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系安全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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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論文關鍵詞 馬丁·懷特 英國學派 現實主義

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是二戰后英國逐漸衍生發展起來的一支獨具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學派，其生長歷程獨立于美國主流學派之外，是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之外最具影響力的一個學派。代表人物包括查爾斯·曼寧（Charles Manning）、馬丁·懷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亞當·沃森（Adam Watson）、約翰·文森特（R. J. Vincent），以及巴里·布贊（Barry Buzan）等。在英國學派創建歷史上，馬丁·懷特是一位極其關鍵的人物，被稱之為英國學派的“教父”，提出的“國際理論”三個傳統的論述，是英國學派最具有原創意義的思想和重要的思想基礎。但是，懷特的思想中一直具有現實主義的成分，本文試圖從懷特的早年現實主義思想入手，進而分析其現實主義思想與美國學派現實主義的異同。

一、馬丁·懷特對英國學派的影響

馬丁·懷特于1913年生于英國布萊頓，早年就讀于牛津大學，后供職于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1946年完成了具有強烈現實主義風格的作品《權力政治》，此后提出了著名的國際關系三大思想傳統的分析模式。懷特的思想較為復雜，且前后變化較大，由早期的現實主義者變為理性主義者，甚至有學者認為懷特是一個“謎”。1939年愛德華·卡爾（EdwardCarr）的《二十年危機》出版，懷特并不贊同其中將國際政治分為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做法，認為兩分法的根本缺陷是將所有的國際政治思想簡單地分為對立和矛盾的兩部分，這種不完全的劃分方法易使國際政治理論研究陷入缺失的境地之中。在卡爾的基礎之上，懷特將國際關系理論歸納為現實主義（Realism）、理性主義（Rationalism）和革命主義（Revolutionism）三大傳統，并認為國際關系應當是這三大傳統間的對話。其中，現實主義意指“馬基雅維利主義”，強調無政府狀態、權力政治，認為沖突是國家之間的固有關系；理性主義意指“格勞秀斯主義”，強調理性原則、國際對話，重視均勢和國際法的作用，認為國際關系中不僅有沖突，而且還有合作；革命主義意指“康德主義”，注重人的關系、國際社會和“國際大家庭”的作用。懷特指出，三大傳統彼此間相互影響，其中，理性主義影響革命主義和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影響革命主義是兩大發展趨勢。

懷特對英國學派的形成和發展的開拓性貢獻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是對英國學派的形成和建設的關鍵作用；其二是促成了英國學派學術傳統的形成。體現在國際關系思想三大傳統的分析模式幾乎貫穿于學派的發展進程、國家體系的研究開創了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研究傳統、堅持歷史——哲學研究方法被該學派其他學者所繼承，成為英國學派方法論的重要特色。

二、馬丁·懷特的現實主義思想

馬丁·懷特國際關系思想的形成與他本人的經歷以及不斷變化的國際政治環境有著緊密的聯系。懷特早年的論著，特別是《權力政治》，表現出一種與赫伯特·巴特菲爾德和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Niebuhr）的思想風格相近的現實主義特征，屬于傳統現實主義。二戰之前，懷特是一個基督教和平主義者，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酷現實使得懷特對國際關系的思考有了明顯的現實主義成分，開始否認國際關系中存在著“進步”的傾向，認為國際關系屬于重復和循環的領域，這在《權力政治》得以清晰體現。

在《權力政治》中，懷特用絕大部分篇幅來論述國家、支配性大國、大國、國際革命、國際無政府狀態、均勢、戰爭與干涉，指出國際關系的實質以及反映這種實質的根本的、持久的特點。其對權力政治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1）國際政治的實質就是權力政治；（2）國際關系的核心是國家的生存；（3）戰爭是國際政治的常態；（4）均勢是權力政治的基本準則。這表現出一種與卡爾、摩根索、凱南等人既相同又相異的現實主義思想。正如赫德利·布爾所指出的：“卡爾的現實主義是以批判烏托邦主義為目標的；摩根索的現實主義是一套關于國家目標的系統理論；凱南則試圖批判道德主義并為決策者提供指導；懷特的現實主義則是松散的，他反對進步觀，不相信人們能夠遠離權力政治，認為不大可能建立一個更加和平公正的國際秩序。”

由此可以看出，與其他現實主義者相比，懷特的權力政治思想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和悲觀主義情緒，將世俗的悲觀主義與基督教神學思想相結合，并以此作為其理論的基礎。基督教悲觀主義是聯系懷特信仰和現實主義思想的橋梁。懷特認為，人的本質屬性是罪惡的，而政治無關乎美德，人性中不道德因素是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的唯一原因，有缺陷的創造者創造出的國際體系不可避免存在缺陷。懷特現實主義思想的另一條重要哲學基礎是他的反對歷史進步觀。他不相信人們能夠遠離權力政治，認為不大可能建立一個更加和平、更加公正的國際秩序。這種悲觀主義思想貫穿于懷特的一生；直到20世紀60年代，懷特還表示，世界不會從權力政治向一種新的更好的國際秩序轉變。

三、馬丁·懷特的現實主義思想與美國學派現實主義思想的比較

（一）同美國學派現實主義思想的相似之處

首先，國家中心主義色彩濃厚。同現實主義學派一樣，懷特具有國家中心主義傾向，早期的懷特更是十分重視權力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權力政治》體現出古典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如國際關系的主要行為體是主權國家，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等。雖然懷特后來從現實主義者變成了理性主義者，但其思想中的現實主義因素一直存在。

其次，理論起點為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懷特認為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這種觀點與現實主義相同。懷特將國際無政府狀態看作是戰爭的根本原因，由于無政府狀態缺乏共同領導，各個國家認為維護強權比福祉更為重要，因此國際政治是權力政治，形成了英國學者赫伯特·巴特菲爾德所說的在國際政治中“絕對尷尬和處境亦即無法減輕的困境”，美國現實主義學者約翰·赫茨（JohnHertz）則把它表述為“安全困境”（securitydilemma），這一概念后來為人們所廣為使用。

再次，強調大國的特殊作用。懷特將現實主義者關注的“均勢”、“戰爭”以及“大國關系”等均列為有助于國際秩序維持的國際制度，認為大國扮演著維持體系秩序‘管理者’的角色，更多地決定了國家體系的運行規則。國際聯盟和聯合國是“假制度”，國際社會中具有真正作用的制度是聯盟、外交、戰爭等。外交是談判的機制，聯盟是實現共同利益的機制，戰爭則是最終解決爭端的機制。從體系的角度來看，戰爭是維持或調整體系秩序和結構的秩序，如果國際社會的共同準則或權利分配受到挑戰，它可以通過武力來維持并恢復現狀。

最后，國家利益的界定相近。新現實主義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沒有一個超越國家的權威機構可以確保各國的安全，所以國家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維護自身安全。懷特亦強調一國政府的首要職責是維護國家利益，認為在諸多國家利益中，安全是首要的，一旦安全遭到破壞，所有更高的政治目標都將淹沒在自我保存的斗爭中。各國將追求自身至關重要利益而放棄共同利益。

（二）同美國學派現實主義思想的不同之處

首先，對無政府狀態假設的認識不同。華爾茲認為國際體系是自助體系，國家不得不推行權力政治，以軍事手段維護自己的安全，導致安全困境出現。只要無政府狀態繼續存在，國家之間就不可避免會發生戰爭，體現出現實主義的悲觀主義傾向。與此不同，英國學派認為無政府狀態并非等同于無秩序，而是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秩序。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主權國家可以為了某些共同的目標組成一個社會，限制自己的行為、進行相互合作，即為“無政府的社會”。在其中，自助并不必然導致安全困境，而是國家努力使得國際社會中的規則有效。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學派相比于現實主義更為樂觀。

篇2

[論文內容提要]本文力求對文化軟權力化作出一種傳播學的分析。作者認為，文化要轉化為軟權力，就必須借助大眾媒介傳播到國際社會中。在文化傳播力的積極推動下，一國的文化可能提升為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世界文化(或國際文化)。基于此，國家在制定文化軟權力化的大眾傳播策略時，首要的是要明確對外傳播戰略目標。

自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國際政治學者約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軟權力”(SoftPower，又譯“軟實力”)概念以來，文化軟權力化問題引發了國際傳播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也日益引起許多國家政府的重視。當前，中國已經把提高國家文化軟權力納入到國家發展戰略中。

一、文化軟權力化是文化傳播力的實現

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說，權力是一個關系范疇，它表示的不是某種實體，而是一種關系，一種非對等、不均衡的壓迫性關系。而文化，按文化學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價值系統，帶有某種實體色彩，屬于實體范疇。由此可見，文化與權力分屬于不同的范疇，二者絕不能等同。基于權力只存在于人(國家)與人(國家)之間的關系中，那么，文化只有進入到個人(一國)與他者(他國)關系中，才可能附帶有權力的屬性。

