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范文10篇

快板

改革

打板響，響連聲

談天說地論英雄

縱橫捭盍天下事

說來道來人間情

本文作者：李峰工作單位：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

我國司法改革的關鍵是對不同司法文化的認識,司法改革的成敗直接取決于這種思維活動正確與否。很多司法改革方面的難題與思維范式的缺陷有密切關系。范式概念是庫恩范式理論的核心,最早產生于科學技術哲學領域,而范式從本質上講是一種理論體系¹。該理論體系實質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和解的產物,范式本身所蘊含的是一個社會共同體所持有的理論和方法上的共同信念,進而成為該共同體的文化傳統。在社會科學領域,范式理論得到廣泛的運用,并將其內涵具體化。鄧正來就認為,所謂范式,乃是一種在某個時代處于主導或支配地位的規范性信念,,與任何明確闡釋的理論模式相比較,-范式.有著更廣泛、更具滲透性的支配影響力。這意味著-范式.的這種影響力有時候是人們所意識到的,而在更多的時候則是人們不意識的。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范式.的影響不僅在于引導人們去思考什么,而更在于引導人們不去思考什么[1]。作為一個屬概念,司法改革思維范式同樣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潛意識特性,因為它不易被人們所發覺,思維范式中的缺陷往往難以及時得到糾正。當下司法改革思維范式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用什么改造我們的思維范式?應當形成什么樣的司法改革思維范式?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二元對立司法改革思維范式的解析

由于中外司法文化之間、法治理想與現實之間充滿復雜的矛盾,加之對價值判斷著力點的認識不同,學界對司法改革路徑和理想目標的理解存有很大的分歧。例如,犯罪嫌疑人沉默權、辯訴交易、司法審查、公益訴訟、先例判決、違法證據排除規則等等方面都存在明顯的觀點對立,其不同觀點主要表現在是與否、立行與緩行上。在研究上述西方流行的司法制度時,持是或立行態度的學者雖然也認為司法改革應當注重研究中國的實際情況,注意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但更注重司法理念的普適性,強調作為人類共同遺產的司法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指導意義,移植西方成熟的司法原則和制度,對缺乏現代司法理念的內生能力的中國來講,是一種成本較低的方式。而傳統專制文化與現代民主法制思想格格不入,對法治建設總體上起到阻礙作用,應當堅決予以摒棄。持否或緩行態度的學者雖然也承認許多西方司法理念和制度是全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具有普適性,但是只有在根據中國¹的前提下進行司法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而浸透著西方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司法制度與理念移植到中國后,會產生水土不服問題,出現排異性。在沒有解決排異性之前,不能盲目地吸納。有些學者還對盲目追隨西方理論的現象表示深深憂慮,認為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所具有的最為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社會科學知識為某種社會秩序及其制度-添附.正當性意義之進程的日益加速。從較深的層面來看,這種進程的加速實是與中國論者為了建構中國社會科學而引進西方各種流行理論的知識運動同時展開的,甚或構成了這一-知識引進運動.的一部分:它不僅表現為中國社會科學是西方各種流行理論的追隨者,而且更意味著西方各種流行理論有關人類社會秩序及其制度的圖景在中國學術場域或中國社會秩序之建構過程中的正當性[2]。