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與史記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司馬遷與史記，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人才濟濟：形容有才能的人很多。

出自：《書·大禹漠》：“濟濟有眾，咸聽朕命。”

近義詞：人才輩出。

反義詞：人才零落。

用法：主謂式。作主語、賓語、定語。含褒義。

篇2

【關鍵詞】楚文化；楚辭；司馬遷；史記

楚文化以其鮮明的浪漫主義特色、華麗的風格，對漢文化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尤其是在漢初之際，對當時政局有相當影響的人物多為楚人，更是對楚文化對漢文化的滲透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本文則試探著說一下楚文化對《史記》的影響，并進而窺探楚文化對漢初正統文化的滲透情況。

一、楚文化在漢初的傳播與接受情況

宋代黃伯思在《校定楚辭序》中概括楚辭的特征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要把楚文化落到實處進行具體研究，自然非《楚辭》莫屬。在此，筆者就把《楚辭》作為楚文化的代表，談一下《楚辭》在漢初傳播與接受兩條主要途徑：

一是統治集團好尚，宮廷倡導；《漢書·地理志》載：“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于長陵。”屈、昭、景三大姓皆為故楚貴族，屈原曾任三閭大夫。三大姓作為楚國貴族，應該非常熟識屈原及“楚辭”，而楚辭作為楚文化的結晶，自然也會伴隨他們遷入關中。在巫風的盛行、人神為一的楚國，使得楚文化充滿了原始的自然氣息和神秘的浪漫色彩。《楚辭》作為楚文化精神的載體，深受劉姓皇族及其周圍人的追捧。劉家王朝“文尚楚風”，統治集團的主要成員多為楚人，劉邦本人亦出身楚地，習楚文化、善為楚歌。楚文化以極其強大的滲透力影響了長安周邊風俗、以及漢初文化。

二是文人雅好，師法屈騷。每個時代統治集團的好尚對文化的發展起著強大的指導作用。漢初文人折服于屈原和楚辭，于是楚騷以他們為主力在漢世傳播。其中漢初文學家賈誼是最早受屈原作品影響的漢代文人之一。《漢書·藝文志》載“賈誼賦七篇”，《史記·屈賈列傳》載賈誼有《吊屈原賦》和《鵩鳥賦》。賈誼之后，名重一時的文士，無論是聚于王侯門下的、還是隨侍宮廷的，無不雅好楚辭而熱衷于騷體賦創作，騷賦作品蔚為大觀。

二、楚文化對司馬遷的影響

漢王朝建立半個世紀之后，司馬遷出生，十多歲來到長安。此時的長安有很多來自荊楚一帶，曾跟隨劉邦打天下的舊將功臣后裔，這些功臣后裔身上還保留著許多荊楚地區的習俗，社會上還流傳著劉邦、韓信、蕭何等楚人的傳奇故事。司馬遷二十歲那一年開始周游天下。這次漫游的主要目的是收集史料，為史記的成書作準備。荊楚地區的文化歷史對司馬氏父子來說還很神秘，司馬父子急迫的想打開這個謎。因此，司馬遷的漫游首先選定廣大的荊楚地區。

司馬遷從京師長安出發，直出武關，就進入了戰國時楚國所屬地區。進入楚地后，原楚都所在地江陵應是他必游之處，很可能還到過楚國初都地秭歸。過江陵以后，司馬遷渡長江，過洞庭，下沅水，直奔湖南南部的九嶷山。因為這里是傳說中的舜帝死葬之地。司馬遷自九嶷山順湘水北返，過長沙，還特意至汩羅江憑吊屈原。之后，他又以彭城為中心的淮北地區，也是司馬遷游覽的重點，這里是西楚霸王項羽的都城，是劉邦、韓信、樊噲、蕭何等漢朝開國君臣的故鄉，這些人的傳奇故事在當地到處流傳，是秦漢時期楚文化的精萃所在，因而司馬遷在這一帶逗留時間相當長。他在這里收集到了劉邦等人的許多歷史資料，高祖在大澤斬蛇起事的傳奇，韓信淮陰市上胯下受辱的故事，夏侯嬰被劉邦擊傷而反坐系獄的事等等，后來都成了《史記》一書中最精彩的材料。

三、楚文化在《史記》中的痕跡

鑒于以上說過的個人與外界原因，司馬遷在書寫《史記》這部巨著的過程中，不可能沒有楚文化的痕跡，而從楚文化對《史記》的影響中，也可以以小見大的看出楚文化對當時整個漢初文化，尤其是歷史散文的影響。楚文化在《史記》中的痕跡有如下幾個方面：

（1）強烈的抒情性

《楚辭》采用的多是第一人稱的抒情方式，許多時候是詩人毫無顧忌地直抒胸臆，詩人內心的世界坦露無遺，使我們看到了一位忠君愛國、傷時憂世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史記》屬于史傳文學，一般來說，史傳應秉承“實錄”精神，而抒情則是應被拒絕和排斥的。但是《史記》不但不拒斥抒情，反而具有很強的抒彩。這些抒情性表現在司馬遷鮮明的主觀判斷上，即作者《史記》中對人物和事件有著自己鮮明的評價；也表現在抒情化的結構方式上，以及《史記》富于情感的語言上。

（2）楚地人物

《史記》全書重點記敘的人物有幾百個，其中楚地人物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像淮陰侯韓信、伍子胥等都展現了楚人剛烈、多才的風貌。其中屈原對司馬遷影響最大。司馬第一個為屈原立傳，對其人品和作品都極為推崇：“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屈原對司馬遷的影響可見一斑，更重要的是司馬遷對楚文化表現出的接受意識和認同感。

（3）楚歌

司馬遷很看重楚辭、楚歌，他常用楚歌刻畫人物、渲染氣氛。《史記》收錄的楚歌有：《垓下歌》、《大風歌》、《南風歌》、《瓠子歌》（二首）、《麥秀歌》、《美人歌》、《楚狂接輿歌》、《耕田歌》、《鴻鵠歌》、《採薇歌》、《易水歌》、《山居歌》，共13首。這13首楚歌，從舜帝到漢武帝相距數千年，司馬遷對它們進行了整理，以滿足《史記》的需要。《史記》中收錄的楚歌大多悲壯慷慨，呈現出一種悲劇美。司馬遷通過《垓下歌》把項羽的性格弱點、英雄風度表現的栩栩如生。

楚歌蘊含的生命觀和司馬遷的生命觀相吻合，也正因如此，司馬遷喜歡運用楚歌，與楚歌深處的悲壯產生共鳴。因此司馬遷在寫作《史記》時，以楚歌作為展現情節和人物內心世界的載體。

小結

楚文化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就像一抹絢爛的鳶尾花，撇上一眼就讓人驚嘆不已。它在漢文化的發展中一定有著其獨當一面的地位，要想研究出楚文化真正的價值，漢代楚文化對正統文化的滲透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從楚辭的抒情性、楚國人物、楚歌、楚文化的尚奇性對《史記》的影響，亦可以推出楚文化對漢賦鋪張揚厲、求奇求異之風的影響，更進一步研究漢初楚文化對正統文化的滲透情況。

參考文獻：

[1] 馬茂元.楚辭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2]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風格[M].北京：三聯書店，1984.

