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寫史記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司馬遷寫史記，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1、全文共4個自然段，可分為四段第一段：寫司馬遷受父親影響，努力學習歷史；

2、第二段：寫司馬遷牢記父親臨終前的囑托，每天認真整理史料；

3、第三段：寫橫禍降臨，司馬遷忍辱寫史；

4、第四段：寫司馬遷用畢生的心血寫成了輝煌巨著《史記》也可以第一自然段為第一大段，段意：介紹司馬遷第二、三自然段為第二大段，段意：司馬遷進牢房，受到折磨，幾次想撞墻，但又想到了父親的囑托，又發憤寫《史記》第四自然段為第三大段，段意：司馬遷不屈不撓，堅持不懈，用生命完成了《史記》。

（來源：文章屋網 ）

篇2

在和煦的陽光下，細細品味著書中司馬遷完成《史記》的艱辛，我心里的感觸如江水般連綿不斷，思緒不停地纏繞在我心頭……

讀完了這篇課文，“堅持不懈，發憤圖強”這八個字便在我的腦海中涌現出來。司馬遷為了自己兒時的志愿，為了完成父親臨終前的囑托，即使受了酷刑，他也毫不放棄，堅持寫完了這部前無古人的《史記》，他的舉動是多么令人震驚啊！

想到這里，無數偉大的壯烈形象又浮現在我眼前：屈原為了國家的利益，盡管遭到了放逐，但還是頑強地寫完了《離騷》這部巨著；左丘雖然瞎了眼，失去了光明，但仍越過重重障礙，寫出了《左傳》；越王勾踐每日臥薪嘗膽，忍辱負重，終于東山再起，復興了自己的國家……他們都憑著自己的毅力，自己的信念，干出了一番大事業！

篇3

"這句話的注釋是"想要研究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的關系，究，推究，研究。天，自然界。人，人類。"我以為這個

注釋是錯誤的，對"天"的注釋應當"古代君王"，這樣才符合司馬遷寫《史記》的目的。

關鍵詞:課文注釋矛盾疑問探討商榷

我教授高中語文多年，每講到第五冊書中"司馬

遷"單元的《報任安書》一課時，面對著課文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這句話的注釋，心里總是疑云一團，蹊

蹺再三。

當然如果按照現代人對宇宙萬物的認識，孤立地單

就這一句話解釋，那么天是自然界，人是人類，確實能

自圓其說，無可非議。但是如果把這句話放回到司馬遷

《報任安書》一文中，立足整體，瞻前顧后，思考教科

書這一句的解釋就覺得這條注釋有些不盡如人意了。在

《報任安書》里和這句話是一個整體的大句子是"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作者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對自己《史記》一書的寫作目

的的全面闡述。《史記》是作者司馬遷歷盡艱辛，耗盡

心血撰寫的，記載上起傳說中的皇帝，下迄漢武帝太初

四年，共約三千年歷史的一步通史；是以記述人事為主

要內容的記傳體史書。"亦欲以究天人之際"是他闡述

自己寫作《史記》之目的的第一句話。而按照教科書中

的解釋，司馬遷寫作《史記》的目的首先是要通過《史

記》一書的寫作，研究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的關系。我

覺得這樣認為不大合適。依照漢朝當時的自然地理現

象、司馬遷的閱歷和他對周圍事物的認識，他都不可能

在當時把研究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的關系看成迫在眉睫

之事，更不可能把它當作自己一生奮斗寫作《史記》的

首要目的。《史記》一書作為史書也不可能超越自身的

功能及涵蓋面，憑一部社會科學的著作就能異想天開地

完成研究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關系的這一原本是自然科

學屬性的課題。

我認為首先漢代，人和自然的矛盾還沒有形成，或

者說還沒顯露出來，那時的自然環境不像現在這樣，植

被遭到嚴重破壞，土地沙化范圍日益擴大，沙塵暴頻頻

暴發、侵襲人類。那時還沒有因為人為的諸多因素導致

出人類和自然界關系的不協調，也沒有像現在那些由現

代工業引發的不可抵御的自然災害威脅人類的生存，據

史書《漢書?匈奴傳》記載，那時我國的大西北，如大

青山一帶還是一個"草木茂盛，多禽獸"的地方。呼和

浩特蒙古語的意思是青色的城；包頭的意思是有鹿的地

方。有些都清楚地告訴我們，直到蒙古人統治這些地方

的時候，我國西部邊遠的地方，人和自然關系和諧，各

自相安，沒有暴露出相互對立的矛盾，自然也就不可能

引起人們的關注，更不可能讓司馬遷超前客觀真實，把

這個尚未形成的自然問題作為自己協作《史記》的第一

目的。

其次，我認為研究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的關系這

一課題應該是自然科學家的事。盡管漢代自然科學和社

會科學的分野還遠不像現代這樣清晰，但司馬遷畢竟不

是張衡，世人一致認為他是個史學家、文學家，最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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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學

CONSTRUCTION

能說是個社會科學家，從他撰寫的《史記》一書的具體

內容，也能看出來他在書中對自然現象沒有什么描述。

縱觀司馬遷一生的行跡和《史記》的內容結構，"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始終，稽其成敗興壞

之紀，上起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

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報任安

書》）可以看出司馬遷的《史記》是一本主要以人物傳

記為載體，以人事為中心內容，來研究人際（君臣）關

系，歷史興替規律為宗旨的書。兩肩擔道義，鐵筆著春

秋的司馬遷在《史記》中是虔心著力地還歷史以本來面

目，至于自然現象如何、自然現象和人類社會關系怎

樣，書中卻從不見其涉筆。我想世稱"史圣"的司馬遷

該不會在寫作《史記》的過程中駕權不了筆墨，偏離自

己的寫作目的吧，更不要說當時中國通往西亞、歐洲的

絲綢之路遠未打通，中國人當時只知道"天圓地方"，

根本就無從知道"人類"――地球上其他洲還有人。

對于司馬遷闡述自己寫《史記》的目的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這句話中的"天"、"人"到底應作何

解釋，我也查過幾本字書。《辭海》（上海辭書出版

社）《漢語大字典》（主編宛志文，四川辭書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沒有把"天"解釋為自然界把