實際上，約瑟夫，奈是從權力資源即“無形的力量資源”的角度來界定文化(包括觀念、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主要指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它是一種軟權力資源(Softpowerresource)，以區別于軟權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個國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為主宰國際行為規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準則與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來源。”顯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軟權力一誘導、吸引、勸服和同化他國的“吸納力”，它并不能自動地“讓他人(他國)想做你想要對方去做的事情”。對一個國家來說，要實現在國際舞臺上控制他國、影響國際事件的外交目標，首要的是讓他國民眾和國際社會認可、追隨并分享到該國的文化價值觀，即被對方民眾所認同，并把對方同化，進而對對象國的對外決策施加影響，使對方按照該國的目標、意愿、意圖或意志采取該國所預期的行動。對美國而言，就是“把他人轉化為按美國人的思維方式進行思維的人”。可見，控制權(包括對思想、態度和行為的影響和控制)是在這種文化“認同”和“同化”中得以實現的。一國的對外控制力一旦增強了，作為一種權力資源的該國文化也就轉化為真正的權力。由此可見，對一國來說，只有當自己的文化觀念與價值取向在國際社會廣為傳布并為目標國民眾所普遍接受和認同，其文化才變為真正的軟權力，從而被軟權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轉化為軟權力，或者說，能夠軟權力化，首先是由文化這種軟權力資源本身的特性決定的。不同于硬權力資源的壟斷性和排他性，擴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軟權力資源的基本特性。硬權力資源如軍事實力或更準確地說軍備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給目標國施加一定的壓力，因為軍力優勢的自然顯露就可以給對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壓力，從而產生政治影響力即所謂的“國際威望”。而文化軟權力資源是非壟斷的，自然地傾向于對外擴散；而且，越是對外擴散和推廣，其輻射力越強，其被認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潛在的軟權力也就越強。借用培根對知識的論述，文化如同知識，“其力量不僅取決于其自身的價值大小，更取決于是否被傳播，以及被傳播的深度和廣度。”相反，“如果封閉或壟斷一種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構成‘軟權力’的基本支柱。”不難看出，文化軟權力資源的擴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國際關系本來就直接表現為交流、傳播關系。正如美國國際關系學者艾克拉，愛里亞(AkiraIriye)從文化關系的角度解讀國際關系時所言，國際關系就是“意識的共享與傳遞……記憶、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學術與藝術以及其他形式符號的交流。”正因如此，國際范圍內的文化傳播關系在國際關系中日益凸顯出來。

不過，文化的擴散性和共享性只是為文化軟權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轉化為軟權力，所必需的是文化傳播力的推動。所謂文化傳播力，就是推動一國文化向外傳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適用或普適化)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軟權力化就是文化對外傳播力的實現。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時代，作為信息傳播載體的大眾媒介自然地成為文化傳播力的象征。通常，對外文化傳播通過兩種途徑來展開，一是人際傳播(表現為各種跨國人際交往和對外文化交流活動)；一是大眾傳播(是指運用大眾傳媒對外傳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對外傳播中，無論就傳播的深度還是廣度，大眾傳播都要優于人際傳播，因為大眾傳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傳輸能使各種文化信息資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實踐也證明，大眾傳播媒介是文化傳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載體，是推動對外文化傳播最強大的動力。

基于大眾傳播媒介在文化軟權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約瑟夫·奈把大眾媒介視為文化軟權力資源的有機組成部分。他指出，“特別是文化、教育、大眾媒介等方面，軟權力的性質是無法用傳統的地緣政治學來解釋和評估。”在此，他把大眾媒介當成了像文化一樣的軟權力資源來看待。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國文化軟權力化的過程最終歸結為該國大眾媒介對外文化傳播的過程。

二、文化軟權力化是國家對外傳播的戰略目標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會議上發言中指出了中國文化的嚴重“人超”狀況。他認為，這其中的關鍵在于中國的文化對外傳播力不強。而文化只有傳播，才有影響力，國家的強大才有持續的力量。確實，我們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是：盡管我國擁有悠久燦爛的傳統文化，具備豐厚的文化軟權力資源，但是文化的對外傳播力和影響力卻不大，文化的軟權力化程度還很低。之所以出現這種困局，除了在客觀上信息傳播技術手段還相對落后以外，更為重要的是，在主觀層面上我們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軟權力化的戰略規劃，以及相應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

要想盡快改變這種文化軟權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僅僅在于實現對外傳播物質技術手段上的飛躍，也不限于構建政府宣傳控制與媒介專業約束之間良性互動、行之有效的對外傳播機制，更為根本的是要確立起一種最能符合國家利益而一以貫之的對外傳播戰略目標。

文化的軟權力化是在國家主導和控制下實現的，它具體落實到政府直接或間接從事的對外文化傳播活動上，尤其體現在政府指導大眾媒介向國際社會或目標國傳播本國文化的行為中。在此，政府對大眾媒介的指導根本性地集中在對外傳播戰略目標的確立上。

依國際關系學中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理論的理解，一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國際“權威”或威望并不取決于——起碼不完全取決于——它的軍事、經濟實力等客觀物質性因素，而是取決于國際間的社會性觀念，即它同對象國或者說目標國之間所達成和構成的共有觀念或所謂的“共識”(共有知識)，它是由主觀的文化觀念(結構或模式)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具體來說，如果它同對方共享一種積極的合作性觀念，那它們彼此就會把對方當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對方共享一種中性的競爭性觀念乃至消極的敵對性(沖突性或對抗性)觀念，那它們彼此就把對方當競爭對手乃至敵人看待。由此可見，在國際社會中，每一個國家的身份都歸屬于集體中的身份，是集體認同(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的產物。

進一步說，建構主義認為，“國家利益(包括最高意義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國家身份”依賴于自我身份認同。一國是在確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應地界定和選擇自身利益，確定其利益的范圍、程度和數量。可見，就像國家身份，國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發現，而是通過社會互動而建構起來的”，或者說，是從與他國共同締結的國際社會中學習的結果。最終，國家行為又是由國家利益決定的，國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應地采取與之相符的行動。總而言之，無論是國家身份、國家利益還是國家行為都是由文化觀念所建構的，都是在“集體預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為國際社會中的成員，每一個國家都是從共有的文化觀念中首先獲知自己是誰，進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應該采取什么樣的行動。

從上可以看出，對一個國家來說，對外文化傳播的戰略目標應當是：制造和供給“共有觀念(文化)”，從而引導和規范相關國家確立其國家身份，定義其國家利益(包括國家安全)，支配其國家行為，最終達到在文化觀念上影響和控制目標國的目的。

從上述意義上說，文化軟權力化的大眾傳播策略首要關注的是，運用大眾媒介向國際社會提供“共有觀念(文化)”。為此，一國的大眾媒介要積極地通過對外傳播力促本民族文化為國際社會所廣泛接受和認同，從而提升和轉化為相關國家共享的、作為共有觀念的國際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比方說，就國家安全而言，一個國家可以利用傳播出去的文化的同化作用，將自己的安全認知灌輸給其他國家，使得與對方共享同一套國際安全知識(觀念)，從而塑造和改變他國對自身安全利益的認知。如，美國文化在中國的大眾傳播無疑可以起到軟權力的作用，即通過宣傳美國觀念影響中國對自身安全的看法，促使中國認同美國的戰略思維進而融合到美國所期望的戰略格局中去。

篇3

一、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國家為中心

國際政治學是研究權力及其分布的學科。從歷史經驗來看，經濟因素(財富)是權力的重要來源，國家力量是國家富裕的必要條件。因此，把政治和經濟結合在一起研究的動力，是對權力來源和運用的分析。從本質上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考察的就是權力和財富之間的互動。

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羅伯特吉爾平認為，二者互動的內在機制可以歸納為回答三方面的問題[1]:首先是市場經濟增長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經濟變化和政治變化之間的關系;最后，國際市場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與吉爾平相似，英國學派的蘇珊斯特蘭奇也對權力的結構作出了解釋[2]。她認為，國際社會存在兩種權力: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聯系性權力是傳統權力政治的范疇，結構性權力由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四種結構組成。這是斯特蘭奇對財富與權力轉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論[3]包括:相互依存論、霸權穩定論和依附理論。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復合相互依存理論”[4]通過“敏感性”和“脆弱性”兩個概念，突破了純粹的經濟自由主義領域，把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聯系在一起，初步探討了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金德爾伯格[5]和吉爾平所主張的霸權穩定論，在嚴格意義上并沒有涉及財富與權力的轉換關系，但是這種理論作為早期IPE的探索，把經濟現象納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中，為政治與經濟在學科上的統一做出了努力。基歐漢的后霸權合作論引入了國際機制的研究視角，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轉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論研究市場經濟在國際范圍內發生的影響，則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之間搭建了橋梁。不過，依附論建立在一個相對比較靜態的理論模型上，對世界經濟體系中各國經濟地位的變更無法給出合理的答案;同樣，這一理論也無法讓人信服地理解財富和權力轉換的途徑和因果關系。