[3]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篇3

"這句話的注釋是"想要研究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的關系，究，推究，研究。天，自然界。人，人類。"我以為這個

注釋是錯誤的，對"天"的注釋應當"古代君王"，這樣才符合司馬遷寫《史記》的目的。

關鍵詞:課文注釋矛盾疑問探討商榷

我教授高中語文多年，每講到第五冊書中"司馬

遷"單元的《報任安書》一課時，面對著課文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這句話的注釋，心里總是疑云一團，蹊

蹺再三。

當然如果按照現代人對宇宙萬物的認識，孤立地單

就這一句話解釋，那么天是自然界，人是人類，確實能

自圓其說，無可非議。但是如果把這句話放回到司馬遷

《報任安書》一文中，立足整體，瞻前顧后，思考教科

書這一句的解釋就覺得這條注釋有些不盡如人意了。在

《報任安書》里和這句話是一個整體的大句子是"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作者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對自己《史記》一書的寫作目

的的全面闡述。《史記》是作者司馬遷歷盡艱辛，耗盡

心血撰寫的，記載上起傳說中的皇帝，下迄漢武帝太初

四年，共約三千年歷史的一步通史；是以記述人事為主

要內容的記傳體史書。"亦欲以究天人之際"是他闡述 自己寫作《史記》之目的的第一句話。而按照教科書中

的解釋，司馬遷寫作《史記》的目的首先是要通過《史

記》一書的寫作，研究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的關系。我

覺得這樣認為不大合適。依照漢朝當時的自然地理現

象、司馬遷的閱歷和他對周圍事物的認識，他都不可能

在當時把研究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的關系看成迫在眉睫

之事，更不可能把它當作自己一生奮斗寫作《史記》的

首要目的。《史記》一書作為史書也不可能超越自身的

功能及涵蓋面，憑一部社會科學的著作就能異想天開地

完成研究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關系的這一原本是自然科

學屬性的課題。

我認為首先漢代，人和自然的矛盾還沒有形成，或

者說還沒顯露出來，那時的自然環境不像現在這樣，植

被遭到嚴重破壞，土地沙化范圍日益擴大，沙塵暴頻頻

暴發、侵襲人類。那時還沒有因為人為的諸多因素導致

出人類和自然界關系的不協調，也沒有像現在那些由現

代工業引發的不可抵御的自然災害威脅人類的生存，據

史書《漢書?匈奴傳》記載，那時我國的大西北，如大

青山一帶還是一個"草木茂盛，多禽獸"的地方。呼和

浩特蒙古語的意思是青色的城；包頭的意思是有鹿的地

方。有些都清楚地告訴我們，直到蒙古人統治這些地方

的時候，我國西部邊遠的地方，人和自然關系和諧，各

自相安，沒有暴露出相互對立的矛盾，自然也就不可能

引起人們的關注，更不可能讓司馬遷超前客觀真實，把

這個尚未形成的自然問題作為自己協作《史記》的第一

目的。

其次，我認為研究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的關系這

一課題應該是自然科學家的事。盡管漢代自然科學和社

會科學的分野還遠不像現代這樣清晰，但司馬遷畢竟不

是張衡，世人一致認為他是個史學家、文學家，最多只

能說是個社會科學家，從他撰寫的《史記》一書的具體

內容，也能看出來他在書中對自然現象沒有什么描述。

縱觀司馬遷一生的行跡和《史記》的內容結構，"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始終，稽其成敗興壞

之紀，上起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

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報任安

書》）可以看出司馬遷的《史記》是一本主要以人物傳

記為載體，以人事為中心內容，來研究人際（君臣）關

系，歷史興替規律為宗旨的書。兩肩擔道義，鐵筆著春

秋的司馬遷在《史記》中是虔心著力地還歷史以本來面

目，至于自然現象如何、自然現象和人類社會關系怎

樣，書中卻從不見其涉筆。我想世稱"史圣"的司馬遷

該不會在寫作《史記》的過程中駕權不了筆墨，偏離自

己的寫作目的吧，更不要說當時中國通往西亞、歐洲的

絲綢之路遠未打通，中國人當時只知道"天圓地方"，

根本就無從知道"人類"――地球上其他洲還有人。

對于司馬遷闡述自己寫《史記》的目的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這句話中的"天"、"人"到底應作何

解釋，我也查過幾本字書。《辭海》（上海辭書出版

社）《漢語大字典》（主編宛志文，四川辭書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沒有把"天"解釋為自然界把

"人"解釋為人類的。與之近似的意思是："天"，指

自然。泛指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漢語

大字典》）"人"，由類人猿進化而成的能制造和使用

工具進行勞動，并能運用語言進行思維的動物。（《辭

海》）但這兩個字都分別還有其他的義項。《漢語大字

典》中的"天"字條對"天"解釋義項第14則為"古代

指君王；也指人倫中的尊者。"我認為司馬遷在這句話

中把"天"和"人"并列對舉，"天"之義應該為"古

代君王，人倫中的尊者"，而"人"應為《辭海》中

"人"字條之第②條義項；"泛指民眾"。即《書》中

"神人以和"或"敬授人時"中"人"的意思，也就是

"民"、"百姓"。我們如果這樣解釋，那么就能把司

馬遷寫作《史記》的目的和《史記》一書所寫的內容統

一起來了，化解了教科書中因解釋之誤造成的《史記》

寫作目的的內容不統一的矛盾。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參照司馬遷一生的行徑和遭

遇來看司馬遷有沒有研究國君和人臣之間關系的心結。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及自己的遭遇和寫作《史

記》的心愿時說李陵征匈奴兵敗被擒，"主上為之食不

甘味"，自己"誠欲效其款款只愚，""推言陵功，欲

于廣主上之意"，結果"明主不深曉，以為仆沮貳師，

而為李陵游說"，遂遭冤獄，被迫處以宮刑，"重為鄉

黨戮笑，污辱先人"。而唯有自己寫成《史記》，才能

"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這或許能夠有

力的說明司馬遷寫《史記》前后耿耿于懷的心結和他自

己所述寫《史記》目的中的第一句話的意思。他要以史

為鑒，研究國君與百姓、皇上與臣子之間的關系。惟有

這樣理解，才符合《史記》是一部社會科學類巨著的本

質屬性，才不至于由于人為的解釋不到位而把原本前后

一致，是一個整體的司馬遷寫《史記》的目的和《史

記》一書的具體內容弄得支離不堪，前后矛盾。

綜上所述，從司馬遷所處時代的自然環境，從他

一生的遭遇、心結以及他所寫《史記》的實際內容來

看，我認為把《報任安書》中"亦欲以究天人之際"的

"天"解釋成"君王"或"人倫中的尊者"妥當，于情

于理于事實都無相悖。如果"天"是"君王"之意，那

么句中和"天"對舉的"人"字自然是"人臣"之意，

全句的意思即；"也想通過《史記》寫作，研究君王和

人臣的關系，通曉歷史從古到今發展演變的規律，成就

篇4

人教版第六冊的教學參考書對這句話的解釋是：“我確實想完成這本書，把它（暫時）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傳給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使它流行于大都會，這樣就補償了前番下獄受刑所遭到的侮辱，即使一萬次遭殺戮，哪里會有悔恨呢！”《古文觀止》對這句話的解釋總體一致，就是將第一個分句解釋成了“我確實已經寫了這本書”。