"人"解釋為人類的。與之近似的意思是："天"，指

自然。泛指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漢語

大字典》）"人"，由類人猿進化而成的能制造和使用

工具進行勞動，并能運用語言進行思維的動物。（《辭

海》）但這兩個字都分別還有其他的義項。《漢語大字

典》中的"天"字條對"天"解釋義項第14則為"古代

指君王；也指人倫中的尊者。"我認為司馬遷在這句話

中把"天"和"人"并列對舉，"天"之義應該為"古

代君王，人倫中的尊者"，而"人"應為《辭海》中

"人"字條之第②條義項；"泛指民眾"。即《書》中

"神人以和"或"敬授人時"中"人"的意思，也就是

"民"、"百姓"。我們如果這樣解釋，那么就能把司

馬遷寫作《史記》的目的和《史記》一書所寫的內容統

一起來了，化解了教科書中因解釋之誤造成的《史記》

寫作目的的內容不統一的矛盾。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參照司馬遷一生的行徑和遭

遇來看司馬遷有沒有研究國君和人臣之間關系的心結。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及自己的遭遇和寫作《史

記》的心愿時說李陵征匈奴兵敗被擒，"主上為之食不

甘味"，自己"誠欲效其款款只愚，""推言陵功，欲

于廣主上之意"，結果"明主不深曉，以為仆沮貳師，

而為李陵游說"，遂遭冤獄，被迫處以宮刑，"重為鄉

黨戮笑，污辱先人"。而唯有自己寫成《史記》，才能

"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這或許能夠有

力的說明司馬遷寫《史記》前后耿耿于懷的心結和他自

己所述寫《史記》目的中的第一句話的意思。他要以史

為鑒，研究國君與百姓、皇上與臣子之間的關系。惟有

這樣理解，才符合《史記》是一部社會科學類巨著的本

質屬性，才不至于由于人為的解釋不到位而把原本前后

一致，是一個整體的司馬遷寫《史記》的目的和《史

記》一書的具體內容弄得支離不堪，前后矛盾。

綜上所述，從司馬遷所處時代的自然環境，從他

一生的遭遇、心結以及他所寫《史記》的實際內容來

看，我認為把《報任安書》中"亦欲以究天人之際"的

"天"解釋成"君王"或"人倫中的尊者"妥當，于情

于理于事實都無相悖。如果"天"是"君王"之意，那

么句中和"天"對舉的"人"字自然是"人臣"之意，

全句的意思即；"也想通過《史記》寫作，研究君王和

人臣的關系，通曉歷史從古到今發展演變的規律，成就

篇4

【關鍵詞】司馬遷；成一家之言；原因

司馬遷著作《史記》最初的動機，莫過于接替并守護其父親司馬談太史公的職責和榮譽。其父親司馬談一直以一位正統的史官自居。在臨終之時，就囑咐司馬遷：“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有此可見，司馬遷在一個世世代代以作為一名史官而自豪的家族中成長，他的骨子里也無時無刻也有著一顆振興太史之家的理想。

史官，最早追溯是夏朝就已經開始出現。其地位特殊性是當今常人無法想象的。在上古神話時期，文字的發明與創造是與神話祭祀相關的。現今出土的金石和甲骨上的文字也多是宗教儀式活動的產物，所以最早能運用文字的人是巫師祭司。由于日后生產方式的進步，從事祭祀的巫師也開始用文字記載日常生活的事件，所以最早的史學的雛形也就從那時候開始了。隨著商周之際對宗教崇拜的下降，人們更開始重視人事的考究，于是主要記載人言人事的史官也就從巫師祭司的行當中脫離出來，成為了單獨的職位。因此，史官在古代，至少是先秦時代以前，都是令人尊敬和羨慕的職業，文人對他們也是甚為推崇。西漢漢文帝時，淮南王劉安，在其《淮南子》末篇《要略》中，論述宗周初年以至戰國時期的學術，說：“文王四世累善，情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分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爾后另列出孔子、墨子、管子、晏子等七家共八家進行點評。盡管里面的點評有些偏頗，但是將太史引為一家，也足以說明史家在先秦學術的地位也是舉足輕重的。

司馬遷生活在西漢武帝時，當時對于國力已然漸漸強盛的統治者來說，物質文明的建設已經算是頂峰了，而在遭受過戰國混戰及秦始皇焚書坑儒過后的文化建設上已經跟不上時代的發展了。但是統治者又不想全力復興春秋戰國百家時期的學術自由的環境，畢竟這樣對其的統治力是有所沖擊的。于是，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即符合國情的需要，也滿足了統治者對權力的掌控。就這樣，原本已經受到戰亂沖擊的史家，在武帝朝又面臨了該抉擇的十字路口了。不過，也正因為董仲舒的思想受到了統治階級的采納，側面也成就了司馬談、司馬遷父子作《史記》的成就。

司馬遷自小就拜在董仲舒等儒家大師門下，其自身以當時看來可以算是一名儒生了。而對于司馬遷影響最為深遠的，莫過于儒家經典《春秋》了。司馬談在就對司馬遷說過：“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馀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馬遷也評述過：“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對于《春秋》的推崇由此可見，非同凡響。

對于振興太史之家的司馬遷，如今恰好也迎來一個非常巧合的契機。《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說過：“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也就是說周公五百年后孔子作《春秋》，現今恰好是孔子去世五百年，是該有繼承孔子作《春秋》之意的人了。而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將儒家、墨家、法家等進行了一次完整的歸納總結，最后發現它們有著許多的共通點，而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出，無非是給予了司馬遷一個“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的動力和借口。

作為一名史官，司馬遷的任務不僅僅只是記言記事，更多的是要立言于世和勸歸教化世人。正如孔子作《春秋》是為宣揚禮義一般，勸人從善。但是，如果僅僅是按《春秋》模式去寫史，那莫不過于如寫《春秋》續作一般，是毫無新意的。更何況，作為儒家經典的《春秋》，內容和主旨都是在圍繞著儒家思想來表述的，這對于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司馬遷來說，就有很大的阻礙了。所以，司馬遷在接替其父親為太史公時，必然就已經準備好作一部曠世奇書，并且為了它哪怕付出所有一切也在所不惜。事實上，司馬遷做到了。

