只有那些作用于人的生命形態和交流方式的技術，才可能在其產業化的過程中將它所賴以產生的技術觀念注入藝術。在現代高新技術中，生物工程（其隱含觀念是：生命體的性狀是由代碼及代碼組合方式確定的）和電子信息技術（其隱含觀念是：人可以在超空間狀態下進行一種代碼化的非物質性交流）對藝術的感悟方式影響最為直接，因為它們暗含了一種對藝術最為關切的人生問題的解答視點。

我們可以參照杰姆遜關于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三階段理論來考察一下二百年來科技與藝術的關系史：19世紀是工業化的初級階段，經典物理學和進化論構成技術觀念，現實主義成為文藝主流；20世紀初至60年代是工業化階段，基本粒子理論和系統論構成技術觀念，現代主義成為文藝主流；70年代以來是高新技術產業化階段，基因學說和微電子技術構成技術觀念，后現代主義成為文藝主流。

“革命文學”倡導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有比較長的過程，學界一般將其源頭追溯到1922年后早期共產黨人的革命文學主張。雖然田仲濟先生早在1979年就提到“文學研究會”已經在“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1］，但當時并未引起學界注意。近年來，有學者揭示了長期被遮蔽的1927年武漢政權時期出現的“革命文化”、“無產階級文化”［2］(P418)言論，另有學者再次把革命文學的源頭明確追溯到“文學研究會”，認為“文學研究會才是初期革命文學的最先倡導者。”［3］這些不同觀點的出現，其意義不在確認誰是革命文學的首倡者，它的重要價值在于突破了以往革命文學研究中的某種思維定勢，為革命文學研究開拓了新的思路。其實，如果把“革命文學”與“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適度區別開來，那么，至少可以清晰地看到三種關于革命文學的想象，即文學研究會、早期共產黨人、創造社“元老”們分別倡導的革命文學。

一、文學研究會倡導的“革命文學”

1921年前后，文學研究會的核心成員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李之常等人在《文學旬刊》、《文學》周報上展開過一次關于“文學與革命”問題的討論，討論者曾積極倡導“革命文學”。一般文學史著作往往從正統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觀念出發，對這次討論要么避而不談，要么只看作是“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一種過渡，零星地談到其中的某些觀點，作為文學研究會的“先進性”或“局限性”的注腳。其實，這不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的關于“革命文學”的討論，更是一種具有獨立價值和意義的文學現象，它展示了文學研究會作家對“革命文學”的獨特想象。其特點主要有:

(一)既強調文學的功利性，也強調其獨立價值

文學研究會以倡導“為人生”的文學觀聞名，但它是從“文學”的角度來談文學的使命的。它倡導“革命文學”，也是立足于“文學”。無論是要求揭示現實社會的黑暗，還是要求展示未來社會的光明;無論是強調反映底層民眾生存的悲慘，還是強調要擔當喚醒民眾的重大責任，都是以“文學”為軸心，在強調“文學”具有相對獨立的價值，文學家具有重要的主體性作用的基礎上進行的。其強烈的文學功利性目的與相對的文學獨立性追求，既矛盾又統一。鄭振鐸的《新文學觀的建設》一文，就是從“文學是人生的自然的呼聲”，“文學以真摯的情緒為他的生命”出發，強調“文學之高尚使命與文學之天真”共存，認為:“文學就是文學;不是為娛樂的目的而作之而讀之，也不是為宣傳，為教訓的目的而作之，而讀之”［4］(P347、346)。李之常在《支配社會底文學論》一文中，以與鄭振鐸同樣的思路來說明:在鼓動民眾起來革命的過程中，文學和文學家的作用高于革命理論和革命家的作用。他認為:“今日底文學是人類活動底結晶”，是“新時代底指導者，鞭策者”，斷言“革命底完成者在中國舍文學又有什么呢?”［5］(P82、81)鄭振鐸、李之常的觀點合乎文學研究會的主流意見。文學研究會在提倡“為人生”的功利性文學觀時，就強調“文學”本身也“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應該成為“治文學的人”的“終身的事業”［6］(P72)。文學研究會之所以會由最初的著重批判傳統的“文以載道”，到把全部工作的重心放在掃除“游戲消遣”的文學，當然有與鴛鴦蝴蝶派爭奪文學陣地和讀者等方面的因素，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他們認為“游戲消遣”的文學既像“載道”文學一樣具有宣揚“卑劣的思想”以毒害青年的作用，又以“游戲”的態度純粹把文學當作“工具”而不是“終身的事業”，因而對“文藝”的“侮蔑”就更甚。