兩種解釋都有它的道理。從字面上說，“以”在古文中有多個義項，但此處唯有“通‘已’”這個義項適合句子的需要。《古文觀止》的翻譯情況符合“字字落實”的標準。然而這種翻譯在表意上卻與教學參考書的翻譯有很大的差別。教學參考書的翻譯告訴讀者，此時《史記》還沒有完成；《古文觀止》的翻譯告訴讀者，《史記》已經完成。

那么文章本身告訴我們的是什么信息呢？值得注意的是這幾句話：“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

按照前面一句話的內容，令人感覺到司馬遷總體上應該已經完成了《史記》，所以《古文觀止》會這么翻譯。教材上的翻譯應該是受到“草創未就”一句的影響而形成的。不過，“草創未就”也可以看成是司馬遷的謙謹之辭，因為一個治學嚴謹、品性謙讓的人即使完成了自己的文字工作，可能也會覺得需要進一步完善，書已寫完，但是仍有可能會出現經不起推敲之處，在他人面前仍然只是“草創”而已。由于對這段文字揣摩的角度有所不同，所以此時《史記》是否已經完成就只能成為一種推測。

有趣的是，“藏之名山”這句話的意思又有多種推測，其中最主要的是這么兩種：

其一，司馬遷受宮刑之前已有家室，并有子女，他遇難時叮囑女兒司馬英一定要將《史記》初稿和相關資料帶走保存好，讓其流傳百世。司馬遷的女婿楊敞的老家就在西岳華山腳下的華陰縣。司馬英將《史記》初稿等帶往楊府后，為了萬無一失，又與其丈夫楊敞商量，決定將《史記》送往老家華陰珍藏。這就是司馬遷所說的“藏之名山”一事的真實意義。①

按照這種解說來看，被女兒帶走，還可以“傳之其人”的《史記》已經沒有修改的機會了，因此寫《報任安書》時的司馬遷已經完成了《史記》。

其二，曾兩度出任太史的學者張衡稱：“蓬萊，太史秘府。”《竇融傳》附《竇章傳》曰：“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章懷注：“老子為守藏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逢萊，海中神山，為秘府，幽經秘錄并皆在焉。”案：后漢東觀、蘭臺為國家書府并史官著述之所，蓋承先漢太史公舊制；而當時學者將“太史秘府”稱作道家名山蓬萊，亦當所來有自。由此推知，司馬遷《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職的太史公府，《太史公書》正本所“藏之名山”實為國家書府――太史公府。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入獄，受腐刑，出獄后為中書令。他雖不再擔任史官，但他的著述事業仍在繼續進行。按漢時制度，如果武帝沒有準許，司馬遷就不可能自行其事。書成，仍名曰“太史公書”，亦可推知司馬遷的著述行為得到了武帝的允許。因此，司馬遷將其書正本藏入太史公府也就理所當然。②

按照這種推測，既然書在“府”中，就可以隨時繼續往下寫，那么寫《報任安書》時的司馬遷倒確實可能尚未完成《史記》了。

這些解說都只是自圓其說的推測，在歷史考證尚未得以確認時，對一個文言語句的翻譯也是應該有一定的寬容度的，比方說將“仆誠以著此書”譯為“我確實想完成這本書”時，“以”字的用法和意義就顯得非常含糊了，但我們認為就整個句子的翻譯而言，它還是通順合理的；實際上，我們不可能完全掌握中國文字的運用規律，還沒有把握說我們已經積累了漢字的所有的具有時代與地方特征的用法和意義，對于幾千年的中國文字發展史的探索將是一條難以走盡的路。目前，我們要做的行之有效的事是使自己和接受引導的學生都能夠在文本言辭的瞻前顧后的理解與賞析中，以及根據自己的積累或者資料的搜索，用探究到的其他知識來輔助自己形成一種合情合理的說法――即使說法可能是多種多樣的――以期提高對文字的敏感度。

至此，司馬遷是“想”還是“已經”完成《史記》，已經不重要了，這些解釋只不過是我們借以提高學生語文能力的一根針而已，衣服縫好了，這根針自然卸去它的責任了。

參考文獻：

① 吳東平著《追尋古代名人的后代》之《女兒司馬英：將〈史記〉“藏之名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篇5

關鍵詞：《史記》 司馬遷 理想人格

在《史記》中最能表現司馬遷理想人格的文章應屬《孔子世家》《管仲列傳》《屈原列傳》等篇章。《史記》中“太史公曰”的文字，這種史論形式習慣上稱之為“贊”，一般情況下是作者褒貶歷史人物，述“一家之言”的重要內容，是全文的總評，以自己空前絕后的見識，評價歷史人物，真實、客觀富于人情化地復述了人的精神、價值觀、人性的優和劣，命運及生命意義的有關問題。有很強的提示性和概括性，有獨特的見解和情感，個性化的特點比較明顯。因此涵詠品讀典型篇章的“贊”有時可窺一斑而知全豹，能感悟到作者對主要人物品格和靈魂的洞悉以及對歷史和人生的深刻解讀，更能感知太史公偉大的人本主義和理想人格。

司馬遷的一生是復雜、苦難而又悲壯的。他的理想人格的形成也是充滿曲折的。以“李陵之禍”為界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司馬遷一心為朝廷謀劃，以求得皇帝的賞識，他的人格特質呈現出的主要是一種蓬勃向上、力求奮進為朝廷建功立業的精神，實現“立德，立言，立功”的理想。這是司馬遷一生的主旋律。

一.完美理想與精神的支柱

《孔子世家》“贊”中一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可見孔子那一以貫之，堅持主張決不放棄的人格，正是司馬遷的立德之本。“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積極用世的精神愈加堅強。一方面刻苦自勵，充實自己，等待時機，以用于世；另一方面另辟蹊徑，整理古籍，著書立說，收徒授業，表現了艱苦創業、不屈不撓的意志和積極用世的精神，也構筑了司馬遷完美理想與精神的支柱。司馬遷說過：“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詔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司馬遷向來將其著述之舉視為同《春秋》等量齊觀的事業。《孔子世家》“贊”曰：“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白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司馬遷的不以成敗論英雄的態度，有孔子的影子，這是他們精神的真正契合處。事實上，孔子和司馬遷都是將功利建立在當世無法實現的，建立于未來的一種功利上，這種功利如孔子聽到“往者不可鑒，來者猶可追”時的一種覺悟，于是選擇了在當世的犧牲。

