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發展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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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936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型（“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門課，撰寫1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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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2]韓煉.面向全球化的中國新聞教育改革[J].現代傳播,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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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開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訪華帶來的研究熱潮，新聞傳播學科快速發展起來，召開全國性的傳播學研討會，大眾傳播研究占據傳播學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運用。陳力丹1986年在《新聞理論研究的現狀及歷史的探討》中總結1979年來，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發展中的40個研究話題時，有13個話題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應用。1987年，《新聞學論集》第11輯發表祝建華的文章《傳播學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學來源》，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國新聞傳播學范圍內較早的、鮮明的以“科學方法論”為論證對象的文章。逐漸的，在傳播學界，量化研究不再飽受質疑，而是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運用起來。同時，也不僅僅局限于頻率統計一類較為基礎的數學和統計學手段，更多樣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學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聞學刊》上刊登了《新聞價值及其數學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數學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構建新聞價值這一因變量與讀者需求、信息量這兩個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在這之后，在新聞傳播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的應用逐漸多了起來。如《新聞學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穎的文章《深度報道——黨報報道結構的再次調整》，運用了模糊數學中的“隸屬度”概念。在這一時期，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人員的眼界開闊了，研究也邁向了新的、更高的臺階。上世紀90年代中末期，傳播學量化研究趨于多樣化和多元化的發展態勢。這其中，也不乏優秀的研究調查，如柯惠新、陳崇山、喻國明等人進行的亞運宣傳效果調查研究。在研究中，不僅對數據進行了頻率統計處理，更對數據間的相關系數、顯著性進行了考量。通過路徑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的方式處理數據，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斷式的研究方式可能產生的誤差，以科學的方法對受眾態度成因進行測度。這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是比較新穎的研究方式。在這一階段中，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課題更加豐富和廣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論的引用和單純借鑒上。原創性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比較少。如張瑩、申凡等對1994年至2003年10年間《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上發表的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統計，發現在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數量很少，依賴性較強，創造性不足。

二、高速發展時期

邁入新世紀的新聞傳播學本身，迎來了自學科引入國內后最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依據王海龍，沈翠婷的《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量化分析》對我國2000—2009年間，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統計顯示：這10年間，新聞傳播學科立項數量增長幅度達到了驚人的331%。在這一形勢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聞傳播學中的運用也變得更加的普遍和廣泛。2004年，有學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對于四種報紙的閱讀情況考察為基礎，考察了受眾對于議程設置的敏感程度。這是一次將統計學中顯著性水平測定在新聞傳播領域中的成功運用。譚天對2007—2009年間，刊載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這三本核心期刊上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最終得出結論，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論文數占實證研究總論文數的比例分別達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現出單調遞增的趨勢。說明量化研究，在新聞傳播中越來越受到大多數研究學者們的青睞和信任。

三、展望與未來

其實，早在20世紀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會調查和統計的思想就已經傳入我國。隨著這么多年社會學科和新聞傳播學自身的發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經得到了研究者們的普遍認同。

1、統計方法應用多樣化

對數字處理更加精確隨著量化研究方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統計學和數學方法被引入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張少臣等對上海五所高校學生對于政府信任度進行調查，對調查數據進行多元回歸方程分析和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媒介接觸習慣和媒介評價作為重要變量，出現在最后的結構方程中。尤薇佳等對受眾在面對突發狀況時如何選擇媒介和對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從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關聯度和個人信任傾向五個維度出發，進行路徑分析，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有效通過對于外部媒介接觸條件的測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這一隱變量是如何隨著媒介渠道選擇變化而變化。對于突發事件者如何選擇媒介通道和優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較好的建議。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歸（PLS），研究的焦點是多因變量對多因變量回歸建模，能在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條件下進行建模，更易于辨識系統信息與噪聲,對因變量也有較強的解釋能力。

2、量化與質化研究之爭仍未平息

篇4

TeunAvanDijk是話語分析的翹楚,也是傳媒語言話語分析的典范。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蓋了多種傳媒話語的諸多類型(教科書、新聞報道、醫患對話乃至旅游宣傳手冊、廣告),對其中所表現出的認知現象、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現象以及意識形態等政治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來陸續出版了幾十種著作,對各種話語類型尤其是政治話語進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傳媒語言研究作出較大貢獻的當屬奧克蘭理工大學語言與傳播教授的AllanBell:作為一名多產的學者,AllanBell近30年來發表了與傳媒語言研究相關的學術論文64篇、專著5部(截至2008年的統計)。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獻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這不是英國廣播公司:新西蘭的語言殖民主義”為題開始了傳媒語言的語體研究,僅從這一點講,稱AllanBell為世界范圍內首次研究傳媒語言的“鼻祖”并不過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編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論文集首次將語言與大眾傳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論文集討論了新聞廣播語言、東西方新聞差異、廣告以及圖形傳達意義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開學界對“電子郵件語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討論了從話語分析的視角分析傳媒語言有別于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傳媒語言的原因。他認為,對傳媒語言進行分析話語有助于詳細了解媒體輸出的本質,而語言分析側重于文本(texts),語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話語實踐以及社會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話語實踐和社會文化實踐之間的關系。[6]該論述高瞻遠矚,無論對話語分析還是傳媒語言研究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俄羅斯大眾傳媒語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聲稱要發展傳媒語言學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點研究仍集中在新聞語篇(現在被稱為傳媒語篇)以及迅速發展的功能和文體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編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論文集匯集了學者對多種傳播媒介的分析:博客、電子郵件、傳真、網絡實時聊天系統(IRC)、聊天、即時通訊、短信(SMS)、情書、郵政卡和電子賀卡、電話、廣播、電視,以及諸如網頁文本、維基百科條目和網站超文本網站文化。文集對新媒體萌現、新媒體語境中的語言變化以及相關新、舊媒體之間技術演進背景下語言和文化的變化研究提供了獨特的視角。[8]

社會語言:傳媒語言文化界面的回歸

美國語言學家兼人類學家EdwardSapir及其學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語言相對性假說”在戰后廣為傳播,認為語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文化和思維,認為不同語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類會影響語言使用者對于現實世界的認知,也就是說不同的語言的使用者會因語言差異而產生思考方式、行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談民俗學(ethnographyofspeaking)來研究言語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紐約市英語的社會層次》認為語言事實上存在社會性層次的區分,而且社會層次(身份)和語言層次(表現為語言結構的異體)是互相對應的。[9]70-80年代間,英國學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這類交往行為時提出“語言的社會網絡理論”,對語言的維護和切換進行動態描寫,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層說更細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來前蘇聯(俄國)學者提出語言國情學,強調語言有一種文化積累的功能。同時,大眾傳媒對“水門事件”的不斷傳播引發了語言學家在文化背景中對語言構成及其影響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學者HaroldInnis認為,一種新的媒介(包括廣義的語言、文字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的文明的產生。[11]美國學者PaulLevinson指出:“人類發明的所有信息技術,沒有任何一種技術能夠和我們人類基本要素的語言中心相提并論,除非它是對語言的超越和通過某種方式所進行的替代。但是,這些技術還是在有限的層次上對我們的生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2]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認為:人的思維和信息傳播受制于傳播的基本符號系統——語言,而每個族群、民族、國家成千上萬年形成的文化意識和傳統,無形地積淀在語言中,通過語言系統的教育而內化為社會成員的集體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動理論》揭示了當代傳媒如何被注入商業模式,成為制造品牌輿論的工具。[13]

