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歷程范文10篇

【內容提要】政治學在中國恢復至今已近20年。在這20里，中國政治學在與中國政治發展的相互作用中相得益彰。發展至今，經歷了恢復學科、轉化范式、確定價值和發展學術這四個時期，其研究主要涉及到十二大主題。政治學發展對中國政治發展的貢獻是一種復合性的和內在性的貢獻。事實證明，中國政治發展不能沒有政治學的貢獻和支持。中國政治學這20年的發展經驗，對其未來發展有積極的啟示和意義。

【關鍵詞】政治學政治發展中國

如果以鄧小平于1979年提出政治學要補課為標志，中國政治學恢復至今，已發展了近20年。（注：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到這個問題。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0頁。）中國政治學發展的實際歷史不是20年，而是半個多世紀，甚至可能更長些。（注：北京大學的前身，即京師大學堂，于1902年率先開設了政治學課程。辛亥革命后，國內各著名大學相繼成立政治學專業或政治學系。1932年9月1日，全國性的政治學會“中國政治學會”在南京成立。）然而，這段歷史不是完全連續的，而是斷斷續續的，充分映照出中國政治學發展的曲折歷程。中國的歷史表明：中國政治學發展的曲折歷程與中國政治發展的階段性和曲折性有關；而改革開放前中國政治發展所經歷的挫折以及所付出的代價，在一定程度上則與中國政治學曾經被嚴重忽視有關。與中國政治學發展的整個歷史相比，這20年的發展要順利許多。

20年前，長期被擱置的中國政治學在變革時代的呼喚中重新恢復，因此，中國政治學從其恢復的那一刻起，就與改革開放中的中國政治發展形成了密切的關系：20年的中國政治學發展得益于20年的中國改革開放和政治民主化進程；而20年的中國政治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又從中國政治學發展中得到重要的推動力量。當今中國社會發展的大潮表明：中國政治發展和政治現代化需要政治學發展，而中國社會變革和發展所展現出的蓬勃景象，則一定會給中國政治學的發展帶來新的春天。

20年，對一門學科的發展歷史來說，不算長，但對一門學科從恢復到發展，并逐步走向興旺來說，卻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20年對未來的中國政治學發展會形成深遠的影響。因此，總結這一段發展，對思考和設計中國政治學的跨世紀發展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國政治學發展的歷程

一、引言

菲律賓，是一個典型的受文明中心輻射和影響的“邊緣文化”地帶，也是世界各主要文化的交匯地帶。其兒童文學雖然受外來影響較多，但并不缺乏本土文化的獨特魅力。特別是一年一度的巴蘭卡（TheCarlosPalancaMemorialAward）文學獎，獲獎作品代表著菲律賓寫作的最高水平，成為學者研究所關注的對象。近年來其影響遠遠超出國界而受到全世界的關注，成為菲律賓社會文化中的一朵奇葩。2012年6月14日將在美國舉行的第39屆國際兒童文學年會，把會議主題定為菲律賓兒童文學與發展。擁有“人類學博物館”著稱的菲律賓因文化的多樣性讓其兒童文學的研究成為東南亞現代兒童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視的一塊。

二、菲律賓兒童文學發展簡史

菲律賓在漫長的文化發展中受到了東西方多種外來文化的影響，印度文化、中國文化、阿拉伯文化、西班牙文化和美國文化等都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對菲律賓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影響，并與本土文化撞擊和融合，形成了色彩絢麗的菲律賓文化。（史陽，2011）可以說，菲律賓兒童文學的發展是外來文化傳入和本土文化演化的結晶。菲律賓兒童文學作為一門正式的學術流派出現，時間并不長。

（一）西班牙殖民統治前后

早期的兒童文學，散見于當地口頭流傳的民間文學，如神話、寓言、傳說、童謠、歌曲、史詩中。16世紀，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了菲律賓。在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菲律賓的本土文化被根本否定，凡是威脅到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書籍和著作都要燒毀，“caton”或“cartilla”①成為菲律賓當地兒童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兒童書籍。Cartilla是一本教授孩子識讀拉丁字母的書，上面印有一些宣傳基督教義的詩歌和用于“五月花節”②時獻給圣母瑪麗亞的唱贊歌。