(二)既要求表現底層民眾的悲慘生活，也宣揚“愛”與“美”

民粹主義在俄國歷史上是極其重要的一個思想流派，這股社會思潮一經滋生，與俄國特定的社會條件結合，便產生了不容忽視的社會影響。在俄國的舊民主革命時期是這樣，在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產生之后，甚至在布爾什維克主導的歲月里，盡管作為思潮傳統載體的民粹派逐步消亡，但就其思想趨向而言仍或多或少地隱藏在人們的意識深處，繼續對俄國歷史的發展施加特有的影響。俄國蜿蜒曲折的革命歷程提出哪些問題，革命者又是如何解答的，本文試圖通過考察民粹主義向布爾什維主義（即列寧主義）的歷史性跨越，提供一種思考的維度。

一、早期民粹主義的革命實踐

十九世紀中葉的俄國仍舊是由沙皇專制統治為核心的封建社會，但在西歐資本主義的

沖擊之下，封閉的小生產型農業經濟似乎已走到盡頭。1861年，沙皇政府宣布廢除農奴制度，此舉標志著俄國正式步入資本主義的發展路途。俄國資本主義是沙皇政府出于維持專制制度大局而通過自上而下的漸進式改革主動培植的。它是一個奇怪的混合物，在其復雜的運作機制里極權專制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并行不悖，互為條件的。由于俄國社會生產力的嚴重滯后，而農奴制殘余勢力強大，工商業資本家集團力量微薄，輔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國家專政機器，類似西歐的資產階級自由派運動始終難成氣候。

民粹主義不是舶來品，恰恰是當時知識分子對扭曲的社會制度的扭曲反應而已。在民粹主義那里，俄國的沙皇專制與資本主義的價值觀通常是受到共同抵制的。早在農奴制改革前夕，民粹派的鼻祖之一車爾尼雪夫斯基就在《路易十八與查理第十時代法國黨派斗爭》一書中強調了“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兩種概念。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看來，“民主主義”者注重的是消滅貧富分化和實現平均，而“自由主義”則只注重抽象的自由權利，而這種“抽象的權利”1）因為會被資產階級所壟斷而變得一文不值。他所謂“民主主義”的基本理念后來為民粹主義所接納，成為一代民粹派革命斗士所夢寐以求的社會理想。

六、七十年代的民粹派的主張趨向激進，他們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反抗沙皇專制統治。不過，民粹派眼里的社會主義，并不同于西歐的概念。在馬克思那里，社會主義是資本階級民主革命的繼續，而民粹派卻出于對資本主義的本能反感而熱衷于“走另一條路”。民粹派認為資本主義在俄國的出現是一種“偶然”現象，有了知識分子的“理想”與農民的“共產主義本能”就能阻止其在俄國的發展。特別讓他們傾心的莫過于俄國的農村公社，村社據說是保證了俄國不致出現類似西歐的“赤貧狀態和無產階級化”，這一說法源自德國人哈克斯特豪森2），卻被民粹派人士廣為頌揚，視為俄國無須經由資本主義階段而徑直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憑證。于是，“到民間去”的著名口號提出來了，“人民的精粹”胸懷高昂的革命斗志，開始反對專制統治的漫漫征程。

20**年7月5日，首都經濟學家論壇、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和教育部社科中心經濟學課題組在京聯合召開“‘顏色革命’的警示和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學術研討會。研討會氣氛熱烈，參加會議的專家學者圍繞中亞發生的“顏色革命”，特別是“顏色革命”對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啟示進行了深入探討。

一、“顏色革命”的成因

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回顧了近些年來在東歐、中亞等一些國家發生的“顏色革命”。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等國發生的革命都是以某種顏色為標識的，例如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吉爾吉斯的黃色革命。在這些國家爆發的所謂“顏色革命”都是美國勢力在做好相應理論準備和組織準備之后，制造和利用某種突發事件，建立親美政權的政治行為。