通過以上簡要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理論，主要目的是從政治和經濟互動的角度，研究國際關系中僅靠政治學無法解釋的現象。但是，由于傳統國際政治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學的痕跡，落入以國家為中心、由內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這一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把國家視為統一、抽象的變量。政治學研究對象中的國家，是國際政治中處于單元層次的變量[6]。無論是現實主義者或者自由主義者，都以國家利益為分析對象。他們假定，國家中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的成員，對國家利益的認同是一致的。因此，在傳統政治學的分析方法中，國家是統一的整體。即使是肯尼斯華爾茲本人，也無法要求研究者區分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的不同變量，更不可能繼續對國家內部的不同政治層次進行區分，

(2)國家是國內政治經濟變革的唯一決定者。傳統政治學認為，由于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國家間的關系幾乎完全由國家自行決定。受到這一思路的影響，學者們更多地把注意力依舊集中在國內政策、條件變化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影響上。

(3)世界經濟體系結構基本穩固，一個國家在這個體系中的國際分工決定了它在體系中的位置。各國政府通過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計劃，可以滿足本國選民的需求，并促進國內充分就業，同時無須放棄對穩定國際經濟所承擔的義務。國內經濟自主和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準則之間協調一致，是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穩定的一個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紀60年代末，各國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國際關系發展的現實，極大地挑戰了這一時期的IPE理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各國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管理政策的情況受到了挑戰。商品、貨幣和資本頻繁的流動，使得國內和國際越來越難以截然分開，社會對政府要求提高，各國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開始下降，各國經濟的類似性不斷增加。“幾乎在每一個國家，公眾和私人的需求遠遠比國家滿足這些需求的經濟能力增長得快”[8]。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到來，本屬于各國內部的經濟管理事務，越來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研究范式，越來越受到國際范疇內新出現的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挑戰。而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逐漸發現，即使是一個國家內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響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場上也存在著不同的層次。在此基礎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思路，開始出現了由外而內的逆轉。

二、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不能忽視國際經濟環境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彼得卡贊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國際關系和國內結構:工業發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9]中認為，國際關系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突破了傳統國際政治領域視國家為單一行為體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的中介環節，從而奠定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思路由外而內轉型的基礎。

不過，卡贊斯坦、古勒維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最終在90年代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主流，并進而影響到國際關系其他領域的研究。如今的國際經濟學者認為:“如果不抓住國家經濟和世界經濟之間聯系的性質以及這些聯系的變化，我們不能理解國家內部的政治”[10]。

國際政治經濟學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廣泛的關注，是基于兩方面的因素:首先，盡管IPE的興起是為了把現實主義抽象掉的經濟變量和非國家行為體重新納入到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國際關系的研究依然以現實主義為主導，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也不能例外，無論是吉爾平或是斯特蘭奇，都是現實主義學者。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注意力，依舊集中在解釋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上。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理論和依附理論，都以全球市場與民族國家處于緊張狀態為前提假設條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66wen ki@v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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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國際環境出現兩個重大的變化:一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漸深入。全球運輸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貿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體化公共產品的建立，使得國際貿易的流動性大大增加，國際資本市場大幅度擴張，生產要素全球流動的可能性增強。這些變化，幾乎影響了每一個國家的政策選擇。有些影響比較明顯，比如出現關稅同盟，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有些影響雖然不那么明顯，但在國內政治領域意義更為重大，如跨國行為體對國內政策的影響，利益群體同盟的瓦解與再結盟等。海倫米爾納和基歐漢認為，國際化通過三種途徑影響了國內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1]。

論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兩種不同研究路徑：國際與國內來自WWW.66WEN.COM免費

在此基礎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思考如何從理論上突破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國家范式，轉而從市場與國家互動的角度來理解當下的國際關系。從大的研究路徑而言，由外而內的IPE理論分為兩類:一類以國內結構作為變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國內結構對國際力量作出什么樣的不同反應;一類以國內行為體的經濟立場為變量，分析利益群體的政策偏好，采納和推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應對國際力量。總的來說，由外而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論:

1.“顛倒的第二種設想”[12]

在華爾茲關于戰爭根源的三種設想中，第二種強調的是國內政治體制差異對國際沖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維奇認為，將這種設想“顛倒”過來，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際體系不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而是后者的原因。這種分析方法的特點是:首先，把國家內部的屬性視為一個隨時間而變化的變量;其次，把國際力量作為國家制訂政策的環境因素。

古勒維奇是在分析經濟危機對國家內部的政治結構、經濟政策的影響時提出這一假設的。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及之后的二戰期間，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在大蕭條之前，各國都從經典經濟學理論出發，通過供給和需求的曲線變動來制訂政策。因此，當1929年經濟危機發生時，各國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價，削減成本，減少投資，其結果是工人工資降低，抑制了購買力，并進而引起經濟發展的動力不足。在此情況下，各國開始探索不同的經濟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貿易的英國開始貶低英鎊的價值，對進口設置關稅壁壘，提高政府補貼，并對工業提供一定的補助。瑞典、德國和美國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們還開始應用經濟學理論探索新的政策，這就是現在為我們所熟悉的——拉動內需和宏觀經濟調控。

古勒維奇認為，國際經濟環境通過中介環節，影響國內政策選擇。“國際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13]。

盡管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古勒維奇的探索并沒有形成嚴密的理論，但是他的假設對后來的政治經濟學者提供了這樣幾點啟示: ( 1)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在面對同樣的國際經濟環境時，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應;(2)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具有特定的規律; (3)國內利益群體與國際力量的結合，有可能產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結構。正是在“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的基礎上，奠定了20世紀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轉型的方向。

篇4

【論文摘要】現實主義作為國際關系理論中最有影響和最有解釋力的一種理論，它關千國際合作的深刻思想對將要構建的國際合作理論是應該得到批判性借鑒的。對于茜方現實主義國際合作觀，我似要進行批封性的解讀，既不能完全肯定，更不能全盤否定。既要看到它合理性和相當深刻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它局限性的一面。.

20世紀90年代以前，國際合作，在國際政治學研究者眼中，是一個讓人感到沉悶和乏味的主題。與國際紛爭(或沖突)受到青睞大相徑庭，國際合作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然而，冷戰結束以來，國際合作不僅日益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關注，而且逐漸成為各民族國家外交策略的首選。為適應世界形勢的發展，構建一種全新的國際合作理論被擺上了國際政治學者的議事日程。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理論大師告訴我們：任何一種理論的萌芽及其誕生決不會無中生有，它總會(而且必須)或多或少地吸收已有理論(或思想)中對自身有用的養分。同理，國際合作理論的建構也離不開已有國際關系理論的相關論述它也必須從中獲得靈感，吸取經驗。現實主義作為國際關系理論中最有影響和最有解釋力的一種理論它關于國際合作的深刻思想對于將要構建的國際合作理論應當得到批判性借鑒。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如何解讀西方現實主義國際合作觀進而構建一種既反映國際社會實貌又適合中國國情的國際合作理論是至關重要的。

一、對西方現實主義國際合作觀的一般性解讀

限于篇幅，本文只分析現實主義流派中比較有影響力的幾個分支的國際合作思想，從而大體上理清西方現實主義理論流派的國際合作觀。

修昔底德被譽為西方現實主義第一人。他的名著，對國際政治的性質以及現實主義的主要原則作了諸多精辟的論述。他通過對發生于古希臘城邦之問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描述，揭示出國家問爭奪權勢的斗爭是國際關系的本質；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生存是各國追求的最低目標；處于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按照強權政治的原則行事是其唯一的選擇。總之，在他看來，沖突是國際政治的內在邏輯，而合作卻很鮮見，即使存在合作，也是由一個強大的主導國支配下的不平等合作。

源于修昔底德的現實主義思想被后人所吸收，在20世紀中先后出現了三派最具影響的現實主義分支。一是經典現實主義，其領軍人物漢斯·摩根索在中提出了具有綱領性宣言(v29)的政治現實主義六原則：(i)政治受到植根于人性的客觀法則(人性惡)的支配；(2)國家利益以權力界定；(3)任何政治活動都受國家利益原則的支配；(4)道德原則不能抽象地應用于國家行為；(5)世界的道德律令與特定國家的道德抱負有較大差異；(6)政治現實主義具有學科的自主性。基于上述原則，摩根索指出，與國內政治相比，國際社會缺乏一個合法、有效、至高無上的權力，國際社會是一種無政府社會。在解釋國家行為的動因上，摩根索從“人性惡”出發．指出國家必然追求權力，對權力的不懈追求是國際政治中的“客觀規律”。因此，在摩根索看來，國家在處理對外關系的時候，所采取的政策要么是顯示權力，要么是增強權力，要么是維持權力。而國家問彼此之間權力爭斗的后果將是連續不斷的國際沖突和戰爭。從國際社會的無政府性和作為單一理性行為體的國家追求權力最大化的兩個基本特征，經典現實主義認為國際合作極難進行，或者被某些別有用心的國家作為追求權力的工具。