二.入世之道與變革的楷模

《管仲列傳》“贊”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表現了管仲務本求實，以民為本，因勢利導，而這一切恰恰成為了司馬遷的入世之道，立功楷模。變法改革在思想領域探索的基礎上，更為可貴的是有賴于一批實踐家勇敢地付諸實施，艱難地進行改革試驗。首先走上改革舞臺，進行較為系統的政治、經濟、軍事改革的要算齊國的管仲。司馬遷在《管晏列傳》中稱贊管仲輔佐齊桓公進行改革，發展生產，富國強兵，“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霸中原的赫赫功業。而“贊”中“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是借孔子的批評進一步展示了自己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匡世濟民的宏愿。

三.人生困境與心靈的皈依

在《屈原列傳》“贊”中“悲其志”“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司馬遷面對屈原悲劇的一生、對祖國無限忠誠、剛正不阿的正直品德和不屈不撓的斗爭意志，產生了強烈的共鳴。真實而又相似的人生困境使司馬遷相見恨晚再也不能自已。他要尋找自己的心靈皈依。

在極度困厄時，人的壓抑與苦悶無法申訴，往往就會“述往事，思來者”，產生一種強烈的精神追求。在《史記》未完成之前，司馬遷深感他無權放棄生命，在現實生活中，“立德”、“立功”已經無法實現時，他卻隱忍以行，通過著書“立言”，以實現自己的價值追求。直面人生的苦難，通過著述擺脫對生命價值的困惑與疑問，在對歷史的思考與描述中獲得生命的尊嚴與生存的終極意義。此時，司馬遷內心盈溢著勘透自然、洞穿生死、直視生命真義的悲愴。有時也流露出對天意的懷疑，對天道不公的憤懣，以及對命運不可捉摸、難以把握的悲涼之情。在其理想遭受幻滅時，及時從自然，從人的本質出發，實現人本來的本質，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一――也正是儒與道的兼顧，才使司馬遷在“李陵之禍”后，顯示出大智大勇，大仁大義，這也許就是具有封建主義特色的東方人文主義。

司馬遷在歷史滄桑、歲月淘洗中，重鑄了個人的理想人格、民族的靈魂。

篇6

比較閱讀的基本要領是“異中求同”和“同中求異”。其次比較閱讀要選好比較點，本文從四個方面――語言風格、敘事手法、抒情性、人物評價來對兩本著作進行比較。

一.比較語言風格

《史記》的敘述語言平易通俗，它采用樸素的漢代書面語，還適當地引用口語、諺語，顯得生動鮮活。如以諺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來歌頌李廣的正直和受士卒的愛戴。同時它不刻意追求對仗工穩，亦不避諱重復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項羽本紀》中“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無不膝行而前”三個“無不”比《漢書》中“楚戰士無不以一當十”一處“無不”，更富表現力。《史記》往往只用幾句話甚至幾個字就能夠渲染出場面的氣氛或展現出人物的情態、心理，正因為如此，歷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評駢儷文的形式主義傾向時，都將《史記》視為古文的典范。從唐宋古文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對《史記》推崇備至，他們的文章也深受司馬遷的影響。

而班固的《漢書》首先語言十分簡省。人物語氣入神入妙，往往在于一二虛字，如《史記?李將軍列傳》“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漢書》“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簡省虛字，失卻司馬遷敘事的情感性，所以文章給人的感覺有點呆滯。班固還有意采用古字古音，文字艱深難懂，因此讀起來比《史記》少了很多趣味。《后漢書?列女傳》記載：“《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于閣下，從昭受讀”，可見《漢書》艱深難讀，連一代大儒馬融都要從班固的妹妹班昭受讀。其原因在于東漢文風，漸趨華麗，班固深受其影響。范曄所說的“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準確地反映了這種差別。

二.比較敘事手法

《史記》敘述故事采用“互見法”是眾所周知的，人物傳記以時間為序，但又兼顧各傳記之間的內在聯系，遵循以類相從的原則，有分有合，前后呼應。敘事有詳有略，筆鋒縱橫捭闔，體現著游刃有余的駕馭能力。如寫巨鹿之戰、井陘之戰，關于戰場上血淋淋的廝殺場面幾乎沒有，重點筆墨放在了戰前與戰后的描寫上。白描、鋪陳、渲染等筆法的采用，使宏大場面和瑣事細節自然和諧地組合為有機整體，從而使行文有酣暢疏蕩的氣勢。司馬遷也善于選取富有表現力的生活細節，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內心世界，如巨鹿之戰對項羽的烘托、垓下之圍中霸王別姬時的細節描寫、場面渲染，易水送別的場面渲染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后世的影響也很深遠。

以上特點《漢書》大多數有，但它對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內在規律。人物的軼聞逸事、生活瑣事，司馬遷或把它放在傳記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間，也有的放在末尾，沒有固定的位置。《漢書》則不同，凡屬傳聞類的生活小故事幾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漢書?于定國傳》的末尾是這樣一段文字：

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這種追敘、補敘的手法，使作品增加了些波瀾。《漢書》中對于事情的來龍去脈能夠清晰地加以敘述，而且對于那些帶有起始性質的事件，都要特別加以強調，以引起讀者的注意。總之，和《史記》疏蕩往復的筆法不同，《漢書》有精細的筆法，有自己固定的敘事規則，以謹嚴取勝，從而形成和《史記》迥然有別的風格。

對于這兩種風格，后人也有許多評論。顧炎武《日知錄》云：“班孟堅為書，束于成格，而不得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末載蒯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余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為一傳，蒯最冤，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

三.比較抒情性

司馬遷在《史記》中投入了誠摯濃郁的情感，或憤激，或同情，或贊許，抒情味極濃。這些感情不只在敘事過程中，各篇論贊的議論也引人思考社會的不公、人物自身的失誤甚至人生、命運、人道這樣的大命題。“文以情動人”，司馬遷的此種寫作態度使本來是史書的《史記》具有很強的文學性。因此，明代茅坤說：“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生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力斗，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這種動人心弦、移人性情的效果并不是一般史書包括《漢書》所能達到的。閱讀《漢書》中的《項羽本紀》《李將軍列傳》，作者敘述無任何感彩，原因是什么呢？這應該與兩人的創作目的有關。

《史記》的創作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一明確的寫作目的，就使其區別于單純的歷史記錄和整理。班固在《漢書?敘傳》中這樣說《漢書》的創作目的：“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太初以后，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因此，司馬遷作《史記》，寄慨遙深；《漢書》于人于事，雖有褒貶，然少寄托。