與會學者認為，在“顏色革命”中，國際上各種力量運用各種手段對之進行滲透和影響，各種非政府組織也從中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而這些國家各自存在的內部原因是其內在根源。這些國家爆發“顏色革命”，主要是由于執政黨無法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其執行的政策措施不能為廣大民眾帶來利益，政權失去了堅實的階級基礎。它們所施行的政策雖各有不同，但是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進行私有化改革，大規模私有化浪潮造成的后果不是生產力的高速發展，而是嚴重的兩極分化、生產不足、市場萎縮。這些都導致了諸多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當這些矛盾尖銳到一定程度，加之外力作用，于是就出現了“顏色革命”。總的來說，“顏色革命”是國內外各種政治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特別是國內利益結構、階級結構變動引起的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

我國的改革現在進入了一個關鍵時期，我們應該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正視新的問題，解決新的問題，真正堅持改革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的方向。

二、“顏色革命”對于我國的啟示

廣東農墾從成立伊始，便具有軍墾的性質。面對海南島成片的山林，出于生產橡膠的戰略性任務，屯墾海南島，于是有了華南墾殖總局，吸納來自全國各地的知識青年、退伍軍人、僑屬和移民，實行軍隊化的管理模式:組織軍事化、生產戰斗化、生活集體化，形成了大規模軍墾生產的格局。1969年，又直接冠名為廣州部隊生產建設兵團，接納了11余萬名知識青年來到廣東軍墾生產勞動，形成了更大規模的軍墾生產格局。這種局面持續到1974年，廣東軍墾劃歸地方，廣東軍墾的時代方才結束。廣東軍墾是一片熱土，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的偉大號令召喚著優秀的中國青年到此生產勞動，而海南島地處南疆的地理位置和神秘的熱帶風光又吸引著優秀的中國青年到此生產勞動。曾幾何時，上演著多少壯麗的青春樂章，也誕生了獨具特色的廣東軍墾文學。廣東軍墾文學主要集中在海南島墾區，其它地區，例如廣西、粵西、粵東、粵北墾區由于規模較小，生產總量數值偏低，農業生產的特色不鮮明，因而文學的表現也較為單薄，成就可以忽略不計。成規模的廣東軍墾文學創作，發軔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鼎盛于20世紀70年代，同時也消歇于那個時期。主要原因是廣東軍墾建制的撤消。廣東軍墾文學系列主要由以下作品組成:《珠碧江邊》和《膠林兒女》、廣州部隊生產建設兵團政治部編輯的報告文學集《踏遍青山》、短篇小說集《映山紅》，以及由廣州部隊生產建設兵團改制的廣東省農墾總局政治部編輯的散文集《春滿南疆》等。

這些作品以當時的政治精神謳歌偉大的時代，表現廣東軍墾生產建設運動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偉大，突出了思想的光輝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茁壯成長，刻畫了革命青年的光輝形象，當然也演繹了所謂“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是無產階級紅色理想和革命精神的教科書。廣東軍墾的主要力量是青年。無論是退伍軍人還是知識青年，都是青年隊伍的核心組成。這種力量對比的存在，決定了廣東軍墾文學屬于知青文學的范疇。這種情況與其它軍墾地區的文學一樣，例如新疆軍墾的《軍隊的女兒》、云南軍墾的《邊疆曉歌》。如此的性質決定了軍墾知青文學將青年培養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作為作品的嚴肅主題和表現題材。本文以張楓的兩部中篇小說《珠碧江邊》和《膠林兒女》作為案例加以說明。二《珠碧江邊》塑造了一批有著昂揚的革命激情和沖天的革命干勁的優秀青年形象。伐竹班班長石頭是一名復轉軍人，在部隊上就是一把好手。廣西剿匪時立過大功，對黨有著無比熱愛的感情。當他帶領全班戰士進駐伐竹工地后，對這項工作的偉大意義有著清醒的認識:“在黨的領導下，多少青年高舉紅旗向荒山進軍。從昆侖山到東海岸，從興安嶺到五指山下，到處燃起戰斗的火炬。我們的火才剛剛燃燒，我要把它燒得更旺更大。”石頭對黨的感情是無以言表的:“黨呵，你的兒女們在這里開辟了新的戰場，我們將把必勝的精力獻給這偉大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石頭的帶領下，全班戰士共同努力，提前完成了上級交給的伐竹任務，戰士們的思想也得到鍛煉提高。在以后的工作中，石頭擔任了新建連隊的連長，走向了新的勞動戰場，實現了他對黨的諾言。伐竹班戰士劉震輝積極工作，勇挑重擔。他嚴格要求自己，思想上向組織靠攏，向黨交心，贏得了組織對他的信任與承認。當入黨志愿書放在劉震輝手上時，他感覺到無比的幸福，“陡然間血液沸騰起來，疲勞的身子一下子增加了千斤力。刺眼的陽光變得柔和，四山明亮，河水歡暢。”

