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地理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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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地理學的產生與發展

金融地理學屬于地理學龐大體系的一個分支，更準確地說，它是經濟地理學科的一個子集。金融地理學家Leyshon和勞拉詹南均認為金融地理學是由經濟學衍生而來的。國外很多學者將經濟地理學分為舊經濟地理學和新經濟地理學，并認為金融地理學的學術淵源應該在于新經濟地理學。經濟學家眼中的“新經濟地理學”與地理學家眼中的“新經濟地理學”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顧朝林等，2002)。經濟學家認為，“新經濟地理學”基本包括兩個重要主題，即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和區域增長集聚的動力分析。另外，作為主流經濟學分支的新經濟地理學特別強調模型分析的方法。地理學家卻對經濟學家認為的“新經濟地理學”持批評態度，他們眼中的“新經濟地理學”更多地考慮了區域的個性，文化、社會、歷史、制度這些要素普遍受到重視。國內的學者一般更加關注作為主流經濟學分支的“新經濟地理學”，而國外研究金融地理學的學者則格外推崇地理學家的“新經濟地理學”。我們可以從Yeung(2003)對新經濟地理學的定義看出這一點：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特征包括對經濟行為的社會根植性(embeddedness)的理解；對社會主體變動性身份的描繪；探討耗散背景在塑造經濟行為方面所起的作用。

金融地理學的研究現狀與研究內容

金融地理學的研究是繁雜、瑣碎和不系統的，本文只是嘗試對其目前的研究工作做一梳理。

一、關于在金融學研究中是否納入地理要素的爭議。

傳統的觀點是以O′Brien為代表的“地理已死”的觀點。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進程，信息交流的速度削弱了空間作用，實際上，情況可能是“可替代的貨幣仍將繼續避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逃離現存地理條件的限制”(O′Brien,1992)。一些學者從不對稱信息的角度提出了相反意見。Porteous(1995)認為，盡管存在當今的電訊革命，借貸雙方的物理距離仍是金融交易的重要影響因素。Zhao(2002)則將信息分為標準化信息和非標準化信息。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性質，金融部門需要更接近信息源。更多的學者則從社會和背景等軟性要素出發，轉向了“缺失的地理學”，認為需要對全球金融系統的多元化地理學認真看待。

二、強調地理因素在金融現象實證分析中的作用。

Beaverstock & Doel(2001)分析了東亞金融機構的空間體系結構，指出危機的空間性和由這場危機產生的關于全球金融系統的地理學上的爭論。Clark & Wojcik(2003)對德國的資本市場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歐洲一體化水平及資本市場有效性低，一些職業投資者仍然可以從搜尋信息、分析信息中獲利，因此需要離信息源近一些。對德國的研究表明，不僅國家邊界而且區域邊界對市場透明度和有效性至關重要。Maurseth(2001)利用空間回歸分析法介紹了歐洲經濟的收斂性，同時凸顯了地理因素的作用。較為系統的實證研究是Labasse在1995年寫出的關于里昂地區金融地理學的博士論文，勞拉詹南對其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

三、關于貨幣地理學的研究。

這方面的文獻相對來說是最多的。如Marx, Weber & Simmel對貨幣支配模式的研究；Douglas, Polanyi & Zelizer對貨幣社會含義的研究；Dodd對貨幣網絡的研究；Thrift對國際信用貨幣網絡的研究；Leyshon & Thrift對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排斥性的研究等等。從相關文獻可以看出，有關貨幣、貨幣網絡和金融網絡的研究有著濃重的哲學味道和人文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關歷史和社會人類學的。如Zelizer(1989;1994)對傳統社會關于貨幣的作用與效果提出了批評。Dodd(1994;1995a;1995b;1995c)的理論貢獻突出體現在其貨幣網絡的概念上。Thrift(1994;1996)主要致力于金融網絡的研究。這三位學者在研究貨幣地理學的過程中，都堅持貨幣是比政治經濟學所指的復雜得多的多元化現象，在分析過程中，應更多地關注社會結構和具體化過程。還有一部分學者致力于研究貨幣交換與信用和債務的地理學。另外，貨幣地理學的相當一部分研究集中于政治經濟方面。如Leyshon(1998)特別研究了金融的排斥性(Financial exclusion)；另有一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的金融經濟，在研究經濟因素的同時，也強調了世界城市的社會和文化因素。從目前的研究來看，貨幣地理學的研究開始由一般性轉向特殊性，由對系統、網絡研究的關注轉向對主體的關注。如Wills(1996a;1996b)關于財經服務社工會的地理學；Allen & Pryke(1994;1995)關于倫敦金融市場的空間表示；Clark(1997a;1997b)關于信息、知識與金融決策的研究。所有這些研究目前處在關于經濟、文化、空間和位置關系爭論的最前沿。

四、關于金融流動和金融中心的研究。

Clark(2003)論述了全世界時空范圍內金融的流動。Leyshon & Thrift(1997)以及Martin(1998)對貨幣怎樣流動、如何將遠距離的地區聯系在一起、如何成為資本主義運轉之輪的劑等問題做了深入的分析。很多學者都是從信息以及交易成本的角度來討論金融的流動。Portes & Rey(2000)主要從信息地理學的角度探討了股權資本跨界流動的決定因素。金融中心問題同樣是金融地理學家研究的熱點。Gehrig(1998)利用市場摩擦理論和大量的實證分析，證明了某些金融活動在地理上的聚集趨勢與另外一些金融活動在地理上的分散趨勢并存。他同時論述了金融市場的離心力與向心力，探討了金融中心的未來。將信息腹地(information hinterland)理論應用到金融地理學領域中，并探討中國金融中心的演化，這方面的工作由Zhao、Smith & Sit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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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能源消耗、能源效率的空間差異及其形成機理問題，是經濟地理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之一。這是因為，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是經濟客體在地表上的位置關系、集聚程度及各經濟客體之間發生相互作用的方向和強度，亦是自然、市場和政府三種配置力量空間耦合的結果。近年來，在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著力推進綠色發展的背景下，經濟地理學界在研究能源效率的空間差異及其形成機理、能源效率空間格局及其與產業結構關系方面的成果比較密集，影響也較大。

能源效率作為一種效率概念，目前尚無確切定義。影響較大和被引用較多的，一是世界能源委員會提出的：能源效率為減少提供同等能源服務的能源投入;二是Bosseboeuf提出的：經濟上的能源效率是指用相同或更少的能源獲得更多產出或更好的生活質量，技術上的能源效率是指由于技術進步、生活方式轉變、管理水平提高等引起的能源使用的減少。在能源效率的衡量指標方面，Patterson認為能源效率衡量指標主要有熱力學指標、物理-熱量指標、經濟學-熱量指標、純經濟指標四類，但從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視角考慮，能源效率主要有經濟能源效率（包括單位產值能耗和能源成本效率）、物理能源效率（包括熱效率和單位產品或服務能耗）兩類，其內涵則是能源消耗對維持或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環境系統可持續發展的綜合效率，既要考慮能源的開采、儲存與運輸環節，也要研究能源的加工、轉換和最終消費等過程。

與經濟學界主要針對的行業能源利用效率（以工業能源效率為主）研究不同，經濟地理學界的能源效率研究主要針對區域能源效率問題。區域能源效率問題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是能源效率的空間差異及其形成機理的研究，目前國內經濟地理學界的研究多集中在全國范圍的省際間比較與分析。在研究手段上，既有單要素能源效率分析，也有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其中，由于全要素能源效率能更好地反映能源與地理要素、經濟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因此被大部分學者和研究機構所普遍采用。在全要素能源效率測算模型中，近年來主要使用的有非參數測算的DEA數據包絡分析、使用參數測算的SFA隨機前沿函數分析。與SFA隨機前沿函數分析相比，DEA數據包絡分析因無需設定具體的函數形式而被廣泛使用。

能源效率空間格局及其與產業結構的關系也是區域能源效率問題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和熱點問題。在理論上，結構變動對能源效率的影響最初是在“結構紅利假說”中的一種表達，由于各行業的生產效率水平、經濟增長速度存在差別，能源作為生產要素之一必然會從生產效率較低的部門向生產效率較高的部門轉移，其結果是促進各部門共同構成的經濟系統的總效率提高，而總生產率的增長值超過各部門生產率增長率加權和值的部分，就是產業結構變化帶來的能源效率增長的部分。例如，由以重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轉為以輕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將降低整個國民經濟系統的能源消耗強度。對于中國20世紀80～90年代能源消耗強度下降原因的實證分析也表明，在導致中國能耗強度下降的諸多原因中有35%～45%要歸功于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第三產業中的服務業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所占比重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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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區域發展階段的差異。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各區域之間的發展基礎、發展條件存在很大差異。這些發展條件的差異，在發展速度、發展進程上也有明顯反映。其中，主要表現之一就是在同一時刻，不同區域往往處于不同發展階段。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區域有不同發展特點、不同的政策需求及其它環境需求。在全國統一格局下，應考慮不同發展階段區域的要求。以經濟增長與資源消耗的關系而論，一般來說，處于發展初期階段的區域由于快速的工業化進程，經濟增長方式相對比較粗放，對土地、能源等資源的需求大，對環境污染也比較嚴重；而已經進人發達階段的區域，由于技術進步和經濟結構的調整，開始逐步由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經濟轉型，對資源的消耗降低，同時污染物的排放量也開始逐漸減少。如果全國實施完全一致的資源政策，可能會帶來十分矛盾的結果：如對發達地區有利，便對欠發達地區不利;若照顧欠發達地區，則對整個社會帶來資源過度消耗的威脅。因此，從區域關懷的角度來看，應該關注區域發展階段的差異，區別對待。當然，從全國宏觀調控角度，也可為了資源持續利用和環境保護，采取相對嚴厲的政策。但必須配以公平的資源環境補償機制，以使為保護資源環境作出貢獻的區域得到較好的回報。

