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發展的規律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社會發展的規律，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本文所說的“成本”，指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不限于企業經營管理中的成本。所謂成本化解，指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化解。“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化解”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問題，可以從如下三個角度提出。 

 

(一)實踐角度 

不難想象，在原始條件下，人們無論怎么勤奮地勞動，其結果最多只能獲得簡單的生存資料，不可能達到現代的生活水平。這就是說，從原始社會發展到今天，其間存在著巨額經濟成本。那么，這一巨額經濟成本是怎樣化解的?或許有人說，人是高級動物，不僅有體力能勞動，而且還有智慧可以發展科技，人類正是依靠科技不斷進步才達到現代的生活水平。的確，科技能夠提高勞動效率，因而可以化解經濟成本。但是，原始人終日赤身****分散勞動，有什么條件和時間研究科技?此外，科技成果并不直接就是生活資料，原始人何來研究科技的動力?須知，人們從終日赤身****分散勞作到有科學研究，其間同樣存在著巨額經濟成本，那么這巨額成本又是怎樣化解的?——于是，問題依然存在，只是換了形式。 

 

(二)理論角度 　 

大家知道，亞當·斯密提出了分工經濟理論，研究了勞動生產力的改進問題。這實際上就是生產成本化解問題。事隔161年(1776—1937)，科斯在研究企業與市場的關系時發現了交易成本。顯然，交易成本是與生產成本不同的另一種經濟成本。就此，我們提問：第一，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是事隔161年才相繼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可見研究經濟社會發展成本的問題不易，那么，這兩種成本是否窮盡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所有成本?第二，生產成本、交易成本抑或還有其他成本，它們之間是什么關系?由此可能發現怎樣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律? 

 

(三)比較角度 

科學史表明，僅憑人的感官不足以認識事物，理性計算才能發現更深刻的規律。物理學就有一個能量過程的計算問題，物理學家運用于探索原子系統，發現了一系列出乎經典物理學意料的全新過程和規律，創立了量子力學。經濟學的“成本一收益”核算亦即成本化解過程的研究，相當于物理學的能量過程計算。因此，筆者預言，通過成本化解過程的研究，有望獲得與量子力學相媲美的經濟學成果。 

 

二、問題視野中的成本分類 

 

經驗證明，提問方式決定著對事物的分類方式。本節以“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化解”問題為主線，找出可能解釋經濟社會發展成本化解過程所需要的成本分類。 

 

(一)生產成本及其化解途徑 

按照制度經濟學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康芒斯的劃分，所謂“生產”，僅指人對自然的活動，亦即人們為謀得物質生活資料而進行的物質變換活動；由此，所謂“生產成本”，僅指人們為謀得物質生活資料進行物質變換而投入的勞動。此外，本文的目的是再現以往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由此探索發展規律，因此我們必須也只能從原始人開始。顯然，對原始人來說，“進行物質變換而投入的勞動”，只能是赤身****而進行的分散勞動，沒有分工沒有交易，當然更沒有物質資本。這就是說，對原始人來說，他們的經濟活動只有生產活動，生產成本只是赤身****而進行的分散勞動。 

如前所述，原始人這種赤身****的分散勞動，最多只能謀得最簡單的生存資料，不可能達到現代人的生活水平。那么，后來人類的生活水平是如何獲得提高的呢?對此，亞當·斯密做了開創性探索，其名著《國富論》開篇就寫道：“勞動生產力最大的改進……似乎都是勞動分工的結果。”接著，他用大量的事例證明了上述論點，并且在理論上分析了勞動分工其所以能夠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原因。關于后者，他寫道：“這種由于勞動分工而使同一數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的增長，是由于三種不同的情況。”第一，勞動分工，使每一個人的業務降為某種簡單的操作并成為終生的唯一職業，必然使熟練程度獲得提高，從而使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增長。第二，勞動分工，減少了勞動者從一種工作轉向另一種工作所花費的時間，因而同樣數量的勞動者在同樣多的勞動時間中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量。第三，勞動分工，使勞動者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單一目標上，而不是分散在許多事物上，因而勞動者更有可能發現比較容易和比較迅捷地達到目的的方法，進而發明特定的勞動工具和機器；此外，勞動分工也包括一部分人從簡單勞動中分化出來專門從事科學研究，而且科學研究本身也可因分工而獲得快速發展；工具、機器的發明和科研的發展，將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勞動生產力。誠然，斯密說的是提高勞動生產力，但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另一面就是成本化解，因此，斯密關于勞動分工的理論，可以視為第一個探索成本化解問題的理論。 

那么，分工化解生產成本的潛力到底有多大?是否有可能使人類從原始人的生活水平達到現代人的生活水平呢?對此，可作粗略的邏輯演算。

第一步，假設整個社會只有兩個人，遵循上述斯密所揭示的規律，如果他們不分工，那么其產出各是1，社會總產出就是l+l=2；如果進行分工，勞動效率可獲提高，那么社會總產出就不止是2，而是大于2，即有

1+1>2

第二步，對上述計算進行邏輯推論。如果整個社會有3個人且組成分工生產系統，那么，社會總’產出就不止是3，也不止是>3[既然1+1>2而不是1+l=2，那么(1+1>2)+1也就不能是一(>3)]，而是>>3(可讀為“遠大于3”)，即有

1+l+1>>3

于是，如果整個社會有m(m是任意自然數)個人且組成分工生產系統，那么，社會總產出就

因為上式中的m可以是任意自然數，因此上式表明：只要社會總人數m足夠大且分工的層次可任意深化，那么，分工就可化解任意大的生產成本。誠然，分工層次不可能任意深化。但是，現實是直到今天最發達國家社會分工的深化過程仍未終止。由此證明：勞動分工可能化解巨額生產成本，從而使人從原始生活水平達到現代生活水平。

(二)交易成本及其化解途徑

前面，我們從斯密關于勞動分工的理論證明勞動分工可能化解巨額生產成本，從而使人從原始生活水平達到現代生活水平。然而，這一結論只是邏輯上的，現實中并沒有那么簡單。1937年，科斯發表了《企業的性質》，文中提出了一個重要概念：交易成本。后來的學者通過重溫康芒斯關于“交易”概念一般化的論述，從而將“交易成本”的概念也一般化了。于是，經濟活動就分成兩個領域即“生產”和“交易”，而經濟活動的普遍成本也分為兩大類即“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因分工化解生產成本而生成，這是容易理解的。分工的特征和結果，可用一個字來概括：專(產品專門、資產專用、勞動者專業)。詞典解釋，“專”，指“集中在一件事上的”。人的活動“集中在一件事上”，就能熟能生巧，增強從事這件事的能力。因此，“專”就是“偏”、“強”，它的“強”是以“偏”(即以放棄“完整”和“獨立”)為條件的。產品專門(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獨立消費，資產專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獨立使用，勞動者專業(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獨立勞動。這就是說，分工必須以分工之間的協作配合為條件，否則分工不僅無利而且有害。然而，分工之間的協作配合并不是一件易事。因為一種“專”必須與特定的另一(或幾)“專”相匹配，而不能隨意“拉郎配”，因此要完成特定的“專”與“專”之間的匹配需要花費大量的成本，這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那么，交易成本的量及其變化趨勢怎樣?顯然，分工就是行業分隔。俗話說，隔行如隔山。由此，容易想到，勞動者越多分工越深化，“行”與“行”之間的“山”就越多越高，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層山疊嶺望而生畏。這就是說，隨著勞動分工的不斷深化，行業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行業之間的協作配合越來越難，因而需要的交易成本越來越大且其增大的趨勢近乎無止境。本文第一節已經證明，分工可能化解生產成本，隨著分工的深化，其化解生產成本的潛力越來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趨勢近乎無止境。通過本節的討論，我們又獲得如下認識：分工所需要的交易將生成交易成本，隨著分工的深化，其生成的交易成本越來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趨勢同樣無止境。這正是“沒有免費午餐”，人類從分工可能化解的生產成本，又被協作可能生成的交易成本所抵銷。正因為這樣，我們不能不發出這樣的感嘆：分工是經濟，愛你不容易!于是，又有如下結論：即使能夠證明勞動分工可以化解生產成本，但仍不足以使人從原始生活水平達到現代生活水平。

那么，怎么辦?天無絕人之路。在分工降低生產成本而協作增大交易成本的兩難選擇中，人類發明了交易組織。詞典解釋，“組織”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統建立起來的集體”。分工的特征在于“分”，而交易組織的特征則在于“合”。第一，交易組織是交易活動的中介，各成員可通過這一中介和獲取分工、交易的信息，從而促成交易；第二，交易組織可壓縮交易次數，交易有可能是同類多次，而有了交易組織則同類多次交易可一次進行；第三，交易組織可通過總結交流交易經驗，發明簡便高效的交易技術，制定交易規則，防范和制止交易欺詐，仲裁交易糾紛，監督交易的實施；第四，有了交易組織，交易本身還可繼續分工，從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交易效率。如此等等，這一切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交易成本。

