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進程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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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過程有起點也就有終點,不可能無限止的發展。從總體而言,當一個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達到70%左右,總的城市(城鎮)用地規模也就變化不大了。因此,城市規劃必須從區域著眼,分析各種規模級城鎮吸納人口的可能性,同時科學預測其相應實現的階段性。這種規劃還應該與基本農田保護規劃相互匹配,而不是二張皮。所以,若講控制規模實質必須付以明確的時空觀念。時間應界定在我國城鎮水平接近或達到70%左右,即將進入變化曲線的第二個拐點的時間,空間則應根據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既保證我國糧食的基本自給,又使城市可以彈性發展,進行平衡和布局,尋求可以拓展的備用空間范圍。最近江蘇省率先在全省范圍內開展了把村鎮建設規劃區與基本農田保護區結合起來加以劃定的工作,亦稱二區”劃定工作,很值得各地借鑒。

布局問題。城市的布局應該有二層內涵。一是指大的地域空間內的城鎮分布均衡性問題。隨著地區經濟發展條件優劣的變化,在全國范圍內必然出現城市分布疏密差異的不均勻性。我國東部沿海省區工農業經濟基礎條件較好,加之較早獲得改革開放的優惠政策,因此近年來城市化速度也較快,同時這些地區人口密度相對較高,因此城市分布密度和規模趨向高密也是必然的。現在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出現所謂都市綿延帶的新課題也是必然的。而大西北地區由于地廣人稀,經濟發展也受一定條件制約,即使今后城市化水平較高時,城市的分布密度也還會是偏低的。因此并不存在必須在全國范圍同步解決城市布局平衡的問題。如果實行大規模的移民政策和企業搬遷政策,強制調整人口分布密度,實踐證明收效甚微,甚至是得不償失的。隨著發達地區本身產業層次的升級,低層次產業必然發生梯度轉移,與這種轉移相伴隨的結果,或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種不均勻性。

就某一特定地區而言,確實存在一個城鎮體系的合理布局問題。因為不同規模級的城鎮發揮的能級作用是各不相同的。我們希望的是最大限度地綜合發揮各級城鎮的效益,因此,要尋求合理的分工,盡可能避免重復建設和效益的抵消。每個城市發展的規模,還受自然條件的制約,如水資源、土地資源——特別是基本農田保護政策的制約,環境容量的制約等。城鎮與區域內可能形成的基礎設施網絡關系密切。如陸路、水路、航路等交通條件,通訊條件、電力供應條件等。還有城鎮本身的特色產業、旅游資源、歷史文化等等是否有優勢條件等。所以,城鎮處于特定的空間,賦予特定的發展目標,造就一個有機的、高效的、可持續發展的城鎮體系,這就是加快城鎮體系規劃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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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規劃城市郊區化

中外城市郊區化發展的異同

中外城市郊區化的共同點：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中國，實施城市郊區化所帶來的作用比較明顯，而且其作用還基本相似。一是，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大城市中心區的人口過度集中、住宅緊張和交通擁擠狀況，改善了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促進人口與城市空間環境關系的進一步和諧。二是，促進了中心區和郊區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通過制定和實施區域規劃促使城市產業、部門在地域空間范圍內的合理布局，有利于充分發揮城市在生產、流通、生活、消費等領域的整體功能。三是，改善了城市的環境質量，通過將原先分布在城市中心區域的工業污染企業逐步向郊區轉移，建立集中開發的工業園區，大大減少了市區的噪聲、廢氣污染，提高了城市整體生態環境的質量。

中外城市郊區化的不同點：

首先，工業化條件不同。西方發達國家城市郊區化是在城市發展到后工業化時期，為了躲避大城市出現的城市病，住在大城市內的一些高、中產階級紛紛遷移到郊區，以尋求良好的居住環境。由于汽車等現代化交通工具的大量使用和交通道路條件、郊區配套基礎設施的不斷改善，又有力地推動了郊區化進程。我國的城市郊區化則主要基于改革開放后涌現的舊城改造和工業外遷等因素而產生的，城市土地有償使用制度，住房商品化制度以及城鄉戶籍制度的改革又加速了城市郊區化的步伐。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起才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仍然存在。區域之間的各類要素流動具有較明顯的非均衡性。大城市以及城市中心區域的吸引力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我國城市郊區化是在工業化沒有完成的情況下出現的，這是不同于西方國家城市郊區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其次，市場經濟水平不同。我國城市郊區化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以后城市富有的高、中產階級向郊區轉移，而是相對那些并不富裕的工薪階層和外來流動人口的城市郊區化，是以自行車和公共交通為主的城市郊區化。在我國有相當一部分城市的郊區化是建立在城市交通沒有明顯改善，郊區的公共配套設施較為落后的基礎上，郊區的商業、教育、醫療、社區服務業與城市市區差距太大。同時又缺乏方便的城鄉運輸系統，不能滿足長距離快速出行的要求，使大多數城市的郊區化只局限在近10公里以內發展。西方國家較普遍的是在離市中心20公里的遠郊區，它們是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情況下高、中產階級以私人轎車和高速公路為主的城市郊區化。

比如以美國城市郊區化進程為例：美國實施城市郊區化的有關政策中，影響較大的是州際高速公路計劃、住房貸款政策和低價汽車政策。美國有了公路網和便宜汽車后，許多企業利用國家政策導向，加快標準化住宅區和郊區多功能購物中心等設施的開發，導致城市人口大規模向外移動，市區不斷向周邊延伸，有力地推動了美國城市郊區化的進程。

我國城市郊區化發展的戰略設想

要積極借鑒國際經驗，結合自身特點，加快推進城市郊區化進程。上海郊區農業占全市gdp的比重只有2%左右，國內有些省市gdp的比重超過30%。上海郊區城市化水平達47%，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農民的實際收入中，非農收入占到70%以上，240萬農民勞動力中大約有170萬從事二、三產業。上海郊區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較高，農用事業設施也較完備，正在成為長江三角洲乃至更大區域范圍內的制造業中心，市內三資企業總量達11000多家，目前市區的人才流、物資流、資金流、信息流、技術流，大規模向郊區輻射，要充分發揮上海特大型城市的綜合實力優勢，在全國率先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加快推進城市郊區化和郊區城市化進程，營造城鄉一體化的新格局。以上海為例，結合中國國情實際情況，為加快推進中國特色的城市郊區化進程，建議做好以下幾方面主要工作：

第一，加快郊區交通網絡建設。重點設施以高速公路和軌道交通網為主干的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盡快形成多形式、多層次、多功能的現代綜合交通體系。沿著交通主干線，推進城市郊區化發展，盡快形成與上海特大型中心城市相適應的城市郊區化的城鎮體系，即“中心城—新城—中心鎮—一般鎮”四級城鎮網絡體系。這些城鎮要位于交通樞紐和交通要道上，高速公路的兩側，要高起點、高標準規劃建設中心城鎮，要在上海市市區周邊逐步形成一批規劃有序，環境優美，備具特色的現代化新城鎮。

第二，高度重視產業結構向高度化演進的客觀要求。要按照城市郊區化的客觀要求，推進郊區三大產業之間、每一產業內部及產業布局空間等三個方面結構的演進。郊區要實施“二三一”產業發展方針，繼續加快第二產業發展，大力發展現代企業，集中進行工業化建設。以產業為依托，加快人口和產業的集聚，鼓勵郊區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加快向周邊城鎮第三產業推進。郊區第一產業要努力為市區社會經濟發展服務，加快現代農業園區的建設。

第三，積極鼓勵在郊區建房買房。對在郊區建房買房實行低息貸款政策，在市區購房維持原有利率不變。只有實行銀行貸款鼓勵政策，使人們在郊區有了住的地方后，才能使市區中心人口大量向郊區轉移。為了適應城市人口向郊區轉移，要堅持有序擴散，因勢利導原則，嚴格控制中心城區高強度開發，優化人口空間分布。引導中心城區居民和外來遷徙人口向郊區新城鎮轉移。堅持人口向城鎮集中，耕地向規模經營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的方針，通過郊區農村勞動力向非農化產業轉移，使郊區周邊城鎮成為上海市人口的主要載體。

第四，加快郊區社會發展。要高度重視郊區社會事業發展，加大郊區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使郊區在居住、就業、教育、社會保障、醫療和文化生活等方面，與城市享受同等水平。全面完善農民社會保障體系。要加大郊區人力資源開發力度，把教育工作放到郊區工作的重要位置，全面提高郊區勞動者的素質，使廣大農民加快完成向新型農民的轉換。鼓勵在郊區進行大專院校、高等職業院校和科研院所及研發中心的建設，激勵師生就地創辦科技型企業，提升郊區產業的科技水平。按照城市型社區的發展目標來規劃郊區發展，努力建設城市化轉型的鄉村杜區，使郊區農村社會發展能夠適應城市化發展的客觀要求。

第五，重視生態平衡。郊區的生態環境對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努力使上海郊區成為調節城市生態平衡的區域。要把城市郊區化、郊區城市化，作為增強城市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內容。要徹底改變忽視和疏于農村環境保護的傾向，按照建設一流生態城市的要求，將中心城區與整個郊區的生態環境統一納入一個大系統中考慮。要根據城市規模與原有綠地基礎、氣侯、土地、地理等因素，綜合考慮生態綠地布局，建立城市、鄉鎮與農田相互協調的生態環境體系。上海郊區應該形成以濕地、綠地和環保產業為依托的水凈、土凈、氣凈的大都市生態環境。通過增綠造林，發展生態農業，優化城鄉生態環境。重視廢氣、廢水、固定廢棄物的綜合處理，最大限度提高資源利用率。

第六，取消私車牌照費，鼓勵汽車進入家庭。上海為緩解城市交通難，從2000年起實行無底價拍賣私車牌照，今年中標價已突破4萬元，4年來共拍賣11萬余張。這種做法在實踐中有利有弊。總的來看，產生了以下負面效應：一是抑制了汽車消費熱情。盡管上海市民的消費能級位于全國前列，但是上海的汽車銷售只相當于中西部城市的水平，特別是低價位的經濟型轎車更是業績慘淡。經濟型轎車悅達起亞、千里馬在上海的銷量大約千輛，與其在重慶市的銷售基本相當。不斷上漲的私車牌照價格使消費者望而卻步，這限制了汽車的普及，增加了汽車進入家庭的困難。二是產生了異地上牌照現象，造成上海稅費流失。以10萬元價位的汽車為例，每輛車一年要流失1.2萬元左右的稅費。大量外地牌照的汽車由上海人在市區使用，上海交通容量沒有減少，交通管理的難度卻大大增加。三是汽車不能進入家庭，由于缺乏交通工具，使市區人口向郊區轉移受到阻礙。推進城市郊區化，鼓勵、發展和普及經濟型低價位轎車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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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化環保問題解決方法分析