關注區域優勢的發揮。不同區域有著不同的優勢。基于國家優勢的發展設計，并不一定是區域層面的最優設計。從區域關懷的角度研究區域，應注重充分發揮每一個區域的優勢，并針對其優勢，設計相應的發展戰略、發展途徑和舉措，進而建立不同類型區域的發展理論。如城市地區具有基礎設施好、人才密集的優勢，在研究中，應關注其集聚經濟效應的進一步發揮，同時，還應考慮對周圍地區的輻射帶動以及其負面外部性問題；相反，農村地區具有自然資源豐富、環境優美等優勢，在促進農村地區這些優勢發揮中，應該兼顧區域經濟發展與資源持續利用和生態環境的保護。不僅如此，同樣的城市地區，同樣的農村地區，也可具有不同的優勢特點，相關研究更應關注這些具體差異，以充分調動區域的發展積極性。

關注落后地區的發展。盡管區域關懷不應該有區域歧視，從區域經濟研究的角度對落后地區關懷時，可從明確落后地區的發展條件和所處發展階段的特點人手，根據這些發展條件和階段特點思考落后地區的發展機理、發展路徑。如思考如何激發落后地區各種行為主體的積極性，使其參與到區域的發展中來。如在農村地區，如何調動農戶的積極性，促使農區發展，進而建立基于農戶的農區發展理論。還可研究如何通過區際聯系促進落后地區借助發達地區的力量實現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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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3-5595（2014）03-0089-05

在大眾化與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被時代賦予了鮮明的地理印記或符號，“時空域”螺旋式發展使得高等教育呈現趨同性與差異性、同質化與特色化并存的格局。當代高等教育解讀離不開必要的地理語境，高等教育維系離不開特定的地理場域，高等教育發展離不開相應的地理協同。源于高等教育學科與地理學科新近發展、變軌而形成的富含吸引因子的重要交集，高等教育地理學遂成為當代新興交叉學科。

一、高等教育地理學的學科溯源

高等教育地理學具有方法論淵源和本體論淵源。前者由地理學科提供研究框架與邏輯進路，以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為視角，持續審視高等教育的生存與發展問題；后者則基于高等教育現象與規律，以高等教育學科為核心理論體系。高等教育學是教育學的分支學科，其理論基礎與教育學具有較強的擬然性，與教育學的其他分支學科存在較高的牽連度，諸如教育心理學、教育經濟學、教育社會學等，都可以進一步演繹為高等教育心理學、高等教育經濟學、高等教育社會學等。如果分支學科已經比較成熟，就能夠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踩在巨人肩膀上”的研究捷徑。但是，相對于其他高等教育分支學科，教育地理學卻是一門新興學科（更準確地說，目前還處于“研究領域”階段，還未真正上升到“學科”層面），高等教育地理學科不具備上述捷徑效應，其研究與建構更加具有探索性與挑戰性。

近年來，中國學者開始運用地理分支學科理論研究高等教育活動。以經濟地理學為視角，許長青認為，高等教育經濟地理的研究橫跨經濟學、經濟地理學、高等教育學、高等教育經濟學等專門領域，具有其獨特的主體論價值和認識論價值。[1]以歷史地理學為視角，許甜基于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脈絡，分析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初始階段地域分布的階段性變遷特征，探索高等教育發展與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2]以人口地理學為視角，傅凰等從人口結構對高等教育規模、經費、師資和質量的影響以及人口結構對高等教育地區（布局）結構的影響兩方面探討了人口結構對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認為高等教育要受人口結構狀況的制約，并對人口結構的變動起作用。[3]另外，陳亞借助地理信息系統的空間分析功能對中國生源進行了分析。[4]李泓澤等通過對2008年全國各地區高校招生規模、效率的綜合評估，發現中國高校招生規模總量、增長率和綜合效率均存在著顯著的地區差異。[5]

國外學者同樣十分關注高校發展與地理因素的互動關系。在高校定位方面，有學者在研究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卑詩省）高等教育體系地理分布的經濟與社會意義的基礎上，認為地理空間不平衡與高校機構類型分布之間具有相關性，高校應當呈現多樣性，盲目升格將產生負面影響。[6]在高校招生方面，有學者圍繞高等教育入學的地理學問題，對于區域人口統計特征、社會空間分化、量具選擇、擴大入學比例、符合時代與利益相關者的政策等進行探討，希冀探索一個能夠反映多元社會、空間和時間特征的高等教育入學新模式。[7]在高校制度方面，有學者探討了確立高等教育政策地理學的重要意義，試圖揭示高校與其所在區域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關聯性。[8]在高校教育方面，有學者考察美國高等教育多樣性與地理多樣性的關系，并對少數族裔和女性由于地區和背景差異而導致學習差異問題進行了研究。[9]有學者進一步認為高校和課堂是人文地理社會活動的重要場所，與社會發展基礎彼此交織、聯系，應當促進高校地理教育學和批判地理學（critical geography）的有機結合。[10]在高校經濟互動方面，有學者研究了高等教育在創新型城市建設和創新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11]；還有學者對特定區域的若干高校進行了比較分析，揭示了高等教育對于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12]

就學科建設而言，高等教育地理學尚處于萌芽階段。據中國知網、Google Scholar檢索結果發現，國內外均未出版高等教育地理學研究專著，也沒有發表專門針對高等教育地理學的研究論文，目前還沒有出現全面系統闡述高等教育地理學的研究成果，許多領域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但是，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國內外機構、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們對高等教育與區域社會發展的互動關系進行了研究，從不同視角對高等教育的地理問題進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積極的研究成果，為該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成為高等教育地理學的重要理論與實踐基礎。

二、高等教育地理學的價值分析

所謂價值，是主體與客體之間在相互聯系、相互適應、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互動關系中所產生的效應，既包括客體對主體的效應，也包括主體對客體的效應。[13]同樣，高等教育地理學的價值體現在人―地、高教―區域、理論―實踐等對應要素的對立統一關系中，呈現多元化、交融性和持續性特征。

一方面，高等教育地理學基于人―地的本質關系，反映了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協調發展的基本要求。教育是人類特有的社會活動，而高等教育則是人類文明的象征與階梯。雖然遠程教育技術方興未艾，MOOCs（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風靡全球，但是傳統的高校教育模式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高校是知識分子、高端人才的富集地，也是莘莘學子慕名求學的核心場所，承擔了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的功能，對于地理因素（包括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很強的依附性。同時，高校之“人”對“地”具有明顯的反向價值，地理因子完全浸潤在高等教育的濃郁氛圍中。不僅“地”之物理狀態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張趨勢而發生顯著變化，而且“地”之民主、文明、教化程度也將日益提升。因此，高等教育地理學成為人―地互動關系研究的獨特領域，具有獨立的學科價值。

恩格斯指出：“每一門科學都是分析某一個別的運動形式或一系列互相關聯和互相轉化的運動形式的，因此，科學分類就是這些運動形式本身依據其內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類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是在這里。”[18]高等教育地理學的學科性質的獨立性也同樣具有類似的重要性，因為這決定了該學科的獨立品質。同時，綜合性與傾向性是交叉學科性質的又一特征。具體來說，高等教育地理學具有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屬性，但傾向于社會科學；具有理論科學與應用科學屬性，但傾向于應用科學；具有硬科學與軟科學屬性，但傾向于軟科學；具有傳統學科與交叉學科屬性，但傾向于交叉學科。可見，交叉學科的學科性質不能認為是對所謂上位學科的學科性質的簡單繼承甚至混同，這將違背交叉學科的生長規律，扼殺交叉學科的生長空間。當前將交叉學科強行納入某一學科（例如僵化地將教育經濟學納入教育學科，或者納入經濟學科，試圖成為某一學科的子學科）的做法值得商榷。

由于高等教育地理學發軔于實踐領域，是對當前高等教育發展失衡、定位失真、管理失范等諸多問題的現實回應，具有強烈的實踐性，同時，理論來源于實踐，又對實踐發揮指導作用，理論體系的創建也是該學科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高等教育地理學建設兼具理論體系與實踐體系構建的雙重任務。另外，如果從研究視角來看，可以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從地理學的層面研究高等教育問題，二是從高等教育的視角研究地理學問題。在一定意義上，上述兩個研究方向甚至可以視為“高等教育地理學”與“地理高等教育學”的邏輯分野。“從實際的角度看，任何現實的問題都是綜合的，它們并不完全尊重學科的分類。如果將一個現實的綜合性的問題削足適履地放在某一個專門性的學科中進行研究和分析，或者過分強調某一學科的專門性，可能會出現認識上的片面性與失誤。”[19]高等教育地理學研究領域的綜合性決定了其學科性質具有多科性、開放性、復雜性、系統性等特征，因此，需要在理論凝練與具體實踐中予以全面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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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產業空間演進；區域二重開放；兩國三區域模型；貿易自由度；區際開放度；對外貿易的開放度；新經濟地理學；區位選擇；外商直接投資

中圖分類號：F061.5；F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12）06002909

一、引言

經濟學家歷來注重對產業空間演進的研究。Von Thunen（1862）創立了農業區位論并探討了工業布局，認為生產費用最小和銷售價格最低是工業區位選擇的最高原則。Weber（1909）創立了工業區位論，研究了影響工業在區位間選擇的原因，并將影響工業區位選擇的因素分為區域性因素和非區域性因素。Walter Christaller（1933）提出了“中心地理論”，探討了一定區域內城鎮等級、規模、數量、職能間關系及其空間結構的規律性。August Losch（1939）把市場需求作為空間變量來研究區位問題，形成了市場區位理論，探討了市場區位體系和工業企業最大利潤的區位格局。