傳媒與教育:傳媒語言界面的人本回歸

作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機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充當著傳媒與教育的聯姻的急先鋒。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UNESCO明確了媒體在社會進步的關鍵作用,制定了參與和利用各種媒體發展目標的具體政策、方案和戰略,設立了“媒介教育項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進全體社會成員特別是青年通過媒介積極參與社區政治文化活動并發展其批判性賞析能力。教科文組織和聯合國文明聯盟(UNAOC)共同創建了姊妹大學全球媒體和信息素養和跨文化對話講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體內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學和大眾媒體之間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參與學校內發展教育和媒體研發、促進全球媒介信息素養行動、創建媒介信息素養學習研發網絡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體的文化間對話與合作。在語言學學術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傳媒對教育的影響遠遠大于課堂教學[14],英國學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電視對兒童語言能力發展的影響[15],美國學者MarieWinn(1977)則得出了相反的結論[16]。MichaelWillie(1979)論述了傳媒通過不同語言(媒介肢體語言與文本語言)的結合增強了感官的刺激,從而加深了對信息的理解[17]。英國英語教師全國委員會和國際閱讀協會全國理事會(NCTE)制定的英語語言藝術教學指導方針之國家標準要求“學生用口頭、書面和視覺語言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在學習過程中作為知識、反饋、創造活動的積極參與者”[18]。20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國中學課程改革和2003年以來的大學英語教學改革都強調了傳媒特別是多媒體在教學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傳媒語言界面的東學交融

我國的語言學研究歷史悠久,相對而言傳播學研究起步較晚。1978年,復旦大學主辦的新聞學核心期刊《新聞大學》第一次出現了專門介紹傳播學理論的文章,隨后,包括北京廣播學院在內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傳播學者開始譯介、學習和研究國外傳播學的方法和成果,建立與世界傳播學界對話的共同經驗范圍。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正式將傳播學列入博士、碩士專業目錄,標志著傳播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地位的確立。(一)學術論文:方興未艾在我國,各類期刊上對傳媒語言的研究始自語言學或外語教學領域。以我國最早的外語類期刊《外語教學與研究》為例,該刊早在1959年第5期有3篇文章分別從理論和實踐方面集中介紹了中外高校在外語教學中利用現代技術設備的問題,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該刊第二次介紹刊登同一類型的問題卻是25年之后的事了。1979年,學術界開始對“電影劇作的語言特色”[19]和“現代俄語報刊語言句法結構的發展趨勢”進行分析研究。[20]1980年出現了“新聞標題英語”[21]、“新聞廣播語言的特點和詞語變化”[22]、“刊物的科技資料翻譯”問題[23]、“對外語(西班牙語)電視語言的分析”[24]以及“廣告英語”等方面的研究論文,遺憾的是6年之后學界才出現了對廣告語言的再次學術探討。1986年,學界開始對“兩篇旅游文章的文體比較”的研究。[25]1987年,陳四益指出“報紙雜志的編輯要負起正確使用語言文字的責任語文建設”,[26]12年后張普在中國科協首屆學術年會中提交了“關于網絡時代語言規劃的思考”的學術論文[27],堪稱國內學術界傳媒語言規范與規劃研究的先驅。2003年,王翰東在《電視通俗文化中的話語活動》通過對菲斯克的《電視文化》簡要介紹,論證了文本結構與社會結構的平行以及文本之間的互文性,對豪車與美女的廣告模式與競猜秀中潛藏的意識形態作了分析。[28]2004年后,傳媒語言話語分析研究乏善可陳的局面發生了變化,傳播新領域的核心期刊《新聞與傳播》、《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現代傳播》、《新聞與傳播研究》、《當代傳播》等6種期刊中,符號學、話語分析理論論文數量共26篇,占所有論文總數的23%,位居2004年所有議題的榜首。近10年來,國內學者對傳媒語言的研究散見于學術期刊論文,如網絡語言方面,多從修辭的角度研究新詞新語,研究內容和方法集中在字詞和語用、修辭等方面;還有不少論述從語用學的視角對報刊語言、影視語言(新聞、主持人話語風格)、網絡話語(網絡聊天話語、電子郵件等)、手機語言(SMS)、廣告語言、外宣語言交際進行話語對比分析以及研究新聞語言、學術語篇的語用語體。還有的研究專注于傳媒語言的翻譯工作,覆蓋范圍較廣,涉及影視語際互譯、學術語篇、外宣資料公示語及創意產業翻譯研究等方面。(二)專著研究:整合成型2000年,齊滬揚出版了《傳播語言學》一書,在語言學界首開傳播學與語言交叉研究先河,對語言符號、語言信息進行界定,并從心理學的視角探討了語言理解和語言運用的過程,借用傳播學的術語介紹了語言傳播的類型、語言傳播的媒介及其效果;[29]2002年,許嘉璐在姚喜雙、郭龍生編著的《媒體與語言——來自專家與明星的聲音》序言中首次提出了“傳媒語言”的概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社科院姚喜雙、郭龍生提出了傳媒語言研究應該關注的熱點問題,如傳媒語言的定性、內涵、外延分類及規范等[30]。2004年,于根元教授就傳媒語言研究從學術定位、方法、分類、傳承等方面進行了論述。[31]2005年,童之俠出版了《國際傳播語言學》一書,較為詳盡地分析了國際傳播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國際傳播語言學的理論來源與相關學科、傳播媒體及其語言特點、報紙期刊及其語言特點、廣播電視及其語言特點等。[32]俞香順(2005)的《傳媒•語言•社會》[33]以及紀秀生、索燕華2010年出版的《傳播語言學》[34]探討了語言在傳播中的特性、語言在傳播中的功能、語言在傳播中的局限、語言在傳播中的發展、文學語言的傳播藝術、新聞眼的傳播形態、廣告語言的傳播功能等。(三)學位建設:引領潮流國內學界對傳媒語言系統研究“集大成者”當屬姚喜雙教授:姚喜雙教授身兼教育部語言研究中心主任,國家語委語用所所長、普通話與文字應用培訓測試中心主任、廣播電視語言研究中心主任等數職,是北京語言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印刷學院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央電視臺業務指導委員會委員。近年來,姚喜雙圍繞“媒體與語言”主持完成了一系列國家級項目——“媒體及媒體語言對青少年價值觀的影響研究”(全國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廣播電視等媒體語言研究”(國家語委“十五”科研規劃項目)等,編著了《媒體與語言——來自專家與明星的聲音》(2002)、《媒體語言大家談》(2004)等著述,以廣播電視語言為原點發表了諸多影響深遠的論文,并于2009年在國內首創“媒體語言學”方向博士點。[35]縱觀近年來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的申報,從1993-2011年共有114項課題涉及傳媒語言研究。