(三)管理成本及其化解途徑

管理成本指建立組織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它是與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區別的第三種相對獨立的成本。這里有兩個要點：一是管理成本的內容，即管理成本是建立組織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二是管理成本的性質，即管理成本是與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區別的第三種相對獨立的成本。前一要點大約無異議，無須多作解釋；后一要點與新制度經濟學的已有理論相悖，需要多說幾句。　毋庸置疑，新制度經濟學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將其一般化，拓展了經濟學的視野，拉近了理論與現實的距離，是經濟學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其意義是深遠的。但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觀點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學者們將“交易”與“生產”并列對應，將“交易成本”與“生產成本”并列對應，有意無意給人以如下信息：交易與生產一樣都是原生的經濟活動，交易成本和生產成本一樣都是原生的經濟成本。這是值得商榷的。從本文前面的分析可知，只有生產活動才是原生的經濟活動，而交易則是生產因分工而派生的(有了分工才需要也才有交易)；因此，只有生產成本才是原生的經濟成本，而交易成本則是生產成本的轉化或替代。其二，學者們認為，交易成本是“利用制度的成本”，“是經濟制度的運行費用”，這給人以如下印象：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這是不正確的。首先，人們建立組織，其目的在于化解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先在性是組織建立的邏輯前提，因此，就不能說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或者說經濟制度運行的費用)。其次，一般的，組織績效即被組織化解的交易成本與組織成本也即建立和維持組織過程所花費的成本，是兩個不相等的量，如果用同一個名詞“交易成本”來稱呼兩個一般不相等的量，必定導致概念混淆，以致對組織過程的“成本一收益”分析無法進行。再者，學者們否定或忽視管理成本的獨立地位，其理由可能是：管理成本歸根結底是交易成本(因此沒有必要確立獨立的管理成本)。但是，這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交易成本歸根結底也是生產成本，于是，按照同樣的邏輯也可以說不存在獨立的交易成本，這樣交易成本的理論也就成為多余的了。由此可見，否定管理成本相對獨立的地位是行不通的。必須強調，認識到“交易成本是生產成本的轉化”和“交易成本不是建立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是重要的，由此出發，我們才能發現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化解系列，揭示經濟社會發展成本化解的完整過程和規律。

那么，管理成本的根源何在?任何組織的建立和維持運行都需要管理成本，即使將來實現社會大同，人與人之間不存在因生產不足而導致的利益矛盾，這種成本依然存在，只不過在這種情況下管理成本將十分微小。然而，在現階段管理成本絕對不可忽略。其原因可概括為三大疑難。其一，一致同意疑難。組織建立和健康運轉的關鍵，是集中組織成員的偏好，確立組織一致同意的目標。然而，在分工協作必須通過交易(利益交換)才能實施的社會發展階段，確立組織一致同意的目標幾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組織強制(一部分人強制另一部分人)就不可避免，而組織強制需要大量的成本。其二，搭便車疑難。大家知道，組織運行需要管理制度，這在組織目標不能一致同意，需要采用強制手段實施的情況下就更是如此。當然，如果組織全員自覺參與制度生產，制度生產成本盡管仍然需要，但可降低到最低限度(因為如果全員參與，那么收集制度生產所需要的信息就變得很容易)。但是，美國經濟學家諾思發現，人們為了規避公共品生產中的個人成本，普遍存在“搭便車”現象，這就使得制度生產成本居高不下。其三，監督疑難。對組織成員實施監督，是落實組織制度實現組織目標從而維持組織運行必不可少的舉措。然而，監督的困難在于：監督者也需要監督；于是，可能產生監督系列無限倒退的邏輯困境——這就是監督疑難。監督疑難將使潛在的管理成本大得無法計量。

那么，管理成本能化解嗎?如果能化解，其化解的途徑又是什么?回答是肯定的，其化解的途徑就是以各種文化(市場文化、企業文化、社會文化)為載體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人類社會知識的結晶，因而是組織目標不能一致同意情況下的組織目標孵化器和組織制度生產指示器。意識形態的建立，就如在組織中建立了一個磁場，從而使組織監督和控制變得容易。此外，意識形態的內容具有連續性和積累性，且具有利益外溢性(意識形態的效益不僅惠及意識形態的創立者)和成本內部化(意識形態的成本卻僅由意識形態創立者承擔)的特征。正因為此，意識形態成為化解管理成本的有效途徑。

(四)意識形態成本

然而，意識形態的建立同樣要花費成本。首先，意識形態的創造需要花費勞動；其次，經濟利益集團化使意識形態的建立和替代過程充斥著矛盾和斗爭，甚至需要通過殘酷戰爭和政權更替才能實現；最后，意識形態對組織成員的監督和控制建立在成員自覺基礎上，因而效率較低。這一切都可能成為意識形態成本的生成根源。

至此，我們已經知道有四種成本；且本文下面的討論將證明，僅就成本化解的單一過程(不涉及過程的循環)來說，意識形態成本是最后一類相對獨立的成本。因此，我們有結論：在“成本化解”的問題層面，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有且僅有四種，即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識形態成本。確立上述四種成本相對獨立的地位是重要的，由此前進，我們將會看到完整甚至是構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統。

三、機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成本化解循環鏈和組織生態競爭

完整甚至是構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統，由成本化解循環鏈和組織生態及其競爭所構成。在漢語中，“組織”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統建立起來的集體”，其中的“集體”，可以指人的集體也可以指物的集體(例如機體中的器官)。從這個意義上說，個人也可視為一種組織，機器也可視為一種組織，因為他(它)們都是以物為元素組成的集體。這樣，上面所說的“組織生態”中的“組織”，就有兩類三種：以人為元素的集體，我們稱之為狹義的組織(下稱“人類組織”)；加上以物為元素的集體即人和機器，我們稱之為廣義的組織。

(一)機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

要說清成本化解循環鏈和組織生態及其競爭，必須先討論機器及其在成本化解中的作用。機器是人類勞動的物化，它可替代人類體力和腦力勞動，這已經是人們的常識，用不著多說。本文要增加的新內容是：機器不僅可物化人類勞動，而且還可物化人類組織(物化企業，物化市場，甚至物化分工協作的整個社會)；機器物化人類組織，對成本化解具有特殊的即其他組織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機器可物化人類組織，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為說明勞動分工可提高效率，曾經列舉了許多分工協作組織，例如，制針業的分工協作組織、打制釘子的分工協作組織。但是，后來這些分工協作組織都被一臺相應的機器(制針機和制釘機)所取代。馬克思在《資本論》第416－417頁也曾談到“一臺信封制造機”取代“信封手工工場”的情況。顯然，如果沒有制針業分工協作組織和打制釘子的分工協作組織，就沒有后來的相應機器；如果沒有“信封手工工場”，就沒有后來的“信封制造機”。這就是說，后來的制針機、制釘機是對前在的制針和制釘分工協作組織的物化；后來的“信封制造機”是對前在的“信封手工工場”的物化。歷史走到今天，機器不僅可物化簡單的分工協作組織，甚至可以物化復雜的局部市場(如電子商務)，物化龐大復雜的分工協作的世界社會(互聯網)。可見，機器可以物化人類組織，這是一個日益明顯和正在快速推進的事實。

機器物化人類組織，在成本化解問題上會帶來什么結果?回答：機器物化組織，保存著組織分工協作對生產成本的節約，但并不繼承分工協作所引起的交易成本(例如制針機各部件的配合協作并不需要交易成本)。也就是說，機器保存著人類分工協作的成果(分工協作產生的效率)，而消解分工協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誠然，制造機器也需要成本，但那已經是地地道道的生產成本——于是，成本化解的單一過程有了終端。由此，我們將看到成本從有到無這樣一個奇妙的成本化解過程。

(二)成本化解循環鏈

奇妙的成本化解過程，就是成本化解循環鏈。

首先，從靜態看，成本化解過程是一條鏈：生產成本一(分工協作化解部分生產成本但生成)交易成本一(交易組織化解部分交易成本但生成)管理成本一(意識形態化解部分管理成本但生成)意識形態成本_÷(機器化解上游過程中所有成本但生成)新的生產成本。誠然，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其“化解”的成本量與“生成”的成本量相比，邏輯上有三種可能，即有：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然而，這畢竟顯示了成本完全消解的可能性。

其次，從動態看，成本化解鏈是無限循環的。很容易看出，上述從靜態角度所給出的成本化解鏈，其始點和終點都是生產成本。這就表明其動態過程是這條成本化解鏈的循環周轉。在前面，我們已論證過，機器取代人類組織可保存人類分工協作的成果，消解分工協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盡管生產機器仍需成本，但那已經是新的生產成本了——于是，回到了鏈條的始點，開始了新的循環。這樣，每一次循環的結果將生成新的一代機器；繼而人們又將在新一代機器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分工協作，因而將生成新的交易組織，生成新的管理模式，以至生成新的意識形態——這一切馬克思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已作了深刻的描述。于是，一條無限循環的成本化解鏈就展現在我們眼前，這條鏈每循環一次都將一勞永逸地化解一部分成本，這條鏈無窮次循環周轉就將化解無窮大的成本!

篇2

第一是社會發展的方向問題

社會發展是否具有合理性，首先涉及到人們對社會運動規律的認識，對社會運動方向的不同把握，是人們形成社會發展共識的基礎。在歷史上，人們對社會發展方向的認識，有三種不同的理論。

一是歷史循環論。這種觀點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是按照一定規律而表現為循環往復的過程。在中國古代，主要以五德終始說為代表。它是戰國末期陰陽家鄒衍創立的關于社會歷史變化的學說，他認為天地剖判以來，人類社會表現為五德轉移的過程，也即是土、木、金、火、水五種物質德性相克的循環變化，決定著歷史上王朝的興替和制度的改變。如夏、商、周三個朝代的遞嬗，就是火（周）克金（商）、金克木（夏）的結果。秦始皇以及西漢的統治者都用此說為自己的統治尋找合理性的根據。

