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理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傳播學理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　知識社會學　傳播學本土化　經典理論反思　研究新進路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2008年的傳播學理論研究焦點大都與這個年份的特別之處有關。首先，2008年時逢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因此，傳播學界在本年度對中國傳播學理論研究30年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集中的總結反思，并提出多種因應之策；其次，2008年出現了如冰雪災害、3?1、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響力社會事件，結合這些事件對傳播理論與實踐進行概括與總結，或針對這些特殊鮮活現象探討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理論發展之路，是本年傳播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一、中國傳播學研究30年：實績、困境與反思

有多位學者撰文提到，經過30年的發展，傳播學在教育建制上已經成為國家認可的一個“學科”；如果從相應教研機構、論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標衡量，儼然已是一門“顯學”。有學者用極其概略的方式總結了大陸傳播學研究的實績：傳播學界出版了諸多較為完整、系統的本土教材；西方經典的引進和譯介亦頗具規模；理論方面的著論已從西方學術介紹轉入本土化應用階段；在部分領域已經產生了一些較為出色的學術成果；實證研究逐步普及，對資料及研究邏輯較為重視。

不過，和許多學者總結大小媒體30年歷程時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現出的明顯激動與興奮相比，很多學者對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現狀并不持“自豪”和“樂觀”的態度――更有學者把自己回顧傳播學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為“一半是驚喜，一半是驚恐”――這些說法啟人深思。下面將他們的反思進路大致地分為兩類，分別加以概述。

一是通過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批判性考察，著眼于中國大陸傳播學知識的歷史建構過程及其得失。

回顧傳播學引入中國的第一個10年，批判學派的“夭折”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親身傳播、學者們原有的知識局限等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卻是知識生態的壓力。這種知識生態直接受制于意識形態的壓力，“這種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時的傳播研究主體被迫采用雙重標準的研究策略：對外批判主義，對內行政主義。”時至今日，這種雙重標準的研究策略遠未絕跡。有些學者的觀察可謂犀利：“有機會的時候，中國學者能夠將批判理論運用得相當嫻熟，簡直可以說是如說家珍。”

“傳播學本土化”問題自傳播學引入時就開始困擾中國傳播研究者。有學者以反思傳播學研究為契機，轉換提問的方式，對“傳播學本土化”話語本身進行問題化。作者以受眾研究為例，從經驗的、歷史的角度對“傳播學本土化”的現實結果進行考察，研究結論大大挑戰了人們的成見：“中國的傳播研究不是沒有本土化，而是過于本土化，以至于我們要對這種以實用為主的本土化策略進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嚴重的本土化現實被忽視的本土化討論背后，更嚴重的是政治場域和經濟場域對學術場域的滲透，導致中國傳播研究出現了明顯的輕理論、重應用，輕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論研究的生存空間局促的不是被整體化的“西方”或“西方傳播學理論”，恰恰是成為主導傳播研究的現實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學者認為，在諸多制約傳播學研究發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決的，是在思維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義傳統的束縛。功能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把“社會需要和傳媒業發展”當成一個固定不變的敘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傳播領域的“社會需要論”，即把一些傳媒現象的出現和變化都視為“社會需要”，使得傳播學研究陷入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也沒有生產任何新知識產生的循環論證之中。具體到研究中，就是將本該被仔細辨析的對象類型化、對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證明某些類型的存在，而不是從類型中發現新的變異。功能主義思維還導致研究中出現了抽象的性質決定論，把研究變成貼標簽和時髦的詞匯競賽。該學者建議，要扭轉這種日漸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從“功能主義向建構主義的轉化；從社會決定論向社會互動論轉化；從抽象的因果推論向具體的事實描述轉化；從事例歸納向意義解釋轉化”，在傳播學研究中時時“面向事實本身”。

有學者從學科建設的角度表達了對概念及其闡釋在傳播學研究中處于“失落”境地的擔心，提出傳播學概念和概念闡釋在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學習、厘清現有傳播學及相關學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須從事的一種“投入”(input)行為；同時，在歐美的傳播學研究受社會穩定、制度完善、固有學科范式的影響，研究議題日趨微觀、瑣碎的背景下，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中國學者理應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義的傳播學概念、問題和假設，積極參與到理論概念的建構過程中。無論是倡言“厘清”，還是字里行間包蘊的“發明”沖動，都滿含著作者對于中國大陸處于全球傳播學知識生產的終端位置的焦慮和不滿，以及建立一個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的熱切期盼。

有學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關著述的基礎上，對1978-2008年間人際傳播研究的歷程進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陸人際傳播研究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以介紹西方人際傳播基本概念、理論、普遍原則和原理為主要目標的引進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際傳播學術和概念，嘗試對中國社會人際傳播現象、觀念與問題進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隨中國社會轉型與變革現實需要，逐漸形成和擴大人際傳播研究領域的跨學科研究。。有學者從時間、理論和問題三個層面，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認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認可的觀點，做了一個素描式、綱要式的總結。這些學者的主要觀點是：作為傳播學分支之一的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在20世紀80、90年代確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學者們對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認同，但對其理論實質沒有統一的認識；國內的跨文化傳播研究體現出一股較濃厚的理論角度而非實踐角度的問題意識；明晰語境、理論落地、理論建設和理論升級是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幾個現實緊迫要求。

二是對傳播學教育和研究體制進行剖析，注目點在傳播學研究基本學術規范、學術評價標準和學術自主性建設等相關問題上。

有學者認為當前的傳播學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規范，低水平高度重復性研究，其中對政策進行詮釋的注腳式研究、實用性行政研究和論文評論化現象尤為嚴重；研究生力軍聰明有余，基本訓練不足；理論問題意識不強，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學科和全球的視野。要解決以上問題，必須首先改革傳播教育，這包括研究生院課程、招生辦法和研究體制方面的改革。對此，該學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議有11條之多，涉及傳播教育與研究體制等諸多方

面。

在有的學者看來，對現行學術體制進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從學術共同體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爾迪厄所提倡的那樣，將自己的思維路徑和研究活動作為分析和批判的對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個十分觸目的問題就是“我們還太缺乏作為學者社區的‘主體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其后果是將理論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資本之擁有而界定的權威所簡約或扭曲的理論”當做教條，將“某些來自他鄉或彼時的概念或現存體制權力的話語支撐當作了事實性的預設，將它們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視野，不僅自己無法對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們將自己當作權力的侍從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籠罩在權力的光環下而沾沾自喜。”這意味著，學術的評判標準不應來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標”和“國家權力行使的工具”，而應當是：“是否提出了新問題，是否系統地考察了經驗的現實，是否驗證、發展或提出了理論解釋，是否展開了結合經驗觀察和理論分析的系統論述，是否以此論述彰顯了普適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們所在的社會共同體集體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該學者從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點建議，借此吁請學者們形成“對現存學術體制的有效的、建設性的抵抗”。

中國的傳播學隸屬于新聞學院的學科建制也成為很多學者關注的焦點。有學者認為，傳播學“沒有被引進到社會學領域或信息科學領域，而是投進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國新聞學的懷抱”，使得傳播學“籠染上舊有的痼疾”。以至于讓人生出“傳播學在中國投錯了胎”0的感喟。有學者認為，在傳播學的安身立命之處，跨學科與多種理論來源，以及基于維系民主制度的目標回答社會實踐問題，從來都占據一席之地。隸屬于新聞學院學科建制的中國傳播學研究和傳播學在美國的發生發展相比，存在這些先天不足：理論層面缺乏社會理論支持；本屬于新聞學科核心的人文關懷及對終極價值的追問和批判精神嚴重缺失；傳播學術研究在尚未建構出自身價值評判標準時，就已經快速地與權力和利益結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論反思嚴重不足。盡管從今天看傳播學在名分上已經獲得和新聞學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與新聞學和中國新聞事業過于密切的關系，加上對經驗研究和文化研究兩大理論路徑本身的思想源流演變、社會政治基礎、文化價值起點的認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國傳播學研究在30年的發展中，描述多過闡釋，論斷多過概念，在應用性方面的成就高過理論性。

有學者注意到，在目前傳播學研究的隊伍中，真正接受過系統、科學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訓練、掌握了科學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學者數量不多。傳播學研究大量應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學科的研究中卻很少使用目前我們的傳播學的研究成果；研究滯后于傳播技術的發展和傳播媒介的更新。該學者提出，傳播學研究要同中國的社會發展密切聯系，同時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內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識形態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擺脫對政治的依賴，探索出本學科必需的、獨特的學術規范。傳播學雖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種形式予以認可和接納，但從此以后“傳播學的學者們不得不在詮釋官方意識形態、服務當前政策等方面尋找課題、尋找經濟支持，傳播學被體制化。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向大眾傳播媒介偏向，最終將學生的就業去向都集中在大眾傳播媒介，新聞傳播類的學生脫離了專業媒介就無法施展才能，從而造成目前就業難的現實。

有學者借助與相對成熟的西方傳播學教育比較，提出中國傳播學的未來發展可以歸結為三個焦點：明確傳播學教育“局外人”的視角，倡言傳播學應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媒介對受眾與社會的影響，將批判性思維作為傳播學課程的一部分，從更為本質的學術立場、觀察視角、教育目標和教育職能等層面區別和超越于新聞學；改變過去把傳播學教育狹義化為“美國大眾傳播學”的局面，增加跨學科課程比例，強化理論基礎，將傳播學的若干子領域列入專業基礎課程中；對傳播學學科建設和理論建構有更多的自覺和承擔，強調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學者提出不應僅僅將傳播學者視為對媒介機構、組織、受眾和效果了如指掌的專業人士，而應首先將自身視為知識分子之一種。只有這樣，才能在商業化和市場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學術人格”。有學者結合自身研究經驗，對傳播學實現真正跨學科對話與合作的可能途徑進行了分析。盡管傳播學應是以問題為取向，不應存在跨學科對話的障礙，但目前的跨學科合作還主要依賴于研究者的興趣與同好間的合作。雖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錯的學術市場，但缺乏相適應的學術評價體系支持。

二、外國傳播學思想研究與再闡釋

自從德國哲學家和政治傳播家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引進漢語學界以來，就其對中國歷史和社會是否具有適用性和解釋力等問題展開過多次較大的爭議，其中最為激烈當數上世紀90年代被稱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遺憾的是，中國傳媒學者不僅整體缺席于這場論爭，也未對涉及的傳媒議題給予必要的關注。有學者認為傳媒學者這次失語的和他們缺乏一種國家一社會關系的分析視野有關。該學者通過展現國家一社會關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國公共領域研究中的浮現過程，認為對中國國家一社會關系的考察是討論公共領域和中國傳媒問題的前提和關鍵。同時，在此視角下展開的傳媒分析路徑是提升公共領域與傳媒問題研究學術品質的有效路徑，也是促進國內傳媒問題研究范式轉換的一種可能思路。作者指出，這一傳媒研究路徑的建立應擯棄功能主義的認識定勢，把握真實的國家一社會關系，理解國家、社會、市場、傳媒的復雜動態關系，以及借鑒實踐社會學的研究路徑。

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催生出了論壇、博客、播客等網絡新媒體，重新點燃了人們對“公共空間”這一理想社會模型的熱情。這是否將構建出新的公共空間?又將如何影響政治傳播和民主政治?有學者根據哈貝馬斯關于“公共空間”的原始：述，析出9個帶有指標意義的、理想狀態下的“公共空間”所應具有的特征。運用這一標準，作者比較衡量了近現代人類社會所經歷的三個媒介形態(分別為“印刷媒體公共空間”，“廣播電視公共空間”和“網絡公共空間”)，發現支持哈貝馬斯提出“公共空間”的歐洲17和18世紀的資產階級公共空間事實上并沒有達到可以稱為一個真正“公共空間”的標準，倒是當下得到迅猛發展的“網絡公共空間”為民主政治傳播前景涂上了一層樂觀的亮色：“實際上，如果從歷史發展的縱向順序來比較，‘網絡公共空間’的出現，與其說是傳統的公共空間的一次復生，不如更準確說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的誕生。”還有學者提出新媒體尤其是自媒介的開放性、平等參與性、獨立性更強，獲取的資訊更完整，意見表達總體更趨理性和批判性，這些都為“網絡公共空間的再轉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學者們也對“網絡公共空間”可能存在的問題作出了謹慎的提醒：“網絡公共空間”如何面對政府和利益集團越

來越嚴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網絡論壇上的低級非理性化傾向?如何讓娛樂強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這些都留待學界進一步觀察和研討。