二是結構現實主義(又稱新現實主義)．其核心人物肯尼思·華爾茲在中精確細致地指出：國際無政府狀態是國際體系的一種特征性結構，系統中各單位的位置性特征是影響國家政策和行為的主要力量。國際政治的這種結構以兩種方式限制了國家間的合作。其一是對相對獲益的考慮。華爾茲指出，在一個自助系統中，每個單元都要花費部分精力來發展自衛的手段，而非用來促進自身的福利。當面對為共同獲益而開展合作的機會時，感到不安全的國家必須要詢問將如何對收益進行分配。它們必須要問的并非“我們都能獲益嗎?”而是“誰將獲益更多?”只要每一方都擔心對方會利用其增加的能力，那么即便雙方都能獲得豐厚的絕對收益，這一前景也不能促使它們進行合作。其二是出于對相互依賴所帶來的脆弱性的考慮。即一國擔心由于合作的開展以及商品和服務的交換而變得依附于他國。而嚴重依賴他國，或是與他國緊密依存的國家，則要為維持這種依存而憂心忡忡。從國際體系決定國家行為的一般觀點出發，新現實主義學者并不否認國際合作。與經典現實主義學者相比，新現實主義學者承認存在有條件的國際合作的可能性：并且與他們的體系理論邏輯相一致，“霸權之下的合作”可以解釋某些經驗事實。

三是進攻性現實主義。冷戰后，現實主義學者為適應國際格局的變化，同時也為了重整這一理論學派在冷戰后日見衰落的地位，約翰·米爾斯海默創建了進攻性現實主義。在

總之．現實主義學派內部雖有分支，其假設也各有偏重，但基本思想卻一脈相承。不管是從人性惡條件出發的現實主義，還是從無政府狀態條件出發的結構現實主義，它們對國際合作的態度基本一致：國際沖突在所難免，國際合作很難實現或維持。

西方現實主義對國際合作的一般性、常規性解讀，應該說是有一定道理的。需要注意的是，這并不是西方現實主義國際合作觀的全部。筆者認為，除此之外，西方現實主義國際合作觀還應包含如下內容第一，在西方現實主義學者的思想深處，除了“沖突”之外，“合作”也是其關注的一個焦點。理由是：首先。現實主義不僅關注“高級政治”，而且也關注“低級政治”。其次，現實主義者在給予“沖突”以極大關注的同時．也對“合作”給予了應有的關注。再次，現實主義認為合作是可以實現的——霸權下的合作。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眾多現實主義學者認為合作是世界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第二，通過對現實主義基本假設和核心命題的深入考察，筆者認為，即使在現實主義范式下，國際合作也并不是非常困難的，而是可行的、必須的。

二、對西方現實主義國際合作觀的辯證性解讀

在國際關系理論的三次辯論中。西方現實主義都扮演著主要角色，這說明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但它畢竟是西方學者按照西方特有的思維方式。為維護西方的國家利益而創立的，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西方意識形態色彩，必須給予批判。對于西方現實主義國際合作觀，我們也要進行批判性的解讀，既不要全面肯定。也不要全盤否定。既要看到其合理性和相當深刻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其局限性的一面。

(一)西方現實主義國際合作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相當深刻性。

首先，不管承認與否，世界資源的有限性和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都是基本事實。世界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各國為了在有限的資源分配中占有較大的份額必將展開激烈的競爭，在某種情況下會出現“零和博弈”的狀態。國際的無政府狀態意味著缺少一個凌駕于各國之上的公共權威，國際社會的單元——國家無法指望有一個世界政府主持“公道”，自助由此成為無政府秩序中的行為準則。各國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不受他國侵犯，只能一心追求自身權力和利益的最大化，由此比較關注國家交往中的相對獲益，而對于相對獲益的考慮將減少國際合作。雖然國家希望通過國際合作的手段以達到包括生存和安全在內的國家目標，但生存和安全一直是其第一位的需求。正如黑格爾所指出的，“離開端而前進，應當看作只不過是開端的進一步規定，所以開端的東西仍然是一切后繼者的基礎．并不因后繼者而消滅。”一旦感到合作有可能威脅到其生存和安全時，國家就會自動放棄合作。

其次，相對獲益是國家關注的重點。出于經濟原因，理性的國家自然會竭力增加它們所得的純利益(即絕對獲益)。但絕對收益不是它們唯一的關注，它們也關注相對收益。在國際交往中，即使所有各方都能獲得絕對收益，合作有時也要困難得多，因為沒有國家愿意自己的絕對收益比別國少，而那些收益隨時有可能轉變為反對本國的力量資源。相對獲益并不一定妨礙國際合作”，但與絕對獲益比較，在大多數情況下，它畢竟給國際合作制造了更大的麻煩和阻力。

再次，相互依賴和共同利益并不會自動導致國際合作。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際相互依賴日益緊密，全球性問題的不斷涌現也預示著人類共同利益的增多。所有這些客觀上都要求國際合作的出現，有些人據此推斷出相互依賴和共同利益會自動產生國際合作。但這種結論未免有些唐突。相互依賴的增強僅僅意味著有關國家間接觸面的擴大，并不意味著會自動導致合作的實現，它既有可能導致合作，也有可能導致沖突。在國際生活中，共同利益沒有導致國際合作的例子隨處可見：創建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社會以使各國人民生活在一個祥和、安定的環境中是各國的共同愿望，各國都能從這樣一個國際社會中獲益。但如此美好的愿望不但未能導致各國之間的真誠合作，經常所見的卻是各國在和平之路上的兵戎相見。由此可見，共同利益只是國際合作產生和進行的一個基本前提，但共同利益存在本身，并不會自動導致國際合作的出現。

(二)西方現實主義國際合作觀的局限性。

1．現實主義只強調人性“惡”的一面，忽視了人性“善”的一面。從人性“惡”出發，自然會容易得出沖突的結果。但是如果從人性“善”出發，我們就很容易推出合作的結果。人性到底是“本惡”還是“本善”至今無從考證，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人性中既有“惡”的一面，又有“善”的一面。單純強調任何一面都是錯誤的。

2．從國際無政府狀態假設出發，并不必然得出“只有沖突沒有合作”的結論。其實，國際無政府狀態與國際非合作沒有必然聯系：(1)國際社會雖沒有公共權威，但國際體系中存在政府權威的功能性替代物(比如霸主、制度、甚至信譽等)。(2)無政府狀態與收益分配的邏輯關系也不緊密。國家也許關注相對獲益，但并不是所有國家都以相對獲益為首要導向，因而合作不僅僅依靠收益分配。(3)無政府狀態也不是造成國家安全的唯一因素，國家對安全的擔心既來自于又獨立于公共權威的缺乏。(4)在無政府狀態中，自助也不是保護國家安全的最佳途徑。相反，均勢理論認為國家會通過合作去平衡相對權力上升的國家。

3．現實主義強調權力政治而忽視國際機制對國家行為的作用。國際機制即使不像新自由制度主義所宣稱的那樣可以消除無政府狀態對．國際合作的限制性影響，但國際機制畢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起到減弱阻礙國際合作摩擦力的油的作用，從而提升各國對國際合作的樂觀態度。

4．霸權合作論存在著較大的片面性。霸權合作論斷言，只有在霸權國存在并有意愿的情況下，各國之間的合作才能夠產生和維持；一旦沒有霸權國，那么各國之間就會處于紛爭的狀態。應當指出，霸權合作論將霸權看作是使國際格局穩定和促進國際合作的主要因素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某種程度上也揭示了一定的歷史現實。但“霸權合作論”過于強調合作中的權力因素，主張合作是權力的產物，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首先，它將合作權威化。那些沒有權力，或者沒有比他國更大的權力的國家被剝奪了主動參與合作的資格。這意味著合作是大國強國的專利，從而暴露了這些理論“西方中心主義”的弊病。其次，霸權之下的合作僅僅是強權國家推行的形式。并不具有普遍性。美國學者海倫·米爾納總結，國際合作有三種形式，即默契型(tacit)合作、談判型(negotiated)合作和強迫型(imposed)合作。霸權合作僅是其中的一種，而且隨著國際政治民主化的深入發展，這種合作形式日趨式微。最后，霸權合作論可以解釋部分合作的產生，但不能說明國際合作的持續發展。

5．對人類整體利益的忽視。現實主義對于“共同利益并不一定導致國際合作”表現出了一定的洞察力，但如果僅僅抱住這一觀念不變的話，就會犯相當大的錯誤。隨著一體化的不斷深入發展，人類擁有的共同利益不僅在不斷增加，而且在由一體化維系起來的國家中，可以說已形成了一種包括各系統在內的比共同利益更進一步的整體利益。而它給每一個成員國都帶來了好處，每個成員國從其中得到的好處都超過了所付出的代價和麻煩，而這種好處又是單個國家獨自無法取得的，它需要國際社會的大力合作。而這已不再是可有可無的事情了。

