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級范文10篇

我村以“為推動科學發展創先爭優，為早日實現新合村新農村建設目標建功立業”為主題。嚴格執行基層黨總支黨建工作計劃，深入貫徹落實“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切實增強黨組織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戰斗力，進一步提高了我村黨總支組織建設的整體水平，牢固樹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帶領全體黨員積極創先爭優，按上級要求，我村“創先爭優”活動第一階段工作已經結束，為了把此項工作做得深入細致，取得實績成果，特將我村本階段工作總結如下：

一、領導高度重視

為貫徹上級有關創先爭優工作精神，我村給予這項工作高度重視。在接到上級文件指示精神以后，我村領導班子，及時召開班子成員會議，就我村開展此項工作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部署。經研究，我村成立了工作領導小組，專門負責此項工作。在此基礎上，我村創先爭優工作領導小組，決定在全體黨員中，開展創先爭優活動，一是要把好學習關，通過組織黨員干部學習上級有關文件精神，達到領會精神、抓住實質、全面籌劃的目的;二是把好方案關，在學習上級文件要求下，我村組織有全體黨員、普通群眾參加的座談會，深入分析影響我村創先爭優的不利因素，為制定實施方案打下堅實基礎。三是把好活動關。創建先進黨總支、爭做優秀共產黨員，關鍵在于扎實開展各項工作，在活動中提高黨員干部的素質，發揮黨員干部的先鋒作用，做出讓我村全體群眾摸得著、看得見、學得會的實際行動，為再創新合村輝煌業績做出黨員干部應有的貢獻。四是把好借鑒關。在活動開展過程中，我村創先爭優工作，還要積極向其他選派村、示范村學習，學習他們好的做法，體現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真正意義。