為何要成一家之言？這就是司馬遷作《史記》的目的探究所在。如果是年輕時的司馬遷，那他的答案就是振興史家，將其家學弘揚光大。這的確是司馬遷一生追求所在，因為這是他的父親，他的祖輩們給予他的寄托。可是，追溯“成一家之言”出處時，我們卻發現了歷史給我們太多的謎團了。《太史公自序》許多學者認為就是《史記》最后的結語，應該是司馬遷晚年所作。而《報任安書》，大膽的學者們更是推斷其實就是司馬遷的一封絕筆信。《報任安書》中就明確指出《史記》已經成文，而歷史上也就司馬遷《報任安書》后而消聲覓跡，當然對于司馬遷之死，學界一直有爭議，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報任安書》算是司馬遷最后的筆跡了。是什么原因，使得司馬遷在著完了一生瀝血之作后，甘愿消失于廟堂之上呢？這應該是司馬遷在為李陵辯護后，遭受宮刑后，自感深受奇恥大辱后的自我放逐吧。但是，值得敬佩的是，司馬遷是在忍受著心靈和身體上的雙從打擊之下，忍疼七年，繼續創作，完成《史記》。許多學者就探究司馬遷在受刑前后的文風變化很大，前期還是延續司馬談的研究經文總結的風格，后期卻有著一種憤而不亢的情感色彩，使得《史記》更為的生動有力。或許，正是這種人生的不幸，才使得司馬遷更為清醒的認識到了他著作《史記》不僅僅只是“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他更要做到的是“成一家之言”。

但是閹人的身份，沖擊了司馬家族世代的榮光。他的語言，他的行為在當時社會已經算是一種弱勢群體的表象了。而他天生的傲骨，他從小的理想貌似已經體無完膚，怎么才能重拾昔日的光芒？唯有著書立志，創作舉世無雙的著作才有可能。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都只是寫作手段，唯有“成一家之言”才是司馬遷著作《史記》的直接目的，才是能將《史記》推向的捷徑。

篇5

據第10冊《司馬遷發憤寫史記》一文，我們能叢冢了解到《史記》是司馬遷在監獄里寫的．那么，司馬遷為什么會入獄呢？原因就是因為李陵事件．

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心投入轉寫史記時，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那年夏天，漢武帝派寵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率領士兵討伐匈奴．在對匈奴的作戰中，漢武帝用親戚，擅長于樂器的李廣利來擔任總指揮．李陵不甘心讓這個不學無術的庸才當總指揮，就請求帶5000士兵作戰．他正苦惱能不能行時，漢武帝居然答應了，太不可思議了！原來漢武帝是這樣想的：看你如何殘敗！

李陵如愿以償了，他經過八個晝夜昏天黑地的戰斗，殺死了10000多匈奴，但是，李廣利和他因為漢武帝的原因，本來就有些不和．這一次李陵得不到他的后援，不幸被俘虜了．

李陵打了敗仗的消息傳到長安后，漢武帝本希望他能在這次戰爭中死亡，但聽說他投降于匈奴，十分憤怒．滿朝的文武官員察言觀色，順著漢武帝的看法，前幾天還稱贊著李陵的英勇，今天，卻因為怕小命不保而紛紛順著漢武帝的意指責李陵．漢武帝發現司馬遷沉默不語，便詢問他對這事件的看法．司馬遷一邊安慰漢武帝，一邊盡全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很孝順他的母親，對朋友也很講信義，對別人也很謙虛禮讓，對士兵也很有恩信，國家的大事常常奮不顧身地去努力把它做到最好．他說：＂李陵只率領5000步兵，就能殺死10000多兵，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還奮勇殺敵．他投靠了匈奴，一定是想日后尋找適當的機會報答漢族．＂

他的直言激怒了漢武帝，他認為司馬遷是在貶低他夫人的哥哥李廣利，所以他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不久，又有傳聞說李陵帶匈奴兵來打漢族，昏庸的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替李陵辯護而被判死刑．司馬遷因為想到還沒有完成史記，才忍辱負重地活下來．

在這種情況下，司馬遷留下了流傳至今的著名的一句話＂人固有一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輕于鴻毛！＂

就這樣,司馬遷發憤寫作，用了整整13年的時間，完成了輝煌的

篇6

關鍵詞： 《史記》 《漢書》 項羽 本紀 合理性

一、聚焦：“本紀”與“列傳”的較量

西楚霸王項羽，乃秦漢之間的政權掌握者。然由于非王室正統，羽立楚懷王為義帝，自封為西楚霸王，誠乃效仿東周諸侯也。太史公司馬遷將其列為與始皇、高祖并列之“皇親貴族”，為其立紀。東漢史官班固則認為項羽非正統王室，乃一介“僭盜”，不宜立紀，宜為列傳。關于這一爭論，后世學者多表達了自己的立場，下面就先來看看歷代學者是怎么看待這一問題的。

（一）代表性學者對《項羽本紀》的爭論

（二）聚焦學者爭論的焦點

縱觀劉知幾、宴世謝、吳非三者的觀點，三人都把反對為項羽立紀的焦點放在了項羽不是出身正統皇族，而是一介“僭盜”上。如劉知幾就認為《項羽本紀》不合本紀體裁，除項羽為“僭盜”之外，還因為此紀在寫作手法上不像本紀而更像列傳。最根本的是劉知幾搬出了“閏位”的觀點，顯然是一種正統史觀的表現。同樣地，宴世謝也認為項羽充其量僅僅是個諸侯之王，沒有資格可以與始皇、高祖平起平坐。而吳非則更是用反詰的方式表達了對司馬遷不立義帝而立項羽的不解。

陳漢章、劉咸、錢大昕則否定了前三者的觀點。在他們看來，是否可以立紀的關鍵并不在于是否是“皇親貴族”，而在于是否在當時掌握了政治力量的中心，而作者為項羽立紀的意旨前三者也沒有真正把握。此外，錢大昕還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班固作《漢書》抑項羽的原因：“孟堅漢臣，故有意抑項。”

二、解析：“本紀”和“列傳”孰是孰非

以上都是旁人對兩部著作的看法，然而司馬遷為何將項羽列入本紀，班固為何又將項羽列入傳記呢？我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分析。

（一）體例：本紀的立意是什么？

最早明確論《史記》本紀的是南北朝時期劉勰的《文龍雕心》，他在《文龍雕心》中說：“子長繼志，甄序帝績……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候伯，八書以輔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⑦可見劉勰認為本紀就是用來紀皇帝的。而最早關于本紀的概括來源于裴松之在《三國志》中：“天子稱本紀，諸侯曰世家。”⑧雖然他沒有明確說他所指的就是《史記》中的本紀，但他這句話卻被后來張守節引用來論證《史記》的本紀，而張守節的這一誤用便造就了很多后人對本紀的理解。從后來劉知幾等人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對本紀的看法都來自此兩人的說法。由于劉勰是南北朝之人，張守節是唐代開元盛世之人，而劉知幾是唐代中后期之人，因此劉的史學思想難免會受到前兩者的影響。

