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目的范文
時間:2023-12-25 17: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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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中國,高考作為對學生學業成績的認定與評價制度,不僅僅意味著一次考試,而且其結果是高校錄取的重要且唯一的依據,決定著諸多學子的前途命運,牽動著億萬家長的心。因而,高考制度任何細微的調整與改革,都將產生軒然大波,引起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影響中小學的教育教學工作。縱觀2013年,北京等地區出臺的高考改革措施,無疑具有深遠的意義。那么,這些高考改革措施將產生怎樣的教育影響呢?
一、高考科目分值調整的積極意義
高考分值比例中提高語文科目的分值,降低英語科目的分值比重,已經成為各地高考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共識,而高考科目分值比例的變化,也必將對教育產生積極的影響。
高考科目分值調整有利于擺正外語與母語的關系。英語是外語,屬于第二語言;國語是母語,屬于第一語言。英語與國語的關系,不言而喻。任何一個國家,都必然要將母語教學放在首要的位置,而外語的學習,僅僅只是母語教學的一種補充。然而,縱觀我國當前語言科的學習狀況,不難發現,英語的地位卻被拔高到從未有過的高度,幾乎從娃娃起便開始對孩子進行“英語教育”,中小學生花在英語上的學習時間與精力,遠遠超過語文學習的時間。這絕對是語言教學的嚴重誤區。母語不僅是民族的精神根基,更是文化傳承的載體,輕視母語的學習,無論對于國家的發展以及學生個體的發展都是極為不利的。調整高考英語與母語的比重,正是擺正外語與母語關系的重要杠桿,對于厘清外語與母語的關系,具有重要的意義。
高考科目分值調整有利于提高國民語文綜合素質。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與推進,國民文字書寫能力日漸退化,語文整體素質普遍不高,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如何改變這一現狀,途徑是多方面的,從高考制度下手,發揮高考指揮棒的導向作用,可謂是重要的形式。因此,用高考提高語文學科的分值比例方式,來強化語文學習的重要性,推動中小學校加強語文學科的教學,具有極為重要的導向作用。
高考科目分值調整有利于減輕學生語言學習的負擔。語言學科學習的重要方式是實踐運用,僅靠脫離語言環境的應試性教育來提高學生的語言科學習成績是不科學的,也是沒有多少效果的。語文能力的提高與發展需要靠學生大量的閱讀積累,同樣英語學科的學習,也絕不能僅僅靠“課外補習”。現如今,大量“英語補習班”的存在,實質上是一種應試性英語的變種,只能加大學生的學習負擔。高考對英語科目分值的降低,也從某一程度上降低學生參加“英語補習班”學習的熱度,這也將大大減輕中小學生語言學習的負擔。
高考科目分值調整有利于優秀人才選拔的覆蓋面。多元智能理論告訴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著自己的優勢智能,一些優秀的學生,雖然各科學習成績都十分優異,但是,卻常常在英語學科上出現短板,從而與心儀的高校絕緣。而事實上除了一些從事英語專業的人士,以及現代化程度較高、與國際交往過密的行業,英語能力無比重要,而大部分從事基礎性工作的普通的人才,英語能力并不影響他們開展工作以及專業發展的進程。因而,高考科目分值調整英語學科的比重,更有利于優秀人才選拔的覆蓋面,讓一批雖然英語學科不是很優秀,但是,其他學科成績出類拔萃的學生能夠進入高校學習,這也體現了人才選拔的公平、公正性和科學性。
二、高考制度改革更要觸及錄取制度
高考科目分值調整走出了高考制度改革的第一步,然而,高考制度改革是一項全面系統的工程,學科分值的調整僅僅停留于“考什么”層面,而至于“怎么樣考”更應當是高考制度改革必須觸及的問題,只有從錄取制度上入手,徹底打破一考定終身的傳統高考模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現有高考制度潛在的缺陷與弊端。