二、扎扎實實開展好第一階段的各項工作

月日，我村按鎮黨委要求，組織村兩委領導班子全體成員學習市委區委的相關文件，確定我村工作思路，謀劃我村工作方案。

月日，我村召開全體黨員會議，傳達上級有關文件精神。布置我村召開黨員座談會、普通群眾座談會的相關事宜，為剖析我村存在的影響創先爭優的不利因素，為制定方案打下基礎。

[摘要]這是一個全新的研究村民自治的視角。作者通過對中國農村的大量實地調查，分析了近幾年來出現在村委會崗位上的大量“雙強村干部”。在肯定這種做法對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的積極意義后，作者指出了產生這種趨勢是與村級財政狀況的惡化聯系在一起的。同時，新富人的財富也在村級治理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樣做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也產生了金錢控制一切的腐敗的溫床。[關鍵詞]村級競爭性選舉新富人村干部農村的腐敗和反腐敗自從1987年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草案)》頒布實施20年來，中國農村的選舉制度已經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作為村民自治運動的一部分，村級選舉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一種形式。但對這種民主選舉的涵義和如何實現這一民主目標，無論在中國，我可能要說甚至在美國，都還不太明確。而且，對于村級選舉的許多分析，尤其是西方的分析，側重于選舉是否遵循了方方面面的法律與法規，以及其他一些可測量的因素，比如選舉的投票率。實際上，村級選舉已經更多地遵循根據民主選舉多種原則制定出來的各種條例和規定。而且許多選舉制度的執行，特別是那些以前不被人們重視的方面，比如公布選民名單、候選人以及選舉的時間、地點的公示、甚至候選人的演講等，似乎越來越受到關注。在一些更有意義的領域，比如根據差額原則直接提名候選人、秘密劃票的實踐等，也越來越多，盡管這些實踐仍舊受到某種程度的控制，還不普遍。更重要的是，根據我從河南省得到的信息，相對于官方的競爭性選舉，現實中的村級競爭性選舉比率更高。這樣的競爭性選舉很可能是鄉鎮黨委和政府寬容或者支持的結果，并更有可能發生在村黨支部書記能力較弱的村。因此，即使是在一個鄉鎮里，村級選舉的競爭程度也有明顯的不同。盡管如此，根據我的觀察，一個更重要的潛在問題是：村級領導，包括在競爭性和非競爭性的選舉中被選為村級領導的黨員，以及越來越多當選為村級領導并且后來被吸收入黨的非黨員，都需要依賴在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權力和責任領導村民發展經濟并且有新的致富觀念的先富起來的人。但是，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進程會經常性地導致各種形式的不平等和缺乏社會公平，正因為如此，總書記最近要求制定政策，著手解決這些問題。一、支持這種發展的結構與政策一定的結構性因素，比如新的稅收政策、對村級組織轉移支付的減少、農村的相對貧困有助于說明新富人階層的興起和他們對村委會的滲透。其他的變化，如為減輕農民供養大量村干部的負擔而減少村委會成員數量，也已經影響到村級選舉的人員結構，因為新富人不需要農民的供養。由于取消了農業稅，許多鄉鎮政府和村委會已不能充分履行其職責，并減少了許多服務。我所訪問的河南省的幾個村莊，村干部的工資已經拖欠了幾個月甚至一年的時間。這經常意味著，只有那些有獨立收入的富人能夠出任村干部。村莊里富有的人經常用無償提供服務來吸引選票。在我訪問的河南省的一個村莊，一名村主任僅僅因為作為村干部不能及時領到工資而自動離職，去臨近的大城市當了一名貨車司機。在河南的另一個村莊，村支書和一名村委會委員通過借款付給村會計一年多時間的工資，這位村會計也是很長時間沒有拿到自己的工資了。這樣的情況使得村會計不可能去監督借款給他的其他村干部的決策。同樣，在溫州的地方法規中規定，候選人如果導致了村集體經濟的重大損失，他/她必須自己來彌補村民的相關損失，這項規定使得沒有經濟實力的人不敢競爭村委會的職位。趙樹凱和戴慕珍(JeanC.Oi)也認為，許多鄉鎮政府及時支付村干部的工資有困難。這也不奇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國范圍的干部人數增加了近3倍。為了滿足干部們的需求，鄉鎮政府經常變為只關注自己生存的掠奪性機構，而不是為農民提供服務。這些掠奪性行為的犧牲品就是那些不得不借款交稅的村莊。這增加了村莊的債務，迫使村莊賣掉其公共財產來支付干部的工資，從而進一步刺激了農村的私有化。同時，許多村莊在發展自己的集體企業方面失敗了，從而只能將這些企業私有化和努力(經常由鄉鎮一級來組織)吸收外來投資。毛丹、任強、余茹英從不同的角度指出，由于國家不再對行政村的公共利益承擔責任，所以村莊里的私人利益和私人利益集團變得更加重要，至少，在村民們的眼里以及在經濟和政治的進程中，它們的重要性增加了。因此，地方政府實質上的破產是與企業家精英的財富和威望在各個方面的日益提高從而產生并且強化了新富人逐漸主導村委會的趨勢相聯系的。村莊破產的另一個后果是，村民們不得不日益依賴于富裕的村委會成員的捐贈和富裕的候選人的捐贈承諾，在我訪問的河南的幾個村莊中情況是這個樣子。由于村民們的權力大小取決于財富的多少，這就削弱了公共決策的程序，使得在決定對哪些項目進行資助方面，村莊里的富裕者有比其他普通村民大得多的權力。這也為富裕的候選人涉及“不正之風”和賄選拉票提供了基礎。其次，作為減輕農民負擔和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條件的一系列政策的一部分，中國從2004年開始實行“村村通”的道路建設工程。在這一政策下，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為村級道路建設和維修提供資金，這也是村委會的主要職能之一。在河南省，每公里村級公路的補助大約是人民幣15萬元。但是，得到這筆補助款需要通過一定的申請程序，得到批準才能立項，而且不能保證可以覆蓋村級道路建設的全部成本。如果一個村通過申請得到批準可以獲得資助，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腐敗，村里只能在公路修好了并且通過了檢查驗收之后，才能得到這筆錢。這意味著只有富裕的村莊可以承擔這筆必須預先墊付的資金，一般的村莊可能不得不依賴村委會成員個人來承擔，這大概更有利于富有的候選人。雖然有潛在的缺點和不足，但它強化了上述選舉富裕人士的結構性激勵，有意識地提倡村委會中的“雙強”干部，激勵和強化了新富起來的人成為村領導。早在2001年，黨和政府就不斷努力吸收企業家入黨和進入村委會。雖然在廣東有大量的村委會中的能人干部腐敗和任意專斷的例子，但廣東省一直在提倡村委會中的能人領導，許多對能人領導的分析大體上都是不加批判的。近來，允許資本家入黨的政策，鼓勵“雙強”候選人競選村委會主任的政策，也就是選舉有能力同時做好黨務和商務的能人，公開強化了新富人在村委會中的代表性作用。總的來說，在許多省這一政策號召領導和村民提名有能力領導農治理與善治誰贏得了村級選舉和為什么會贏得這個選舉民致富的候選人，并且要求根據有多少名“雙強”干部當選來評估選舉的結果。所以，當選的“雙強”干部的比例很快增加了。許多國內外的學者對這樣的政策所依據的幾個設想大體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首先，他們認為新富人有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思想和新技術。他們參與農村(或許是更高層次的)選舉，成為這些單位的領導是經濟發展的合適和必然的結果。而且，這樣的發展會弱化“黨-國”集權體制，對民主發展做出貢獻。并且專家們還認為，新富人的動機是為了給家鄉人民提供無差別的一定數量的公共產品而工作，不是為了積累個人的財富和權力，其中暗含著他們是作為個人而不是聯合起來的階級來行動的。河南省村委會中的新富人強烈地呈現出這種特點，并且似乎為許多村民所接受。中國農村具有村莊規模較小和家庭幾代同堂的特點，這些特點使得村莊里的新富人關心和幫助家鄉(或者是族人)并留下好名聲的說法，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但與此同時，村里的新富人這樣做也存在另外一種很明顯的意圖，可能這一意圖與他們的動機和行為并不矛盾。這就是，許多新富人對通過獲選進入村委會來建立自己的社會資本感興趣。例如，河南的一位村主任的候選人明確表示，競選村主任將有利于他從城里為他的企業獲得貸款，有利于增強他的信用。其他一些候選人希望增強與鄉鎮、市政府以及黨的官員的聯系和信譽，因為這樣可以增加商業和從政的機會。在中國的一些富裕地區，贏得村級選舉就意味著能夠控制巨額的集體財產，使得賄選成本低，收益高(下面將討論)。與此同時，許多新的政府官員通過將他們的親友安插在鄉鎮、縣、市黨和政府機構中的不同崗位，來建立他們與這些黨和政府部門的經濟和政治聯系。這樣相互鎖定的關系不僅增加了不平等，而且還導致了村、鄉鎮和縣的領導人之間的裙帶關系和腐敗，促使他們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傊?，廣泛的民主實踐既是有意識的政治選擇，也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建立經濟政策選擇的無意識結果。不論這種民主實踐的范圍有多大或是選舉的競爭性有多高，村級選舉中村委會中新富人的數量增加的趨勢加強了。[摘要]這是一個全新的研究村民自治的視角。作者通過對中國農村的大量實地調查，分析了近幾年來出現在村委會崗位上的大量“雙強村干部”。在肯定這種做法對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的積極意義后，作者指出了產生這種趨勢是與村級財政狀況的惡化聯系在一起的。同時，新富人的財富也在村級治理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樣做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也產生了金錢控制一切的腐敗的溫床。[關鍵詞]村級競爭性選舉新富人村干部農村的腐敗和反腐敗自從1987年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草案)》頒布實施20年來，中國農村的選舉制度已經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作為村民自治運動的一部分，村級選舉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一種形式。