“共產黨萬歲”的口號不時地從他嘴里喊出，表達著他的心聲。此外，程根娣、武猛、林育學等優秀青年也在不斷成長。林育學從頑皮的小青年變得愛思考，程根娣成長為一名優秀的黨務工作者，武猛走向了成熟。諸如此類的優秀青年，在《珠碧江邊》里比比皆是，彰顯著黨的兒女的幸福。顯然，石頭是《珠碧江邊》里極力塑造的人物形象。他堅決聽黨的話，服從組織的安排，遇到想不明白的事情時，從思想那里尋找答案:“我們的戰士呵，在困難的時候，想到，就會得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力量。”他在做同志們思想整治工作時，可以長篇大論地宣講黨的指示精神。他對戰友們說:“為了建設海南，保衛海南，守住祖國的南大門，革命吧咱們結合在一起，這是黨給咱們的光榮。任務艱巨，責任重大，咱們就要全心全意地把這副擔子挑起來。要知道，哪怕咱們多挖一鋤頭土，多砍一根竹子，都是為革命多一份貢獻”，展示了石頭崇高的思想境界。尤為突出的是，石頭用革命的大道理壓倒了個人主義的小思想，在政治的強大的攻勢下，一切服從于革命、服務于革命。他教育落后青年許浩時，就有著凌人的力度:讀書也要有立場。為誰讀書?是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求知識，還是為了個人去求知識?舊社會讀書人是專門為升官發財，統治人民的。咱們窮人有錢讀書嗎?解放了，大家都有書讀，我這個放羊娃還進過速成中學，把眼睜開了。眼下咱們兄弟姐妹都能讀上了書了，將來不但上中學，可能還上大學……你有一個根本問題沒有解決，那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還沒有樹立起來。多少革命先烈，為革命事業流血犧牲。、、，有多少好榜樣值得咱們學習呀!黨把咱們一手培養大，沒有黨就沒有我，也可能沒有你。沒有解放，咱們會活活被地主踩死在腳底下……黨對我們就像母親對兒子一樣。我們錯了，教育我們，批評我們，叫我們走到正道上。我們對了，黨就鼓勵我們。黨比母親還親呀!……從政治立場的設定，到解放前貧苦生活的回憶;從黨的教導，到要對得起黨的培養，最終落實到“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全靠共產黨”的時代政治主題上，有著勢不可當的教育力量，是那個時代政治工作的體現。