【摘要】目的理清我國護理學科發展歷程，劃分我國護理學科發展階段，總結學科各個發展階段的主要標志研究進展。方法根據查閱歷史資料、文獻資料，采用綜合分析的方法、專家訪談法回顧我國護理學科的發展歷程。結果我國護理學科的發展歷程分為產生萌芽期、建立形成期、蓬勃發展期和鞏固提高期四個階段。結論政府應進一步加大對護理學科的支持力度，護理同仁要關注護理學科前沿問題，形成重點專科研究方向和明確發展定位，提倡護理學科與各學科間協作，重視護理科研成果的轉化，不斷推動護理學科的可持續性發展。

【關鍵詞】護理學科；發展歷程；護理史；護理教育；中華護理學會；中華護理雜志

護理學科的發展是推動我國護理事業乃至醫學事業進步的內部動因，具有重要作用。護理是19世紀末從西方傳入中國，距今已有130多年的歷史，我國護理學科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到今天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一級學科定位、逐漸壯大的學科隊伍、日趨完善的學科體系、成效顯著的科研成果、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等，為國家和社會培養了大量的護理專門人才，為國家衛生事業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201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將護理學定位一級學科，為護理學科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平臺[1]。

1我國護理學科發展歷史的研究現狀

通過對文獻資料的整理，專門介紹我國的護理學科發展歷史的專著和論文極少，在一些介紹我國護理學發展史的專著和論文中對護理學科發展歷程作以有限的介紹[2-3]。與護理學科發展歷程相關的研究僅有2009年劉慧玲的碩士課題《中美護理學科建制化過程比較研究》及其相關論文[4]。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是關于護理二級學科發展歷程的研究，如2007年王玲發表的《老年護理學科的發展歷程與引發的思考》[5]、2015年朱秀等人發表的《中國近現代助產專業政策發展歷程研究》[6]、2018年鄒圣強等人發表的《災難護理學科教進展》[7]等，系整個護理學科發展歷程的分支或碎片化研究，未形成系統化的研究成果。其他關于護理學科的研究多集中在學科體系的構建和學科建設方面。截至目前，對我國護理學科發展歷程系統的、完善的研究尚未報道。

2我國護理學科的發展歷程

摘要：民族音樂學是隸屬于音樂的一門理論學科，是對民族音樂的總結和研究，更是社會學的邊緣學科。本文對民族音樂學的發展歷程與現狀進行深入探討，以供讀者參考。

關鍵詞：民族音樂學；發展歷程；發展現狀

民族音樂學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過不斷創新與發展，其內涵逐步豐富起來。對民族音樂學的發展歷程與現狀這一課題展開探討與分析，將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民族音樂學在世界范圍內的形成與發展

民族音樂學在世界范圍內最早是以“比較音樂學”為名出現在音樂論壇的，“比較音樂學”的誕生與發展無法脫離大約在18世紀中葉歐洲殖民主義的興起和擴張的時代背景。根據“比較音樂學”的字面含義，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比較研究的理論方法。作為一種以學科研究為基本手段的音樂理論，在奧地利人拉赫直接用《比較音樂學》作為他的書目后，比較音樂學就成為了音樂理論研究學術界的重點研究對象，音樂理論研究者們開始極力把這些傳統的、不為歐洲人鮮見的音樂文化模式公諸于眾。我們不得不承認，無論是音樂，還是音樂學，它們的發展都是在別的學科帶動下進行的，如西方城市藝術的音樂，就是步美術、文學后塵，在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帶動下產生的；而在學術研究方面，歷史學、比教學、民族學等學科的發展都深深地影響和引導著與之相對應的音樂學的發展。在學科的深入發展與推動作用下，音樂理論研究學者紛紛參與到音樂學的研究工作中，“比較音樂學”的研究環境和立場都開始出現了變化和擴展，乃至其所研究的方向和對象也出現了擴大和性質的變化。在此影響下，“比較音樂學”在沒有進行更多比較的情況下開始隱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樂學這一名稱。