二是社會發展的退化論。這在中國以道家的歷史觀為代表。在原始道家老子那里，他將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描述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第三十八章）在道、德、仁、義、禮這五者之間，社會表現為一種人類文明遞相墮落的過程。他肯定道治、德治歷史階段，而對以仁、義、禮為標志的社會形態則持一種否定的態度，他認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第十八章）認為正是人類社會純樸敦厚狀態的失落，才出現了智巧狡詐、六親不和、國家昏亂等文明社會中的一切病態。這種退化論，在人們的日常觀念中，則表現為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嘆中。這種退化的歷史觀不僅在中國的道家思想史占據主導地位，在古希臘和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盧梭那里，也同樣得到了描繪。盧梭把自然狀態理想化為人類的黃金時代，而把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歷史，說成是“人類的疾病史”，人類發展的過程正是人性墮落的過程。并對這種墮落的方式作了多方面的描繪，他認為，安樂和萎靡的生活方式，消磨著人們的力量和勇氣；社會文明狀態使人變成奴隸，成為虛偽、膽小、卑躬屈膝的小人；而財富則使人類變得貪婪，并陷入無休無盡的爭斗之中；他甚至認為，第一個為自己縫制衣服或建筑房屋的人，實際上不過是給自己創造了一些不必要的東西，并給自己增加了累贅。正是人類文明成果導致了自然狀態的解體和人的墮落。人類所有的進步，不斷地使人類和它的原始狀態背道而馳，進步的同時，就是退步。總之，人越是社會化就離開自己的本性越遠。這也是退化史觀所包涵的基本內容。

三是堅信社會發展具有某種目的的進步史觀。從啟蒙運動以來，相信人類發展是一個漸趨完善的進步史觀便深入人心。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與自然規律相一致的過程，歷史具有自身的目的。康德就把有機生物發展的目的論概念引入了對社會歷史的研究，認為社會發展的歷史就是人類朝完全實現自己的稟賦的目標前進。在個別活動和事件表面的雜亂和無目的性中，會呈現出整個過程的共同目標，似乎有一個理性目標引導著所有的活動。共同的目的使不同的個人活動呈現出共同性，從而表現出整個歷史過程的合乎法則性。合乎法則性即是合乎自然的發展規律及其目的。康德認為：“人們可以將人類的歷史大致看成是自然的一種隱秘詭計的實施，這種計劃的實施為的是產生出一種內在的——而且，為此目的，也是外表的——完善的、獨一無二的社會狀況。在這種狀況下，人的所有稟賦得以充分地發揮。”①

可見，在康德的觀念中，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歸屬于自然的規律，人類無論怎樣表現自己的意志，也跳不出自然的手掌。自然一開始就追求著某種人所不知的意圖或計劃，并通過人類的活動來實現自己的目的。與此相似的觀念，有維科的“天意”和后來黑格爾的“理性的狡計”的觀念。如果說，黑格爾把絕對理念視作支配人類歷史的“看不見的手”叫做理性的狡計，那么，康德的觀念則可稱為“自然的狡計”，在他們的觀念里，都承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具有自身的規律性和目的。這種進化史觀，在中國思想史中，亦有表現，如康有為以進化論為武器對公羊三世說的改造，就是一例。

以上三種歷史發展的方向感，決定了不同的人們對社會發展合理性的基調。持循環論的人以為太陽底下無新鮮事，一切不過是過去的重復，按照這種循環的軌道發展的歷史，具有合理性，否則則無合理性。而退化論的史觀，則以為一切發展是多余的，有時甚至是得不償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羅馬俱樂部的一份報告就指現代社會的發展是以高熱量的消耗為前提的，人類在獲取一千卡熱量的過程中，所浪費的熱量是所得的幾十倍，因而，在他們的眼中，現代社會發展的合理性是大可懷疑的。

第二是社會發展的總體藍圖問題

社會發展合理性，要涉及到的第二問題是社會發展的總體面貌或藍圖。我們講社會發展的合理性，表明我們對歷史方向感的把握是以進步史觀為依托的，沒有進步信念也就無所謂人類社會發展的問題。在指稱一個社會發展的時候，“發展”本身就是一個帶有進步性的概念，因而“發展”是由一種狀態向另一種狀態的演進，是由不完善狀況，向完善狀態的演進，落實在社會有機體上來，“社會發展”是指社會有機體結構功能的改進或完善。那么，當我們講“社會發展”時，就有三層意蘊，一是按某種標準對過去社會整體狀況的評估，二是對當下社會的評判，三是對未來社會的構想。這樣，社會發展的總體面貌或藍圖能否成為認識主體的共識，也成了社會發展合理性的重要維度。在走向現代社會的進程中，現代化的面貌或藍圖也是多樣的，既有歐美內發原生型的現代化樣板，也有東亞后發次生型的現代化模式，還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所以，社會發展合理性問題始終與我們對社會發展的愿望相關。

轉貼于 第三是社會發展的評估問題

人們通常講經濟學是講價值創造的學問，政治學是講價值分配的學問，而哲學則是講價值評估的學問。同樣，合理性問題，成為了一個哲學問題始終是一種價值評估的問題。對社會發展合理性的評估，要涉及到的兩個問題有，第一個是一個社會發展的主觀共識與客觀效果的關系問題；第二個則是對社會發展實踐本身的道德評價與歷史評價問題。

社會發展的主觀共識是通過一個政黨、一個民族或一個政權以及個別歷史人物的主觀動機在特定階段對社會的特定規劃和要求所表現出來的，這種主觀共識的客觀效果，則表現為社會發展所呈現的面貌。這種主觀共識與客觀效果之間的關系，往往是評判社會發展的客觀標準。如果社會發展的主觀共識與客觀效果相一致，那么人的行動和愿望無疑表現了社會發展的合理性。但是，主觀共識與客觀效果不一致時，我們就只有求助于長時段的歷史了。對于這種不一致性，就是前面的提到的黑格爾的理性狡計，或康德的自然狡計的表現。中國思想家王夫之也敏銳地意識到歷史人物活動的主觀動機與其客觀效果往往是不一致的。主觀上的自私的欲望或個人的私欲可能會造成一種好的結果，即是惡的動機，往往成就了善的目的，這主要取決于歷史人物的活動是否在客觀上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例如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廢封建、立郡縣，主觀上是為了實現他的家天下、私天下的目的，客觀上，則減少了封建制的諸多弊端。所以王夫之感慨：“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②同樣，善的共識或動機，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我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在黃河上游建造的三門峽水庫，其負面作用，還有人們對三峽大壩的非議，等表現了一種發展的共識與其客觀的差異。這樣，秦始皇當年廢封建的不合理性，在歷史上則表現為合理性，而三門峽水庫的合理性與不合理性的轉換同樣表現客觀效果的執拗，客觀效果是不以人們的主觀共識為轉移的。

對社會發展實踐本身的道德評價與歷史評價，是存在著善與惡的二律背反的，這突出地表現在歷史上的進步往往以犧牲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社會發展固然可以說是廣義的善，但以犧牲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則又是一種惡。歷史科學的眼光著眼于社會發展實踐合乎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性；而道德評價，則著眼于社會實踐行為本身的善惡，我們對社會發展合理性的判定只能依據歷史的眼光。比如工業化過程 對田園牧歌的消解，現時的國退民進的國企改革對成千上萬工人生存狀況的危害，都不足以否證當代社會發展的合理性。

注釋：

篇3

 

因此，研究經濟社會發展與綜合交通運輸變動之間的規律，則應成為業界和學界需要關注的課題。通過關聯系分析和對變動規律的認識，應在深化對商流與物流關系的認識、基于歷史視野的區域交通認識、遵循先極化后涓滴的適度趕超，以及整體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節奏等方面進行交通運輸系統的完善和優化。

 

在經濟轉型期如何提升我國物流系統的承載能力和服務質量，已成為業界和學界廣泛關注的問題。在全社會范圍內在考察資本循環可知，基于G-W-G`的邏輯結構下，提升綜合交通運輸能力將有助于縮減G-W和W-G`的流通時間，特別在當前以外包形式為特征的生產中也能壓縮生產環節W的時間。不難知曉，這樣一來極大的增大了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

 

然而在考察各地在建構綜合交通運輸平臺時發現，許多地方在不顧自身需求和資源承載能力一味的追求大而全的交通系統，這樣不僅嚴重侵蝕了地方財政寶貴的資金資源，也形成了使用后的浪費現象。因此，研究經濟社會發展與綜合交通運輸變動之間的規律，則應成為業界和學界需要關注的課題。也正因如此，本文將在這一范疇下進行一定程度的探索。

 

基于以上所述，筆者將就文章主題展開討論。

 

1 經濟社會發展與交通運輸的內在關聯分析

 

在研究商流與物流的關系時都知道，物流為商流服務，而商流成為了物流發展的路徑指向。把這一關系具體到本文中，那么商流就可以代表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容，而物流則構成交通運輸的內容。為此，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分析二者之間的內在關系。

 

1.1 交通運輸體系支撐經濟社會的發展

 

斯密在論及分工時有一個核心思想，即分工造就了市場的形成，而市場的不斷擴大又促進了分工的延伸。馬克思在考察了英國自由競爭時代的商業經濟環節后指出，資本的逐利性釋然將推動商品流通打破區域界線。這些經典理論告訴我們，在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制下經濟社會若要發展，便需要時刻與區域外的經濟體系進行能量交換，這里的交換不僅體現為商品交換，也包含著勞務輸出在內的交換活動。為此，交通運輸體系便支撐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那么商流與物流到底誰決定誰呢。從歷史唯物主義觀出發可知，應是商流決定物流。從而，交通運輸體系應能動的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

 

1.2 經濟社會發展為運輸發展提供導向

 

正是因為商流決定物流，而物流需要能動的適應商流的變化，就概括出了“經濟社會發展為運輸發展提供導向”的命題。就我國交通基礎建設的承擔主體而言，其更多的體現為政府部門。因此，區域經濟發展的現實狀況和現實困境應構成了政府有關部門的問題導向，在此基礎上不斷完善綜合交通系統的建設和優化。這里也包含著一個潛臺詞，若一味的追求政績和區域GDP的增速，那么很可能在造成資源浪費的同時，嚴重影響到當地的生態環境。

 

2 分析基礎上對運輸變動規律認識

 

在空間范圍內在認識運輸變動規律，則需要選擇代表性區域來作為載體。筆者結合當前國民經濟“西進”的態勢，就西部地區的運輸變動規律展開認識。

 

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進行：

 