有學者組織了關于傳播“傳遞觀”和“儀式觀”的辨析討論。傳播的傳遞觀強調訊息在空間內的傳布，以社會心理學和行為主義為基礎，目的在于實現對空間距離和人的控制；傳播的儀式觀不是分享信息的行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強調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維系一個社會。儀式觀的理論創新之處在于：從參入者而非傳者受者角度進入問題；通過符號學理論分析傳播的文化意義；將對傳播作用的分析上升為文化層面，注重傳播對秩序的建構、對信仰的擴散，所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盡管兩種傳播觀有諸如此類的差別，但二者并不是對立的，在實際研究中應根據具體情境發揮它們各自的優長。不過，從傳遞觀曾大行其道的學術史背景和大眾傳播對現代社會整合作用日漸強大的現實需要看，儀式觀對當下的傳播學研究具有更多理論上的啟發性和開拓性，學界應投以較多的關注。

拉斯韋爾5W模式是影響經驗傳播學派的重要學說之一，但對它的形成過程進行專門研究的尚不多見。加拿大傳播學者巴克斯頓曾提出一種最新見解――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應該是約翰?馬歇爾。對此，我國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對拉斯韋爾來說，5W模式與他早期的宣傳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著難分難解的關系，這些都可以在他相關著述中找到佐證。明確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實，更大的價值在于可以通過還原5W模式出現的語境來更準確地認知該模式的歷史對應性：這一模式和拉斯韋爾維護統治者利益的初衷有著密切關系，其中曾經包含的意識形態對立觀念曾在拉斯韋爾論及冷戰時期的傳播戰時閃現。

通過文獻分析對傳播學史成見提出商榷的還有關于拉扎斯菲爾德的研究。有學者針對批判學派對拉氏的實證效果研究“狹窄”和意識形態的保守傾向等展開辨析。細讀拉氏及其哥倫比亞學派的論述會發現，他們不但看到了媒介導致的受眾態度和行為的即時或短期的改變，而且關注大眾媒介可能具有的長期、甚至制度性的影響。遺憾之處在于，由于現實關懷的需要和方法論的影響，拉氏等人在繪制了一幅“寬地圖”之后踐行的卻是“窄操作”。同時，拉扎斯菲爾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雖然沒有明確提到媒介體制問題，但因此將其指責成為現存體制服務有些失之簡單。事實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銳地觀察到了大眾媒介的產生所帶來的社會控制方式的變化，并對媒介終究是維護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的保守特征與霸權傾向進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學者對杜威傳播思想在傳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義進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傳播思想是他為新時期的進步主義確定基調的集中表現。在“社會有機體”思想的基礎上，杜威提出：“社會不僅是由于傳遞、傳播而得以持續存在，而且還應該說是在傳遞、傳播之中存在著。在公共(common)、共同體(community)和傳播(communication)這些詞之間的聯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們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個社會中，傳播就是人們達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傳播”的社會實踐意義在于共同參與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徑。這些極富人文色彩的論述，為庫利、米德等其他早期傳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論基礎，并為理解現代西方傳播思想的發展變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議程設置理論早在20年前就已經介紹到中國，可真正系統運用這一理論研究中國媒體和受眾關系的尚屬風毛麟角。有學者基于該理論的基本框架，以實證科學的研究方法，運用時間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歸模型檢驗了媒體議程、媒體接觸對公眾議程的影響，證實或部分證實了“接觸媒體程度高的公眾，對各議題的關注程度也高，兩者正相關”等三項假設。媒介組織是新聞生產的主要場所，但傳播學界很少涉及媒介組織的內部傳播及其影響。有學者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對上海和新加坡兩地6家報紙組織的內部傳播情況進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對獲取的有關媒介組織傳播基本狀況及其與新聞生產關系的經驗資料進行初步分析，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組織新聞生產過程提供了參照。

三、傳播學理論研究的新進路

有學者從傳播研究的對象、方法和成果三個方面，分析了傳播學研究兩大流派――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在對一些關鍵問題認識上的“二元對立”，提出要對“客觀性”進行重新界定。該學者從本體論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無論是傳統學派還是批判學派，他們用來檢驗科學理論或假說的事實只能是“經驗事實”，也只能在認識活動從“經驗事實”出發去建構傳播學理論。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在經驗社會事實中，還包容著一種構成社會事實并反映到經驗社會事實之中的“客體意識”。經驗學派反復強調的研究“客觀性”，實際上就是經驗社會事實中的“客體意識”。至此，傳播學兩大學派爭論的實質點之一――“研究對象是否是客觀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觀”的問題，已經在“客觀事實”與“經驗事實”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謂“客觀性”原則成了在獲得“經驗事實”中如何體現“客觀意識”的問題。該學者主張，傳播學研究與其糾纏于用“說明”的方法還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將問題具體化為“在傳播學研究中，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研究者的主觀因素可以忽略不計，而著重運用說明方法研究問題”、“在什么條件下主觀因素對認識過程的影響必須要加以考慮。因而著重運用理解的方法更恰當”。至于傳播學理論，盡管它未必見得就是“真理”。但“對事物做出解釋或分類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見解就是一種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啟發是，要堅持傳播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應用某種單一不變的方法統馭；同時，在傳播研究實踐中，以“以問題為中心”來選用具體的方法，而不是“以學科(派)為中心”畫地為牢。

在個體對傳播信息的微觀加工機制和研究方面，神經科學具有截止目前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難以企及的優勢和特殊適用性。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傳播心理實驗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經過6個月的精心籌劃、素材準備和實驗設計，于2008年3月8-30日進行了一項關于傳播效果的ERP實驗。這是中國人首次運用神經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嚴格的科學規范，運用腦電測量儀對有關傳播效果問題所進行的科學測定。將神經科學引入傳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間很大，幾乎在傳統傳播學研究所有方面都能應用，包括傳播渠道研究、傳播內容研究、傳播對象研究、傳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結合的初期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體與個體形象建構；暴力和性等特定傳播內容的影響；媒介體驗中的情感；廣告與營銷效果；不同語境下傳播效果的比較研究等。同任一種科學手段一樣，神經科學手段本身也有難以回避的局限，盡管如此，將神經科學引入傳播學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學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經科學與傳播學經過長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

的研究方法與話語體系時，我們有可能將這一研究領域發展為‘神經傳播學’。”

與傳統認識中人們知覺習慣對圖像生產的主導作用相逆，有學者通過對媒體再現與空間知覺的關系分析指出，當代視覺傳媒正在反向訓練(mveRed discipline)著人們的場所知覺。通過分析滲透著各類影像媒體的當代城市空間的顯形方式，作者進一步論述了光學透視所固定的結構性空間如何被公共空間中各類視頻窗口解體，從而生成不均勻壓縮的、多層疊覆的，無法穩定對焦的影像空間。最終，與幾何連續體相對應的總體場所感被與影像碎片相對應的即時場所感更新。

有學者對大眾傳播心理學領域影響頗大的“傳播的兩級效果論”提出商榷，認為盡管人內傳播是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但還是能夠抽象、簡化出一種類似雞蛋結構的“蛋內傳播模式”。人體的相關組織和器官分別擔負著類似蛋殼、蛋清、蛋黃等功能，它們分工協同，對信息進行把關、整合、再生產，最終的決策信息指導人們的態度和行為，產生的結果作為信息反饋給個體，由個體重新調整內向傳播和決策過程。對此，“傳播的兩級效果論”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釋和回應。

四、傳播學理論的應用：現實解讀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開以及新聞的開放管理政策產生了壯觀的傳播效用，不僅保障了公民知情權，更可以成為推進公共管理和強化政府公關的重要手段。有學者綜合SARS危機、阜陽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開與否的社會后果，以社會的穩定(stability)為分析框架，從社會傳播學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論：在危機事件中，社會的和諧穩定固然與其政府或部門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關，但是信息的公開性(Openness)也必然與之利害攸關；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準也應當是主要的歷史考量維度；與以上因素相反的則是危機(crisis)的程度。此假設用數學模式表達，則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報道“開放”所達至高度社會動員為正面范本可以發現，這一事件中最可寶貴的傳播學宣言。是一個關于新聞媒體的開放政策。從“政府信息公開”到“新聞公開”，中國新聞公開性的轉向亦成為可能。還有學者從危機傳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機管理的進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鑒危機傳播“西方范式”的基礎上，將危機傳播納入學術研究視野之內，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概念、理論和范式體系，是我國新聞傳播學界當前和今后努力的一個方向。

還有學者從汶川地震新聞報道中的經驗和啟示出發，對危機傳播本身特別是信息的開放與控制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理論概括。“開放”不僅是汶川地震的救災方針，而且是危機傳播的基本準則。從汶川地震的救災過程來看，“開放”應該體現在信息開放、媒體開放和救災開放等三個層面。不過。“開放”不等于放任，危機的責任主體在解決危機的過程中對有關信息管理也將圍繞這三個層面展開，這即構成了危機傳播的控制性原則。它與開放性原則的關系是：前者必須建立在后者的基礎上，開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則，在當代中國的危機傳播實踐中尤其需要加以強調，控制只能是建立在開放的基礎上必要而適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開放”和“控制”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和內在的統一，作者認為要在危機傳播的動態過程中和具體信息內容的報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達成二者的有機結合。

汶川地震報道中多位電視臺主持人在播報地震新聞時難忍淚水的畫面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這種傳播主體的情感介入，與人們長期以來關于傳播主體在實施大眾傳播行為時應該規避個人傾向介入的慣常認識是有沖突的。有學者通過分析提出在特定的報道情境下。傳播中的情感因素體現人類本質和人類普世價值，而傳播中個人體驗和共同體驗的結合，則強化了傳播效果，起到社會團結、塑造國家形象的功能。事實證明，在一定條件限定下，傳播中的情感介入不僅無害，而且有益。

篇2

關鍵詞： 《植物化學保護學》 角色認知 教學態度 教學行為

教師的教學活動過程是一個信息傳播的過程，所以傳播理論適用于教學活動。要完成傳播，需要三個階段：認知、態度和行為。而教學《植物化學保護學》的老師，要完成教學任務，必須做好以下三個方面：角色認知、教學態度――教師的職業責任感、教學行為――教學手段的多樣化。

一、《植物化學保護學》教師的角色認知

在《植物化學保護學》教學過程中，任課教師是傳播學中的“誰”，是“施教者”，他所教授的內容構成傳播學中的“說什么”。對于化保教師來說，是教學內容（信息）收集、加工和傳播的主體，也是教學活動是否能夠成功的主要責任者。身為化保教師，應該具備下列知識認知。

1.對所授專業及受眾（學生）的認知

《植物化學保護學》是農業院校植物保護專業的專業課。教師應該對植物保護專業有充分了解，了解植物保護專業的性質與培養目標等，學生最終要達到什么樣的專業程度。防止教學過程中跑偏，以免教師在授課過程中抓不住重點，對熟悉的內容大講特講，不熟悉的一帶而過甚至不講。

植物化學保護專業的學生將來是為農業生產服務的，是植物醫生。所有農作物包括森林植物，在生長發育過程中甚至在采后貯存過程中都可能受害蟲、病原微生物、雜草或雜木等有害生物的危害，都需要植物醫生進行診斷、分析、開具處方，提供有效的防治方法。所以植物保護人才是農業生產的螺絲釘，任何作物生產都離不開植物保護，植保人才應該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這就要求植物醫生識別有害生物、認識有害生物的危害癥狀、發生規律和特點、掌握防治手段和方法。植物保護專業的三大專業課程包括《農業植物病理學》、《農業昆蟲學》和《植物化學保護學》。農病、農蟲教會學生如何診斷病、蟲，了解和掌握病、蟲發生的規律和特點及一般的防治方法。而我認為植物化學保護學，是植保專業最重要的專業課，原因如下：

（1）化學防治是農業生產中防治有害生物的最重要的手段。目前防治病、蟲、草害有多種方法，如農業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化學防治等，但是縱觀國內外對有害生物的防治，迄今化學防治仍然是最重要的手段，其他手段只能起輔助作用。

（2）化保課程的學習，可以帶動其他專業課的學習和掌握。植物保護專業有三大專業課：《農業植物病理學》、《農業昆蟲學》和《植物化學保護學》。化保涉及的農藥包羅萬象，包括殺蟲劑、殺菌劑等類農藥，而不同的農藥品種，其生物活性不同。學生在掌握農藥品種的活性、特點的基礎上，必須熟識病害、蟲害、草害的發生發展規律及識別要點，才能科學安全地用好農藥，充分發揮農藥的性能和藥效，才能達到病蟲草害防治的目的。所以化學的學習可以帶動其他專業課的學習，可以說《植物化學保護學》是植保專業三大專業課中的核心課程。