但對這種民主選舉的涵義和如何實現這一民主目標，無論在中國，我可能要說甚至在美國，都還不太明確。而且，對于村級選舉的許多分析，尤其是西方的分析，側重于選舉是否遵循了方方面面的法律與法規，以及其他一些可測量的因素，比如選舉的投票率。實際上，村級選舉已經更多地遵循根據民主選舉多種原則制定出來的各種條例和規定。而且許多選舉制度的執行，特別是那些以前不被人們重視的方面，比如公布選民名單、候選人以及選舉的時間、地點的公示、甚至候選人的演講等，似乎越來越受到關注。在一些更有意義的領域，比如根據差額原則直接提名候選人、秘密劃票的實踐等，也越來越多，盡管這些實踐仍舊受到某種程度的控制，還不普遍。更重要的是，根據我從河南省得到的信息，相對于官方的競爭性選舉，現實中的村級競爭性選舉比率更高。這樣的競爭性選舉很可能是鄉鎮黨委和政府寬容或者支持的結果，并更有可能發生在村黨支部書記能力較弱的村。因此，即使是在一個鄉鎮里，村級選舉的競爭程度也有明顯的不同。盡管如此，根據我的觀察，一個更重要的潛在問題是：村級領導，包括在競爭性和非競爭性的選舉中被選為村級領導的黨員，以及越來越多當選為村級領導并且后來被吸收入黨的非黨員，都需要依賴在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權力和責任領導村民發展經濟并且有新的致富觀念的先富起來的人。但是，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進程會經常性地導致各種形式的不平等和缺乏社會公平，正因為如此，總書記最近要求制定政策，著手解決這些問題。一、支持這種發展的結構與政策一定的結構性因素，比如新的稅收政策、對村級組織轉移支付的減少、農村的相對貧困有助于說明新富人階層的興起和他們對村委會的滲透。其他的變化，如為減輕農民供養大量村干部的負擔而減少村委會成員數量，也已經影響到村級選舉的人員結構，因為新富人不需要農民的供養。由于取消了農業稅，許多鄉鎮政府和村委會已不能充分履行其職責，并減少了許多服務。我所訪問的河南省的幾個村莊，村干部的工資已經拖欠了幾個月甚至一年的時間。這經常意味著，只有那些有獨立收入的富人能夠出任村干部。村莊里富有的人經常用無償提供服務來吸引選票。在我訪問的河南省的一個村莊，一名村主任僅僅因為作為村干部不能及時領到工資而自動離職，去臨近的大城市當了一名貨車司機。在河南的另一個村莊，村支書和一名村委會委員通過借款付給村會計一年多時間的工資，這位村會計也是很長時間沒有拿到自己的工資了。這樣的情況使得村會計不可能去監督借款給他的其他村干部的決策。同樣，在溫州的地方法規中規定，候選人如果導致了村集體經濟的重大損失，他/她必須自己來彌補村民的相關損失，這項規定使得沒有經濟實力的人不敢競爭村委會的職位。趙樹凱和戴慕珍(JeanC.Oi)也認為，許多鄉鎮政府及時支付村干部的工資有困難。這也不奇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國范圍的干部人數增加了近3倍。為了滿足干部們的需求，鄉鎮政府經常變為只關注自己生存的掠奪性機構，而不是為農民提供服務。這些掠奪性行為的犧牲品就是那些不得不借款交稅的村莊。這增加了村莊的債務，迫使村莊賣掉其公共財產來支付干部的工資，從而進一步刺激了農村的私有化。同時，許多村莊在發展自己的集體企業方面失敗了，從而只能將這些企業私有化和努力(經常由鄉鎮一級來組織)吸收外來投資。毛丹、任強、余茹英從不同的角度指出，由于國家不再對行政村的公共利益承擔責任，所以村莊里的私人利益和私人利益集團變得更加重要，至少，在村民們的眼里以及在經濟和政治的進程中，它們的重要性增加了。因此，地方政府實質上的破產是與企業家精英的財富和威望在各個方面的日益提高從而產生并且強化了新富人逐漸主導村委會的趨勢相聯系的。村莊破產的另一個后果是，村民們不得不日益依賴于富裕的村委會成員的捐贈和富裕的候選人的捐贈承諾，在我訪問的河南的幾個村莊中情況是這個樣子。由于村民們的權力大小取決于財富的多少，這就削弱了公共決策的程序，使得在決定對哪些項目進行資助方面，村莊里的富裕者有比其他普通村民大得多的權力。這也為富裕的候選人涉及“不正之風”和賄選拉票提供了基礎。其次，作為減輕農民負擔和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條件的一系列政策的一部分，中國從2004年開始實行“村村通”的道路建設工程。在這一政策下，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為村級道路建設和維修提供資金，這也是村委會的主要職能之一。在河南省，每公里村級公路的補助大約是人民幣15萬元。但是，得到這筆補助款需要通過一定的申請程序，得到批準才能立項，而且不能保證可以覆蓋村級道路建設的全部成本。如果一個村通過申請得到批準可以獲得資助，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腐敗，村里只能在公路修好了并且通過了檢查驗收之后，才能得到這筆錢。這意味著只有富裕的村莊可以承擔這筆必須預先墊付的資金，一般的村莊可能不得不依賴村委會成員個人來承擔，這大概更有利于富有的候選人。雖然有潛在的缺點和不足，但它強化了上述選舉富裕人士的結構性激勵，有意識地提倡村委會中的“雙強”干部，激勵和強化了新富起來的人成為村領導。早在2001年，黨和政府就不斷努力吸收企業家入黨和進入村委會。雖然在廣東有大量的村委會中的能人干部腐敗和任意專斷的例子，但廣東省一直在提倡村委會中的能人領導，許多對能人領導的分析大體上都是不加批判的。近來，允許資本家入黨的政策，鼓勵“雙強”候選人競選村委會主任的政策，也就是選舉有能力同時做好黨務和商務的能人，公開強化了新富人在村委會中的代表性作用?？偟膩碚f，在許多省這一政策號召領導和村民提名有能力領導農治理與善治誰贏得了村級選舉和為什么會贏得這個選舉民致富的候選人，并且要求根據有多少名“雙強”干部當選來評估選舉的結果。所以，當選的“雙強”干部的比例很快增加了。許多國內外的學者對這樣的政策所依據的幾個設想大體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首先，他們認為新富人有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思想和新技術。他們參與農村(或許是更高層次的)選舉，成為這些單位的領導是經濟發展的合適和必然的結果。而且，這樣的發展會弱化“黨-國”集權體制，對民主發展做出貢獻。并且專家們還認為，新富人的動機是為了給家鄉人民提供無差別的一定數量的公共產品而工作，不是為了積累個人的財富和權力，其中暗含著他們是作為個人而不是聯合起來的階級來行動的。河南省村委會中的新富人強烈地呈現出這種特點，并且似乎為許多村民所接受。中國農村具有村莊規模較小和家庭幾代同堂的特點，這些特點使得村莊里的新富人關心和幫助家鄉(或者是族人)并留下好名聲的說法，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但與此同時，村里的新富人這樣做也存在另外一種很明顯的意圖，可能這一意圖與他們的動機和行為并不矛盾。這就是，許多新富人對通過獲選進入村委會來建立自己的社會資本感興趣。例如，河南的一位村主任的候選人明確表示，競選村主任將有利于他從城里為他的企業獲得貸款，有利于增強他的信用。其他一些候選人希望增強與鄉鎮、市政府以及黨的官員的聯系和信譽，因為這樣可以增加商業和從政的機會。在中國的一些富裕地區，贏得村級選舉就意味著能夠控制巨額的集體財產，使得賄選成本低，收益高(下面將討論)。與此同時，許多新的政府官員通過將他們的親友安插在鄉鎮、縣、市黨和政府機構中的不同崗位，來建立他們與這些黨和政府部門的經濟和政治聯系。這樣相互鎖定的關系不僅增加了不平等，而且還導致了村、鄉鎮和縣的領導人之間的裙帶關系和腐敗，促使他們形成了共同的利益。總之，廣泛的民主實踐既是有意識的政治選擇，也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建立經濟政策選擇的無意識結果。不論這種民主實踐的范圍有多大或是選舉的競爭性有多高，村級選舉中村委會中新富人的數量增加的趨勢加強了。[摘要]這是一個全新的研究村民自治的視角。作者通過對中國農村的大量實地調查，分析了近幾年來出現在村委會崗位上的大量“雙強村干部”。在肯定這種做法對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的積極意義后，作者指出了產生這種趨勢是與村級財政狀況的惡化聯系在一起的。同時，新富人的財富也在村級治理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樣做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也產生了金錢控制一切的腐敗的溫床。[關鍵詞]村級競爭性選舉新富人村干部農村的腐敗和反腐敗自從1987年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草案)》頒布實施20年來，中國農村的選舉制度已經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作為村民自治運動的一部分，村級選舉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一種形式。但對這種民主選舉的涵義和如何實現這一民主目標，無論在中國，我可能要說甚至在美國，都還不太明確。而且，對于村級選舉的許多分析，尤其是西方的分析，側重于選舉是否遵循了方方面面的法律與法規，以及其他一些可測量的因素，比如選舉的投票率。實際上，村級選舉已經更多地遵循根據民主選舉多種原則制定出來的各種條例和規定。而且許多選舉制度的執行，特別是那些以前不被人們重視的方面，比如公布選民名單、候選人以及選舉的時間、地點的公示、甚至候選人的演講等，似乎越來越受到關注。在一些更有意義的領域，比如根據差額原則直接提名候選人、秘密劃票的實踐等，也越來越多，盡管這些實踐仍舊受到某種程度的控制，還不普遍。更重要的是，根據我從河南省得到的信息，相對于官方的競爭性選舉，現實中的村級競爭性選舉比率更高。這樣的競爭性選舉很可能是鄉鎮黨委和政府寬容或者支持的結果，并更有可能發生在村黨支部書記能力較弱的村。因此，即使是在一個鄉鎮里，村級選舉的競爭程度也有明顯的不同。盡管如此，根據我的觀察，一個更重要的潛在問題是：村級領導，包括在競爭性和非競爭性的選舉中被選為村級領導的黨員，以及越來越多當選為村級領導并且后來被吸收入黨的非黨員，都需要依賴在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權力和責任領導村民發展經濟并且有新的致富觀念的先富起來的人。但是，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進程會經常性地導致各種形式的不平等和缺乏社會公平，正因為如此，總書記最近要求制定政策，著手解決這些問題。一、支持這種發展的結構與政策一定的結構性因素，比如新的稅收政策、對村級組織轉移支付的減少、農村的相對貧困有助于說明新富人階層的興起和他們對村委會的滲透。