古典區位理論更多地是從微觀的企業視角探討企業的區位選擇問題，同樣有學者從產業的宏觀視角來研究產業轉移。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1932）的雁行模式理論認為，次發達國家某一行業的生產一般要經歷進口階段、進口替代階段和出口階段三個階段；Vemon（1966）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產業的演變應當與產品的生命周期演變相一致；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1978）的邊際產業理論認為，投資國在對外投資時應將該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轉移到該產業正處于優勢地位或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國家；Arthur Lewis（1978）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理論認為，發達國家會由于人口自然增長率過低和對低成本勞動力需求的急劇增長，把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輕移至存在大量勞動力資源的發展中國家。

劉 朝，鞠市委：區域二重開放下的產業空間演進研究古典區位理論是以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而新經濟地理學則在規模報酬遞增和壟斷競爭的框架下研究企業的聚集與擴散問題。Krugman（1991）認為即使在完全相同的均質空間下， 產業自發的集聚、擴散也能使區域內生地演變為“核心—邊緣”結構。Martin和Roges（1995）通過自由資本模型得出了企業區位分布的顯性解。RobertNicoud（2002）在自由資本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具有資本結構的垂直聯系模型，加入了產業間的投入產出聯系，把資本流動性和垂直聯系結合在一起，研究產業的聚集和擴散過程。

然而，限于研究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經濟背景，上述研究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話題，即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對外開放會對產業的布局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事實上，自20世紀中后期起，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貿易和對外開放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主題。不少研究者也注意到，一國或地區內部的產業聚集在貿易政策自由化或者加入國際或地區經濟組織以后都發生了變化，而且這種變化因國家和地區的不同而相異。有的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聚集因為對外開放而強化，而有的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聚集則因為對外開放而被打破。

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歷由封閉到對外開放的過程，故不少學者對中國的開放與產業區位選擇問題進行了研究，如Hu（2002）、Fujita 和Hu（2001）、黃玖立和李坤望（2005）、賀燦飛和謝秀珍（2006）、Ge（2006）、金煜（2006）、趙偉和張萃（2007）、張萃和趙偉（2009）等。盡管這些研究揭示了中國的制造業聚集與對外開放的關系，但是都只研究了一個國家總體的開放對于制造業空間區位變化的影響。而趙偉（2001）的研究認為，一國各地區的對外開放構成了該國國際化的基礎，而該國區域間的開放則能促進其區際市場和全國市場的形成，因此一國經濟的開放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一國總體經濟的開放，這是單純的國際開放；另一個是一國內部區域層次的開放，是一個區域向國內其他區域的開放。事實上，區域的開放確實帶有“二重開放”的特征。

因此，本文擬在開放具備二重性的前提下構建一個“兩國三區域模型”，以說明產業在這種二重開放型經濟下是如何進行空間演進的。從理論上講，產業的區位選擇由相對收益率來決定，當產業選擇一個地區作為生產的地點時，則在該地區生產的收益率必然高于其他地區或者說在該地區生產的成本必然低于其他地區。一般文獻在考察產業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時，主要考慮5個方面的因素，即市場規模、稅收、運輸及基礎設施條件、勞動成本、人力資本或勞動生產率；而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中，經濟活動的區位主要受運輸成本、規模經濟、市場結構等因素的影響。本文借鑒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引入區域間差異化的工資，并設定不同的區域間貿易自由度，考察產業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并著重研究差異化的開放程度對企業空間區位選擇的影響。

二、模型的基本假設

本文假設整個經濟體中存在三個區域，分別是區域0、區域1和區域2。其中區域1和區域2分別代表一個國家內部的兩個區域，如中國的東部沿海地區和西部內陸地區；區域0則代表世界的其它地區。每個區域都有工業部門，且是壟斷競爭的部門。區域0也即外國的工業部門生產最終產品，使用規模報酬遞增的技術，三個區域的消費者均對最終產品有消費需求。區域1和區域2的工業部門只生產中間產品，且區域0的工業部門對區域1和區域2的中間產品都有需求。區域0工業部門生產的最終產品只需要投入復合要素，復合要素是工人勞動和和中間產品按柯布—道格拉斯的形式組合，且復合要素的生產使用規模報酬不變的技術；而區域1和區域2中間品的生產只需要投入勞動，使用規模報酬遞增的技術生產。

四、廠商區位的決定

在不同區位的收益將是決定廠商最終選擇生產區位的決定因素。對于母國內部而言，其兩個區域內的中間品生產廠商會根據收益來決定是在區域1內生產還是在區域2內生產。但是，對母國總體而言，其有可能面對國外為追求更高收益而來的外國企業，因為外國的企業也會根據自身在不同區域的收益情況來決定其生產區位。由于外商直接投資可能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所以下面分別進行討論。

1.無外商直接投資時母國內部企業的生產區位決定

2.外國廠商區位的決定

事實上，如果外國廠商從區域0遷往區域1生產最終產品，其在區域1和區域2內的收益是始終增加的。這是因為消費者對最終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是大于1的，價格的降低將會使收益增加。廠商在從區域0遷往區域1的過程中其銷往區域1和區域2的產品價格降低了，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因為廠商在區域1內使用的工人比其在區域0內使用的工人的工資更低，而且其接受的中間產品的價格指數在區域1內相比區域0也降低了，這使得廠商的生產成本降低，最終使產品價格降低；二是因為廠商的區位變化使得產品的運費降低，從而使商品在區域1和區域2內銷售的價格相比廠商遷移前降低了。

3.有外商直接投資時母國內部中間品廠商的區位決定

根據前文的論述，這里假設對于外國廠商而言，其在各個可能的生產區位的收益滿足RF0

在外商直接投資選擇區域1的前后，母國兩個區域的中間品生產商各自的收益變化呈現出相反的關系，而具體的哪個區域廠商的收益增加，那個區域廠商的收益減少，則由三個地區間的貿易自由度的相對大小來決定。進一步的分析表明具體過程略，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整個母國的中間品生產商的總體收益變化由區域間的經濟規模相對大小、工資差異的相對大小以及三個地區間的貿易自由度來共同決定；三個地區間的貿易自由度的相對大小對母國的中間品生產商的總體收益起分配的作用。

五、不同開放政策下的產業空間演進

第一種情況：母國是徹底封閉的開放模式，即φ1=φ2=φ3=0。此時不僅母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成本為無窮大，而且母國內部的兩個區域之間的貿易成本也為無窮大。由（20）式可以看出，此時雖然沒有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但是區域1的中間品廠商遷往區域2的收益要大于成本，因為此時區域1的廠商如果遷往區域2，其將獲得更低的工資的工人，而由于其遷移前后的貿易成本都為無窮大，故其貿易成本沒有變化，所以說此時區域1的廠商遷移的收益要大于成本，因此，即使沒有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母國內部的中間品生產商也會向具有低工資的區域2聚集。雖然此時所有的中間品廠商都向區域2聚集以爭取更低的工資，但是由于此時的交易成本為無窮大，完全依靠對外貿易的企業將無法繼續生產，只能倒閉。此時外國的最終品生產廠商將在其本國生產，不會向任何一個區域遷移，但是由于無窮大的貿易成本而無法購買所需要的中間產品，也只能倒閉。

同樣的，通過該系統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國內部的區域通過各種途徑提升對外貿易自由度對于其區域經濟發展的意義。在上述的第三那種情況中，雖然區域2具有低工資的優勢，但是由于其過低的自由貿易度阻礙了廠商的進入，使得產業最終向區域1內聚集。而如果此時區域2能將對外直接貿易的自由度提升到跟φ1同一個水平，在沒有外商直接投資的時候母國內部的中間品生產廠商會向區域2內遷移；在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之后，中間品廠商仍然會選擇區域2作為生產區位，最終廠商也會向區域2內聚集，從而改變初始的廠商都在區域1聚集的情況。

通過該系統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不同的開放模式下產業空間區位變換的趨勢；而且通過該系統我們可以看到，對于具有低工資優勢而開放度較低的地區而言，加大該地區與其他具有高開放度地區之間的區際開放度，或者通過自身的努力提升其直接對外貿易的開放度，都有利于吸引產業進駐該地區。

六、結論

本文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下建立兩國三區域模型，對區域之間的工資和貿易自由度進行了差異化的設定，通過比較壟斷競爭下最終品生產廠商在各個可能的生產區位的收益以及中間品生產廠商在各個可能的生產區位的收益，得出了最終品生產廠商和中間品生產廠商的區位變換條件。在本文模型中，企業在考慮是否選擇某一區域作為生產區位時總是會面臨運費與要素成本之間的權衡，低要素成本的區域往往有著相對較高的運費，而運費較低的區域則有著較高的要素成本。企業是否進行空間區位變換取決于區位變換帶來的收益與成本能否使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而影響該收益與成本的關鍵因素則是貿易自由度、區域內的要素成本等區位因素。整個母國的中間品生產商的總體收益變化由區域間的經濟規模相對大小、工資差異的相對大小以及三個地區間的貿易自由度來共同決定；三個地區間的貿易自由度的相對大小對母國的中間品生產商的總體收益起分配的作用。通過本文的產業空間區位演進系統，可以判定在不同的開放模式下產業空間區位變換的趨勢。分析表明，對于具有低工資優勢而開放度較低的地區而言，加大該地區與國內其他具有高開放度地區之間的區際開放度，或者通過自身的努力提升其直接對外貿易的開放度，都有利于吸引區外產業進駐該地區。因此，一國政府可以通過調整和控制國家間以及區域間的貿易自由度來引導外商以及國內企業的區位演變，進而提升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發展。

因此，針對我國相對落后、對外開放相對遲緩的西部地區，本文有如下政策建議：（1）西部地區應當通過積極推動構建統一的國內市場、消除區域間貿易壁壘等舉措，優化其與沿海地區之間的貿易自由度，從而吸引國內東部沿海地區和境外的產業進入，帶動就業，推動經濟增長；（2）西部內陸可以通過進一步開發歐亞大陸橋、打通東南亞出海大通道等舉措來開辟新的貿易路徑，從而直接優化其對外貿易的自由度，進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并推動其產業結構升級；（3）西部內陸地區可以同時采取上述的兩種舉措，一方面優化對外貿易自由度以吸引FDI流入，另一方面積極擴大對內開放以優化內部貿易自由度。既吸引FDI流入，又可以通過垂直聯系將FDI產業鏈條中的其它產業也吸引到西部內陸地區，以此形成產業鏈條的聚集，這無疑將會極大地推動西部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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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人文地理學；課程網絡化建設；建設思路；體系結構