二、民族音樂學發展現狀

【摘要】文章以分析東莞服裝的發展歷程與品牌營銷的運作模式為出發點，從品牌營銷的角度開拓思路，提出了相關經營服裝品牌的幾項策略。

【關鍵詞】東莞服裝企業；品牌營銷；品牌文化

東莞是全國乃至全球的服裝生產基地之一,中國入世后，中國服裝品牌面臨國際與國內強大的市場競爭壓力，如何迎接雙重挑戰，是擺在東莞服裝面前的現實問題。

一、東莞服裝業的發展歷程

由于歷史原因，建國后，我國的服裝企業經歷了風風雨雨的半個世紀。而東莞作為全國最早期發展起來的服裝名城，東莞服裝的發展大致分為3個階段。1.計劃經濟時期。服裝企業自主權不大，產供銷靠上級部門的統一計劃與分配，服裝行業沒有形成活躍的市場，人們的穿著欲求被壓抑到最低限度,企業根本不存在品牌的概念；2.市場經濟初級時期。改革開放初始階段，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東莞服裝企業如雨后春筍般成長起來。東莞很多服裝企業就在這時奠定了以后成為中國著名服裝生產基地的基礎。其實東莞個別鎮區已經形成初步的地域性、集群性的服裝生產企業群；3.完全市場經濟時期。尤其到90年代，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服裝市場化程度增高。面對全球化的發展，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個服裝名城，東莞的定位是打造世界加工廠，服裝企業也成為了當時東莞發展各大行業中的一個，品牌設計型與外貿加工型兩種經營模式開始形成。

隨著東莞經濟的強勢發展，企業強烈呼喚品牌。中國一些地區的民營企業開始力圖以一個群體形象出現在中國的經濟舞臺上，比如“臺商”、“港商”、“溫商”、“蘇商”等，東莞商人也不例外。2004年，東莞虎門民營企業抱團出擊CHIC中國服裝服飾博覽會，12家企業、13個品牌一舉拿下本屆服博會黃金展館1號館2樓的120多個展位，總展位數占廣東省展位的1/3，這是虎門鎮第三次組團參加北京國際服博會，且為歷次參展規模之最。

【摘要】反腐倡廉是我黨常抓不懈的重要問題，從建國以后到十八大以來，我國歷經了運動反腐、權力反腐、制度反腐和體系反腐時期，每一時期都是對以往經驗的深化和總結，在長期的反腐敗斗爭實踐中，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其發展歷程也帶給我們重要啟示:堅持群眾路線是我黨取得反腐敗斗爭勝利的根本法寶;預防為主、懲治為輔是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一以貫之的價值取向。

【關鍵詞】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發展歷程；啟示

一、引言

腐敗在廣義上是指整個政治制度或政治治理的全面敗壞，在狹義上是指公職人員出于私人目的而非法濫用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的行為。[1]這一舉世難題是伴隨人類社會的一種痼疾，同時也是對于中國的國家和民族命運來說“生死攸關”的重大挑戰，故而反腐敗不僅具有歷史的必然性，而且具有現實的緊迫性。對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深入研究一方面可以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國家治理的相關理論體系；另一方面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現代實踐的生動闡釋，為世界范圍內反腐敗問題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參照。