2.1 極化效應下的運輸變動規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一直延續著非均衡發展模式，這在小平同志的“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講話中就已呈現。因此，把優質資源先集中投放到相對優越的地區，也構成了西部大開發中的經濟發展路徑。在學界把這種經濟能量向一個地區集中流動的現象稱作：極化效應。西部首位城市中的成都、重慶(主城區)，就明顯存在著這種效應。為此，在物流為商流服務的原則下，極化效應下的運輸體系表現為以中心城市為極點，通過繞城環路的修建而逐漸擴張開來。同時，在支持首位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上，建立起了以公路、鐵路為主導的交通運輸平臺。

 

2.2 涓滴效應下的運輸變動規律

 

正如法國經濟學家“佩魯”指出，極化效應將可能導致大城市病，從而在成本壓力和環境壓力的促使下，慢慢使得中心城市(區域)的經濟能量向四周輻射，進而客觀上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從目前的現狀來看，成都、重慶、西安等中心城市已出現大城市病的特征，因此發展經濟區范圍內的中小城市便成為當前的主要任務。這就意味著，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路徑的調整，綜合運輸也應進行適應性變動。主要指向，鏈接中小城市與中心城市的物流交通平臺的建立，如遂寧——重慶、遂寧——成都高速公路的修建，以及以公路為主導的綜合物流系統的初步搭建。

 

2.3 網絡效應下的運輸變動規律

 

依托成都機場作為國際航空港的區位和職能優勢，此時也在網絡效應下推動著區域運輸變動的展開。這里主要體現在，支撐商流的聯式運輸系統的建立。即，將航空運輸、鐵路運輸為代表的干線運輸系統，與以公路運輸為代表的支線運輸系統相聯系，從而推動西部經濟社會與域外經濟社會的交往。當然，此時仍處于不斷完善和發展之中。

 

3 認識引導的區域交通運輸系統優化模式構建

 

根據上文所述并在認識引導下，關于區域交通運輸系統優化模式的構建可從以下四個方面來展開。

 

3.1 深化對商流與物流關系的認識

 

從政府部門職能來看，主導交通系統搭建的部門為交通部門，而該部門并不直接考察區域商流的發展現狀，而是以本地區交通建設的5年規劃為藍本進行平臺構建。這樣一來，就可能背離經濟發展的規律，而出現上文所指出的資源浪費現象。因此，區域政府黨委應組織各部門聯合對商流與物流之間的關系進行認識，并明確商流決定物流和物流服務于商流的價值判斷。相對于物流來說，區域商流環境更顯得混沌，因此需要組織專家進行研判從而為交通設施的建設提供前瞻性指向。

 

3.2 基于歷史視野的區域交通認識

 

這里十分強調發展觀和歷史觀的融合，首先來說發展觀，科學發展觀一定是遵循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思想，其應成為交通平臺搭建的原則導向。對于歷史觀來說，需要知曉區域所在范疇下的交通系統的形成具有歷史積淀性和慣性，并在商流與物流的辯證關系下逐漸形成了區域范圍內的商業文化和經濟社會發展自覺，因此在完善和優化區域交通系統的建設上應重視歷史傳承的力量。十三中全會后，對于城鎮化建設已經明確要求突出“鄉愁”。這就意味著，交通系統和走向的變更并能隨意破壞當地人文生態環境。

 

3.3 遵循先極化后涓滴的適度趕超

 

遵循非均衡發展模式，必然需要遵循先極化后涓滴的路徑。但與此同時，還應在交通系統的建設上進行適度趕超。究其原因可歸因于，相對于交通平臺的搭建時間而言，是遠遠滿足不了資本流通所要求的及時和靈活性要求的。因此，目前沿海、沿江城市已逐步減少了進關手續，從而在制度上助力資本的流動。而在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上則需要實施趕超戰略，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物流不適應商流的問題。關于這一點，四川省做的就比較出色，作為西部省份其高速公路里程數已處于全國前列。

 

3.4 整體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節奏

 

網絡化效應下的交通變動要求，最終還應建立起聯系全國乃至全球的交通系統來。因此，針對經濟轉型期的國民經濟發展需要，以及解決社會民生問題的需要，交通大部委還應從整體上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節奏。隨著旅游經濟的興盛、電子商務經濟的蓬勃發展，未來還需要從客運和貨運的運輸質量上下工夫，并強化互聯網信息平臺與交通平臺的嵌入程度。

 

綜上所述，以上便構成筆者對文章主題的討論。誠然，對于本文主題的討論還可以從時間維度上進行探討，但基于空間維度的規律研究更適用于我國當下的需要。

 

4 問題的拓展

 

以下再從微觀層面對本文主題的進行問題拓展，從而幫助我們全方位的審視交通變動的應對措施。

 

4.1 建立精細化管理的激勵機制

 

在固定資產投資過程中，不但將產生會計成本;還將產生較大的沉淀成本。這樣一來，就弱化了各企業在提升產業結構的意愿。為此，各級政府部門應通過建立激勵機制，來鼓勵企業開展上述工作。同時，針對沉淀成本來說，各級政府應鼓勵有實力的企業或組織，開展生產設施設備的租賃業務。通過該業務的開展，將有效降低產業結構升級的沉淀成本。

 

4.2 削弱行政區壁壘對產業運營的影響

 

受到交通運輸業運營特征的影響，在業務開展中一定的經濟交通距離，是企業獲得利潤的先決條件。因此，各級政府之間應建立協商機制;并在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共同愿景下，給予對方交通運輸企業，在路政收費以及暢通度上必要的支持。惟有這樣，通過交通運輸業的物流體系，才能支撐起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所內在的商流體系。

 

4.3 有效降低交通運輸業的燃料消耗成本

 

國內交通運輸業主管部門應聯動能源生產部門，采取燃料差異化定價的措施。從而，在一定時期穩定交通運輸業所需燃料的價格。并且，通過優化供應鏈系統、大力開展共同配送等工作，也將從技術層面，降低國際石油價格波動對國內油價，以及交通運輸業的影響。

 

5 結論

 

本文認為，研究經濟社會發展與綜合交通運輸變動之間的規律，則應成為業界和學界需要關注的課題。通過關聯系分析和對變動規律的認識，應在深化對商流與物流關系的認識、基于歷史視野的區域交通認識、遵循先極化后涓滴的適度趕超，以及整體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節奏等方面進行交通運輸系統的完善和優化。

 

具體而言，區域政府黨委應組織各部門聯合對商流與物流之間的關系進行認識，并明確商流決定物流和物流服務于商流的價值判斷;交通系統和走向的變更并能隨意破壞當地人文生態環境;在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上則需要實施趕超戰略，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物流不適應商流的問題;交通大部委還應從整體上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節奏。

篇4

一、城市化率不是越高越好，要力避片面和過分追求城市化率

城市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人類普遍追求的一個過程，也是一定階段的目標。一般地說，表明城市化推進一定過程和目標的城市化率的高低是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高低的重要體現。但是，由于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城市化模式不同，所選擇的城市化道路又各異，我們就不能把城市化率與經濟社會發展簡單地劃等號。如果從城市化是農業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過程的概念出發，顯然，城市化率就是城市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標，但仍不能認為是唯一指標。也就是說，城市化率不能與城市化劃等號。更確切的說，城市化率是人口城市化的具體體現，是城市化推進的外延顯示，這是由城市化的內涵注定的。有的學者對城市化的概念表述為：“城市化過程是社會生產力變革所引起的生產方式，生產力布局，人口分布及生活居住方式客觀演變的過程。”(鄒彥林.1999)“城市化過程，就是一個經濟發展，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演變的過程，又是一個社會進步，社會制度變遷以及觀念形態變革的持續發展過程。”(候蕊玲.1999)是不無道理的。筆者認為，城市化推進不僅是城市化率提高的過程，更主要是由城鄉分離到城鄉融合的過程，是城市更新和農村變革基礎上進行的，處理城市間關系及不斷向農村滲透的過程；是經濟社會發展格局在空間上不斷更新形態的過程，資源重新配置，城鄉空間形象不斷優化的過程；也是城鄉生態系統不斷完善和逐步高級化的過程。

城市化率是有一定的定數，也就是說是有限的，達到100％，也就不可能再提高了。現在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城市化率達到100％。其中有個現實問題，按照城市是聚集，農村是分散的概念，即使經濟社會高度發達，農業的存在應該是永恒的，從事農業的農民的存在也是永遠的。也就是說，城市聚集和農村分散將無限期的并存。即使城鄉融合一體了，也只是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融合一體，而決非空間形態的連成一片。就是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將會越來越少、越來越精、越來越專，農業分工將會越來越細，但決非100％人口都在城市從事二、三產業。如果上述觀點能取得共識的話，就應該得出這樣的看法：我們在理論探討和實際運作城市化推進中，既要重視城市化率提高的外在表現，更要重視城市運行方式、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環境的內涵實質需要。既要避免發達國家曾經嚴重的“城市病”在我國蔓延；也要防止發展中國家超前城市化帶來的“繁榮城市與破產農業并存”在我國出現。按照科學發展觀和五個統籌要求，應力避片面和過分追求城市化率提高的作為，真正把城市化推進的重點放在弱化和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放在切實解決區域“三農”問題上。只有這樣。才是我國區域城市化推進的最佳選擇，也是遵循國家所指引的有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的真正體現。

二、推進城市化是無止境的，要不斷提高城市化質量

城市化率提高是有限的，而城市化推進則是無限的。世界上不論哪個國家和區域，即使是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都同樣面臨提高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化質量的重大課題，更何況像我國這樣一個區域發展水平差異大的發展中的大國。因此，就城市化推進而言，真真切切是任重而道遠。