（3）植保專業的畢業生大部分面向農藥公司就職。畢業生在農藥公司中主要從事農藥銷售、農藥研發、技術培訓等工作。現在的在校生，畢業后可能有部分學生繼續讀研新造，有些學生直接就業。直接就業的學生幾乎超過90%在農藥公司或農業種植園從事與農藥或植保有關的工作，而現在與植保專業有關的碩士、博士（如植物病理學、昆蟲學、農藥毒理學、農藥學等方向）大部分的就業方向與農藥有關。從這一層面看，植物化學保護學是植物保護專業最重要的專業課。。

2.對《植物化學保護學》的認知

（1）概述。植物化學保護學是關于農藥性能、農藥制劑、農藥試驗、農藥管理、農藥科學使用的一門綜合性的學科，是關于如何充分發揮農藥藥效、減少農藥對人、畜、環境毒性的學科。農藥是農業生產上必不可少的生產資料，是提高農作物產量和保證農產品質量的必需品。在農業生產中，因有害生產造成的損失可能占農產品產量的30%～40%，蔬果類可能占50～80%，而使用農藥進行化學防治挽回的損失可達到30%左右。如果不用農藥，則世界上將有很多人挨餓。農藥還在保證農產品質量方面起很大作用，一方面農藥的使用可以保證農產品的整潔度，品相好，生產出高端產品（無蟲孔、無病斑），另一方面可以使農產品免受一些能產生毒素的致病菌（如小麥赤霉病產生嘔吐毒素，黃曲霉菌產生黃曲霉毒素）的侵染，保證農產品的安全性。

而農藥在其發展史上出現一些負面的影響，如有的農藥對哺乳動物毒性較高，有的農藥對生態平衡和環境破壞性較大。這就要求加強農藥管理，科學使用農藥。植物化學保護學就是一門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藥效、消除農藥負面影響的學科。

（2）內容。植物化學保護學具有豐富的內涵和廣博的外延，其涉及的知識內容繁雜、共分十多章，幾乎每一章拿出來就是一門獨立的課程。第二章農藥劑型和使用方法，涵蓋了“農藥加工劑型”及“農藥科學使用技術”兩大方面內容；第三章至第七章是農藥各論部分，分別是“殺蟲殺螨劑”、“殺菌劑”、“除草劑”、“殺鼠劑及其他有害生物防治劑”、“植物生長調節劑”，這幾章是關于不同有害生物的防治劑及植物生長調節劑，各自獨立，自成體系。有害生物的分類、生理生化特性相差較大，要求教師知識面廣、涉獵范圍大，并且具有一定深度。第八章是農藥有害生物抗藥性及其綜合治理，第九章農藥與環境安全，第十章農藥生物測定與田間藥效試驗、第十一章農藥的科學使用。

植物化學保護學涉及的基礎理論有：物理化學、數理統計學、基礎生物化學、植物生理學、植物學、動物學等；涉及的專業基礎學科及專業學科有植物學、普通昆蟲學、普通植物病理學、農業植物病理學、農業昆蟲學等；涉及的專業提高及拓展學科有昆蟲生理學、農藥毒理學（包括殺蟲劑毒理學、殺菌劑毒理學、除草劑毒理學等）、農藥生物測定技術、農藥劑型加工學、農藥科學使用技術、植保器械、農藥環境毒理學等。

（3）對化學保護學教師的要求：植物化學保護學既是一門理論知識豐富的學科，又是一門實踐性非常強的學科。要掌握和熟悉這些內容，對教師的要求很高，基礎理論知識扎實，前后章節的知識應該融會貫通；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不照搬課本，要理論聯系實際。此外，要注意豐富自己的教學手段和教學技巧，提高學生的興趣和學習積極性。

為使教學活動豐富多彩，加深學生對理論知識的印象和提高學習積極性和興趣，還應搜集一些與課堂內容相關的人物、事件等。如：“邱氏鼠案”、“化學起源與有機磷酸酯類化合物的關系”、“藥害事件”、“農藥中毒事件”、“對學科發展作出突出貢獻的人物事跡”、“博帕爾事件”，等等。

教師除了扎實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外，還應緊跟學科發展的前沿，密切關注學科的最新進展如毒理學的新發現、新農藥品種的研發、新產品的面市及在中國農資市場上出現的新的農藥品種；世界各國對農藥管理方面的新的政策法規。在課堂上及時補充這些新內容，以免學生了解的農藥知識與市場脫節，使學生進入職場后適應能力強。

二、教學態度：教師的職業責任感對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性

對教師角色有充分認知后，教學態度成為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教師的教學態度體現在教師的職業責任感方面。

美國教育家阿道爾夫?第多斯惠說：“教學的藝術不在傳授本領，而在激勵、喚醒和鼓舞。”教師責任感的根本內容，在于把成長的自交給學生，放開手腳促其自理，發展對所學東西的興趣，增強自我發展的信心[1]。中國有句古語“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教學過程中教師是主導，而學生才是主體。從這一點看，教師的責任感關鍵在于如何提高學生的自主能動性，而不是停留在如何提高專業知識儲備量、如何認真對待每一堂課、如何監督學生的作業等層面。后者是教師對自身的要求，是作為一名教師的本分，是分內的事。如果一個教師只是在自身素質的提高方面下工夫，忽略學習的主體――學生，那么學生的學習可能是被動地接受灌輸，可能沒有學習熱情和學習興趣，可能單純地為了應付考試而學習。當學生有一個學習的強大動力時，才能有學好本門課的強烈愿望，才能付諸行動。這個動力來源于哪里？如何激發？這是專業課教師的教學藝術和教學智慧所在。

在植物化學保護學的教學過程中，可以將學生分為三種類型，這可能適合一般教學過程對學生的分類。

1.部分學生有一個良好的人生規劃，他們選擇這個專業學習，未來要從事與該專業有關的工作，所以他們身上有自發地學習欲望和強大的動力。

2.有些學生可能沒有那么遠的規劃，但是他們在乎的可能是眼前的一些利益如獎學金等，這些學生很在乎學習成績，這是他們學習的動力。

對于這兩類學生，教師一般不用費心思，備好課講好課基本可以完成教學職責。

3.但是還有一類學生，他們既沒有長遠的人生規劃，又無望拿獎學金、無望入黨等，所以隨心所欲、隨波逐流，上課時可能在玩手機、聽音樂等做一些自認為感興趣的事情，對于“植物化學保護學”既沒興趣又不培養興趣。這就要求教師在上課時密切注意學生的動態，特別要關注那些坐在教室后排、低頭不聽講的學生。

這第三類學生的問題在于對專業認知的不協調，他們對專業的認知可以分為：（1）應該學，但無用；（2）沒興趣，學別的；（3）雖想學，但基礎差，不愿學，自暴自棄。

這類學生需要教師進行干預，幫助其分析問題所在，并且在以后的專業學習中不間斷地給予關注，逐步培養其學習興趣及責任心。我們所遇到的這類學生，在后來的學習過程中部分學生都改變了原有的看法和做法，最終取得了不錯的學習成績。有的畢業后直接進農藥公司上班，用人單位反映良好。

三、教學行為：多種教學手段并用，提高課堂的生動性

《植物化學保護學》是采用多媒體與板書同時進行的授課方式。多媒體教學的關鍵是多媒體課件的質量。在《植物化學保護學》的多媒體課件中，除了知識點及重點、難點外，與知識點相關的漫畫、照片、動畫、影片等也非常重要，這是多媒體教學的優勢，也是使講課變得生動、活潑和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的重要手段。如講到農藥毒性、藥害、表面張力、噴霧原理時，適當播放一些視頻和圖片，學生看PPT聽講，長時間會產生視覺疲勞，進而大腦疲勞，如果適時穿插一些板書則會起到“提神醒腦”的作用。

無論是多媒體授課還是板書授課，活躍課堂氣氛、提高學生注意力及聽課興趣最重要。課堂上運用案例教學、談論式教學、課堂討論等都是非常好的手段。化保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教學案例比比皆是，每一章節都可以舉出很多案例，如以梨、蘋果銹病為例，說明化學防治的關鍵時期、選用的殺菌劑組合及使用方法、劑量等；以一個害蟲為例，說明殺蟲劑的使用方法；以麥田或大豆田雜草為例說明不同類型的除草劑的使用方法及除草劑輪用、混用方法及用途……

上課時，適時提問，可以讓學生的思路跟著老師走，不會因為老師講課內容繁多而走神；就某個問題進行課堂討論，也是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的方法。

總之，傳播學中的認知、態度和行為理論，在指導植物化學保護教學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學生中的不協調聲音在教學過程中逐漸消失，最終幾乎每個學生都能做到上課認真聽講，對老師布置的作業、課后調查等任務也能按時完成，對本學科都表現出濃厚興趣，取得令人滿意的成績，達到教學目標要求，相信傳播學理論對其他學科的教學有同樣的指導作用。

篇3

【關鍵詞】傳播學；本土化

一、本土化研究的起源與發展

本土化是上世紀年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涌現的學術思潮，是對社會科學理論普遍“西化”作出的反應，我國傳播學研究本土化這一概念的提出大概是在1995年左右。

傳播學的本土化包括三個層面：第一種是指簡單地將外來的理論直接應用于本土社會；第二種是指在本土社會的基礎上對外來的理論進行補充、發展；第三種是基于本土社會的原創理論。這種原創理論的出現有兩個可能性：一是在當地社會有其獨特性，因而引發新的理論建構；二是有關的社會現象并非獨特，其實同樣存在于其他國家，只不過是其他地方的同行視若無睹，沒有進而探究，卻給本地研究者捷足先登，“第一種移植式本土化在學術界的地位很低，因為當中缺乏創新，那只是重復應用。第二種修訂式或是補充式的理論本土化其實很重要，因為它帶有創新的意義，同時發生的可能性也比較大。第三種創新式本土化是學者夢寐以求的理想，它不但是理論的開拓，也會為本研究社群帶來最大的認同。”

在臺灣地區，第一部傳播學著作是徐佳士在1966年出版的《大眾傳播理論》。在香港地區，余也魯在1978年首次譯述出版了宣偉伯的《傳學概論：傳媒、信息與人》，在1980年出版了《門內門外：與現代青年談現代傳播》。在祖國大陸，雖然劉同舜、鄭北渭、張隆棟早在1956年和1958年就分別翻譯發表了介紹西方傳播學的文章，但研究性的文章直到1978年才出現。這一年7月，鄭北渭發表了《公共傳播學的研究》和《美國資產階級新聞學：公眾傳播學》兩篇文章，引起了新聞學界的興趣。1988年，戴元光、邵培仁、龔煒出版了大陸第一部傳播學專著――《傳播學原理與應用》。但是，這些還都不是本土化的傳播學研究。本土化研究有一個復雜而艱難的過程。

1982年，為了響應“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性傳播學研討會，會議提出：“對西方傳播學，我們要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不要簡單否定，也不要簡單肯定。我們要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和我國新聞事業的傳統，對傳播學作具體分析，千萬不能照抄照搬。我們對它的基本態度，可以概括為四句話、十六個字：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要結合中國實際，建立起符合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點的新聞學或傳播學，使它在‘四化’和‘兩個文明’建設中發揮作用。”這一主張在此后20多年中，是多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的重要議題之一。

普遍認為第一次提出傳播學本土化的命題是余也魯。他在1978年3月主辦的第一次中國傳播研討會（香港）上作了《中國文化與傳統中傳的理論與實際的探索》的演講。余也魯認為：“我們除了可以在中國的泥土上學習與實驗這些（西方傳播）理論外，以中國人的智慧，應該可以從中國的歷史中找尋到許多傳的理論與實際，用來充實、光大今天傳學的領域。”因為，“傳的藝術已深潛于中國文化中，流漾在中國人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統性的與科學性的發掘與整合。現在該是開始的時候了。”