篇5

需要應用研究，也需要基礎研究

傳媒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是傳媒經濟學賴以騰飛的兩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科學史表明，一門學科生命力的大小，不僅取決于社會對這門學科的需要程度，還取決于這門學科基礎理論的扎實、深厚程度。傳媒經濟學一開始就是為了解決傳媒運作實際問題而產生、發展起來的，所以在應用領域取得了巨大成績。但另一方面，因此漸漸滋長了一種價值取向：傳媒經濟學研究要解決實際問題，要有經濟效益，進行應用研究才是正道，研究那些抽象理論有何用？于是，在當今傳媒經濟學研究中，出現了輕視基礎理論研究的傾向。

這種傳媒經濟學研究的功利傾向影響了傳媒經濟學科的成長，現階段的傳媒經濟學研究具有如下特點：一是實用主義―――有不少成果乃是傳播經驗和教訓的總結；二是依附于其他學科（如經濟學、新聞學、傳播學、管理學、營銷學等等）；三是由于各個學科的研究者對傳媒經濟進行多角度、多學科、多層面、多方法的考察，因而，關于傳媒經濟的內涵、外延、要素、功能，關于傳媒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目的、任務、方法、內容等問題上的見解，眾說紛紜，各執一詞，莫衷一是，“商榷”文章不斷。一些文章甚至不屑于進行此類劃分和定義，完全憑自己對傳媒經濟的常識性理解來展開研究，使得當前的傳媒經濟學研究出現了一定的混亂局面。

僅以傳媒經濟學的定義為例，就出現了許多紛爭。現在傳媒經濟學的研究者中除了原來研究傳播學的以外，還有許多是從其他學科轉過來的，各學科的研究者都試圖把傳媒經濟學朝著自己研究方向上靠。原先研究經濟學的學者認為：傳媒經濟學是運用經濟學的一些知識來回答新聞傳播領域的一些經濟現象，必須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傳媒問題；研究管理學的人認為：傳媒經濟學是關于傳媒業經營和管理問題的研究；傳播學研究出身的學者則認為：傳媒經濟學是研究媒介傳播過程中產生的經濟關系的學科。定義的紛爭加劇了“傳媒經濟學到底是什么”的疑問。確實，它是什么，至今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

研究范圍難以確定，那么傳媒經濟學是單單考察報刊、廣電、網絡等媒體，還是包括印刷、造紙、采編、廣告、出版發行等支撐其發展的產業鏈上的各環節，抑或包括數字技術支撐、電信、網絡、數字信號處理、傳輸技術等？是以媒體為研究主體，研究媒體在傳媒運作中所起的作用和獲得的成效，還是以受眾為研究主體，研究受眾在傳媒運作中獲得的利益和受到的影響？是研究單純的傳媒經濟活動，還是研究包括影響傳媒經濟活動的政策、法律、社會大背景？這些問題，現在都還沒有解決。

傳媒經濟學的歸屬也成了問題，一些人認為傳媒經濟學是新聞傳播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如趙化勇在《電視媒介經濟學》序言中提到：“電視媒介經營管理研究屬于新聞傳播學與經濟學交叉的產物。”另一些人則認為傳媒經濟學是個獨立的應用學科。這里又可分為很多觀點：

有認為傳媒經濟學是新聞傳播學下屬的應用學科的，如周鴻鐸教授：“傳媒經濟是應用傳播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它的研究對象是人們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礎上的、以傳播信息為主要任務的各種傳播媒介的傳播活動的投入與產出的比例關系，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類經濟活動及其運行規律。”有認為傳媒經濟學是經濟學下屬的應用學科，如金碚教授在《報業經濟學》提到：“報業經濟學是微觀經濟學和產業經濟學在報業領域的延伸。”也有人認為它應屬于管理學、營銷學等。無論是哪種劃分，似乎傳媒經濟學就是個大雜燴。

顯然，從這些紛爭中建立一門與各相關學科相區別的、有自己獨特而確定的研究對象、目的、任務、內容的傳媒經濟學是困難的。必須借助基礎理論研究，對寓于各相關學科中的要素進行理性抽象，從而把與各相關要領相關學科混合、粘結在一起的概念、原理從這些概念、學科中剝離、獨立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明確傳媒經濟學獨特的不與其他學科相混淆的研究對象、目的、任務、內容，并制訂出傳媒經濟學的發展戰略。

回溯到上個世紀80年代，當傳播學剛引進時也呈現出與今天的傳媒經濟學研究紛爭不斷的現象，這或許是一個新學科引進的必然過程。

當時也有一批學者發出呼吁，要重視傳播學基礎理論研究，僅僅關于新聞、傳播的定義就討論了很多年。檢索當時的論文，有關新聞定義、傳播功能、傳播模式、傳播效果研究的討論比比皆是。當然，大討論的結果是可喜的，至今，關于新聞學、傳播學基礎理論已基本定型，新聞學、傳播學都已走向成熟，形成了完備的學科體系。同樣，傳媒經濟學的引進也應實施這樣的重視基礎研究的思路，根扎得深了，才能枝葉繁茂。

在當前傳媒經濟學界厚此薄彼，重應用研究而輕基礎理論研究的背景下，有必要強調重視傳媒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但在第七屆世界傳媒經濟學術會議上，所有國內學者提交的幾十篇論文中，只有安徽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梅笑冬提交的論文《對傳媒業流通產業性質的初步認識》屬于探討基礎理論問題的。看來，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已是當務之急。

需要宏觀研究，也需要微觀研究

傳媒經濟學需要宏觀研究，但更需要貼近實際、指導實踐的宏觀研究；需要微觀研究，但更需要能抽象出來、引申為普遍原理的微觀研究。

從這次會議提交的論文來看，從宏觀方面研究傳媒經濟的論文居多，探討傳媒體制改革思路、研究報業發展趨勢、思考電視產業發展戰略等方面的論文比比皆是，這主要源于中國傳媒經濟的特殊性。在上個世紀80年代前，傳媒的市場化還是一個需要避諱的話題，此后，傳媒市場逐漸放開，這是個變化的過程，傳媒管理機構在逐步完善和發展適合國情的傳媒政策體系，調整和變革不斷，文化體制改革正在不斷深化。在此前提下，研究傳媒經濟，就不得不緊跟傳媒政策變化，研究影響傳媒運作的大環境變化及對傳媒運作造成的影響和前景展望，這是特定研究階段的必然。