中圖分類號：X324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城市化發展進程中所面臨的環境保護問題及科技需求城市化是我國全面實現小康社會過程中所必須解決的問題，同時也是小康社會發展目標引導下的發展戰略。在現代科學技術蓬勃發展，城市化進程持續加速的推動作用之下，城市數量及城市規模將呈現出較為顯著的增藏區是，由此也導致環境保護及治理工作面臨著更為嚴峻的挑戰。很明顯，造成城市化建設進程中出現環保問題的原因基本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①.城市化聚集效益的顯著性與生態環境承載作用力有限性之間的矛盾突出；②.較大的資源需求量與資源利用不合理之間的矛盾突出；③.政府政策執行方向存在一定偏向性的問題，由此導致了包括空氣污染、水質污染以及垃圾污染在內的諸多環境問題進一步滋生與蔓延，有待解決。本文試針對以上問題做詳細分析與說明。

一、城市化進程中的環保問題分析

（一）城市化進程中的空氣污染問題分析：空氣污染是城市化進程過度膨脹與現代經濟社會發展速度超負荷運轉的最終產物。對于我國而言，整個國家的空氣質量污染水平始終維持在較高等級，并且較發達地區（東南部沿海）以及工業化地區（東北地區）的空氣質量污染水平所處等級明顯高于西部內陸地區。

（二）城市化進程中的水質污染問題分析：城市化進程過度膨脹與現代經濟社會發展速度超負荷運轉不僅僅導致了可利用水資源的大范圍減少，同時還使得水資源污染問題尤為嚴重。城市建設過程中地下水的大量開采勢必會導致地下水水位持續下降，嚴重的水質惡化問題尤為突出。

（三）城市化進程中的垃圾污染問題分析：城市化進程發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帶動著城市人口的激增，大量的資源消耗勢必也導致了城市垃圾總量的持續激增。包括生活垃圾、工業固體廢棄物以及廢舊物資在內的城市垃圾污染與現階段的城市垃圾處理相適應，由此導致垃圾污染問題不斷凸顯。

二、環保問題的解決方法分析

（一）政府應當認知并積極引導城市化、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協調關系：無可厚非的一點是：城市化建設與經濟發展均是生產力發展狀態下社會進步的最關鍵表現，但并非和諧社會發展的全部內容與主旨，和諧社會的發展還應當充分考慮到環境保護的有效性與完整性。存在于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①.首先，城市化建設與現代經濟發展不得以生態自然環境任何形式及任何部位的犧牲為代價。城市化進程中的建設規劃應當以長遠發展眼光來看，從政府引導角度入手，積極推進綠色環保經濟與生態城市建設；②.城市化進程應當堅持適度化原則，經濟增長速度應當充分衡量環境保護相關問題，發展速度適當放緩，在此基礎之上注重環境保護作業力度。

（二）依照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及城市化進程實際需求，加大環保基礎性設施投入力度：環保基礎性設施的投入應當以多元化籌資方式為主體，有效拓寬社會發展資金的籌措渠道，實現民間投資行為與政府舉債行為的優化建設，將其應用于環保基礎性設施的購入當中，以此種方式為環境保護提供實施基礎與載體。

（三）加速城鄉一體化植被保護及綠地建設作業：城市化進程過程中大面積的綠化活動能夠發揮其相對于城市環境改善的關鍵意義，借助于綠地建設與植被保護作業，相應區域的水土涵養能力將得到有效提升，在確保生態發展平衡關系穩定的基礎之上，實現對城市化境的改善目的。與此同時，城鄉一體化建設過程當中還應當重視對河道的綜合治理與保護，保護河堤、凈化水體以及河岸綠化均不失為有效的實施方式。

（四）針對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進行優化升級：城市化進程中的環境保護應當依托于科學技術的進步，針對傳統產業予以合理改造及升級，著眼于傳統產業科技含量的提升，重點需要實現以下幾個方面的轉變：①.實現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的轉變；②.實現由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的轉變；③.實現由附加產值低向附加產值高的轉變。

三、結束語

就我國而言，基于“十一五”期間城市化建設發展所取得的積極成效，“十二五”城市發展過程中所取得的經濟發展速度以及社會優化速度是最為顯著的，這種發展的顯著性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我國城市化建設進程及工業發展速度，但隨之而來的環境問題卻需要引起各方工作人員的特別關注與重視。借助于本文所闡述的幾個方面解決方法，合理控制城市進程中的各類環境問題，確保環境保護作業的有效性與及時性是尤為關鍵的，以上問題需要引起各方關注與重視。

參考文獻：

[1] 徐海賢.鄒軍.在高速增長中尋求健康發展——江蘇城市化的理性選擇. [J].城市規劃.2007.（03）.35-39.

[2] 張文龍.鄧偉根.余錦龍等.城市化與產業生態化耦合發展的PSR機理與政策研究. [J].廣西社會科學.2012.（01）.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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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報業　數字化　版權

中圖分類號G216　文獻標示碼A

近期，美國百年老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宣布將從今年4月起終止目前的每日印刷版，轉而在網絡上進行每天新聞的更新。雖然該案例的出現有其內部經濟因素的制約，但是不可否認，報業數字化已經成為了全球報紙發展的大趨勢。

一、日益凸顯的版權問題

1　報業的數字化進程

所謂報業數字化，即報紙作為傳統媒體與新興互聯網媒體的結合，由過去的紙媒營銷借助信息化工具逐步轉向數字化營銷。報業的數字化轉型不僅是在采編、印刷以及發行等層面的數字化改造，更是突破了傳統的紙質媒介，使新聞內容在整個網絡環境中得以共享，從而產生全新意義上的數字報刊。

目前，幾乎所有的紙質報刊都擁有自己的新聞網站。有些僅僅是將母體報紙原封不動地照搬到網絡上。方便在線用戶瀏覽。而另一些則更為充分地利用了互聯網這一平臺，有效地實現了報網互動。除此之外，類似于手機報、網絡電視等數字媒介也緊隨其后，迅速成長。

2　版權保護勢在必行

雖然各種形式的數字報刊繁榮發展，但是絕大多數的媒介公司卻僅僅把“數字化”當作是對傳統報刊的一種點綴或補充，缺乏整體的戰略規劃。對于很多媒介公司來說，進行數字化轉型只是一種被動的順應潮流的變革，而數字報刊也只是作為傳統報刊的附屬品或是輔助宣傳工具得以存在。由于缺少對整個競爭環境的洞察，新聞資源被貿然地搬上了數字平臺，這一舉措換來的并不是新聞網站本身的蓬勃發展，而是其他商業網站的高歌猛進。

應當說，新聞網站和商業網站幾乎同時起步，但是兩者的境遇卻大相徑庭，這其中自然有其自身運營模式的限制。商業網站從一開始就是按市場化、企業化運作的。而新聞網站則大多靠回報或是政府支助，存在著先天的體制惰性。除了這點差別之外，我們還應該看到，商業網站之所以紅火，歸根到底依靠的還是海量的新聞內容，“內容為王”是各數字媒體制勝的關鍵法寶。而縱覽目前的局面，絕大多數的商業網站都是通過大量轉載傳統媒體數字版的消息得以維生，他們幾乎是零成本地占用傳統媒介的新聞資源，并且依靠自身的市場化運作和商業化包裝一舉戰勝名不見經傳的純新聞網站，統領天下。雖然有些知名的商業網站也會象征性地支付轉載費用，但這僅僅是冰山的一個小角，更有成千上萬的商業網站免費地蠶食著傳統報業的新聞資源。而對于傳統報業來講，在他們還沒有能力完全保護自己版權的情況下便紛紛將新聞內容公布于數字平臺之上，實際上也是毀掉了自己立足的根基。

二、《數碼版權千禧法案》與《版權指令》對中國版權保護的借鑒意義

1　西方在版權保護方面的經驗：法律與技術互動

毫無疑問，新興數字傳播技術的發展使得版權侵害行為日益滋長。如何順利地解決這一問題無論是對全球各領域的數字化運作還是對報刊數字化的轉型都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針對這樣的局面，國際組織和政府都采取了立法行為進行約束。其中，最重要的立法項目有《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協定》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音響制品協定》，它們為《數碼版權千禧法案》和歐共體的《版權指令》建立了一個框架。縱觀這些法案，最為核心的一種觀念即是法律和技術之間的相互影響。在西方有一種主流觀點，認為只有技術手段才能最終解決由技術所引發的侵權行為。所謂技術手段通常是指允許信息提供者以數字形式控制對他們作品的存取。它們可以僅僅被用作收集合成數字作品信息的手段，也可以用作限制或阻礙信息存取的手段。這些技術手段包括加密、亂序、作品內容轉換的其他方式、或復制控制機制。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通過某些特殊而具體的技術手段對數碼作品形成保護，使其不會因為一些常規的技術操作而完全被占用。這種措施可以說是從源頭上制止了侵權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從這點上講，技術保護手段比任何法律都能更有效地控制對具有版權作品的獲取。但是技術同樣也有相反的一面，存在一些借技術以規避這些保護的方法。新技術的產生以及被破解就如同一場永遠沒有盡頭的博弈，在意圖侵占作品和保護作品的雙方形成對抗。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出現就能夠防止這種現象大面積的發生。諸如《數碼版權千禧法案》或是版權指令，都試圖通過認定規避行為屬于非法而重新強化技術保護措施的應用。而這正是法律能起到作用的地方。

2　“他山之石”對中國在版權保護方面的借鑒意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介紹西方的成功經驗，主要還是想讓中國在數字化進程中吸取國外在版權保護方面的經驗。就目前的中國來看，雖然報業數字化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但是其中所暴露出的一些問題卻無人問津。在版權保護方面，無論是法律還是技術上都沒有達到西方的水平，亦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

(1)盡快完備適合當下形勢的法律條款

縱觀中國現行的法律，雖然對于著作和版權的保護有一定的涉及，但是其內容往往不夠完備、界定不夠清晰、有些甚至已經跟不上目前的發展形勢，因此，這些法律條款不能從根本上杜絕或是打擊盜版和侵權行為的發生。

《著作權法》可以說是目前中國在版權問題上最權威的一部法律，但是該法案的頒布實施早于互聯網在中國的盛行。互聯網的崛起為大眾傳播開拓了新的空間，但也改變了原有的媒介環境。如果說原來各個媒體之間在現有《著作權法》環境下相互轉載新聞并沒有引發多少糾紛和問題，相當程度上是因為他們都處在內容生產者的平等地位上，但現在網絡媒體純粹作為內容的消費者而不是內容的生產者卻參與大眾傳播，實際上是“信息懶漢”的不勞而獲行為。也可以說，《著作權法》的適用性隨著網絡的出現而受到了削減。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和媒體之間都紛紛出臺各種暫行條例和媒介公約，希望通過這些規定規范網絡版權非法占用的行為。最主要的一些條例包括2000年11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信息產業部頒布的《互聯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2001年4月國內23家網絡媒體通過第一屆“中國網絡媒體論壇”簽訂的《中國新聞界網絡媒體公約》以及在2002年的第二屆論壇上112家網站所通過的《保護網絡作品權利信息公約》。這些公約都是根據《暫行條例》這一部門規章而確立的，其宗旨基本是呼吁全社會尊重網上的信息產權和知識產權，堅決反對和抵制任何相關侵權行為。對于侵權行為，公約單位將共同行動，聯合抵制。但從其性質上來看，它們仍然只是簽字單位之間的一個內部協議。該內部協議不具有法律的普遍的約束力，其中的條款只能約束各方當事人，而不能約束協議以外的主體。因此，在信息技術日益發展的今天，十分有必要從立法的角度明確闡釋或進一步修正版權法中的一些不適應當前形勢的條款，從而更好地保護勞動者們的知識產權和新聞作品的版權。

