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商品經濟發展歷程研究

導語：省域商品經濟發展歷程研究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市場經濟的發展歷程

許檀、經君健的《明清時期山東生產資料市場初探》一文以山東集市交易為中心，考察在市場上的棉花、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的銷售情況。生產資料市場的出現，表明市場由純消費型向生產型的轉變。近代農業等生產技術的改良，使得提供給市場的商品增多，在這方面投入精力較多的是莊維民。而他的《論近代山東的市場經濟》總結了自明清到近代，市場系統經歷了封閉、流向單一到半傳統半開放的發展過程。除省內市場外，與山東相關的省外市場和對外貿易市場被學者關注。趙樹廷在說明海洋貿易對清代山東沿海地區的重要影響時，將對外貿易的興盛表現總結為形成萊陽(后來為煙臺)、膠州(后為青島)為中心的外貿港口體系、直接對外貿易范圍的擴大，貿易規模明顯增長等方面。莊維民的《貿易依存度與間接腹地:近代上海與華北腹地市場》利用直接腹地與間接腹地，提及口岸與腹地間經濟互動所形成的區域市場網絡。同時不同腹地間的交叉重疊，腹地間的競爭，促進了新的商路、貿易和商人資本流動的新格局。

二、商品流通的勃興與商人隊伍的壯大

(一)運河與鐵路沿線經濟的發展

大運河流經山東西部，關于運河研究的綜述類文章，王云和胡夢飛進行了總結，內容不再贅述。除運河、海運外，貫穿山東的津浦鐵路和膠濟鐵路，成為深入山東腹地新的交通線。兩條鐵路在山東境內形成“十”字交叉，所經地區有如濟南、青島的經濟大市，也有如淄博、兗州的礦產大區，還有如泰安的旅游城市。最初的鐵路修建與外國侵略有關，但它們的存在也客觀上加快了貨物和人員的地區性流動。以津浦線為例，1915年其運輸貨物為1345461噸，載客旅客為1271140人次，1934年貨運為3921460噸，客運3083520人次，在這近二十年的時間里，雖兩項數據的起伏較大，但基本上處于穩步上升的態勢。江沛的《中國近代鐵路史研究綜述及展望:1979－2009》一文對改革開放后三十年的近代鐵路發展史有了很好的總結，近年來南開中國近現代史專業成為對晚清民初的華北區域的鐵路和港口建設的重鎮，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在城市史方面，相對于青島這一陸海樞紐城市，濟南城市商業的專門性研究較少。除檔案、《濟南文史資料選輯》類的資料集、《濟南史話》類的通俗讀物外，創作始于上世紀70年代中期的鮑德威的《中國的城市變遷:1890－1949年山東濟南的政治與發展》一書將明清時期山東府治所在地濟南為研究中心，探討了其在成為華北地區鐵路樞紐后，政治功能和經濟功能相對好地結合的現代化歷史過程。而王琨《民國時期濟南同業公會研究(1929－1948)》探討了在二十年時間里，同業公會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王瑞琪的《近代濟南開埠與城市轉型———以商埠區為中心》對開埠后商埠區經濟空間和公共空間的變化進行深入分析。開埠與鐵路，成為濟南城市現代化發展及商品流通種類、速度、方式等改變的重要原因。