其他的變化，如為減輕農民供養大量村干部的負擔而減少村委會成員數量，也已經影響到村級選舉的人員結構，因為新富人不需要農民的供養。由于取消了農業稅，許多鄉鎮政府和村委會已不能充分履行其職責，并減少了許多服務。我所訪問的河南省的幾個村莊，村干部的工資已經拖欠了幾個月甚至一年的時間。這經常意味著，只有那些有獨立收入的富人能夠出任村干部。村莊里富有的人經常用無償提供服務來吸引選票。在我訪問的河南省的一個村莊，一名村主任僅僅因為作為村干部不能及時領到工資而自動離職，去臨近的大城市當了一名貨車司機。在河南的另一個村莊，村支書和一名村委會委員通過借款付給村會計一年多時間的工資，這位村會計也是很長時間沒有拿到自己的工資了。這樣的情況使得村會計不可能去監督借款給他的其他村干部的決策。同樣，在溫州的地方法規中規定，候選人如果導致了村集體經濟的重大損失，他/她必須自己來彌補村民的相關損失，這項規定使得沒有經濟實力的人不敢競爭村委會的職位。趙樹凱和戴慕珍(JeanC.Oi)也認為，許多鄉鎮政府及時支付村干部的工資有困難。這也不奇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國范圍的干部人數增加了近3倍。為了滿足干部們的需求，鄉鎮政府經常變為只關注自己生存的掠奪性機構，而不是為農民提供服務。這些掠奪性行為的犧牲品就是那些不得不借款交稅的村莊。這增加了村莊的債務，迫使村莊賣掉其公共財產來支付干部的工資，從而進一步刺激了農村的私有化。同時，許多村莊在發展自己的集體企業方面失敗了，從而只能將這些企業私有化和努力(經常由鄉鎮一級來組織)吸收外來投資。毛丹、任強、余茹英從不同的角度指出，由于國家不再對行政村的公共利益承擔責任，所以村莊里的私人利益和私人利益集團變得更加重要，至少，在村民們的眼里以及在經濟和政治的進程中，它們的重要性增加了。因此，地方政府實質上的破產是與企業家精英的財富和威望在各個方面的日益提高從而產生并且強化了新富人逐漸主導村委會的趨勢相聯系的。村莊破產的另一個后果是，村民們不得不日益依賴于富裕的村委會成員的捐贈和富裕的候選人的捐贈承諾，在我訪問的河南的幾個村莊中情況是這個樣子。由于村民們的權力大小取決于財富的多少，這就削弱了公共決策的程序，使得在決定對哪些項目進行資助方面，村莊里的富裕者有比其他普通村民大得多的權力。這也為富裕的候選人涉及“不正之風”和賄選拉票提供了基礎。其次，作為減輕農民負擔和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條件的一系列政策的一部分，中國從2004年開始實行“村村通”的道路建設工程。在這一政策下，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為村級道路建設和維修提供資金，這也是村委會的主要職能之一。在河南省，每公里村級公路的補助大約是人民幣15萬元。但是，得到這筆補助款需要通過一定的申請程序，得到批準才能立項，而且不能保證可以覆蓋村級道路建設的全部成本。如果一個村通過申請得到批準可以獲得資助，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腐敗，村里只能在公路修好了并且通過了檢查驗收之后，才能得到這筆錢。這意味著只有富裕的村莊可以承擔這筆必須預先墊付的資金，一般的村莊可能不得不依賴村委會成員個人來承擔，這大概更有利于富有的候選人。雖然有潛在的缺點和不足，但它強化了上述選舉富裕人士的結構性激勵，有意識地提倡村委會中的“雙強”干部，激勵和強化了新富起來的人成為村領導。早在2001年，黨和政府就不斷努力吸收企業家入黨和進入村委會。雖然在廣東有大量的村委會中的能人干部腐敗和任意專斷的例子，但廣東省一直在提倡村委會中的能人領導，許多對能人領導的分析大體上都是不加批判的。近來，允許資本家入黨的政策，鼓勵“雙強”候選人競選村委會主任的政策，也就是選舉有能力同時做好黨務和商務的能人，公開強化了新富人在村委會中的代表性作用。總的來說，在許多省這一政策號召領導和村民提名有能力領導農治理與善治誰贏得了村級選舉和為什么會贏得這個選舉民致富的候選人，并且要求根據有多少名“雙強”干部當選來評估選舉的結果。所以，當選的“雙強”干部的比例很快增加了。許多國內外的學者對這樣的政策所依據的幾個設想大體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首先，他們認為新富人有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思想和新技術。他們參與農村(或許是更高層次的)選舉，成為這些單位的領導是經濟發展的合適和必然的結果。而且，這樣的發展會弱化“黨-國”集權體制，對民主發展做出貢獻。并且專家們還認為，新富人的動機是為了給家鄉人民提供無差別的一定數量的公共產品而工作，不是為了積累個人的財富和權力，其中暗含著他們是作為個人而不是聯合起來的階級來行動的。河南省村委會中的新富人強烈地呈現出這種特點，并且似乎為許多村民所接受。中國農村具有村莊規模較小和家庭幾代同堂的特點，這些特點使得村莊里的新富人關心和幫助家鄉(或者是族人)并留下好名聲的說法，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但與此同時，村里的新富人這樣做也存在另外一種很明顯的意圖，可能這一意圖與他們的動機和行為并不矛盾。這就是，許多新富人對通過獲選進入村委會來建立自己的社會資本感興趣。例如，河南的一位村主任的候選人明確表示，競選村主任將有利于他從城里為他的企業獲得貸款，有利于增強他的信用。其他一些候選人希望增強與鄉鎮、市政府以及黨的官員的聯系和信譽，因為這樣可以增加商業和從政的機會。在中國的一些富裕地區，贏得村級選舉就意味著能夠控制巨額的集體財產，使得賄選成本低，收益高(下面將討論)。與此同時，許多新的政府官員通過將他們的親友安插在鄉鎮、縣、市黨和政府機構中的不同崗位，來建立他們與這些黨和政府部門的經濟和政治聯系。這樣相互鎖定的關系不僅增加了不平等，而且還導致了村、鄉鎮和縣的領導人之間的裙帶關系和腐敗，促使他們形成了共同的利益。總之，廣泛的民主實踐既是有意識的政治選擇，也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建立經濟政策選擇的無意識結果。不論這種民主實踐的范圍有多大或是選舉的競爭性有多高，村級選舉中村委會中新富人的數量增加的趨勢加強了。[摘要]這是一個全新的研究村民自治的視角。作者通過對中國農村的大量實地調查，分析了近幾年來出現在村委會崗位上的大量“雙強村干部”。在肯定這種做法對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的積極意義后，作者指出了產生這種趨勢是與村級財政狀況的惡化聯系在一起的。同時，新富人的財富也在村級治理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樣做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也產生了金錢控制一切的腐敗的溫床。[關鍵詞]村級競爭性選舉新富人村干部農村的腐敗和反腐敗自從1987年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草案)》頒布實施20年來，中國農村的選舉制度已經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作為村民自治運動的一部分，村級選舉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一種形式。但對這種民主選舉的涵義和如何實現這一民主目標，無論在中國，我可能要說甚至在美國，都還不太明確。而且，對于村級選舉的許多分析，尤其是西方的分析，側重于選舉是否遵循了方方面面的法律與法規，以及其他一些可測量的因素，比如選舉的投票率。實際上，村級選舉已經更多地遵循根據民主選舉多種原則制定出來的各種條例和規定。而且許多選舉制度的執行，特別是那些以前不被人們重視的方面，比如公布選民名單、候選人以及選舉的時間、地點的公示、甚至候選人的演講等，似乎越來越受到關注。在一些更有意義的領域，比如根據差額原則直接提名候選人、秘密劃票的實踐等，也越來越多，盡管這些實踐仍舊受到某種程度的控制，還不普遍。更重要的是，根據我從河南省得到的信息，相對于官方的競爭性選舉，現實中的村級競爭性選舉比率更高。這樣的競爭性選舉很可能是鄉鎮黨委和政府寬容或者支持的結果，并更有可能發生在村黨支部書記能力較弱的村。因此，即使是在一個鄉鎮里，村級選舉的競爭程度也有明顯的不同。盡管如此，根據我的觀察，一個更重要的潛在問題是：村級領導，包括在競爭性和非競爭性的選舉中被選為村級領導的黨員，以及越來越多當選為村級領導并且后來被吸收入黨的非黨員，都需要依賴在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權力和責任領導村民發展經濟并且有新的致富觀念的先富起來的人。但是，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進程會經常性地導致各種形式的不平等和缺乏社會公平，正因為如此，總書記最近要求制定政策，著手解決這些問題。一、支持這種發展的結構與政策一定的結構性因素，比如新的稅收政策、對村級組織轉移支付的減少、農村的相對貧困有助于說明新富人階層的興起和他們對村委會的滲透。其他的變化，如為減輕農民供養大量村干部的負擔而減少村委會成員數量，也已經影響到村級選舉的人員結構，因為新富人不需要農民的供養。由于取消了農業稅，許多鄉鎮政府和村委會已不能充分履行其職責，并減少了許多服務。我所訪問的河南省的幾個村莊，村干部的工資已經拖欠了幾個月甚至一年的時間。這經常意味著，只有那些有獨立收入的富人能夠出任村干部。村莊里富有的人經常用無償提供服務來吸引選票。在我訪問的河南省的一個村莊，一名村主任僅僅因為作為村干部不能及時領到工資而自動離職，去臨近的大城市當了一名貨車司機。在河南的另一個村莊，村支書和一名村委會委員通過借款付給村會計一年多時間的工資，這位村會計也是很長時間沒有拿到自己的工資了。這樣的情況使得村會計不可能去監督借款給他的其他村干部的決策。同樣，在溫州的地方法規中規定，候選人如果導致了村集體經濟的重大損失，他/她必須自己來彌補村民的相關損失，這項規定使得沒有經濟實力的人不敢競爭村委會的職位。趙樹凱和戴慕珍(JeanC.Oi)也認為，許多鄉鎮政府及時支付村干部的工資有困難。這也不奇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國范圍的干部人數增加了近3倍。為了滿足干部們的需求，鄉鎮政府經常變為只關注自己生存的掠奪性機構，而不是為農民提供服務。這些掠奪性行為的犧牲品就是那些不得不借款交稅的村莊。這增加了村莊的債務，迫使村莊賣掉其公共財產來支付干部的工資，從而進一步刺激了農村的私有化。同時，許多村莊在發展自己的集體企業方面失敗了，從而只能將這些企業私有化和努力(經常由鄉鎮一級來組織)吸收外來投資。