隨著多媒體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學習模式和學習方法發生了巨大轉變，課程網絡化成為教育方式多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課程網絡化是學習者在網絡環境下學習的一種重要的學習資源，有利于學生的個性化自主學習，有利于學生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有利于學生能力的培養和學習質量的提高。

一、“人文地理學”課程網絡化建設意義與目的

“人文地理學”是高校地理科學專業的主干專業課。人文地理學是研究關于人類活動的空間差異和空間組織以及人類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的學科，以人地關系為研究主體，側重于揭示人類活動的空間結構及其地域分布的規律性。由于人文地理學的學科特性，課程資源極其豐富，因此，發揮計算機網絡的優勢，進行人文地理學課程資源網絡化建設，對于深化人文地理學課程教學以及研究性教學的開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人文地理學有著復雜的學科體系，具有眾多的分支學科。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主要有經濟地理、城市地理、鄉村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政治地理、軍事地理、旅游地理、社會地理等，各學科互相交叉，構地理綜合體。復雜的體系結構，困擾了很多剛入門的學生，需要一種簡單明了的方式將這種體系結構展示出來。

其次，當代人文地理學的研究領域廣泛，信息資源非常豐富。第一手資源雖然有著親身體驗，印象深刻，但是人的直接行為空間畢竟有限，通過間接行為空間，獲取間接資源，同樣很重要。

再次，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在不停地運動中，并且運動速度相對于自然地理的研究對象要迅速很多，各地區人文現象的分布面貌是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形成的。所以，學習與研究人文地理學，不能僅僅是停留在某一時期特定的環境下，而要有時間跨度，這樣的學習和研究才更有深度。而傳統的媒體資源更新較慢，不能響應更新頻繁而迅速的人文地理研究對象，因此需要一種新的媒體資源來支持人文地理的學習與研究。

最后，人文地理學研究對象的表現形式不僅僅是文字，還有各種地圖、動態和靜態的圖像以及大量的統計數據等。因此，人文地理研究不能單純地依賴某一種媒體，要多種媒體結合，使用各種媒體資料。

綜上所述，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結合人文地理學科特點，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由單一的課堂講授模式逐步轉變為課堂講授與學生通過網絡自主學習相結合模式，擴展學習主體自主學習的途徑，為學生提供更廣泛的學習平臺，強化學生能力培養，是“人文地理學”課程網絡化建設的根本目的。

二、“人文地理學”課程網絡化建設思路

1　運用多元化理論指導。根據《現代遠程教育資源建設技術規范》，網絡課程是通過網絡表現的某門學科的教學內容及實施的教學活動的總和，它包括兩個組成部分，即按一定的教學目標、教學策略組織起來的教學內容和網絡教學支撐環境。因此，“人文地理學”課程網絡化建設應在現代課程理論、現代教學設計理論和現代遠程教育理論等多元理論的共同指導下進行。例如，根據現代課程和現代教學設計理論，課程不只是“文本課程”，而更是體驗課程。每一位老師和學生對課程文本的理解和解釋中，總要融入個人獨特的生活經驗，形成不同意義的生長域。因此教學設計不再是簡單的設計之后加以實施的問題，而是一個在學與教的具體情況下和在學與教的互動中發展演化的過程。結合現代遠程教育理論，在“人文地理學”課程網絡化建設時堅持教學設計和系統設計并舉。其中，在以“學”為中心的教學設計理論的指導下，按照教學目標的要求，根據教學對象、課程特點，合理地選擇和加工教學信息，設計和組織教學環節。同時特別注意網絡的教學環境和課程特點，充分利用計算機多媒體技術和網絡實時互動的優勢，追求創設支持自主學習的良好環境，使課程內容形象化、具體化，教學過程個性化、自主化。

2　體現人文地理學科特色。人地相關論是人文地理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人類活動和自然環境的關系是始終貫徹在人文地理學發展的各個階段的一條主線。在選取課程資源、構建網絡課程體系、進行授課輔導時要始終貫穿人地和諧的思想，并突出人文地理學的社會性、地域性和綜合性特點。人文地理學是一門社會性較強的學科，不僅研究內容具有明顯的社會性，而且人文地理的社會性還突出表現在其歷史性上，比如人口的分布、文化傳統的繼承和傳播、聚落的形成與分布等，在教學資源建設時既要突出現狀，也要回顧歷史、展望未來。地域性是地理學的基本特性，也是人文地理學的特性之一。人文地理學與其他人文學科的差異，根本點之一就在于人文地理學包含了區域研究的特性，重視區域的差異性和相似性，因此在課程網絡化建設時要突出區域性特點。人文地理學的綜合性不僅體現在其自身的綜合性，而且體現在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密切聯系，如政治經濟學、人口學、社會學等的發展，都大大促進了人文地理學的發展。因此在課程網絡化建設時，不僅僅著眼于人文地理學本身，還要與相關學科的基礎理論與核心內容緊密結合，并且利用其他學科的方法，比如將地理信息技術引入人文地理學課程網絡化建設。

3　發揮網絡平臺教學優勢。網絡平臺具有以下教學優勢：一是直觀性。網絡課程資源具有圖文并茂、音畫俱全的特點，針對人文地理教學中難懂難教的問題，以地圖、圖片、圖表、視頻、動畫和邏輯示意圖等多種形式展現，直觀、形象、生動，幫助學生理解和掌握，并擴展學生的創新思維。二是互動性。網絡平臺具備網上論壇、電子郵件、聊天室等工具，改變了以往課堂教學學生被動接受模式，能及時反饋學生的學習活動，讓學生能夠隨時與教師溝通，答疑釋惑。三是友好性。網絡平臺界面美觀，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符合學生的視覺心理；提示信息詳細、準確、恰當，使師生都能夠容易操作。四是創新性。在設計上可以采取多種教學策略，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積極思考，在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等方面發揮作用。如學生利用網絡平臺，根據自身特點，自行瀏覽課程知識，及時查漏補缺；學生可以通過各種互動工具就教師提出的主題進行討論與思考等。

4　展示自身學科建設成果。人文地理學課程網絡化建設是共性與個性的綜合，一方面網絡課程需要較為穩定和規范的結構，涵蓋教學必須的內容；另一方面要根據課程特點及自身學科建設及教學與科研成果，設計個性化的內容，體現課程特色。

例如，教材是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文地理學具有眾多的分支學科，除人文地理總論以外，各分支學科也需要配套的教材與論著作為課程教學的支撐。

南京師范大學人文地理專業自創立之初，老一輩著名地理學家李旭旦、金其銘等先生陸續出版了多部極具影響力的人文地理教材及著作。在課程網絡化建設中，將教材建設成果作為一個特色模塊，拓展學生視野，幫助學生了解學科研究方向和動態，方便學生查閱、比較和學習。

5　著眼于學生能力培養與提高。課程網絡化建設不僅是以網頁形式呈現課程的內容，而且是教學的一種重要資源，是網絡教學的支撐環境。它可作為課堂環境和課外環境下學習者自主學習的內容和材料，學生的許多學習活動都是在網絡的支持下完成的。因此，課程網絡化建設除了內容的展示，還必須增加強大的學習功能，保證學習者自主學習的質量和效率。因此，充分發揮網絡平臺的優勢，注意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其成為學習過程的主體，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鉆研精神和科研能力，是人文地理學課程網絡化的建設的出發點，也是落腳點。

三、“人文地理學”課程網絡化建設體系結構

課程網絡化建設的體系結構設計十分重要，它是網絡課程整體設計理念和指導思想的體現。從教學設計的角度來看，整體結構設計包括兩個方面：整體頁面層次和各層頁面中內容的組織。學生是通過訪問各層次進行學習的，整體層次及各個層次頁面中的具體內容及其結構必然對學生的學習直接產生影響。

人文地理網絡課程結構分為四大模塊，即課程模塊、教學模塊、互動模塊和特色模塊(見下表)。

特色模塊是人文地理學課程網絡化建設的一大亮點。經過了多年的努力，已初步建立起系列教材建設、教學資源導航、實踐拓展訓練和中外文獻選讀四大特色欄目。

1　教學資源導航。沒有豐富的教學資源，也就無法建構起理想的教學環境。網絡教學資源是為學生提供大量學習材料和學習工具、為學生創新能力和信息能力培養營造理想環境的基礎。根據人文地理學課程特點，教學資源導航欄目主要包括三部分內容：第一部分包括英漢對照人文地理詞匯和國外人文地理學者兩個子欄目，目的是讓學生了解國外人文地理發展和人文地理大師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研究經歷。目前已有國外著名高校34位人文地理學者的簡歷及其相關網址，涉及經濟地理學、城市地理學、人口地理學、文化地理學、旅游地理學等專業領域。第二部分為主體教學資源，包括專題地圖、實景圖、規劃圖和統計年鑒等子欄目。地圖是地理學的重要語言，用地圖說明問題往往比文字更有效。教學資源包括經濟、聚落、文化、人口等與教學內容緊密相關的景觀圖片、專題地圖等，所有圖片均使用高分辨率圖像；同時，為幫助學生學習掌握規劃工作的方法與技能，分類搜集整理了國內外眾多具有代表意義的規劃圖件。另一方面，隨著數學方法的引入，人文地理研究越來越需要大量的數據支撐，教學資源的統計數據庫涵蓋了中國經濟、社會、城市、資源環境等方面的權威統計年鑒，便于教師、學生及其他研究人員的查閱。第三部分為考研指導，主要是提供國內絕大多數人文地理學招生院校及網址信息，并提供部分院校歷年人文地理考研資料。