2　重視技術保護手段的運用

目前，雖然幾乎每個新聞網站都有禁止轉載的警告，但各種商業網站卻依然我行我素地占用著傳統媒體的新聞資源。那么，為什么傳統新聞媒體擁有自己的新聞網站卻還要被其他網站無償地占用新聞資源呢?關于這點，除了缺乏有力的法律武器之外，還因為沒有可靠的在線版權保護技術。因此，即使你不同意將你的網上新聞提供給別人，也無法限制別人利用各種網絡技術使用你的新聞。在這點上，西方的經驗便給了我們很好的借鑒。技術上的問題還要依靠更強大的技術手段得以解決，一方面進行反復制技術的研究，另一方通過法律制止更進一步的技術規避行為，兩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做法正是我國當前應該學習和借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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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版資源配置與出版產業的關聯性

出版資源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出版資源是指構成出版經濟活動的各種要素的集合，狹義的出版資源僅指與圖書的編輯加工有著密切聯系的各種信息和選題資源，本文所論及的出版資源均指廣義的出版資源。由此我們可以把出版資源配置界定為“在出版資源既定的情況下，如何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在出版企業之間和出版企業內部以一定的方式進行分配和組合以期最大的產出”。我們之所以關注出版資源的配置問題，源于資源的稀缺性對出版業發展的約束。

出版資源配置與出版產業之間存在著關聯性。從宏觀層面分析，資源配置可區分為初始配置和再配置兩個層次。資源的初始配置是指在某一時期內，社會的各種生產要素在部門之間、地區之間和企業之間的分配：繼初始配置之后，各種資源在部門之間、地區之間和企業之間的流動和重組，形成資源的再配置。一般說來，某一時期內資源的初始配置形成該時期的產業結構，而資源的再配置則會調整后期的產業結構，也就是說，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分別是由資源的初始配置和再配置決定的。①

從微觀層面分析，各出版資源要素是出版產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出版人力資源構成了出版業中的從業人員隊伍，他們充當著實施者的角色，以保證出版活動的有效實施和順利完成。出版選題資源是出版活動的“靈魂”，為各種出版物的最終形成提供實質性內容。出版資本資源是出版經濟活動的“血液”，資本的有效運行，促進出版業的良性循環。可見出版資源是開展出版活動的基本條件。另外，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不同時期出版資源配置狀況直接決定著當時出版業發展的速度、規模與結構，因此出版產業的發展問題歸根到底是資源的配置問題。

從辯證的角度分析，出版產業并非始終處于一種消極、被動的局面，它也反作用于出版資源的配置。首先出版業為出版資源的生存和開發利用提供了一個大的環境，如果脫離了出版業，出版資源也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其次出版業的發展水平、規模與結構也會影響出版資源的配置水平與配置結構，出版資源的配置總是與一定時期出版業總體發展狀況相適應的。因此，出版資源的優化配置問題，從根本上講，依賴于整個出版產業的發展。

二、出版資源配置的現狀及影響

隨著出版業市場化、產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出版資源的配置問題日益凸顯。但由于歷史原因的長期影響，目前我國出版資源的配置仍存在許多問題，主要表現在：1.出版資源擁有量并不富裕。盡管我國是出版大國，年出書品種達十幾萬種，居世界首位，但我國并不是“出版強國”，無論原材料、高新出版技術還是人才智力資源，在總量與人均占有量方面均難以同發達國家相比。2.出版資源配置很不合理。“出書濫”與“出書難”的狀況同時并存，低水平印制能力過剩與高水平印制能力不足相伴而生，出版膨脹與發行滯后反差顯著。②3.出版資源嚴重浪費。書、報、刊出版單位過多過濫，低水平重復出版大量存在，還有為數眾多、質量平庸的內部報刊，構成了龐大的“隱形”損耗。4.出版資源意識薄弱。計劃經濟的長期影響，國家專營的特殊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人們的資源憂患意識，導致圖書選題互相撞車，出版資源嚴重浪費。

當然出現上述諸多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出版產業自身的影響因素卻是最主要的，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出版供需總量失衡。據統計（1980年以來我國印刷出版物實物消費情況表），③我國最近10年人均購書量一直在原地徘徊，而這期間，書報刊的品種仍然呈快速增長態勢，這樣當供過于求時，必然會導致總產品價值實現的困難，從而造成出版資源的浪費。

二是舊體制的制約。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出版單位的壟斷性和出版專業分工所形成的無形“壁壘”嚴重阻礙了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導致出版單位重復建設，削弱了市場競爭，行業內部的兼并、重組缺乏動力，生產要素不能實現優化組合，致使平庸出版物得以大量滋生繁衍，優勝劣汰難以實現，直接或間接地帶來出版資源的浪費。

三是產業結構的內在矛盾，即指產業結構的同構化和低度化。④同構化是指地域結構的高度相似性，全國各省市基本都擁有自己的人民社、少兒社、教育社、科技社等，彼此名稱、性質、出書結構都高度趨同。低度化是指低水平重復建設，比如出版集約化程度過低，原有行業分工不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書、報、刊等相關出版門類互不兼容，以致許多出版單位難以具備人才、資金和技術上的綜合優勢，難以發揮出應有的規模經濟效益，從而降低了出版資源的有效利用率。

四是出版主體的素質缺陷。不少出版單位在市場機制轉軌過程中，尚未真正找到自己的恰當定位，缺乏鮮明的主體意識和特色產品，有的仍然熱衷于追求“泡沫文化”、“分散承包”，忽視決策管理水平的提高。

三、出版資源優化配置的目標

認識到出版資源配置中現存的主要問題，我們還需進一步明確出版資源優化配置的目標，以保證我們今后努力的正確方向。“優化”一詞描述的是一個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過程，出版資源優化配置是出版資源配置最理想的運行狀態，目的在于減少配置成本，提高出版資源的使用效益。

1.通過資源的傾斜配置，調整出版業的產業結構、品種結構、區域結構。通過對出版、印刷、發行三大部門利潤的合理分割，調整出版資源在三者之間的合理配置：調整教材在出版總量和利潤總量中比例過高的產品結構，實現出版物內容豐富多彩、服務對象多層次、品種多樣化的新格局；根據區域資源優勢合理配置出版資源，實施不均衡發展戰略，打破地區性的貿易壁壘，引導出版資源的跨地區流動，在全國形成若干個能輻射區域市場的出版發行中心。

2.提高出版資源在出版產業組織配置上的集中程度，培育若干個超大型的出版組織。若干個超大型出版組織的形成，主要是通過聯合與兼并形式來盤活存量資產，引導出版資源跨所有制、跨行業、跨地區、跨國界的流動與重組，實現出版資源優化配置，從而推動出版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提高出版產業的經濟能力和經濟實力。

3.增強出版業多媒體綜合經營能力。其核心是：打破以往出版媒體間互相割裂的格局，把傳統印刷型媒體與廣播、電視、電影、音像、電子媒體結合起來，力圖使出版資源多次開發，合力經營，有效實現出版資源在多種媒體間的有效利用，最大限度地挖掘出版資源的內在價值，實現多種媒體互動發展的綜合效應。

四、優化出版資源配置的有效途徑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出版產業自身的缺陷，導致出版資源的配置存在一系列問題，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從根本上講，依賴于我國出版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從問題入手，結合出版資源優化配置的具體目標，我們似乎可以探索出優化出版資源配置的有效途徑。

1.轉變政府職能，加強宏觀調控。

對出版產業的宏觀調控，是出版產業化的要求，也是出版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出版業的產業化，既要求出版企業擺脫行政附屬機構的地位，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同時出版企業也要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健康有序地發展。長期以來出版企業政企不分，嚴重違背了產業發展的經濟規律，造成效率損失、資源配置不合理和經濟運行的不良循環。政企分開，轉變政府職能，即由過去的以微觀管理為主，轉變為以宏觀管理為主；以實物性管理為主，轉變為以總量控制和結構調整為主；以直接管理為主，轉變為以間接管理為主；由政府行政機構配置資源為主，轉變為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為主，從而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出版產業自身發展的經濟規律相適應。⑤

政府對出版的宏觀調控，是由市場機制本身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功能性缺陷以及出版產業的特殊性決定的。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市場對調節資源配置起著全面的、主要的和基礎性的作用，但單純的市場調節只能解決微觀平衡，對宏觀平衡卻顯得無能為力。出版業作為國民經濟中的一個獨立的經濟產業，理所當然要納入國家宏觀調控之內。另外，由于出版業關系著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國民素質的提高、社會輿論的導向，國家加強對出版產業的宏觀調控，較之一般經濟產業顯得更為重要。

2.調整產業結構，提高出版業的產業化、集約化程度。

從經濟學的角度講，產業結構對資源的優化配置具有重大影響。出版業作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產業，應加大出版業的產業化、集約化程度，以克服出版資源的地區壟斷與總量失衡，形成統一、活躍、有序的全國圖書大市場。

由于我國的出版業政策，在出版單位的構成及數量發展上，形成各地均衡發展和“區域貿易壁壘”，造成出版資源總量失衡、圖書重復出版及出版資源的極大浪費。因此，從出版業可持續發展的長遠利益看，必須打破目前均衡發展的局面，對原來重復建設，在人才、技術等方面不具備辦社條件的出版社，應堅決予以淘汰，同時調整出版結構，鼓勵以優勢出版單位為核心的兼并聯合，使出版資源向高素質、高效率的出版企業傾斜，走出版產業的集約化發展道路。目前，最為可行的辦法是以資本為紐帶，以市場為導向，以大型出版企業為“母體”，采取聯合、兼并、內部拓展等形式進行股份制改造，組建現代企業制度基礎上的出版企業集團，走集團化發展道路。

但在走集團化發展道路時，要注意克服一種錯誤傾向。即以造大船、增加競爭力為名，按照傳統的經濟觀點，以出版社有形資產的“大”“小”，搞兼并聯合。須知在知識經濟中，企業競爭力和利潤的第一決定因素，不是它有形資產的大小，而是企業中高技術的含量、管理水平的高低、從業人員的創新能力等無形資產的大小；在同等無形資產的條件下，出版業的兼并聯合，增加有形資產會增大出版業的效益，有利于綜合利用出版資源。然而如果不具備相應的無形資產，盲目擴充有形資產，則會在資源的使用上造成更大的浪費和流失。⑥

3.積極參與國際出版活動，實現出版資源共享。

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在我國加入WTO的大背景下，我國出版業面臨著“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機遇與挑戰。在知識經濟時代，圖書出版資源的共享已成為現實，我們應加大版權貿易工作的力度，積極參與國際出版活動。