那么，本紀的真正立意是什么呢？是不是就用來紀天子的呢？我認為還要回到司馬遷的《史記》中去找尋這一問題的答案。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提要中說道：“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尋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⑨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司馬遷史記中的本紀更多是在記錄“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而未提及到諸如“天子稱本紀”之類的字眼。而且在司馬遷看來，本紀僅僅是一條主線，是全書的框架。按照司馬遷的邏輯，本紀是用來記錄政治權力的盛衰興亡的，那么從秦王子嬰身亡到漢高祖稱帝，期間沒有統治者長達四年，而這個時期的政治權力中心在誰手上？就在“封王侯，號霸王”的項羽手中。如此一來，為什么不可以為項羽立紀呢？如朱東潤提出：“項羽自為西楚霸王，霸者伯之借字，伯長也，猶言諸侯之長也。羽既為諸侯長矣，故《本紀?贊》曰：‘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則史遷又安得而不為立本紀哉？”⑩這段話也表明了朱潤東先生對司馬遷為項羽立紀的肯定。

為何班固的《漢書》將項羽列為傳記呢？這跟《漢書》全書的體例有關，《漢書》屬于斷代史紀傳體，它的特點在于將每一個朝代的事寫在一塊，正統史觀非常濃厚。在他看來，紀就是用來以正朔來表示朝代延續中的正統觀念。也正因如此，夾在秦漢中間而又沒有形成一個朝代的“西楚政權”就被班固忽略不計，而項羽自然而然地也被降格到“列傳”當中。因此，項羽在《漢書》中被降格為“傳記人物”，與《漢書》的體例有關。而大多數人誤解《史記》的癥結，就在于以《漢書》的正統義例范圍《史記》。魏元曠在《史記達旨》中指出：“《史記》之例，非以本紀當天子，世家當諸侯。以本紀當天子，無論項羽不當立本紀，其舍惠帝而立呂后，尤不可也……蓋本紀者，本之以紀事也。秦漢之際，天下之勢莫強于項羽，則本項羽以紀；呂后之世，天下之事屬之呂后，則本呂后以紀……《漢書》本紀例屬天子，名義一定，遂不可干，以視《史記》，蓋有同而不同者也。”{11}因此以《漢書》的體例來否定《史記?項羽本紀》的設置，是有失偏頗的。

總之，從體例的角度來看，司馬遷將項羽列為本紀更多地是根據他立傳記的意圖，即根據社會政治力量中心的轉移來布局。《漢書》則因其斷代史的特性不立《項羽本紀》，而立《項籍列傳》。體例上兩者就存在較大的差異，而后人以此來反諷司馬遷對史記布局的安排，是有失偏頗的。

（二）史學思想：通變史觀與正統史觀的較量

司馬遷《史記》的史學思想是：“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也就意味著司馬遷寫史書重點不放在王朝的更迭，而是放在探求社會歷史的總體盛衰變化。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即便項羽不是“皇親貴族”，但作為當時政治力量的中心，還是不妨礙司馬遷將項羽列入本紀之中。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12}因此盡管最終項羽自刎于江邊，但鑒于項羽之前在秦統治上作出的巨大貢獻，司馬遷還是將其列為本紀。

班固以“綜其行事，旁觀五經，上下洽通”{13}為著書要旨，其目的是“光揚大漢，軼聲前代”，即維護封建統治的利益，提高漢的歷史地位。項羽作為漢朝開創者劉邦的勁敵，曾與劉邦爭奪天下，可想而知漢朝歷代君主對項羽的態度多是貶大于褒，而作為東漢王室的史官，班固自然對項羽也是采取一種“抑”的態度。錢大昕就曾指出：“孟堅漢臣，故有意抑項，然較之史公之直筆，則相去遠矣。”{14}由此可見班固“抑項”之心。另外，班固著《漢書》的動力和源頭在于其父親班彪，而班彪從小就給班固灌輸正統思想，結果這種思想在班固的著作中表現得一覽無遺。例如班固反對將項羽列為本紀的一大理由是認為項羽不是“正統王室”，既不承秦未，又不啟漢始。因此在《漢書》當中，班固將其列為“列傳”而非“本紀”。

后世之人之所以質疑司馬遷作的《項羽本紀》，就是因為他們受到了“正統史觀”的影響。那么司馬遷的“通變史觀”與班固的“正統史觀”是否是完全矛盾的呢？其實不然，在有關《史記》記述的范圍內，它與正常天子在位、朝廷更迭并不是完全彼此排斥或者互相矛盾的，而是涉及社會歷史變化的實際情況基礎上，更能體現失誤分離與統一的性質。因此，當歷史上的朝廷帝王力量強大，足以控制和影響全國局面，承擔起政治中心作用的時候，這個時勢的主宰者就是帝王、天子；相反則依據歷史變化發展趨勢，誰在政治風云中起主導作用，司馬遷就將誰列入本紀。這表明司馬遷所做的本紀，既記載主宰時勢的中心人物，又將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主宰時勢的力量的形成過程展現出來，以顯示出歷史的真實變化，而不僅僅顧及帝王、天子的虛名。它并未束縛正統的觀念，可以更確切地體現出綱紀天下時勢的作用和真實說明歷史發展的過程。應該說，司馬遷的“通變史觀”是對“正統史觀”的一種很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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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史學思想的角度來講，司馬遷的通變史觀既包含正統史觀，又符合社會歷史發展的真實過程，而《項羽本紀》作為司馬遷通變史觀的典型代表，其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

（三）天命觀：天人之分與天人感應的對峙

兩漢經學的核心為“天人感應”說，特別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這種學說更是風靡一時、定于一尊。經學家認為天人同類，互相感應，人順天，天就降祥瑞以福佑；人逆天，天就降災異以懲罰。人世的一切，皆由上天的意志來安排。

司馬遷雖也一定程度上受其影響，但其主要傾向還是天人相分，天屬自然觀象，與人事沒有必然聯系。如《項羽本紀》駁斥項羽所謂“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為“尚不覺痞而不自責”、“豈不謬哉”。這又反映出司馬遷在評論人物時并非一味持“天命決定論”。