2　實踐拓展訓練。實踐教學與訓練在人文地理課程教學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我們已經建立了南京市城市地理、南京江寧經濟開發區、黃山與寶華山風景旅游區、廬山區域地理等實習基地。同時，開設科技文獻檢索、規劃制圖、論文寫作等實踐性選修課程，加強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此外，依托地理科學國家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開設了“虛擬實習”的特色欄目，利用中央與地方共建的地理環境模擬實驗室，增設了城市景觀三維表現、數字小區三維表現、主要商業區三維表現、城市交通流三維表現與模擬等極具特色的實驗項目。

3　中外文獻選讀。人文地理學科歷史悠久，眾多國內外專家學者對人文地理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層次的研究，撰寫了大量的論文，出版了眾多的教材和專著。為開拓學生的視野，提高學生對人文地理的理解，設立中外文獻選讀欄目，精選各種經典文獻，包括國內外代表性教材、中外著作和詞典以及國內外人文地理相關資源網站等。

信息技術與課程教學的結合對優質網絡教學資源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是培養人才的主要陣地，教學資源的建設和利用也是高校的一項重要任務。新形勢下，高校教師不僅是學生學習的引導者和知識的組織者，也應成為教學資源的建設者，共同促進人文地理學課程教學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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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貿易保護主義 區域一體化 修正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 新區域主義理論

一，序言

經濟學是一門教導人們如何利用自己手中有限的資源達到福利和效用的最大化的學科。國際貿易學的研究出發點也是出于此，其目的是為了使在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交換行為達到消除貿易壁壘，消除隔閡，能夠最大程度的發揮各種生產要素最為合理的配置以達到整個全球福利，效用的最大化，在此層面上說，全球一體化無疑是最佳的方式和最佳目的。

既然全球經濟一體化如此光明和美好，那么他的進程一定會順利和通暢，可是事實卻是恰恰相反，經濟全球化進程無比艱辛，我想用“艱辛”這個詞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吧。回首關貿總協定的成立到WTO的成立以及有關旨在消除所有壁壘的GATT多次談判，多哈回合的挫折，西雅圖回合的挫折，人們不盡要問為什么？為什么那么“美好”的進程卻在現實過程中屢屢受挫？仔細的審視當今世界的經濟格局，大力推行經濟一體化的往往是那些所謂的經濟強國，我們將其稱為核心國家；這些國家一方面在不時的為全球經濟的發展“諫言諫策”，但實際上他們才是全球經濟一體化最大的阻力，他們阻礙著一體化的進程。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不僅在向世界推銷他們的商品，而且還在向全世界輸出他們的規則，這些規則表現出來就是當前的世界經濟秩序，這些規則潛移默化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使之認為這就是全球化，這就是全球化“盛筵”來臨之前所要支付的一點點“小費”。他們一邊大肆宣揚自由化的好處，要求發展中國家打開市場，推進自由貿易；同時卻在另一方面十足的阻礙一體化的進程，例如在歐美日等發呆國家在農產品方面，在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方面處處設限，實施歧視性的措施和報復政策，這些無論從哪個層面來講都不是經濟全球一體化的表現。

正當全球一體化遲遲沒有進展的情況下，區域一體化趨勢卻如同雨后春筍一般發展興起了。正如之前我們所學的，區域一體化到目前為止共經歷了兩次，一次是在在二戰之后，另一次是在冷戰結束以后，我們在這里所要提及的是指第二個。當1957年歐洲聯盟的前身“歐洲共同體”成立時，美國絕對沒有想到其能發展到當前這個基本包括除俄羅斯之外整個歐洲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歐盟成功的示范效應更是使得其他國家紛紛效仿，交通論文當前隨著歐盟的發展壯大，美國這個經濟霸主也感覺到了競爭的壓力，其在1994年正式成立由加拿大，墨西哥與其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其實都能看出美國的這次區域一體化進程其實是出于對抗日益強大的歐盟和日本。在日本經濟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萎靡不振后，美日經濟同盟很大程度上已無法抵擋歐盟的競爭，這時成立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其更大意義上是出于經濟上制衡歐盟的經濟力量。一個是歐盟——世界上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組織，一個是北美自由貿易區——世界上經濟規模最大的區域一體化組織，針對彼此，相互之間的競爭意味尤為強烈。

在發達國家區域一體化組織的競爭中，我們可以看出整個亞太地區的地理上的重要之處，從世界地圖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亞太地區位于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的中心具有特殊的地理特點。隨著20世紀六七十年代東亞經濟的快速騰飛，先是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之后更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整個世界都將其注意力放到了東亞地區，在存在之前的競爭的情況下，整個東亞都成為世界經濟博弈的焦點。該結論最有力的論據就是——APEC，APEC的成立其實并不是一個區域一體化組織，更大程度上說是美國挾東亞諸國僅以制衡歐盟的一個工具而已，其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松散的毫無實質作用的論壇。對應而言，亞歐峰會也是出于此目的。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所走過的每一步都是那么不易，才有了今天為世人所看到的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我國的特殊性（大國，經濟實力，政府的有效性等），今后我們極有可能不得不會面臨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強有力的競爭。對此，面對像美國和歐盟這樣的態勢，以及未來勢必出現的全球范圍內的區域一體化組織的競爭，我們勢必要做出應對——毋庸置疑，積極地加入區域一體化組織是我們所必須要做的，但是選擇我們的伙伴一定要從多方面來考慮，經過我們的從傳統區域一體化理論，新經濟地理學和新區域主義理論的角度分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勢在必行。

二，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的內在動因

我們知道，傳統的區域一體化理論是建立在瓦格爾（1950）提出的關稅理論和羅賓遜（Robson.P1984）提出的自由貿易區理論上，進而分析貿易創造效應，貿易轉移效應得出規模經濟，認為同盟越大，關稅同盟越有條件改善他們的貿易條件，同盟后，盟內國家福利將會得到改善；后來又加入小島清的協議分工理論進行補充，最后得出了區域一體化的5種形式：優惠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經濟同盟，完全的經濟政治一體化。可是當時間的車輪走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人們發現傳統理論已無法解釋當前的貿易經濟一體化，例如無法解釋歐共體成立后相似產品的貿易量大幅增加，這就使得人們逐漸開始追求新的思路，著眼于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化的相互作用（Krugman 1979，Dixit&Norman1980）以及用不完全競爭及激勵積極地市場細分來解釋這類現象（Brander&Krugman 1983）而修正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則出現在這時，主要有新經濟地理學（Dixit&Stiglitze 1977）和新區域主義理論。下面就分別從中國與東盟國家兩方運用修正的區域一體化理論對形成自由貿易區的內在機理進行分析

1，從中國的角度來看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首先是基于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的需要的，在加入WTO之后，雖然我國的貿易條件較之以前已獲得了較大的改善，但是我國人需要一個穩定的市場作為后盾，由于之前關稅的存在，使得我國的優勢產品的出口一直在這里受到很大的限制，也使得我國和東盟的貿易量一直上不來。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ASEAN）簽訂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到2010年成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而按照預計，屆時，按貿易量計算，中國——東盟自由區將會成為僅次于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世界第三大市場，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覆蓋約17億人，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約2萬億美元。這不僅是1967年東盟成立以來，亞洲國家在區域合作方面最重大的突破，也是中國近年來最為重要的國際經濟合作活動之一。

為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立的原因，相比已經較為熟悉的傳統貿易理論，我們更加側重于從非傳統貿易理論的角度來看待。首先，按照新區域主義理論，我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區成立對于外界來說是一個“信號”，這種“信號”表明我國主動愿意打破貿易壁壘，開放市場，進而面向全世界，這種“信號”，對于消除所謂的“中國”句用極大的說服力，向外界表明我國鎖定國內改革的決心。其次，還可以帶來更多的國家與我國進行區域經濟合作——出現經濟一體化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該效應是指，一種區域一體化的出現會促使下一種區域一體化的發生。這是由于貿易集團越大，他就給與屬于其外圍國家帶來的成本就越高，而且當多邊進程缺少動力的時候，多米諾式區域化就提供了進一步的動力。再次，這次一體化可以增強我國對外尤其是與歐洲和美國的談判實力，由于本區域內實行統一的關稅與統一的對外經濟政策，使得其他國家必須要承擔更多的不合作風險，從而實現了本地區整個的福利利益，獲得主導權。

2，從東盟的角度來看

從傳統貿易理論的角度出發，由于中國與東盟都屬于發展中國家，雙方的產業結構具有相似性，消除關稅與壁壘之后的貿易創造效應明顯，隨著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的對東盟諸國的開放，這種由于市場擴大帶來的規模效應給東盟國家具有優勢的產業帶來了巨大的發展動力，經濟管理畢業論文進而促進貿易量的增強。按照小島清的協議分工理論，在競爭的基礎上達到產業的重組和規模經濟，進而為多元化需求提供差異化商品；此外還存在較大的投資創造效應，在生產要素方面的全面配置（諸如勞動力，資本），減少了不必要的成本，這一點還為進一步吸引FDI打下了更為堅實的基礎。（我們不否認FDI在當今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從非傳統角度來看，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為東盟的角度出發，有了中國這個地區性的大國，會給自身帶來更大的保險效應，這種保險效應有其在爆發貿易戰的時候表現最為明顯。按照Walley(1998)）采用的一個CGE模型進而提出的結論，對于貿易戰所能帶來的福利損失，大的經濟體損失會較小，甚至會獲益，而其他國家則會遭受嚴重損失。加入貿易集團是解決這一問題的一種根本解決方式，而且與在貿易戰危險增加的時候，加入貿易集團的動力也就越強。