目前，我國出版業對外交往與日俱增，版權貿易逐年增長，出版物出口也不斷增加。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甚大。據國家版權局統計，2000年我國引進版權7343項，輸出版權638項，⑦這與我國的出版大國地位是不相稱的。同時也說明，我國的出版物出口潛力很大，應積極開拓國際市場。在知識經濟條件下，我們要注重抓好外向圖書的生產與版權引進，加強與世界出版業的交流，加快我國出版業與世界出版業接軌的步伐，把世界先進的科學文化介紹進來，為我所用，發展自己，同時大力弘揚民族文化，多出優秀作品，并把中國文化介紹出去，讓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國，開發利用好國內外兩種出版資源和兩個市場。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不斷開拓與國際出版業交流、合作的新領域，要有計劃、有目的地為海外市場策劃、制作一批選題，有步驟、循序漸進地進入國際市場。

從產業自身來看，影響版權貿易的幾個制約因素中，最主要的是生產力水平不高，缺乏既懂外語，又懂出版的外貿人才，缺乏世界版權貿易的信息，并且中國的版權機構的“水平”和“能力”也有限。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在圖書的選題開發、版權貿易人才、版權機構設置等方面下工夫，這也是調整出版結構的一個努力方向。

4.促進產業技術進步，提高出版資源的綜合利用能力。

目前，在世界范圍內，以信息為特征的知識經濟時代正迎面而來，知識經濟浪潮的來臨對出版業來說，既是一種機遇，又是一種挑戰。出版業是高信息產業，由于世界范圍的“第二次信息革命”的來臨，出版業將迎來一個個廣闊的發展空間。

但是，出版業又是一個長期受計劃經濟影響的傳統產業。就結構而言，它的知識含量不高，尚缺乏現代化的信息網絡與手段，特別是高新技術的運用不夠。表現在生產領域，出版業的技術含量不高，直接影響到出版產業效益的實現。為此，首先要以加大科技投入優化產業結構，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要用高新技術開發新的項目，形成新的利潤增長點。其次是運用高新技術優化產品結構，掌握以磁、光、電為特征的多媒體技術，實現從單一紙介質出版物向紙介質出版物與多媒體出版物并存、互通、互補、互動的轉變，打破以往媒體間的相互割裂，使出版企業擁有盡可能多的媒體，從一業為主轉變為多元經營，并形成出版資源多次開發、合力經營的格局，實現多種媒體互動發展的綜合效應。最后是在優化資本結構方面，以資產重組為契機，直接與高新技術產業聯姻。這樣做，既擴大了出版業的高新技術含量，又利用資本市場的籌資功能，改善了資本結構，并直接產生效益。

5.合理配置人力資源。

當今世界，高新技術發展迅猛，并迅速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經濟繁榮不僅取決于資源、資本的數量和增量，而且直接依賴于技術知識或有效信息的積累和應用，21世紀的經濟將是以知識為主導的經濟，現代出版業也只有和現代高新技術緊密結合起來才能獲得更大的發展，而這一切都必須通過出版從業人員的創造性勞動才能實現，出版人力資源質與量的水平決定了出版產業化的進程，這也決定了作為科學技術載體的出版人力資源在今后出版產業化和出版市場國內外競爭中的突出地位與作用。

目前，我國出版業人才結構缺陷突出，一是缺少懂經濟、會經營、善管理的人才；二是缺少既懂出版專業知識，又熟練掌握現代高科技知識和技能的復合型人才。因此，必須加緊開展對出版從業人員的培養工作，崗位培訓、職業技術教育應繼續堅持，同時也不妨送出去、請進來，提高出版人才的綜合素質，從而加快出版產業化進程，迅速增強出版產業的綜合實力。

【參考文獻】

①何大安：《資源配置與產業結構調整》，《當代經濟科學》，1994(5)

②方：《出版資源也需優化配置》，《出版發行研究》，1997(4)

③羅紫初：《出版學原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1

④封延陽：《建立適度開放的出版產業體系》，《出版廣角》，2002(4)

⑤龔莉：《中國出版業產業化初探》，《中國出版》，1998(6)

篇6

論文摘要：隨著金融全球化越來越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金融不再只是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正確地認識金融全球化的利益和風險，對于保持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尤為重要。如果只看重其利益而忽視其風險防范，就有可能導致金融危機。在金融全球化步伐加快、開放程度不斷提高、金融創新日趨活躍的今天，我國企業整體競爭力不斷加強，但也面臨著巨大的金融風險。化解風險的關鍵是完善我國的金融體系，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加強國際合作，爭取更為有利的國際經濟金融環境。只有這樣我國才能夠有效地規避全球化進程中的風險，充分享受全球化的益處。

金融全球化在給世界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也使得各國在金融風險發生時難以獨善其身。2007年4月，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對全球經濟產生的巨大沖擊，給各國政府再次敲響了警鐘，同時也給各國政府加強國際金融業務合作、協同防范金融風險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發展中國家由于其自身金融體系不健全從而對金融風險的抵抗力顯得脆弱，所受到的影響也往往更大。因此，分析和研究金融全球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如何進行風險防范與監管就成為國際金融界關注的焦點。

一、金融全球化過程中我國金融業凸顯的風險分析

1978年以前我國的金融處于高度的金融抑制和非國際化狀態。1984年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分水嶺，之后我國開始建立起以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三大行業為支柱的金融產業，我國金融體制改革開始加快，在這個過程中我國也不可避免地參與到了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金融安全問題引起了全世界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更提高了各國政府協同防范金融風險的共識。我國金融體系雖然近年發展很快，但仍然不完善，還存在比較多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在環境變化時就有可能被放大并產生金融危機，具體表現在如下方面。

(一)銀行業

我國銀行業遵循審慎原則，有計劃、有步驟、分層次、分階段地對外開放，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特殊原因，我國銀行業存在著特殊的問題。

1、信貸質量差

近年，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持續增加，信貸質量惡化。這些不良貸款的增長，在銀行發生信用問題時風險有可能被放大并成為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銀行業的持續發展導致銀行業進入一種表面繁榮，在這種表面繁榮之下實際上隱藏了一系列的矛盾和不足。房價虛高，房地產泡沫不斷膨大，房屋空置率超過國際警戒線并有繼續擴大的可能，不可避免地給銀行造成大量壞賬。所以，國家必須投入大量精力去處置銀行信貸質量，否則銀行業就極有可能發生危機。

2、資金來源單一，資金缺口大

我國銀行資金來源主要以單位和居民存款為主，其中尤以居民儲蓄存款為主。由于目前銀行大部分為國家所有，在有國家信譽做保證的情況下，人們普遍沒有存款方面的顧慮。盡管如此，基層單位卻依舊出現資金供給小于資金需求的現象，放貸方面普遍存在著盲目放貸、違規放貸的問題。

3、資本充足率低

按照《巴塞爾協議》的規定，銀行資本金率不得低于8％，但我國銀行資本金率長期與此相差甚遠。與此同時，風險權重資產也非常之高，其抗風險能力可想而知。高風險、低資本的現狀暴露了國有商業銀行抵抗風險能力方面的問題。

4、內部監控機制薄弱

我國銀行業依舊缺乏良好的權力監管機制，業務流程不科學，監督不力，表現在對操作風險認識不足、風險防范意識差、組織結構設計不合理、治理機制不完善以及監管法律不健全等方面。銀行業作為經營貨幣的特殊行業，按理應是內部控制機制更為嚴格的部門，但屢屢發生的內部監守自盜問題，說明現有銀行內部控制機制尚存缺陷。因此，改善銀行業的內部監控機制，對銀行業來說已是迫在眉睫。

(二)證券業

我國證券業自1992年以來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但我國股市自建立起就遺留下很多問題。與發達國家相比，先天性的缺陷使中國股市很難擺脫政策市和暴漲暴跌的困境，這使得國內證券市場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大大減弱。

1、股市暴漲暴跌，股民投資心態不穩定

我國股票市場受政策影響很大，政策取向的變動在市場上得到充分反映，并通過炒作成倍放大。由于政策的不確定和獲取政策信息的不公平，市場炒作中追漲殺跌的慣性很大。因此，滬、深兩市自開市以來就表現為股價的暴漲暴跌，價格波動幅度巨大，這除了市場操作的因素外，也充分暴露了股民心態的不穩定和股票市場的過度投機。

2、證券業融資渠道有限

目前大部分證券業融資都是股權融資，債權融資極其有限。從發達國家相對成熟的資本市場來看，債券融資占到整個融資渠道的大部分。美國資本市場中債券的發行規模和當年未償還的債券額度都分別占到總量的50％以上。美國公司債券的籌資額度為同期股票籌資的3倍，成為美國公司主要的籌資渠道。由于這種籌資渠道不僅僅能吸取大額資金，而且能夠傳達一個積極的市場信號，顯示公司的經營能力和市場信心，因此，美國公司抵抗市場風險的能力大大增強。

3、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不科學

我國上市公司多數是國有企業通過改制而來，國有股占絕對比重，“一股獨大”現象突出，導致了我國公司特殊的委托問題——“大股東操縱”和“內部人控制”，使銀行債權約束表現出無效性，債權人不能成為公司的股東，無法進行股權的治理。一旦出現國際股市的異常，“內部信息”相應放大，就會人為加大股市的不穩定性，引致垃圾股驅逐優良股的現象，從而降低股市的質量，增加股市的風險。

(三)保險業

我國保險行業自建立以來，30年中均保持年30％的增長速度，但作為新興資本市場，仍然存在很大的風險。

1險公司的資產實力相對薄弱

與國外市場相比，中國的保險公司實力普遍比較弱。2001年后隨著中國加入WTO、金融市場開放，中資保險公司規模小的弱點日益凸顯。

2、資金運用效率低

我國保險資金運用主要限于銀行存款以及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中國保監會指定的中央企業債券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資金。這樣的限制導致了我國保險資金大量囤積于國有銀行，存在著較大的利率風險和通貨膨脹風險，每一次利率的變動都會使保險公司蒙受巨大的利息損失，降低了資金的保值增值能力。

3、保險公司缺乏有效監管

雖然我國1995年頒布了《保險法》，1997年頒布了《保險人管理規定(試行)》，1998年頒布了《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定(試行)》，2000年頒布了《保險公司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但我國仍然未形成完善的保險法律法規體系。在保險監管方面，我國1999年成立了保監會，對保險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國保險業發展比較迅速，而保險監管組織和制度建設相對落后，這就導致監管不到位。同時，保險業規模較大，細節繁瑣，其內部監控也沒有達到快捷有效的程度，這些缺陷的存在進一步加大了保險業的市場風險。