班固卻恪守天命，迷信譴告，全盤接受了“天人感應”學說。在“傳”這一體裁中，班固特地為推陰陽言災異的人立傳，記載并贊賞其學說和奏疏；在“志”中，也詳記“五行”。

正因如此，“《史記》探索歷史發展不從天命而從人事，總是從人事人謀，從歷史人物護具體活動中，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角度，分析歷史興衰成敗的原因，總結出有益的歷史教訓，這種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正是《史記》一書比較能保證歷史科學的科學性的原因;而《漢書》則往往陷入唯心、保守的泥潭，大大防礙了它對歷史發眼進程的洞察和揭示”。{15}受“天人之分”的天命觀影響，在項羽這一歷史人物的評判上，司馬遷從項羽對社會作出的貢獻，即從他秦朝暴力統治，為漢王朝的建立奠定基礎這一角度出發，認為項羽的功績可與漢高祖齊名。班固則受“天人感應”說的影響，認為項羽不是天授的君主，而是借著秦王朝衰敗而上位的“僭盜”，因此不應該列為本紀，而立為列傳。從當今史學發展的角度來看，無疑“天人之分”說更符合史學發展科學性的要求，因此從天命觀來看，項羽還是宜列為本紀的。

（四）史料：民間史料與官方史料的碰撞

司馬遷作《史記》，史料來源于以下五個方面：古今典籍、秦代律令圖書、漢代檔案、朝廷議事記錄、親身聞見。{16}而班固作《漢書》，在史料來源方面與《史記》大部分相同，僅親身見聞這一方面班固比不上司馬遷，而正是這一方面史料的缺失，導致了兩者在編撰史書方法上的差異。

司馬遷寫《史記》，不是“閉門造車”，而是憑著一種實錄精神，去收集史料。就連班固評論《史記》時也說：“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17}這種思想反映到司馬遷收集史料上來，就表現為司馬遷在民間廣泛了解情況，再將這些信息與宮廷史書進行比較，然后得出自己還原出來的歷史。而這樣收集得到的史料反過來有影響到了司馬遷寫史的一種思想，即前文所說的“通變史觀”。而班固雖然懂得評論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卻沒有學習司馬遷在取材上的做法。班固作《漢書》，取材更多來源于官方史料，民間史料基本沒有采用。而官方史料滲透得更多是一種正統史觀，于是乎在著史的過程中班固原有的正統思想會越加鞏固，這種思想也就如前文所說的那樣影響到班固對項羽作紀的判斷。

從民間史料的采用度不同我們可以看出史料對于兩位作者的影響，進而影響到兩位作者對項羽作紀還是列傳的選擇。那么從官方史料來分析呢？我們先看看反對者如劉知幾是如何從《史記》的史料來源來抨擊《項羽本紀》的不合理性的。劉知幾在《史通》中講道：“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18}這段話中劉知幾認為《史記》的史料來源之一是《春秋》，這個不假。但這段話還是有問題的，首先，劉知幾講司馬遷“以天子為本紀”，前文已經講到，在《史記》全篇中都沒有一個字眼提及“以天子為本紀”。再者，《春秋》是儒家經典，也是正統史觀的力作之一，劉知幾講司馬遷效法《春秋》，但剛才第一點已經講到司馬遷從來沒有持“以天子為本紀”的正統史觀，那么何來的效法？因此劉知幾等試圖從《史記》的史料來源來攻擊《史記》為項羽立本紀的不合理性，也是說不通的。

從史料角度講，由于《史記》的史料有一大部分來源于民間，因此史記的“正統史觀”沒有《漢書》那么強。其次《史記》雖有取材于《春秋》，但并未效法《春秋》的史觀。而《漢書》取材，有很大一部分還來源于《史記》，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就提道：“乃今以《漢書》作比，武帝以前，如《高祖紀》及諸王侯年表、諸臣列傳，多與《史記》同，并有全用《史記》文一字不改者，然后知正史之未可輕議也。”{19}趙翼之言表明了《漢書》在史料采用上對《史記》的依賴性，反駁給自己提供史料的史書，這不等于在否定自己所用史料的合理性嗎？所以從史料角度來質疑《史記》為項羽立紀在邏輯上也是不成立的。

三、拍案：項羽立本紀合情合理

《史記》成書后一百多年，《漢書》面世。自《漢書》面世以來，關于《項羽本紀》的爭論就層出不窮。除上文提到的劉知幾、宴世謝等人，還有趙翼等人。清代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寫道：“古有《禹本紀》、《尚書》、《世紀》等書，遷用其體以敘述帝王。惟項羽作紀，頗失當，故《漢書》改為列傳。”{20}就趙翼這一段文字而言，趙翼又犯了與班固、劉知幾等人相似的錯誤，把本紀當成專紀皇親國戚的體例。正如高國抗在《中國古代史學史概要》中關于《史記》本紀說明所言：“這是按照封建正統觀念來解釋本紀，并不符合司馬遷的本意。項羽不是皇帝，呂雉是個太后，司馬遷把他們列在本紀里邊，可見《史記》的本紀不一定是‘帝王書’，也沒有‘為后代綱紀’的意思。根據封建正統觀念把本紀說成‘帝王書’和‘為后代綱紀’，是東漢班固之后的事。后來正式由于正統思想的作怪，司馬遷把項羽列入本紀，才有許多非議。”{21}這段話表明了司馬遷作《史記》中的本紀不是重在正統思想，而追求一種“通變觀念。”同樣，從作者的史學觀點和史料取材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史記》為項羽立“本紀”的合理性。因此，我認為司馬遷為項羽立本紀合情合理。

注釋：

①劉知幾.史通（卷二）列傳.

②宴世謝.沅湘通藝錄（卷二）太史公本紀取式呂覽辨.

③吳非.楚漢帝月表?史記不立義帝本紀辨.

④劉咸.史學述林?史體論.

⑤錢大昕.十駕齋養新余錄.

⑥陳漢章.綴學堂初稿（卷二）讀史記項羽本紀.

⑦劉勰.文龍雕心（卷4）史學.

⑧裴松之.三國志?卷6注.

⑨司馬遷.史記.岳麓書社，1988：956.

⑩朱潤東.史記考索.二十世紀國學叢書.1995.12：10-11.

{11}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92.

{12}楊燕起，陳可青，賴長揚.歷代名家評史記.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347.

{13}班固.漢書?敘傳.中華書局，1999.

{14}錢大昕.十駕齋養新余錄.

{15}參見傅正義.《史記》《漢書》比較簡論.渝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37期.

{16}參見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58-62.

{17}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70.

{18}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87.