我國這些年來的司法改革大體在這兩種類型的觀點之間搖擺,陷入無休止的比較與選擇之中。在三大訴訟法的修訂中,不少學者有意無意地將自己的觀點歸為其中一方,而將不同意見歸為對方,形成二元對立的司法改革思維范式。司法改革之中的二元對立思維還表現在多個方面。例如,將司法文化區隔成傳統與現代。而不少人在傳統與現代關系的理解上,往往隱含著對立性。傳統與現代作為兩大范疇,首先由馬克斯#韋伯在他的歷史社會學中提出。盡管韋伯并不簡單的認為傳統必然是現代的障礙,但其后的一段時間內,無論是西方的社會科學家,或者是中國的學者一般都傾向于把傳統看作是現代的反面,理性、進步、自由等價值是現代的標志,而傳統則是阻礙這些價值的實現[3]。將司法文化二分為傳統與現代,看兩者又互為反面,必然導致傳統和現代互相排斥的結果。二元對立思維還表現在對西方主流國家訴訟制度的理解上。對于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也存在一定對立性認識。有的學者就以我國司法制度的特性更接近于大陸法系國家為由而主張在司法改革中以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為依據,從而反對引入具有濃厚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某些制度。此處所講二元對立司法改革思維范式的實質內涵,與西方近代以來流行的二元對立哲學思想不能劃等號,二元對立哲學思想的立足點是主客二分,在人類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二元對立的思維范式則是指思維習慣、思維方法等方面流行的社會觀念。在這里論及二元對立司法改革思維范式,是對該文化現象從社會心理、政治、歷史等多個角度進行審視,主要體現為社會學意義上的分析。二元對立司法改革思維范式有兩個基本要素。一種是二分法。即根據研究的需要,將司法文化中的若干問題盡可能劃分為相對應的兩個方面,形成在司法改革中將研究對象進行二元化劃分的偏好。當一種研究方式成為經常采用的習慣時,就很容易陷入機械和武斷。常常會把一些復雜的司法改革問題簡單地歸結為對應的兩種類型,忽略了看待問題的更多角度。這種簡單化的處理方式,掩蓋了司法文化實際存在的豐富多樣性,導致研究視野偏狹。另一種是對立性。對二元劃分之后形成的兩種司法改革問題或者兩個方面,看成互為反面、相互排斥的關系,從而形成二元結構中的對立性。這種司法改革思維范式通常會暗示二元結構中只有一方具有正當性,另一方則應當摒棄。當然,這種對立性的思維表現不一定那么直接,更多地存在于潛意識之中,成為一種不自覺的思維習慣。基于對立性思維的影響,在衡量一種制度的科學性時,往往會在普適性與民族性、傳統與現代等范疇中作出肯定一種而否定另一種的判斷,極易造成邏輯規則的錯誤運用,將本質上不相互矛盾的兩個判斷放在一起進行比較選擇,得出的結論自然是荒謬的。二元對立司法改革思維范式顯然是非理性的,但卻在我國的司法改革中普遍存在,不能不引起深思。思維作為社會關系的產物,從根本上還要受制于社會因素的影響,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倫理、習俗、法律等[4]。司法改革思維范式必然也要受各種文化交流、社會變革、歷史傳統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二元對立思維范式與中西文化的地位以及對西方文化的態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中遺存下來的一種思維范式,這種思維范式至今仍然在影響著我國的司法改革。一度泛濫的¹這里所借用的根據中國一詞,是鄧正來先生常用的表述方式,強調法律移植中堅持以中國為出發點、解決中國問題的強烈目的性。如果脫離了這樣的場景,必然導致中國法律發展方向的偏差。用西方司法理念和準則作為判斷的標準,以及對中國傳統和現實不加區分的遷就,這兩種思維現象同時存在即是明證。目前對現代化范式掩蓋下的西方中心主義大張撻伐,確實反映中國學者反思現階段法治建設的勇氣,但這種反思是否會淪于盲目排斥西方成熟的法律精神與理念,以國情排斥普適性的價值取向和司法發展規律?則又是我們要高度警惕的。