二、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發展歷程

中國的反腐倡廉道路概括而言，從建國初期到時期以運動反腐為主要形式，而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基本以權力反腐為主，到十四大以后則主要采取制度反腐的模式，十八大以來最終形成了體系反腐。1、運動反腐。運動反腐來源于革命戰爭時期的“整風運動”，是在“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帶有強烈‘階級斗爭’和‘群眾運動’色彩的一種反腐模式”。[2]建國以后，黨內外相當一部分人員放松了思想警惕，享樂主義思想蔓延，封建制度的遺毒尚未祛除，加上各種規章制度還不完善，貪污、浪費等現象十分嚴重，由此，運動反腐的浪潮掀起。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建國初期之所以采取以群眾力量為主的運動反腐形式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黨內主要領導集體延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工作思路，認為加強黨風廉政建設離不開“階級斗爭”和“群眾運動”。其次，建國初期，我國采取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運動反腐之所以能在群眾中展開，是因為強有力的社會動員機制能夠做到對人民群眾的有效發動。最后，建國初期各項制度法規不健全，黨內干部受教育程度較低，反腐資源不足。運動反腐初步開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重在群眾參與，充分發揮群眾、社會監督的優勢，有利于凈化社會風氣，在全社會形成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圍。但掩蓋在腐敗現象下的一些社會更深層的問題未得到解決，而且隨著運動反腐不斷推進，階級斗爭不斷擴大，最終引起國家的反腐系統崩潰。2、權力反腐。權力反腐是以權力為主導，通過施加強制性行政命令來消除和治理腐敗的反腐模式。改革開放后，干部的作風問題突出，貪污受賄現象嚴重。由于權力的異化和監督不力造成了腐敗大量滋生，此時“權力反腐”應運而生。國家公職人員掌握著公共權力，在此權力行使的過程中，公共權力在某些情況下會變成滿足個人私欲的工具，最終導致腐敗。因此，如何扼制權力、使其能夠規范使用尤為重要，推行以行政性權力為主導的監督與制約機制是一種成本相對較低且收效較快的做法。例如，1982年開展打擊經濟領域中的嚴重犯罪活動，這對于改革開放之初市場經濟對高度集中的行政調控體制所產生的巨大沖擊起到了良好的緩和作用。1993年中央紀委二次全會提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腐敗戰略框架，自此以來，權力更是在嚴懲腐敗過程中發揮著巨大作用。總體來看，這一時期權力反腐使反腐敗工作的進行更加便捷、靈敏、高效率，但從本質上來說，“任何一種腐敗行為都是一種將權力作為資本加以運用，即加以使用、消耗、積累、增值的過程”。故而，改革開放后該反腐模式逐漸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例如領導權力的推動帶有強烈的個人意志和不穩定性，其自身的變質也會導致腐敗的產生。3、制度反腐。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時代需求促使反腐模式要超越自上而下的人治式反腐以及時嚴時松的運動反腐等形式，將行政效率與法律制度緊密掛鉤，從而進入以制度建設為核心、約束與疏導相結合的反腐敗模式。制度反腐的核心在于通過構建完善的制度體系，將權力運行機制透明化、法治化，摒除傳統社會遺留的一些畸形貪腐文化的影響，將廉潔和高效有機結合起來，達到“標本兼治”的效果。例如，十四大以來，提出加快法制建設，依法治國、治腐的戰略方針，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治理方式提供了創造性解決方案。十六大則明確提出了反腐敗要“創新體制”等一系列重要論斷。從20世紀90年代以后，大量關于懲治腐敗的重要法規相繼出臺，其數量快速增長，這就標志著我國進入了全面制度反腐的建設與發展時期。相較于前述的運動反腐和權力反腐模式而言，制度反腐適應了新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這對于保持國家的政治穩定和長治久安是頗有助益的。然而，制度反腐在推進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反腐敗制度的制定是對腐敗形態的一種預判，但在社會變遷程度逐漸加大、腐敗總體趨勢更為復雜多樣的情況下，制度建設不僅可能滯后，且因難以做到科學、系統而存在大量的漏洞。4、體系反腐。體系反腐是通過建立健全懲防并舉的反腐敗體系進而實現“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反腐模式。[3]我國在進入21世紀后腐敗主體多元化和集團化、腐敗形態多樣化和廣泛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在此情況下通過多種途徑立體化、全方位地開展反腐敗斗爭勢在必行。總體而言，這種體系反腐的思想主要體現在廉政文化建設、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兩個方面。在廉政文化建設方面，近年來一系列面向全體黨員的黨內教育活動旨在從思想、信仰、知識以及行為規范等基礎性方面增強全黨的拒腐防變能力，同時也通過黨員的先鋒帶頭作用為全社會營造一種良好的廉潔文化。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被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全、最嚴黨紀；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兩個文件《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和《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標志著我黨在反腐倡廉和黨的建設上開始重視運用法規條例的方式進行全面整治的轉變。由此可見，體系反腐綜合了前述三種發展階段各自的優點，不僅從根本上穩固和強化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優化了國家治理的能力，而且也激發了社會力量參與反腐斗爭的熱情，反腐主體更具多元化（從普通群眾到專門機構都漸漸成為反腐主要力量）、反腐手段更具多元性（包括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監督巡視、制度建設、運用網絡自媒體揭發舉報等都成為反腐的手段）、反腐的制度體系也更加全面系統。