那么為什么是中國呢？我認為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首先，與韓國，日本相比，中國具有更大的經濟發展潛力，眾所周知，中國這個經濟逐漸起步，人均GDP剛過1500美元的，所具有的1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是誰也不能忽視的，其無比巨大的消費實力使得當今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想從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分一杯羹，與日韓相比，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更具有生命力，而且按照生命周期理論來說，我國與東盟基本處于相同的發展階段，其交易成本勢必要比日本與韓國地許多。其次從文化，地里的角度，中國與東盟天然接壤，中華文化與東南亞國家的文化也是一脈相承，華人更是在整個東盟發展歷程中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這樣相比日韓就更具有親和力，尤其在加上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表現，更加使東盟諸國感到中國比日韓更加可靠。再次，按照新區域主義理論，區域一體化當中的區域跨度應該越小越好，而且最好是居于兩種不同地理特點的國家間的，這樣產業的互補性也就越強，而大陸中國和正好與海洋東盟是這種關系，在此情況下，與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也就成為東盟自身的必然選擇。為了追逐廣闊的中國市場，為了不落在別人的后面。

三，結論

總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是大勢趨。面對當前世界經濟發展趨勢日趨復雜，我們既不能懼怕競爭，也不能拒絕合作，中國一定要主動加入到區域一體化地浪潮中來，更好的維護我國的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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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產業集群 產業集聚 形成機制 社會網絡

引言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經濟發展呈現衰退跡象，而以產業集聚為特征的集群經濟在歐美等國少數幾個地區經濟中保持平穩快速增長，這種集群現象產生的經濟績效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重視。關于產業集群的研究，許多學者從經濟學、地理學、社會學、管理學、生態學等不同學科進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形成了眾多的文獻。而其中對于產業集群形成演化機制的研究，從已有的文獻來看，主要有三種重要的理論視角，即集聚經濟視角、政府政策視角和社會網絡視角。

集聚經濟視角

集聚經濟視角主要是從古典經濟學中市場的自由競爭觀點出發，以外部經濟、專業化分工、競爭與協作等理論或概念為核心，從企業的空間集聚、區位選擇、競爭優勢、規模報酬等方面考慮，認為產業集群的形成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活動，通常采用規模效益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假設前提，企業在一定的工業區位內的相互協作和信息交流以及區內外的專業化分工，形成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得以降低成本和收益遞增，獲得競爭優勢。

古典經濟學中最早關于產業集群思想的研究源于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他認為人類生產活動的專業化分工是規模報酬遞增規律的根本原因。分工與專業化使得規模報酬遞增形成規模經濟，而且還能促進生產部門細化，進而促成某一特定空間范圍內眾多經濟活動的集中，形成集聚經濟。以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在繼承亞當·斯密對勞動分工的思想后，第一個對產業集群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他解釋了基于經濟外部性的企業在同一區位集中的現象，間接表明了企業為追求外部規模經濟而集聚（馬歇爾，1991），勞動力市場共享、專業化附屬行業的創造和技術外溢是馬歇爾產業集群理論的三個關鍵因素（克魯格曼，2001）。

另一個早期研究集聚經濟現象的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最早明確提出了聚集經濟的概念。他非常重視工業區位的因素，從微觀企業的區位選擇角度，闡明了企業是否靠近取決于集聚的好處與成本的對比，比如企業在選擇區位時會經常受到地理稟賦、自然資源、運輸條件、企業本身的偏好等因素的影響。韋伯把技術設備的發展、勞動力組織的發展、市場化因素、經常性開支成本四個因素歸結為產業集群形成的原因（韋伯，1997）。美國經濟學家胡佛（Hoove）在研究不同產業區位結構基礎時，進一步分析了集聚經濟和生產區位的關系，他將聚集經濟視為生產區位的一個變量，并認為產業在一定區位內存在著一個最佳規模（胡佛，1990）。

對集聚經濟做出系統化的模型解釋的還屬新經濟地理學派。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克魯格曼（Krugman）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空間維度沒有引起主流經濟學家的重視，是因為缺少精確范式分析報酬遞增假設。因此，他以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為假設前提，在迪克斯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簡稱D-S模型）壟斷競爭模型的基礎上，引入地理區位等因素，分析了空間結構、經濟增長和規模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發展出了規模報酬遞增的中心—邊緣模型。克魯格曼通過這個模型，對產業集聚可以進行嚴密的數學論證，從深層次上揭示了其發展演化的經濟機制，在理論上證明了工業活動傾向于空間集聚的一般性趨勢，彌補了已有的產業集群理論的不足（克魯格曼，2001）。盡管克魯格曼開創的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對于解釋產業集聚做出了很大貢獻，但由于其過于偏重數學模型、采用一些不容易被量化的技術外部經濟因素和缺少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溝通而遭到詬病，甚至有學者認為他并未超出馬歇爾、韋伯等傳統產業集聚理論的觀點而僅僅只是重復（進，2005；孟韜，2009）。

我國東南沿海一帶出現的以中小企業集聚為特征的特色化產業區，即學者們總結的以“溫州模式”、“蘇南模式”、“專業鎮”、“塊狀經濟”等專門術語來指代的產業集聚經濟體，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產業集聚現象引起了我國學者的關注，他們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經驗研究。其中，一些學者就主要從西方借鑒的集聚經濟理論來分析了我國產業集聚形成的原因，他們認為，成本、需求、產權、市場結構、產品要素市場、地理位置和專業化分工是重要的因素（王緝慈，2001；仇保興，1998；劉軍國，2001）。

政府政策視角

政府政策視角主要突出強調政府與其相應的制度建構和產業政策在產業集群形成演化中的重要作用。這種視角認為，主導產業集群形成的力量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以及社會組織，集群是在政府政策力量的作用下“從上而下”驅動形成的，而不是主要依靠市場的自發力量。政府往往優先確定待發展的領域、地域、預期目標、制定政策和強制措施并選擇好扶持的主體，引導和促進發展某些相應的產業集群。

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的地域生產綜合體理論。20世紀30年代前蘇聯學者克洛索夫斯基（Korsocski）等人依據前蘇聯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實踐總結出了地域生產綜合體理論。地域生產綜合體是指，在一個完整的工業區內，根據地區的自然條件、運輸和經濟地理位置，恰當地（有計劃地）安置各企業，從而獲得特定的經濟效果的一種各企業間的經濟結合體。這一理論的基本思想是強調區域生產專業化與區域綜合發展相結合，綜合體內的核心產業主要由各地的自然資源和經濟社會條件決定，而與之相配合的相關企業和機構則主要依靠有計劃的分配方式來實現。地域經濟綜合體理論以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為基礎，是一種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由政府驅動的產業集群，集群的建設完全是由國家投資完成的，集群的核心是經營類的專門化企業，并且具有較強的資源指向特征。它能夠具有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大搞建設的優勢，但缺點在于強制的計劃性造成了產業發展的彈性不足，成本較高，特別是微觀主體缺乏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進，2005）。

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理論。佩魯（1998）在20世紀50年代研究區域經濟發展時，提出了通過國家力量發展產業集群的“增長極”理論。增長極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并非同時出現在所有的地方，它是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然后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最終影響。根據增長極理論，政府要找到關鍵性的主導產業予以扶持，再圍繞主導產業配套發展相關產業，形成主導產業及相關產業的集聚，再利用主導產業及相關產業間的聯動形成協同效應，不斷推動經濟增長。主導產業形成后，相關產業將會圍繞主導產業集聚，逐漸會發展為產業集群。當然，圍繞主導產業形成的產業集群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它是由政策推動形成的。增長極理論往往以國家為單位，運用政府的力量推動整個地區的產業發展和競爭優勢，但是容易產生極化作用，如地區差距進一步拉大、推動性產業的過度發展、形成“飛地經濟”或“孤島經濟”等（劉芬等，2007）。

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中的政府干預和產業政策的作用。在美國的產業集聚現象和戰略聯盟的研究中，一些學者就發現了國家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市場的發展和功能嵌入于各種制度之中，這些制度在某種程度上規制著一些產業的發展。這些制度因素就包括了市場的組織和治理方式、不同經濟部門的治理機構和慣性思維、政策制定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以及市場主體之間權力和力量的博弈關系等（坎貝爾等，2009）。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存在很多產業集聚現象，并在國家的經濟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國家通過政策鼓勵、機構設置和制度培育等措施扶持了這些集聚經濟體的發展，比如印度班加羅爾的軟件產業集群等和墨西哥的電子工業集群。

我國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發展中的政府推動作用。政府力量的支持和某些方面的制度變遷都能給產業集群的興起和發展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境遇，這一點集中體現在我國政府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推動性作用和改革開放帶來的一些制度變革等。在具體的集群實證研究中，李國武（2006）認為我國的大部分原發型產業集群是在計劃經濟體制末期和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初期開始起步并形成的，制度變遷的背景給原發型產業集群的興起提供了很大機會，比如有區域間流動的制度、社區集體經濟制度等。陳瑾（2011）認為，產業集群的興起和發展受到宏觀環境的影響，比如，國家的整體產業布局規劃、招商引資政策、高新技術產業和重點產業的規劃引導、市場經濟體制、后危機時代的動態環境。

社會網絡視角

社會網絡視角以網絡、社會資本、信任、嵌入性等為核心概念來解釋產業集群的形成和發展，是近些年來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解釋視角。人類社會的經濟行為并不是脫離社會獨立存在的，而是嵌入于社會關系中的，企業不但與相關的生產協作單位聯系在一起，而且還是與地方社會文化和權力關系網絡是緊密連接在一起的。在產業集群內部，不僅存在著廣泛的企業社會分工與協作的經濟聯系，還存在著廣泛的知識交流、信息流動、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規范、創新文化環境、信任與合作等社會聯系。

由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發展的交易成本理論來看，產業集群可以被看作是一種介于企業和市場之間的中間組織形式，能夠減少企業間的交易成本和靈活協調生產。但是，新制度經濟學依據的還是個人理性的經濟人假設，追求效用最大化，重視的僅僅是國家和企業中的一些正式制度，忽視了社會關系在形塑經濟行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格蘭諾維特在此基礎上提出“嵌入性”，認為所有的經濟關系都嵌入在現行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這個概念能夠用來解釋那些使交易行為偏離利潤最大化目標的非經濟因素的影響（格蘭諾維特，2007）。