2010年我國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指出高考改革的方向:推行考試、招生分離,探索政府宏觀管理、專業機構組織實施、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學生多次選擇的考試招生模式。由此,可見高考制度改革仍需要積極探索,穩步推進。
由“一考定音”轉變為“多次高考”。高考是學生學業水平的測試的工具,可以從某種層面上反映學生的學業水平,但是,一次性高考所反映的成績必然帶有一定的片面性與偶然性,這對于一部分因情緒因素,或者偶然性因素,造成失常發揮的考生是不公平的。因而,高考制度需要從“一年一考”轉變為“一年多考”。考生可以從多次考試成績中選擇最佳成績,作為申請高校的學業成績依據,如此,不僅可能緩解考生的高考壓力,而且有利于全面、客觀地反映學生的真實學業水平。
由“統一招考”轉變為“雙向選擇”。現行高考制度,考生對高校的選擇權有限,雖然作為高考制度有益補充的“自主招生”提高了考生的選擇面,但是這種選擇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科學的高考制度應當充分給予高校招生的自,以及學生對高校的選擇權,可以實行考生自主投檔制度,考生將根據自己的學業成績以及發展狀況,向合適的高校投遞檔案,高校對心儀的投檔考生予以錄取,實施相對公平的“雙向選擇”。
篇2
關鍵詞: 課程考核 目標導向教學 教學目標
課程考核是課程教學不可或缺的環節,在高校教育中承擔著重要的功能。通過課程考核可以檢查學生對知識的掌握程度和應用情況、督促引導學生學習、檢查教師的教學效果和教學水平等,同時考試成績還是學生參與各級各類評比的衡量標準。目前高校的課程考核模式單一,考核流于形式,不能取得應有的效果,要想真正發揮課程考核的功能,必須結合專業和課程的特點進行改革。
1.課程考核改革的意義
傳統的一紙化考試不能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更不能體現出學生對知識的掌握和應用程度,特別是對于應用型學科來說更是脫離實際,不能滿足當前創新型人才培養的需要,更多的時候課程考核變成了考查學生的記憶能力。為了更好地體現高等教育培養實用創新型人才的特點,必須改革傳統的課程考核模式。第一,改變傳統考試中學生對知識的純記憶性的學習方式,教育學生在掌握專業基礎知識的同時,培養思考問題、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第二,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學習動力。很多高校教師抱怨學生上課玩手機、聊天、睡覺,就是不聽課。一些教師上課基本上相當于對著空氣講課,預留的思考題沒有做,打擊了教師的授課積極性,學生上課沒熱情。通過改革課程考核的模式和內容,引導學生學習,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熱情,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動力。第三,提高學生動手和動腦的能力。每年找工作的時節,一方面學生不能順利就業,另一方面企業抱怨找不到人,招聘的學生不能很快融入工作中,缺乏動手和思考問題的能力。通過改革課程考核模式,針對課程的特點和培養的要求,采取針對性的考核模式,能培養學生動手和動腦的能力。第四,培養創新型實用人才。創新實用型人才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學生掌握大量的知識,具有發散性思維。通過多種形式化的考試,引導學生學習知識、提高能力,培養創新思維能力。
2.課程考核存在的問題
2.1考試作弊現象嚴重。
高校考試作弊已經成為一種公開的現象,據《中國青年研究》報道,82.74%的大學生有過作弊行為,其中成績中等以上的舞弊者占80.66%[1]。每年一到考試季節,學校周邊的復印店聚集了大批的學生復印復習提綱、做小抄等,考試時五花八門的作弊方式令監考老師應接不暇,考試時學生不是思考怎么做題,而是思考如何抄得更多、更好,還不能被監考老師發現。考試作弊已經成為高校的一種普遍、習以為常的現象,嚴重影響了高校的學習氛圍。
2.2考試目標不明,形式化。