中國的電影劇作誕生在1913年，到20世紀結束已有長達87年的歷史。在這漫長的歷史時期，電影劇作始終適應著不同時代政治、經濟的發展和電影創作與生產流通之需要，在變革中不斷拓展，在起伏中曲折前進，在實踐中逐步提高。87年來，中國電影文學創作已經走過了一條從不完善到逐漸完善、從粗疏到精致、從幼稚到成熟的發展歷程。探討電影文學創作的發展歷程也就是探討電影劇作的文學發展歷程。一般來講，“電影文學”是電影文學劇本的簡稱，是指那種可以在書刊上發表供人閱讀的電影劇本，是指未來電影的文學劇本。本篇所論述的電影文學，也主要指電影文學劇本;而且囿于篇幅，專指大陸故事片劇本，不包括其他片種的劇本。20世紀中國電影文學的發展，始終見證著時代前進的激越變遷和民族自強的風雨歷程。我們大致從以下六個時段來加以考察，借此勾畫出一個粗略的輪廓。

一、1913—1931:文明戲和鴛鴦蝴蝶派影響下的電影文學［1］

20世紀初葉，中國電影還處于草創時期的摸索階段。1913年，鄭正秋編劇的《難夫難妻》(又名《洞房花燭》)，成為中國故事片的開端。這部專為拍攝而編寫的電影“劇本”，盡管它還比較簡略，是“本事”、“幕表”式的，但中國電影劇作正由此發軔。所謂“本事”，是用一種概述的方式說明劇情，有情節，有動作，并具有一定的可視性。所謂“幕表”，是模仿戲劇創作中流行的“幕表法”創作出來的電影劇本形式。它將電影故事梗概按照1、幕數(即場數)，2、場景(內外景)，3、登場人數，4、主要情節這四項進行細化加工而成。雖然比較簡單粗陋，但卻在中國電影沿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我國初期影片的制作除表現出與戲曲的濃重情緣外(中國第一部電影就是1905年拍攝的戲曲片斷《定軍山》)，它還和文明戲結下了深交。“文明戲”，又叫文明新戲。早期的演出劇目多半以贊美江湖豪俠、自由婚姻或針砭時弊、懲惡揚善等為內容，“文明”二字則是熱情的觀眾贈予的美稱，表示“進步或先進”的意思。當時著名劇團有春秋社、新民社、民鳴社等，后兩家的主要成員如鄭正秋、張石川等都是中國早期電影的開拓者，而電影演員也幾乎全部來自于文明戲舞臺。中國電影劇作的最初形態，便受到文明戲的培植，承襲了文明新戲的藝術特質。如《難夫難妻》所表現的針砭潮州婚俗的故事、舞臺記錄式的創作方法;《黑籍冤魂》直接改編自當時紅極一時、盛演不衰的同名時事文明戲。至1917和1918兩年，文明戲已趨于衰敗。