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說，區域文化和信任水平對于集群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信任作為社會資本的一個最關鍵的特征，它具有可傳遞性，這種可傳遞性建立在網絡基礎上，能夠形成知識溝通、傳遞以及組織的知識學習（蓋文啟，2002）。Giacomo Becattini（1990）在系統考察了意大利的Tuscany地區后，認為“第三意大利”的專業化區域的發展得益于本地勞動力分工基礎上實現的經濟外部性，以及當地社會文化背景支持下企業之間的相互協作關系。1984年成立的歐洲創新研究小組（GREMI）用社會文化環境概念來把產業的空間集聚現象與創新活動聯系在一起，認為創新存在于某種無形的氛圍中（王仲智，2007）。

從社會網絡的角度來說，產業集群可以看作是根植于特定區域的眾多企業形成互相分工與和協作的網絡結構。產業區域內部的正式網絡和非正式網絡對于集群的形成起到一個非常關鍵的作用。格蘭諾維特（2000，2009）在研究美國硅谷產業地區時，就認識到了社會網絡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尤其體現在教育、產業、金融和法律活動等主要機構中，對于地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創新知識環境的構建有特殊作用。硅谷地區的社會網絡既有部門間的人際關系、人員的流動，也包括在這些關系和流動基礎上形成的資源配置和信息傳遞。這樣的社會網絡對硅谷地區復雜的創新能力和復制能力也影響很大，推動著企業對新事物的追求和發展高科技的熱情。硅谷產業地區大量的創新者和創業者的涌現也直接來源于眾多經濟人的交互作用。

中國情境下，傳統的親屬關系網絡、信任、文化及社會資本在人們日常經濟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一些學者就從非正式制度方面對產業集群進行了研究。江浙學者從區域經濟、非正式制度角度進行探討（汪少華等，2002），以及從社會網機制角度進行探討（朱華晟，2004），指出觀念、制度和技術和社會網絡的重要作用；廣東學者注重從企業網絡角度或企業家的角度來研究企業集群，同時也強調企業家創新精神在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比如李新春（2002）通過對珠江三角洲企業集群的實證分析，從企業家協調和企業資源獲取角度，指出仿效、地方政府制度化資源以及企業集體行動集群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作用。

對已有產業集群形成機制文獻的評述

集聚經濟視角是在自由市場充分競爭的前提下，根據競爭和比較優勢在分工和專業化的作用下，企業通過自由地選擇區位和要素在市場的自發作用中產生產業集聚效應。后期的空間區位論學派，在沿襲原先假設的前提上，加上了“空間”因素，解釋力度大為增強。這種解釋視角較好地解釋了早期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的產業集群現象，但在實踐中市場競爭并非是完全自由的，經濟理性要起作用也都是有著具體約束條件的。產業集群現象的產生離不開具體社會、文化和制度環境的制約，而市場也不是沒有限制條件的自主體。這一點從后期制度主義的研究中就能看出許多端倪。

政府政策視角強調自上而下的國家力量起著重要作用，認為政府的制度建構、產業政策等因素在形成產業集群中具有主導地位，產業集群的出現就是國家力量驅動作用的結果，不需考慮市場的基礎因素，帶有一種“政府決定論”的意味。雖然視角能夠解釋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早期工業化的過程、前蘇聯和中國等計劃經濟體制國家以及日韓等后起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的產業集群現象，但因其“計劃”色彩濃厚，將政府打造成為一種“全能”角色，忽視了市場在產業集群形成和發展中的基礎作用有失偏頗，從一些地區的實踐來看，政府的作用有限，其客觀效果并不能令人滿意，單就西方發展的國家主義理論來看，也只是說明了國家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對于里面的具體作用機制并沒有進行深入分析，尤其是對于產業區里面企業主體的作用沒有談及，直接從“結構”到了“結果”。

由于產業集群是一種復雜的經濟和社會現象，集聚經濟視角和政府政策視角的理論由于都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局限性都不能充分解釋其形成原因，因此從社會學家的社會網絡分析大行其道，將社會資本、嵌入性、地方文化、關系網絡等因素引入分析的范疇，使得學者們開始認識到“經濟活動的社會性嵌入”在產業集群現象中的重要作用，社會學綜合性的分析更為可取。產業集群的形成都是基于一定區域內社會背景和制度背景的。其問題在于，他們只看到了一定區域內的文化、社會資本、關系網絡以及非正式制度等在產業區內對企業之間展開分工合作和交流創新的促進作用，而并沒有就其形成機制進行詳盡的研究。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充分體現了中國的本土特色，比較重視企業家精神、鄉土商業文化、家族制度和關系網絡等方面的挖掘，但是在具體的機制性研究方面仍然顯得不足，挖掘不深，這有待于進一步開展充分研究。

因此，在分析產業集群的形成原因和機制時，要把三種視角的優勢結合，既要看到市場的因素，又要把它放到國家和制度背景中去，還要挖掘其所在的地域文化、關系網絡和社會結構等因素，否則不但找不到真正的影響因素，可能還會對實踐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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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海洋經濟；區域海洋經濟；空間計量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1 海洋經濟概念

對于海洋經濟的概念，最早是美國海洋研究中心主任杰拉爾德·J·曼貢（1977）在他的《美國海洋政策》一書中提及，但是并沒有對概念進行表述[1]。在國外，海洋經濟這個概念并不常見，僅見于少數的海洋統計報告、環境統計報告以及海洋發展政策中。

與國外相比，國內海洋經濟概念研究的成果更為豐富。但由于研究視角以及研究者學科背景的差異，迄今為止尚未有一個明確、統一，且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定義。相對來說，應用比較廣泛的是國家海洋局關于海洋經濟的定義，即海洋經濟是指開發、利用和保護海洋的各類產業活動，以及與之相關聯活動的總和（國家海洋局，2007）。

2 國內外海洋經濟研究現狀

2.1 國外海洋經濟研究現狀

國外對海洋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經濟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海洋經濟活動對海洋環境的影響和海洋產業經濟研究。在海洋經濟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的研究上，Nathan Associates（1974）評估了美國海洋有關產業的生產總值[2]。Pontecorvo和Wilkinson（1984）分析了海洋部門對美國經濟的貢獻[3]。Kildow（2010）總結了各國研究成果，發現各個國家經濟對海洋的依賴都不同，加拿大（RASCL, 2004）海洋經濟占GDP1.5%，英國（Pugh，2008）4.9%，法國（Kalaydjian et al., 2008）和美國（Kildow et al., 2009）都是1.4%，澳大利亞（Allen, 2004）3.6%，新西蘭（Statistics NZ, 2004）2.9%[4]。運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經濟學的相關分析、測算模型（如投入—產出模型）等。在海洋產業經濟研究方面，重點研究海洋產業活動，對海洋生態環境的影響，以及海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此外，國外學者還對一些新興海洋產業，尤其是海洋石油和天然氣產業進行研究。

2.2 國內海洋經濟研究現狀

目前，國內對海洋經濟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兩門學科：一是基于地理學視角的海洋經濟理論研究體系，認為海洋經濟學屬于經濟地理學的分支；二是基于經濟學視角的海洋經濟理論研究體系，認為海洋經濟學屬于經濟學的研究范疇。

地理學研究海洋經濟，側重于探究海洋產業的空間布局，及其形成的條件和發展規律。張耀光、韓增林（2010）應用變差系數、集中化指數、錫爾熵指數（錫爾系數）等定量分析方法，重點分析了遼寧省遼東半島、遼西走廊、遼河三角洲海洋產業的聚集程度的差異及海洋經濟區域差異形成的原因[5]。向云波、彭秀芬、徐長樂（2010）運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分析了長三角海洋經濟空間發展格局，研究結果表明長三角海洋經濟發展不均衡，空間差異顯著；海洋產業地域空間聚集態勢明顯，形成了以上海、嘉興、杭州、紹興、寧波和舟山為中心的三角地帶，以連云港、鹽城和南通為中心的北部軸線，以臺州和溫州為中心的南部軸線，所組成的“三角兩翼”海洋經濟空間發展格局[6]。而經濟學研究海洋經濟，側重于海洋經濟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規律的探索。

我國三大海洋經濟區域分別為環渤海區域、長三角區域和珠三角區域。但是在文獻研究上卻有明顯的傾斜。對環渤海區域研究的文章很多，如張燕歌（2009）、孫群力（2007）、李靖宇和徐志堅（2006）、譚在仁（2008）、紀建悅（2007）、劉洪濱（2003）、李峰（2009）等；研究長三角海洋經濟的文章相對較少，研究成果比較突出的有向云波、彭秀芬、徐長樂。

3 區域海洋經濟研究方法

在對區域海洋經濟差異中，研究方法包括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數學或經濟模型的分析方法等。

許旭（2008）在其碩士論文《中國區域海洋經濟差異分析》中用動態和靜態兩個方面來全面反映各省海洋經濟發展條件、狀況的差異，并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對沿海各省市海洋經濟發展綜合實力進行評價估計[7]。譚在仁（2008）先用實證分析法分析了威海發展海洋具備的條件、現狀和面臨的問題，繼而結合國內外海洋產業經濟理論進行規范研究，為威海海洋經濟發展制定了切實可行的經營戰略[8]。張耀光、韓增林等在確定主導海洋產業時，應用偏離—份額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層次分析法[9]。吳健鵬則運用灰色關聯分析與區位熵分析分別確定了廣東發展海洋經濟的主導產業與優勢產業[10]。