二、金融全球化過程中我國金融業應對風險的措施

(一)完善我國金融體系，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

1、完善市場競爭體制，提高金融業競爭能力

第一，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將政府工作重心逐步轉向培育市場競爭機制和競爭能力、維持金融秩序、鼓勵金融創新、加大監管力度的軌道上來。從我國國情看，國企改革和政府行為是與國有商業銀行產權制度改造密切相關的外部條件，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所存在的問題是造成國有商業銀行競爭力低下的重要外因之一。為此，必須從整體上把握國企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的內在聯系，加快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再者，在傳統體制下，政府為了挽救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經常干預銀行的貸款決策，不但加大了企業的依賴性，也使得銀行的競爭力不斷減小。目前，急需對國有商業銀行內部進行治理，建立經營權、所有權和監督權分立的制度框架，形成合理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擺脫政府的行政干預，使銀行的市場化經營獲得制度上的保證，真正實行自主經營、自擔風險的經營機制，實現與政策性金融的徹底分離，建立符合市場經濟的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機制和嚴格的激勵與約束機制，規避風險，實現利潤的最大化。第二，積極發展民間金融機構，構建多層次的金融市場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營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但是，國有銀行由于體制上的弊端，一直不能為民營經濟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這一方面造成民營經濟的金融服務缺失，另一方面使國有商業銀行缺少體制外的競爭，沒有形成真正的市場競爭力。因此，積極發展規范的民間金融機構，培育金融業競爭機制，已成為我國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此舉既有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也有利于營造競爭的金融業體制環境，使國有金融機構的改革獲得必要的壓力和動力。第三，金融機構要適時調整貸款結構，關注那些具有國內市場需求前景，能夠推動國內消費結構升級的大中型客戶，在貸款規模上向它們傾斜。避免過度依賴外向型企業的傳統習慣，以提高風險資產的風險分散轉移能力，優化貸款結構。

2、加快金融創新

針對目前我國金融創新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政府首先要修正過去主要以行政手段為依托對金融創新所采取的單向驅動行為，代之以宏觀間接調控機制，正確引導企業的金融創新沖動，控制金融創新所可能帶來的風險。其次要打造金融創新的微觀基礎，選準創新的突破口，實行金融制度、金融業務、金融組織創新，并把三者有機結合起來，在借鑒國外資本市場先進經驗的基礎上，走一條既符合中國特色又同國際接軌，并能有效防止金融風險的金融創新之路。我國金融機構之所以缺乏自主創新的動力，與金融機構本身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缺乏激勵和約束機制不無關系。

3、加強金融機構風險資產價值計量和風險度量

要積極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的風險資產定價方法和定價工具，對金融機構的風險資產及時計量，并結合我國實際進行創新，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風險資產定價體系。在風險度量方面，要大膽引進國外已經成熟的度量模型和度量工具，組織力量進行研究和改進，通過實際檢驗，逐步建立更科學、更符合我國自身特點的風險度量模型和工具，為決策者提供詳盡的風險信息。

4、加強金融監管

第一，加強對金融業的內部約束。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系統，確立內部監控的檢查評估機制、風險業務評價機制以及對內部違規行為的披露懲處機制，做到對問題早發現，早解決。建立嚴格的授權制度，各級金融機構必須經過授權才能對相關業務進行處置，未經授權不能擅自越位。要實行分工控制制度，確保授權授信的科學有效性，建立對風險的分割控制。第二，進行金融業行業自律建設。要對所屬成員定期進行檢查，包括業務檢查、財務檢查和服務質量檢查；要對成員經常性業務予以監督，包括對業務運作的監督指導，對可能出現的風險和違規行為的預防與處理。第三，加強法律法規制度建設。完善金融立法，以規范各種金融業務的運作。央行及金融監管當局要強化金融執法的力度，嚴格執行市場準入、市場交易和市場退出的相關法規，建設良好的金融運行環境。第四，建立風險預警和危機處理機制。重視資金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確保銀行的清償力；提高呆賬準備金比率，充實風險準備金；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保護存款人的利益，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建立國家專門的金融危機防范機構，統一權限，協調行動，以便在危機發生時高效率地解決問題；完善援救性措施，對遇到臨時清償困難的金融機構提供緊急資金援助。在整個宏觀層面，應加強國內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共享和互通管理，并同國外相關機構建立合作關系，實施對金融市場貨幣流量的監控，并制定相應的風險預警標準，及時將有可能引致金融風險的信息傳到各金融機構，建立有效的預警機制。

(二)加強國際合作，爭取更為有利的國際經濟金融環境

第一，加強與跨國金融機構的母國監管當局的信息溝通，按巴塞爾要求對金融機構實施全方位監管，對不符合監管條件的外資金融機構要堅決予以阻止。第二，針對流進與流出我國金融市場的國際資本，建立相關的動態跟蹤數據，與相關國家實現數據互換，使資本流動特別是短期資本的流動置于國際監管之下，為政府間多邊監管合作及救助提供依據。第三，鑒于現有國際金融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已跟不上金融全球化發展的步伐，我國應同有關國家一起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參與新的游戲規則的制定，促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職能的轉換。加強同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有效合作，擴大話語權，以期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國際金融新秩序。面對此次危機給美國帶來的困境，加大對國際主流金融機構的股權投資，以獲取知情權和控制權。投資策略上應選擇積極穩健的分散組合，以取長遠效果。

篇7

摘要本篇論文根據我國1978年---2009年的第三產業增加值指數與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運用平穩性檢驗的ADF檢驗方法、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格蘭杰因果檢驗等計量分析方法對我國服務業發展與城市化的關系進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并得出如下結論：城市化是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動力，城市數量的增加和規模的提升、非農人口比重的提高極大地刺激了對服務業的需求，服務業從業人員的增加直接推動了服務業的發展。

關鍵詞城市化服務業發展協整檢驗

一、引言

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發展對我國甚至全球的發展都將會產生深遠影響。并且，中國城市化進程問題也已經成為國內外研究學者的重點研究課題。斯蒂格列茨把“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并列稱為影響21世紀全人類發展進程的兩大關鍵因素，認為中國的城市化將是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并產生最重要的經濟利益[1]。第三產業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也日益突出，對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增加就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逐漸加快的經濟全球化進程與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使得服務業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的重要力量，使其不僅成為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也成為衡量一個國家與地區經濟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

本篇論文利用動態計量經濟模型，研究以下一些問題：我國城市化與服務業之間是否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如果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二者在長期內有怎樣的動態作用關系。這些問題的解決對于我國城市化進程中服務業的發展是十分必要而且有意義的。

二、數據和模型建立

（一）數據選擇及指標說明

為了檢驗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的動態關系，本篇論文選取了我國1978--2009年的數據進行計量分析，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0》。本篇論文采用了城市化水平是指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就是城市化率。用URBA表示城市化水平。為了消除數據的異方差性，本篇論文對其分別進行取對數表示。

（二）模型建立

本篇論文我先對城市化水平與第三產業增加值指數這兩個變量進行協整檢驗，并且，同時運用時間序列分析方法進行實證考察：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在協整檢驗過程中，先進行單位根檢驗，并判斷兩者的平穩性，然后運用協整檢驗，判斷兩個變量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從而分析兩個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

1．平穩性檢驗的ADF檢驗方法

如果時間序列的均值或自協方差函數隨時間的改變而改變，則該序列就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對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時間序列分析時可能會出現“偽回歸”的現象，為了使回歸有意義，可首先對時間序列進行平穩化，然后對差分序列進行回歸。

由于表1中的數據均是時間序列數據，因此對城市化水平與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指數進行協整分析。首先要檢驗這兩個變量的時間序列是否平穩，是否存在謬誤檢驗，以避免出現“偽回歸”的問題。常見的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方法有以下四種：利用散點圖進行平穩性判斷、利用樣本自相關函數進行平穩性判斷、單位根檢驗、ADF檢驗。本篇論文采用Eviews3.1 軟件，運用AIC準則確定最佳滯后階數，差分序列的檢驗類型按相應原則來確定，用ADF檢驗來判斷各序列是否具有單位根，結果如表1所示：

注：表中的表示一階差分；檢驗形式（C，T，K）中的C、T和K分別表示單位根檢驗方程包括常數項、時間趨勢項和滯后階。0是指檢驗方程不包括常數項或時間趨勢項。*、**、***分別表示在10%、5%、1%的顯著性水平下是顯著的。

顯然，由表1可以得出我國城市化水平與服務業增加值

指數這兩個變量的ADF檢驗值的絕對值0.812911，0.40974均小于臨界值的絕對值，說明城市化水平和服務業發展兩個變量均為非平穩序列，存在單位根。然后，繼續對兩變量的一階差分進行單整檢驗發現，我們會發現各個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ADF檢驗值的絕對值3.910007，3.904365均大于臨界值的檢驗值，因此這說明了城市化水平與服務業發展的一階差分均是平穩的。也就是說，它們都是I（1）型平穩序列。

2．協整檢驗

經濟理論指出，某些經濟變量間確實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這種均衡關系意味著經濟系統不存在破壞均衡的內在機制，如果變量在某時期受到干擾后偏離其長期均衡點，則均衡機制將會在下一期進行調整以使其重新回到均衡狀態。協整關系表達的就是兩個線性增長量穩定的動態均衡關系。

因此，為了進一步分析研究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本篇論文對城市化水平與服務業發展兩個變量進行協整分析。通過上面的分析可知，兩變量序列LNURBA、LNSERV 滿足協整檢驗前提，因此可以考慮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現在用兩變量的Engle-Granger檢驗法（兩步檢驗法）對LNSERV、LNURBA變量進行協整關系檢驗。

第一步，用OLS法估計長期均衡方程（稱為協整回歸）：

計算普通最小二乘估計法的非均衡誤差，得到序列：

第二步，檢驗上述模型的殘差項是否為平穩序列，即檢驗 t 是否是平穩序列。對上述協回歸方程估計殘差序列εt進行單位根檢驗。ADF檢驗統計量-2.000870的絕對值大于顯著性水平5%，10%時的臨界值的絕對值，因此可以認為估計殘差序列εt為平穩序列，這表明LNURBA與LNSERV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如表2所示：

注：檢驗形式（C，T，K）中的C、T和K分別表示單位根檢驗方程包括常數項、時間趨勢項和滯后階。0是指檢驗方程不包括常數項或時間趨勢項。*、**、***分別表示在10%、5%、1%的顯著性水平下是顯著的。

因此，根據恩格爾-格蘭杰兩步法原理，以上所述的協整回歸方程不僅揭示了城市化發展對服務業的影響程度，并且表明了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從協整模型可以看出，城市化水平與服務業發展存在正向相關關系，城市化水平每變動1%，便會促使服務業產值的比重增長3.354046%。

由表2-3可以看出殘差項εt的ADF檢驗值的絕對值2.000870大于顯著性水平10%，5%的臨界值的絕對值。所以，這個協整回歸方程具有現實意義。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利用我國1978---2009年的數據，對我國城市化水平與第三產業增加值指數的對數進行ADF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向量自回歸分析，研究可從得出的結論中總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第一，優化產業結構，促進服務業發展。產業結構扭曲是城市化和服務業發展不協調的根源。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并且推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雙向引導用以加速城市化的進程，促進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是適應城市現代化發展需要而形成的產業，廣泛服務于生產與生活，同時也是城市經濟輻射的載體與手段，并且也是支持農村發展的橋梁與通道。