毛丹、任強、余茹英從不同的角度指出，由于國家不再對行政村的公共利益承擔責任，所以村莊里的私人利益和私人利益集團變得更加重要，至少，在村民們的眼里以及在經濟和政治的進程中，它們的重要性增加了。因此，地方政府實質上的破產是與企業家精英的財富和威望在各個方面的日益提高從而產生并且強化了新富人逐漸主導村委會的趨勢相聯系的。村莊破產的另一個后果是，村民們不得不日益依賴于富裕的村委會成員的捐贈和富裕的候選人的捐贈承諾，在我訪問的河南的幾個村莊中情況是這個樣子。由于村民們的權力大小取決于財富的多少，這就削弱了公共決策的程序，使得在決定對哪些項目進行資助方面，村莊里的富裕者有比其他普通村民大得多的權力。這也為富裕的候選人涉及“不正之風”和賄選拉票提供了基礎。其次，作為減輕農民負擔和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條件的一系列政策的一部分，中國從2004年開始實行“村村通”的道路建設工程。在這一政策下，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為村級道路建設和維修提供資金，這也是村委會的主要職能之一。在河南省，每公里村級公路的補助大約是人民幣15萬元。但是，得到這筆補助款需要通過一定的申請程序，得到批準才能立項，而且不能保證可以覆蓋村級道路建設的全部成本。如果一個村通過申請得到批準可以獲得資助，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腐敗，村里只能在公路修好了并且通過了檢查驗收之后，才能得到這筆錢。這意味著只有富裕的村莊可以承擔這筆必須預先墊付的資金，一般的村莊可能不得不依賴村委會成員個人來承擔，這大概更有利于富有的候選人。雖然有潛在的缺點和不足，但它強化了上述選舉富裕人士的結構性激勵，有意識地提倡村委會中的“雙強”干部，激勵和強化了新富起來的人成為村領導。早在2001年，黨和政府就不斷努力吸收企業家入黨和進入村委會。雖然在廣東有大量的村委會中的能人干部腐敗和任意專斷的例子，但廣東省一直在提倡村委會中的能人領導，許多對能人領導的分析大體上都是不加批判的。近來，允許資本家入黨的政策，鼓勵“雙強”候選人競選村委會主任的政策，也就是選舉有能力同時做好黨務和商務的能人，公開強化了新富人在村委會中的代表性作用。總的來說，在許多省這一政策號召領導和村民提名有能力領導農治理與善治誰贏得了村級選舉和為什么會贏得這個選舉民致富的候選人，并且要求根據有多少名“雙強”干部當選來評估選舉的結果。所以，當選的“雙強”干部的比例很快增加了。許多國內外的學者對這樣的政策所依據的幾個設想大體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首先，他們認為新富人有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思想和新技術。他們參與農村(或許是更高層次的)選舉，成為這些單位的領導是經濟發展的合適和必然的結果。而且，這樣的發展會弱化“黨-國”集權體制，對民主發展做出貢獻。并且專家們還認為，新富人的動機是為了給家鄉人民提供無差別的一定數量的公共產品而工作，不是為了積累個人的財富和權力，其中暗含著他們是作為個人而不是聯合起來的階級來行動的。河南省村委會中的新富人強烈地呈現出這種特點，并且似乎為許多村民所接受。中國農村具有村莊規模較小和家庭幾代同堂的特點，這些特點使得村莊里的新富人關心和幫助家鄉(或者是族人)并留下好名聲的說法，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但與此同時，村里的新富人這樣做也存在另外一種很明顯的意圖，可能這一意圖與他們的動機和行為并不矛盾。這就是，許多新富人對通過獲選進入村委會來建立自己的社會資本感興趣。例如，河南的一位村主任的候選人明確表示，競選村主任將有利于他從城里為他的企業獲得貸款，有利于增強他的信用。其他一些候選人希望增強與鄉鎮、市政府以及黨的官員的聯系和信譽，因為這樣可以增加商業和從政的機會。在中國的一些富裕地區，贏得村級選舉就意味著能夠控制巨額的集體財產，使得賄選成本低，收益高(下面將討論)。與此同時，許多新的政府官員通過將他們的親友安插在鄉鎮、縣、市黨和政府機構中的不同崗位，來建立他們與這些黨和政府部門的經濟和政治聯系。這樣相互鎖定的關系不僅增加了不平等，而且還導致了村、鄉鎮和縣的領導人之間的裙帶關系和腐敗，促使他們形成了共同的利益。總之，廣泛的民主實踐既是有意識的政治選擇，也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建立經濟政策選擇的無意識結果。不論這種民主實踐的范圍有多大或是選舉的競爭性有多高，村級選舉中村委會中新富人的數量增加的趨勢加強了。二、腐敗在這一發展趨勢中所扮演的角色賄選迅速上升。雖然腐敗的危險眾所周知，但是中國關于腐敗的法律定義是從限制公務員的權力的角度制定的，而且這個定義處在變動之中，在相當大程度上仍舊是一個政治爭論的主題。沒有明確的定義，反腐敗措施執行起來是困難的，至少對一些特定形式的腐敗是如此。比如說，農村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時的腐敗，盡管現在通過繳納社會撫養費(新富人有能力支付超生的社會撫養費)不會直接對財富和權力之間的關系產生影響，但是其他形式的腐敗，比如運用權力和金錢進行賄選和壓制對賄選的揭露以及對這種腐敗的有限懲罰，則會直接地影響這個非常重要的關系。在中國，賄選是相對較新但迅速蔓延的現象。近期賄選現象上升有許多原因。首先，賄選意味著它在兩個方面是有效的：一是它可以控制村莊日益增長的資源；二是它能夠獲得社會資本，從而以合法的形式進入更高一層官方機構。其次，日益增長的新富人群體已經擁有了合法或不合法的足夠資源來進行對其職業生涯十分重要的賄選。很明顯的是，這些有潛力去領導他們的村莊致富的新富人，正是農村基層黨組織認可的有資格作為村干部的“雙強”候選人。反腐敗措施失效。盡管在國家級層面和理論界對于村級選舉中賄選是積極還是消極的現象沒有一致的意見，但是2004年，民政部還是試圖控制賄選的蔓延，規定所有通過候選人或者候選人的人支付的涉及選舉行為的金錢、商品或其他形式的財物都是賄賂，宣布通過賄選手段當選無效。然而，對于什么是拉票、賄選或者買選票并沒有明確的界定。而且，中國的選舉法和許多省的實施條例在涉及選舉違法的內容方面并不包括村級選舉(由于這是村民自治的一部分)，所以造成了村級選舉的賄選現象難以控制。最后，中國并沒有一套明確的制止賄選的措施。事實上，很可能存在導致賄選的確實是非故意的結構性誘因。至于農村層面其他方面的腐敗，情況是相似的。作為廣泛的村民自治運動的一部分，村級選舉的一個基本前提是：用民主監督(特別是村務公開)來減少腐敗，增強黨執政的合法性，同時為村民提供村級管理和財務方面的信息。這一措施將使村民們更好地選出誠實的干部，摒棄或罷免那些腐敗的干部。村干部職責缺乏明確性，對腐敗的懲罰也缺乏明確性，這削弱了反腐敗的進程。例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許多條款的陳述都是“應該”，而不是“必須”，對破壞選舉法的人進行懲罰的權力有限，并且不明確。也沒有明確設立特別的組織或部門從事調查或起訴這樣的案子。mv而那些(反腐敗)部門通常處在許多應該受到調查的官員之下。調查還時常和地方黨政的保護傘相沖突。最后，正如戴慕珍和羅思高(ScottRozelle)所指出的，在許多經濟發達的鄉村，真正的權力掌握在成功的企業手中，而不是在村委會，這些企業是不受《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約束的。而且，還存在許多妨礙村務有效公開的障礙，其中大多數是有利于潛在的腐敗村干部的。首先，很多行政村即使有能力保存各種數據資料，也沒有財力去公布那些需要公開的大量數據。其次，那些防止腐敗甚至是調查腐敗案件的必要細節，經常是遠沒有被要求予以公布，甚至那些有能力查清楚的細節也是如此。第三，在存在腐敗的地方，村民們都希望知道卷入腐敗的人的相關信息，但是，很可能腐敗的人也正是那些可能使腐敗者的違法行為曝光的村民理財小組的組織者。如果腐敗或者經濟問題已經發生，或者察覺到已經發生，村民們處理這種問題的手段也很有限。缺少職責明確的獨立機構來查處(上面提到的)地方的腐敗是一個重要因素。至于普遍的原因，啟動罷免程序相當困難，因此也很少發生。并且，許多鄉鎮和農村干部不愿意承認腐敗，因為這會使他們自己的名聲上有污點，正如我在河南省的一個村莊調查時所看到的那樣，他們不愿意撤換有腐敗行為的干部，因為如果這樣做，就意味著在其他方面他們會由此喪失在外面生意上的聯系。我相信，這樣做的結果會讓一般的村民得出結論：他們很少有機會通過選舉的途徑罷免腐敗的干部，因而降低了在村一級抑制腐敗的努力，也讓它成為新富人形成和加強自己權力的溫床。三、結論總之，大量的證據顯示，有意識和無意識的有利于新富人擔任村級領導的因素可以給許多村莊帶來實質性的利益。但同時，由于村民大會很少召開，除了關注制度中可能發生的問題，村民們對于地方治理的機制既缺乏了解，也缺乏興趣。這些因素的結合，導致了許多村民的公民權利被剝奪，也潛在地削弱了農村中的社會公正和社會穩定。對黨員身份要求的少許變化、全國范圍內的村級選舉以及村干部人員結構的改變，并沒有對黨領導村委會構成挑戰。但是，即使不是村委會的領導，企業家參與村民自治和吸收他們入黨，都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反映了新的更多以經濟取向為基礎的精英和舊的更多以政治取向為基礎的精英之間的競爭與合作的結合，還因為它揭示了隨著新富人試圖通過黨和政府的組織來建立社會關系網時，什么樣的階級或階層將控制這些和更高層的組織。但在對這些問題下結論之前，還有必要考慮經常出現在我們討論的村民自治模式之外的許多因素，即：除了民營化過程是在大體上接受了新自由主義視角的“黨-國”機構的指導下進行，而不是一個自發的過程，強調在將中國整合到全球經濟之中時對農村產生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重要影響之外，還要注意不斷增加的經濟上的兩極分化，以及缺少全國性的、特別是橫向非黨派組織等缺陷。特別是最后這個因素指出了一個重要的矛盾，即鄉村自主授權/村民自治這個概念和全球化影響下的市場化趨勢之間的矛盾，因為全球化已導致農村中最有活力人口的大幅度減少，其后果尚屬未知。同時，舊的更多以政治取向為基礎的精英和新的更多以經濟取向為基礎的精英，正在不斷地增強世界范圍內經濟和文化上的聯系，成長為經濟和政治相結合的精英，并同時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進行復雜的相互間的支配或拉攏的博弈。這反過來意味著這些團體之間正在進行的斗爭和矛盾的局面在其他方面正在影響村民自治，并且潛在地導致精英們以犧牲普通村民為代價的進一步整合。換句話說，要充分理解農村政治結構難以置信的重要變化的原因和這些變化的潛在后果，有必要超出農村之外，不僅僅是在全國范圍內，而且是在國際政治和經濟領域里來探究他們之間的聯系。這一點還有待于深入研究。