同樣，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傳媒經濟運作都與它們的媒介政策、法律法規分不開。與中國相比，只是西方國家的傳媒政策法律體系已趨于完善，不需太多調整。表現在傳媒經濟的研究上，就是研究宏觀傳媒環境少，研究微觀傳媒運作多。

但是，現在傳媒經濟的宏觀研究卻存在著不貼近實際，難以指導傳媒實際運作的問題。建議引入報刊的退出機制，但卻不提及報刊退出之后，原有人員怎么安置、遺留下來的債權債務問題怎么解決；呼吁傳媒集團整合由物理變化轉為化學反應，但如何去實現，如何有效合理整合資源，卻拿不出有效措施來；討論打破行業壁壘，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但卻未考慮引進多元資本后，如何管理多元資本、多元資本如何利益分成的問題；強調應明確傳媒產權，強化產權責任，卻忽視了傳媒產業的現狀……。傳媒經濟學要成為顯學，要形成自己的學科體系，必須加強學界與傳媒業界的溝通與交流，以實踐來推動理論，以理論來指導實踐。

傳媒經濟的微觀研究少，而且，許多微觀研究屬于媒體的成果展示，或經驗介紹，業內人士戲稱為“述職報告”。此類研究的特點表現在：

以偏概全，常將某媒體的成功歸功于某一項新措施的實施，而不考慮其他因素；就現象談現象，就問題說問題，研究深度不夠；重感性思維、輕理性研究，很少運用數理邏輯及經濟學理論構建傳媒經濟模型；研究中描述性、解釋性成果居多，預測性成果較少；理論性不夠，對于媒體運營實踐的指導性不強。這些微觀研究不具備科研成果特性，無法抽象成普遍原理，很難被推廣，成果作用也得不到發揮。

針對這種微觀研究現狀，應構建傳媒經濟學的基礎性研究模型體系，使其成為一般性的媒體經濟實踐決策的科學依據。構建傳媒經濟學的基礎性研究模型體系很可能并不完全等同傳媒經濟運作的實際情況，但是它至少可以幫助我們抓住傳媒經濟分析的核心問題。只要靈活應用，便可幫助人們更好地解釋、分析、預測傳媒經濟運行的規律，幫助傳媒經營者制定運營策略。

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傳媒經濟學不僅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既要避免過分重視定性，輕視定量的研究方式，也要避免過分重視定量，輕視定性的研究方式。

已有多篇文章批判過現今傳媒經濟學過分偏重于定性研究，而不重視定量研究。如陳積銀的《試論中國傳媒經濟研究的不足與突破》（《今傳媒》2004年第7期）、潘力劍的《傳媒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新聞記者》2004年第7期）、郭煒華的《傳媒經濟的研究進路》（《新聞記者》2005年第2期）等。有許多學者很早意識到這個問題，中國教育報刊社的陳中原先生、中國人民大學的鄭保衛教授也曾談到傳媒經濟學研究缺少定量方法。數據論據能使研究成果的論點更具說服力，量化研究指標建構數理模式也能使研究更具可讀性和科學性。但為什么中國的傳媒經濟學者還是偏重于用定性方法來研究傳媒經濟呢？為什么在前幾年就有人批判這種現象，到了現在依然普遍存在呢？

這主要與當前傳媒學術界研究者的學術背景有關。最早開始從事傳媒經濟研究的學者大都是學習新聞傳播及其相關專業出身的，中國新聞學傳統上更主要地是以定性研究方法為主，缺乏經濟學的數理統計分析研究手段，缺乏實證研究成果積淀，因而很難運用定量研究方法展開研究。

其次是研究傳媒經濟的學者缺乏進行定量研究所必須的數據。國外傳媒許多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它們必須定期披露運作信息，這就為他們的傳媒經濟學者提供了可資研究的公開數據源。從第七屆世界傳媒經濟學術會議收到的論文中，可以看出許多國外學者所做定量研究的數據很大部分都源于上市媒體公司的公開數據，如瑞典延雪平大學國際商學院、瑞士盧加諾大學的CinziaDalZot toandBenedet taPrario的《全球化傳媒公司：如何應對跨國傳媒實體組織？》、韓國首爾女子大學JaeminJun g的《全球傳媒巨鱷的合并與并購：對經營領域、整合模式、國外地區的偏好》、美國喬治亞大學的JunXu的《美國傳媒產業的集中：復制與延伸》等。

而國內傳媒上市公司極少，非上市傳媒則往往將傳媒運作視為內部機密，決不外泄。因此傳媒研究者無從獲得信息，只能依靠傳媒運作者偶爾、隨意的公布獲得。在這種情況下，為數不多的上市傳媒的信息披露顯得尤為珍貴。去年北青傳媒的半年報、年報數據成為傳媒經濟研究者的寵兒，絕大部分探討報業經濟的研究論文都引用了北青傳媒信息披露的數據。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國內學者也非常重視傳媒經濟學的定量研究，但苦于沒有可供利用的數據，只能退而求其次，尋求定性研究。

篇6

一、拓寬了對音樂傳播特征性研究的新視野

對音樂傳播特性的思考成為本次學術研討會的亮點，備受關注。這一點非常明確地體現在曾遂今教授的《音樂傳播的時空關系研究》及薛藝兵教授的《流動的聲音景觀――音樂傳播與地域分布研究方法新探》兩篇論文中，曾遂今的論文中對于音樂傳播中的時空關系進行了深入思考，歸納出了音樂傳播的四種模式：音樂的“零信道”傳播、“信道”傳播、“盲信道”傳播和“網絡信道”傳播四種模式，并揭示出音樂傳播的“時空同向效應”和“時空反向效應”及兩種時空效應觀念。薛藝兵教授從“聲音是一個流動變化的景觀”這個新視角來思考，突破了以往靜態研究的局限，以時間和空間雙維度動態變化的角度審視在歷史過程和地理分布中流動變化著的“聲音景觀”（sound scape）。他提出的“聲音景觀”這一概念在音樂的傳播空間與歷史流變中，對于音樂傳播學和音樂地理學的研究具有方法論的啟示意義。此外，中國傳媒大學青年教師張謙的《論音樂傳播中的現場互動行為》及博士生陳鎮華的《論流氓學視野中的音樂傳播》等論文對音樂傳播在傳播途徑中的特征提出了新觀察與新思考，拓寬出較新的觀察視野。