雖然如此，《珠碧江邊》小說里真正體現的革命事業接班人形象的并不是像石頭這樣的先進人物，而是像許浩這樣的落后人物。石頭這樣的優秀黨務工作者的出現，是時代的必然;而將許浩這樣的落后人物改造為思想進步、追求上進的青年，更能體現時代的偉大，說明教導的英明，說明黨的革命思想的勝利。最初走入我們眼簾的許浩是一個消極頹廢的青年形象。他雖然是珠碧江伐竹班的成員，但與其他充滿革命朝氣的同志們有著明顯的不同:“小分頭亂蓬蓬的”，老是“閉著眼在想心事”。他看不懂其他同志，為什么“勁頭怎么老是那么足，老是那么樂”，他不懂得“革命者永遠是春天”的道理。在許浩的思想深處，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有文化，會寫作，本是當干部的料，現在卻被發配到深山伐竹，這讓他難以接受。當初許浩報名到海南島工作，曾經想象到海南島美麗如畫的風光和浪漫的生活，而當眼前的這一切與自己的想象不同時，有著落差時，許浩就看不到前途，與周圍的環境和共同戰斗的戰友們格格不入，成為另類人。很顯然，許浩是不符合時代革命青年標準的，革命隊伍里不允許有落伍者，否則革命隊伍就不純潔，就會影響到革命隊伍的整體性和戰斗性，尤其是對于軍墾連隊這樣迫切需要奮斗犧牲精神的團隊。因此，珠碧江伐竹班對于許浩開展了嚴肅堅決的思想斗爭，方法上則是嚴詞說教與以身示范相結合。程根娣批評許浩要“響應黨的號召，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為黨和祖國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石頭教育許浩說:“號召我們學習白求恩同志的共產主義精神”，“老許呀!你現在唯一缺少的就是政治。政治不掛帥，就一定被困難嚇倒，直不起腰來。”應當說，許浩畢竟是時代成長起來的青年，雖然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本質上是追求進步、積極向上的。他聽到別人對自己的批評，內心也是有觸動的。他高興的時候，也會和同志們一起唱起“我是一個兵”的革命歌曲，也會精神振作的;只是一遇到困難，便又打退堂鼓，產生畏難的情緒。他看到珠碧江伐竹班生產上的重重困難時，想到的是自己，想到自己讀了那么多年的書，“就這樣白白浪費掉，要拿鋤頭”，便又茫然無緒，鼓不起干勁來，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狂躁癥和自我中心論。所以，對于石頭送給他的著作《為人民服務》，也是“悵然不知所措”。這就有了許浩出走珠碧江伐竹班伐竹工地，回到場部另做打算的行動，成為革命事業、革命隊伍的逃兵。時代，不允許落后思想的存在，更不允許出現逃兵，尤其是在軍墾隊伍中。對于許浩來說，生活在新中國的十幾年里，黨的教導已經在許浩的身體上和思想里生根。所以在回場部的路上，看到黎族兒女對于解放軍的深情厚誼和建設山村的追求，看見場部熱火朝天的生產建設勞動讓他激動不已;特別是在農場黨委書記的帶領下，許浩看到了一幅幅激昂的畫面，更讓他慚愧不已。黨委書記語重心長的一席話:“我們一個人，應該像這竹竿一樣，牢牢地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深深地打動了許浩內心深處樸素的革命感情，重新回到珠碧江伐竹工地上，回到革命的陣營中。

《珠碧江邊》有著強烈的時代政治的說教，那是時代賦予文學以思想的必然。然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確實用當時文藝界“中間人物論”理論為寫作指導思想的，用中間人物的活動帶動其他人物的活動，從側面去塑造正面人物。顯然，這是“”前流行的文學創作論的反映。在落后人物轉變的過程中，彰顯思想的光輝與勝利，彰顯這個時代的偉大。這與后來“”時期文學藝術創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手法有著截然的不同。由此，更突出了文學的政治性。正像該書開篇所介紹的主題思想:“看看那些朝氣蓬勃的青年，在黨的領導下，怎樣為社會主義建設忘我地勞動，他們的革命精神時多么值得我們學習。”“咱們的時代，是英雄輩出的時代。”也正像該書結尾時所表現的那樣，珠碧江伐竹班擴編為生產連隊，一個任務接著一個任務，一個浪潮接著一個浪潮。不斷革命，繼續革命，永遠革命。正如所教導的那樣:“這樣就可以使干部和群眾經常保持飽滿的革命熱情，減少驕傲情緒，想驕傲也沒有驕傲的時間。”①推動革命的洪流滾滾向前。

秉承時代的頌歌，《膠林兒女》沿續了以往的主流精神，同時又增添了新的時代政治因素，通過軍墾農場在1962年所進行的生產勞動熱潮和所發生的激烈復雜階級斗爭，再次熱情地歌頌了為建設海南、保衛海南而戰斗的知識青年英雄兒女們。小說熱情地謳歌了軍墾農場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勞動。從伐竹勞動工地撤回來后，戰士們沒有休息，“高舉思想偉大紅旗，揮銀鋤，灑熱汗，意氣風發，高歌猛進，為開發寶島，譜寫新的篇章。”在新的墾荒點上，伐木，割茅、蓋房、種菜、養豬，建設墾殖新村，等待著新戰友的到來。社會主義勞動熱潮，把荒山變成了膠林，“一年前，這兒還是一片密林荒野;如今山上山下，層層梯田。山上膠林，山下蕉園，長得好不整齊茂盛。”“碧江隊當年建點，當年收益，以短養長，取得實效，一下子在全場出了名。六年就獲得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優勝紅旗。在以后的勞動生產建設里，又是繼續前進，抗擊臺風，戰勝洪水，取得了一連串的成績。這些成績的取得，都是靠一個個具體的勞動換來的。例如開墾荒山，挖掉大樹根，女職工們也敢于打炮洞，填炸藥放炮。例如裝車，女職工們像男職工那樣扛起蕉捆就走，絲毫不落在后面。勞動的場面感染人、影響人。