課程考核的功能已經淡化,很多人認為考試就是課程教學的最后一個環節,既然是最后一個環節,那就走走過場。沒有認識到課程考核在課程的學習和教學中的促進、監督、檢查和引導的功能。教師和學生都沒有認真對待考試,對教師而言,考試就是出一套試卷,只要課程內容不變,則不管什么專業什么學生都適用;對學生而言,考試就是認真準備教師給的復習提綱,或者通過作弊手段考個高分。通過考試發現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促進教師更好地教學的功能已經不存在。由于考試流于形式,很多教師不進行考試分析,很多學生也不系統性地復習所學知識。
2.3考試模式單一。
本專科階段的課程考核如果都采用期末一套試卷進行考試,就會抹殺課程之間的區別,不能體現課程的特點和檢查學生對知識的掌握及應用程度。紙質的考試更多的時候對學生來說就是死板的記憶,只要把有關知識點記憶了,就能考高分,學生純粹承擔了復印機的功能。很多高校為了簡化課程考核流程,使管理更為便利,課程考核完全依靠期末的一套試卷。考核模式單一,不能體現課程的特點。
2.4考試可信度減低。
為了促進學生的學習,國家和高校采取了一系列的獎勵措施。考試成績自然成了衡量的標準,為了得高分,在考試過程中一些學生作弊手段無所不用。另外,一些教師為了不使學生的考分太低或者班級的通過率過低,考試前會給學生劃定一個范圍,甚至有教師劃范圍的提綱就是考題的變種,考試已經失去了已有的公信力。學生不會認真對待課程考核,課程考核在教學環節中的功能逐漸喪失。
3.課程考核的改革
目標教學法自1986年由美國著名教育心理學家布盧姆引入中國以來,得到眾多高校教師的深入研究。目標教學法以目標為導向,圍繞教學目標開展一系列的教學活動,通過課程目標的實現達到人才培養的要求。目標導向教學涉及教育體制、人才培養模式、教學內容與課程體系、教學方法與手段等各個環節[3-4]。基于目標導向的課程考核就是根據課程在人才培養方案中的功能,制定相應的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靈活機動地選用考核模式,真正發揮課程考核在高校教育中的功能。
3.1課程考核的目標。
人才培養方案的實施需要課程支撐,不同的課程承擔的功能不一樣。授課前相關的授課老師或者教研組需要根據人才培養方案的要求和課程特點制定課程的教學目標和考核目標,解決當前課程考核目的不明問題。一般在教學大綱中可以制定這些目標,授課老師授課前根據大綱要求和學生的實際情況,可以對目標做出相應的修正。只有明確了考核目標,教師才能決定考核的內容和考核形式。考核目標明確了教師上課的課時安排,上課的側重點有了,解決了一些教師上課重點不明、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問題。
3.2課程考核的內容。
課程考核承擔檢測學生掌握知識的程度和應用知識能力的任務,考核內容的選擇是課程考核的重要一環。現實中很多授課老師出卷隨意,既不考慮學生的專業,又不和人才培養方案結合,結果試卷不能反映學生的學習情況。課程考核的目標確定后,教師就可以根據考核的目標、專業的培養要求和課程在人才培養中的作用,選擇課程考核的內容。這樣,考核內容的針對性加強,不僅能體現課程在整個課程系統中的功能,更能體現課程的特點,還能強化對授課老師的要求:必須結合學生的情況和專業的要求認真備課、上課,不能一本教案上到老。
3.3課程考核的模式。
課程考核的模式多種多樣,教師在確定了考核目標和考核內容后就需要確定考核的模式,以便于課程考核的順利進行。當前一些教師授課前根本沒有考慮課程考核方面的問題,平時成績就是憑印象隨手畫,或者就是根據平時的點名情況來給分,更有甚者直接結合期末考試和課程通過率的要求利用簡單的計算式的轉化得到平時成績。若教師不能提供給分的依據,則師生間經常會鬧出矛盾和誤會。要結合考核的內容和課程考核目標,靈活機動地選擇合適的課程考核模式,也可以采用多種模式混合的考核,只要能促進課程考核的順利進行就行,不拘泥于形式。對于基礎性的知識可以采用試卷考試,或者在結合平時的探討等;應用性的知識考核可以采取案例分析、調研報告等形式;科技的分析可以采取寫課程論文或者綜述等形式。
4.討論
改革課程考核不僅發揮了考核的作用,而且完善了教學的各個環節,真正做到了以考促學、以考促教。基于目標導向的考核兼顧了課程和專業的培養要求,以及課程在人才培養模塊中的作用,有力地促進了課程考核的實施。靈活機動的多模式考核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熱情,強化了課程考核對學生學習的導向功能。
參考文獻:
[1]黃孝邦.盛開在大學校園的“惡之花”――大學生考試作弊面面觀.廣西日報?今日聚焦版,2006-2-13,第8版.