經濟社會發展是人類永恒的主題，也是有階段性的永恒過程，城市化作為人類生產方式轉變、生活方式優化、生活質量提高的客觀折射，必須以社會文明和財富增長為基礎，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最終體現。經濟社會發展是無止境的，人類對生活享受和自身發展的追求也是無窮無盡的。顯然，城市化推進也就必然是人類追求的永恒過程，也是有階段性的永遠無窮的過程。它不能一步登天，只能通過經濟社會發展的腳踏實地、科學苦干、循序漸進和持之以恒來實現，我們應該按照可持續發展觀的精髓，在切實做好當代人公平、公正的基礎上，更多的切實做好為后代謀享受的實事。

我國任何區域和城市在任何時候都面臨著城市化推進這個重大任務，尤其是城市化率高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任務更為緊迫和嚴峻。因為這類城市不僅有走向世界，不斷提高自身城市化質量的任務；作為區域中心，更有統籌城鄉，推進區域城市化的緊迫課題。必須徹底摒棄和消除坐井觀天和沾沾自喜的心態和作為。既要將自身融入全國和全球城市化推進熱潮中，并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又要充分挖掘、發揮城市功能與中心帶頭作用，以城支農、以工哺農，在統籌城鄉關系，共謀城鄉雙贏中，有更為突出的作為和貢獻。

城市城市化推進的提法似乎拗口和別扭，但卻客觀存在。它不僅是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繁華商場、燈光美景、文化底蘊和娛樂休閑；更主要的是功能突出、運行高效、結構優化、城郊一體、政府清廉、服務到位、充分就業、消除貧困、社會安定、和諧推進。對每個城市來說，這都是十分復雜而艱巨的任務。

區域城市化推進任務則更為繁雜，它不僅包括處于區域中心地位的各級城市的城市化推進，還包括區域內的廣大農村城市化推進。如果從真正理解科學發展觀和五個統籌及區城市(鎮)體系綜合內涵出發，應該對農村城市化推進不會有異議。從我國國情出發，從城市體系建設和完善思考，在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和“三農”問題逐步解決的前提下，農民轉移到大中城市是必然趨勢，但這決非農民轉移的唯一之路。就地轉移，即向小城市和小城鎮更是必然選擇，這也是從城鄉統籌到城鄉一體的必由之路。農村城市化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我們不能以農村城市化存在的問題，去否定它的客觀性、重要性和必要性。問題的存在需要去面對、去正視、去剖析，更需要迎難而上，并切實解決，因為它直接關系到城市化推進的速度、質量和效益。可以說，農村城市化問題解決得好，我國區域城市化推進才能快速、穩步、健康發展；反之，城市化推進必然受阻。值得提醒的是，在我國現行的以市帶縣的行政區劃體制下，尤其是東部沿海大都市圈發展正興的現實下，我們不能機械地把城市和區域城市化推進絕然分開對待，十分重視城市(鎮)體系建設和完善更為重要。

正因為完善的城市(鎮)體系本身就是高水平、高質量城市化的內在要求，也是各類城市功能互補，合理布局，統籌協

調發展的體現。因此，推進區域城市化，要遵循城市發展規律(至少應包括：聚集與擴散互動互補規律、產業升級與空間優化協調規律、經濟發展與城市建設互補循環規律、城市價值與階段提升規律、經濟運行耦合規律)和城市化推進規律(至少應包括城市化推進可持續規律、城市化與城鄉經濟分工互動規律、城市化與小城鎮發展相互適應規律、城市化與區域生態系統協調規律)。還要把城市城市化和農村城市化有機結合、統籌互動，把城市現代化、國際化和城市化作為有機整體統籌對接起來，并在城市規劃、城市土地利用規劃、城市房地產開發建設規劃的統一協調中得到充分體現。

三、推進城市化的關鍵是謀求綜合效益

城市化推進要講速度，要講城市化率提高，更要講質量，講效益。這里所講的效益，是指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的統一和共同提高。還有時間效益和空間效益的融會，正如經濟發展要講求綜合效益一樣。這是因為城市化推進不僅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體現，而且城市化推進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有互動、協調、統籌共進關系。城市化推進以經濟社會發展為基礎，城市化推進質量直接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和平穩，城市化推進以城鄉統籌為基本前提，在城鄉二元結構呈剛性的經濟社會發展態勢下，加快城市化推進，提高城市化推進質量只可能是一句空話，城鄉建設和發展也無從綜合效益可談。

篇5

關鍵詞:教育資源;優化方案;高校轉型;時代意義

當前，高校轉型正面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與產業結構升級，高等教育由數量擴充向質量提升的戰略轉型發展的局面［1］。在帶來機遇的同時，面臨片面教育觀念引發的社會選擇、優質課程資源共享機制缺乏引發的結構性短缺、配套支持政策缺乏引發的政策性短板等挑戰［2］。高校應積極進行教育資源的整合，結合學校自身的實際情況和特點，出臺具有可操作性的教育資源優化方案，并進行積極推廣，形成高校轉型過程中具有普遍意義的時代樣本。

一、高校轉型背景下教育資源優化是提升高等教育質量的必由之路

1．整合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形成優勢學科的師資力量集聚從教育資源的視角來看，推動高校的教育資源優化方案落地，有利于優化高等教育結構，推動現代教育體系建設［3］，只有進行高校內教育資源的優化重組，才能形成教育方向的聚焦，進而形成主導教育發展方向的社會力量整合。加速整合優化校內的教育資源配置，富集教育資源，能夠形成優勢學科下優質師資力量的集聚。從發展目標上，高校實現從追求大而全的大學模式向具有獨特優勢的特色大學轉型。在這一實踐過程中，高校從大量非優勢學科中退出，實現優質科研人員和教學人才的解綁，為師資力量的集中創造先決條件。師資力量的充足為一線教師輪崗及專職業務培訓提供可能:一是廣大教師能夠從日常教學活動中解放出來，加入到業務素質提高培訓的實踐中，為自身學業提升創造機會，在客觀上提升教師隊伍的素質;二是師資力量和科研人員的轉崗增強優勢學科和科研項目的實力，為項目推進和技術攻關提供大量優秀人才。人才的聚集形成的學科優勢，為特色專業教育質量的提升夯實人才基礎。2．教育資源優化方案安排，可主導教育方向與現實需求協調一致教育發展方向與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具有內在的互動性。只有根據教育發展的自身規律和教育現代化的基本要求，構建以學校、社會、市場為核心的新型關系［4］，才能實現教育方向與現實需求的協調一致。各大高校要積極出臺教育資源優化方案，根據學校自身狀況與區域社會經濟的現實條件，積極整合學校資源，促進主導教育方向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要求協調一致。促進教育發展方向能夠契合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要形成教育資源優化方案與教育發展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的優化方案原則:一是要積極促進教育資源優化方案的前瞻性視野，準確預判社會發展方向和技術動態，將教育資源重點向代表行業發展趨勢的專業傾斜，形成高校教育引領社會技術發展的現代教育格局;二是強化教育資源優化方案的可執行性，學校及教育主管部門加強學校機構的整合管理，以強有力的落地執行來保障教育資源優化方案的執行;三是要確立教育資源整合方案服務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優化方案目標，明確教育為社會發展服務。3．促進教育資源優化發展，促使高校發展目標契合時展要求推進高校資源整合助力高等教育發展，要積極促進高校發展目標能夠契合時展要求，在時代的宏觀環境中，實現自身的突破轉型與發展升級。高校自身目標制定應與時展相適宜，通過教育資源優化方案的制訂、落實，積極促進自身發展凸顯時代主題，將高校發展目標融入社會發展中。制定高校自身的發展目標，要明確高校自身在時代走向中的定位，高校與時展進步密切相關，時代的發展促進高校自身的發展，而高校的變革形成的人才輸送和技術攻關，又成為時代進步的動力源泉。定位中應將高校作為時代人才的孵化器和技術創新的試驗場。發展高水平大學，促進自身的提升就是要進行人才培養輸送和技術創新，作為大學創新的發力點。通過教育資源的優化，不斷強化專業改革力度，努力在教育制度、教育體制上創新，加強與國外高水平大學的學術交流，將高校自身建設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一流大學。以教育水平的提升，來提升整個教育體系的綜合競爭力，增強各大學的競爭力。