趙樹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結婚》創作于1943年。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時期，特殊的歷史背景使爭取民族獨立成為壓倒一切的時代命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各抗日根據地(在解放戰爭中擴大為解放區)的文藝運動主要以革命救亡為主題。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趙樹理以一對青年農民反對包辦婚姻、爭取婚姻自由為題材的《小二黑結婚》顯然遠離了時代主題。因此，當1943年《小二黑結婚》出版后，盡管在讀者中的反響空前熱烈，但文藝界的同行卻敏感地發現了小說與時代主題的疏離。“在《新化日報》(華北版)上出現了一篇文章批評道：當前的中心任務是抗日，寫男女戀愛，有什么意義。””當時，趙樹理僅是出于“問題小說”的立場，為配合邊區《妨害婚姻治罪法》寫作，并非像文學史所定論的是他“實踐了文藝方向的結果，是同志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他沒有自覺接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導，也無意將其寫成文藝“方向”的范本。

通過細讀《小二黑結婚》，其敘事立場與政治權力話語的差距也十分明顯。在趙樹理所處的時代，中國欲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農民則被看作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和建立國家的主體。在民族危機中，政治權力話語對他們進行現代政治啟蒙顯得異常迫切，農村敘事便具有了特殊意義。如何展開農村敘事?由于民族獨立與國家現代化的渴望，導致國家話語對農村進行現代政治啟蒙的“焦點始終是革命人的理想化與革命的理想化”[3]。“中國農村革命究竟是一場傳統性質的革命，還是現代性的革命，農民問題是一塊重要的試金石。”。所謂“現代”是人造出來的，現代本質的實現也只能通過人的成長來完成。現代農村敘事話語必須打破中國農民的千年傳統夢想，組織起嶄新的農民本質，組織出真正的新人。而《小二黑結婚》中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無疑離這一要求較遠。這篇小說深受傳統文化影響，“在男女主人公身上存在著古代才子佳人痕跡，故事深層更暗合才子佳人程式，是現代版的才子佳人故事’。

這個模式有一定程式：首先是郎才女貌；其次，他們的愛情是私自定下的，不屬于包辦婚姻，還受到父母反對；再次，他們的愛情往往有“小人”破壞，但最后因得到貴人相助而獲得大團圓結局。小二黑“有一次反‘掃蕩’打死過兩個敵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獎勵”[6，而且長得帥氣，符合“郎才”模式，小芹則明顯屬于“女貌”模式。二諸葛和三仙姑顯然是代表封建勢力的父母，金旺兄弟則屬于“小人”，而區長的干預則是扮演了“貴人”的角色。小二黑和小芹的戀愛遭受到的阻礙之所以得到解決，多是外力作用的結果，在他們身上并沒有新型革命農民的理想化特征。

同時，現代農村敘事話語必須完成革命的理想化，即賦予革命以合法性，論證從傳統的農村到現代革命是歷史前進的標志。《小二黑結婚》也沒能充分論證這一點。他的小說有兩大主題，即農村封建落后意識與基層政權問題，前者造就了農民的愚昧，后者直接損害了農民的現實物質利益。對于前者，由于趙樹理長期在農村生活，對此司空見慣，他熟知二諸葛的“神課”代表了一種農民的舊意識形態；對三仙姑的前后轉變雖有嘲諷，但更多的是批評她違反了為人妻、為人母的日常家庭倫理。對農村的封建落后意識問題，趙樹理沒有把它提升到階級對立面的高度批判，而是以善意的嘲諷、促人自醒的溫和態度講述。至于金旺兄弟與小二黑和小芹之間的迫害、反迫害斗爭，也是民間社會善與惡的道德較量。《小二黑結婚》詼諧、幽默的敘述近乎把革命講述成才子佳人的傳奇、善與惡的道德較量。作品運用的是民間道德倫理譜系，表現的是民間通俗活潑、熱鬧的審美旨趣，而非革命的現代性敘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獲得了國家話語如此高的評價呢?這與當時的抗戰背景有關。趙樹理的小說缺乏革命的現代性敘述，可他利用民間通俗的文藝形式，在反對封建意識形態方面與20世紀40年代的主流話語非常合拍。他的創作與主流話語盡管在革命性方面有著細微的差異，但不影響反封建的時代意識。戰爭文化環境所造成的相對寬容的話語氛圍，主流話語對革命陣線的廣泛性要求，延安講話對文藝大眾化形式的強調等，使趙樹理的小說在當時贏得了極高的聲譽，也遮蔽了其話語立場與主流意識的錯位。綜觀20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對現代民族國家的熱烈向往是現代文學觀念產生與發展的基本依據，“五四”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運動最先以啟蒙和救亡打開了缺口，可以說是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一部分。到了1938年，有了建構一種新型文學的構想，并將其初步概括為“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文學。