(二)商幫和商人的發展壯大

商品是用于交換的勞動產品，其大致可分為“生產者－消費者”的直接流通渠道和“生產者－中間商－消費者”的間接流通渠道兩種。古代村鎮集場中不乏牙行、牙人一類的中介機構和中介者。而省內和省際間商品的流通過程中，商幫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所見，專門性研究少，通識性讀物多，是山東商幫研究的一大特點。較早且較為全面專門研究山東商幫的，當屬李華的《山東商幫》一文。而針對山東商人何時形成商幫，范金民做出了“至遲明末山東商幫便已存在”的推論。移民潮與商業的發展間，存在著不可忽視的關系。而提及山東的移民，往往會聯想到“闖關東”，但是以往的研究多孤立分析移民潮對移出地和移入地人口、社會方面的影響，對于由移民潮帶來的商業發展及商品的流通關注度不高，尤其是山東地區移民所形成的山東商幫，鮮見專著。程美秀的《清代山東商人在東北經商述略》一文中舉清末營口、大連公議會中山東幫之例意在說明山東商人對東北經濟的促進作用。余同元、王來剛《關東魯商》論及明清民國時期的關東魯商主要包含“東三府的黃縣商幫、掖縣商幫、蓬萊商幫以及西三府在東北經商的一些地域性或家族性商業團體。”東三府在地理位置上瀕海，這一客觀因素促使三府人民有出外的傳統和條件。移民所帶來的經濟人口等方面的影響是雙重的，官美堞的《清代山東黃縣的發展》則引用了方志史料分析黃縣人外出經商的原因、地點等，而由于黃縣商人的外出，其本地行業也被帶動發展。山東是齊魯文化的發祥地，儒商氣質是該群體的特點。《儒家文化與山東商人的經商特性》一文認為，儒家文化培養了山東商人誠信等優良的商業品質，但“無商不奸”的傳統觀念還是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轉變，山東商人與其他沿海商幫相比，其冒險意識不突出。李金山《先秦兩漢齊魯商賈傳統研究》與胡廣洲的《明清山東商賈精神研究》舉鄭板橋和李化熙之例，用以說明地方官吏整頓市場、促進商業發展、保護商人利益。而對于商人的構成，作者采用三分法，經商者中官僚的加入，也表明“賤商輕商”的觀念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減輕。宋志東《近代山東商人的經營活動及其經營文化》以近代山東工商業界的革新為切入點，舉面對革新三種典型商人企業章丘孟氏、桓臺苗氏、青州宋氏，意在說明在革新下山東商人的經營文化。韓麗的《魯商文化解讀》以文藝學的視角，追溯魯商文化形成的歷史根源，同時借助現代企業海爾公司，用以說明魯商“仁、義、禮、智、信”優良文化的傳承。

(三)流通格局的演進

開埠的發生，逐步改變了山東的商品流通結構，隨之而來商人資本也了一定的改變。莊維民的《近代山東商品流通結構的變遷及其意義》一文認為，與傳統商品流通時期土貨是運輸大宗，商品的單向流通性特征相比，進入近代后，由于通商口岸的開辟等，商品流通呈現出“土洋貨商品和進出口商品為商品大宗并雙向流通”的特點。莊維民《近代山東商人資本地域分布結構的變動及影響》一文認為，隨著開埠，山東商人資本由運河、膠東登萊及膠州三個地區，向沿海和內地開埠城市進行了三次大的轉移，伴隨著轉移，逐漸形成以開埠城市為中心的分布結構。莊維民《近代山東行棧資本的發展及其影響》一文指出，由于山東舊有流通格局的改變，引起近代商品生產規模的擴大和市場結構的變化，而以上變化的大趨勢又進一步促進行棧業和行棧商人資本的興起發展，與買辦相比，行棧商人的獨立性較強。

三、商業城鎮的發展

與江南“市鎮”的豐碩成果相比，山東的城鎮研究還是較為薄弱的，且有較強的地域性特征。按照許檀的觀點，山東的商業城鎮可以劃分為“運河、東部沿海、內陸”三類，這種城鎮格局的形成也與山東的地形和交通大動脈的分布有關。在三種城鎮中，就目前所見的研究成果看，運河沿線和東部沿海商業城鎮成果數量多，具體的城鎮研究可參看《明清時期山東商品經濟的發展》第四章第一節。商業的繁榮和人地矛盾，也對農村人口結構產生影響。《16－19世紀山東人口的非農業化趨勢》認為該時段山東社會經濟發展出現了“經濟作物的廣泛種植與農副產品加工業的發展”及“城鄉市場網絡形成”的特點，而這兩個特點無疑對商品和人口的自由流動帶來積極意義，農村人口的非農化趨勢增強，出現“離土不離鄉”和“離土離鄉”兩類。

四、結語

綜上所述，明及清前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賦役制度的變遷、城鄉市場體系網絡的形成使得人口的流動性增強，非農業人口的比重在城鎮中也有所增加，而山東經濟重心則由西部運河向東部沿海轉移。進入近代后，隨著鐵路的修筑，山東腹地經濟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而傳統市鎮由于交通運輸方式的改變，也經歷了各自的興衰歷程。山東北上可抵京津，南下可達蘇滬，東部瀕臨海洋，地理位置優越。其內部受到地形因素的影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運河區、沿海區和內陸區三個大的經濟區域。運河經濟開發區與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的發展格局，其實在近代中國便已有跡可循。

作者:高瑩 單位:南開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