四.比較人物評價

歷來對《史記》進行貶低者主要認為司馬遷的思想觀念不夠正統，例如班彪、班固父子曾經認為《史記》“其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王允貶《史記》為“謗書”；劉勰曾經說《史記》“愛奇反經之尤”；王通批評《史記》“論繁而志寡”；東坡指斥《史記》論商殃、桑弘羊之功為“大罪二”；王若虛認為《史記》是“發其私憤者”。司馬遷、班固對同一人物所作評價的差異也極大。 為什么兩人對許多人物評價不一？

唐代史學家劉知己在《史通》中提出史家必備的“三長”：“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兩書的作者，都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和文化教育。司馬遷父親司馬談，是太史令，為司馬遷能很好地接觸當時的各種學術前沿提供了良好的機會。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司馬遷十歲就能誦“古文”，后博通五經等，又先后到過中國許多地方，不僅“網羅天下放佚舊聞，考之行事”，而且還“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班固父親班彪“才高而好著述”，斥責許多《史記》的續作者“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于是乃繼采前書遺事，旁貫異聞”，作“后傳”數十篇。班固十六歲入洛陽太學，后“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后漢書?班固傳》）。司馬遷與班固都具備寫史之才。

從班固修史的過程而看，他開始是私下修撰《漢書》的，并因此而下獄。后來明帝讀了他的初稿，十分贊許，召之為蘭臺令史，讓他繼續《漢書》的編著。所以，《漢書》實際是奉旨修撰的官書。班固又具有強烈的正統儒家思想觀念，他曾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謬于圣人”，這集中反映了兩人的思想分歧，所謂“圣人”就是孔子。因此《漢書》雖能客觀真實地反映社會面貌，也寄寓著作者的愛憎和批判，但他的史學見解和史學精神，卻不如司馬遷，在許多問題的看法上，班固甚至是同司馬遷直接對立的。

史才、史學、史識三者之中最為重要的是史識。司馬遷史識超卓，例如在人物的安排上并不是單純以政治地位決定，而是以其實際地位而定：項羽是秦漢之際主宰天下的人物，呂后是惠帝朝的發號施令者，他們雖然沒有天子稱號，卻被列入本紀。孔子沒有侯爵，陳勝是自立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為他們的歷史地位堪與王侯相比。這些安排是司馬遷創作思想的反映。因此，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遷、固兩體之區別，在歷史觀念上尤有絕大之意義焉，《史記》以社會全體為史的中樞，故不失為國民的歷史；《漢書》以下，則以帝室為史的中樞，自是歷史乃變為帝王家譜矣。”

篇7

世人皆知，《史記》乃垂史千古的司馬遷所作。

《史記》問世以來，經歷了兩千二百多年風雨，歲序更替，朝朝代代秋衰春榮，大文豪江山代有，也引過無數瞻仰者為此折腰，但卻不見一字一文能比《史記》之氣概、之文采。

《史記》草創未成，司馬遷已成輿論核心，難道因宮刑于他點破沉寂嗎?還是聽聽考證再說吧。無數評論家點評《史記》時，都提到作者的一腔抑郁，司馬遷的抑郁究竟生于何處?又如何就能生發成一部陽春白雪千古絕唱的《史記》呢。多數人都知道宮刑讓司馬遷激憤萬丈，我看稍謬，能吐出日月大文章的胸懷，絕不是一次宮刑就能推動的。讀罷宮刑后月余司馬遷寫給他好友任安的一封信，一切疑惑皆會盡釋。

司馬遷以口語遭遇此禍，許多人為之惋惜，也成為觀笑之柄，但是，司馬遷假如不是事實中所表現的那樣，談何抑郁于胸呢。“夫仆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差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這段話表明，他與李陵之間談不上平常人所言的衣幫食助你來我往的朋友關系，他們文武兩道，素不往來，志向興趣也不同，沒在一起喝過酒，也沒有在一起談過笑，但長期以來他卻注意到，李陵這個人孝、信、廉、義，有國士之風，對下人也能做到恭儉，對國家更是常思奮不顧身，像這樣一個人，投降單于背叛漢朝，是不可能的。以他“遇”見，李陵“身雖陷敗，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恰逢皇帝問他，他便摒棄微賤之慮，直言心聲，進而希望“即以此指推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豈料，“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專橫之君，不待把話聽完，便以司馬遷膽大枉言搶詞奪理為李陵游說為據，“遂下于理”把司馬遷交給法庭處置。

禍已臨身，但見司馬遷為人很不一般，他不看親疏，而看人品，不為自己。而為李陵，滿朝皆在毀謗李陵。他卻敢于堅持自己，看得出來，他欣賞李陵的做人風格。雖在封建時代，雖位輕，司馬遷不附和。他敢在皇帝面前坦言剖白，足以見得其內心高昂的民主思想平等意識茂如青蔥。位雖賤，其心貴。

因為“欲加之罪”，卒從吏議，司馬遷上下遭誅，在附炎趨勢上。古今并無兩樣，人到了這一步，只有“獨與法更為伍，深幽囹圄之中”。司馬遷在信中對好友任安說：

“誰可告訴者!”他又提起鐘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的典故。說明自己，人非草木，心中洶涌，給誰去說!誰肯傾聽，除了抑郁，還有哪條路可走!

大河乃細流匯成，海洋是太河的集中，司馬遷之抑郁，不用深究，便窺得其深廣之點滴。

司馬遷前前后后想來想去，曾想到了死。

他說祖上傳下來的“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故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皇帝看不起的，一般人也瞧不起，像他這樣的人，他自己明白，死了，也不過這“九牛亡一毛”。而且受刑之后，他的處境“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鬩茸之中，乃欲仰首信眉”，如此活著，如“函糞土之中”。秋風寒雨，冬已迫近，更生凄涼，想起早逝的父母，又無兄弟，獨身孤立，人生況味似已嚼盡。且耳邊常是鄉黨戲笑，嘆自己年少時，沒有超人的地方，長大后，鄉親們也沒有人夸獎過他，悲莫痛于傷心，行莫丑于辱光，而詬莫大于宮刑。受過宮刑的人，想到父母的墳上去點張紙，都沒有臉去。一想到此，司馬遷便“是以腸一日而幾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位”，每每念起宮刑之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他明白，“刑不上大夫”，自己屬于那層人，不言自喻。而且刑也是有嚴格等級的，什么刑施于什么人，“最下腐刑極矣”，自比“與螻蟻何異?”何況幾十年來，無一日不是過著“茍合取容”的日子，既是身體完整，也沒有過人一樣的生活。一個懷有大志向、大尊嚴，而地位卻下賤的人，侍候在宮中，是什么滋味呢!