1986年，全國第二次傳播學研討會召開。這次會議“最大的成果就是著手討論了如何建立具有中國特點的‘新聞傳播學。”1993年，第三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作為中心議題加以討論。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明安香總結了一種有代表性的觀點：“所謂建立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理論體系，就是要從中國實際出發，為中國實踐服務，研究和借鑒外國傳播理論，概括和總結中國的傳播觀念和實踐，建立自己的傳播理論體系。對于建立中國特色的傳播理論體系，要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既不可一概否認，也不宜亂貼標簽，而應該從實際出發，面向實際，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二、本土化研究的背景

中國擁有歷史久遠的傳播活動。在有文字之前，人們最早使用口頭傳播，作為輔助手段還有圖繩、圖畫、雕刻、烽煙等等。周朝起，就有了以甲骨和金石為載體的文字傳播。春秋戰國時期，群雄割據，處士橫議，諸子論戰，游說諸侯，聚徒講學，各國都設有驛站和傳舍，傳播活動變得頻繁。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采取了修筑馳道、統一文字、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制度等一系列措施，社會傳播活動更加暢通。

東漢時期蔡倫發明“蔡侯紙”，此后，紙逐漸成為主要的傳播載體。宋代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是印刷史的一次偉大技術革命，兩者都為文字傳播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自古多文人仕士，他們或著書立說，或詠詩作詞，留下令人驚嘆的文化財富。儒家、道家、法家思想不僅對中華民族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更在世界范圍內聲名遠揚。

三、問題及對策

（一）我國傳播學本土化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

根據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提供的《中國大陸傳播學專著、譯著要目》，傳播學本土化研究的成果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縱向的中國傳播現象和傳播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果

如賴江臨的《中國新聞傳播史》（1978）、吳東權的《中國傳播媒介發源史》（1988）、徐培汀和裘正義的《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1992）、李敬一的《中國傳播史》（先秦兩漢卷，1996）。

2、橫向的中國傳播學理論和傳播問題研究已經獲得長足的發展

如關紹箕的《中國傳播理論》（1983）《溝通100：中國古代傳播故事》（1989）、孫旭培的《華夏傳播論》（1997）等。2001年底由童兵、邵培仁、戴元光等著名傳播學者主持編寫、復旦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的《20世紀新聞學與傳播學叢書》，對20世紀的新聞傳播學研究做出了歸納和總結。

篇4

宋學語錄的勃興

在宋代，語錄體得到空前發展，并在教育中廣泛應用。這種空前發展的速度和規模甚至讓人吃驚:進入12、13世紀，忽然間，幾乎所有重要的新儒學思想家都留下了“語錄”。宋代語錄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理學家的語錄體著作占據絕大部分比例，并且主要在南宋完成。這些理學家的語錄作品主要有《二程遺書》《二程外書》《二程粹言》，徐積的《節孝語錄》，朱子的《延平答問》，朱子與呂祖謙同撰的《近思錄》，朱子的《雜學辯》，呂喬年編的《麗澤論說》，薛據所編的《孔子語集》，黎靖德所編輯的《朱子語類》等等。其中，黎靖德所編輯的《朱子語類》達一百四十卷之多。宋代語錄體如此繁榮發達，以至于在宋之后，語錄成為子部的內容。對此，四庫館臣謂:“南宋諸儒開此一派，文章亦遂有此一體”。

宋代語錄作為教育的普及讀本，對理學教育的傳播產生重要影響，也深受民眾的歡迎。南宋周密在《癸辛雜識》中描述宋學時說:“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這其中語錄就占了很大比例。理學語錄著作不僅在宋代被廣泛編著與使用，而且對以后的教育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如朱熹和呂祖謙共同編撰的《近思錄》，在歷經宋元明清和民國的七百余年間，屢屢刻印，版本之多，僅次于欽定科舉必讀的《四書集注》。

宋學語錄的特點

理學語錄之所以得到廣泛承認和接受，與理學語錄自身的特點是密不可分的。宋代的理學語錄是當時的理學家在從教時其弟子對教學講義和教學情境的整理，并且一般是由多個人的記錄資料匯編而成。宋學語錄具有口語化和簡易化特點，所整理的問題具有明顯的說理性、針對性和教育情境性。

(一)理學語錄的白話性

白話性是宋代語錄體的一個重要特點。白話文相對文言文而言，是接近日常生活語言的文字表達方式。說與寫是兩種語言系統，記錄“說”的語言帶有明顯的白話特點。宋儒語錄是教師授課和師生問答對話的內容記載，門人弟子寫入筆記時往往是直錄老師的原話，雖然會有所加工，加以書面化，仍保存了大量活的口語。如《朱子語類》，記載的實際上是書面形式的口語，既有書面語成分，又有口語成分，大致反映了當時文人的口語概貌。

“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后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卻;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后板。”(《朱子語類•卷十》)對于這種白話性，在表現出“原始性、自然件、講述件、通俗件、樸實件諸特點”的同時，由于其處于口耳相傳狀態而不能凝定，故實用性強，審美性弱。這種缺乏文學美感的特點使得在以往的文學研究中，語錄體著作難登大雅之堂，甚至多受批評。比如四庫館臣在《北溪大全集》提要中對語錄體的批駁:“茍其理可取，亦不能不略其詞章矣”。但是，從單一的維度進行評判是片面的。語錄盛行的本源也是因為禪宗和宋儒認為以前的經文太繁瑣，人們過于重視經典章句而忘記了學習的本意。教育要“直指本心，不立文字”，即不講究文字，而只是質樸地、自然地把話語記下來。如二程以為作文害道，故不作文，只由門人隨便把講學口語記下來。朱熹也認為“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后世見之明白無疑”。與精美的文言文相比，語錄文確實缺少文采，但其平易通俗，正如鄭振鐸所說:“從這些語錄里，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所用的口語文，是很平易淺近的。雖不能和“詞話”的漂亮的文章相比，在使用口語文于說理文一方面，卻是有相當的成就的。”

(二)理學語錄的說理性

雖然語錄的白話性明顯，但與其他同樣具有白話特點的說話體不同，理學語錄具有很強的說理性。這種說理性源自理學語錄的教育性。在教學過程中，理學大師對學生進行知識傳授和為學教導，在教學對話中將儒家經典思想表述出來。理學語錄所論的主要是儒家經典，因此，教育說理性特點濃厚。如《語類》140卷中，《四書》占51卷，《五經》占29卷，哲學專題如理氣、知行等，專人如周、程、老、釋等，以及個人治學方法等，約占40卷，歷史、政治、文學等約占20卷。

在很多學者眼中，理學語錄體主要是為了說理。如莊仲方在《南宋文范》中評價語錄體文章:“南宋說理文最為明達，雖北宋猶未及，惟近語錄，無意為文者，皆不錄。”下例可見:“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二程遺書•卷十五》“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看正文了，卻落深思熟讀，便如己說，如此方是。今來學者，一般是專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說得新奇。人說得，不如我說得較好。此學者之大病。”《朱子語類•卷七》語錄以教育和說理為目的，重點要讓學生明白，所以語錄中多比喻和疑問句式，針對不同的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說理教育。語錄中多用啟發、訓誡、點撥、警醒性的語言，而不是長篇大論的闡述與嚴謹不茍的論證。

(三)理學語錄的教育情境性

理學語錄所載內容產生于師生往復詰難相互研討學問之時，不像著書立說那樣嚴肅鄭重，氣氛比較自由，態度比較真切，往往更注重實情，具有濃厚的教育情境性。具有情境性的作品會讓讀者在閱讀時產生共鳴。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談話類的文章也好，著作也好，在久遠的歷史中也是經常看到的，我想舉兩本教育類的經典著作，一是西方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是中國孔子的《論語》，這樣一種談話的方式可能比較容易使大家對教育產生一些生動的思想。”

語錄體的著作是具體教學情境的記載，具有很強的教學情境性。清人朱止泉在《答喬星渚》中對語錄的形容十分精彩:“凡文詞不能暢達者，講說之間，滔滔滾滾，盡言盡意。義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無不暢明厥旨。誦讀之下，謦咳如生，一片肫懇精神，洋溢紙上……”這種生動平實的言語，使得后人在讀語錄時，也感到仿佛先生就在面前，并且是針對自己的問題在悉心教導。如朱熹在與門人論述性與善的本質問題時，有這樣的記述:鄭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才成個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

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后，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個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后。”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文字須活看。此且就此說，彼則就彼說，不可死看。牽此合彼，便處處有礙。”(《朱子語類•卷四》)教學情境性，還表現在師生間的對話和辯難之中。朱子弟子在《池州刊朱子語錄后序》中稱此書是“師生函丈間往復拮難，其辯愈詳，其義愈精。讀之悚然如侍燕間，承謦欬也!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眾聞而悉歸一己，是書之傳，豈小補哉!”在讀朱子語錄時可以感受到教師對面講授的情境。

(四)理學語錄的補充性

語錄體著作在對理學教學過程進行再現的同時，還能對理學家的思想做一個長時段的記載，反映出不同時期理學家的思想演進。如《朱子語類》的內容記載有的出于朱熹所著的相關專著成書之前，反映了其成書前的早期思想觀點，有的出于其專著成書之后，反映了其成書后思想觀點的新發展。并且《語類》中記載朱熹在講學中涉及的許多問題在其文集中往往敘述簡略，甚至完全沒有。其中有些記載反映了朱熹晚年的一些精要見解，糾正了他早期著作中的某些觀點。這些記載在研究朱熹其人其書方面尤其顯得珍貴。清人朱止泉在《答喬星渚》一文中說:“《語類》一書，晚年精要語甚多。五十以前，門人未盛，錄者僅三四家。自南康、浙東歸，來學者甚眾，誨諭極詳。”理學之所以得到廣泛傳播與理學語錄著作本身的特點有關，而當時的教育發展狀況和考試制度為承認和認可為以語錄的方式進行理學傳播提供了現實動力的和政策空間。

宋代教育需要大眾化發展傾向與理學語錄傳播

語錄的廣泛傳播可以從宋代文化教育繁榮的社會背景中得到解釋。北宋自立國以來，便以所謂“祖宗立法”的特殊權威確立了“偃武修文”、重視發揮儒者文士作用的治國方略，《宋史•文苑傳》中記載:“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模，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作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后，子孫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對宋代文化的發達繁榮，學者們都給予了高度評價。近代文化大師王國維說:“天水一朝(宋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學術，多發端于宋人。”陳寅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

宋代的文化繁榮的社會背景與教育需求之間存在互促關系。為滿足人們的教育需求，宋代經過北宋時期三次大規模的教育改革，建立了從國家到地方的完備的學校教育體制，并且形成了從學校到科舉的人才培養和選拔一體的連貫制度。有研究指出宋代教育有兩個明顯特點:一是以學術研究為中心的高等私學充分發展，并且注重規范化、制度化，其典型代表就是書院教育的建立與完善。另一個是承擔蒙學教育任務的啟蒙教育充分發展，并且更加社會化、普及化。

對宋代教育興盛的描述最著名的是《都城紀勝》中的描述:都城內外，自有文武兩學、宗學、京學、縣學之外，其余鄉校、家塾、舍館、書會，每一里巷須一二所，弘誦之聲，往往相聞。《宋史•選舉志》對此也作了簡要的概括:學校之設遍天下，而海內文治彬彬矣。

雖然宋代學校遍及天下，但并不意味著與今天的教育系統相同。宋代的學校教育沒有固定的學習期限，學生來去無常，學子的學部分時間不是在學校中而是在家中或通過游學學習。除了徽宗朝蔡京興學期間實行全國范圍的學校升級制度，學校的教育與選拔功能成為一體這一短暫時期，很多學校都徒具其名。對此，宋朝屢次頒布最低學習期限，但往往并不奏效。如慶歷四年(1044)三月關于興辦地方學校的詔書還規定，一般士人必須在州縣學學習300天才能參加科舉，以前參加過科舉的士人可以減為100天。但隨著慶歷改革失敗，這一限制也隨之取消。徽宗朝全國行三舍法時，規定凡是入學滿三個月，沒有違反第一、第二等學規的縣學生都可以參加每年正月的州學入學考試。在沒有實行三舍法的其他期間內，對學生最低學習期限的規定大多是一年。

造成學生不能長期在學校中學習的原因一方面是學校在大多數時間內與科舉分離，其他的，如趕赴科舉，外地游學等也是士子無法長期在學校學習的原因。并且，現實生活中的生計壓力，養老侍親的需要等也不允許一個成年男子長期在學校中不理家事。在學校學習之外，士人主要通過自學、游學及與友人研討等形式學習。這時，具有學校教材性質的語錄作品使士人在家或在外時都能感受到如在學校中聽從老師教導。