6．對國內政治的忽視。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結構依三個原則組成：排列原則、行為體功能和權力分配。而排列原則和行為體的權力分配是國際關系分析的重點，行為體本身并不重要，因為各行為體在其所有基本功能方面都是類似的。按照結構現實主義的邏輯，國際體系的結構決定了國際合作不可能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和本質。但是，各行為體(國家)的基本功能真的類似嗎?恐怕不是，因為各國具有不同的政治經濟結構、文化特性以及思維方式，決定了它們在國際交往中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行為方式。因此，不同的國家在相同的國際體系結構中有的可能傾向于“沖突”，而有的則傾向于“合作”。

三、對西方現實主義國際合作觀的啟示性解讀

西方現實主義對于國際合作的看法雖并非完全正確，甚至還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但它對于構建國際合作理論(如果要構建這么一種理論的話)卻有著不可忽視的啟示性意義。

啟示一：國際合作的艱巨性和長期性。在可見的將來，國際社會仍將呈現出以下態勢：國家為確保自身的生存與安全，對保持、增加和顯示相對強的實力比較感興趣；國家關注于國際合作中的欺詐和相對獲益問題以減少遭到毀滅性打擊的可能性等等。為何?因為世界政府在可見的未來仍是一個未知數，在此之前，國際社會將一直處于無政府狀態之下。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國家在國際合作過程中不得不更多地考慮相對收益和提防欺詐行為，以至于增加國家間合作的難度，或者是合作實現后也會難以持久。因此，要想解決國際合作問題，就不得不克服國際合作中存在的各種障礙，尤其是欺詐和相對獲益的問題。雖然當前國際社會出現了更多的國際合作需求，并且國際機制在某種程度上對國際合作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但上述任一問題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決的，因此未來的國際合作充滿著艱巨性和長期性

啟示二：國際合作的漸進性。全球化作為一種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已成為人們的共識。而全球化發展所帶來的后果是全球性問題的日益增多。就其解決的方式而言，全球性問題的解決不是僅僅依靠某個國家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為適應全球化的發展國際合作成為各國生存和發展的必然選擇。它關系到全人類的共同福祉。現實主義并不否認這一點，但它仍堅持國際政治有“高級政治”與“低級政治”之分，在“高級政治”領域的國際合作很難達成，而“低級政治”的國際合作卻很有可能實現，因為“低級政治關注的重點不是無政府社會中沖突的本質，而是國家在特定功能領域中進行合作的環境。在這些具體功能問題中，各民族國家有著共同的利益，而要想大家都受益，靠各國單獨行動是做不到的。換言之合作行為帶來的收益超過了單獨行動的收益”。按照(新)功能主義的觀點。合作會自動地由某一領域擴散至其他領域。現實主義基本上否定這一論斷，它認為，“無論經濟合作、政治合作，都不會自動地由一個部門向另一個部門擴展。雖然某一領域的合作可能會產生對另一領域加強合作的客觀要求，但每一新領域的開拓，每一新步驟的采取都決定于各成員國政府的意志和決心。這里雖然決策者們對國家利益的認識起主要作用，但也并非可自行其事，政府本身也要受到國內各利益集團的壓力和輿論的影響”。現實主義關于將國際政治分為“高級政治”與“低級政治”的看法不一定正確，尤其是在當代國際關系中，不應再把經濟發展置于政治軍事之下，而應當看成是對全局產生決定性影響的重大國際問題。但其關于經濟合作高于政治合作的看法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Jlt，國際合作不可能同時在政治、經濟、軍事、安全等各領域同時實現，它必將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先易后難，強求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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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研究所現設經濟室、法政室、文化室、國政室、歐盟東擴室。經濟室從事戰后歐洲經濟思想、經濟運行機制以及對外經濟關系的研究，法政室從事歐洲聯盟及其成員國法律和制度的研究，文化室從事歐洲思想文化、社會結構、社會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國政室從事歐洲國家政治制度比較、歐洲國家之間關系、歐洲對外關系以及歐洲在世界中作用的研究，歐盟東擴室從事歐盟東擴相關問題以及東歐國家的政治、經濟、對外關系的研究。其中“歐洲經濟”和“歐洲政治”被批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重點學科。

歐洲所還設有《歐洲研究》雜志編輯部、圖書資料中心、中歐項目管理辦公室和綜合辦公室。編輯出版的《歐洲研究》雜志（雙月刊），反映了中國關于歐洲問題的最新研究水平和動態，是目前中國關于歐洲研究的惟一公開發表的綜合性學術刊物。歐洲所圖書資料中心擁有眾多百科全書、詞典等工具書和專業圖書，，中外文期刊200余種，內部資料26種和日報20種，還有歐盟官方文獻出版物60，800冊（英文、法文）。1985年在本中心內專門設立了歐共體資料中心（現名歐盟資料中心），它是歐洲委員會在中國建立的五個最早的資料中心之一。根據中國－歐盟歐洲研究中心項目的財政協議，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將是該項目在中國支持的兩個圖書館之一，由該項目匯集和贈送的有關歐洲研究原文書籍將存放在歐洲研究所圖書資料中心，向公眾開放。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歐洲系設在歐洲研究所，是全國最早擁有歐洲經濟、歐洲政治和歐洲國際關系研究方向碩士學位授予權，并有權招收上述三個專業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單位。歐洲研究所與國內和歐洲著名高校聯合開發了一套適用于中國研究生學習使用的歐洲研究核心課程與教材，這是國內首套包括歐洲政治、歐洲經濟、歐盟法和歐洲一體化史的研究生教材，并已在全國高校中推廣使用。

歐洲研究所自建所以來承擔并完成了許多國家級、院級、所級重點研究項目，以及接受的委托項目。現承擔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有“歐洲一體化對世界多極化進程的意義”，現承擔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或重點課題主要有“歐盟與外部世界”、“北約戰略調整與歐盟共同防務及其對我國安全環境的影響”等。25年來，歐洲研究所的科研人員出版了140多種專著、教材、譯著和學術論文集。其中許多專著都成為了歐洲問題研究的經典書籍。歐洲研究所編撰和出版的有關歐洲國別政治、經濟和對外關系的專著也有數十部。此外，自1997年起歐洲研究所和中國歐洲學會共同編輯出版了年度《歐洲發展報告》，對歐洲政治、經濟、對外關系、法律社會和文化發展動態進行跟蹤研究和深入分析。

歐洲研究所廣泛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歐洲研究所與歐美國家主要的基金會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如美國福特基金會、德國阿登納基金會、意大利阿涅利基金會等，還與60多個歐美研究機構和大學建立了長期的學術交流與合作關系。在過去的25年里，歐洲所派出學者赴歐美國家學習或訪問達250多人次，接待國外學者來訪超過400人次。1997年～2001年，歐洲研究所參與執行“中歐高等教育合作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各所通過歐洲研究所申請的26個合作研究項目和57個人員交流項目獲得了資助，并有16人獲得一年學生獎學金赴歐洲學習。2002～2005年，由歐洲研究所主持申請的歐盟“亞洲鏈接項目――歐洲研究核心課程開發項目”得到批準。德國曼海姆大學歐洲研究中心、荷蘭馬斯特里赫特大學歐洲研究中心和中國澳門歐洲研究會為該項目合作伙伴。2005年11月，歐洲研究所申請的“中國―歐盟歐洲研究中心項目――通過對‘歐洲模式及其對世界的影響’的研究與教學活動增強歐洲研究所實力項目”獲得批準。德國曼海姆大學、德國弗萊堡大學和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是這一項目的合作伙伴。歐洲所還經常舉辦國際研討會和學術講座，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和歐盟成員國高層官員和駐華使節來所演講。

歐洲研究所歡迎有志于歐洲問題研究的青年學子來我所學習和深造。

報考咨詢：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網站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網站

機構地址：北京市建國門內大街5號

郵編：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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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全球治理 中國外交 國際制度 世界貿易組織 二十國集團

【作者簡介】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外交事務研究院副研究員

【中圖分類法】D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12)05-00014-28

全球治理致力于全球性問題的解決和全球秩序的塑造和維系。在不存在中央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國家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參與者和實施者。各國通過建立各類國際制度，對國家管轄權之外的全球性問題形成有效管理，使全球秩序得以形成和維系。因此，國家與國際制度的關系及其在國際制度中的行為，是其參與全球治理的核心方面。

關于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既有研究主要關注中國對國際制度的參與、中國對國際制度的遵守以及國際制度對中國國內政治和外交行為的影響。以國際制度為研究焦點，符合其在全球治理進程中處于核心地位的現實。然而，上述三個問題并不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全部內容。除融入國際制度和被國際制度塑造外，中國對國際制度的主動塑造也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內容。本文將對這一沒有受到充分關注的問題開展初步的研究，以中國在WTO多哈回合談判和G20進程中提出的改革倡議為案例，考察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議及其特點。