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把這種新型文學命名為“工農兵文學”，它實際上是為新中國構建的與新中國的意識形態同步的新興文學。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之所以獲得了國家話語較高的評價，是因為它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后最早而且是成功地為新型文學找到了話語起點的作家。“趙樹理方向”的意義是用農民聽得懂的話給他們講故事。這是建立中國農民的現代本質繼而完成中國敘事的基礎。隨著意識形態的變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話語類型也在不斷演變，從敘事到抒情再到象征。而趙樹理在《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中提供了民族形式這一中國敘事的話語起點后，沒有新的發展。此后的創作沒能塑造出成功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并通過這一主體的認同承認“社會主義”是現代中國的真正本質，進而達到現代性敘事的“典型化”標準。因此，一直“落后于”時代的現代性的飛速發展。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基本話語類型從敘事不斷進展轉換為抒情話語、象征話語時，他仍然堅持早期的“未成熟”的敘事立場，這是趙樹理一生創作上的缺陷。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結合實際，建立績效考評體系；科室聯動，完善百分制考核機制；創優爭先，各項工作千帆競發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建設系統是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公用事業集中的行業，建委工作的好壞，與人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機關辦事效率的高低、質量的優劣，直接影響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平時考核與階段性考核相結合、綜合科室牽頭與科室內部考核相結合、內部監督與社會監督相結合、城建項目快速推進、公用事業體制改革效果顯現、招商引資步伐加快、平安焦作信訪穩定成效明顯、四創城市建設工作全面展開、“一法兩條例”貫徹拖欠工程款清欠得到上級領導充分肯定、為民服務工作再創新高、干部作風顯著轉變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按照市委、市政府關于開展“效能革命”的統一部署，市建委以實現“兩個轉變、三個服務”為目標，在機關全面開展了百分制考核小指標競賽活動。短短幾個月來，市建委機關作風明顯改善，服務意識明顯增強，各項工作高效運轉，城市建設快速推進。一個務實高效、干事創業的良好氛圍正在形成。現將我們實行績效考評體系，開展“百分制考核、小指標競賽”的作法，向各位領導及同志們作一匯報。

一、結合實際，建立績效考評體系

建設系統是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公用事業集中的行業，建委工作的好壞，與人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機關辦事效率的高低、質量的優劣，直接影響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在效能革命活動中，市建委積極探索實行績效考評體系的新舉措，在機關開展了百分制考核、小指標競賽活動，實現了機關管理機制上的新突破。

為了進一步激發廣大干部職工務實高效，干事創業的積極性，我們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研究下發了《市建委機關百分制考核、小指標競賽實施細則》、《市建委機關百分制考核、小指標競賽分項指標考核結果管理辦法》和《關于成立考核領導小組和考核辦公室的通知》等四個文件，實現了機關考核的有“法”可依。

在實際工作中我們將建委的全部工作分為7項內容，即年度責任目標、年度考核、出勤情況、集體活動、機關衛生、臨時性和領導交辦工作以及其他項目等，并按責任輕重，分別占據不同的分值比例。如部門年度責任目標完成情況占60%，干部抓工作的措施、力度、作風和效果占20%等，然后再將構成各項目標的小指標，以加分和減分累加，小指標高，則分項值大。在考核結果使用上，將考核結果同單位、部門領導和職工的獎懲、任免掛鉤，同推薦副縣級后備干部，省、市勞動模范、優秀共產黨員和“五一”勞動獎章等榮譽掛鉤。規定：“凡綜合得分在前3名的，建委授予先進（科室）單位等榮譽稱號和物質獎勵，得分位于末位的，當年給予黃牌警告，第二年仍居末位的，單位主要領導引咎辭職，個人實行末位淘汰”。百分制考核的推行，在建委機關、二級機構和系統單位之間形成了抓大分，撿小分，明爭暗賽，團結協作，干事創業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