二、豐富并呈現出對音樂傳播思考多元化的新景象

在當代社會的音樂文化生活中，音樂傳播作為一項重要的人為活動貫穿整個過程。音樂傳播無論從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會涉及到更多的內容。在這次學術研討會的開幕式發言和分組討論上就可以聽到來自各方面關于音樂傳播各領域的諸多表述，表達出更為多元化的理論思考。比如，在第一分組討論會場，在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趙志安和中央音樂學院宗曉軍兩位老師的主持下，沿續第二屆音樂傳播論壇中關于藝術院校中“藝術管理專業教育與音樂傳播和諧關系”的議題，會議代表們對幾年來的藝術管理專業教學進行了總結和思考。來自天津音樂學院藝術管理系的蔡麗老師和廣州星海音樂學院藝術管理系的蔡美娟老師對藝術管理教學模式和專業人才培養提出了議題。蔡麗老師指出目前我國的藝術管理教學仍存在局限性，無奈的“拿來主義”只是單純地借用經濟、工商管理以及音樂、美術等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拿來講授，缺乏二者的良好結合，使得目前沒有一套系統的、具有針對性的藝術管理教學模式應用于實際教學當中；其次是藝術管理師資力量的缺乏，依靠外聘專家來校開設講座是不足以滿足學生需要的。除此之外，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青年教師周燁通過《由南廣模式引發的思考》一文對音樂編輯、音樂傳播等專業的具體教學活動進行了生動的講解。來自中國藝術研究院及中國傳媒大學的兩位音樂社會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姚慧和韋杰分別表述了她們對國外關于音樂傳播的相關譯著的見解，強調了外文學術著作翻譯及閱讀的重要性。比較應時的論文比如天津音樂學院潘海嘯的《3G音樂手機傳媒――麥克盧漢媒介理論的音樂媒介詮釋》、天津音樂學院傳媒與文化產業碩士生姜萌的《唱片封面設計的視覺構成要素》一文、武漢大學程曉婷的《Web2.0時代的網絡音樂傳播》、天津音樂學院教師趙良云的《淺析中國婚慶演出市場》等文章從音樂傳播的實踐應用層面進行了多元化思考，立題新穎，具有啟發性。

篇7

關鍵詞：新聞傳播學碩士；實踐；師資；考核方式

一、調查中呈現的問題

（一）新聞傳播研究生教育與實際脫節

當前傳媒界急需復合型人才，而我國普通高校的新傳研究生教育模式還只停留在理論教學上。據調查，該校新傳教育采用最多的教學方法中，有超過一半的人選擇了“理論教學”。而學生理想的教學方法則是“實踐性教學”（63%左右）。這樣高比例的“理論教學”培養出來的研究生很可能在以后的工作中產生采寫恐慌，寫出來的東西沒有深度甚至沒有邏輯，更不要說做研究了。現在普通高校的新傳碩士生培養仍以學術型為主，這顯然有悖于社會需求和多數學生的意愿。應由學術型向應用型轉變，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鼓勵學生對新聞實務進行鉆研，提高學生的專業素養和實際操作能力。從學校的考核標準來看，大部分高校的考核側重點在科研能力和學術水平上。學校除了要求學生完成課程考試、學位論文外，還需要發表學術論文，并把的級別、數量同獎學金以及其他獎勵的評定掛鉤。這種片面追求學術研究指標的做法，忽視了對學生實踐能力的要求，不僅不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而且還可能滋生學術腐敗。

（二）師資力量不足

英國新聞教育學會會長羅德•艾倫曾說：做新聞教師，30年的從業經歷比一個博士學位有價值得多。此次調查中，有一半以上教師都在30歲以下，呈現年輕化趨勢。普通院校畢業的教師超過50%，80%的人最高學歷為碩士，職稱僅為講師。可見，現在國內普通院校的師資水平并不高，且研究生導師的數量與不斷擴招的學生數量不成正比。調查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教師畢業于新傳專業，一半左右的教師沒有媒體從業經驗。對于新傳專業碩士的教育來講，并不是教師年紀越大、學歷越高越好，有很多媒體人都只是本科畢業（數據來自對媒體從業人員的調查，本科學歷的媒體人占75%），這些人員雖然學歷不高，但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這樣的人才在國內高校當老師，可以彌補很多學歷高但沒有媒體從業經歷的教師的不足。同時，我們可以借鑒美國教育模式，改變教師學識構成，提高業界人士在教師結構中的比例。

二、教育模式的轉變

（一）增加學生實踐比例

從新聞傳播學的“應用性”和“實踐性”出發，學校可以邀請業界名流階段性地給學生講課。這樣一方面可以給高校新傳教育人才培養模式提供很多新的思路和舉措；另一方面，還可以加強高校和媒體之間的聯系，破除行業壁壘，匯聚社會多方資源，為我國新聞傳播的發展帶來很大的好處。除此之外，還可以組織教師到媒體一線去實際工作，以方便教師了解新聞傳播方面的最新動態和趨勢，從而使課堂內容盡量多地貼近實際。最重要的還是要多制造機會讓學生去媒體實習，在課程設置中增加新聞實務教學內容的比例。專業碩士在有限的在校時間里，如何學習更實用、更緊迫的內容，具體開設哪些課程等問題，最好綜合老師的專業能力和學生需求方向兩方面的情況來決定。同時，還要積極開展實踐性教學和案例教學，以增強學生的批判能力和創新能力。

（二）改革研究生考核評價體系

學術研究是需要積累的，研究生的學術造詣未達到一定水準時，用強制性規定逼其勉強發“論文”，這種揠苗助長的做法并不可取。學位論文是衡量研究生水平的重要標準，對于真正立志于做研究、搞科研的學生來說，學位論文必然不會讓其發愁；但對于懷揣著其他目的的人來說（調查結果中，想考新聞傳播學研究生的人60%是“希望增強競爭力”和“興趣愛好”，40%為“回避職場和社會壓力”，20%左右的人選擇了“父母和親朋好友的期望”），學位論文無疑是道坎，更不要說部分學校強制要求在一定級別的期刊上發論文。在考核研究生的實踐能力方面，目前國內普通高校缺乏相關規定、具體措施和評價標準。此次調查中，關于“高校教師對現有新聞學生能力考查的方式是否合理”這一問題，有50%以上的教師認為“不太合理”。新傳碩士研究生的考核與評價體系要與時俱進，考核的方式也要逐步多元化，根據本專業特點制定差異化的評價體系和考核方式。例如，把實習納入教學環節中，用實習取得的學分取代在期刊上發論文取得的學分，用實習期的表現和作品來作為衡量獎學金或者其他評價體系的標準。學位論文形式可以有多種，如調研報告、規劃設計、案例分析、文學藝術作品等。如果畢業生能提供高質量、高水平的專業實習作品，就應該允許其參加畢業答辯和申請新聞學位。

參考文獻：

［1］歐陽明，馬菁華，徐雙，王婷.新聞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培養的困局與轉變［J］.中國出版，2009（4）：28.