對中國早期電影劇作的基本面貌，程季華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曾做過統計分析:“從1921年到1931年這一時期內，中國各影片公司拍攝了共約650部故事片，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由鴛鴦蝴蝶派文人參加制作的，影片的內容也多為鴛鴦蝴蝶派文學的翻版。”［2］(P56)鴛鴦蝴蝶派是20世紀初葉出現于上海的文學流派，初以言情小說為主，后來還發表黑幕、武俠、偵探小說。其主要作者參與電影創作，當然首先是編寫電影劇本。這些通常以“本事”加“字幕”形式出現的“電影劇本”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屬于原創，如《可憐的閨女》、《多情的女伶》;另一類改編自鴛鴦蝴蝶派作家自己的小說，如《玉梨魂》、《啼笑因緣》;還有一類則是對外國文學作品的改編，如《空谷蘭》、《梅花落》。擅于講故事的鴛鴦蝴蝶派文人電影迅速得到了廣大觀眾的接受和認同，并成為20年代中國電影劇作的主流。1913—1920年間，中國電影以短片為主，其劇作大多取材于文明戲或深受文明戲影響。1921—1931年間，電影劇作較多受到鴛鴦蝴蝶派影響，且以長片為主。后10年中國電影迎來了最初的商業浪潮，各類專業創作者的加入令電影作品充滿了中國式的情懷，特別是洪深等海歸文人進入電影界，也使得電影劇作帶有了全新的特質。

20年代還形成了電影劇作“舊派”與“新派”不同風格的兩大流派，呈現出一個多姿多彩又良莠混雜的局面。鄭正秋的《勞工之愛情》和《孤兒救祖記》、洪深的《申屠氏》、包天笑的《空谷蘭》、歐陽予倩的《天涯歌女》，無疑是這一時期的優秀之作。電影的題材和類型也大大豐富起來，“先后出現過趣劇片、家庭倫理片、時裝言情片、古裝傳奇片、武俠神怪片等等熱門題材的次第更替。”探索與盲從交織，商業與良心相持，電影劇作以進兩步退一步的蹣跚腳步來到了時代風云突變的十字路口。［3］(P178)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1925年之后的電影文學也還是在發展之中。魯勒、程景楷、伍鐵林曾這樣概括其“發展的特點:一是故事情節更加完整;二是描繪動作更加具體化;三是對白本自己成為電影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四是將以景劃分鏡頭變為若干鏡頭組成的場景;五是描寫具有較強的文學性。”［4］

二、1932—1949:蘇聯蒙太奇電影和美國好萊塢類型片影響下的電影文學

摘要:民族音樂學是音樂學中一門理論學科，其前身是“比較音樂學”。通過查閱文獻資料，分析學者的研究結論，本文認為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可分為萌芽期、儲備期和發展期三個階段。其中萌芽期為1920—1949年，受比較音樂學“東歐學派”的影響，民間音樂研究主要聚焦于民間音樂的曲調形態研究方面;儲備期為1950—1979年，為后來民族音樂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儲備、理論儲備和實踐儲備，鍛煉和培養出來一批學風嚴謹、理論扎實、躬行實踐的音樂研究專業人才;發展期為1980年以后，我國音樂研究已經呈現了理論與實踐完美結合，民族音樂學已成為一門實踐性、實證性、理論性的應用型學科。

關鍵詞:民族音樂學;發展;歷程;萌芽期;儲備期;發展期

民族音樂學是音樂學中一門理論學科，其前身是“比較音樂學”。18世紀中葉隨著歐洲殖民主義的興起和擴張，出于對非洲、歐洲文化(包括音樂)的獵奇以及對“外文化”資料的攫取，“比較音樂學”應運而生。1885年英國人亞歷山大•約翰•埃利斯發表了《論諸民族的音階》，一般認為是民族音樂學的發端;1955年美國成立了“民族音樂學學會”。民族音樂學發展端于歐洲，盛行于美國。民族音樂學譯著于20世紀70年代在中國首次出現，1980年6月在南京藝術學院首次以“民族音樂學”命名召開了“全國民族音樂學學術討論會”，此后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此學科。民族音樂學在世界范圍的歷史都比較短暫，中國很多音樂理論家撰寫了很多關于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關于發展階段目前有幾種主要的代表性的描述。如伍國棟［1］先生將中國的民族音樂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即曲調音樂理論研究、民族音樂理論研究、學科理論研究三個階段;張君仁［2］教授又將其分為比較音樂學、民間音樂研究、民族音樂理論、民族音樂學(以1980年為界點)四個發展時期;杜亞雄［3］先生則以1980年為界，認為中國的民族音樂學總體經歷了比較音樂學和民族音樂學兩個階段;還有一些學者在撰文時沒有明確分時間界限，對整個發展過程進行了“歷時性”的描述［3－4］。無論哪一種論述，都無一爭論地把王光祈先生作為我國民族音樂學的先驅。綜合學者觀點，筆者還認為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從發端至今，可分為萌芽期、儲備期和發展期個發展階段。