[2]衷克定.基于“目標教學”理論的大學計算機基礎課程教學模式探索[J].中國大學教學,2008,(8):38-39.
篇3
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因其開放、靈活、經濟、工學矛盾小等特點,在提高在職人員素質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在市場經濟的現實條件下,自學考試的改革應以快速提高在職人員素質為根本目的,這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一、我國在職人員素質的現狀與提高需求
其一,整體素質偏低,迅速提高困難重重。據統計,在我國現有職工隊伍中,研究生占。.5%,本科生占6.6%,專科生占13%,中專生占12.5%,中技生占4.3%,高中生占23.5%,初中生占33.7%,小學生占5.2%①。此種人力素質狀況,要隨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和現代企業制度的逐步建立迅速由簡單生產轉入現代化大生產,并盡快提高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實力,其困難顯而易見.而依靠我國現有的千余所普通高校(每年平均招生60萬人)和1200多所成人高校(每年平均招生60萬人)的培養容量,要使全國社會勞動者(約5億人)均達到大專文化水平,至少需要4時間.間題還在于即使在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中也存在著繼續學習和因職業變化帶來的重新學習間題。
其二,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對職工素質提高的挑戰.美國未來學家奈比斯特曾認為,“從農民到工人,從工人到職員,這就是美國簡史”。而從農民到職員這一社會角色演變軌跡的直接體現,便是大量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的轉移.在這場堪稱決定國家現代化步伐的大轉折中,若缺少教育這個社會發展助動器,是難以想象的。據統計,我國目前平均每年需安置新成長的勞動力約1200萬,并有1億多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有待轉移;同時在現有職工中,每年有300’萬人面臨下崗待業‘。因此,如何轉變廣大職工的就業觀念,不斷調整知識結構,提高業務技能,使之適應重新就業的素質與技能要求,是我國職業技能開發面臨的嚴峻挑戰。
其三,“余暇”增多、自我發展對自學指導的渴求.一方面,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迫使人們為適應變化而重新武裝自我;另一方面,在不斷適應和改造自己生存的環境過程中,也在努力實現自我,不斷地成長、發展。用可持續發展的觀點看,教育是社會發展這一整體的一部分,沒有教育的發展,就不會有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在我國向文明富強之現代化目標邁進的過程中,從這一高度認識教育、特別是在職人員的繼續教育,顯得尤其重要。在我國,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所帶來勞動時間的縮短,各種生活用品成品化(家用電器、服裝、冷凍食品等廠的普及,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人們用于滿足低層次的生活需要的時間相應減少,工作之外自由支配的時間大大增加。自我發展這一人的高層次發展需要,便因此被空前地重視起來。“余暇”的增多,使職業勞動者從“他管”中解放出來,他們希望通過有幫助的自我學習、自我教育獲得自我的發展,已成為客觀現實。
然而,“窮國辦大教育”同樣是我國現階段無可否認的現實。較之前,我國職工教育的發展并非低速,但在信息技術和產業化浪潮洶涌發展的今天,相對日益增多的就業大軍覓待提高素質的需求,卻又明顯落后。以湖北省為例,1996年有職工738萬人,企業富余職工87萬多人,其中下崗、失業職工65萬多人,每年還新增勞動力120萬人。而作為職業教育較為發達的湖北省,現有職業中專250所,職業中學近400所,各類成人高校75所,成人中專308所,1996年的招生總數不足40萬③,供求差距之大,不言而喻。
二、自學考試在提高在職人員素質方面存在的問題
創立于80年代初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實施17年來,全國各大系統已有余萬人參加了自考的學習和檢驗,為國家培養選拔出數以百萬計的中高級人才。無可否認,自學考試在提高在職人員素質這一長期的巨大工程中,已經并將繼續發揮巨大而又獨特的功用.但現在在越來越多的待業青年甚至大中專在校學生加入到自考行列中的同時,在職人員的比例卻越來越小.據遼寧、湖北等省市自考辦統計,近幾年在職人員考生在全部考生中的比例已下降到30一50寫.他們為何從自考中“流失”呢?