二、教育資源優化方案凸顯高等教育時代教育價值觀念的優化升級

1．實施教育資源優化方案，是高等教育追求專業主義精神的回歸高校轉型發展的路徑表現為功能性鎖定和認知性鎖定等多重現實困境［5］，因而只有積極實施教育資源優化方案，將專業主義精神引入高校價值體系中，才能凸顯高校在時代進程中的宏觀價值觀念和現代教育理念。基于高校時代教育價值觀的教育資源優化方案，核心就是追求高等教育專業主義精神的回歸，教育模式中專業性、學術性是教育目的的最高追求。高校教育資源分配是圍繞加強學生的專業研究能力、提升學生的專業素養的議題來進行。高校在進行教育經費安排、人員配備以及高校管理的實踐時，都是服務于提升專業水平的主題來進行。確保優質資源、專業師資力量和科技人才進行專業課程和特色優勢學科的優先供應，通過合理規劃和安排，給予專業型人才培養模式創造最優質的實施環境。要在教育資源優化的制定及落實過程中，建構起專業主義精神的回歸，重申強化專業主義的基本原則，讓教育資源能夠切實服務于提升高等教育質量、提高人才專業素養。2．推進教育資源優化方案，凸顯高等教育對教育規律認知的加深推進教育資源優化方案與高校改革實踐相結合，凸顯當代教育家和教育主管者認知教育規律尤其是高等教育規律程度的加深。從教育改革的宏觀視野來看，我國教育目前正經歷由“大而全”的綜合型大學向具有辦學特色和學科優勢的適用型大學轉變。隨著時代的發展，大學之間的比較已經從綜合實力的較量轉向優勢學科的質量競爭。高校正轉向追求教學質量、人才培養質量的發展模式。高校推進教育資源優化方案，正是時代宏觀視野下高等教育認知規律的探索和遵循。教育資源優化方案實際上是綜合開發利用校內教育資源，注重的是學校資源利用的效率提升和資源適配。通過綜合安排學科、專業資源，并根據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及技術前沿的動態，積極調控學校的學科發展方向、專業動態的資源配額及師資配比，實現學校教育方向和發展目標的管控，形成教育資源優化方案，達到提升高校教育水平、明確教育發展方向的目的。3．加速推進教育資源優化，促進人本主義核心特色教育觀念形成宏觀制度性根源是現實高校教育管理體制存在的弊端，造成的教育困境不利于高校自身的優化發展［6］。破解當前教育發展的瓶頸，促進高校教育發展的水平提高，應在教育理念上調整。只有明確發展以人本主義為核心的現代高校教育觀念，通過加速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才能實現現代化背景下的高校轉型升級。從人才培養的功能性角度來看，推進教育資源優化，不斷調整學科門類和課程，既是提升人才素質的必由之路，也是人本主義教育的回歸。資源優化方案實現了教育資源向人才培養，在資源分配上明確了以人為本的教育追求。面對勞動力市場與產業結構的轉型、國家治理現代化等在高等教育結構重組中提出新的要求與挑戰［7］，需要配置高校教育資源重點到人才培養的實踐中。一是學校通過基礎設施建設網絡平臺和學習場地圖書館等設施，為人才的成長打造良好的外在環境;二是學校在進行充分調查的基礎上廣泛開設特色課程，為學生的充分發展和自由發展提供多層次的選擇。高校實施教育資源的優化安排方案，促進人本主義的教育價值觀念的形成壯大，與時代進步發展的要求相一致。

三、社會轉型宏觀視域下高校教育資源優化方案的制訂與實施策略

1．把握時代脈搏、社會主題，促進教育資源優化方案與社會發展協調《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實施以來，探索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完善高校內部治理結構，為大眾化高等教育時代的高校獨立辦學、自主發展奠定基礎已經成為高校發展的共識［8］。因而在社會轉型經濟步入新常態的發展格局中，只有將教育資源優化方案落實到高校教育改革實踐中，才能實現高校的升級發展。推動高校教育資源優化方案的落地實施，一是要積極將高校轉型與時展的主題緊密結合。教育體系特別是高等教育，與社會發展和時代進步具有緊密的互動關系。只有高校教育發展方向契合時展需要，符合社會進步要求，才能獲得較大的成長空間，進而促進自身發展。二是要促進教育資源優化方案與社會發展的協調一致，教育優化方案涉及資源整合和多方關系處理，只有教育資源優化方案與社會發展相協調，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資源聚合功能，不斷促進社會發展。2．立足教育與社會發展需求，保障教育資源配置滿足社會發展需求高校教育資源優化方案的制訂出臺及實施，應立足教育與社會發展的實際，在促進教育資源合理優化調配的實踐中，保障教育資源在高校的配置能夠促使教育發展滿足社會發展需求。因而應大力推進教育資源配置的合理安排，不斷完善教育資源內部結構，根據社會當前需求與發展趨勢，建構起滿足社會發展需要的教育資源優化方案。在促進高校教育優化方案的實踐過程中，必須綜合考慮社會發展對教育自身的要求。只有通過教育資源優化方案的出臺，構建起一套全新的、適應高等教育時代的高校質量保障體系，并且進一步深化大眾高等教育時代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辦學體制、投資體制改革，才能實現教育發展與當前社會發展需求之間的平衡。只有這樣，才能形成教育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和諧統一。3．保障資源優化方案科學性，引入專業資源管理方式進行制度設計教育資源優化方案涉及高校整體教育資源的統籌、規劃和開發利用，是一項具有全局性影響的系統工作，教育資源優化方案在高校深化改革中具有全局性的影響。只有教育資源優化方案具備科學性，符合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才能真正發揮資源優化綜合影響教育結構、教育方向的作用。確保教育資源優化方案的科學性，需要積極將專業的資源管理方式和現代管理理念引入教育資源優化方案的實踐中。一是在高校資源優化方案制訂過程中，積極組建具有專業資源管理知識的管理團隊，以專家治校的理念統籌教育資源優化方案的制訂;二是形成組織嚴密管理科學的高校教育資源優化方案編制的流程體系，以科學的調研數據為支撐，引導教育資源的系統開發。促進高校教育資源配置的優化，是促進高等教育質量觀念和質量思維亟須扭轉的重要手段和途徑，而促進高等教育資源優化的主要任務是構建一套全新的、適應大眾高等教育時代的高校資源優化方案。將教育資源的優化整合作為促進高等教育改革的推手，各大高校通過制訂契合自身實際的教育資源優化方案，抓住歷史機遇，積極完成時代背景下的高校轉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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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從的辯證法出發，正確認識和把握城市建設協調發展

唯物辯證法認為，一切事物都是運動的，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發展是事物的一種運動狀態，但又不是事物一般的運動狀態，而是特指事物向前、向上的，由低級向高級進步的，不斷推陳出新的運動狀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運動過程。事物發展如此，城市建設發展也是如此。辯證的發展就是經濟社會對立統一的發展，矛盾則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發展就是事物內部矛盾不斷產生、發展和解決的過程，辯證的發展就是經濟社會對立統一的發展過程。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城市的地位日益重要，城市的發展決定著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進程，直接關系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運用唯物辯證法統籌城市建設發展，就一定要認識到社會是在經濟、政治、文化的矛盾運動中，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在各類社會矛盾的運動中發展的。發展是城市建設、城市壯大的根本動力。立足于發展這一主旋律，在經濟、社會等全面發展的基礎上，推動城市規模與內涵的升級，并以城市規模和內涵的升級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催化劑，是現代大城市發展的關鍵主線。

城市的建設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系統的有機組成要素在發展中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作用，構成了系統的整體發展。城市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應當是社會實踐活動的主要空間載體，因此要實現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重點就是要實現城市科學辯證的發展。辯證的發展應當是全面的、保持內在各要素相對平衡的發展，而不是片面的、畸形的、單一要素突進的發展。唯物辯證法的一個普遍原則就是認為事物是普遍聯系的，一旦事物離開與其它事物的聯系，就談不上存在，更談不上發展。普遍聯系，實質上是講事物的發展必然是兼顧的、對稱的、照顧它方的發展，否則就是畸形的發展，甚至是倒退和停頓。辯證的發展內在地要求城市建設必須協調發展，從而保證和諧、穩定等社會協調發展的綜合目標的實現。

二、從的歷史觀出發，努力克服城市建設發展中的模糊認識

運用的歷史觀分析城市建設協調發展，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強調歷史決定論。城市發展的最終力量是物質資料的生產、利用，歸根結底是生產力、經濟、物質的因素起決定作用。把握城市建設發展，首要的就是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不斷滿足人民的物質生活需要，實現人們對城市生活的期望。二是強調歷史辯證法。不能僅僅把城市建設發展的因素歸結為生產力、經濟、物質，還要講人的作用，講自然、人口、法律、政治、文化、思想等各種社會因素的作用。的歷史觀在闡述發展時，總是既強調發展的重點方面，又強調其他方面因素的反作用。因此，城市的建設發展既要強調自然的制約作用，生產力、經濟、物質的最終決定作用，也應強調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的反作用，強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社會各個因素、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的和諧發展。

把城市建設發展僅僅理解為經濟增長、城市規模的擴大、住房條件的改善等等，而忽視城市的全面發展，在理論上的一個根源就是沒有全面理解經濟社會形態理論。按照經濟社會形態理論，經濟增長是城市建設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城市建設發展反過來又會促進經濟的迅速增長，兩者之間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經濟增長只是整個城市建設發展的一部分，忽視城市的內涵建設以及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最終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在我們身邊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有不少城市以前只注重經濟指標的增長，而忽略了生態環境的建設，最終卻要回過頭來下更大的力氣來糾正這個問題，對于這些我們要引以為鑒。要正確理解全面生產理論，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生產生活的重要載體，必須高度重視城市生產功能的發揮。以為生產理論只講物質生產而不講其他，在理論上也是一個誤區。城市生產功能的主要內容有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物質生產）、人自身的生產（人口的生產）、精神生產和社會關系的生產，這四個方面的生產相互滲透、相互關聯，構成全面生產理論的基本內容。學習全面生產理論，可以搞清城市建設發展不是單一的經濟增長而是社會的全面發展，人類城市建設過程不是指單一的經濟增長而是包括人、精神、文化、社會關系的協調發展。

理解人的全面發展理論，在統籌城市建設中要特別注重促進人的發展。促進城市建設發展，必須弄清發展的目的、動力、主體是什么。有一種觀點認為，歷史唯物論只重視物，不重視人，是人的缺位理論，這其實是錯誤的。實際上，歷史唯物論就是從現實的人出發，以現實的人的發展為目的的社會發展理論。正是從這樣的歷史觀出發，把人作為社會發展的主體，作為社會發展的目的，把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創建未來社會的本質規定。科學發展觀也突出強調要以人為本，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群眾作為推動發展的主體和根本力量，深刻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民是歷史發展的主體和人的全面發展的基本原理。以人為本，就要求我們在城市建設發展中以人為根本，以人為核心，以人為基礎，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最終目的，城市的建設要滿足人的生存、安全、健康等自然需要，要滿足人的民利、公平公正要求、素質全面提高、價值實現、精神文化等社會需要，關心人，尊重人，愛護人，解放人，發展人，把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推動城市建設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