二、民族精神對司法改革思維范式的主導性認識

克服二元對立的思維范式,確實是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如前所述,既然思維范式是一種規范性的信念,具有潛意識和思維習慣的特性,說明文化因素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僅僅分析該思維范式的邏輯錯誤不可能解決問題。發掘出文化觀念中的正確的信念,賦予司法改革清晰的支柱和驅動力,形成司法改革的統一靈魂,是超越二元對立司法改革思維范式的必由之路。對于彌漫在人們意識深處的司法改革思維范式,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利用同樣存在意識深處的合理信念進行改造和完善。一種推動民族進步的支柱和靈魂一定能在克服不良思維范式中發揮作用,這個支柱和靈魂就是民族精神。º民族精神往往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逐步凝練而成的,是積極向上的民族文化,沉浸在民族意識的深處,不會輕易改變。民族精神與民族文化在外延上并不相同,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被包含在民族文化之中,因為并非所有的民族文化都是積極進步乃至長期傳承的。民族精神對本民族的文化有廣泛的影響力,擴散到民族文化的各個層面,不管是否意識到,人們的意志、心理、思維等方面都會受到民族精神的深刻影響。民族精神反映了一個民族認識世界的風格,民族的思維習慣、思維方式往往與民族精神有密切的關系。當民族精神得到較為充分的張揚,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充分顯現時,就會像影響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一樣,在思維范式的形成和完善方面發揮主導作用。司法改革實際是民族文化變遷的組成部分,其過程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精神的深刻影響。用民族精神影響司法改革思維范式,克服司法改革中引進、吸收、創新等環節出現的困難,進而形成和完善司法的民族特色,在世界各國的司法改革中不乏成功范例。例如,美國的司法改革無不散發著自由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民族精神,最早創制了現代司法權,建立了滿足市場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完善的司法體制。»日本民族素有善于學習、嚴謹精細、團結合作的精神,在這種精神的主導下,法律制度的建設迅速擺脫了簡單模仿某一國家的做法,將兩大法系訴訟模式進行有機的結合,構建符合本國需要的系統司法體制,形成精密司法的特色,司法裁判的準確性和解決糾紛的效益大為提高[5]。不過,此處所指的民族精神不同于歷史法學派的代表人物薩維尼的民族精神。其實在薩維尼的論著中,并沒有采用民族精神的概念,而是表述為民族性或者民族個性。他認為,在人類信史展開最為遠古的時代,法律已然秉有自身確定的特性,其為一定民族所特有,如同其語言、行為方式和基本的社會組織體系。法律以及語言,存在于民族意識之中[6]。而本文中所指的民族精神則是一個民族在長期歷史過程中形成的精粹思想,是一個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支柱與靈魂。薩維尼的民族個性顯然在外延上上要廣泛得多,包括一個民族的哲學思想、語言、心理、行為和社會制度等多重內容。在中國司法改革中發揮支配作用的應當是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精神是在近代以來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逐步挖掘和總結出來的,它對我國社會變革的各個方面都有深厚的影響力,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動力,是維系民族共同體的精神支柱和靈魂。和合精神是中華民族最重要、最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合精神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含義:首先是系統性。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其世界觀具有整體統一性的特點,從來不是孤立地、分割地看待世界。5周易6中將天、地、人謂三才,看成一個統¹有人認為,鄧正來提出了西方法律理想圖景和中國法律理想圖景這一組對稱概念,并批評中國法學研究者是在中國建立西方法律文化圖景,恰恰說明了鄧正來自身也陷入了現代化范式的困局。參見袁賀:5現代性與中國法學的迷思6,5浙江社會科學626年第1期。º多數學者認為,民族精神是支撐、指導一個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精粹思想,是民族思想文化的精華,可以起到統攝人心、聚合族類的作用,很難將民族的劣根性列入民族精神的范疇。參見余祖華、趙慧峰:5中華民族精神問題研究述評6,5史學月刊623年第12期。»美國憲法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將分權制衡的理論上升到根本大法的高度,在分權的原則中,司法審查權是其核心內容,從而在三權制中凸現了司法權的地位和作用。參見湯維建:5美國民事司法制度與民事訴訟程序6,中國法制出版社21年版,第71頁。一的整體。在司法審判中歸納出五聽,即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等等方面都反映了系統性的思維方式。其次是協調性。在哲學思想上,主張天人合一、物我一體,認為人與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在古代國家禮制上,將鼎作為國家和王權的象征物,蘊含了兼收并蓄,百族齊聚,和睦諧一的象意。這些都反映古人對世界相互依存、協調共生的認識[7]。在重構中華民族精神的歷史潮流推動下,和合精神逐步占據社會思潮的主流,被人們所認識和弘揚,成為社會共同信念的組成部分,也在思維范式重構中發揮重要作用。超越二元對立,具有嶄新內涵的司法改革思維范式就是對話型的思維范式,這種思維范式正是中華民族和合精神作用于我國社會轉型的具體表現之一,也是對現有司法改革思維范式改造的基本方向。對話型司法改革思維范式不是建立在二分法的基礎上,它承認二分法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所具有的合理因素,但盡力避免機械地將二分法運用于研究對象的認識上,力戒將二分法絕對化。它承認世界上存在中、西司法文化、西方存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司法文化、西方訴訟模式存在職權主義和當事人主義的劃分,但又不限于這樣的劃分,而是以更加寬宏的視野看待所有司法文化。與其他所有民族文化一樣,司法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征,是豐富多彩的。所有司法文化都應成為司法改革中文化交流的范疇,所有不同類型的司法文化組成一個系統,司法改革所需要的有益文化因子都可以在這個統一的系統中借鑒和吸收。對話型司法改革思維范式承認不同司法文化之間的差異性,但更強調不同司法文化的協調共生,注重求同存異,注重不同司法文化在各自民族文化中的適宜性。對話型司法改革思維范式應是在世界司法文化的宏觀視角下平等看待所有民族司法文化,即拋棄現在所謂的西方中心主義,也反對以民族主義簡單排斥西方文化。¹以對話和交往作為處理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在中西方都存在思想基礎,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發展的一種趨勢。對話型司法改革思維范式既立足于中華民族精神的深厚根基,也是反思以往的二元對立司法改革思維范式的結果,與當下影響越來越大的世界主義的潮流不能不說是一種契合。對話型司法改革思維范式不會自動產生,需要經過復雜的建構過程。要使其上升到人們信念的層面,成為社會主流的思維范式,并嵌入到社會個體的意識深層,必須在文化建設方面投入大量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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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主時間的增多，活動空間的擴大，確使相當一部分學生通過參加學科興趣小組或課外技能興趣小組的活動，發掘了自身的潛力，發展了自己的個性特長，提高了自身素質，初步實現了素質教育。然而，由于教育的滯后和不力，疏于管理或管理工作的漏洞等原因，有那么一些同學都在這些空檔時間里，在校內，外卻干起了違法亂紀、損害學校形象的行為。其主要表現：