首先,自學考試自創建以來,其標準以普通高校同層次、同專業為參照,其專業設里跟著普通高校亦步亦趨,變化幅度小、速度慢,難以適應社會要求.其次,自學考試作為教育形式的功能開發不夠。如長期強調的加強社會助學,為考生提供優質、全面的服務等未能全面落實,多媒體教學手段在自學考試中的應用幾乎還是空白。第三,自學考試雖然實施已近20年,但其寬進嚴出的模式仍未被人們普遍接受。部分應考者望而生畏.自考助學并不得力,但考試又不能不嚴格把關,部分應考者望而生畏.第四,自學考試以學歷教育為主,品種單一,對已有學歷的在職人員缺乏吸引力。學歷教育往往需要時間長,課程結構完整性要求高,而現代社會往往要求從業人員能通過快捷高效的學習提高綜合家質,一專多能,特別要具備較快的適應變化的能力,現行自學考試尚不能滿足這些要求。
三 、自學考試的改革應以提高在職人員的素質為歸宿
以上分析表明,以提高在職人員的素質為根本目的,改革自學考試的開考制度,大力開發自考的教育功能,拓寬自考的服務面,是自學考試改革的當務之急和必由之路。
1.大力發展“培訓+考試”棋式的非學厲考試.
自學考試是我國目前唯一專門面向社會的大型社會化考試,其考試機構自成一體,有豐富的考試組織和管理經臉。進入90年代后,由各地自學考試機構承擔的計算機等級考試、英語水平考試等非學歷考試的試點情況表明,利用自考現有人員力量,大力發展非學歷考試大有可為。值得注意的是,這兩項非學歷考試的成功,都與采用“培訓+考試”的模式直接相關.因為這一模式已將教育培訓過程融于其中,不僅適用于在職人員,而且對處于就業預備期的青年和下崗、失業人員,也是一種提高家質的有效措施。
2.優化學歷考試專業結構,縮短開考周期。
自學考試專業結構的優化有兩點原則:一是使專業更接近經濟建設的需要,二是將專業具體化,把較為宏觀、口徑較寬的專業與具體經濟建設部門實際結合起來,進一步突出自學考試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特點.在調整專業的同時,還需要加強辦考能力建設,縮短開考周期,應能夠保證按學生要求開考。
篇4
關鍵詞 高考風險 風險因素 教育風險 浙江省高考改革方案
一、教育風險的定義與一般分類
“風險”一般是指事物發展的不確定性,即某一事物的預期發展目標與實際的結果存在的差異。“風險”的概念也一般出現于管理領域和經濟領域,對其定義、分析、預測和控制等具有較為成熟的判斷和運用。關于教育領域的“風險”定義,既要符合風險管理的一般定義,又不能囿于風險管理的一般性而忽視教育領域的特殊性。
根據教育的根本目的即“培養人才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在這個過程中造成教育達不到根本目的的可能性就是“教育風險”,造成這種可能性的各種主客觀因素也被稱為“教育風險因素”。教育風險因素,既存在于教育的領域,如學校教育中的教師與學生、課程與教學、教材與設備、德育與智育、教育改革、教育理論、教育實踐等;也存在于非教育領域,如政治、經濟、軍事、宗教、科技、人口、不包含教育的文化領域等;更存在于教育與其他領域的交織部分,如學校與社區、教育與人口、教育與政治改革、教育與經濟全球化等。
根據各種因素對教育目標的影響情況,筆者試對教育風險作一歸類:一是教育制度風險。如我國目前的教育制度,雖然在學前、基礎、高等、職業教育等層次結構上比較完善,但在辦學模式與類型上卻遠未達到多樣化要求,教育發展理念、人才培養模式、教育質量評估體系等方面相對滯后,導致教育產品的趨同性和教育資源的浪費,地區差異等教育不公平顯現等。二是教育管理風險。教育管理領域的計劃、組織、協調、控制等諸多環節也存在風險,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我國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體制給教育造成的風險,如政府對于教育的“大包大攬”、強制執行的教育指標、不符合實際的教育要求、由于管理因素造成的教育差異等,都是教育管理風險的表現。三是教育理論風險。