［2］德勒茲（法）.時間，影像，電影［M］.謝強，等，譯.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229-230.

［3］杜駿飛.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向何處去［J］.香港傳播與社會學刊，2009（1）：78.

［4］童兵.新聞改革新思路和新聞教育新突破［J］.香港：中國傳媒報告，2003（4）：4.

［5］高鋼.媒介融合趨勢下中國新聞教育的改革思考［J］.新聞學論集，2013（1）：141.

［6］曾建雄，曾俊，鄧文艷.新聞傳播類碩士研究生教育的危機與轉機——關于變革國內研究生人才培養模式的深層思考［J］.現代傳播，2010（3）：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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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微電影 研究 綜述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Micro not Small； Dripping Possession of the Sea； Ascendant

——China Mainland Micro Film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WANG Anqua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Education，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Abstract Based on the CNKI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of micro-film related academic literature retrieval collate， review research status of micro-film， micro film in mainland China in recent years， studies generally include communications， marketing， advertising， film studies， political science， sociology， psych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further integration of management， social environ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other factors in depth.

Key words micro film； research； review

利用CNKI中國知識資源總庫對微電影相關學術論文進行檢索，從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等四個學術庫中選取文史哲、政治軍事與法律、教育與社會科學綜合、電子技術及信息科學、經濟與管理等五個查詢目錄進行檢索，把題目作為檢索項、“微電影”作為檢索詞，匹配為精確，時間為2010-2012年，共查詢到246條記錄，其中關于微電影的碩士學位論文3篇。作為廣告與電影的衍生物，微電影很好地迎合了時下的需要，成為新興的一種的營銷模式。微電影產生的主要原因有：一是互聯網的飛速發展；二是移動設備的快速發展；三是受眾注意力的碎片化；四是受眾自我意識的提升。微電影作為一種新興事物，微而不小、方興未艾，雖然研究歷史不長，但是已經引起一些專家和學者的關注。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微電影的研究現狀進行梳理總結。

1 何為微電影

對于微電影的概念，各家意見不一，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微電影進行概括，按照“百科名片”的說法， 微電影（Micro-film），即微型電影，又稱微影。微電影是指專門運用在各種新媒體平臺上播放的、適合在移動狀態和短時休閑狀態下觀看的、具有完整策劃和系統制作體系支持的具有完整故事情節的“微（超短）時”（30秒～300秒）放映、“微（超短）周期制作（1～7天或數周）”和“微（超小）規模投資（幾千～數千/萬元每部）”的視頻（“類”電影）短片，內容融合了幽默搞怪、時尚潮流、公益教育、商業定制等主題，可以單獨成篇，也可系列成劇。是網絡時代的類型電影，名稱具有中國特色，事實上發端于國外早期的“短片”。微電影之特征表現在：微時長、微制作、微投資、微播放平臺，以其短時、精悍、靈活的形式風行于中國互聯網。

2 研究視角

自2010年微電影一詞在中國風行以來，短短幾年里，微電影已經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傳播學、營銷學、廣告學、電影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學者以及其它領域的實踐者從各自不同的視角展開了大量的研究，從最初的微電影廣告特征研究到后來擴展到全方位研究，研究的內容也從基本狀態的描述深入到學科的探討。

2.1 傳播學

持此視角的學者主要對微電影的傳播方式、傳播機制、傳播特征、內容特點等進行分析研究。微電影的傳播方式多樣。它不像傳統的電影，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播放。它開辟了許多新路徑，在網絡、手機等領域探索新思路。在傳播機制上采用創新的手法，注重各個要素之間的互動，調動受眾的積極參與性，影片以互動的方式，將主動權交到觀眾手中，為觀眾增添了更多主導影片的樂趣。微電影宣傳相對于傳統的宣傳方式，擁有時效性快、直接性好、互動敏捷的優點，同時，還具有樹狀傳播結構、滲透性強、個性化互動、草根式交流、語言親切等特有的傳播機制。在傳播特征上主要表現在傳播主體的全民性、傳播內容的豐富性和傳播渠道的廣泛性。在傳播內容上具有獨占性和靈活性，有的是反映社會的現實，有的是科幻故事，有的揭示撲朔迷離的懸疑情節，有的還與廣告聯姻，體現出營銷產品和企業文化。此外，如何控制微電影傳播并進行輿情引導，也是新聞傳播學領域學者及相關研究機構關心的話題。

2.2 營銷學

微電影建立了一種營銷的新模式——植入式廣告，一方面是對電視節目的限廣令的一種新的廣告形式的探索，突破了電視廣告和傳統廣告的限制，同時，微電影能帶給受眾良好的視聽享受，另一方面通過有創意的故事詮釋品牌，也使受眾在體驗影片的過程中無意識地了解廣告產品。隨著移動終端設備的普及和中國移動互聯網用戶的增加（截至2013年7月，移動互聯網對中國手機用戶的滲透率達到69.2%，3G上網用戶總數達到2.5億戶），微電影營銷將會受到越來越多企業的關注，微電影營銷模式市場潛力不可估量。但是微電影行業才初出茅廬，很多相關研究還沒有延續，其商業價值和營銷模式還有待于進一步開發，相信會有更多的學者一起來探討微電影，微電影營銷模式的未來發展前景值得期待。

2.3 廣告學

微電影來源于廣告營銷，部分學者認為微電影里有的可以作為長廣告片，但大多數具有廣告功能的畫面場景可看作是植入式廣告，微電影植入式廣告突破了原有的廣告理念和模式，使廣告呈多樣化的發展態勢，其旺盛的生命力將在廣闊的空間里得以延長和繼續。但同時，它也存在一些缺失和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地方，例如有的廣告顯得比較做作、生硬，反而使受眾難以接受。至于微電影植入式廣告究竟能走多遠，還是要看它是否經得起市場的考驗。

2.4 電影學

由于微電影的出現，與傳統的電影制作和傳播媒介相比，微電影制作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技術更好，傳播媒介更加豐富，這些都對傳統電影的明顯量變。而且，微電影對電影概念的升華，必將使得電影的美學和產業格局產生質變。微電影以濃縮之精華，體現大主題的故事情節，而且突破了傳統電影的固定播放模式，使得電影藝術走出影院，走向更廣闊的空間，以更親民的姿態走進了大眾之間。大部分微電影已經具備了完整的電影敘事結構，擁有明星陣容的出演，制作技術的精良。播放平臺的擴展，適應了時下人們的碎片化生活方式，讓我們隨時隨地選擇它。微電影的誕生，是中國電影發展史上一個新的奇跡。目前，微電影產量逐年增加，呈現蓬勃發展之勢，如果能合理運用新的技術成果加以制作，科學的管理模式，微電影將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相信它在電影界會走得更遠。