對于地處偏遠，家境貧困的士子，難以長期在學校中就學，也無法到外處尋找名師，在教育機會上就處于弱勢。對此，在《朱子語類》中，朱熹曾深有體會地說:“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吃了多少辛苦，讀了書。”簡易濃縮的語錄作品記載了學者的教育精華，并以教育實錄的形式成文，使得個人在獨學無友的情況下也可以擁有優秀的教育資源。朱熹在編撰《近思錄》時就提到了對“窮鄉晚進有志于學而無明師良友”的士人，《近思錄》足以作為自己在家研讀的入門書，“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在此基礎上再學習四子的全書，“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

由以上分析可見，雖然宋代官學教育發達，但士子仍無法長期在學校中學習，或者根本沒有機會和能力進入學校學習。在缺少教師指導，在自修和研討式學習中，再現名家教育實況的語錄被廣泛接受成為必然。四、宋代考試制度理學化和簡易化特點與理學語錄傳播學術的發展與教育的發展是兩條不同的路向，前者要求不斷創新和超越，后者要求相對穩定和易于接受。在《宋代貢舉科目述論》一文中，張希清先生指出，宋代貢舉科目沿革的特點之一是由繁到簡，由進士、明經、諸科等變為進士一科取士。這種改變提高了以經術及第舉人的地位。

宋之前的經學教育遵循唐例，以《九經》為學校教育和科舉考試的內容。但這一教育和考試內容在唐代時已經產生諸多問題，主要是經學中艱難晦澀的部分逐漸被淘汰，教育要求走向簡易。避難就易的問題在宋代經學學習中依然存在。朱熹指出，當時學者讀經“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余”。甚至為了應試中舉，士人“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仿”。高宗紹興(1131—1162年)年間，“士習《周禮》《禮記》，較他經十無一二”，以致到了“其學浸廢”的地步。

篇5

關鍵詞：大學；新聞傳播理論；教學方式；創新

中圖分類號：G64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23-0076-02

一、新聞傳播理論教學目標

新聞是一種媒介，這個媒介是黨和國家的輿論陣地，是政府與人民溝通的橋梁。因此，新聞不僅要有必要的親民心態，還要有其遠見的卓識和寬大的氣度胸懷。在大學新聞理論教學中，教師肩負著重大的責任和使命，不僅要全面提升學生的理論素養，還要培養學生的個性思維，讓學生成為深度理論知識和創新見解的新聞人才，這也是新聞理論教學的人才培養目標。怎樣才能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讓學生成為有思想的人，這是我們教師應該重點關注的。筆者以為，新聞傳播理論教學可以從以下三方面入手：

1.學會發現：問題意識培養。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首先就要具備豐富的生活實際經驗，要廣見聞，善思考。在觀察生活中，擅于發現問題，并且解決問題。新聞工作者的基本功就是發現，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就是培養學生對生活的渴望和對新聞工作的追求。在大學新聞傳播理論教學中，教師不再只是一個知識的“灌輸者”，而是一個引導者，幫助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主動發現問題，并且逐漸地形成一種自主分析能力。基于此，我們可以將新聞傳播理論課程教學內容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實習前的教學，主要講解基本原理，教導學生在實習的過程中注重觀察和分析，發現問題，然后在實習過程中自我解決，如果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可以在實習結束后將問題帶回到課堂上，由全體師生共同討論探究，通過歸納和提煉，總結出這一學期的主要教學內容。

2.學會思考：邏輯能力培養。作為一名未來的“新聞人”，還必須具備一定的邏輯思維能力，我們的學生不一定非要成為專業的社會學家，但是一定得具備豐富的社會經驗，成為一名真正的社會工作者。目前的大學教育中，教師仍然將教學重點放在理論知識傳授上，嚴重忽視了培養學生嚴謹科學的思想力，使得學生缺乏一定的邏輯思考能力，缺乏對社會現實問題的關注。眾所周知，一名合格的新聞工作者，必須要有對生活的渴望，對社會時事思考的熱情，因此，在我們的實際教學中，要針對這方面教學的缺失，予以重視和彌補，在課堂教學中，注重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充分利用近期發生的社會新聞事件，讓學生參與到思考中來，提高學生的分析和研究能力。

3.學會創造：行動能力培養。在新聞傳播理論教學中，教師要留給學生一定的創造空間和時間，讓學生去創作，去思考，去研究。學生創造力的培養和發揮，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學習氛圍，在這種自由、輕松、和諧的環境下，學生才能夠做到大膽創新、暢所欲言。我們要鼓勵學生提出自己獨特的見解，充分發揮創新精神。教師不能再堅持“灌輸式”的教學模式了，要以學生為主體，積極地引導學生去學習、去探索，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提高她們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讓她們在探索的過程中充分地開動腦筋、發散思維。在實際教學中，教師還要注重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原則，做到理論才非空談，行動才有靈魂。

二、新聞傳播理論教學模式探索

大學新聞傳播理論教學模式的探索，可以圍繞如何創新教學手段和教學方式來進行，可以利用多種有效的教學手段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教學效果。比如，研究型教學、討論式教學、案例教學等等，非常適合大學生的學習需求和教學需要。

1.研究型教學模式。提高大學新聞傳播理論教學質量的首要前提就是要營造出一個有濃郁學術研究的學習氛圍，如果理論沒有生機，沒有生命力了，那么其學術發展也就終止了，所以我們要挖掘出理論的靈魂，采用研究型教學模式。這一教學模式的具體步驟是問題―研究―交流―互動―結論，在教學中，我們一定要做到與時俱進，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研究內容要與時俱進，我們要引入國內外最新的新聞動態和教學課題，以供學生進行創新性研究；第二，教學理念要與時俱進，增加新媒體和新聞傳播業界的新理念、新技術、新機制等相關內容；第三，教材改變要與時俱進，教材編寫要充分地結合新媒體產業的發展和要求。

互動研究是一種高效的教學和學習模式，學生與學生之間通過互動，可以幫助他們互相整合信息與資源，增進他們之間的相互了解，加深他們的友誼。而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又能夠幫助學生解決學習上的難題，讓學生和學生共同交流，做到教學相長。多年的教學實踐證明，大學生并不是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膚淺和懈怠，他們對很多事情都有獨到的看法，也有自己的思維，他們渴望自己的想法得到他人的肯定，他們急切地希望和教師之間進行精神層面的交流，而教師若只把他們當成還沒長大的孩子，沒有為他們提供想象和研究的空間，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學生研究能力的提高。

2.案例教學模式。新聞傳播理論課程是一門比較枯燥生澀的課程，就其課程本身而言，難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所以我們需要運用案例教學模式，以此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案例教學模式的步驟是典型案例―課堂研究―互相交流―歸納總結，通過對案例的分析和講解，引發學生展開豐富的聯想，并且將所學知識運用于現實問題的解釋中。在實際教學中，我們可以以教材為藍本，節選出每章節中的重點和難點，利用案例教學法針對這些重難點進行重點講解，比如說在本體理論中，教師就可以選取一些重大的新聞事件的相關視頻，利用多媒體向學生播放，學生在觀看視頻的過程中，會了解到其中的理論知識。又如，在傳播主體理論―新聞記者研究中，可以找出那些涉及到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的相關案例，再比如，在教學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一章中，可以選擇不同類型的“虛假新聞”作為案例。學生通過案例聯想學習內容，大致可以總結出新聞工作的基本特點和傳播規律。

在進行案例教學時，我們應注意幾點，案例的選擇必須是和教學內容緊密相連的，而且還要貼近于生活實際，這樣的案例才能夠引起學生的共鳴，發揮其強大的教學效果。怎樣才能使理論教學課堂走進生活化呢？一方面我們要讓學生去媒介鍛煉，在實習的過程中，注意發現新聞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帶回課堂進行研討，這也為后面的新聞學原理和新聞法規等課程打下基礎，充分發揮本課程對其他課程的延伸影響力；另一方面專業教師也定期到新聞單位一線學習、調研，這樣教師的教學也實現了理論聯系實際，教師的教授不再是空談理論，而是結合真實的案例，進行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教學。此外，我們還邀請新聞單位記者、編輯定期為學生授課，講解新聞活動中存在的問題，啟發學生分析與討論。

新聞傳播理論教學與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學科息息相關，在教學中，我們還要注重實現多學科的融合和滲透，讓新聞傳播理論教學走向多元化，進一步推動新聞傳播理論教學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劉天際.從新聞學教學談高校實踐教學方法[J].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學科版），2010，（09）.

[2]金石.新聞理論教材解析與規范的思考――以新聞學概論與新聞理論為例[J].東南傳播，2010，（03）.

[3]郭赫男.新聞理論的課堂及其實踐教學探究[J].新聞知識，2009，（03）.

篇6

（貴州師范大學學院，貴州貴陽550001）

摘要：禹倬是第一個將《易》在高麗傳播的高麗大儒，受到朝鮮半島的敬仰。禹倬為了在高麗傳播朱子學不遺余力，除了鉆研易學之外，還倡議建立禮法和教育新體系，甚至不惜白衣持斧，貶斥君王，以維護倫理綱常，他為朱子學在高麗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

關鍵詞 ：禹倬；朱子學；高麗；易學

中圖分類號：B3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4）04—0141—02

收稿日期：2013—10—26

作者簡介：劉剛（1972— ），男，山東滕州人。貴州師范大學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外關系史。

禹倬（1263~1342），字天章，號易東、白云，謚號文僖。高麗丹陽人，世稱易東先生。高麗末期著名的朱子學者，易學研究的先驅。禹倬是高麗時代將《易》參透并在高麗傳播的第一人。1290年，“政堂文學鄭可臣知貢舉、判秘書事金賆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崔咸一等三十一人及第”。［1］其中，乙科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一人，禹倬便是登丙科的七人之一。［2］據說禹倬曾奉使入元，請賜《易》東還。后禹倬歸隱于高麗福州禮安縣。

一、禹倬維護倫理綱常，冒死進諫

朱熹非常重視君心的正與不正，“蓋欲治人者不可不先治己，欲體道者不可不先知道。此則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為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審”。［3］而且由于君心不正而導致君王肆無忌憚的行徑往往是國家滅亡的主要原因。禹倬為了維護封建綱常禮教，對于忠宣王不合禮法的行為進行了不留情面的直言進諫。1308年7月，忠烈王去世。8月，忠宣王由元朝回高麗即位。10月，忠宣王臨幸金文衍家，偶遇金文衍的妹妹淑昌院妃（忠烈王的妃子），暗生情愫。當忠宣王再次臨幸金文衍家時，蒸淑昌院妃。第二天，在得知忠宣王的行為之后，時任監察糾正的禹倬決心冒死進諫、血灑朝堂。他身穿白衣，手持利斧，背負藁席，上書進諫，近臣展開上疏而不敢宣讀，禹倬則厲聲對近臣們說道：“卿為近臣，未能格非，而逢惡至此，卿知其罪耶？”［4］朝堂之上，眾人皆為禹倬正義凜然的氣勢所震懾，忠宣王也面露羞愧之色。這就是高麗歷史上著名的“白衣持斧”事件。這成為后來忠臣冒死進諫的榜樣。李氏朝鮮著名學者李瀷贊頌禹倬的忠義之氣說：“提攜腔血出，神目左右睹。徐步入金門，直犯千乘主。”［5］韓國學者金忠烈對于禹倬也是非常欽佩，稱禹倬是一位“有勇氣的儒者”。［6］禹倬的正直忠義，不畏王權的氣概為其贏得了后世的尊重。