第二，消除城市化壁壘、全面實現城市化與第三產業之間的良性互促關系。制度革新以破除人口流遷中間環節以及城市的進入壁壘，增強城市化對服務業發展促進作用。

第三，改善城市化與第三產業協調發展的環境。合理的、適當的城市規模體系能夠為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舞臺，我們在規劃的過程中應該要有意識地去建設一批大城市，在相鄰的大城市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城市群或者都市圈，從而帶動現代服務業的規模發展與結構調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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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論文摘要城市化進程與農業和工業化緊密關聯，農業和工業為城市化提供了動力，同時城市化又加速了農業現代化和工業化的進程。從理論上分析城市化與農業發展及工業化之間的互動關系，旨在為區域經濟的研究提供理論依據。

城市化是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化城市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它表現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數量的增加、規模的擴大以及城市現代化水平的提高，是社會經濟結構發生根本變革并獲得巨大發展空間的表現，城市化進程與農業、工業的發展密不可分。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國家和地區社會組織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標志。

1農業與城市化的相互推動

農業為城市化提供了基礎動力。在初期城市化進程主要取決于農業提供的商品糧的多少，為城市提供多大的市場等，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既是城市化的原始動力，又是城市化的基礎，因此良好的農業基礎在地區初期的城市化進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加速農村城市化進程是農業現代化惟一的選擇。經濟發展引起產業結構的迅速轉變，并通過這種轉變帶動城市化。在這個過程中，與城市化率上升聯系密切的不是產品結構的轉變而是就業結構的轉變，因為就業結構的非農化才直接帶動了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和集中。農村工業化能為農業的發展提供可靠的財政保障；能為工商企業反哺農業創造條件；能為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拓展空間。曾經占我國工業產值“半壁江山”的鄉鎮企業為我國的經濟起飛做出過關鍵性的貢獻，應當說，這個偉大的創舉已經啟動了農村工業化的進程。實踐表明，經濟增長需要集聚狀態，只有社會成員的活動集中才會降低生產成本，才會形成社會資源的集聚效應。因此，城市化是必然結果，是生產力發展規律的外在表現。特別是在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下，農村的城市化，對改變有效需求不足的頑癥至關重要。因為規模巨大的農村市場由潛在轉變為現實將促進我國幾乎所有經濟門類生產的再啟動或全面提速，所以說，農村的城市化建設是我國，也包括許多發展中國家農業現代化發展的迫切需要。

2城市化通過拉動市場擴張促進工業化進程

隨著城市化的提高，促進企業和人口的聚集，在如下方面形成新的市場張力，從而進一步拉動工業化進程。

（1）企業和人口的積聚，形成對第三產業發展的規模化需求，當這種需求量達到和超過第三產業發展的門檻要求時，就成為第三產業發展的拉力，帶動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

（2）從事非農產品的人口隨著企業的增加而積聚在城鎮。在中國當前的經濟技術條件下，非農產品的效率高于農業，因而城鎮居民收入要高于農村居民收入。這就意味著從事非農產業的人口積聚在城鎮，城市化進程能夠擴張工業市場的需求和生產資料市場的需求。從直接的消費品市場看，如果城市化水平提高1個百分點，那么以2006年為基數計算，就意味著增加1270萬城鎮人口，按照2006年城鄉居民消費支出水平的平均差異計算，僅僅由于城鎮人口的增加就拉動消費品市場需求422.7億元。從直接的生產資料市場看，當前我國每增加1個城鎮人口，大約要增加城鎮建設投資6億元，1270萬人進入城鎮，那么將創造7620億元的投資需求，用于交通、通訊、住宅、學校、醫院等方面的城市建設，從而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

（3）完善城市耐用消費品使用條件，是城市化拉動工業化的另一個重要途徑。消費品包括生活必需品和非必需品。生活必需品用于滿足人們基本生活的需要，其市場與人口數量密切相關。而非必需品則是當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滿足后為了進一步提高生活質量而消費的產品，諸如各種家電、文化用品、汽車、旅游用品等。一般而言，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恩格爾系數下降到0.5以下，大部分民眾生活實現由溫飽向小康的過渡時，非生活必需品的市場會迅速地擴張。與生活必需品不同，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有賴于外部環境：洗衣機的使用依賴于良好的供排水系統，各種家電的使用都依賴于穩定而大容量的供電系統，汽車的使用依賴于道路系統等。早在2000年中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分別為0.390和0.501，已進入非生活必需品的迅速擴張階段，不斷完善各項城市基礎設施，為非生活必需品提供良好的使用條件，是擴張非生活必需品市場的重要條件。對于已有的大中城市而言，主要是電網、交通通訊質量的提高。比如，在一些城市特別是老生活區，電壓負荷低，無法使用空調，因此需要提高電壓負荷能力。對于新建的城鎮或新開發的城區，需要用新的生活消費標準去裝備城市，提高基礎設施建設的技術起點。只有這樣，才能隨著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形成對工業非生活必需品的有效市場需求。非生活必需品是重工業化的重要產業，它的發展是進入工業化中期的國家加速促進工業化進程的重要條件。

3加速城市基礎設施的現代化，為工業現代化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城市基礎設施現代化是城鎮居民提高生活質量，并進一步擴張非生活必需品的重要條件；另一方面，城市基礎設施現代化也是工業現代化的前提條件。

從工業現代化所需外部環境支持的角度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內容更為廣泛，它包括經濟基礎設施和社會基礎設施，具體而言可分為如下五大部分：交通基礎設施（如鐵路、公路、水道、管道、航空系統）、公共事業設施（如供排水、供電、管道煤氣、綠化、環境保護等）、文化教育及科學研究系統（如基礎教育、專業教育、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開發及推廣等）、信息產業基礎設施（如電訊、咨詢、廣告等）以及市場體系（如人才和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技術市場等）。如果說交通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設施現代化是傳統工業化條件下產業現代化賴以生存的基礎，那么文教科研系統、信息產業基礎設施以及市場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則是知識經濟條件下產業現代化所必須的條件。中國當前在世界進入知識經濟的時代背景下為推進工業化而努力，在中國建立與國際大型企業集團相抗爭的企業，就必須為其創造相應的外部環境。而這一外部環境包括2個方面，一方面是構建與國際接軌的市場機制和游戲規則，另一方面則是建設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包括聯通城市之間和城鄉之間的區域性基礎設施）。從城市化和城市建設的角度來說，則側重于后者。與其他產業相比，大部分基礎設施具有投資規模大、回收期長、效益低的特點。根據中國的國情，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在大部分城市基礎設施領域，政府直接或間接地進行調控并給予資金支持起著重要的作用，且投資于基礎設施正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重要職能。

從基礎設施的產業屬看，大部分屬于第三產業，一部分屬于第二產業。因此，基礎設施現代化的過程也是產業現代化的過程，也即廣義的工業現代化的過程。從這里可以看出，城市現代化和工業現代化是一個問題的2個方面，它們相互依托，是現代經濟發展的統一體。也只有這樣，工業化和城市化才能夠真正形成良性的互動機制。

同時，第三產業發展是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器。到工業化后期，隨著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增大，對城市化的加速作用更加明顯，主要表現在高度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要求城市提供更多更好的配套行業，如金融、保險、科技、通訊業；商品流通要求有倉儲、運輸等服務，另外，一些新興行業，如廣告、咨詢等服務以及公共事業等生產生活服務業為城市化不斷推進起加速作用。

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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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論文關鍵詞：中國，中等收入陷阱，逾越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后，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導致經濟和社會發展陷于停滯，社會出現政治動蕩和不穩定，無法轉為高收入國家。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于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沖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現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主要表現與基本特征有：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嚴重的貧富分化、過度城市化、增長轉型困局、腐敗問題突出、社會沖突加劇、金融體系脆弱、民主亂象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主要由于以下幾個原因：收入差距過大;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金融體系脆弱;勞動力轉移困難;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擴大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會由于私人消費不足而導致嚴重的需求不足，經濟增長將完全失去動力。這一因素在拉美國家尤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魯等)。

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指出，當物資資本增長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資本的邊際產量遞減效應，經濟增長必然放緩。這時技術進步(或者說人力資本的積累)就成為維持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如果能夠在政策層面實現技術進步，便可繼續維持高經濟增長率。相反經濟論文，如果經濟政策不能保證這一點，就會陷入增長停滯。這一現象在東亞國家表現的較為突出。

金融體系脆弱。東南亞金融危機為這一原因提供了一個非常恰當的案例。自1997年以來，東南亞各國已建立起大量的外匯儲備作為防范危機的緩沖器，但這可能會產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泡沫。就連上世紀的日本也因為這個原因經歷了“十年”衰退。

勞動力轉移困難:有些發展中國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實行一定的限制勞動力轉移的政策，這些政策在經濟上是沒有效率的。中國的戶籍制度就是這一方面的典型。類似的制度會嚴重阻礙城市化的進程，拖累經濟發展。

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 采取漸進式改革由計劃經濟過渡為市場經濟的國家，政治體制改革一般都滯后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如果這種情況發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敗滋生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期刊網。原本計劃經濟為主的國家往往還會制造出許多的行政壟斷，而一些本該競爭的行業由于行政壟斷將失去活力，進而拖累整個國民經濟。這一因素在中國已經逐步顯露出來。

二、中國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

目前，中國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這意味著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險區域，中國發展正面臨著新的考驗。中國長期以來的“加快增長”目標形成了特有的“過度工業化、過度重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的模式，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這些問題映射到社會、政治和生態領域，就出現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員腐敗、城市二元社會(市民和農民工)、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問題。這些都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應對的挑戰。“中等收入陷阱”的發生，并不是單一原因導致的，很可能是多種復雜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經濟原因。經濟增長過程中各類要素(土地、資源、能源、勞動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邊際報酬不斷下降，因此中國發展的比較優勢也在不斷減少。比如，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上升，壓縮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利潤空間，導致其國際市場競爭力減弱。此外，中國正處在城鎮化加速時期，這就會出現所謂“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劇、交通擁擠、公共服務欠缺、形成各類貧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1.社會原因。即經濟增長也是“雙刃劍”，它本身既是有創造性的一面，又帶有摧毀性的一面，還有加劇不平衡的作用。國內外研究都表明，經濟增長往往伴隨著政府與社會之間、勞資之間、貧富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不斷累積，這些矛盾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反過來對經濟增長造成巨大的阻礙，即“經濟增長的負效應”。

2.政治原因。即我們面臨著一個“改革悖論”：改革是一個調整既得利益的過程，是在財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過程中，最初的推動者由于從一種改革模式中獲益，成為既得利益群體經濟論文，可能會退化為下一步改革的阻礙者，因此改革可能會越改越難，甚至停滯不前。