第一、一些同學利用空檔時間，到電子游戲機室打機，為了討機幣錢，他們干起了盜竊、搶奪、勒索、變相勒索、詐騙等非法侵占公、私財物的行為。例如：近年來，在一些中小學校里，由于一些學生利用空檔時間經常到機室打機，迷上了電子游戲機，他們為了討機幣錢而誘發了盜竊、銷臟自行車，勒索和變相勒索同學財物、甚至搶奪同學的財物等違法亂紀的行為。這類案件占學生在空檔時間違法亂紀案件總數的26.9%(下簡稱為“這類案件約占百分之幾”)。這類案件往往發生在寒暑假期間及寒假后的新學期，受害者通常敢怒不敢言，因而容易被學校忽視。

第二、一些同學在空檔時間到錄像室看了黃色錄像后，經受不了刺激而誘發流氓行為。例如：某中學初二有位校足球興趣小組的成員，在多個星期六晚上分別伙同不同的隊友到錄像室看了黃色錄像后，由于受影響較深，除了回校后把“黃片”上的關于性交的種種招法一一畫在作業本里傳給本班的其他隊友和同學看外，還在課室走廊或在女同學必經的通道故意設置路障，趁機占女同學的“便宜”的流氓行為。這類案件約占21.7%。

第三、一些同學由于受不良影視作品的影響，受個體書攤銷售的不健康和黃色書報的腐蝕，他們十分羨慕和欣賞作品中的主人翁談情說愛的浪漫情調，誘發早戀，甚至由早戀發展到“私奔”。例如：某中學有兩位美術興趣小組的男、女同學，由于經常出入錄像室和個體書攤攤，看了臺灣某作家的戀愛小說和《龍虎炮》等不健康和黃色書刊，開始他倆相互暗戀，后來發展到早戀，當他倆的行為被老師和父母發現后，她竟經常以美術小組外出活動為由，欺騙班主任，躲開父母的監視，最后，他倆竟“私奔”近一周，同食同居。這類案件約占14.8%。

第四、有些興趣小組的同學，經常先以興趣小組活動為由向班主任請假，后又對興趣小組輔導教師謊稱班主任不同意其參加興趣小組活動，長期游離于班集體和學校之中，伺機干侵占師生和學校財物和損害同學友情的違法亂紀行為。例如：某中學初一有位舞蹈隊的同學，他經常以舞蹈隊排練為由向班主任請假后，又以班主任不同意其參加舞蹈隊為借口，欺騙班主任和舞蹈隊輔導老師，鉆空子，先以借同學自行車偷配鎖匙為手段變賣同學的自行車，后發展到明目張膽以借同學的自行車直接變賣和擰學校的水龍頭、偷撿學校的教學設備去賣的地步，既違法違紀，又損害了學校、同學利益，破壞了同學之間的友情。這類案件約占7.6%。