二、禹倬首先研習易經并在高麗傳播朱子學

禹倬是高麗王朝第一個將《易》參透并在高麗傳播的學者。據《東國名儒錄》記載：高麗忠宣王時期，禹倬奉命出使元朝。當時高麗國內還沒有《易》，于是禹倬就向元帝請求賜《易》來閱讀。元帝問禹倬：“你雖然飽讀詩書，但能否達到理解易理？”禹倬回答：“東國沒有《易》，臣如何能夠知道易理呢？臣知道《易》是天下最早的文書，雖然臣知識淺薄，但還是請陛下賜書，以滿足臣閱讀《易》的心愿。”元帝于是賜禹倬一套《易》，并問他：“十天之內是否能閱讀完？”禹倬回答：“差不多。”禹倬返回住處后，便通宵達旦地閱讀了《易》。第二天上朝，禹倬便將書還給元帝。元帝問：“你不是要讀《易》嗎，這么快還書回來，這是為什么？”禹倬回答：“涉獵而已。”元帝說道：“我不相信你的話。那你就講解一下你對《易》的理解。”禹倬便開始講解《易》，沒有他不知曉的內容。元帝非常驚訝，贊嘆道：“真的厲害呀！只可惜出生在小國，東國也出了個朱夫子。”后來，禹倬返回高麗，便將他在元朝一晚上閱讀的《易》全部默寫下來，其中他對傳錄、小注有些地方不甚明白，于是便閉門參悟，一個月之后，便全部參透了其中的玄機。第二年，高麗使節入元，將禹倬在高麗默寫出來的《易》帶到元朝，與賜給他閱讀的版本相比照，竟然一字不差。元帝驚嘆：“吾易東矣。”于是大家都稱禹倬為“東方夫子”。 ［7］關于禹倬入元的記載，史籍中只有《東國名儒錄》有較為詳細的記錄。但筆者認為該條記載可能是后人將史實與虛構雜糅而成的。原因如下：首先，正史中關于禹倬解讀《易》的記載為“程傳初來，東方無能知者。倬乃閉門月余，參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學始行”。［8］這個記載并沒有認定《易》是禹倬從元朝引入的，只是說禹倬是高麗首先參悟、理解并傳播《易》的學者。其次，《東國名儒錄》中的記載有非常多的疑點，其中夸張和演義的成分頗大。例如，元朝皇帝是否能與高麗一名普通官員展開如此愉悅而詼諧的交往；禹倬是否真的有能力在一夕之間將《易》全部背誦，且在回國之后仍能一字不差地默寫出來。再次，《尚賢錄》是禹倬后裔輯錄禹倬各種資料最為全面的冊子，其中也沒有《東國名儒錄》這種記載。另據《尚賢錄》所收錄的《櫟翁稗說》原文為：“先生（即禹倬）精通易義，深推其理。嘗與中州學士論易中疑難處。學士大驚曰：‘吾易東矣。’吾東學問，實由先生而闡明。”［2］通過比較該條記載與《東國名儒錄》的記載發現，兩則記載在描述“吾易東矣”時完全一致。如果真有上述元帝與禹倬的故事，那么《高麗史》等正史和李齊賢介紹禹倬的情況應該都會記載，因為畢竟這是光耀高麗的事件。因此，筆者猜測《東國名儒錄》中的記載可能是后人根據《高麗史》和李齊賢的記載，再加以藝術加工而撰寫出來的。

雖然《東國名儒錄》中這則史料有夸大禹倬的成分，但禹倬首先對《易》進行研究，而且其研究水平在高麗首屈一指卻是毫無疑問的。除此之外，禹倬還非常重視對后輩的教育和培養。在參透《易》之后，禹倬便開始教授門生，傳播朱子學，學者們也紛紛“靡然從之”，［9］從此“理學始行”。［8］

三、禹倬建議建立禮法和教育新體系，革除陋習

高麗末期，隨著朱子學的傳入，最早一批接受朱子學的高麗士人便開始按照朱子學的禮法、教育等理念來約束自己，繼而致力于建立符合理學標準的高麗新制度體系。禹倬以朱子學為準繩，并從高麗的實際狀況出發，對于革除近親結婚等陋習以及崇尚教育等具體事宜向元朝上書。史載：“先生（即禹倬）累請于朝，禁親戚中婚嫁，始制禮文、正冠服、節喪紀、設四學、立州縣鄉校事，請于中朝。時值胡元稱制，忠宣昏，雖未允許，以是東人稍變夷風。至從孫禹玄寶、鄭夢周議請施行之。”［2］尤其是對近親結婚的請禁，反映出禹倬對于朱子學中倫常觀念的認同。族內通婚一直是王氏高麗的一個陋習。高麗王室為了保持其血統的純正，同時防止外戚專權，自太祖開始便實行王族內通婚，由于近親結婚，弊端甚多，結果導致王族人丁不旺。雖然高麗一朝“傳世五百年之久，而宗支終不過數十人”而已。［4］雖然這些建議由于統治者的昏庸而未能得以實施，但禹倬的上書還是對于高麗末期的移風易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禹倬焚毀妖祠，破除迷信

早年禹倬登科之后，調任寧海縣司錄。其郡內有一座八鈴祠，有奸猾之人利用高麗民眾多沉溺于讖緯的迷信心理，妖言惑眾，當地民眾多為蒙蔽，常常將財物供奉該祠，這使本來就不富裕的當地民眾生活更為窘迫。禹倬到任之后，得知此事，便下令毀掉該祠，并沉之海底，以正視聽。自此，寧海縣的民眾不再受謠言所惑。［8］禹倬對于高麗末期社會上的迷信風氣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

在禹倬隱居的禮安縣，李氏朝鮮大儒李滉為了紀念禹倬而創建了易東書院，繼續發揚著禹倬的忠義精神。李氏朝鮮肅宗于1683年10月御筆親“賜高麗祭酒禹倬書院額曰易東。”［10］禹倬對于高麗朱子學尤其是易學的傳播貢獻頗大，后被譽為“東方夫子”、“理學之宗”、“后學師范”等。

［

參考文獻］

［1］（李朝）鄭麟趾.高麗史（第二冊）［M］.平壤：朝鮮科學院，1958.

［2］（高麗）禹倬.尚賢錄（卷2） ［M］.古籍，1871.

［3］（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5）［M］.上海：涵芬樓影印明嘉靖本.

［4］（李朝）金宗瑞.高麗史節要（卷22）［M］.明文堂刊本.

［5］（李朝）李瀷.星湖先生全集（卷8）［M］.《海東樂府·白衣持斧》.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本［C］.漢城：景仁文化社，1999.

［6］（韓國）金忠烈.高麗儒學思想史［M］.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2.

［7］（李朝）東國名儒錄（卷1）［M］.古籍.

［8］（李朝）鄭麟趾.高麗史（卷109第三冊）［M］.平壤：朝鮮科學院，1958.

篇7

(一)學生信息管理系統的建設

為了更加方便快捷地管理學生，高校應搭建學生信息管理平臺，大學生可以通過這個平臺自主獲取信息，教育管理者可以通過管理系統查詢、統計、總結及分析學生的生活和學習情況。大學生因為缺少父母及時的管教和督促而存在懶惰的現象，所以，教師可以根據學生信息管理系統進行考勤，詳細記錄上課遲到、缺課、違紀的學生信息并錄入考勤系統，也可以記錄下遵守紀律、表現突出的學生信息，既便于院系領導及時了解學生情況，也便于開展學生評估工作。

(二)網絡交流平臺的建設

為了在大學生和院系領導之間建立有效的溝通，管理者可以搭建一個網絡交流平臺。“留言板”的方式可以讓學生發表對于學校規章制度的意見、上報學校基礎設施的缺失情況、反映學習和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個人主頁”的方式可以在學生與輔導員之間建立交流和學習的平臺，實現資源共享，大學生可以分享書籍信息、優秀視頻及精品課例等等;“班級論壇”的方式有助于班級內學生的溝通交流，進而影響人生觀和價值觀，因為學生間的知識水平差距不大、興趣愛好也幾乎相同，彼此間擁有很多的共同語言，經過班干部的帶動一定會傳遞出正能量。

(三)學生管理信息平臺的建設

為了方便教育管理者各項學生管理信息，高校需要專門建立一個管理信息平臺，及時更新教育管理者的工作推進情況。此外，學校的重要信息和會議通知需要輔以短信。大學生的生活學習與日常教育管理信息也需要日常管理平臺，包括每周的寢室衛生情況、寢室違規違紀情況、公物損壞情況、月末綜合評比情況，院校領導可以通過數據分析總結工作，并研究下月的工作重點。

二、網絡傳播視角下的管理創新

(一)把握學生的網絡思維，實施針對性管理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大學生的思想和行為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他們的網絡思維得到充分的激發，大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思維方式多樣化，大學生的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通過網絡傳播獲得異常的發散，這也是網絡獲取信息的一大特點，當學生搜索某一條網絡信息時，會出現一系列與之相近或有關的信息，大量信息的涌入使得學生在拓展知識范圍的同時間接改變了發散式的網絡思維;但是，這種發散式網絡思維要求大學生必須具有強大的辨別能力，不能讓網絡上虛假與不良的信息影響他們的價值觀。第二，思想平面化趨勢。網絡中的各類知識都以網址鏈接的形式存在，學生掌握的各種知識也都是基于網址的印象，較之傳統的知識記憶需要常年的日積月累，網絡傳播使得知識結構的記憶方式發生了變化，便于大學生全方位地獲取知識和看待問題;另外，網址的呈現方式既簡潔又實用，極大地方便了學生記憶。第三，思想被動性。網絡信息量十分龐大，大學生可以獨立自主地選擇信息，接受新鮮事物、提出全新見解，在網絡環境中暢所欲言;但是，大學生的人生觀和思想上還未完全成熟，判斷是非的能力相對薄弱，思想容易受到網絡信息的牽制，所以，教育管理者要充分掌握學生的網絡思維，進行有針對性的高效管理。

(二)借助網絡教育環境，引進情景化管理

現如今，加強大學生的生活體驗意識極其重要，這就要求教育者借助網絡教育環境引入情景化管理。所謂情景化管理，就是讓大學生在一個無拘無束的環境中各抒己見、自由溝通。創建一個既有利于師生又利于管理者進行交流的情景化管理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第一，為了讓大學生獲得全面的發展，教育管理者一定要以大學生為中心，使大學生無論在學習中還是生活中都占據主導的地位，使他們擁有獨立自主的選擇權，教育管理者則在教育和教學中發揮輔助和引導作用，引領學生健康成長，推進情景化管理，分享優秀的網絡教育資源。第二，選擇恰當和優秀的信息資源陪伴學生成長。培養大學生的自我創新能力和團隊意識是大學教育的重要部分，教育管理者既需要創建一個共享的活動情景來培養大學生的團隊意識，還需要充分掌握各種信息資源，換句話說，教育管理者要把傳統的直接干預轉變成利用信息資源的間接干預。第三，為大學生的勤工助學提供服務，為大學生排憂解難。教育者借助網絡平臺的交換模式就可以了解到學生在生活和學習中遇到的困難，并給予相應的幫助和引導，通過教育者敏銳的觀察，學生的困難也一定會得到解決。

(三)注重網絡與現實的互動，優化教育資源管理

現實世界和網絡虛擬世界都會影響到大學生的成長，只有兩者相互補充、相互協調才能實現大學生的健康成長，這就要求現實生活中的學校、家庭、社會與網絡虛擬環境中的社區團隊共同努力，優化教育資源管理，在肯定網絡教育環境的基礎上統籌兼顧、相互促進，共同輔助大學生的成長。

三、結語

篇8

論文關鍵詞：文化傳播學學報檔案管理與利用

一、文化傳播學視野下的學報檔案

“檔案屬于一種文化現象，因為檔案既反映了上層建筑觀念形態，又反映了經濟基礎物質成功中凝聚的精神價值”。從傳播學的角度看檔案，由于“傳播”這一觀念的引進，從而將檔案的貯存信息的屬性(即原始記錄性)與傳播信息的屬性(即傳播性)并列，即檔案不僅是一種歷史、知識、文化的原始記錄，而且是一種歷史、知識、文化的傳播媒介。《普通高等學校檔案管理辦法》明確規定，出版物類是高等學校文件材料的歸檔范圍之一，它“主要包括學校自行編輯出版的學報、其他學術刊物及本校出版社出版物的審稿單、原稿、樣書及出版發行記錄等”。可見，文化傳播學視野下的高校學報具有重要的檔案價值，是高校檔案群中一項重要的檔案資料，應該很好地管理并充分利用。

高校學報檔案的傳播是為了盡快地、廣泛地實現學報檔案價值，發揮其作用，通過各種信息傳播渠道，借助各種信息傳播媒介，將內容豐富的學報檔案信息傳播給廣大受眾以滿足受眾需求的一種信息傳播活動。主要包括傳播的主體、內容、渠道、對象以及傳播反饋等五個方面。

學報檔案傳播的主體是學報檔案的管理者，通過其專業的檔案管理知識和一定的信息技術，把有保存價值的文獻傳遞給檔案信息的受眾。這考驗到檔案管理者的素質;傳播的內容主要包括自家學報、交換學報以及受眾需要的其他學報文件檔案(如作者原稿、用稿通知、年度選題計劃等);傳播的渠道主要是通過開辟閱覽室、提供原件和復印件、期刊數據查詢、信息咨詢服務及檔案編研等途徑;傳播的對象主要包括用稿作者、交換學報單位、文摘單位、訂戶、校內外廣大師生等;傳播對象反饋涉及作者論文反饋、文摘刊物轉載索引、讀者來信來電等。