如“對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教育政策、教育實踐等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不足”,“不能將中國傳統、現實與國外先進經驗有機結合,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教育理論”,“只是浮于表面地追求學術論文的數量、研究方法偏質輕量、理論與實踐的脫節”,以及“高深理論無法被大眾理解和優秀教育理論無法與教育政策相結合”等,都是教育理論風險的表現類型。四是教育實踐風險。這種風險是指除教育制度、管理、理論等風險外,還有在各級各類教育中由于“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制度與實踐的偏離、管理與實踐的偏差”而出現的教育實踐過程中的風險。主要有教育政策執行者對于制度的不理解、教育相關利益者因為其他利益出現教育腐敗和教育不公現象等。當然以上這些是風險對于一般教育而言,具體于特殊的教育領域,這些風險也具有層次性和特殊性,如學前教育、基礎教育等,也存在各自領域下的制度、管理、理論和實踐風險。
二、高考改革風險的定義與分析
高考改革風險就是高考改革預期目標與其實際結果的不一致,一般而言是對這個預期目標造成的不良影響。不同的高考地區高考改革目標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殊性。就共性而言,目前我國高考改革的共同目標是:基本建立中國特色現代教育考試招生制度,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模式,健全促進公平、科學選才、監督有力的體制機制,構建銜接溝通各級各類教育、認可多種學習成果的終身學習“立交橋”。簡言之,就是“建立中國特色的高考招生制度”,具體要求是“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就個性而言,因為每個省區的考情、省情各有不同,我國各個省區的高考制度具有特殊性,各省區改革的目標也各有側重,如教育資源相對貧乏的省份改革目標有提高高考錄取率的要求,而教育資源相對豐富的省區的改革目標有改善考試錄取的結構要求等,對于2014年的高考改革試點省份浙江、上海兩省區則被賦予更高的改革期待,他們作為新一輪高考改革的試點地區,具有“投石問路”的引導和借鑒作用。其他高考改革的省區總結并完善浙滬試點經驗,從而及時調整充實自己的高考改革。
1.高考改革的目標分析
首先,作為教育活動的重要一環,高考和高考改革具有一般教育活動都具有的根本目標或基本目標,那就是前文所提的“培養人才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目標,即可概括為“培養目標”;其次,作為“考試招生制度”的重要部分,高考具有為國家和社會選拔足夠多優秀人才進入普通高等院校和高等職業院校的功能,其可概括為“選拔目標”;最后,作為高考的改革活動,其本身必然具有一定的“改革目標”,即革除原有高考制度的“弊端”的目標,這些“弊端”主要有“唯分數論影響學生全面發展,一考定終身使學生學習負擔過重,區域、城鄉人學機會存在差距,中小學擇校現象較為突出,加分造假、違規招生現象時有發生”。各省份的高考改革有各自的特殊要求,因而高考改革還具有各省的特殊目標,但這些可以融合于以上三類目標之中。
2.高考改革的風險定義
根據以上分析,按照高考改革主要目標分類,可以將高考改革風險主要分為三類:一是“培養風險”。主要是在高考改革方案執行過程中由于各種主客觀因素,造成的不能達到培養高考需要的人才的風險。如考試科目改革造成的適應性問題、考試時間調整造成的成本突出問題等。二是“選拔風險”。主要是由于高考改革執行方案在執行過程中由于各種原因,造成高等院校不能招到足夠質量多的考生的風險。如文憑歧視造成的高職專科錄取分數低、考生質量不高、中西部高校等遠地區考生“錄而不去”、高校錄取專業結構不合理等。三是“改革風險”。主要是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執行和評價動態過程中,對高考改革方案本身存在的風險。如改革方案制定的不科學、效率低下、缺乏民主、評價不合理等。簡言之,高考改革的風險定義為“在制定中國特色高考制度過程中出現的造成高考改革目標與預期結果不一致的因素和可能性,主要分為培養風險、選拔風險和改革風險”,其屬于教育風險,并由于不同省份的具體特殊性而不同。