{19}趙翼.廿二史札記.鳳凰出版社，2008：13.

{20}趙翼.廿二史札記.鳳凰出版社，2008：2.

{21}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9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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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99.

［3］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

［4］楊燕起，陳可青，賴長揚.歷代名家評史記.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

［5］趙翼.廿二史札記.鳳凰出版社，2008.

［6］高國抗.中國古代史學史概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7］樸宰雨.《史記》《漢書》比較研究.中國文學出版社，1994.

［8］劉知幾.史通.

［9］吳非.楚漢帝月表?史記不立義帝本紀辨.

［10］宴世謝.沅湘通藝錄.

［11］劉咸.史學述林?史體論.

［12］陳漢章.綴學堂初稿.

［13］錢大昕.十駕齋養新余錄.

［14］劉勰.文心雕龍.

［15］裴松之.三國志.

［16］傅正義.《史記》《漢書》比較簡論.渝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37期.

［17］汪受寬.《史記》《漢書》項羽本傳對讀記.信陽師范學院（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VOL29，（1）.

［18］徐家驥.試論趙翼對《史記》《漢書》的研究.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VOL29，（1）.

［19］張曉松.析《史記》之“本紀”與《漢書》之“本紀”.上饒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3）.

［20］曾小霞，徐中原.近30年《史記》《漢書》比較研究綜述.商丘師范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VOL25，（5）.

篇7

確實，只要稍微讀過一點歷史，誰不知道兩千多年前，西漢有個令匈奴聞名喪膽的飛將軍李廣？只要稍微吟過幾首唐詩，誰不知道王昌齡的名句“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盡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已經成了流傳千古的成語，我卻仍然不能理解，司馬遷的“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的“大”，究竟“喻”的是什么？我只是想，這位從少年時代開始，一生“與匈奴大小七十余戰”的李將軍，卻在六十多歲的遲暮之年，因不愿面對“刀筆之吏”而悲憤自殺；他一生的主要經歷，他的赫赫功勛，他的體恤士卒，他的坎坷遭遇，他的凄慘結局，如果沒有太史公司馬遷，作為后人的我們，究竟能夠了解多少呢？

或許有人會說：東漢的班固，不也在《漢書》中為李廣立了傳嗎？然而，班固寫《漢書》時，《史記》早已流傳百年了，何況凡與《史記》重復的歷史人物，《漢書》幾乎是全部照抄，李廣之《傳》自然也不例外。如果沒有《史記》，李廣究竟會被寫成怎樣一副面目，就很難說了。然而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拔高還是貶低，都只會離真實的本人更遠，離歷史的真實更遠。因此，我覺得，就這一點來說，李廣還是非常幸運的。

假如漢武帝的火氣再大一點，在聽了司馬遷替李廣之孫李陵的辯護詞后，一怒之下，不是將司馬遷下入蠶室，施以“腐刑”，而是當場將他綁赴刑場，砍頭示眾；再派武士抄了司馬遷的家，將那部尚未完成、更沒來得及“藏之名山”的《太史公書》查抄出來，發現上面有不少“誹謗之言”，一把火燒得“片竹”不存。那么，后人連《史記》也看不到了，哪里還有什么《李將軍列傳》？

假如司馬遷及其父親司馬談都沒能當上太史令一職，根本無法接觸被中央政府壟斷的、全國唯一的資料豐富的“圖書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司馬遷如何能夠“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盡管司馬遷之后，史官出了不少，史學家也不少，僅“正史”就有二十四部，還有說是二十五、二十六部的，可兩千多年來，有哪一部能夠比得上這部《史記》？有哪一部能夠被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不溢美，不諱惡，秉筆直書，即使是大力謳歌的李廣，也如實記下了他殺掉八百多降卒及公報私仇殺害霸陵尉的史實。正因為“秉筆直書”，我們面前的李廣才有血有肉，才真實可信；正因為“不溢美，不諱惡”，作為私人所撰的《史記》也才成為一部信史，比其他幾乎所有官方所修的“正史”都更具“公信力”。

司馬遷雖然歷盡千辛萬苦修成了《史記》，卻只能“藏之于名山”，直到數十年后，由他的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楊惲的結局更不妙，由于他最愛發牢騷，對現實不滿，被漢武帝的曾孫、英明的“中興之主”漢宣帝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拉到法場上攔腰剁為兩段。假如楊惲在將外祖父的這部書公開之前就伏法了，司馬遷的心血多半也會與其外孫一樣毀于一旦；又假如《史記》作于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前，又假如司馬遷身后不久又遭逢一場史無前例、規模更大的焚書坑儒，那么，李廣將軍還能伴隨著《史記》而流傳千古么？

篇8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它成書于公元前91 年，記載了自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至漢武帝元狩元年間共3000 多年的歷史(哲學、政治、經濟等)。全書共計五十余萬字，可謂皇皇巨著矣。據作者司馬遷的用意和規劃，全書各篇排序依次為：記歷代帝王政績的本紀12 篇;大事和人物年表10 篇;記禮、樂、音律、歷法、天文、封禪、河渠等典章制度的書8 篇，如二十八宿環北辰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勛貴興亡的世家30 篇，如三十輻共一轂，忠信行道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跡列傳70 篇，為無愧于時代立功名于天下的扶義俶儻之士樹碑。

司馬遷是一位志向高遠的曠世奇才，由于他有理想有抱負所以能忍辱負重，在太史公的職位上，擔負的不只是一個史官的職責，更是偉大歷史學家的使命。他19 歲師從孔安國學《尚書》，師從董仲舒學《春秋》，42 歲寫《史記》，歷時13 年完成。他繼承父親司馬談的家學傳統和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的文化宏愿，博覽群書、廣泛游學、深度考察，縱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要旨利弊，采善貶惡，上明三五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他以創新的精神一改前代史書的編年體和國別體，開創了以人物傳記為中心來反映歷史內容的一種新體例紀傳體，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此后，從東漢班固的《漢書》到民國初期的《清史稿》，近兩千年間歷代所修正史，都沿襲了《史記》的本紀和列傳兩部分，并逐漸成為傳統。同時，《史記》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司馬遷的人與書俱成楷模，《史記》實乃國之棟梁必讀之書。

馬克思說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盡管司馬遷不可能具有的唯物史觀和階級分析方法，但是他抓住了人這個歷史的根本主體和價值核心。司馬遷將人而不是神，放在歷史舞臺的中心，分類描述和評價其身世、思想、行為、事業、遭遇、抉擇等等，在沒有現代傳媒的時代創造出了一種可以反復回放觀覽的生動畫卷。從