由以上所述的五個方面看，要使學報檔案的傳播更順暢，反饋更有價值，需要加強對學報檔案的歸檔管理和開發利用。同時，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互聯網等新媒介得以普遍運用。在高校檔案信息存儲數字化的前提下，網絡以其自身的快速、鏈接、互動等特點成為學報檔案傳播的主要形式，如何應對信息化、數字化時代的檔案傳播是目前檔案管理與利用的一大課題。

二、高校學報檔案的管理

第一，建立審稿專家庫，篩選優秀作者群。把期刊多年保存的《專家審稿意見書》進行歸納整理，選擇其中責任心強的專家作為穩定的審稿專家隊伍，可建立期刊審稿專家庫，并在每期審稿單歸檔時對專家庫進行補充。另一方面，學報檔案收集了每期大量的稿件，反映了廣大科研、管理工作者的實際學術水平和科研能力，據此可以篩選出優秀作者群，及時了解他們的學術動向，并向他們約請優質的稿件，也可據此向優秀作者進行專題組稿，適應學報專題化的發展趨勢。

第二，做好交換期刊的管理工作。學報和其他學術刊物的辦刊宗旨是學術交流而不是商業性的，這就為學報以交換為主的收藏帶來極大的方便。因此，學報資料室收藏高校學報較為集中的這一優勢不僅為編輯人員學習兄弟院校的辦刊經驗、獲取學科信息、滿足業務上的特定需求提供了方便，同時，也為許多校內師生和其他讀者查閱學報論文解了燃眉之急。學報在資料室建設上應排除思想上狹隘、功利的觀念，打破高校之間的界限，積極地與國內學術期刊進行長期友好的交換工作。這不僅可以使各學報的浪費減少到最低限度，更可以使其學術影響得以擴大，刊物價值得以提高。此外，在印量和資金有限的前提下，交換資料應有針對性，即根據各學報辦刊重點欄目和特色欄目，交換與之相關的刊物。

第三，學報檔案的管理要規范化、制度化。在規范化方面，要以資料室管理人員的專業文獻檢索能力，對學報檔案的分類、編目、著錄以及裝訂收藏，要按照《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和《連續出版物著錄規則》及學術檔案案卷標題的擬訂進行分編，使學報資料排列順序化、合理化，把學報資料按分類標準。科學、有序、系統地分類、編號登記;建立健全借閱學報文獻資料卡片和學報資料財產賬;實行電子文檔管理化，使學報資料檢索更為方便快捷。在制度化方面，為保證情報資料管理工作的正常進行，必須建立一套切實可行的規章制度。如登記制度、借閱制度、流通制度等。

第四，提高資料室管理人員的素養。資料室人員應知曉圖書館學、情報學知識，熟練掌握資料管理的業務技能，做好資料的搜集、整理、加工、借閱、保管工作，掌握資料的搜集、采訪、登錄、分類和編目方面的方法，要形成熟練的基本功和業務技能。同時，資料人員需要具有愛崗敬業精神，除認真對待讀者檢索、咨詢服務外，要按時完成本學報的交流工作，及時補寄;及時處理訂戶、兄弟院校學報編輯部的來函，維護本校學報的信譽;及時向編輯部介紹交流學報中有關的信息和情況等，使學報辦出水平，辦出特色。

三、學報資料室的文獻利用

第一，加大高校學報檔案的信息資源開發，使學報檔案的信息價值不斷增大，始終保持學報檔案信息的動態性，把靜態的檔案信息資源，變成動態集中的檔案信息，使高校學報檔案信息資源的開發盡快走上自我發展的良勝循環軌道。與此同時，為更好服務學報編輯工作，另辟文摘類刊物專柜，使編輯人員及時了解學術動態，從而有針對性地服務學報的重點欄目和特色欄目的選題策劃工作。

第二，收集學報信息反饋，做好學報年度報告。學報信息反饋對于編輯總結工作，調整和優化學報的選題和組稿，提高學報質量以及參加期刊評估活動都很有參考價值。因此，學報資料室人員在編輯工作完成某一階段后，應通過一定的反饋渠道收集學報信息反饋，及時提供給編輯參考，滿足他們的特定信息需求。如哪些文章被二次文獻全文轉載還是摘錄，哪些文章被引用，以及追蹤到有關對本刊的評價和學報論文獲獎情況等其他相關信息。在此基礎上，編制本年度刊物發展報告。涉及稿源生態、用稿比例、作者生態及下一年度刊物選題建議等。

第三，編制學報論文索引。編制學報論文索引，可以為編輯獲取學科動態和研究資料提供快速、有效的檢索途徑，是學報資料室的重要服務手段。索引編制包括自家學報的年度論文索引、多年的某些特色欄目索引以及學報重點發展的欄目涉及相關學科的論文索引等。編制學報論文索引，一方面為編輯分析研究自家學報期刊的特色，發文的重點、熱點，總結過去、規劃未來，發揚優勢，糾正不足提供了快捷、方便的服務;同時，也為讀者檢索學報的某一著者、某篇論文，或某類文獻免去了逐年逐期翻閱甚至盲目檢索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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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從信息傳播理論的視角來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是一種“點對面”的信息傳播活動和過程。教師借助多媒體課件，將教材信息內容編碼為各種形式的符號傳送出去，學生對接收的符號進行譯碼，理解教材所表達的信息內容。教師對教學信息內容進行正確、合理的編碼傳遞，分析影響編碼決策的因素，化解編碼的障礙，是增強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針對性、實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的一條有效途徑。

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是教師有意識、有目的地借助計算機，運用多媒體課件，通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傳遞、接受與反饋，以達到使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共享、共識、認同、踐行的活動和過程。本文從信息傳播的視角，運用傳播學和信息科學的理論，借鑒語言學和計算機科學的研究方法，探討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設計的思路和路徑。

一、基于編碼與譯碼的信息傳播模式

從信息傳播的視角研究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活動，我們開展的一項主要工作就是把它作為一個信息傳播的結構和過程來看待。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信息傳播作為一個過程存在，實際上是由眾多回路、多層網絡組成的復雜傳播模式。簡化起來，則基本由信息源、教師、信息內容、編碼、媒介、譯碼、學生、反饋和效果等要素構成。從信息科學的角度來理解，信息的傳遞和接收是一個編碼與譯碼的過程。編碼是基于傳遞方式的要求，把信息內容轉換成符號形式，按照一定的規則排列成為一定的序列。編碼過程就是信息內容符號化、符號排列的過程。用信息傳播理論的方法對教學過程作一番考察，旨在啟發我們從多側面揭示教學過程的內在機制及其規律性，以深化我們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過程及其效果的認識。

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過程發起者的教師要根據一定目的，從信息源(包括教材)中挑選相關的內容進行傳遞。在確定了傳播內容之后，教師還要通過多媒體課件把信息內容轉化為適宜于傳播媒介和能夠使學生接納和理解的各種符號(文本、圖像、視頻等)，這對教師來說是一個認知—表述過程，即信息內容符號化的過程，我們把這一過程稱為“編碼”。學生要把接受到的符號重新還原為信息內容，以便得出它的意義。對學生來說是一個表述—理解過程，即符號還原(解讀)的過程，我們把這一過程稱為“譯碼”。如果符號沒有辦法還原，信息內容失去了本來的意義，信息傳播就會中斷。如果傳遞的信息內容能引起學生的注意，并引發其認知、情感等需求，學生一般能夠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對這些有價值的信息內容進行譯碼接受。學生在接收教師發出的信息內容后所作出的反應過程，我們稱為“反饋”。從理論上講，沒有反饋的傳播是不完整的傳播。

二、當代大學生的信息接收與接受模式

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了解當代大學生的生理、心理特點和思想實際，把握他們的信息接受模式非常重要。從傳播學角度看，學生在教師傳遞信息的刺激下，產生了選擇性心理。其中，選擇性注意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信息傳向學生的通道上的第一關。當今大學生在接受信息方面，具有很大的選擇性。他們大多在“讀圖時代”成長起來，對視覺的敏感多于文字，因此，視覺上具有差異性的東西最容易吸引他們的注意。在傳統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教師通過嘴巴和黑板(聲音和板書)、表情和形體等教學媒介向學生傳遞信息，能起到一定的教學效果。但這對當今大學生來說，信息內容的表現形式比較單一，信息刺激的強度、對比度、重復率、新鮮度等相對有限。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教師借助多媒體課件進行教學可以更好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強其選擇性注意的關聯度和強度。

學生在信息的刺激下接收了該信息并不意味著學生已經接受了該信息的內容，學生還要面臨選擇性理解這一關。傳播不是教師傳遞意義，而是學生“引出”意義，引出意義越接近傳遞意義，傳播的效果越好。因此，教師要成為學生主動建構意義的幫助者、促進者及課堂教學的組織者、指導者，而不是課堂的“主宰”和知識灌輸者。因此，了解當今大學生的需要、情緒、經驗、挫折以及價值觀念等因素，了解學生對信息的選擇性理解這一特點，將有助于提高師生關于信息溝通和傳播的自覺性。接收體現在選擇性注意，接受則反映在選擇性理解與選擇性記憶。影響學生對信息接受的選擇性記憶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信息在傳播通道上設下的最后一關。選擇性記憶在記憶信息的傾向性上不僅受學生的需要，學生對信息的態度、情緒等心理因素的影響，而且也受信息傳播的環境、形式、強度等因素的影響。所以，運用多媒體課件營造輕松的教學氛圍，是學生自主、創新學習的前提條件，運用多媒體和網絡教學手段符合學生的心理特點，能使教學內容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短時間內以直觀、生動的形象，有聲有色地呈現在學生面前，吸引和感染學生。

三、多媒體教學設計的編碼決策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現實傳播中，教師作為傳播過程的控制者，發揮著傳播效果定向作用的重要機制。教師編碼知識、能力、水平的多少、強弱、高低會直接影響學生的符號解讀、意義接收和接受，其發揮的作用會對傳播活動產生重要的影響。

在現實的傳播過程中，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信息內容實際上有三種表現形態:第一種是教材文本語言所承載的實際信息內容;第二種是多媒體課件客觀上所表達的信息內容;第三種是學生對符號進行譯碼所認知的信息內容。我們以教師編碼是否正確與學生譯碼是否正確為劃分依據，分析信息內容的三種表現形態，可以得出下列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教師編碼正確，學生譯碼正確;第二種情況是，教師編碼錯誤，學生譯碼錯誤;第三種情況是，教師編碼正確，學生譯碼錯誤。學生譯碼是否正確關鍵在于教師編碼后能否與學生實現語法層次上的知識共識、語義層次上的經驗共享和語用層次上的價值同義。下面分別對不種情況加以說明:

(一)第一種情況:“一傳即通”—編碼正確而且譯碼也正確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根據教材文本信息內容，傳遞給學生的思想、理論和觀念，與所選用媒體符號客觀上所表示的信息內容，正好是教師想要傳遞的思想、理論和觀念，即編碼正確。教師想要傳遞的思想、理論和觀念，被學生完全正確地認知和接受，即譯碼正確。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編碼、譯碼都是正確的，從而保證了教材文本語言所承載的實際信息內容與多媒體課件客觀上所表達的信息內容相一致，并且多媒體課件客觀上所表達的信息內容與學生對符號進行譯碼所認知的信息內容相一致。根據信息一致且具有傳遞性的特點，所以，教材文本語言所承載的實際信息內容與學生對符號進行譯碼所認知的信息內容相一致。這是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傳播過程及其效果中最理想的狀態。但是，在現實的傳播活動中，這種理想的狀態不是以常態出現的。

(二)第二種情況:“傳而不通”—編碼不正確并且譯碼也不正確

這在思想政治理論課傳播過程及其效果中，屬于無效的狀態。對教師來說，出現“傳而不通”的情況可能與下述兩個方面的因素有關:

一是錯編和誤編。在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傳播活動中，學生現有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狀況，是教師實施傳播的一個重要依據。因此，教師在制作和傳遞符號時，腦海里應該有一幅學生的“圖像”。一般來說，教師是根據這幅“圖像”來選擇其傳播的內容、媒介、手段與方法的。教師要想達到有效傳播效果，就必須對學生進行研究，內容涉及學生的自我價值和自我屬性，即價值觀和統計學上的屬性，’人格、性格特點及其自信心等。只有這樣，教師得到的“圖像”才有可能真實、完整和清晰，否則，“圖像”失真就導致傳播效果的失效。

二是教師可信性要素。可信性要素主要涉及兩個要素，第一是教師的信譽，包括是否真誠、客觀、公正等品格條件;第二是專業權威性，指教師對特定問題是否具有發言權和發言資格。這二者構成了可信性的基礎。一般來說，教師的可信度越高，其說服效果越大;可信度越低，說服效果越小。因此，對于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教師來說，其自身素質必然會影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傳播效果。必須提高教師的自身素質以確保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得到正確有效的傳播。

(三)第三種情況:“傳而半通”—編碼正確但譯碼不完全正確

這種情況在思想政治教育傳播過程及其效果中屬于最常見的情景。這種情況通常有以下兩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學生只接收了符號(多媒體課件)的表面意思而沒有接受符號所表達的意義和價值。

這里，符號(多媒體課件)的表面意思屬于信息內容的語法和部分的語義層次，它所表達的意義和價值屬于語義層次的深層結構和語用層次。如傳播者在闡述“堅持的指導地位，就抓住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靈魂，把握了和諧文化建設的性質和方向”時，受傳者可能只是理解到“指導思想決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性質和方向”等信息內容的語法和部分的語義層次;至于“堅持用發展著的指導實踐，牢牢掌握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權、主動權、話語權”“用一元化的指導思想整合和引領多樣化的社會思潮和文化追求，在堅持主導地位的前提下，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囚等在語義層次的深層結構和語用層次上，由符號所表達的意義和價值，則沒有接受和領會。

第二種類型是，學生只接收了局部的意思而沒有接受符號(多媒體課件)所表達的整體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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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信息時代 大學文化 傳播 理論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3.021

信息化是當今時展的大趨勢，信息必將成為第一生產要素，也將構成信息化社會的重要技術物質基礎。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信息傳播加速了社會對于信息的需求與擴展，同時對于信息時代下大學文化傳播也是新的挑戰和機遇。而大學文化傳播是大學文化建設的精神基礎，應該適時地利用高效的傳播操作模式開展大學文化的傳播。所以，探析信息時代構建大學文化傳播模式的理論支撐，能夠為大學文化的傳播提供豐富的實踐意義和指導理論。

1 信息時代的大學文化建設

信息時代改變著世界，也改變著人類的生活方式。而教育作為人類社會一種特有的知識繼承傳播活動也在經歷技術變革的洗禮。信息技術在被時代灌注以新的活力同時，也促進了大學文化教育與傳播的革新，并逐步衍生出教育現實的各種新現象與新問題，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

大學文化的建設是全方位的文化建設，是長期而復雜的系統工程，它離不開物質的投入，也離不開對大學文化的傳播，兩者相輔相成。而大學文化建設的重要環節是群體精神意識的傳遞，即大學文化的傳播。高速發展的信息時代，大學文化的傳播需要繼承和借鑒中外經典文化傳播模式的理論，構建新模式來提升文化建設的傳播效果。

2 文化傳播的經典理論模式及借鑒

傳播模式是指研究傳播過程、性質和效果的公式。卡爾?多伊奇1966年在《政府的神經》一書中曾論述過在社會科學中模式的有構造和解釋兩大主要功能。具有代表性的傳播模式有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論”、馬萊茨克“大眾傳播場”理論、“韋斯特利――麥克萊恩式”理論和“波紋中心”傳播模式理論。在信息時代大學文化的傳播模式研究中，將其經典傳播理論應用其中，吸取精髓，創新探索，構建符合時代氣息文化傳播的理論和執行模式，凝聚成一種無形的合力與整體趨向，以培育高素質人才的建設，推動大學發展的不竭動力。

2.1 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論”及其借鑒

2.1.1 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神交往觀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活動過程，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在人們滿足了物質層面上的需求后，便產生了精神層面上的需求，“交往的需求”就是其一。

信息時代大學文化的傳播模式不再是直接產生物質產品，而是通過大學文化的傳播者的精神意識影響接收者的精神思維，使接收者產生與傳播者相近的精神意識，大學文化傳播者的目的是促成大學文化接收者的精神生產。

2.1.2 理論創新及時代意義的借鑒

擴展“精神交往”視域下“課堂教學”的延伸。由于信息是時代的快速發展和科技創新的日益進步，對文化知識的獲取顯得尤為重要。所以，教育的傳統方式應由必須實行由知識型課堂教育傳播到思想型課堂教育傳播的轉型，即實現由傳播知識的傳統理念到塑造人的價值取向的現念的轉向。因此，就學校課堂教育的傳播而言，課堂上所傳播的不僅是知識，更重要的是傳播者和受眾通過對知識的認識理解，即人類的精神交往關系。

實現“精神交往”視域下“QQ工具”的利用。大學師生間不僅僅是知識傳授者和接收者的關系，還是彼此間精神交往的對象。利用QQ工具，教育者可以在課堂甚至通過網絡在學習生活、職業規劃和就業導向上給予學生加以指導，并能夠對學生的生活、工作和情感上的精神困擾和思想迷茫給予疏導和引路。

運用“精神交往”視域下“校園微博”的發展。當前，網絡傳播具有的巨大能量，正影響著文化導向。“微博”正是當前社會精神交往活動的一個重要表現，而學校選擇“微博”作為文化教育工具，恰恰迎合了當前國家建設發展和當代大學生思想政治的現狀。同時，“校園微博”的迅猛發展也證明了學校的這一選擇順應了時代和學生的普遍要求，有巨大的生命力和發展空間。

2.2 馬萊茨克“大眾傳播場”理論及其借鑒

2.2.1 馬萊茨克“大眾傳播場”理論

1963年，德國學者馬萊茨克在其《大眾傳播心理學》一書中，根據場論思想提出了一個大眾傳播場模式，運用系統的方法分析了影響傳播者和接收者的諸多因素。這一模式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切入，將社會系統與傳播系統中各因素及其間的關系進一步細化，對那些可能對傳播各環節構成影響的因素進行了考察。

2.2.2 理論創新及時代意義的借鑒

把大學教育過程看作是一個由教育者向大學生傳達相關道德信息的傳播過程，利用多媒體技術的手段，將教育內容蘊含于各種信息之中，使道德教育從平面化向立體化、現代化和多元化的方向邁進，并逐步構建網絡道德教育傳播模式，以促進大學文化教育在網絡領域中的有效開展，探索解決大學生教育體系中存在的普遍問題。

在借助網絡媒介開展教育時，首先應與學生在網上進行互動交流。通過校內人人、社區、論壇、Email和MSN、QQ等多種形式與學生進行互動交流，并針對某一現實或熱點問題進行網絡探討。同時，可以通過網絡模式的交流溝通方式，使教育者在平等和信任的氛圍中，真實地掌握了解學生綜合狀況，開展針對性的引導，使學生的文化知識和道德素質向著主流方向發展；其次可以開展網上討論和虛擬課堂等形式，利用大學生教育網站，或者利用電視教育專題片、經典視頻教育課來開展網絡“虛擬課堂”，進一步增強網絡教育傳播模式的實效性。

2.3 拉斯韋爾“5W”傳播模式理論及其借鑒

2.3.1 拉斯韋爾“5W”傳播模式理論

1948年，傳播學先驅哈羅德?拉斯韋爾對社會傳播的過程、結構及其功能，做了一個較為全面的論述，明確提出了傳播過程及其五個基本構成要素，即：誰（Who） 、說了什么（Says What） 、通過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 、對誰（to Whom） 、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此模式簡明而清晰，成為早期傳播學研究的經典成果之一。

2.3.2 理論創新及時代意義的借鑒

以5W模式分析信息時代大學文化的傳播效果因素，從傳播者、傳播內容、媒介、受眾和效果等五個層面找出信息時代大學文化的傳播效果路徑。信息時代大學文化的現代教育技術手段和傳播方式應以網絡傳播方式為主，其組成要素為：傳播者―教育工作者、信息（傳播內容）―以聲音、文字或圖像為形式的網絡形式（QQ、博文、微博等）；媒介―教育者的網絡媒介（微博、博客、QQ空間）；受眾―在校大學生；效果―大學生文化教育的實效性。它的傳播模式就是教育工作者創作撰寫的日志、博文、心得和轉載優秀經典網貼，之后通過網絡傳播這個媒介傳播給學生并取得教育效果的過程。

作為大學生文化教育領域中的信息能否被學生接受并喜歡，能否可以影響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能否指導和引領學生的學習、生活及就業，能否幫助學生解決學習和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直接決定了信息時代大學生文化傳播的實現，這也是對教育工作者文字和思維能力提升的考驗。

2.4 “韋斯特利-麥克萊恩式”理論及其借鑒

2.4.1 “韋斯特利-麥克萊恩式”理論

1957年，美國傳播學者韋斯特利和麥克萊恩整理當時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個適合于大眾傳播研究的有系統的模式。模式中提出了A、B、C的概念，并分析了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并指出了傳播過程的交互性，注重了反饋的重要性。

2.4.2 理論創新及時代意義的借鑒

用這一模式解釋信息時代的大學文化的傳播過程時，可視為：A為網絡文化的知識載體，B為大學生，C為思想政治工作者，如圖1。

圖1 “韋斯特利-麥克萊恩式”――大學文化傳播模式

信息時代的大學文化的傳播是對傳統校園文化的創新，更是對傳統課堂教育的超越與延伸。在大學文化傳播設計中引入模式來指導大學文化的傳播既理清了教育層次的思路又確保了校園文化的時代創新的實用性。同時，隨著信息時代的大學文化傳播模式的設計不斷完善與技術的日趨成熟，其功能日益豐富、邏輯日益復雜，這樣運用現代傳播學的視角來傳播大學生文化必將成為一條化繁為簡的捷徑。

2.5 “波紋中心”傳播模式理論及其借鑒

2.5.1 “波紋中心”傳播模式理論

由美國傳播學者R.E.希伯特等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提出。大眾傳播過程猶如投石于水池中產生的現象――石子擊起波紋，波紋向外擴展到池邊時又朝中心反向波動；在擴展和回彈的過程中，波紋（即信息）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此模式強調大眾傳播同社會、文化等的關系，顯示了傳播過程的復雜性和動態性。

2.5.2 理論創新及時代意義的借鑒

在信息時代環境下，可以提出一個新的文化傳播理念――波紋教育，它的核心是波紋的傳播模式所帶來的強大聚眾效應和受眾主動參與學習的多極傳播行為。波紋式傳播能有助于實現傳統教育、網絡教育、虛擬課堂三大平臺的價值遞增。

從圖2來看，傳播的中心是文化，傳播的第一層是將一個明晰的文化知識傳遞到三大平臺上。在信息時代的大學文化的傳播過程中，為了有效地利用資源，發揮三大平合開展教育的優勢，在一個融會中外精髓文化的基礎上，突顯三個平臺的模式傳播文化的優勢，配合校園各類教育活動的開展，達到同時抓取三大平臺所覆蓋的有效目標受眾的目的。

圖2 “波紋教育”圖

第二、第三層可理解為，文化知識經過三大平臺的傳播給各自所覆蓋的受眾后，吸引和深入影響了接受過文化教育的受眾群體，由此在每一個平臺下面，都培養出一批對各類文化教育產生濃厚興趣的“受眾學生圈”。“波紋教育”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通過教育傳播定向及其他技術模式，以每個“受眾學生群體”為原點，通過其個人現實行為或虛擬的網絡活動模式，可進一步將文化知識擴散出去，實現多個原點的多極化傳播的后續行為，形成多個高效覆蓋的圈子文化，即形成波紋教育傳播過程中的最后一站――“受眾學生圈”的概念。

3 結束語

伴隨著快速發展的信息化進程，教育信息的傳播途徑與作用機制發生重大變化，也使文化傳播研究的各方面呈現出新的范式，將不斷為大學文化傳播發展帶來新的挑戰和契機。在這種環境下，若要發揚和傳播大學文化，必須著眼于其載體，結合中外經典傳播理論，構建大學文化傳播的理論支撐模式，為新時期大學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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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吳建利（1969-），男，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思政教育，遼寧大學學生工作處，遼寧沈陽 110136

房寧，遼寧大學學生工作處，遼寧沈陽 11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