一、文獻回顧與案例選取

隨著各類全球性問題的大量出現以及中國國內政治經濟和外交戰略的轉型，中國日益廣泛、深入地參與到全球治理進程之中。出于參與全球治理的需要，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越來越多地以國際制度外交的形式展開。中國與各類全球性國際組織、地區性國際組織、多邊制度、國際條約機制以及非正式國際機制之間的聯系和互動日益成為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一大熱點。

在國際學術界，較早就這一問題進行研究的有薩繆爾?金(Samual Kim)和杰拉德?陳(Gerald Chen)，他們分別于1979年和1989年出版了題為《中國、聯合國與世界秩序》和《中國與國際組織》的專著。前者對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后，面對當時的東西對抗和南北關系格局，如何以聯合國這一組織平臺進行相應的投票和外交行為進行了探討。 后者則主要研究了1971年以來中國與非政府組織的關系。 20世紀90年代以后，進入這一研究領域的國外學者開始增多。哈羅德?雅各布森(Harold Jacobson)和麥克爾?奧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于1990年出版了《中國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一書，該書集中討論了中國對這些國際經濟制度的接觸和參與以及影響中國參與行為的國內動力。 此后，伊麗莎白?埃克諾米(Elizabeth Economy)和邁克爾?奧克森伯格主編的《中國融入世界：進程與展望》 以及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和羅伯特?羅斯(Robert Ross)主編的《與中國接觸：應對一個崛起的大國》 兩部論文集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相繼出版。兩部論文集的主要內容均為中國在國際經濟、金融、人權、能源、軍控等領域的參與行為以及中國在與各類國際制度的互動過程中外交行為所發生的變化。除上述以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為對象的研究外，國外學者對中國在國際制度中的承諾與遵守問題也有所關注。這一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杰拉德?陳的《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遵守》 和安?肯特(Ann Kent)的《超越遵守：中國、國際組織與全球安全》。 此外，江憶恩在其后來出版的《國家的社會化：國際制度中的中國（1980—2000）》一書中，檢視了中國在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常規武器公約和東盟地區論壇等國際制度中的“社會化”進程。江憶恩認為，“社會化”效應使中國對國際制度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國內學者也對這一問題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王逸舟主編的《磨合中的建構：中國與國際組織關系的多視角透視》一書對中國與國際軍控、人權、環境、經濟等領域的國際制度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梳理和闡述。 在其新著《中國外交新高地》中，王逸舟對中國的國際制度外交也有專門章節的論述。 蘇長和就“中國與國際制度”問題發表了一系列論文，集中論述了中國在多邊制度和規范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的國際環境和國內政治經濟轉型的內在需求下，中國外交思維和行為的深刻變化，以及參與國際制度對中國國內政治經濟和外交行為所產生的影響。秦亞青和魏玲提出了“過程型建構主義”的解釋模型，分析了中國在參與構建東亞地區合作機制過程中如何受到合作進程的吸引而參與其中，并實現漸進式的權力社會化。 門洪華從歷史演進的角度回顧了中國與國際制度的關系，并就中國的戰略利益需求提出了參與、主導和創設國際制度的政策建議。 劉杰在《機制化生存：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選擇》一書中，提出了全面參與國際機制/國際制度是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戰略選擇。 田野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出發，分析了中國為加強國家自主性而加入國際勞工機制的政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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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危機下，有人認為“美元體制”是難以持續，主張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本質上是沒有認清這種分工格局。二次大戰后，美國基于金融業比較優勢，與其他國家形成了“金融國家”與“貿易國家”之間的分工，即金融業與制造業的分工格局。這種國際分工格局下，美國依靠一個資源配置效率極高的自由市場體系，調動或配置世界上的資源，并使其他國家對其產生嚴重的經濟、金融依賴，鑄造了金融霸權地位。而借助這種分工體系，美國可以濫用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通過美元貶值及膨脹獲得好處。

我們必須客觀地分析并弄清楚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我們需要改革整個國際貨幣體系還是要改革或調整該體系的缺陷或弊端；二是相應地，如果我們考慮的是改革或調整該體系的缺欠，那么就意味著我們認同該體系在相當長時期內是可持續的，所需要做的應該是通過各種努力包括推進區域貨幣金融合作來防范、減少它可能帶來的風險。但倘若我們強調的是改革整個國際貨幣體系甚至是破舊迎新，就必須思考以下四個問題：第一，是否有完美的國際貨幣體系？第二，美元真的衰落了嗎？第三，歷史經驗表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或調整往往伴隨著霸權更替，或者說后者是前者的前提，那么我們該如何認識現階段美國霸權衰落或被更替的可能性？第四，更為關鍵的問題是，此次危機過后，作為“美元體制”的重要支撐者，東亞各經濟體能否迅速擺脫對它的依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許多學者認為“美元體制”是難以持續的。這也是強烈主張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學者們的主要立足點。

危機后美元依然是強勢貨幣

世界上不存在只有利益而無矛盾的國際貨幣體制。自1960年代起，美元的“長期貶值趨勢”一直是人們談論的話題。但每當危機爆發后，不論危機的原因如何，亦不論危機爆發于何處，美元依舊是各國政府或投資者確保資產安全與風險規避的“救命稻草”。美元的地位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這種狀況即便在歐元誕生后仍沒有發生改變。事實上，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后歐元區經濟所遭受的重創甚至超過美國本身，這些都說明歐元尚不具備替代美元成為國際主導貨幣的能力。

美國“金融霸權”尚難動搖

現代經濟學對國際分工的研究一般只注重工業內部的國際分工關系，而對國際范圍內金融業與制造業之間的國際分工的發展變化重視不夠。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各國基于比較優勢形成了一種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新型的分工形態。以美國為代表，它基于金融業發展的比較優勢，成為典型的掌控著金融霸權的“金融國家”，相對而言，包括日本、中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則成為制造業發達的“貿易國家”。因此，“金融國家”與“貿易國家”之間的經濟失衡在本質上是金融業與制造業長期分工發展所導致的結構性問題，東亞經濟體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發展是國際分工的結果，是內生決定的，短期內依靠改變國際貨幣規則或部分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無法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元霸權衰落的呼聲一直不絕于耳。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美國或美元霸權的本質與以往發生了重大變化。

美國不是依靠發動戰爭、建立和控制、掠奪殖民地而成為世界大國的，它依靠的是一個資源配置效率極高的自由市場體系，以調動或配置世界上的資源，并使其他國家對其產生嚴重的經濟、金融依賴。今天，美國憑借發達、開放并具有廣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場，不僅可以放縱地使貨幣政策集中于國內經濟目標，不必擔心其國際收支狀況和匯率水平，讓“貿易國家”來承擔著主要的調整壓力，而且還可以濫用美元作為國際交易中主要交換媒介的壟斷地位，以通脹率或美元貶值的方式謀取更多的鑄幣稅收入。

考慮到現階段美國所具備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實力，雖然出現了所謂“一超多強”的國際關系格局，但多強中的任何一強在短期內尚不具備取代美國成為霸權國家的可能性。

東亞難以擺脫對美國依賴

1999年以來美國在東亞七個經濟體最終產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總體上雖有下降趨勢，但依舊是該地區最大的最終產品市場提供者。鑒于經濟結構調整的長期性與艱巨性，短期內東亞區域內難以出現能夠替代美國的最終產品市場的提供者。日本和中國都難以發揮類似的功能或作用。因此，東亞地區在短期內擺脫對“美元體制”的依賴是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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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中國，美國，朝核問題

 

中國和美國都是世界性大國，由于種種因素，雙方都參與到朝核問題的解決進程中。中美雙方的朝鮮核問題政策無疑都會為各自的國家利益服務，雙方在朝核問題上的立場必定受制于國家利益，既存在一些可以商談和合作的地方，達成一致，建立共同觀念；同時不能否認雙方在朝核問題上的分歧會較多，差異會較明顯，這都會影響雙方的朝鮮核問題決策。雙方在朝核問題上立場的相同點和差異會極大影響朝核問題的進程和發展方向。

中美加入朝核問題談判進程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是兩國的國家利益或者說在朝核問題上的利益關切。我從中美各自的角度加以概括。

美國方面：1.牽制中俄。2.保護與控制日韓。3.穩定朝鮮半島局勢。4. 朝鮮擁有核武器破壞東北亞地區戰略布局。5. 防止核擴散，維護核不擴散機制。

中國方面：1. 確保朝鮮半島的安全。2. 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確保半島局勢穩定。3. 牽制美國在東北亞的戰略擴張，保持中美兩國戰略關系的穩定。