3.高考改革各利益主體的改革風險
高考改革主要涉及政府、中學、考生、家長、專家、社會公眾。其中前三者為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利益主體,對高考改革的成敗起關鍵作用,后三者對高考改革成敗起次要作用,但亦不可忽視。筆者僅找出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風險并試討論。首先是政府,其又可分為中央政府(主要為教育部)和地方政府(主要為省級教育廳),他們是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者和保障者,主要負責高校招生名額的分配等,對高考改革具有全局性作用。其主要造成的高考改革的風險有:培養環節中不能做到適度放權,不能突破包辦的集中錄取制等,以及高考改革制度的制定、執行和評價可能存在的不科學、不民主、不公平、權力腐敗等問題。其次是中學,他們是高考改革方案的主要執行者和培養者,對高考改革成敗起主導作用。其主要造成的高考改革風險有:培養環節中對高考改革方案的不理解不配合,選拔環節中易造成對考生學校和專業的錯誤引導,改革環節中的主體參與意識不足、消極應對等。其三是考生,他們是高考改革方案的主要參與者和直接利益主體,是高考改革的被培養對象和招錄對象。其高考改革風險有:培養環節中高考改革的主體意識不強,對學校、父母的依賴性較大,不能科學合理選擇選考科目等,選拔環節中對專科高職和偏遠地區高校的認同度低和錯誤傾向,改革環節中自身利益不被政府、學校、家長重視和理解等。此外,家長、專家和社會公眾也都在高考改革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如:家長在培養和選拔環節中與學校、政府溝通不足,專家在改革環節中對政府的咨詢和改革方案研究不足,社會公眾對改革方案的錯誤輿論導向或“道德綁架”等。
三、浙江省高考改革風險的具體分析
根據2014年9月4日國務院向社會公布的《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實施意見》),同月19日浙江省教育廳公布了《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試招生制度綜合改革試點方案》(以下簡稱《試點方案》)。作為國家高考綜合改革試點省市,其改革主要為:不分文理,采用必考+選考模式;結合統一高考、學業水平測試、綜合素質評價;除語數外,其他科目都有2次考試機會,成績2年有效;高校提前2年公布選考科目范圍,1門符合就可報考等。相較于上海高考改革方案,其更具復雜性,具體表現為:一是考試時間上更為復雜。即每年4月進行選考科目考試,6月進行語文、數學、外語的考報,10月進行外語和選考科目的考試,還有高職院校的“單獨考試”和高校自主招生考試,而上海則相對“簡單”,參與計入高考成績的考試有1月的春季高考和6月高考以及5月的選考。二是考試錄取更加復雜。浙江省自創的“三位一體”招生,雖然增加了考生被高校錄取的機會,但既增加了教育部門的管理成本和考生復習的時間成本,更增加了公眾對其是否公平的擔憂。三是高考改革面臨的招錄困難較大。浙江省的考生數目數倍于上海市,而優質高校資源卻與上海有明顯位差(浙江僅一所“985”兼“211”高校,上海的“211”“985”高校則更多)。根據前文對高考改革風險的定義,浙江省高考改革具有具體的培養風險、選拔風險和改革風險,并根據高考改革的主要利益主體對其進行具體討論。
1.高考改革的培養風險
培養環節的目標可以概括為:“在尊重學生身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不同的利益主體在這個階段所造成的風險有所不同和側重。如在培養準備環節,考生面臨選擇風險:因為浙江省高考采取“必考+選考”模式,從“政、史、地、理、化、生、技術”中選擇3門成績算入總分,將面臨35種組合方式,考生能否根據自身條件進行合理選擇構成了培養風險;學校也面臨成本風險:如選課也給普通中學的教育教學增加了負擔,保障學校合理分配師資、組織學生一年數次重大考試等,也同時給學校管理增加了成本;政府面臨決策風險:如浙江省教育廳規定“技術”算作高考選課項目,其課程設計是否合理?能否在較短的時間內成為高考項目?能否被其他省級教育部門承認等等,這些問題都是值得商榷的。