三、從的認識論出發，自覺遵循城市建設發展的客觀規律

當前我國城市建設發展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很大程度上與一些領導干部受片面的發展觀影響，脫離實際，主觀臆斷，大搞形象工程，盲目追求“政績”，不按客觀規律辦事有關。片面的發展觀可以從認識論上找到其產生的根源，它實質上是脫離了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按客觀規律辦事的認識論的基本原則。客觀規律和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關系是哲學的一個基本問題。人的主觀能動性是受客觀規律制約的，當然人又不是無條件地受制于客觀規律，對于客觀規律具有一定的主觀能動性。否認客觀規律的作用，認為人可以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這是歷史唯心主義；認為人在客觀規律面前毫無作為，沒有主觀創造性，這是庸俗唯物主義。人們只有尊重規律、把握規律，按規律辦事，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反之，就會受到規律的懲罰。

統籌城市建設發展關鍵在于尊重和把握規律，按規律辦事。社會發展有其自身規律，如生產力一定要適應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一定要適應經濟基礎的規律，經濟發展規律，文化發展規律，政治發展規律，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規律，等等。同樣，城市建設發展也有相應的規律。經過多年的實踐探索，可以總結出以下城市發展規律：一是要搞好階段定位。階段定位是前提，要堅持發展的長期性與階段性的有機統一，既不超越階段將后人的事情拿到今天來做，又不喪失主觀能動性把今天需要辦的事情高標準地全力辦好；二是要尋求持續發展。持續發展是關鍵，要堅持發展的速度與后勁的有機統一，發展不拼資源、不拼環境、不拼短期，促進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城市的永續發展；三是要注重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是目的，要堅持發展的高效益與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有機統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提升文明，讓發展成果體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四是要打造特色品牌。特色品牌是形象，要堅持發展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有機統一，著力打造共性彰顯、個性張揚、富有魅力的現代經典城市，形成百花爭鳴的城市發展局面；五是要實施科學籌劃。科學籌劃是保證，要堅持發展的全局與局部的有機統一，既大氣謀事，用國際化的眼光、現代化的理念、市場化的思路來謀劃城市發展，用科學的態度、嚴格的要求、高效的操作來推進城市發展。很顯然，這些規律也完全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是指引城市科學發展的寶貴財富。這些規律昭示人們，只有城市建設協調發展，才能更好地促進社會整體進步，違背這些規律，社會發展必然出現問題。

四、積極尋求城市建設協調發展的有效途徑

我們黨把的立場、觀點、方法與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相結合，形成了科學發展觀，提出了堅持經濟增長與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相一致、相協調的基本要求。統籌城市建設協調發展，必須要從的基本觀點出發，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努力探索城市現代化建設的新思路，積極尋求搞好城市建設協調發展的有效對策。要以科學的理念、科學的方法、科學的決策來搞好城市建設，真正把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落實到城市規劃、建設、管理、運作等各個層面，努力創造更佳的人居環境，從而推動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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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數學教學；改革；困境；對策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568（2013）20-0159-02

數學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在當今教育中也有很重要的地位。經過多年的發展，在各個領域，如醫學、建筑、環境等方面的應用越來越廣泛，因而社會對數學人才量的需求越來越多，質的要求越來越高。筆者結合數學教學現狀展開研究，發現教學過程存在以下問題：①教材內容設置不合理；②學生的數學基礎知識不扎實，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③沒有掌握學習數學的正確方法，缺乏對數學的領悟能力；④長期受應試教育的影響，使得傳統數學教育模式很難適應社會發展的步伐。因此，為了培養適當前社會發展的數學人才，對數學教學的改革迫在眉睫。這是現代社會的客觀需求，也是當前教育模式改革的客觀需求，更是讓學生適應高校教學方式的客觀需求。

一、數學教學困境

1.沒有正確理解數學教學改革的本質要求和意義。改革與改變有很大區別，改革是對某個體系或系統進行全方面地改善，預示著新時代開始，舊時代結束。它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比改變更深刻。例如，對學生的學習環境進行調整屬于改變，對教材和教學方法的改進屬于改良，也不是改革。因此，在數學教學改革過程中，必須抓住主次，做到胸有成竹，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將數學教學改革與改變相混淆，應通過改革給數學教育帶來突破性進展。

2.在改革過程中急功近利，不遵循教育的發展規律。“欲速則不達”、“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培養適應社會發展需求的高層次人才不能一蹴而就，不會在短期內看到效果。事物的發展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數學教學改革同樣如此。教育周期比較長，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實現改革，而且數學教學的改革效果在若干年之后才能顯露。

3.沒有依據數學的特性進行改革。數學是一門研究數量關系、將空間和時間相結合的學科，具有抽象性、邏輯性和緊密性的特點。如今，數學已經形成一個相當龐大的科學體系，擁有眾多的分支學科，如微積分、多元統計、高等數學等。它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在實際應用方面，數學的理論知識已經服務于世界的各行各業，具有廣泛性、多樣性等特點。但是，在數學教學的改革過程中，并沒有針對數學的自身特性進行改革，只是增加或減少教材內容而已，沒有根據實際情況和知識結構進行改革，達不到教改的目的。

二、改進措施

數學教學改革存在許多困難，在改革過程中受諸多因素的影響。由于沒有深入理解改革內涵和當前的數學教育情況，導致教學改革發展緩慢。為了更好地促進數學教學改革，筆者結合當前的困境提出以下建議：

1.針對數學學科的特性，結合實際情況對教學內容進行改革。教材改革是教學改革的基礎，數學教材內容的設置要體現實用性，做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把抽象的理論知識實際化，強化學生利用數學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基本能力，注重培養學生的數學學習能力和專業基本素質。例如，許多高校增加了數學建模的內容，鼓勵學生經常參加數學建模競賽。這就是運用數學知識解決實際生活中的問題，達到理論聯系實際的目的，增加數學的學習魅力，突出數學教學的實用性。因此，在數學教學的改革過程中，要根據學科的自身特性，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還要兼顧數學本身的邏輯性和嚴密性。

2.遵循事物的發展規律，不能急于求成。數學教學改革是一項艱苦而又漫長的過程，徹底改變數學教學現狀還需相當長的時間，不能急功近利。在改革過程中，要盡快制定適合當前社會需要的改革方案，并且不隨意改動，否則往往會出現效率不高、效果不明顯的現象。因此，實施改革方案時，要保證方案的一致性和穩定性，且實施過程要遵循事物的發展規律，時刻總結改革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根據實際情況完善改革方案。

3.注重學生的數學學習規律。在改革過程中，要遵循學生對數學的認識規律進行教學改革，特別是要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學生學習數學的過程就是構建數學理論體系的過程，在教學中不能簡單地將理論知識“復制”給學生，而要鼓勵學生利用各種途徑挖掘理論知識，讓學生在聽課的過程中參與思考，并且營造互相討論的學習氛圍，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總之，在數學教學過程中，要注重學習知識的規律，有效地將“教”與“學”結合起來，培養出來的學生不是“能學習”而是“會學習”，使之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4.強化學生利用數學工具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當今社會是信息化社會，計算機的廣泛使用讓社會發展邁上一個新的臺階。因此，學生的計算機技術在今后的工作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數學是一門研究數據內在規律的學科，具有嚴謹性和規律性的特點。我國已經邁進大數據時代，如果利用手工算數或計算器來處理數據已經跟不上社會發展，因而培養學生利用計算機處理數據是學習數學必要不可少的內容。目前，許多用人單位反映，畢業生的數學理論知識能滿足崗位需求，但利用數學工具的能力比較差。因此，在數學教學改革過程中，應培養學生利用數學工具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例如，利用數據代入抽象的數學公式進行計算，不僅讓學生對數學公式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認識，還能培養實際操作能力，這適合社會發展需求。

數學教學改革是一項漫長而偉大的事業，要不斷積累經驗、借鑒國外先進事例，在探索中求進步，不斷完善改革方案。避免急功近利，影響教育事業的發展，給社會帶來重大的損失。作為高校數學教師，要刻苦鉆研，不斷推進教學改革的發展歷程，做到“一步一個腳印”，同時根據實際社會需求培養應用型和理論型的數學人才，使數學教育事業登上新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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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唯物主義，亦稱唯物史觀，是哲學中關于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理論，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科學的社會歷史觀和認識、改造社會的一般方法論，其與歷史唯心主義相對。

1、歷史唯物主義用以觀察社會歷史的方法與以前一切歷史理論不同。它承認歷史的主體是人，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但歷史唯物主義所說的人不是處在某種幻想的與世隔絕和離群索居狀態的抽象的人，而是處于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現實的活生生的人。

2、歷史唯物主義考察問題的方法明確規定，它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以社會生活某一局部領域、某一個別方面為對象的各門具體社會科學不同，它著眼于從總體上、全局上研究社會的一般的結構和一般的發展規律。它的任務就是為各門具體的社會科學提供歷史觀和方法論的理論基礎。

（來源：文章屋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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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媒體組織、大眾傳播從業人員及有關規律、規則、法律、政策、素質、意識等等，構成了大眾傳播系統。新聞媒體則是大眾傳播系統的載體；把整個社會定義為社會大系統。大眾傳播系統隸屬于社會大系統。大眾傳播系統和社會發展規律系統(劉賢奇：“當我們從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規律在社會發展中發生作用的范圍角度來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規律；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上層建筑一定要適應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規律等等。我們把這類規律稱作一般規律或普遍規律。”上述幾個普遍規律就構成了一切社會發展的最一般規律系統,再加上影響我國當今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規律,就構成了社會發展規律系統。)及其他系統一道有條件地服從、促進社會大系統的發展。本文用系統論的觀點重點論述了大眾傳播系統和社會大系統尋求怎樣的關系，能更好實現社會大系統的整體最優化，同時推動我國社會的發展。

大眾傳播系統和社會大系統之間的互相推動

大眾傳播系統作為社會大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一方面應從整體著眼，追求社會大系統的最優化。另一方面部分又影響著整體。大眾傳播系統起著溝通情況、溝通意見、引導輿論、監督社會、知識教育等等諸多功能。新聞傳播者，通過傳播媒體，把傳播內容傳給受眾，來影響受眾。社會大系統本質上是由人構成的。大眾傳播系統就是通過影響接收到傳播信息的人，來影響整個社會大系統的。