基于中美雙方在朝核問題上述利益關切，就能對中美雙方在朝核問題上立場的異同進行歸納和比較。

一、中美在朝核問題上立場的相同點

（一）中美都主張朝鮮半島無核化

中國和美國都是朝核問題參與國，通過各種方法實現和維護兩國利益是兩個國家都必須面對的。朝鮮半島無核化無疑是中美兩國在朝核問題上立場的相同點之一。中國忌憚日韓走上核武化道路而掀起軍備競賽浪潮，這會威脅到中國的安全，惡化中國的戰略發展環境，從另一個角度講助長了美國的擴張野心，打破了東北亞地區的戰略平衡，不利于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對于美國來說，朝鮮擁有核武器將嚴重威脅盟國日韓的安全和利益，使日韓加速軍備擴張中國，降低美國對日韓的控制力，還有可能把美國又一次推向戰爭的邊緣，并極有可能威脅美國本土安全，這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因此，中美兩國都看到了朝鮮擁有核武器將會產生的一系列負面效應和對自身利益的破壞，這使兩國在朝核問題上找到了共同點，并且都把朝鮮半島無核化作為解決朝核問題的基礎和原則。

（二）中美都主張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

目前國際形勢變化莫測，局部地區矛盾不斷升級，時有熱戰發生，而朝鮮半島的局勢也令人堪憂，不排除爆發沖突的可能性。戰爭可能會使相關國家付出慘痛代價和利益損失，中美兩國都深知這一點。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今后中國更加關注的是自身的發展和強大，有利的周邊環境是中國發展的助推劑，朝鮮半島局勢的變化將分散中國的注意力，影響到中國的戰略利益，因此中國必須盡最大能力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反觀美國，它已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泥潭，已再無精力卷入到新的戰爭中去，現在朝鮮半島的局勢使美國一方面可以保護日韓的安全不受威脅，鞏固安全同盟，另一方面又能保持在東北亞地區的存在，極大地牽制中俄。這都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因此，中美都寄希望于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為自己的國家利益服務。中美近幾年來加強了彼此間的交流與合作，多次強調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是兩個國家的共同愿望，這也為雙方進一步的合作提供了基礎和保障。

（三）中美都主張通過和平談判、大國協調解決朝核問題

朝核問題具有極端復雜性，牽扯到各個國家利益，如何協調好這些問題與矛盾成為解決朝核問題的關鍵所在。戰爭當然只是最后選擇，只是一種手段，并不能圓滿解決朝核問題。朝核問題的解決包括了美國、中國、俄羅斯、日本這樣的大國，它們擁有極強的綜合國力，在國際事務中具有較大影響力和話語權。因此，在朝核問題中，這幾個國家應當扮演負責任的大國角色，為朝核問題的解決發揮應有的作用。1994年，美朝就朝核問題簽署了《核框架協議》，解決了第一次朝核危機，但隨后這個協議便失去了意義。1996年，美國倡議由中、美、朝、韓舉行“四方會談”，“四方會談”雖然無果而終，但它標志著朝鮮半島建立和平機制的進程已經邁出了重要的一步。2003年在中國的積極倡議和努力下，由中、美、俄、朝、日、韓參與的“六方會談”如期舉行中國，這是大國協調機制的又一次成功。它充分顯示了大國協調機制的積極作用，使朝核危機走上了和平解決的軌道，并且為東北亞地區安全機制創造了一個平臺。這些成果使相關國家看到了朝核問題得以解決的希望，中美都盡量保持理智，在博弈中接受妥協，積極倡導以和平談判為主要形式的大國協調機制，并寄希望于這種機制能夠發揮出它的最大潛能，為朝核問題的解決提供幫助。這種考量符合中美兩國的原則和利益，得到了中美兩國的認可和青睞，相信它將發揮更大、更務實的作用。

二、中美在朝核問題上立場的差異

（一）中美戰略目標的差異

朝鮮半島位于亞洲大陸東端的一個“陣地凸角”，連接著東亞邊緣外的連串島嶼，韓國東海和東南部的對馬海峽則控制了連接前蘇聯遠東基地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太平洋的重要航道，不但直接關涉到日本的安全，同時也連接前蘇聯部分重要的太平洋戰略區域。另外，朝鮮半島西海岸與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京津地區隔黃海相望，扼渤海出海口，直接威脅到中國東部沿海的安全。朝鮮半島的戰略位置決定了它對東北亞地區安全的重要性。因此，朝鮮半島對中美來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中國一貫主張通過對話解決朝核問題，反對訴諸武力，確保和平與穩定的周邊環境從而盡快促進經濟發展，無疑是其冷戰后國家戰略最核心的目標。中國認為一個穩定和平的局勢最符合中國創建一個和平與合作的周邊環境的需要；一個通過各國合作建立起來的地區安全機制要比美國主導建立的地區秩序更符合中國及周邊國家的利益；朝鮮通過改革與發展進而實現朝鮮半島的自主統一更能營造有利于中國的區域環境。反觀美國，其亞太政策的主要內容就是以防止區域霸權的產生為主，它要盡量避免新興崛起的大國挑戰自己的霸主地位，這符合美國的全球利益。美國在解決朝核問題過程中一方面尋求積極對話與合作，更多的則是主張采取施加政治、軍事、經濟壓力與制裁的手段迫使朝鮮屈服，態度較為強硬，這顯然是對朝鮮的極不信任。正因為中美在戰略目標上的顯著差異，使雙方也會產生一些矛盾和摩擦，這顯然是解決朝核問題的阻力之一。

（二）中美在“無核化與穩定”問題上的差異

中國在朝核問題上給予了朝鮮一定的信任和幫助，希望朝核問題可以通過對話得以和平解決，這是中國一貫的主張。中國積極倡導并努力與各國合作建立大國協調機制和地區安全機制，以維持朝鮮半島的穩定與和平，在談判協商中解決朝核問題，主張只有一個穩定的環境，各國才能通過對話表達自己的主張以維護自身利益，在協商過程中彼此交流與合作，使朝鮮不斷邁向無核化的道路，即以朝鮮半島的穩定來實現無核化，在中國看來這是可行的。美國則站在了另一面。美國也積極進行對話與合作，但它更側重運用諸多手段來給朝鮮施加壓力，試圖“以壓促變”，總體來說態度比較強硬，缺乏合作誠意。美國認為必須使朝鮮放棄研發和擁有核武器的意念中國，使其無法對盟國日韓和美國自身安全構成威脅，美國才會積極與朝鮮實現平等對話，才能確保朝鮮半島的穩定與和平。從這個角度講，中美之間明顯存在認識上的差距。

（三）中美關于“誠實的中間人”與“利益攸關方”的認識差距

中國一直奉行“不結盟”政策，不建立自己的聯盟體系，與所有國家都保持適度距離。在國際事務中，中國一般只遵守“就事論事”的原則，期望一切國際事務都能在彼此互信合作與交流談判中取得結果。對于朝核問題，中國的態度也不例外。中國很巧妙的站在朝核問題協商談判的平臺上，在合適的時間采用合適的方式方法游走在各個國家之間，說服朝鮮放棄核武化，在朝美之間周旋，與各國共同努力建立大國協調機制與地區安全合作機制，這既維持了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遏制了美國的擴張野心，又體現了中國在朝核問題中的關鍵性作用，維護了自身的國家利益。中國很聰明的扮演了“誠實的中間人”角色，避免自己陷入漩渦，得罪相關國家。美國則總是對中國所扮演的這一角色不甚滿意，它認為中國是唯一一個能夠對朝鮮施加影響和壓力的國家，這樣有助于美國解決朝核問題，它希望中國真正拿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做一個合格的“利益攸關方”。即中國應該加強與美國的合作，全面考量和理解美國的利益和原則，對朝鮮施加更多壓力，以實現朝鮮自身的改變，這種改變所帶來的效果遠比美國采取各種行為所達到的效果要強很多。在美國看來，這不僅有利于加快解決朝核問題的進程，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國的利益。然而，由于國家戰略和價值觀的差異，中美兩國基本還是各持己見，無法達成一致，這種期待中國追隨美國的設想基本不可能實現。

（四）中美關于“朝核問題”與“朝鮮問題”的差異

中國認為朝鮮作為二戰的產物，已經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它具有國際法主體地位，享有國家主權，因此它有權利選擇自己的國家發展模式和政權組織形式，任何國家和組織不得干涉。朝核問題是在一定國際背景和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個問題，它僅是朝鮮與美國關于核武器問題所爆發的一次危機。所有朝核問題的參與國都必須清楚朝核問題的實質是什么，應當采取“就事論事”原則，而不應參雜其他不必要的因素。美國則認為之所以會爆發朝鮮半島核危機，關鍵就是朝鮮這個國家本身存在問題，美國將朝核問題界定為“朝鮮問題”。美國認為朝鮮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不符合當代世界民主社會的標準中國，缺乏民主與法制制度，人權遭到極大踐踏，過分增強軍事實力，它的存在是對周邊盟國和美國本身的一種實質威脅，美國認為對朝鮮實現民主改造或者徹底推翻朝鮮現政權才是解決朝核問題的出路，這一思維與中國所持的態度截然相反，無形中拉大了中美之間在朝核問題認識上的距離。