一、中國民族音樂學的萌芽期

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萌芽期為1920—1949年。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學者王光祈先生在柏林大學師從當時著名的比較音樂學大師霍恩柏斯特爾專攻音樂學，受導師影響較深，他在1924年出版了《東西樂制之研究》，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研究中西樂制、調式和樂譜異同的比較音樂學著作。1925年撰寫了《東方民族之音樂》一書向國人介紹比較音樂學，他在此書序言中寫道:“我希望此書出版后，能引起一部分中國同志去研究‘比較音樂學’的興趣。”在這部音樂學著作中，王光祈先生運用比較音樂學的方法和理論，將世界音樂宏觀概括地分為“中國樂系”(五聲體系)、“希臘樂系”(七聲體系)、“波斯阿拉伯樂系”(四分之三音體系)三大“樂系”，從而深化、普及了“世界樂系”的理論。王光祈［5］的這兩部著作被普遍認為是中國民族音樂學的前身———比較音樂學學科興起的開端。然而，遺憾的是王光祈先生還沒回國推廣發展此學說就客死他鄉，導致他宣揚的比較音樂學在他去世四十多年后才被音樂學界認知、關注、討論和評價。因此，有學者認為比較音樂學到此就已經中斷，與后來的民族音樂學沒有關聯，這種論斷是不科學的。1930年人類學家凌純聲和商章孫先生的民族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詳盡描述了祭祀神鼓的形制、功能，同時還聯系其他民族的相同類型的神鼓進行了比較研究;1938年人類學家劉咸亦發表的文章《海南黎人口琴之研究》，將海南黎族口琴的演奏、功能與其他民族口琴進行了系統的比較研究。盡管因為時局動蕩未能為該學科提供良好的人文環境，但這個時期可認為是我國比較音樂學研究的發端。1939年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成立了“民歌研究會”，是我國音樂界第一個建立的具有民族音樂學性質的學術研究協會。協會1946年出版了《民間音樂論文集》，其中協會會長呂驥撰寫的《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提綱》，全面系統地歸納了民間音樂研究的目的、原則、方法、范圍等，為中國音樂學家最早發表的全面闡述“民間音樂研究”學科理論建設的代表性文獻，對建國后的“民族民間音樂研究”和民族音樂學理論的建設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時期還產生了許多優秀的研究成果，如《民族音樂》、《新音樂》等雜志的創刊，并用一定的版面發表了很多優秀的論文，如呂驥的《民歌的節拍形式》、冼星海的《民歌與中國新音樂》、張魯等人的《怎樣收集民間音樂》、天風的《綏遠民歌研究》、秦波等人的《秦腔音樂》等等。受比較音樂學“東歐學派”的影響，中國這一時期的民間音樂研究主要聚焦于民間音樂的曲調形態研究方面。

二、中國民族音樂學的儲備期

一、市場經濟的發展歷程

許檀、經君健的《明清時期山東生產資料市場初探》一文以山東集市交易為中心，考察在市場上的棉花、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的銷售情況。生產資料市場的出現，表明市場由純消費型向生產型的轉變。近代農業等生產技術的改良，使得提供給市場的商品增多，在這方面投入精力較多的是莊維民。而他的《論近代山東的市場經濟》總結了自明清到近代，市場系統經歷了封閉、流向單一到半傳統半開放的發展過程。除省內市場外，與山東相關的省外市場和對外貿易市場被學者關注。趙樹廷在說明海洋貿易對清代山東沿海地區的重要影響時，將對外貿易的興盛表現總結為形成萊陽(后來為煙臺)、膠州(后為青島)為中心的外貿港口體系、直接對外貿易范圍的擴大，貿易規模明顯增長等方面。莊維民的《貿易依存度與間接腹地:近代上海與華北腹地市場》利用直接腹地與間接腹地，提及口岸與腹地間經濟互動所形成的區域市場網絡。同時不同腹地間的交叉重疊，腹地間的競爭，促進了新的商路、貿易和商人資本流動的新格局。