新聞真實給媒體帶來權威，報道的重大新聞會迅速改變有關受眾的認知。日復一日的新聞評論也會遷移默化影響受眾。因此，大眾傳播系統對社會大系統也表現為一種控制。生態平衡告訴我們：以保護大環境為名，過分限制生物鏈條上的任何物種，其實就是對大環境的直接傷害。大眾傳播系統與社會大系統之間不應硬性強調主次，大眾傳播系統有條件地服從社會大系統這一整體，是兩者之間均衡適度的相互依賴和相互作用的整體性。只有社會大系統和大眾傳播系統共同發展，才能實現社會大系統的整體最優化。

賀衛方曾指出，“社會穩定機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經常地把人民的不滿表達出來，化解掉。媒體顯然是這個穩定機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有些人擔心媒體自由度加大就會帶來太多負面的東西，但我們應該記起托克維爾的一句話：一個人要獲得新聞自由帶來的莫大好處，同時必須忍受這種自由可能帶來的傷害或者痛苦。只想獲得好處，不想忍受痛苦乃是一種病態的民族心理。這個說法非常經典。” 筆者認為，上述觀點很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如果把大眾傳播系統和社會大系統比作諍友，他們之間的彼此忍耐、合作是必要的。但所有的合作都有條件，所有的忍耐都有限度，所以互相推動才更有意義和活力。大眾傳播系統的發展，推動社會大系統的進步；社會大系統制定的有關政策，協調大眾傳播系統與各方面的關系。最終擴大大眾傳播系統和社會大系統的共同利益，從而實現社會大系統的整體最優化。

大眾傳播從業人員的主流素質及他們所營造的行風，與社會大系統的立法理念、時代精神也是相互推動的。新聞行風是時代精神的組成部分，通過大眾傳播從業人員所營造的主流輿論環境，又是時代精神的影響者和推動者。時代精神是無形的，然而又是客觀存在的。它是一個時代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精神的概括，由居于時代前列的人們的價值取向、社會心態、精神追求、崇尚理想等等因素構成。立法理念則是時代精神的凝練。把大眾傳播從業人員的主流素質及他們所營造的氛圍（包括成文、不成文的行規），比作大眾傳播時空里的生命載體和空氣，時代精神就是這一載體材料的直接來源，也是行業空氣的制造地。主流輿論環境不僅是時代精神的影響者和推動者，還對“明天時代精神”的營造起重大作用。一方面，社會應用明確的標準選擇大眾傳播從業人員：豐富的知識、較強的新聞敏感、人類工程師的素質、對人類生存環境的監測和前瞻……；另一方面，大眾傳播從業人員對自己精神的外延――輿論環境――負有創建良性方向的責任。多一些吹糠見米、腳踏實地，少一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

大眾傳播經濟與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也是相互推動的。日本娛樂業經營收入超過了本國汽車工業產值；美國影視業出口值僅次于航空航天業，成為第二大產業；英國的文化產業，平均發展速度是整個經濟增長率的近兩倍，從業人員占全國總就業人數的5％；加拿大的文化產業規模已經超過農業、交通、通訊及信息技術、建筑業。過去定義的文化產品，從某種意義上講，已由精神轉變為盈利的商品。假如媒體不是唯利是圖的“金錢媒介”，不是權力和信息交換的“權錢媒介”，這一轉換并不會減少“精神財富”的份額。

時空存在和變革、演化的統一

系統目的性原理指的是，組織系統在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中，在一定的范圍內其發展變化不受或少受條件變化或途徑經歷的影響，堅持表現出某種趨向預先確定的狀態的特性。大眾傳播系統也是有目的性的，目的性昭示著獨立時空的存在。但是，大眾傳播系統的目的性應是開放前提下的目的性，即使大眾傳播系統是一個接近封閉的系統，也必定導致系統內部自發的趨于無序、無組織。即退化為平衡狀態。這不僅使大眾傳播系統不能健康的生存。對社會大系統也會造成不良的影響。如果片面強調新聞規律的神圣性，就會使大眾傳播系統變成一個接近封閉的系統。大眾傳播系統只有是相對獨立的、開放的，才能和它的外環境相連通，使得內因和外因聯系起來，才有了內因和外因之間的合力。內因和外因發生相互作用、相互轉化，引發系統的質量互變，推動大眾傳播系統和社會大系統的共同進步。

在共同進步中，大眾傳播系統不僅有其相對獨立的、開放的時空，還應追求某些適度的變革。例如，大眾傳播的理論與實踐在把握當今前提下的適度超前，能自覺抵消信息負反饋的滯后現象。如果把“守土有責”理解成“杜絕錯誤”,善良的愿望會泯滅創新的靈感；“但求無過”的心理，會折斷理想的翅膀。發展才是硬道理，偶然的失誤只是發展長河里的插曲。“慎防錯誤”不要變成“慎防變革”。應允許大眾傳播系統適度范圍、適當程度的變革，再用實踐來檢驗這一變革。

社會大系統的發展總是首先從它的“某一要素上變革”體現出來，并由此激起連鎖反應，從而一變俱變，使社會大系統發展到一個新的臺階。大眾傳播系統不僅可以充當“第一個吃螃蟹”的要素。還可以把“某一要素上變革”這一情況不斷傳播，推動社會大系統不斷發展。丹尼爾?勒納就說過：“傳播系統是整個社會系統發生變化的晴雨表和推動器。”這實際上是正反饋的應用。正負反饋是相輔相成的。如果社會大系統中僅僅存在負反饋，系統只是一味地穩定、穩定、再穩定，那么系統的發展演化就是不可思議的。如果社會大系統中僅僅有正反饋，系統的穩定存在也是不可思議的。正負反饋的相輔相成、相互轉化，形成了社會大系統的自發調節機制，使得社會大系統形成整體的、有機的、多層次的聯系之網，構成了社會大系統存在和演化相統一的辯證法。

波浪式前進中的相互推動

大眾傳播系統是社會大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結構決定功能。只有大眾傳播系統和其他規律系統形成結構合理的社會大系統，社會大系統才能具有良好的功能，它的功能才能得到好的發揮。蕭南槐在《大系統論――預測決策管理方法》一書中指出：“系統的結構與外部環境的相互作用中，通常有發生變異的可能。變異的方向，有可能是向著改善結構的方向進行，這種結構在特定的環境中具有較多的發展機會。因此，在開放性的系統中，當系統與環境處于長期相互作用過程時，結構有可能越來越完善和復雜。”只有大眾傳播系統和其他規律系統的積極變革得以保持，并不斷協調發展，才能有社會大系統的與時俱進。大眾傳播系統做“第一個吃螃蟹”的要素，如果是正面變革的要素，個別媒體的積極變革得到整個大眾傳播系統響應，使這一積極變革得到加強,從而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必然性。同時大眾傳播系統便如一個“偉大的倍增器”，讓流質的信息在社會大系統中永不停止地運動著。通過社會大系統自身正反饋的作用，使這種良性“漲落”的放大，引起并加強社會大系統中其他要素的變革，在系統中產生更大范圍的、更強烈的長程相關，自發組織起來，讓社會大系統從無序到有序，從低級有序到高級有序的波浪式前進。社會大系統的與時俱進是合乎一定規律、邏輯的與時俱進，是與社會大系統發展的階段性相聯系的。某一階段，穩定性就是社會大系統的目的性。從長遠來看，社會大系統發展是逐次向更高的循環層次躍進，而且也只有采取這樣波浪增長的形式，才可能有穩定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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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信息技術革命方興未艾，信息技術

應用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已經從量變走向質變，全面建設信息社會已成為浙江省新時期的重大戰略任務。

下階段，浙江全省上下要進一步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形成對信息社會發展重要性的共識，進一步轉變工業時代“重硬件輕軟件、重技術輕應用、重系統輕資源、重建設輕維護”的傳統思維；從戰略和行動上對信息社會建設予以高度重視，將建設信息社會納入全省發展戰略，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中予以體現，并將建設信息社會的相關內容融入“十三五”信息化專項規劃，統籌推進浙江省信息化建設。

目前，浙江省信息社會七大領域發展仍不均衡，其中企業信息化發展水平和速度雙雙居高，表現搶眼；文化教育和社會發展則相對落后。下階段，要充分發揮相對領先領域對信息社會發展的引領帶動作用，通過推進“兩化”深度融合、“智慧城市”建設，帶動現代信息技術在基礎設施、產業發展、城市管理、民生服務中的應用；通過推動電子商務發展，夯實企業信息化領域的優勢基礎。同時，加快提升相對落后領域的發展水平和速度，通過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加速人、財、物等各種要素在城市的集聚，為信息社會發展提供可供開發利用的海量數據、必要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通過抓好人才培育等關鍵環節，做長信息社會發展“短板”。

總體而言，經濟發展水平與信息社會發展水平呈現一定的同步性，表現為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浙東北地區，其信息社會發展水平普遍高于浙西南地區。但同時，經濟發展水平并不是決定信息社會發展水平的唯一要素。以金華市為例，2012年金華市經濟發展指數為0.4280，在全省11個地級市中排名第7，但其信息社會指數為0.6345，排名全省第4；與之相對，溫州市則是信息社會發展水平滯后經濟發展程度最大的地市。下階段，先行地市要繼續發揮本地的比較優勢和龍頭示范作用，先行先試，進一步提升信息社會發展的層次和水平。相對落后地市要借鑒吸收先行地市的先進理念、成功經驗和先進技術，探索出一條既合乎客觀規律又契合當地實際的跨越路徑，在具備發展條件的重點領域、重點產業、重點地區實施重點突破，在重新洗牌中爭取有利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