第三屆村民委員會和村級黨組織換屆選舉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根據省委、省政府的統一部署及要求，嚴格按照“一法兩條例”的規定，通過加強領導，精心組織，周密部署，嚴格程序，發揚民主，嚴肅紀律，順利完成了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任務。

一是統一思想，切實加強領導。市、縣、鄉都成立了村級組織換屆選舉工作領導小組，并下設辦公室，配齊配強工作人員，負責有關具體工作；全市先后召開了各層次的動員大會，對換屆選舉作出部署，提出要求；市委、市政府制定下發了專門文件。各縣（市、區）建立并實行縣級領導和縣直單位分別掛鉤聯系鄉（鎮）、村委會制度，深入第一線指導督促。各縣（市、區）、各鄉（鎮）黨政領導建立了換屆選舉分片包干責任制，實行一級抓一級，一級帶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工作格局。據統計，全市共安排選舉專項經費****萬元。

二是摸底調查，充分掌握情況。在換屆選舉準備階段，各縣（市、區）、各鄉（鎮）黨委、政府專門組織人員對上屆班子的工作情況摸底調查，總結經驗，找出存在問題，深入各村調查“兩委”干部現狀，把握黨員、干部、群眾的思想動態，做到心中有數。針對群眾最關心的村級財務問題，各地在換屆選舉前就組織力量對各村委會的財務問題進行認真的審計，對審計出來的問題及時處理和反饋，掃清選舉工作障礙。

三是廣泛宣傳，搞好輿論引導。全市各級采取形式多樣、生動活潑的辦法廣泛發動宣傳教育。據統計，自換屆選舉工作啟動以來，共播放電視新聞****條、廣播宣傳****次、報刊宣傳490篇、張貼標語****條、印發宣傳材料****份、出板報墻報****期。通過宣傳發動，村民的民主意識進一步增強，參與選舉的熱情高漲。據統計，在這次村級組織換屆選舉中共登記選民****名，參加投票****名，參選率達****％。