二、商品流通的勃興與商人隊伍的壯大

(一)運河與鐵路沿線經濟的發展

大運河流經山東西部，關于運河研究的綜述類文章，王云和胡夢飛進行了總結，內容不再贅述。除運河、海運外，貫穿山東的津浦鐵路和膠濟鐵路，成為深入山東腹地新的交通線。兩條鐵路在山東境內形成“十”字交叉，所經地區有如濟南、青島的經濟大市，也有如淄博、兗州的礦產大區，還有如泰安的旅游城市。最初的鐵路修建與外國侵略有關，但它們的存在也客觀上加快了貨物和人員的地區性流動。以津浦線為例，1915年其運輸貨物為1345461噸，載客旅客為1271140人次，1934年貨運為3921460噸，客運3083520人次，在這近二十年的時間里，雖兩項數據的起伏較大，但基本上處于穩步上升的態勢。江沛的《中國近代鐵路史研究綜述及展望:1979－2009》一文對改革開放后三十年的近代鐵路發展史有了很好的總結，近年來南開中國近現代史專業成為對晚清民初的華北區域的鐵路和港口建設的重鎮，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在城市史方面，相對于青島這一陸海樞紐城市，濟南城市商業的專門性研究較少。除檔案、《濟南文史資料選輯》類的資料集、《濟南史話》類的通俗讀物外，創作始于上世紀70年代中期的鮑德威的《中國的城市變遷:1890－1949年山東濟南的政治與發展》一書將明清時期山東府治所在地濟南為研究中心，探討了其在成為華北地區鐵路樞紐后，政治功能和經濟功能相對好地結合的現代化歷史過程。而王琨《民國時期濟南同業公會研究(1929－1948)》探討了在二十年時間里，同業公會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王瑞琪的《近代濟南開埠與城市轉型———以商埠區為中心》對開埠后商埠區經濟空間和公共空間的變化進行深入分析。開埠與鐵路，成為濟南城市現代化發展及商品流通種類、速度、方式等改變的重要原因。

(二)商幫和商人的發展壯大

摘要：本文針對我國中央銀行十幾年來開展公開市場業務的實際情況，根據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力度和實際效果，就其發展歷程進行了階段性劃分，從而探索公開市場業務運行的一般規律，預測未來公開市場業務的發展方向，充分發揮公開市場業務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作用。

關鍵詞：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發展歷程；趨勢分析

所謂公開市場業務是指中央銀行利用公開市場與證券持有人進行證券買賣，吞吐基礎貨幣，調節貨幣供應量以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政策工具。公開市場業務作為中央銀行市場化的貨幣政策調控工具，已在美國、德國、法國、英國等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得到廣泛使用，成為各國中央銀行經常使用、靈活有效地調節市場貨幣供應量的重要工具。20世紀80年代以后，許多發展中國家也紛紛運用這一工具來調節貨幣供應量。而我國中央銀行將公開市場業務作為貨幣政策工具則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歷經十幾年的發展，仍處于不斷探索和完善中。本文針對我國中央銀行十幾年來特別是2006年以來開展公開市場業務的實際情況，根據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力度和實際效果，將公開市場業務的發展歷程進行階段性分析，目的是為了探索公開市場業務運行的一般規律，預測其未來的發展方向，為中央銀行進一步發揮公開市場業務的作用提供一定的參考。

一、我國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的發展歷程

1.公開市場業務的啟動與恢復期(1994~1998年)

1994年我國成功實施了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和人民幣匯率并軌，實行了銀行結售匯制度，建立了銀行間外匯市場，中央銀行為了穩定人民幣匯率，于1994年3月啟動了外匯公開市場操作。1996年4月又啟動了買賣短期國債的公開市場業務。當時交易對象只有14家商業銀行，交易工具只有財政部當年發行的短期國債，交易品種只有正回購一個，交易方式非常單一，每次的招標數量很少，只有1～2億元的規模。1997年因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公開市場業務基本上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