僅僅拿悲憤，是否能夠灌滿大文章排山倒海之胸懷?非也。

“仆賴先人緒業”二十多年了，“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財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司馬遷曾經也多么專心工作，以期在皇上面前取得歡言。事到如今，他恨自己，為什么不早早“自絕繩墨之外”。

長久的抑郁，死，似乎成了司馬遷無地自容的唯一去處。

可是，一提到死，他又想到，既便是死了。“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一死為鴻毛，一死為泰山，一個久久茍合取容者，形同一只螞蟻的人，死，又能死出什么分量來呢!“勇者不必死節，”他慨然回答自己。于是，司馬遷筆鋒一轉，羅列出西伯侯、孔子、屈原、左丘、孫子、呂不韋等等，他們“聲聞鄰國”身為王侯將相者，不是也曾罪及網加，被拘受刑嗎，“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他們卻改厄運為“退論書策，以舒其憤”的機會，以言立身。

浩蕩歷史，司馬遷發現不可勝論的富貴者們，皆身死名死，再也沒有人想起他們了，倒是那些大難不死，有所作為有所建樹的真正勇者，雖不貴、雖不富，卻能與日月同輝，與天地同在。宮刑怕什么，觀笑怕什么，下賤又有什么。

勃然心胸，豁然開朗，司馬遷再也找不到一條死的理由了。“所以隱忍茍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私心有所不盡”他“不盡”的“私心”，即還未寫成的“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因此，不要說要死，“適會此禍”，“就極刑而無慍色”一想到要“成一家之言”，臉上的怒色也一掃而去。生命之外的一切都像煙云隨風而散。

讀到此，寫大文章的懷顯若天日。

信寫到末尾，司馬遷自信地拿出勇者的口氣說：

篇8

【關鍵詞】司馬遷；班固；寫作目的；寫作風格

宋代史學家鄭樵，把班固《漢書》貶得一無是處，他說，班固“斷漢為書”，“失會通之旨”，“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于賈逵、劉韻復不以為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后世眾手修書，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后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遷之于固，如龍之于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對此我只想一笑而過，司馬遷、班固都是我國古代正史著名作家，他們著史各有所長。司馬遷主要貢獻在“通史”體例上，班固則體現在“斷代史”體例上。在創作方面，他們都十分艱辛，意志堅強。本文以《史記·儒林列傳》與《漢書·儒林傳》為例，試圖駁斥一味貶低班固的觀點，班固作《漢書·儒林傳》，其功亦不在小，其敘次謹嚴，較《史記·儒林列傳》詳備遠甚。

一

我們必須承認，《史記·儒林列傳》與《漢書·儒林傳》確有不少相似之處，以致與后者對前者有抄襲的嫌疑，如下面兩段：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并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史記·儒林列傳》

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氂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并爭于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于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漢書·儒林傳》

《史記》作為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后世具有十分巨大的影響，班固作為后起的一位史學家，對前人進行摹仿、學習，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班固也并不是完全照著司馬遷來論述經學的發展歷史，他也有很多與前人不同的地方，如下面兩段：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甾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史記·儒林列傳》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征為太中大夫。齊即墨成，至城陽相。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漢書·儒林傳》

通過比較，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出，《漢書》的論述比《史記》更為詳實。《史記·儒林列傳》敘經學源流自孔子而后，其世代則由周而秦，而陳涉、項籍，以至于漢；其傳人則由子路、子張、子羽、子夏、子貢而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厘、荀卿、孟子、孔甲、叔孫通等。漢武后，分五經，列八傳，立大傳者及附傳者不過數十人而已。《漢書·儒林傳》則雖襲《史記》，承續其后，然敘次之經士則五經大師八人，并傳者二十二人，附見者一百八十四人，共計二百一十四人之多。這是有名姓顯載者，名姓不傳者更是不計其數。

另外，《史記·儒林列傳》中未言及毛《詩》及《春秋左氏傳》，大概二者并未立于學官，于五經中未立博士之故，故為所闕。而《漢書·儒林傳》則將《左氏傳》、毛《詩》、古文《尚書》、《谷梁傳》與其他經傳平列而出，乃是對五經博士的陳規所做的突破。

二

欲論《史記·儒林列傳》與《漢書·儒林傳》的優劣，是很困難的事情，我也只能對二者作一簡要的客觀比照，姑且從以下兩方面進行簡要的分析比較。

一、寫作目的與意圖的比較研究

《史記·儒林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睢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候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

太史公創作《史記·儒林列傳》的用意在謹庠序之教，崇禮樂教化，用力處在梳理經學傳承的歷史，以備忘于后世。

《漢書·儒林傳》的小序大體沿襲《史記》，都在闡揚儒家禮樂王教的精神。《漢書·儒林傳》：

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于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興，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班固作《儒林傳》的根本用意也在于“明天道，正人倫”，崇禮樂興教化。但班固在《漢書·敘傳》里說：

獷獷亡秦，滅我圣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經，師徒彌散，著其終始，述《儒林傳》第五十八。

班固作《儒林傳》不僅具有與太史公同樣的闡揚儒家精神的目的，還有理清經學綱紀，順通六學師承，序其次第以存其本貌的努力。

二、寫作風格的比較研究

關于馬班二人創作風格之異，論者多矣。司馬遷開創在先，而班固亦非單純的模仿者。司馬遷力求文史合一，當兩者無法兼顧時，他寧愿以文害史，而班固則重史輕文。《史記》更多帶有個人情感色彩的抒情和議論，史遷本人也有戰國策士縱橫之余風，其文亦受先秦散文影響較大，史公為文又上承戰國縱橫家游說之風，行文縱騁不羈，恣肆橫溢，疏蕩雄奇，雖性情恣邁亦自中于律，朱熹在《朱子語類》中有言“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

時至西漢后期，為文緣飾經術，雍容迂緩，句式整齊，漸為排偶，已開東漢語多駢儷之先風。《漢書》語多整齊，實承前代趨勢而致，亦合東漢時風。另外，《漢書》用語整齊，敘事平實，章法謹嚴，也是班固正統思想觀念牢固、恪守儒家審美規范在史傳散文寫作中的反映。

司馬遷作《史記·儒林列傳》敘千百年事，雖馳縱躍然疏而不漏。以如掾之筆，發千鈞之力，亦中規矩。班固作《漢書·儒林傳》必分析五經派別，條理其師承，明晰其授受，雖傳數百人而無絲毫雜亂，次序井然，條理分明，讀者明眼即見。《漢書·儒林傳》的篇幅文字數倍于《史記·儒林列傳》，然班固以五經大師總提為根，然后詳為枝敘，一一相應，真可謂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2]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篇9

【關鍵詞】《史紀》；人物形象塑造；“互見法”

《史紀》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它給人們展現了一個英雄輩出的年代，它是一曲英雄的頌歌，更是一部英雄的傳奇，《史紀》之所以流傳千年而不衰，除卻其史學價值之外，其濃郁的文學色彩更是帶給讀者心靈的慰藉，《史記》的文學價值是多方面的，無論是刻畫人物的方法、敘事描寫的藝術、悲劇氣氛的渲染，抑或是抒彩、散文風格的體現，簡潔、精練的語言技巧等方面，都為歷代作家所推崇，沾溉后人，絕非一世。本文試從《史記》在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上談談粗淺的看法。