2.5 思想政治學

持此視角的學者主要探討了微電影在理念和主題思想宣傳中發揮的作用及對受眾思想的影響。微電影可以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滲透力，擴大思想政治教育的養成性，也會對社會主流價值的宣傳起到一定促進作用。同時，微電影也會帶來一些消極的影響，例如主流意識淡化、網絡道德失范、享樂主義、過度消費、快餐文化泛濫等，這時就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導向作用下，提高微電影創作團隊的責任意識，推出有創意的微電影作品、降低植入式廣告、提高微電影內涵、構建微電影文化產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同時，相關部門也應該加強對微電影的審核力度，規范微電影行業，使其得到良好健康的發展。

2.6 社會學

微電影是“微時代”的產物，“微”時代，是web2.0帶來的橫向傳播特點，新技術的開發與運用，信息很容易被獲得，使得“微事物”被人們無限放大，迎合受眾從細節中體現這個時代的方方面面的心理感受，快餐文化、碎片化精神追求成為一種潮流。“微訴求”和“微表達”是這個“微時代”的人對社會現實的情感訴求，并自發形成一種無形的“微力量”，它使得“微”觀念深入人心，催生出許多新鮮事物，從而衍生出新鮮的名詞。在這橫向文化傳播時代，許多名詞都以“微”字為開頭，例如微博、微小說、微信、微表情、微現實、微電影等，這些詞匯充斥著我們的生活，渲染著微時代的來臨。為了迎合這樣一種碎片化社會的快餐消費時代，微電影趕上時代的班車，逐漸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

3 主要研究方法

（1）已有研究主要是實踐調研為主，探討微電影的拍攝技巧、商業前景和受眾喜好，舉辦微電影節等。微電影的作品自誕生以來已經突破千部大關，隨著技術和投入的加大，關注度的提升，微電影的數量將會快速的增加，主題也會越來越豐富，商業前景也將被大多數商家和企業看好。為了促進微電影的發展，各大網站和電視臺也相繼推出微電影節，主要的微電影節包括中國國際微電影節、大學生微電影節、濱海國際微電影節、盛大美我微電影節、沈陽國際微電影節、南方微電影節等。這些微電影節設置獎項，鼓勵微電影制作和研究，微電影節在提升微電影作品、培養部分微電影人才、規范微電影行業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績。

（2）對微電影進行理論研究相對較少，實踐研究較多，少數文獻采取了比較研究的方法。

已有文獻主要分布于2011至2013年。研究以描述性論文居多，研究內容為微電影的基本現狀，多為作者自身的觀點闡述或現實案例介紹評論。對微電影進行理論研究比較少，實踐研究比較多，少數文獻采取了比較研究的方法，對微電影的經驗研究比較少，學理深度有明顯不足。研究方法上，僅有少數文獻采取了同傳統電影和國外微電影相比較研究的方法。隨著微電影關注度的提升和行業前景的明朗，管理的逐步規范，相關的理論研究和深入研究將會延續，研究的學科切入點將會增多。

4 結論

通過對已有關于“微電影”研究的梳理發現：學者以及實踐者主要從傳播學、營銷學、廣告學、電影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角度開展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傳播學和廣告營銷學視角。鑒于微電影主體的公共性，后續研究應增加心理學、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視角的研究，可以進一步融合技術、管理、社會環境等各方面因素來考察微電影與行政體制改革的關系，以及精神文化建設的宣傳作用研究，并加大對國外理論的介紹或進行理論建構。

參考文獻

[1] 李榮榮.傳播學視域中的微電影敘事策略探究[J].東南傳播，2011（12）：33-34.

[2] 任憶冬.從經濟學角度看微電影帶給獨立電影的啟示[J].改革與開放，2012（10）：179，140.

篇9

（一）提高藝術普及率

上世紀英國主流傳媒雜志《旁觀者》的創辦人在雜志中發表雜志創辦目的，是為了讓普通人也能了解社會百態，并從生活中發現哲學樂趣，使高深的哲學思想從書本中來到茶樓酒肆，走入普通人生活。而新媒體在藝術傳播中也起到同樣作用，使普通人通過隨處可利用的科技終端欣賞了解藝術。很多媒體傳播平臺都會提供藝術專欄，如微博公眾賬號：電影學人、陶藝視覺、藝術派等。通過制作一些有趣的圖片與小視屏，勾起瀏覽者閱讀興趣，進而引導瀏覽者了解相關藝術歷史、演變由來、藝術特色等，讓大眾在日常瀏覽中接受藝術熏陶，從生活點滴中發現藝術①。

（二）提高民眾藝術鑒賞水平

大眾在使用新媒體過程中，會通過兩方面不斷提高藝術鑒賞能力。首先，者在時會利用一些應用軟件對內容進行美化，如常見圖片修復，改變圖片色調突出圖片主題，或是改變一些色彩配置，提高分辨率，這也可以看做是藝術創作過程②。人們長期接觸這些藝術作品，本身就會提高藝術鑒賞能力。第二，如上文提到的一些公眾賬號，這些賬號會藝術鑒賞類文章或是視頻，向大眾介紹不同藝術家對同一類藝術研究角度與獨到見解，瀏覽者在學習過程中也會提高藝術鑒賞能力。

（三）增加藝術欣賞角度

2006年，央視《百家講壇》推出了一些列文學藝術鑒賞類節目如“易中天品三國”、“劉心武解密紅樓夢”，在全國掀起了一陣文學藝術評述熱潮。很多新媒體用戶、開發商也通過學習將自己的見解與產品融合傳播在新媒體中。如一些新媒體用戶會錄制個人評述MV或是編寫劇本拍攝《紅樓夢》微電影，；而開發商依據小說內容將其制作成游戲，也受到了許多新媒體用戶的歡迎。雖然個人用戶與開發商對藝術闡述不夠專業，但也有其獨到之處，而且激起了大眾興趣，有助于藝術傳播與學習③。

二、藝術學視域下新媒體與傳播學關系探討之正影響

運用新媒體傳播藝術，自然也應保留藝術原本特質，借用人們對翻譯藝術定義：信、達、雅三個角度來探討新媒體對傳播學的正影響。

（一）信

信，就是要真實。傳播者在將高深藝術學理論翻譯成被大眾所喜愛的媒體作品時，主要在兩方面體現了真實，第一方面是忠于原藝術理論，這類新媒體傳播者主要以介紹為主，將藝術起源發展過程通過簡化語言以小段章節呈獻給瀏覽者，類似于翻譯中直譯；第二方面是忠于原藝術理論基礎上再忠于者思想。常規如一些藝術公開課、TED演講等這類媒體傳播者本身對于藝術具有較深研究，在不斷學習過程中會有一些新發現，通過一些藝術趣聞作為引入，闡明見解。使瀏覽者不僅豐富了藝術見聞，還掌握一些新興研究成果，不論是入門級別還是專家級別都可以通過這些新媒體傳播提高藝術素養，加深藝術學習④。