三、總結評述

朝核問題是在后冷戰時代國際政治力量相互博弈妥協中產生，基于朝鮮半島重要的戰略地位，朝核問題對東北亞地區的安全環境產生了重大影響。“天安艦”號事件和朝韓延坪島炮擊事件為東北亞的安全局勢敲響了警鐘，需要各方的冷靜、協調和妥協。中國與美國作為世界性大國以及朝核問題的主要參與國，在多方面考慮各自利益和他國利益后，形成了自己在朝核問題上的立場，它們的朝鮮半島政策和對朝核問題的立場勢必會對朝核問題的發展發揮關鍵性作用。兩國在朝核問題的立場上一方面存在共同點和合作的空間，在另一方面也存在巨大分歧和差距，這也是中美相互較量與制衡的過程。朝核問題的解決可能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今后最為重要的是美國要放棄自己的小聰明，認清大形勢，和中國一道真誠對待朝鮮以及它的關切，視朝鮮為正常國家，和朝鮮簽訂和平條約，朝鮮才會真正棄核。一個和平的朝鮮、沒有核武器的朝鮮才真正符合中國和美國的利益，才真正符合全世界的利益，這需要美國加強與朝鮮的交流與合作，增強對朝鮮的信任，改變對朝鮮的強硬政策，同時也寄希望于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協調努力促使朝核問題朝著積極的方向轉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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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連慶/王炳元/劉金智著《國際關系史（戰后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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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安全；國家安全；韓非子；法治

先秦時期我國社會政治思想領域出現了百家爭鳴，百花爭艷的景象，這一時期也逐漸形成和沉淀出了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精華，其中尤以儒墨道法四大流派影響甚大。在諸子百家中的法家學派的韓非子又因為博采眾長，成為先秦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的思想托起了一個強大的封建帝國，并影響了數千年的中國封建政治。在前人研究韓非子的一些文獻中，多是從法學的視角和層面來研究韓非子的思想的，比如對韓非子的“法”、“術”、“勢”的思想體系，韓非子法學思想的研究等等，少有從政治學角度對其國家安全觀進行研究的。鑒于此，筆者通過對韓非子文章的研讀，試圖從政治學的角度從不同層面對其政治思想特別是國家安全方面的思想進行研究，從中對我國當下的國內國際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啟發和意義。

一、安全的涵義及對文中“國家安全”的界定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探討安全問題首先應當弄清楚安全概念及在文章中的界定，這樣我們才有了研究安全問題的基點和出發點。在古代漢語中，并沒有安全一詞，但安字卻在許多場合下表達著現代漢語中安全的意義，表達了人們通常理解的安全這一概念。安全作為現代漢語的一個基本詞語，在各種現代漢語辭書有著基本相同的解釋。《現代漢語詞典》對安字的第四個釋義是：“平安、安全”。《辭海》對安字的第一個釋義就是“安全”，并在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含義上舉了《國策·齊策六》的一句話作為例證：“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

我們知道國家安全一詞屬于現代漢語的范疇，先秦并無此說法，但是國家安全的思想卻是由來已久。其實，中國古代的王朝安危問題，亦涉及國家間的問題。雖然先秦國家的概念與現代國家的概念有一定的差別，但古今國際政治具有共通性。由夏、商、西周、春秋和戰國時期的共主國、諸侯國和少數民族政權構成的國家行為體，它們已經具備了領土、人口、軍隊等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及擁有部分的對內與對外權限，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國家的本質屬性。在春秋戰國這一四分五裂的動蕩時期，各國所要解決的就是王朝存亡，國家安危的重大政治問題。當然，這里所講的安全，與現代國家安全是有很大差異的，在此就不比較古今國家安全的異同。總之，先秦文化區域下的國家安全觀指的就是先秦國際政治行為體之間為了彌補自身實力的不足，通過結盟獲得更多的國家權力，實現該時期國際體系中力量結構的重新分化組合，以有效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一種國際政治理念。

二、從政治、法律、文化、軍事和社稷安全方面分析韓非子的國家安全思想

（一）韓非子的政治安全思想

在政治主權極不穩定的先秦，韓非子極為敏銳地觀察到了一個事實：戰國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矛盾、斗爭促使君主更加集權、專制，因此，極力鼓吹君主專制主義理論，促進了戰國時期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制度的形成、發展。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韓非子極力推崇的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對整個封建王朝有著深遠的影響。迎合了當時統治者的心理也有利于統治階層的統治。這一制度措施對政治穩定起到了巨大作用，適合當時的動蕩局勢，有利的保障了國家的政治安全。在權術方面，熔法、術、勢三者于一爐，權勢不可借人，君主恃勢不恃信，主有術而御臣，使術走向智謀狀態。韓非的這些政治權術思想，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采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二）韓非子的法制安全思想

韓非子的法制思想是其思想體系中最突出也是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他認為國家安全和強大的出路就在于法制。他說：“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所以他不斷強化法的公開性、公正性、統一性、穩定性、權威性，走法治之道。韓非子的法制思想對當時的秦國安內有很大的幫助，從制度層面上使國家機器具備了法律依據，更為重要的是給世人及早的灌輸了法制理念，對后世的影響可謂深遠。他不但強調國家實力是根本，甚至認為外交無助于國家強大。韓非子的法治思想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1、以法律統一社會，強調法律的規范性。法可以作為規范社會的統一標準。韓非主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2、用法律強制社會，維護法律的權威性。法家以賞刑為推行法治的二柄，主張刑多賞少，輕罪重罰。韓非說:“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韓非的“法”在名義上是賞罰并舉，實際在運用過程中就是刑，即“殺戮禁誅謂之法”，“刑”成了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它只能由君主壟斷。

（三）韓非子的文化安全思想

韓非子在文化方面強調“以法為教，以吏為師”。韓非子反對和批判“私學成群”的儒家教育，主張和提倡“聽吏從教”的法家教育，“廢先生之教”，培養智法之士和耿介之士。“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綱領。所謂“無書簡之文”、“無先王之語”，實質就是要廢除、清算古代奴隸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說教，特別是儒家所尊崇的禮、樂、詩、書和仁、義、孝、悌這一套東西，并從而實現韓非子的以法為教”的主張，其核心主張為“以法治國”。韓非子認為文化教育對一個國家的穩定發展和君主的統治起著重要的作用，從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上對國民進行教化，最終都是為統治階級更好的統治服務的，也是為君主統治的國家穩定發展服務的。

（四）韓非子的軍事社稷安全思想

韓非子在國家社稷軍事安全方面的思想表現為“重農固本，強兵備戰”。韓非子說“富國以農，距敵恃卒”，爭于氣力之世，明君必“務力”，“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養成“耕戰有益之民”，以利驅人：耕者富，戰者貴。韓非子非常重視人為在農業中的作用。韓非是一個“務力”的政治思想家，他反復奉勸君主要“明君務力”。韓非認為，致力于土地的人就富有，致力于戰場的人就強盛，不堵塞富強之道就可以稱王。富靠農耕，強靠戰事，只有耕戰才能使國家富強，富強既是國家務力的結果又是國家務力的表現。無疑韓非子在社稷和軍事安全方面的認識和思想對其國家的發展穩定有極大的力促作用。同時，韓非子是現實的物質決定論者，他認為人是自私的，因此爭奪是不可避免的，國家只有強大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以，相對實力是國家興衰和國家間關系的決定性因素。韓非子對于社會沖突起因和國家間關系的認識都是物質主義的。對于事關國家安危的戰爭問題，韓非子則不問戰爭的目的是否正義，而只關心戰爭勝負。他說：“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后復，莫大于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韓非子是那個時期最為獨特和堅定的物質決定論者，從近代的國際關系學理層面來定位，韓非子堪稱是先秦時期的現實主義大師了。

通過對《韓非子》五十五篇的研讀，其中涉及國家安危存亡的句子繁多，并且已形成系統性的認識，從前文中韓非子在政治、法制、文化、社稷和軍事安全方面的思想分析我們可以概括出在當時特定的時期和歷史環境下，韓非子所服務的秦國的國家安全思想就是在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下，對內安內，發展經濟軍事達到富國強兵，對外兼并其他諸侯國，以實現統一六國。其實可以簡單的理解為就是如何把一個國家治理好。這些都是相輔相成，一脈相通的。可以簡單的認為治理好了國家就能實現國家安全了。當然治理國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在研讀韓非子的思想時，總結出了其關于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治國方略。治國方略是治理國家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是治理國家中的具有戰略性的指導原則和全盤性的計劃、方針、政策和策略。韓非的治國方略主要可以概括為：“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賞罰依法、治吏引綱、務力耕戰”。治國方略體現的不僅僅是韓非子的政治思想，其實更映射出了其在國家安全維護方面的認識和措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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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實證化和專門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證偽主義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發展的邊緣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現實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補充、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等趨勢強化，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以及政府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聯系得到共同重視。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1］〔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