我認為，《史紀》人物形象塑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運用對比烘托手法，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動

所謂對比，一是雙方人物的對比；二是一個人物的前后對比。如“鴻門宴”一節寫了四組人物：主帥項羽與劉邦；謀士范增與張良；部將項莊與樊噲；內奸項伯與曹無傷等。作者善于通過人物與人物之間的對比、映襯來揭示他們各自不同的思想認識和感情。作者既通過驚險緊張的場面以表現人物性格，也通過平靜細小的情節來展示人物形象。因此，所有出場的人物都寫得栩栩如生，鮮明具體，個性突出。項羽的驕矜直率，劉邦的機智權變，范增的遠見偏激，張良的多謀恭謹，以及樊噲的粗獷剛勇等等，都視之可見，躍然紙上。至于一個人物的前后對比，在鴻門宴中也明顯可見。項羽開始聽說劉邦“欲王關中”便“大怒”，最后劉邦逃走了，卻一言不發；亞父范增開始勸說項羽攻打劉邦，“急擊勿失”，最后罵項羽“豎子不足與謀”等都是鮮明的對比。

二、運用虛實相生的語言對人物形象進行塑造

我認為，《史紀》對后世的貢獻不僅僅停留在史學價值方面，其豐富的、個性化的人物語言已大大超越了中國古代二十四史中的任意一部。用文學化的色彩去表現人物形象，這也是《史紀》區別于其它史書的亮點之一。《史記?項羽本紀》中有這樣一段話：“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于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這一段話深深地體現出英雄末路的悲情，也讓我們看到了外在剛毅而勇猛的項羽此時此刻之脆弱。而然項羽此段之自述是否真實，項羽兵敗至司馬遷時代相隔七十多年，而在《史紀》以前的其他作品中均未見此段出處，試想飲帳之內，項羽與虞姬抱頭痛哭，那么此段敘述由誰來記錄，又由誰來流傳呢？所以我認為此段語言描寫乃司馬遷在寫實的基礎上加入了適當的想象和虛構，而此短話在全篇真正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一語一處而全盤皆活。讓讀者看到的是一個充滿豪氣、霸氣又俠骨柔情的英雄形象，雖敗猶榮，三軍為之動容，讀者潸然淚下，《史紀》人物語言對其形象的塑造達到了一個歷史高度。再如《史紀》中類似的事例還有《刺客列傳》中燕太子丹為荊軻送行時，荊軻悲壯的語言極富文學色彩，天地為之嘆息，草木為之動情。“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讀過《史紀》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場生死離別，“易水橋上送君去，黃泉路上踏輝”，這是何等的悲壯，又是何等的蒼涼，身負國仇家恨的荊軻擔負著巨大的責任和使命西去，等待他的將是什么？特定的時間、地點、場合，再加上特定人物的特定語言，我們無不為之動容，而此短話或為流傳或為藝術加工，同樣缺乏史實加以印證，但達到了“一石三鳥”的藝術效果。所以說《史紀》中虛實相生的語言對人物的塑造已跨越了時代，足以流芳百世，《史紀》中類似的語句很多，我不再一一列舉。

三、采用“互見法”對人物形象進行塑造

“互見法”即將一個人的事跡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傳為主；或將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個地方的敘述為主。因為《史紀》是以人物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許多人的傳記中涉及同一件事，為了避免重復而又能把事件敘述清楚，司馬遷就在不同的傳記中從不同的角度敘述同一件事。這樣就既突出了每個人在這件事中的作用，又不致給人以重復之感。如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一代雄主形象，而在《史紀?孝武本紀》中，司馬遷只單單敘述了“武帝求仙”這一件事，如通過這一件事去全面評價漢武帝是有失公允的，我們要全面、細致、深入了解漢武帝，只能在《史紀?李將軍列傳》《史紀?匈奴列傳》《衛將軍驃騎列傳》《司馬相如列傳》《汲鄭列傳》《儒林列傳》《貨殖列傳》《平津侯主父列傳》中去尋找。如在《衛將軍驃騎列傳》中我們會發現漢武帝不拘一格的用人標準，衛青又一個奴隸擢升為大將軍，霍去病17歲帶兵打仗，這樣的用人魄力也許只有武帝才有。在《司馬相如列傳》中，我們看到的武帝不再是一個窮兵黷武的形象，原來武帝也重文治，也推崇文章，那么《沁園春?雪》中的“秦皇漢武，略輸文采”的語句也就不足為信了。《汲鄭列傳》中的汲黯更頗似唐代的魏征，而漢武帝虛懷若谷的氣魄不也跟唐太宗很相似嗎？

再如漢高祖劉邦，作為一代英主，他聰明機智，善聽臣言，善于用將，有一統天下的輝煌業績；但作為一個人，劉邦也有不少的缺點，他的流氓無賴，他的將兵無能，他的自私殘忍就在《項羽本紀》《淮陰侯列傳》《張丞相列傳》中附帶幾筆。再如在《田單列傳》中的田單，在燕國滅齊如同摧枯拉朽的特殊情況下，被推上了保衛墨城的位置，他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勇敢地同燕人展開了較量，一步步收復齊國的失地。但聊城之戰卻打得異常糟糕，損兵折將、久攻不下。如果把聊城之戰也寫入《田單列傳》中就會給人“智者不智，勇者不勇”的印象，損傷田單的形象。而聊城之戰又不能不寫，故而司馬遷九把聊城之戰寫入魯仲連的傳記中。

司馬遷通過“互見法”，既留給我們真實的歷史，又讓我們看到了生動，鮮明而又完整的人物形象。

總而言之，《史記》作為我國第一部規模宏大的傳記文學名著，運用多種多樣的表現手法，塑造了一系列豐富飽滿、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為后代作家創作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東西。司馬遷繼承了他父親司馬談對待古代文化的態度，博采眾家，去其之短，取其之長，在前人的基礎上發展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以其高超的創作技巧而名垂青史。

【參考文獻】

[1]白壽彝.世紀新論[M].求實出版社，1981.

[2]司馬遷.田單列傳[A].韓兆琦，譯注.史記[M].中華書局，2008.

[3]司馬遷.刺客列傳[A].韓兆琦，譯注.史記[M].中華書局，2008.

[4]司馬遷.太史公自序[A].韓兆琦，譯注.史記[M].中華書局，2008.