篇9

歷代對“吳起列傳”的解讀主要從以下幾個角度：其一：吳起作為一個兵家存在和對他功業的評述，凌濛初在《史記評林》中談到“通篇以‘兵法’二字作骨”[1]570，張履祥在《楊園先生全集》中也有同樣的認識“吳子以‘用兵’二字作骨。”[1]571其二：探析吳起悲劇的一面及其原因，凌雅隆曰：“按吳起在衛則鄉黨謗之，事魯則魯君疑之，將齊則公叔害之，相楚則貴戚射刺之，豈所然哉。觀太史公首著其殺妻一節，與魯人惡起者，則起猜忌之性所如，不足怪也。”彭振人在《吳起悲劇與人才環境》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觀點“鑄成這一悲劇的，不是吳起自身的‘刻暴少恩’，而是當時的社會環境扼殺了這一位天才的英雄。”[2]然而學界對《史記》中貫穿吳起這一人物命運始終的主體精神探討甚少。本文從一個嶄新的視角，來分析和探究這一人物的性格與精神的本質和本真的一面。 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的，我們發現“吳起列傳”似乎是沒有任何關聯的人物事件的拼接，看似雜亂無章，僅僅是吳起生活片段的剪輯。其實經過細細的剖析，我們會發現這些雜亂的生活事件共同指向了這個人物最本真的一面，更加接近這個人物靈魂的內心深處，這種真實建立在歷史真實基礎之上又高于歷史真實。吳起的人物精神與個性是統一的，同時司馬遷的褒貶，理性與情感的權衡貫穿其中。正如李長之所說：《史記》是一部司馬遷個人絕好的傳記[3]。《史記》中的人物不僅僅是歷史的存在，也深深的打上了司馬遷個人的印記，特別是史學家的褒貶與評判。《史記》不是歷史的客觀再現，而是融入了作者的主觀理性評判與情感認識。司馬遷著史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4]通過歷史的敘事來“成一家之言”。所以吳起這一人物形象的解讀是建立在司馬遷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之上的。同時在在解讀吳起時我們不應該孤立看“吳起列傳”本傳，還應把它放在整部《史記》的大視野下，并把它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與其他的人物傳記相互推求。本文從三個角度來分析“吳起列傳”：其一，從吳起列傳本身，通過人物事跡的分析來探析背后貫穿始終的精神。其二，把“吳起列傳”放到整個《史記》時空敘事中，與其他歷史人物相互推求。其三：我們應從司馬遷的創作宗旨和列傳人物立傳標準等角度來分析。

一、吳起人物精神內涵分析

吳起的一生是追求功名的一生，用《史記》中的原話就是“欲就名”；戰國以至秦漢是一個重事功的時代，崇尚積極有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孟子的“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最能說明當時人們積極的人生態度。表現在縱橫家身上，是對功名顯達的不懈追求；表現在兵家身上，是軍事上的戰功；表現在儒家身上，由孔子的積極入世轉向孟子式的舍我其誰的霸氣；表現在法家身上，則是不惜毀掉一切塵俗舊套而建立新的法治。具體到個人身上，是對自我價值的無限渴望與追求，在有限生命之中建立無限之功業。當時的士人高揚著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正如《論語》中所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具體到吳起個人，他所展現給我們的就是一個對功名、權力狂熱的追求者。為了“名”， 可以拋棄一切。功名就是他的生命甚至重于他的生命。

在《史記》中，吳起對功名的急功近利的追求表現的極為深刻。通過一件小事的簡單敘事，深刻的刻畫出了吳起性格的本質和精神世界。

“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起殺其謗己者三十余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嚙臂而盟曰：‘不為卿相，不復入衛。’其母死，起終不歸。”①（孫子吳起列傳）陳恒新 ：《史記》中“吳起”形象探析十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12年第4期 第25卷第4期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框架下，家產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一個家庭的生命線。“茍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唯士為能。”在封建宗法制的框架下，宗族的力量對一個人仕途發展提供最有力的支持。同時，“孝”在當時是一種共同的行為準則，孝乃維持家庭和宗族穩定的重要基礎。吳起破千金之家，殺鄉黨三十余人，嚙臂而盟，終不歸，從而失去了家業和宗族的支持。這一系列舉動背后是吳起十分強大和堅忍的心靈的支撐，這背后的支撐是他對功名的堅持。通過這一段的敘述，具體而深刻的揭示了吳起人生的抉擇與追求以及吳起的性格本質，深刻影響了吳起的人生走向。

在這種沖破一切束縛建立功名的價值觀念指導下，他建立了巨大的功業：在魯為將，戰勝了北邊強大的齊國。值得注意之處在于：當時魯國是一個沒落的國家，而齊國則是新興的軍事強國，國力不可同日而語，弱小的魯國戰勝強大的齊國，吳起在其中起了最為關鍵的作用。在魏國為將，強國富兵，充實國庫，西拒強秦。與田文的對話中，吳起表現出對功名的急功近利的追求，從正面寫出了吳起的功業以及吳起對功名的渴求。在楚國，展現了他作為一個改革家卓越的才能，“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斗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吳起在楚國的功業影響深遠。 固然吳起建立了巨大的功業，但是我們通過吳起與田文論功可以看出，田文之功高于吳起，甚至公叔之功也不在吳起之下。而司馬遷沒有為田文，公叔立傳。而是為了一個司馬遷心中“刻暴少恩”的一個人的傳。司馬遷的真精神是無功利，不以成敗論英雄。其實，吳起不是一個單純追求事功的人。不像李斯那樣單純的追求自我功業與利益，喪失自己的獨立靈魂。

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于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孫子吳起列傳）

篇10

[關鍵詞]展現;細節;直接引語;動詞

《史記》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是說其在史學和文學上的地位。而如果從新聞角度來分析，《史記》中的篇章，尤其是本紀、世家、列傳部分，對新聞報道也有許多可資借鑒之處。

新聞是“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史記》則是“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在新聞的重要原則——新鮮上，二者截然相反。但二者同是基于事實，刨除時效性這一因素，新聞與史學有許多共通之處，這就使二者具備了比較研究的基礎。