大慶是我國工業戰線的一面旗幟，也是我國最大的石油和石化基地。國有特大型企業在全市經濟中處于絕對優勢地位。改革開放以來，特別近10年來，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我們實施大開放、大招商、大發展戰略，進行二次創業。優勝劣汰，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一批地方國有企業相繼破產、倒閉、轉產、重組，而代之以新的地方經濟迅速崛起。市屬企業經濟在全市工業經濟中的比重逐年增加。自1995年以來，全市有350多家企業經歷了體制轉換和結構調整，其中涉及離休干部的企業100多個，離休干部670多人。對于這批共和國的功臣、社會的特殊群體，市委在堅定不移地推進企業改革過程中，始終態度堅決地貫徹了“嚴肅對待、審慎處理、妥善安置、維護穩定”的方針，始終堅持了“特事特辦、從優共享”的原則，始終做到了“高看一眼、厚愛一層”，企業離休干部的利益在改革中得到了切實保護，“兩個待遇”得到了更好落實。

按照中組部2002年重點調研課題的部署，根據省委老干部局確定的調查研究年要求，最近，我們組成了專題課題調研組，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市企業離休干部安置、管理、服務的情況進行了跟蹤調查，情況如下：

一、企業改革過程中離休干部工作出現的主要問題

改革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單一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中，企業改革逐步深化，企業離休干部工作面臨著許多難以回避的矛盾和問題。在我市，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認識上的不足：一是“財富、功臣”觀念談化。認為離休干部已經退出歷史的舞臺，不能再為企業工作，現在卻仍由企業保證這部人的開支，是在拖企業改革的后腳，是企業發展的“包袱”。二是產生“與已無關”的思想。認為老干部過去曾經為國家打天下、做貢獻，退下來后，理應由國家供養起來，現在是市場經濟了，企業只需守法經營、照章納稅，再由企業負擔離退休人員不合適。三是缺乏“從優、共享”意識。認為在崗人員才是生產的主力軍，企業發展要靠這些人，有了錢也要先保證一線工人開支，現在“企業經營危困、效益不好，在職職工開支都有問題，優先照顧離退休人員不應該”。四是政治責任感不強。實行“兩保”統籌后，個別企業經營者認為，老干部“兩費”已交由社保、醫保部門了，解決老同志吃飯、看病就行了，其它就沒什么做的了。有的雖然口頭上不說，卻不愿意為老干部再多想事、多辦事，有的企業經營者常年不和老干部接觸。

轉制中的問題：一是企業改制時，政策制定不夠嚴密。有的由于離休干部人數較少，忽視了這部分群體；有的因不明政策將離休干部混同于退休人員；還有的以企業經濟危困、無錢無物為由，將離休干部推交政府和社會，人為造成了老干部待遇得不到落實。二是界限不清、責任不明。改制后，部分企業破產、倒閉、出賣、兼并等等，對離休干部的歸屬問題劃分不清。有的由原企業管理，而原企業不存在了；有的交由企業主管部門，而主管部門又撤銷了；有的轉交其它企業管理，而這部分企業有的也在破產、倒閉中，看似將老干部妥善安置了，實際上卻是無人真正接管，各項待遇無處落實。此外，由于轉制中銜接、過渡性的問題，也使部分離休干部在一段時間內出現“三不管”現象。三是在“兩保”統籌實行初期，由于機制不夠完善，部分經濟危困企業不能及時或無力上繳統籌費用，而財政支持又不到位，社會統籌調劑功能差，造成個別地方（在大慶主要是所轄4個縣）企業離休干部統籌機制作用發揮不好，形成“兩費”拖欠。四是缺乏剛性手段和制約機制。對部分企業落實老干部待遇的監管力度不夠。老干部政策的貫徹執行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企業經營者的思想覺悟和個人感情，造成了企業在落實離休干部待遇上具有很大的隨意性。五是由于政策方面的原因，企業離休干部的離休費同機關事業單位離休干部離休費存在一定的差距，喪葬補助費也不同，許多老同志對此心理難以平衡。

國企改革，就是在企業主體不變的條件下，轉換企業機制，發揮產品優勢，參與市場競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市場經濟。

現在大部份的國有企業管理模式，大多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管理模式。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建立、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國加入WTO的今天，國有企業要再背著沉重的社會包袱，再不進行機制轉換、管理創新、再不講成本、不注重經濟效益，還是靠國家政策、吃大鍋飯，不主動參與市場競爭，那面臨著的結局就會嚴重虧損、企業倒閉、職工下崗。那么如何進行國有企業改革呢？我想，應該走出企業改革的“怪圈”，不能流于形式，以市場為基準，扎扎實地改。