篇10

關鍵詞：司馬遷;宮刑;生死觀

司馬遷曾在《報任安書》中如此評價宮刑后的自己：“若仆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①”宮刑后極度痛苦煎熬，內心抑郁憂愁顯然易見。身體受到蹂躪，內心自我價值定位降低，“誰為為之，誰令聽之？②”的內心獨白令人心酸。很明顯，接受宮刑對司馬遷是一件奇恥大辱的事情，而本人也為此忍受了極大的苦痛。

傳說早在夏代就有了宮刑之名，當時的宮刑是對“行”的處罰，后來人們將宮刑與不恥的荒聯系在一起，受到極度鄙視。即使后代的宦官與荒的行為無關，但同樣受到蔑視。在司馬遷的眼中宮刑是最為恥辱的刑罰“故禍莫慘于欲利，悲莫痛于傷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詬莫大于宮刑。③”宮刑在司馬遷的身體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傷痛，在他的心上更是一種不孝不敬于父母祖先的行為。《孝經》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是講“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④”接受宮刑后，司馬遷喪失自我定位，失去了所謂的陽尊，心如死灰抑郁憂愁，處處小心謹慎“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幽于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⑤”宮刑，具有如此巨大的摧毀力。那么，曾義氣方剛的司馬遷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選擇？他是貪生怕死？還是另有原因？

（一）司馬談臨終前的諄諄囑托是司馬遷選擇受辱而活的重要原因

司馬談這生最大的理想和愿望就是重振史官世家，著書立說，以此流傳百世。然而，臨死前他遺憾自己未能完成這樣一個雄偉的愿望，未能著成一本像《春秋》一樣的鴻作，并將這個嚴峻的任務留給了自己最為看重的兒子司馬遷。

司馬談在臨死前這樣叮囑自己的兒子：“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招矣。……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父親真切動情的囑托使著書立說成為司馬遷這一生最重要的使命。

司馬遷在面對著選擇死亡還是忍辱而活的時候，他的內心深處不會不想起父親臨終前的遺愿，不可能忘記父親曾為著書立說付出的辛勞？如果此時此刻選擇死亡，則所有的努力都付水東流，面對黃泉下的父親他哪還會有臉面？如果選擇忍辱而活，在悲痛屈辱中，在延長自己的生命中，將這部著作完成，至少可實現父親的遺愿。在司馬遷的心中，父親的愿望在某種程度上已遠遠超越了生命和屈辱。忍辱而活是推延死亡的唯一辦法，讓尚存的生命去抒發靈魂的聲音，借助著這架殘破不堪的軀體將所有的憤怒哀怨書于紙上，是在完成父親的愿望，也是在某種程度上來彌補對祖先的不孝。

（二）漢武帝時代掀起一股建功立業的潮流，司馬遷深受潮流的影響

漢武帝時期是一個盛世的年代，整個時代都充斥著積極上向的進取精神，廣闊的生活場景，繁華富裕的經濟使得人們擁有比別時更多的建功立業的機會。在這樣一個空前強盛的時代中，誰能不想建功立業，光宗耀祖呢？司馬遷也是這個時代的一員，他也深受著這個時代氛圍的鼓舞，渴望有所作為。他將自己的精力更多的放在了著書立說的上面，然而不幸發生了。命運要他進行抉擇，但他不想就這樣輕易地被現實所打敗，建功立業的那種暗流依然在他的心底不停的涌動，所以他決定忍辱存活，是為了將一部宏偉巨作流傳于后世。

（三）司馬遷深受孔子的影響，他們在精神上的契合，都有立名的觀點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儻非常之人稱焉。⑥”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說的就是君子最大的遺憾就是死亡后名聲不被流傳。在此，可以看出孔子對立名極大的重視。司馬遷受到孔子很大的影響，他也有著立名的觀念。因此，他寫出了自己的豪言壯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⑦”

在司馬遷的眼中，要想立名的最佳途徑就是著書立說，讓自己的著作從此流芳百世，讓后世的人們了解自己的遭遇和痛苦，這是唯一讓自己不朽的方法，也是自己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司馬遷忍辱而活的選擇也是基于這種觀念之上。

（四）發憤著書以求精神上的慰藉，甚至是對自己當局的復仇

宮刑之后的司馬遷備受身心兩方面的折磨，發憤著書成為他自己每日抒發的途徑和手段，并成為他精神上的慰藉，在對《史記》中人物的命運的評價中，他加入了自己深切的體會和感受，并在此把自己的哀怨抒發出來。

司馬遷之所以選擇忍辱而活的原因就在于他想要為自己伸冤，為自己所經受的苦痛變方式的討個說法。如果選擇死亡，一切苦痛哀怨冤屈都會化作烏有，什么痕跡都不會留下。他的故事也會隨著時代的變遷很快被人們所遺忘所不了解。到時，后世的人們就不會知道曾經有這么一個人的存在。他和他的故事在時間的洪流中消失得無影無蹤。如果他選擇活下來，那么他就可以通過這樣一部書達到聲名遠揚的目的，甚至，可以讓后世的人們知道他悲慘的遭遇，并責罰昏庸的當局，從而他的忍辱達到了復仇的目的，也為自己的遭遇達到了伸冤還清真白的目的。

（五）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的生死觀

司馬遷曾說過一句被我們歷代人所常常吟誦的句子“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⑧”

司馬遷在經過深思之后，發覺如果自己選擇死亡則毫無意義。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假令仆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⑨”他覺得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來至于自然，當然也會回歸于自然，死亡是任何一個人都不能逃避的問題，但是有的人的死亡卻是有意義的，例如那些舍生取義的人，有的人的死則是毫無價值，沒有留下任何有價值的東西給后世。司馬遷在度量之后，認為自記如果就這樣死去，那么就是輕如鴻毛的死亡，毫無任何的價值。他渴望的是重于泰山的死，他想留下點什么東西給后世，所以他忍辱而活了下來。他所重視的，不是壽命的長短，而是能否借著推遲死亡，使生命繼續存在，從而可能實現生命中的某種目的，如報恩、復仇。他的內心是毫不懼怕死亡的，隨時做好了死去的準備。他只是將尚存活的軀體作為一件工具，為自己完成《史記》提供現實的可能。

司馬遷選擇了屈辱而活，在今天看來是一個很對的選擇，他并不是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更不是想要茍延殘喘的過活。他活下來的唯一目的就是完成一部經典的著作《史記》。正如他自己所言：“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⑩”這實現的不僅僅是他父親的愿望，更是他自己的理想，也是對自己命運的一種很好的抗爭。他的選擇讓今天的人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飽腹經綸的司馬遷。人們同情他的遭遇，并在他的書寫中看一個頑強抗爭的魂魄，體會到了他滴滴的血淚。一部《史記》，讓司馬遷實現了復仇的目的，使很多很多的人認識和了解了司馬遷。他和他的故事從此名垂千古。（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李長之，三聯書店1984版

[2]《司馬遷的生命意識與<史記>悲劇精神》劉興林，武漢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

[3]《史魂司馬遷傳》陳桐生，東方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

[4]《論司馬遷的生死觀》趙林娜，沈陽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