（二）達

達，就是通達流暢。新媒體作為一種新式傳播手段，拓寬了藝術傳播范圍。首先，現代人利用手機、電腦這些新媒體終端瀏覽網頁，刷新朋友圈時都會接觸藝術相關內容，這點如前所述提高了大眾藝術普及率。在舊媒體時代，人們了解藝術方式不過是電視、書本、博物館。這些傳播方式知識信息量高，但趣味性低，不便學習者記憶⑤。但新媒體傳播則側重便捷性與趣味性，很少會看到冗長的微博論文，相反都是短小精悍的文字評述與視頻講解，不僅不會耗費瀏覽者太多時間，還可以下載保存，使藝術傳播順暢、方便。

（三）雅

雅，是清雅，有趣，能為接收者帶來愉悅享受。這點不僅是所有藝術所追求的目標，也是新媒體在傳播學中廣泛應用原因之一⑥。從兩方面闡述其為接收者帶來愉悅感受。首先，內容方面，除了上述提到的藝術公開課、TED演講，一些知名學者也會通過微博、微信發表藝術見解文章，提高大眾藝術鑒賞能力，了解一些有趣藝術作品的深層內涵，而非單純覺得搞笑。第二，新媒體使用方便且免費，既新潮又貼近生活，使用過程中，本身就會為用戶帶來愉悅感受。

三、藝術學視域下新媒體與傳播學關系探討之負影響

（一）負影響方面

任何事物在應用過程中都會產生兩極分化，新媒體在傳播學應用中同樣也存在瑕疵，在信、雅兩個方面體現較為明顯。第一，信。一些自發藝術傳播者在傳播過程中，為了增加關注度或是過于發揮，反而曲解藝術內容將藝術傳播 變得功利化。第二，雅。一些新媒體藝術傳播不僅不雅，還體現了瀏覽者“審丑”心理。諾貝爾獲獎者赫伯特•西蒙曾對不斷進化的媒體傳播作出預測：“隨著信息的發展，有價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審丑”心理傳播者正因如此隨意歪曲藝術作品，提供大眾娛樂。隨意涂改名畫名品，篡改名著內容丑化作者原意，并以此為樂持續更新，以提高網絡知名度。

（二）對負影響現象反思

由于新媒體中藝術傳播門檻低，且藝術誹謗所造成的惡意影響規模小，并不能動用法律條文來解決。就必須從者自身修養和開發商內部審查來進行控制。首先，者應正確認識有趣與惡搞的差異。有趣富有內涵，能給人帶來愉悅感；惡搞則相對膚淺，如同跳梁小丑。而且優秀見解一樣會帶來關注度，并且體現出作者思考深度，藝術傳播者應不斷提高藝術涵養，通過學習提升藝術分析能力，發表獨到見解。而開發商也該對一些惡搞藝術行為進行審查，對一些嚴重惡搞者，進行封號處理；并鼓勵一些優秀藝術傳播者，提升其推廣度與公眾關注度，扭正藝術傳播風氣，提高藝術傳播品位。

四、結語

新媒體是一種新式傳播方式，擁有速度快、范圍廣、易上手等傳播優勢。在傳播學中也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是其重要實踐工具。藝術視域下新媒體傳播，符合了藝術本身對信、達、雅的追求，使公眾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學習藝術，提升藝術鑒別能力，加深欣賞品位。然而在運用中，仍存在不足，需要傳播者提升自身修養來改變這一現象。

作者:孫喬 單位:遼寧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注釋：

①馬寧.傳播力與媒介使用者的關系變遷——新媒體語境下對傳播學經典問題的再思考[A].中國傳媒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第七屆全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博士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中國傳媒大學,2013:13

②高啟光.傳播學與藝術學視域里的新媒體與當代藝術[J].藝術百家,2014,03:122-126

③徐婷婷.芻議傳播學與藝術學視域里的新媒體與當代藝術[J].新聞傳播,2015,01:117

④寧迪.傳播學視域下的微電影廣告研究[D].廣西大學,2013

篇10

陳棟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在推進公共領域建構中前行――1996年至2006年中國新時評發展研究》。他宣讀論文時條理清晰,侃侃而談;回答答辯老師提問時也從容不迫,經驗老到,有著良好的表現,論文順利通過了答辯。現在擺在我面前的書稿以原論文為基礎,書名為《思想的力量――中國新聞時評的新發展(1996―2006)》,顯然比原來的論文題目更為精煉、更具沖擊力。內文也對原論文書稿內容重新審視、修改和補充,品質有了很大的提升,從而引起出版社關注,予以出版。作為老師和朋友,我拱手祝賀!

細讀之后,我覺得《思想的力量――中國新聞時評的新發展》這本書內涵很豐富,選題很有價值。本書將1996年至2006年新時評發展變化劃分為五個階段:新時評專欄的產生(1996―1998);新時評專版的發展(1999―2001);大眾報時評版的興盛(2002);報網時評的互動(2003―2004);新時評的縮水與坎坷(2005―2006)。作品以“時評形態變化”為分段標準,以專題史為研究模式,對新時評專欄、版面、報網互動及其主要運作人進行采訪分析,對新時評推進公共領域建構進行深入解讀。通過本書的一些有分量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公共領域建構的過程中,新時評專欄的產生推進批判公共性的有效激發,新時評專版的發展促進“自治”精神的逐漸培育,大眾報時評版的興盛加速“公開性”、“開放性”言說風氣的初步養成,報網時評的互動推動平民主張的崛起,而新時評的縮水與坎坷也折射出公共領域建構的艱辛。

本書作者陳棟能獨辟蹊徑寫出這樣有見地的論著,與他的經歷和涉獵的研究領域有關,也與他持續的學習和生活積累有關。他自從對新聞產生興趣的時候開始,就特別關注時評研究。2005―2008年間,他更對新時評的發展進行了集中學習和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陳棟近幾年來已不僅自己撰寫時評,而且專訪了眾多時評高手,與國內多家媒體評論部建立了聯系。豐富的經歷和寫作實踐,都為他寫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厚實的功底。本書以新聞人的敏銳搜集和描述了10年間中國媒體新時評的發展與變化,其中的許多鮮活素材多為一手資料,十分寶貴,對于當前和未來的時評研究具有較強的借鑒和參考價值。時評不僅是當今社會引導輿論的重要手段,也是傳媒生存和發展所需。因為,在新媒體信息大爆炸的時代,傳媒幾乎沒有獨家新聞可言,但可以有獨家視角、獨家觀點,時評潮應運而生,并且時評正在不斷為鑄造媒體靈魂造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