×一：改革不能流于形式

目前部份國有企業改革后，僅把原來的廠改為公司，而實際上就是一個單位掛出兩個牌子，一套班子兩種職能，權責不明、職能不清。這種改法是換湯不換藥，是明改而暗不改，改革不能流于形式。

首先：加強輿論導向，為改制掃清思想障礙。應采取舉辦專題講座、培訓班、召開座會等形式，向廣大職工講清楚企業為什么要改制？怎樣改制？改制會給企業生存發展和職工個人帶來什么變化，對職工會帶來什么好處。通過宣傳教

育，讓職工人人知改制，懂改制，參與改制，擁護改制，做改制的促進派。同時，要組織職工學習《公司法》和現代企業制度的有關法律法規，明確企業改革發展的方向，明確員工的權利和義務，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

江門市殯葬管理工作“十五”計劃

自1998年我市實行殯葬管理目標責任制以來，我市各級積極推行以提高火化率、建立殯葬管理機構、加大殯葬管理執法力度為主要內容的殯葬改革，全面推行遺體火化，火化率連續三年均超過省政府下達的目標，并受到省政府通報表揚。到2000年我市火化率已達到100%，有力地促進了江門五邑僑鄉兩個文明建設。但是，全市殯葬工作仍存在個別地方殯葬設施建設緩慢，骨灰存放設施規劃建設滯后，“三道兩區”墳墓專項清理工作進展不大，骨灰違規二次土葬時有發生等問題。為使我市殯葬管理工作在“十五”期間（2001—2005）與我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根據國務院《殯葬管理條例》、省政府《關于加強我省殯葬管理工作的通知》（粵府［1998］67號）和省政府辦公廳《印發〈廣東省殯葬管理工作“十五”計劃〉的通知》（粵府辦［2001］61號）精神，制定本計劃。

一、指導思想

“十五”期間，我市殯葬管理工作的指導思想是：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總書記“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為指導，結合江門僑鄉實際，做到三個并重（殯葬改革與葬法改革并重，遺體處理與骨灰處理并重，引導合理殯葬消費與滿足不同層次的需要并重），繼續全面推行火葬，清理亂埋亂葬墳墓，節省殯葬用地，倡導文明節儉辦喪事，為我市“兩個文明”建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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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任務

我國財政國庫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以國庫單一賬戶體為基礎，資金繳撥以國庫集中收付為主要形式的財政國庫管理制度。近兩年多來，統一規范的財政資金收付管理制度、健全的預算外資金收入收繳制度、相應的國庫收付執行機構已基本形成。政府財務行政作為政府行政的一項重要內容，其改革的目標必定要有利于實現我國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目標，即有利于在我國盡快形成一個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當前我國的改革已進入整體協調推進的新時期，各方面的改革都需要相互配套，進而整合地發揮作用，而財政國庫管理制度是為政府行政提供資金的一項制度保證，其本身就是政府的一項財務行政活動。因此，財政國庫管理制度改革必將對政府行政改革發揮重大的推動作用。

一、以規范的國庫管理制度規范政府財務行為

（一）我國現階段政府財務行為仍不規范

1.政府的“經濟人”特性導致了政府財務行為的不規范。按照一般的經濟理論，作為財政資金支配者和使用者的各級政府部門，同時也應視為理性的“經濟人”。“經濟人”的行為特性，使得各級政府部門總有謀求局部或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傾向，從而導致一些不規范的政府行為的出現。一方面，在組織收入時，一些政府部門熱衷于搞不規范的創收來提高小集團的利益，他們利用手中的收費權，以政府名義或政府批準名義，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來謀取本集團和個人利益。另一方面，安排支出時，一些部門、單位為爭取更多的財政預算，任意截留、擠占、挪用、甚至侵吞財政資金，特別是一些部門、單位挪用經常性資金、各種專項資金去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最后以經常性資金、專項資金不足為由要求增加財政預算，以預算套預算來滿足本集團利益。

2.不健全的財政資金收付管理制度助長了政府財務行為的不規范。在收入方面，由于這部分創收所得沒有及時足額上繳同級財政專戶而是進入單位私設的“小金庫”，被看成部門、單位的自有資金，從而助長了他們違規的創收活動。在支出方面，由于原來重復、分散設置賬戶，資金的撥付環節多，且只要財政資金撥付到預算單位的賬戶上后，其具體使用便是預算單位自己掌握，至于經常性資金是否用于保證機構正常運轉，專項資金是否專款專用，在支出過程中已基本失去監管，從而為不規范的政府財務行為大開方便之門。