四是強化培訓，嚴格依法辦事。各地結合實際分階段、分層次、分重點進行了各種業務培訓，培訓形式多樣，普遍采取集中辦班、現場觀摩、以會代訓等多種形式，層層培訓選舉骨干。據統計，鄉鎮以上召開領導小組會議****次，鄉鎮以上培訓骨干****期（次）；培訓骨干41204人次；市、縣、鄉共抽調工作人員****名。通過積極開展業務培訓工作，大大提高了業務人員的法律、政策水平和操作能力，為換屆選舉工作依法、依規順利開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五是做好信訪，及時化解矛盾。各地根據實際，專門成立了村選維穩組，制定了《突發事件應急預案》，抽調業務水平高、辦事公道、會做思想工作的人員負責信訪工作。市換屆辦接待群眾來訪****人次，處理來信****件，解答電話咨詢****次；全市共接待群眾來訪****人次，處理來信****件，解答電話咨詢****次，及時解答了群眾的疑問并及時糾正了一些反映強烈的問題。

村級組織換屆后，把加強村級后備干部隊伍建設作為推進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來抓，制訂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村級后備干部隊伍建設的意見》，建立健全村級后備干部選拔、培養、管理、任用機制。目前，全市已建立起一支****名的村級后備干部隊伍，其中大專及以上學歷者占52%；**周歲以下者占**%；黨員占**%；女性占29%。

一、采用“三推二考三訪”方式，開展公開選拔活動。從8月份開始，在全市組織開展了公開選拔村級后備干部活動，擴大選用范圍，加大工作力度，確保每村可用后備干部達到3名。在選人實踐中，重點把好三關。一是通過“三推”把好舉薦關。采用組織推薦、群眾舉薦、個人自薦相結合的“三推”方式，廣泛開展村級后備干部推薦工作，擴展選擇范圍，有效避免了因舉薦人數不足導致村級后備干部“選不出”的問題。二是通過“二考”把好素質關。規定列為村級后備干部必須通過“二考”，即必須在所在村的村民代表、黨員代表會議上進行競職演講，由與會代表投票決定是否將其列入村級向上推薦的后備干部名單；必須通過鎮黨委組織的舉薦人選集中筆試和面試。根據“二考”綜合情況，確定考察對象。三是通過“三訪”把好考察關。鎮村派出考察組，開展民主測評、座談了解、個別談話為主要內容的“三訪”活動，廣泛聽取村三套班子、退職村干部、村民代表、黨員代表和群眾代表的意見，再分析確定后備干部人選，并公示三天接受群眾監督。

二、堅持“理論培訓與實踐鍛煉”并重,加大綜合培養力度。一是綜合素質培訓。以鎮黨校和各村遠程教育網絡為平臺，采用集中學習和網上學習相結合的方式，對村級后備干部全面開展政治理論、農業政策法規、農村工作方法和農村事務等方面的教育培訓。規定村級后備干部每年參加鎮黨委的集中培訓時間不少于一周，進行網上學習的時間不少于**學時。二是實崗掛職鍛煉。聘任村級后備干部為村群團組織負責人、暫口管理員或村主任助理、社長助理等，因人設崗定責。如庵東鎮已有**名后備干部擔任暫口管理員、社長助理等職務，占該鎮村級后備干部的1/3。三是師徒結對幫帶。指定一名工作經驗豐富的鎮村干部與后備干部進行“一對一”幫帶，定期走訪了解其思想動態，指導村級后備干部參與處理一些村中心工作，在實踐中提高他們管理村級事務的能力。

三、堅持“優勝劣汰、備用結合”，加強動態考核管理。一是強化監督考核。實行村級后備干部思想、工作和學習情況匯報制度。要求每位村級后備干部定期或不定期以書面形式向所在單位黨組織和鎮村匯報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學習情況。實行跟蹤考察制度，對村級后備干部開展定期或不定期的民主評議。建立年度考核制度，每年年底對村級后備干部進行一次綜合考評。二是實施動態管理。健全村級后備干部臺帳，以鎮（街道）為單位建立村級后備干部名冊和檔案。根據村級后備干部日常學習培養、年終考核以及各村班子建設實際需求情況，綜合確定備用動向。對政治素質好、工作能力強、成績突出、群眾公認度高的后備干部，直接提拔任用，進入村黨組織、村委會班子；對部分工作突出、各方面表現優秀的后備干部，想方設法為他們提供接觸群眾的機會，著力在群眾中樹立威信，如在村委會、經濟合作社班子調整時，作為候選人參加選舉奠定群眾基礎；對部分不適合繼續作為后備干部培養的，及時進行調整，并適時補充優秀人才進入后備干部隊伍，確保村級后備干部隊伍數量穩定、素質優良、活力明顯。

仲興鄉探研問題創新做法構筑村級治安防線

仲興鄉黨委政府積極探索治安防范的新路子，認真落實新時期治安防范措施，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自取消農業稅費后，村級集體經濟收入空白，原來依靠村補助的辦法，發動群眾站崗巡邏已經沒有經濟支撐；隨著農民市場經濟觀念不斷增強，大量青壯年勞力農閑外出務工，留守人員大都是“389961”部隊，原來的義務聯防也日見脆弱，失去了持久性；再加上并村并鄉之后，村（居）大了，干部少了，僅靠村（居）幾位干部抓防范，短期迎接檢查還可以，長期堅持根本就不現實。針對以上新時期出現的新問題，鄉黨委、政府集思廣益，認真研究對策，提出了從選優留守人員，建立二支向下延伸的隊伍，補充治安防范力量；同時采取有償與義務相結合的辦法，通過一事一議、社會救助、鄉村辦公經費補貼等渠道解決隊伍報酬問題。

一是從優配強治安聯防戶長組織開展自防、自衛，發揮他們發現及時，協防迅速，處理得快的前沿作用；提供社情動態、治安信息和案件線索；啟發引導聯防區居民積極參與，遇到行跡可疑人員跟蹤、盤查，當好義務“警察”，實現戶戶聯防。

二是組建村專職巡防隊。從各村（居）的應參加五保的對象中，挑選了4---8名身體健康、責任心強、熱愛此項工作的中老年男同志，組成了村（居）專職巡防隊伍，報酬除五保補助金外，另從鄉財政和村經費中按每月每人補助50元標準解決。全鄉共有129名專職巡邏隊員,143個兩委干部組成了25個村（居）街道小喇叭警示巡邏隊。使我鄉治安防范網絡延伸到了每一個角落，實現了村村專防。

一、村級供銷社（興農公司）的組建情況

當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正在推進，為了承接村級集體經濟資產經營管理和發展的功能。區委、區政府要求區供銷社主動承接發揮作用，并作了頂層設計。

一是層級設計。在區級層面組建興農供銷服務集團公司。由區國資委、區農投、區供銷社共同出資發起設立。注冊資金5000萬元，其中區供銷社占40%的股份。在村級層面出資4440萬元，按照“1+N”的模式，成立興農供銷服務子公司（簡稱村供銷社），由集團公司相對控股。村級供銷社可以吸納村集體的“三變”資金、農村新型經營主體的資金、貧困戶的資金、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資金共同入股。二是管理設計。集團公司對子公司的管理以管資產運營為主。黨建工作由村級黨支部進行管理。三是機制設計。村級供銷社的重大決策報集團公司備案，由股東會決定，村級供銷社的日常運營要按照公司法執行并接受村支部和村委會的監督。四是經營設計。根據村級集體經濟經營和發展需要，圍繞農村基礎設施管護、公共事業運營、資產經營管理、現代農業生產全程化服務、城鄉居民生活服務、農副產品種養加工等板塊進行布局經營。