3.國際原因。當我們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西方國家普遍抱有懷疑的態度，不時會出現“中國即將崩潰”的悲觀論調。改革開放20、30年以后，他們突然發現，中國已經在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中占據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視的程度，于是又出現了“中國”的聲音。現在，西方國家對我國民主、人權以及民族問題的丑化攻擊此起彼伏，國際貿易上對中國產品的各種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窮，經濟全球化的風險越來越大。因此，必須看到，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特別是世界輿論環境，即“西風壓倒東風”的格局，并未隨著中國崛起、不斷強大而根本改變，相反某些方面還有惡化的趨勢。

上述四種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區域之間，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拉大。中國的收入差距則早已陷入了警戒區。城鄉居民的收入比一直保持在3.3以上，并未有縮小的跡象。2008年，全國10%最高收入組家庭的實際收入是10%最低組的55倍，而城鎮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相比，差距由2005年的9倍擴大到31倍。同時，勞動報酬嚴重偏低。經濟學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據省際收入法GDP構成數據計算，1990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為53.4%。2001年該比例降至51.4%，2007年則只有39.74%。七年間，中國勞動報酬占比下降了11.66個百分點。中國還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王小魯研究發現，近年來中國'灰色收入'規模急劇擴大，增速也很快，2008年中國'灰色收入'粗略估計為5.4萬億元。與2005年相比，三年內增長了近1倍，遠高于GDP增速。中國的基尼系數已接近臨界點。如果再計入'灰色收入'，中國的收入差距則早已陷入了警戒區。中國距離'中等收入陷阱'并不遠，收入懸殊危及社會和諧，并非危言聳聽。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基尼系數最高的國家之一，這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現實選擇

1.加快四個轉變經濟論文，推進經濟轉型和結構升級。　一是優化需求結構。擺脫過度依賴于外需的增長循環。立足于擴大國內需求，把經濟發展根植于國內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形成消費與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　二是優化產業結構。以均衡化為目標優化多元產業結構期刊網。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逐步實現農業由弱變強；促進工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工業由大變強；加速發展服務業，實現服務業由慢變快，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均衡帶動轉變。　三是優化要素投入結構。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提高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推動中國經濟由強調分工的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強調創新的熊彼特式的內涵增長轉變，并進而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推進國際經濟格局由失衡向均衡、再平衡方向發展。四是積極調整能源結構。目前中國還未達到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但從當前形勢看高耗能產業的發展速度驚人。今年一季度，我國生產鋼材1.85億噸，增長28.6%；生產粗鋼1.58萬噸，增長24.5%；生產生鐵1.5萬噸，增長21.7%；生產水泥3.36億噸，增長20.3%。單位能耗是在上升的，如果不采取特殊和強有力的措施，我們的環境狀況還會進一步惡化。不論從外部壓力還是內部需求來看，中國要改變“庫茲涅茲增長”方式，必須把提高能源效率，大力發展新興能源和清潔能源作為調整能源結構的突破口。 2.要以推動公平分配為切入點，為持續增長培育新的基礎。按照富民優先發展的基本思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調整政府支出結構，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深化資源價格改革，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和收入穩定增長機制，將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視為有機整體，強化“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最終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我國再分配機制“逆向調節”問題較為突出，不僅從再分配環節即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總體水平及其合理結構入手，還要擴展到初次分配環節包括“工資、保險、福利”三位一體的薪酬體系和稅制的改革；調整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加大國民收入向個人傾斜的政策力度；調整資本要素所得和勞動要素所得之間的比例關系，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擴大并提高國有企業分紅的范圍和比例，增加對居民的再分配力度，徹底解決國有企業經營性資本收益向居民轉移機制缺失問題；統籌城鄉協調發展，通過土地流轉進行抵押、入股、融資，逐步調整城鄉收入分配二元格局經濟論文，使農民獲得要素資本賦權；推進壟斷行業改革，放寬準入門檻，引進競爭機制，通過控制價格和稅收調節壟斷企業利潤率；完善財產性收入增長的保障機制，提高居民的長期收入預期；降低稅負，提高個稅起征點，通過結構性減稅，以減保增、以減促加。

3.要以循序漸進的城市化為依托，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支持。快速城市化會帶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長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的矛盾，進而引起高額城市化成本，這將大大降低城市化帶動經濟增長的功能。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進與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進來緩解城市問題的集中爆發，不斷發揮城市化助推經濟增長的功能。

4.要以擴大和完善國內市場為保障，降低受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進入中等收入的國家易受外部經濟的沖擊，造成經濟徘徊。中國也會面臨這種沖擊，但我國廣闊且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會成為抵御外部經濟沖擊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國在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同時，還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潛國內市場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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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進程正對當今世界產生至為重要、深刻與全面的影響。從學理上講，社會學一直將城市化定義為一種城市居民增長的人口現象。另一方面，盡管城市化包括城鎮化、城市化與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種形式，但依托于規模巨大的人口與空間、富可敵國的經濟生產總量、發達的交通與信息服務系統而出現的國際化大都市或世界級都市群，無疑代表著當代城市化進程的最高環節，對人類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當代城市化進程稱之為“都市化進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國際化大都市或世界級都市群日漸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樞紐與中心一樣，依托于其上而出現的不同于農村、城鎮、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對當代人類社會的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同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首先，大都市不僅是經濟、金融、商業、信息技術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產、傳播與消費等方面同樣具有霸權地位，并主導著當今世界文化市場的消長與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產生的新的生活方式與觀念，從其一出現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話語，并迅速地淹沒了不同國家、地區固有的也許已延續了上千年的地方經驗與價值傳統。正如斯賓格勒說“世界歷史，即是城市的歷史”[1] （P353） 一樣，對以大都市為中心的當代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而言，完全可以將之引申為“當代世界文化，即是國際化大都市的文化”。作為人類城市文化發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類文明與文化發展的最高環節，在它內部已攝含了前此各低級階段如鄉村、城鎮、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與精華，因此當代國際化大都市為我們在更高的歷史階段、更全面的整體視角及更深刻的本質層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現實對象。在當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歷史上的城市文化或當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對象放在作為中心及最高環節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義與直接的現實意義上把握住人類文化發展的本質與規律。這是在當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城市化水平低，農業文明傳統沉重，以及它們作為物質基礎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在理論、觀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約與局限，使中國當下的都市文化研究顯得相對貧乏，遠不能滿足中國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的需要。目前國內與都市文化相關的研究主要有兩大話語譜系。一是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研究。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論影響而開辟出的新方向。盡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為一個重要對象進入到社會科學的學術視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對都市文化結構及其人文精神層面很少觸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們一般也停留在文化產業等實用與商業層面，對其深層的文化價值重視不夠。二是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研究。與前者相反，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視、廣告、網絡、流行文化與時尚等都市的審美外觀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會現實的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它們往往割裂都市審美文化外觀與產生它的經濟社會基礎的內在聯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釋都市現實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論與思想任務。

因為國際化大都市不過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現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時間還要更短，因而出現上述問題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為一門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學科，其道路也必是相當漫長與曲折的。在當下，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首先樹立起對都市化進程的理性態度。在某種意義上，當代的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現，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變化是全方位的。從主體角度講，都市的出現使人類在整體上被“都市化”了。盡管一個當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對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與否定，但無論現實中的衣食住行，還是更高層次的文化消費與精神享受，他們都不可能與大都市絕緣。因而，那些激烈反對都市文明的學術與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產物。如加拿大學者簡·雅各布斯說：“企圖從那些節奏緩慢的鄉村中，或者是那些單純的、自然狀態尚未消失的地方尋找解救城市的良藥或許會讓人油然升起一種浪漫情懷，但那只是浪費時間。”[2] （P502） 從對象角度看，都市環境本身構成了人類社會發展與個體存在的最新空間形態。在都市里固然存在著許多令人苦惱的問題，如社會學家講的過度城市化、城市危機等，但另一方面，這并不能構成反對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與借口，因為它們不僅是當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會環境，也給個體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隨著經濟生產與信息傳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場的初步形成，國際化大都市文化對人類及其個體的影響更是變得無處不在，要想脫離這個現實背景去謀求更高層次的生存與發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現實意義的。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全面發展的個人”是人類社會生產的終極目標，其內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局部生產職能的痛苦的承擔者”。[3] （P500） 這當然也是當代人在都市化進程中的最高發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馬克思特別指出的：“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4] （P21） 也就是說，人的全面發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級的原始和諧狀態或不發達的社會關系基礎上達成的。把這兩方面的要求結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當代人“全面發展”的理論基礎。具體而言，一方面，由于影響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轉移到國際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當代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著人類文明的更高階段與歷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減少人自身在城市化進程的異化，如何在國際化大都市的社會背景中實現人的全面和諧發展，就成為當代中國都市文化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最深刻的價值理念。在這個意義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為當代人提供一種理性的方法、觀念、理論與解釋框架，以便整理他們在都市化進程中混亂的內在生命體驗與雜亂的外在都市社會經驗，幫助他們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體與迅速發展的都市現實世界之間建立起真實的關系與聯系，實現他們生命的本質力量并在真實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發展。這是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二、文學：從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當下與都市文化相關的研究各有不盡人意之處。對于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研究來說，其問題主要是失之于“實”，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層面或文化的精神價值內涵，這是作為實證科學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必然表現。而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研究，其問題則在于失之于“虛”，它們掩蓋了都市文化繁華表象背后的本質或深層結構，充其量只能生產出各種時尚化了的知識與趣味。由此可以得出兩點認識：（一） 盡管兩種話語都可以揭示出當代都市文化的某些側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兩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門具有相對嚴密的學科形態及較為純粹的學理價值的都市文化理論；（二） 這也帶來積極的啟示，即，要想完成解釋都市現實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論與思想任務，必須在努力吸收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和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等學術資源的同時，又能夠通過理論創新在這兩大話語譜系之間建構出一種對話、交流的知識生產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在知識結構與學科框架上為當代都市文化學科的誕生準備好充足的條件、奠定下堅實的基礎。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座橋梁，以打通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在分類框架與學術傳統上固有的各種障礙。

從中國當代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實際狀況特別是就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體語境看，我們認為，只有文藝學、美學最適合做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橋梁，這可以從原理框架與經驗研究兩方面加以闡釋與論證。