（二）以規范的國庫管理制度規范政府財務行為

改革開放這場新的偉大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的面貌，使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并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續快速發展起來。現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已經初步擺脫貧困，正在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努力奮斗。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就是要堅持這條道路和這個理論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它是新的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黨的幾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進行艱苦探索的智慧結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回答了改革開放不同發展階段所面臨的若干重大歷史課題，包括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對這些重大歷史課題的創造性回答，既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又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

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初期所面臨的歷史課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鄧小平理論的邏輯起點

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我們黨一度認識不夠清醒。鄧小平同志以這個問題為切入點，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的一系列新論斷，并對全黨進行了一次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的教育。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的新論斷始終圍繞兩大主題：一是發展，二是改革。

發展是硬道理，是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經濟建設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中心工作。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在這個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階級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根本辦法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的本質作出了概括，其中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一項重要內容。他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把發展問題提到這樣的高度，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是一個創舉。鄧小平同志的發展理論，從根本上糾正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方針，為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奠定了理論基礎。

改革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由之路，社會主義需要改革。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必然要求，但怎樣才能實現發展？鄧小平同志指出，必須通過改革，改革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由之路。提出社會主義需要改革，是鄧小平同志在理論上的又一重大貢獻。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觀點，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基本相適應，無需進行根本性變革。鄧小平同志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指出，由于存在著體制障礙，在我國仍有一個解放生產力的問題，改革就是把生產力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解放出來的根本途徑。中國需要改革，改革的目標模式又是什么？按照鄧小平同志的思路，就是引進市場機制，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他強調，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這一重要論斷，為我國的改革開放、為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明了方向。

**年底,我區經中組部、省組部批準、同意，并在中組部、省組部的直接指導下試行了黨代表大會代表常任制度改革，取消了常委會設置，黨的領導工作由委員會負責，一般由13-15名委員組成。在新的領導體制下，為提高干部任免決策的民主性、科學性，我區在全國范圍內率先建立了無記名投票決定干部任免制度，迄今已堅持施行了13年。實行這項制度較好地貫徹了民主集中制原則，落實了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要求，規范了干部任免決策機制。今年6月份，我區被中組部列為全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試點單位。中組部要求改革試點工作實行重點突破，要求在干部工作制度系統規范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完善、新的探索，要求為全面推開提供規范性的干部工作制度而進行試點。這項改革試點要求比較高，我們確實感到壓力較大。我們按照中組部提出的目標要求，在省、市委組織部的指導下，認真總結13年施行票決制的實踐經驗，解放思想，勇于創新，加強了對票決制改革試點的探索深化，并以此推進了干部工作的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

一、開展深入調研，認真啟動票決制改革試點工作

中組部提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試點要有法規性成果、理論性成果和經驗性成果，根據這個要求，我們加強了組織領導，集中時間，集中精力，切實保證這項工作取得成效。區委專門成立了領導小組，區委書記任組長，抽調人員組成一個專門的班子，抓好具體的組織實施工作。我們根據票決制改革試點探索深化的需要，切實加大了調研工作力度，為改革試點工作提供理論依據。一是專題匯報，聽取指導性意見。在啟動過程中，我們向市委黨群書記、組織部長等市委領導作了專題匯報，并專程到省委組織部聽取調研室、干部監督室等領導的指導性意見，在省、市有關領導的指導下，確定了深化內涵、規范程序、綜合配套、改進方法、擴大成果的改革思路及探索深化的內容。二是組織專家審議，進行法理規范。邀請市委黨校從事理論研究以及熟悉法律、法規的有關專家對票決制改革試點方案進行審議，對一些具體探索內容逐條推敲修改，從法規化的角度規范改革試點工作。三是開展深入調研，加強理論研究。采取“請進來、走出去、沉下去”等多種方式開展調研，請《時代先鋒》雜志社來椒就票決制作專題調研，組織有關同志到四川眉山考察學習，并以參加中組部在深圳和綿陽召開的兩次會議為契機，積極借鑒其它試點單位的好的做法。此外，還深入到鄉鎮專題調研，為在鄉鎮施行票決制提供了客觀依據。在開展全面深入的調研的前提下，對票決制改革試點工作進行了理性思考，對一些探索內容的可行性、必要性作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從而確保了改革試點工作的順利實施。