二、村級供銷社運營情況

當前，我區正在強力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暨“三變”改革試點工作。為承接村級集體經濟資產經營管理和發展的功能，做到村級供銷社與村級集體經濟發展有效聯結。村級供銷社吸納村集體的“三變”資金、農村新型經營主體的資金、貧困戶的資金、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資金共同入股。村級供銷社在興農供銷集團的指導下，一方面充分發掘本村的資源稟賦，建立特色產業；另一方面在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的同時，吸納貧困群戶就業。根據村級集體經濟經營和發展需要，圍繞農村基礎設施管護、公共事業運營、資產經營管理、現代農業生產全程化服務、城鄉居民生活服務、農副產品種養加工等板塊進行布局經營，74村級興農服務公司按照“供銷社+基層黨組織建設+基層政權建設+脫貧攻堅+美麗鄉村”的“1+4”模式開始運轉。村民作為村級供銷社社員享受種養殖培訓、平價農資、糧食代儲代銷、土地托管、生活所需等服務；村民作為供銷股份經濟合作社股東還享受分紅，截止2018年12月底，村級供銷社為村集體提供收益合計510萬元，村均收益6.9萬元，有力地助推了脫貧攻堅和美麗鄉村建設工作。

目前，74家（村級供銷社中從事特色種植的22家，特色養殖的13家，貿易加工的46家，鄉村旅游的3家）村級供銷社扶貧基地吸納貧困戶1072戶，戶均增收955元；今年3月份53家非貧困村興農公司也已經注冊成立，進一步增強了村級供銷社的服務能力。

當前的鄉村治理中，村級債務已成為最大難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造成村級債務這一難題的原因，正是為了解決鄉村治理中的難題。村級債務是1990年代以來的新現象。1990年代初期，針對鄉村組織普遍存在軟弱渙散的問題，自上而下期待發展鄉村集體經濟，增強集體經濟實力，從而增加鄉村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這個時候，以興辦村辦企業、調整產業結構為名，鄉村兩級大量借貸，形成了當前村級債務的第一個“基礎”；自1992年以來，在“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的口號聲中，“普九”達標不分地區不切實際地在全國鋪開，特別是1996年前后“普九”驗收的強大壓力，迫使鄉村兩級大規模向農民集資和向社會借貸，買了很多不該買的設備，建了許多不該建的房子，從而讓鄉村債務雪上加霜。第三次對鄉村特別是村級構成重大影響的債務增加，是在農民負擔太高，向農民征收稅費越來越難的情況下，村級組織高息借貸上繳，利息越來越高，債務越來越多，最終形成了現在嚴重的村級債務。

我們在2001年向J市近50名鄉鎮黨委書記發放問卷，讓他們回答“你認為當前農村存在的最大問題是什么”時，幾乎所有鄉鎮黨委書記都回答最大的問題是村級債務或鄉村債務。

一、現狀與過程

1、村級債務的數量與構成

那么，J市農村村級債務究竟如何？我們從J市下屬三縣各鄉鎮獲得的村級債務不完全統計數字匯總如下： 表一：村級債務的數量（不完全統計）單位：萬元、元、個

債務總額

第一章服務工作的組織管理形式及主要內容

第一條服務必須符合《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會計法》和國家有關規定，遵循村民自治、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加強監督的原則，在尊重農民群眾意愿和民主權利的基礎上，各服務機構依法與各村（居）民委員會簽訂會計委托服務協議。實施服務后，維持村（居）委會各項資金的所有權、使用權、審批權和收益權不變。

第二條服務主要采取自愿委托管理的形式，實行村級財務與村級資金的“雙委托”管理，即各服務機構在接受委托后，各村集體不再設會計和出納，只配備專職或兼職的報賬員，其資金和賬戶由機構根據自愿簽訂的委托協議，以及《會計法》和《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的有關要求進行統一管理，規范會計基礎工作，實現“五個統一”，即統一資金賬戶、統一報賬時間、統一報賬程序、統一會計核算、統一檔案管理。服務機構可對村級財務的管理與決策提供相關意見和建議。

第三條服務機構應加強內控管理，科學設置工作流程和工作崗位，明確各環節、各崗位的分工和職責，實現權責一致、相互監督。

1.負責人。村級集體組織法定代表人是村級財務會計工作的負責人，對本村（居）委會的會計工作和會計資料的真實性、完整性負責。

2.報賬員。由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村（居）委會干部兼任或由通過民主程序產生的村民擔任，主要負責村級收入、支出原始憑證的收集整理，村級備用金的領取、保管和定期向服務機構報賬。報賬員產生后應及時向服務機構備案，并積極參與相關部門組織的業務培訓，在不違反法律、法規和財經紀律的前提下，不宜隨意更換。

1主要問題

1.1賬面模糊。通過檢查，大多數鄉鎮村級運轉經費支出大額發票比較多，而且只注明辦公費，沒有明細清單，資金用途不明確。

1.2監督不夠。大部分鄉鎮村級財務缺乏有效的民主監督，透明度不高，比如村級部分設施維修等大額支出，不經過民主議事程序，沒有資金預算申請報告及批復，無協議和合同，整個過程隨意性強。同時，部分村委主任實行“一言堂”，對大額資金的開支，不協商、不研究，私自簽字報賬。

1.3使用不合理。部分鄉鎮對村級資金使用存在不合理的問題，比如大莊、巴州、古鄯等鄉鎮，召開村干部會議時，用村級運轉經費發放會議補助。

1.4票據不規范。部分鄉鎮支出原始票據基本為收據或白條，沒有正式發票。同時，部分鄉鎮村級運轉經費支出發票無村干部簽字蓋章，無村民理財小組簽字或由一人代簽。

1.5管理混亂。各鄉鎮村支部書記和村主任“一肩挑”、兼職、交叉任職比較多，并且領取雙方報酬，有些鄉鎮村干部報酬超額發放或未按標準發放（主要為其他組織人員），領取報酬時由一人帶領。同時，大多數鄉鎮村民主理財小組成員由村干部指定，形同虛設，民主理財活動走過場，起不到監督作用，使村級財務公開流于形式或搞半公開甚至不公開。

**“兩欠”，我縣尤甚，欠發達與欠開發，主要就分布在農村。

目前，我縣村級領導干部有相當一部份仍屬于半文盲或準文盲，他們缺乏相應的文化基礎，難以吸收科學技術知識更是無法掌握和運用科學技術，在今天突飛猛進的科技時代里，他們更是科技盲?！翱茖W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各行各業的發展都離不開科學技術這根杠桿，尤其是欠發達、欠開發的邊遠落后地區。要使城鄉經濟和諧、協調發展，要改變欠發達、欠開發的面貌，沒有一定的文化知識為基礎，不掌握一定的科學技術知識，不運用科學技術這根杠桿是不行的，尤其是村級領導干部。要使我縣農村經濟出現質的飛躍，促進城鄉和諧、協調發展，提高村級領導干部素質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且勢在必行。

首先，選準一個好的村級干部領導班子是前提。

村級領導干部應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領頭雁”、農民脫貧致富奔小康的“排頭兵”；應是村民群眾可以信賴的有能力、有信心、有決心帶領村民發展農村經濟的強人與能手。因此，在村級領導干部的選取問題上首先要行成良好的選人用人機制和導向，不能憑領導個人好惡或一己之見去決定村級領導干部的選取。要上下左右聯動，多方位考察，發揚民主，尊重民意，從認真、細致、負責的高度把那些德才兼備、作風過硬、思想超前、思維活躍、進取心強、責任心重、有文化、有能力、敢抓敢管敢帶頭、辦事一絲不茍、認真負責、干脆利落的人選進村級領導干部隊伍中來。俗話說，把住茅廁不拉屎，不能讓那些平庸的人老是把住位子，一事無成，而那些有文化、有能力、想干事又能干事的人卻遠離施展抱負和才華的平臺。

同志說過：“我們要相信群眾，我們要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惑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孰優孰劣，誰最有資格、最有能力作為他們的帶頭人，群眾心里有桿秤，他們心里最有數。絕不能流于形式，徇私情、拉關系、走過場、搞不正之風，應把村級領導干部——村民群眾的帶頭人的主要決策權力真正交到人民群眾手中。

要使我縣農村改變欠發達而落后的面貌，選準村級領導干部尤為關鍵。李瑞環同志說過：“一只羊帶領的一群獅子永遠也打不過一頭獅子帶領的一群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