從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國文藝學從一開始就不是只關涉原理與知識生產的純學術，它的一個具有理論基礎性質的命題即“文學是人學”。這個命題盡管初看起來沒什么問題，但如果從邏輯上嚴格考究，則直接混淆了“文學”與“人學”在本體存在、知識譜系與學科形態上的重要差異，以是之故，在文藝學近百年的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中，與“文學”關系最密切的形式、審美、文學語言、文本結構等純粹學術問題是相當邊緣化的，相反卻是作為“人學”在文學藝術領域中直接表現的階級性、社會性、意識形態、生產與消費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話語。對此中是非盡管難以一概而論，但這種學科形態與學術傳統，給中國文藝學賦予了相當濃厚的社會科學屬性與功能，則是無須做更多論述的。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影響是，在文藝學與經濟學、社會學之間并沒有過于森嚴的學科壁壘。在當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學”之“文”已發展為“都市文學”或“都市文化”，而“人學”之“人”也搖身一變為與農夫、小家碧玉等傳統生命主體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從中推出“都市文化學是研究都市人的學問”，也是不存在學理障礙的。其次，從美學學科的原型結構看，在康德哲學體系中，審美（判斷力）一直是知識（純粹理性）與倫理（實踐理性）之間的橋梁。康德在《判斷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這個“判斷力原理”稱為“謎樣的東西”。對此正如勞承萬的闡釋：“構成謎的是矛盾的雙方。一方面，判斷力是一個‘先驗原理’，它能夠‘運用于對世界本體的認識’，‘同時開示著對實踐理性有利的展望’，這似是邏輯理性之類的東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對主體產生‘愉快及不快情緒’，盡管不是直接的關系。康德補充說，‘從這些概念（即認識中的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個對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緒的直接結論來’。……這就構成了審美判斷的特殊性質。”[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說純粹理性是一切社會科學最必要的主體條件，實踐理性是一切人文學科最深刻的價值基礎，就不難推出，以判斷力為學術對象與起點的美學研究——它一方面與認識論的概念、邏輯等有聯系，另一方面又與倫理學的欲求、價值等相牽連——正是關注主體價值建構的人文學科與注重經驗事實闡釋的社會科學之間最具合法性的中介與橋梁。從學理上講，以文藝學、美學為中介，正可以使文藝學固有的“社會—人生”意向與美學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當代都市化進程中開拓出新的知識境界與前沿學科形態。進一步說，以文藝學、美學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學理架構中實現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學科交叉建設，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價值與后者的科學精神的基礎上實現兩者的互動，既有助于社會科學擺脫其僵硬的實證本性而變得靈動，也可為人文學科飄邈的審美天性提供真實可靠的地基。在這個新的學術空間中，實現科學性、人文性、審美性的良性循環與互動，催生出一門以當代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為研究對象的具有重要理論與現實意義的人文社會科學來，其現實意義也是自不待言的。

從經驗研究的角度看，中國文藝學、美學與都市文化研究的學科親緣性，不僅不偶然，相反還是以相當深厚與為數眾多的經驗研究為根基的。從學科背景上講，中國都市文化研究與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隸屬于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學科。在中國，盡管在學科分類上都市文化研究最應納入的是社會學之下的文化社會學或其他學科下的藝術設計、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國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的特殊性，從一開始它就與中國文學、特別是其文學批評、文藝學、美學等結下不解之緣。一些西方的社會學家、城市規劃學者，之所以對中國文學學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這里。

都市文化研究與中國文學的學科淵源，可追溯到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種意義上講，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運動，是中國文學從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國文學研究的“文化學轉向”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文學創作，對尋根文學的闡釋與評論直接導致了文學批評向文化批評的話語轉型。由于文化批評更關注文學文本背后與外部的東西，如政治、經濟、文化傳統、人種與民族、深層心理結構、性本能等，因而極大地拓展了文學批評的理論思維空間。而對當時以時代背景、思想內容、藝術形式為三項指標的文學批評模式的反感，同時又不滿于簡單運用西方文藝觀念與審美尺度解釋中國文學現象，也是造成文藝批評方式發生變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論的觀念與話語引導下，文藝學、美學研究者不再滿足于做基本理論與純粹學術研究，而是將有關理論成果直接運用于迅速發展變化著的現實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視網絡、非文學的大眾文化、非藝術的審美文化、非學理的文化消費與文化娛樂、非書齋的日常生活與超級市場，以及與經濟學等密切相關的文化產業、旅游文化等，就或隱或顯、或多或少地成為文藝學、美學的研究對象。在當代中國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藝學、美學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學術重鎮，既掀起了巨大的學術波瀾，也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影響。舉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寧、徐賁等人的后現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勝、肖鷹等人的大眾文化研究，陶東風、姚文放、王紀仁等人的當代文化研究，吳中杰、陳炎、周憲、李西建等人的審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鴻、戴錦華等人的影視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產業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邊緣學術方向的建設，如童慶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詩學研究，胡經之的文化美學研究，劉士林的中國詩性文化及江南美學與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審美人類學研究等。從文藝學、美學學科發展出來的文化研究，在擴展文藝學、美學研究的對象與空間的同時，也使自身的傳統研究方式與評判尺度發生了重要變化。對此中是非盡管至今仍有爭論，但在某種意義上，由于它直接呼應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是中國當代歷史進程在中國學術研究范式與思潮上的具體反映，因而在生命力與影響力兩方面都是不容忽視的。（三） 它還具體體現為古典文學研究中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方向。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大本營，古典文學研究向以老成持重、傳承有序乃至相對保守為特色。但受“文化學轉向”影響，特別是由于引進了西方文化人類學、現代民俗學等新思維與新方法，在這個原本平靜的領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瀾，以葉舒憲、肖兵等人為代表的中國當代文學人類學派，在“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的總名目下，對許多中國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闡釋與評估。盡管其中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打破古典文學相對封閉的學術框架、豐富人們的學術觀念與研究的技術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其實，受“文化學轉向”學術思潮的影響，文學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級學科，如當代文學界對都市文學題材的研究，現代文學界對海派、京派文學的研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界對上海與巴黎或其他國際化大都市文學（文化）的比較研究等，盡管道術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歸于都市。對都市文化研究而言這些也都應予以充分關注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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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點與學術淵源

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也進入到全面發展的新時期。首先，中國現代化的核心更明確地定位在城市化與城市發展上。與此同時，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不僅像北京、上海、廣州等近現代大都市日新月異，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筍般迅速生長出來。隨著城市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城鎮化與城市化開始淡出，各種區域性中心城市、國際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設世界級大都市群，開始成為中國現代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目標，這為都市研究的深入與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會基礎。其次，都市生活方式與都市文化模式逐漸成為中國當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質條件與精神環境的巨變，使人們在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現了許多重要的變化。都市化進程帶來的新經驗、新思想及新問題，也在尋找一種可以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理論與解釋框架。與中國當下迅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相比，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創新顯然滯后了許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學科上的空白，才為在文化研究中獲得一定研究經驗與方法工具的中國文學介入這個新的學科領域提供了契機，其在邏輯上僅是把研究對象從“文化”進一步確定為“都市文化”而已。

從文學學科背景出發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發生的學術轉型，現在從任何角度做評價都為時過早，因而，這里僅就其發生過程中的特點與學術淵源略作說明。

當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地緣性。當代都市文化（文學）研究，最突出的特點是集中發生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如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這些城市本身及所處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高，且與國際大都市的交流與聯系十分密切，生活在這些地區的文學研究者，出于對當代以大都市為中心的城市化進程的親身體驗與學術敏感，率先開拓了以國際化大都市為學術背景的中國文學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學與文化研究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新空間與有機構成部分。

二是延續著文學的文化研究之學脈，在文學批評、文藝學、美學及古典文學研究中，不約而同地出現了都市文化研究話語。早在文學的文化研究中，中國文學的研究對象就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其主題即由傳統的鄉村讓位于當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眾文化、審美文化、影視文化、文化產業等，本就是當代都市空間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們未能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而已。隨著當代中國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別是上海等182座國內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繼提出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發展目標以后，作為文化研究更高形態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進入到中國文學的學術框架中。在文學批評方向上，如蔣述卓、李鳳亮等從1996年開始，先后承擔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質與現代審美意識培養”（廣東省“九五”社科規劃項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質與現代人格培養”（國家教委專項任務項目）等科研項目，出版和發表了《城市的想象與呈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文學：涌向都市的潮聲》（《粵海風》1998年第1、2期）等著作與論文，認為城市文學應該成為都市人詩意棲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過建立城市詩學，從積極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學、都市藝術的生產對都市人審美意識、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藝學、美學方向上，如高小康、劉士林等從1995年開始，將文化研究進一步定位在“文藝與當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國家社會科學“九五”規劃項目）上，高小康發表與出版了《論文藝活動的都市化》（《文學評論》1999年第6期）、《游戲與崇高──文藝的城市化與價值訴求的演變》（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場與文學的發展》（《文藝理論與批評》2003年第3期）等著作與文章，開辟了從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闡釋文學與文化的新思路。劉士林出版與發表了《闡釋與批判——當代文化消費中的異化與危機》（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文學批評的終結》（《文論報》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娛樂文化研究》（《東方》2000年第2期，《新華文摘》2000年第8期轉載）、《當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關于城市音樂文化的闡釋語境問題》（《音樂藝術》2003年第2期）、《當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審美生態問題》（《光明日報》2005年10月11日）等專著與論文，從城市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比較、文學批評被文化批評取代、文化消費與城市精神再生產、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國語境、都市文化與審美生態等角度，推動了文化研究在對象上的具體化與在學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學研究中，孫遜、潘建國等從中國古代小說與城市文化、近代小說與晚清上海書局等獨特角度入手，發表了《中國古代小說中的“雙城”意象及其文化蘊涵》（《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東京故事”》（《文學評論》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區的書局與晚清小說》（《文學遺產》2004年第2期）等論文，在城市生活背景與文化語境中闡釋中國古典小說，為中國古典小說與文學的研究開拓了一個全新的學術空間。

三是以文學為學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顯的前沿學科與交叉學科性質。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學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為它所面對的各種都市文化經驗與問題幾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許多新問題都是傳統人文社會科學沒有遇到的；有些問題盡管在表面上看與過去的一些歷史現象相似，但由于時代背景和社會基礎結構的巨大變革，這些問題在性質、程度和范圍等方面早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異，這也是在學科建設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學’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將都市文化研究界定為“一門世界性的前沿學科”，是對中國都市文化研究在學科歸屬上的首次界定，對于其學科建設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導向意義。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學研究為學術背景，廣泛借鑒與吸收相關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是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發表于《學術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歷史源流及現代闡釋論綱》，一方面，它不同于對江南文化傳統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闡釋歷史經驗中的現代性價值，目的是“從城市化進程這個在當代具有全球意義的時代背景出發，通過發掘與探索中國都市文化傳統及其精神遺產的現代性價值，從而為21世紀的中國新文化建設提供一種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資源”。另一方面，不同于當下一般的大眾文化、審美文化那種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體的研究對象上選擇了江南都市文化——這個“以中國民族為生產主體、在本土歷史文化背景中創造出來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還原與建構出一種真正屬于中國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態與深層結構原理”。[7] 這不僅表現出都市文化研究鮮明的學科交叉性質，同時也在努力探索中國都市文化走向學科獨立的經驗基礎與理論方法。

總之，與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隸屬于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不同，中國都市文化研究的學術淵源正在當代中國文學學科的理論建設與學術發展之中。在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以改革開放為主題的現代化運動中，中國文學研究的“文化學轉向”及其成果構成了中國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發生形態；而晚近十年開始的以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為社會發展目標的中國城市化進程，則為中國文學研究從文化研究轉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質條件與學理契機。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學術轉型，其現實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8] （P50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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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拿大]簡·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譯.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M].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3]馬克思. 資本論（第1卷）[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勞承萬. 審美的文化選擇[M].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

[6]孫遜. 都市文化研究：一門世界性的前沿學科[N]. 光明日報，2005-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