為了保證真實性，新聞報道設定了許多寫作規則，比如對新聞五要素以及消息來源的交待必須明確清晰等，《史記》并沒有遵循這些規則，但司馬遷所記敘的事件，他描寫的人物，雖歷經2000多年卻仍然鮮活生動如在眼前，比現今許多標榜“真實”的新聞報道更加可信。這絕不是因為《史記》的“史”字號分類，而是因為司馬遷創作態度的嚴謹、創作手法的高明。這種對事實的藝術表達，值得所有的新聞從業人員學習。

一、要展現，不要講述

新聞報道實際上是事實的圖解過程。事實的圖解是指通過記者和信源的敘述，使事實能以圖像的形式出現在受眾腦海里。新聞作品的價值在于讀者是否“相信”作品中圖解的事實，記者通過圖解事實，使讀者處于被動接受的位置，從而影響讀者。

司馬遷的《史記》，正是通過 “實錄”來圖解事實的寫作方法。它以人物為中心，將有關的歷史事件記載到人物傳記中，構成一個有始有終的完整的線形故事。如信陵君的傳記是由親迎侯生、竊符救趙等故事構成的；廉頗和藺相如的傳記是由完璧歸趙、澠池會、負荊請罪等故事構成的；孫臏的傳記包含田忌賭馬、馬陵道破殺龐涓等故事等。

司馬遷不是依照一定的程式去寫作和塑造人物，也不使用定義的或概念性的語言簡單的陳列出來，而是選擇歷史事件中的關鍵時刻，以人物為中心，突出描寫他們與事件有關的活動，一個矛盾接著一個矛盾地展開，步步緊逼，扣人心弦，歷史事件復雜的發展過程就這樣生動地、明白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紐約時報》的一位高級主編，曾經告訴后來獲得普利策新聞獎的記者里克·布拉格：“給我看你所看到的一切，用文字來描繪一幅畫面，然后，我就可以跟隨你的腳步。”這一點，公元前91年完成的《史記》已經做到了。

二、重視細節

文章因細節而生動，新聞報道中的細節、小插曲、逸事、幽默等可讓報道增加可讀性，是再現當時情景的一個重要手法。讀者讀了這種新聞作品，會有一種入其境、見其人的感覺。

如果我們將以下列舉的《史記》中的細節描寫方法運用于新聞寫作中，新聞報道一定更具感染力。

如描寫外貌，寫張良“狀貌如婦人好女”，李廣“為人長，猿臂”，蔡澤“易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等等，雖然比較簡單，卻各有特征，使人物形象具有很強的可視性。

描寫神情，《廉頗藺相如列傳》中寫秦王欲強奪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怒發上沖冠”，好像可以親眼看到一樣。

又如故事場景的細節描寫，著名的“鴻門宴”故事，人物的出場、退場，神情、動作、對話，乃至座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再如生活細節的描寫，這在一般歷史著作中出現很少，在《史記》中卻相當多。如《李斯列傳》中李斯觀倉鼠食粟想到 “人之賢不肖，辟如鼠矣，在所自處耳！”，陳平為鄉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這些瑣事，單純從史學角度來看，是毫無價值的，但正是這些生活細節，讓這些歷史人物“活“了過來。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與現代記者不同，《史記》雖然以“實錄”著稱，但司馬遷不可能近距離觀察那些人物，他筆下的細節描寫，必然有虛構成分。但《史記》所達到的藝術效果，卻異常地生動逼真，這是由于司馬遷對各種人物都有深刻的觀察，對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環境、地位上的變化有深刻的體驗，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躍而富有生氣地浮現在我們面前。

這也提醒了我們的記者，細節的真實性，一是來源于細致的現場觀察，另外，也要注意對人性的觀察和體悟。

三、多用直接引語，少用間接引語

新聞報道很重視直接引語的運用，除了因為對話的吸引力和表現力外，還因為那些由事件參與者親口說出的話，能使報道更具真實感。曾獲美國芝加哥論壇文學獎的美國作家湯姆·沃爾夫說過：“逼真的對話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能吸引讀者。它也比其他任何東西都能更快、更有效地表現角色的特點。”

《史記》中直接引語的運用，能使我們更深刻地體會到“對話”的作用。

劉邦、項羽微時見到秦始皇巡游的威儀，各說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劉邦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是也！”多有羨慕；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則更多仇恨與野心，表現了他強悍爽直的性格。

韓安國下獄為獄卒所辱，他以“死灰豈不復然”威脅獄卒，獄卒大言不慚地說：“然即溺（尿）之！”活現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時不顧一切的粗野和痛快。

當然，記者不是速記員，我們在寫作時也不是“有話必錄”，把所有新聞源所說的很長的、重復的引語一字不拉地記下來，而是要選擇能夠體現人物特征，展現事件發展的關鍵性直接引語。

四、用動詞，少用形容詞和副詞

新聞報道要求記者不應該以任何的方式表現自己的立場，不得感情用事。但感情的流露常常是不自然的和無意識的，避免感情用事的有效方法是少用形容詞和副詞，多用不帶色彩的中性動詞。因為動作宜于準確和清晰的描述，而形容詞和副詞的外延相對較廣，不同客體對形容詞和副詞的感應可能有所不同，容易給人模糊的印象。

《史記》對動詞的使用非常到位。比如，《項羽本紀》中寫項羽垓下突圍一段：

……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此處皆是對話和動作描寫，項羽僅率二十八騎，于幾千騎兵的圍困下，斬將殺兵，瞪瞪眼睛喝叱兩句就嚇得對方“人馬俱驚”，英雄蓋世不著一字，而于文中盡顯。垓下突圍沒用“險”字形容，至今讀來卻仍讓人心驚肉跳，由此可見動詞的感染力之強。

《史記》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歷史。司馬遷為了創作史記，曾經游歷全國，遍搜各類史料，但無論如何，他不可能起死人于地下進行當面采訪，與現代記者相比，他所引用事實的真實性多少要打點折扣。但《史記》通過對事實的藝術表達，彌補了其在真實性上的“誤差”。日本近代學者齋滕正謙曾說：“讀一部《史記》，如直接當時人，親睹其事，親聞其語，使人乍喜乍愕，乍懼乍泣，不能自止。”（《史記會注考證》引《拙堂文話》）。這說明，通過藝術感染，事實可以更加真實。并且，讀者在相信“這是事實”的同時，更能體會到藝術的美感。如果新聞作品能達到這樣的感染力，將超越“昨日黃花”的水平，成為美的享受。

參考文獻：

[1]司馬遷. 《史記》.人民文學出版社.

[2]（美）梅爾文·門徹著. 《新聞報道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