4 區域海洋經濟差異的研究現狀

篇10

論文摘要:目前，我國在區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幾個問題必須要解決:區域公共管理與區域行政有沒有區別?如果有，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為什么區域行政會向區域公共管理發展?區域行政就是在一個區域內的政府(兩個或兩個以上)，為了促進區域的發展而相互協調關系，才求合作，對公共事務進行綜合治理，以便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而區域公共竹理是區域內的多元體為了解決在政治、經濟或社會其它領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問題，實現共同利益，運用協商和調解的手段和方式對區域以及區域內橫向部分和縱向層級之問交義重疊關系進行的管理。

區域公共管理是現代公共管理學與區域科學在新的時期和新的實踐中有機結合的一個新的理論和實踐課題，然而理論的發展始終落后于實踐的步伐，區域公共管理理論還處于起步的階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論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論所具有的意義等基本問題都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為了更好的反映實踐和服務實踐，對區域公共管理理論進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正如任何理論的提出都來源于積累一樣，區域公共管理理論的產生也同樣經歷了一個發展的歷程。20世紀80年代，區域的空間有限性與經濟發展的一體化趨勢之間的矛盾催生了區域經濟概念的提出，此后許多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如地理學家、理論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家等從不同的角度對區域經濟這一實踐領域進行分析和研究，最終主要發展成為兩大不同的學科群：一是區域經濟學；一是經濟地理學和政區地理學。理論研究的焦點都在于區域經濟的發展與地方政府間的關系。然而由于國家學科設置等歷史原因，政治學和行政科學一直沒有能在區域發展領域內開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徑。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國內經濟地理學和政區地理學涉及到“區域行政”，但該領域學者側重的是從行政區劃改革的角度來研究區域設置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適應問題，這里的“區域行政”并不是實際意義上從行政學科角度對區域發展進行研究的新的途徑，主要是從管理學的管理幅度與管理層次適度的原則出發考察中國行政區劃存在的種種問題。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學和行政學的發展，政治學和行政學在區域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徑：一是區域政治研究；一是從行政科學角度出發的區域行政。區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區域公共行政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對區域行政的一種深化。本文試從我國區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論成果基礎上，通過對區域和區域內關系的研究提出區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對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問題作一分析。

一、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現狀

理論的發展總是反映現實和服務于現實，而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還處于理論滯后現實的階段。在學界，使用過區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劉鋒和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陳瑞蓮教授，兩位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本著不同的目的對區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見解。劉鋒教授運用新公共管理、區域創新系統、區域核心競爭力、支持系統等理論對區域管理進行創新，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一研究與本文所關注的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別，它并不是真正從公共行政學角度對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從區域地理學的角度將創新理論引入到區域發展中去。中山大學的陳瑞蓮教授是我國研究區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實質意義上從行政學科角度對我國區域行政進行研究的開創者。她在對區域行政深厚知識積淀的基礎上對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的一些問題作了述評，認為任何一門學科和一種理論的產生都是社會需要和時代呼喚的產物，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為經濟全球化下的區域主義與區域競爭的崛起、經濟市場化下的區域政區間競爭加劇以及區域公共問題的大量興起；而國外的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間競爭理論、地區競爭力與區域創新研究、政府間關系與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實證研究。同時，她也對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義做了闡釋，僅從理論創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動區域科學研究的創新，另一方面，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開，也能從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上對現代公共管理學學科創新。這些認識是深刻并富有創新意義的，然而，這些認識是在區域行政研究的基礎上對區域公共管理的一個簡約性的概括并沒有對區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內涵以及其實質進行分析。毫無疑問，有幾個問題必須要解決：區域公共管理與區域行政有沒有區別？如果有，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為什么區域行政會向區域公共管理發展？要解決以上的問題，有必要對區域公共管理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區域與區域行政

區域，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觀念上的空間概念，但不純粹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沒有嚴格的范疇和邊界以及確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個地區，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區域。對區域的含義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學把區域定義為地球表面的地域單元，這種地域單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內部組成物質的連續性特征與均質性特征來劃分的；政治學把區域看成是國家管理的行政單元，與國界或一國內的省界、縣界重合；社會學把區域看作為相同語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類社會聚落。區域經濟學對區域沒有完全統一的認識，有學者認為要對經濟區域下一個比較確切的、同時人們普遍接受的定義是比較困難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內涵：首先，區域是一個有限的空間概念；其次，經濟區域必須有相應的公共管理層級以提供公共服務；第三，區域在經濟上盡可能是一個完整的地區；第四，任一區域在全國或更高一級的區域系統中擔當某種專業化分工的職能。區域劃分，常采取兩種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區域分成不同的兩種類型，一是同質區域，二是極化區域（也叫集聚區域、結節區域、功能區域）。

區域發展的行政學科研究途徑是基于其它學科對區域發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對區域的界定應該借鑒其它學科的研究，但行政學科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有自己研究的側重和偏向，因而我們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還必須界定一個適合行政學科研究的區域概念。美國區域經濟學家胡佛把區域定義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計劃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為一個應用性整體加以考慮的一片地區”對我們有很好的啟示。區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種載體，體現各種關系和利益。在區域發展的行政學科研究途徑中，中山大學的兩位學者“從地理學或經濟學的研究中受到啟發，認為區域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的連續的有限空間范圍，是具有自然、經濟或社會特征的某一個方面或幾個方面的同質性的地域單元”。本文支持這樣的界定，但筆者以為，既然區域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的，而這一定的標準可能是自然、經濟或社會特征的一個或多個方面，那對區域的理解我們必須突破從地理學或行政區劃研究出發的關注角度，從對其范圍的關注轉向對其內部實質內涵的關注。如果我們將區域內的主體按照較普遍的三分法劃分為國家、市民社會和私人領域的話，可以發現，區域內各主體在不同的利益領域內形成各種交錯重疊的復雜關系。區域作為區域發展中行政學科研究途徑的基礎性的概念，它更實質的東西在于它所蘊涵的多元主體和多領域利益之間復雜的關系，這是由行政學科的學科性質決定的。

基于對區域的認識，中山大學的兩位學者認為區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區域內的政府（兩個或兩個以上），為了促進區域的發展而相互間協調關系，尋求合作，對公共事務進行綜合治理，以便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根據這一理解，區域行政的行為主體應該是政府，強調的是政府間（同級政府之間與上下級政府之間）的相互關系，并通過對政府的協調來達致區域內優質公共服務的提供。這是區域行政的基本內涵，那么區域行政與區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別？如果有，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區域行政為什么向區域公共管理發展？[

三、區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須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樣的區別國外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種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層出不窮，但什么是公共管理，眾說紛紜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我國有學者在綜合國內外各種觀點的基礎上認為現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為核心的公共部門整合社會的各種力量，廣泛運用政治的、經濟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強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績效和公共服務品質，從而實現公共的福祉與公共利益”。公共管理與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體不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還包括其它的組織和第三部門組織等。在公共管理與傳統公共行政的比較分析上也存在許多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觀點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據，但一個普遍認同的觀點便是在公共管理和傳統公共行政比較中，公共管理的行為主體不僅包括政府還包括其他各種的社會力量，是以政府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體；在公共管理的性質方面，公共管理要體現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體應著眼于社會發展長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來開展其基本活動；在行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復合型的集體行動，以共同的目標基礎，通過協商的方式達成。#$%不可否認，現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發展的一個新趨勢，是公共行政領域不斷擴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體現。

區域行政走向區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論基礎的，除了現代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還有市民社會理論和治理與善治的理論。我國學者在考察我國現代化進程時認為，“要擺脫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兩難境地，首先必須從認識上實現一種思維的轉向，不能像以往的學者那樣，把目光的聚焦點只放在政治權威的轉型上，因為中國現代化兩難的癥結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國家與社會之間沒有形成適宜現代化發展的良性結構，確切地說，在于社會一直沒有形成獨立的，自治的結構性領域”，為此，他們引進了西方的市民社會理論，并依據中國現代化的現實進行改造，“中國的市民社會乃是指社會成員按照契約性規則，以自愿為前提和以自治為基礎進行經濟活動，社會活動的私域，以及進行參政議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學者已有的共識的觀點來看，市民社會的結構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幾個方面：（1）私人領域；（2）志愿性社團；（3）公共領域。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是介于私人領域和公共權威之間的一個領域，是一種非官方的公共領域，它是各種公眾聚會場所的總稱，公眾在這一領域對公共權威及其政策和共同關心的問題作出評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討論構成這一領域的基本特征；（4）社會運動。市民社會概念于20世紀80年代后在全球范圍內的再度興起，與當代世界各國所發生的深刻的社會變革及對此的理論反思有密切的關系，面對現實，理論家們對國家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會理論的發展，引發治理和善治理論的產生。什么是治理？在關于治理的各種定義中，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權威性。該委員會在1995年發表了一份題為《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的研究報告，認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政的持續的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的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個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治理的實質在于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擁有的管理機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權威，而是合作網絡的權威，其權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單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種實踐的科學，毫無疑問也會存在失效的問題，為了完善治理理論，理論家們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說，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最佳關系。善治具有五個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種理論，我們可以發現它們有幾個基本的共同點：一是它們都強調管理主體的多元性，不僅包括了政府還包括私人領域和市民領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標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體之間利益協調的達成并達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過協商和調整，在認同的基礎上統一行動。

綜合對區域和以上理論的認識，本文認為區域公共管理是與區域行政有本質性區別的概念，可以將其界定為：區域內的多元主體為了解決在政治、經濟或社會其它領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問題，實現共同利益，運用協商和調解的手段和方式對區域以及區域內橫向部分和縱向層級之間交叉重疊關系進行的管理。這一概念包含以下幾個內涵：（1）區域公共管理的主體是多元主體，包括政府組織、私域組織和第三部門；（2）目的是解決由經濟、政治或社會其它領域構成的復雜的交錯性問題，實現最優的共同利益；（3）區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與經濟市場領域和政府公共領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競爭和壓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協商和調解；（4）對象是區域內個體和共體之間相互形成的交叉重疊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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