二、抓住關鍵環節，著力完善以票決制為主要內容的干部任免決策機制

我區堅持13年施行票決制，其基本做法符合了《條例》等有關規定，但從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新的要求來看，這項制度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完善。我區根據改革試點的目標要求，從發展黨內民主、規范議事決策程序入手，繼續堅持原來一些好的做法，在醞釀、討論、表決等關鍵環節采取了一些新的舉措，使這項制度在推進干部任免決策科學化、民主化上發揮更加明顯的積極作用。

（一）從規范工作制度入手，完善票決制的運行機制。為增強票決制的可操作性和規范性，我區制訂出臺了《關于討論決定干部任免實行票決制的規定（試行）》，對這項制度的適用范圍、工作程序、基本要求等都作了新的明確。一是在適用范圍上。明確區委會討論決定本級黨委管理的干部任免事項，包括雙重管理干部的任免、推薦市管后備干部的建議人選，以及需提請依法選舉或任命的人選，均須實行集體投票表決。二是在基本程序上。明確須按照推薦、考察、醞釀的工作程序，確定提交討論表決的擬任免人選。在討論決定的程序上，必須堅持“議決分離、先議后決”的原則，區委會對干部任免方案進行充分醞釀、討論，基本形成共識后再進行表決。明確規定討論干部任免只能緩議，不能臨時變換職位或臨時提出人選。緩議對象不列入投票表決方案。三是在表決方式上。安裝一套電子表決系統，對擬任免人選逐個實行電子表決，每位委員只需按一下同意、不同意、棄權的相關按鈕，就在顯示屏上當場顯示表決結果，以得票超過應到會委員數的1/2為獲得通過。四是在紀律要求上。明確規定醞釀、討論干部的有關情況不得泄露，違者將予以批評教育或者紀律處分。

在新的發展階段繼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財政部門作為國家重要的經濟管理部門，必須深刻領會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實質，增強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充分發揮財政職能作用，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出積極貢獻。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財政部門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推進財政改革與發展。

加強和改善財政宏觀調控，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按照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加強和改善財政宏觀調控。綜合運用稅收、預算、國債、貼息、轉移支付、政府采購等多種工具，積極發揮財政政策在穩定經濟增長和優化結構、協調發展等方面的積極作用，注重與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協調配合，控總量、調結構、促協調，不斷增強財政宏觀調控的前瞻性、及時性、針對性、協調性和有效性，不斷提高財政宏觀調控水平。

根據當前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要繼續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并與從緊的貨幣政策協調配合，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好勢頭，努力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著力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優化和協調發展。繼續適當減少財政赤字和長期建設國債規模。切實加大“三農”投入力度，加大支農惠農政策力度，形成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良性互動機制。支持自主創新，推進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調整產業結構。落實西部大開發等財稅政策，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促進地區協調發展。完善出口退稅、關稅等相關政策措施，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出口，支持高附加值產品出口，鼓勵資源性、節能降耗、關鍵零部件等產品進口。實施鼓勵節能環保的進口稅收優惠政策，支持企業創新對外投資與合作方式，促進企業在研發、生產、銷售等方面開展國際化經營。發揮財稅政策穩定物價的作用，大力支持糧油肉等農產品生產，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供應，抑制物價過快上漲。密切關注價格上漲對民生的影響，及時落實各項財政補貼政策，保障困難群體基本生活。

健全和完善相關財稅政策，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促進科技創新，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建立財政科技投入的穩定增長機制，實施財稅優惠政策，支持國家實驗室建設和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推動產學研有機結合，保障重大科技專項順利實施。促進區域科技創新體系建設，推動國內重大裝備制造業振興。完善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政策，拓展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支持范圍。

加大節能減排投入，完善鼓勵節能減排的財稅政策。統籌安排使用資金，并探索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機制，重點支持產業結構調整優化、淘汰落后產能、研發和推廣應用節能環保技術和產品、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加強節能環保監管能力及污水處理管網等基礎設施建設，運用好政府采購等政策手段。采取所得稅稅前抵扣、投資抵免所得稅、增值稅進項抵扣等政策，鼓勵企業進行節能減排技術改造，促進資源能源綜合利用和循環經濟發展。完善支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財稅政策。加快完善城市污水、垃圾處理和排污收費制度，制約企業排放行為。推動健全合理的資源等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使價格調節作用得以充分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