2.高考改革的選拔風險
選拔環節的風險是高校能否招到足夠、優質的考生,其主要涉及到政府和高校兩個利益主體。對于政府而言,主要是浙江省教育廳能否得到教育部的招生名額支持,尤其是優質高校(“985”“21l”及個地方重點高校)的名額及專業支持,還有各級各類政府部門、經濟部門、文化部門對浙江省高考的支持,以及浙江省地縣級政府對高考改革方案的貫徹程度等。對于高校而言,普通高校的選拔風險有:能否招到“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和適宜其專業發展的優質考生;高職院校則不僅需要側重于選拔考生的數量,還要更突出質量,改變以往招到的往往是高考成績較低和滿意度較低的考生。此外,邊遠、貧困地區的高校則面臨能否招到足量的考生、避免教育資源浪費等問題。
3.高考改革的改革風險
改革環節涉及高考改革的全局,包括其改革方案的制定、執行和評價,其涉及的利益主體最多,也最復雜。從政府來看,主要的風險是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是否科學合理與民主,如從2014年9月4日國務院向社會公布《實施意見》,到浙江省教育廳公布其高考改革《試點方案》,幾乎沒有向社會公布《試點方案》的制定過程和制定依據,就在短短的15天時間便向社會公布了其高考改革試點方案,有點像迫于《實施意見》的而“趕鴨子上架”,對本省至關重要的高考改革來說未免有點“操之過急”;從中學來說,由于其在改革方案制定過程中參與度較低,并且經常處于改革的“洗禮”中,往往存在“上行下效”“各行其是”的改革觀,對改革存在不關注、不理解、甚至是不支持的現象。如雖然省教育廳要求尊重考生的選擇科目的權力,但中學往往由于升學壓力和自身資源優劣可能存在“幫考生選擇”的現象等;對于高校而言,其風險有:高考改革對于擴大其自主招生能力是否會造成新的教育不公和教育腐敗問題等;對于考生而言,由于高考改革取消獎勵性加分,而保留照性加分,是否造成其失去對優勢學科的學習和競爭興趣,以及變相通過“手段”獲得“照顧性加分”,如變相加劇“高考移民”等現象,這些也構成高考改革風險;此外,構成浙江省高考改革的風險因素還有:家長對考生的專業學校選擇進行干涉,強化課外補課造成考生壓力過大等;專家對高考改革的研究是否充足、是否在改革過程具有“發言權”等;社會公眾對高考改革過程存在不理解,造成錯誤的輿論導向問題,如削減浙江本省的招生名額而引發的“請愿”風波等。
四、浙江省高考改革風險的應對與啟示
高考改革既牽動千家萬戶,更關系子孫后代,既為高校選拔人才,又為中學培養人才提供指導,更具有一定的社會穩定和促進人才流動的功能。回顧以來14次大的改革,每次都出臺不少新的政策,包括考試科目設置及計分方法、錄取方式、考試標準化、考試時間及次數與試卷命題等主要內容。高考改革既不能忽略過去的問題,更要解決在其過程中產生的新問題。因此,對于高考改革風險的定義、分析與研究更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高考改革不僅要著眼于全國宏觀規劃,還要細化于各省區具體細節,更要發揮試點省市的引導和關鍵作用,使其為其他省市乃至全國的高考改革提供經驗和教訓。
1.做好高考改革的頂層設計
切實做好高考改革的研究工作、政策制定、改革評價,為各個利益主體的風險和相關責任作出宏觀指導。如浙江省高考改革的政府主體主要為省教育廳,要發揮其“總攬全局、協調并進”的作用,既要為高考改革積極尋求國家和地方的政策支持,又要發揮其政策制定者的作用,充分調動各方積極因素,對高考改革做到科學制定、動態調整和政策支持;規定中學的培養目標、高校的選拔目標;尊重社會主體的社會民主意愿,公平公開高考改革方案等;特別要重視專家學者的政策咨詢作用,為高考改革的科學性、合理性尋習之支持,要總結歷年高考改革經驗,學習國內外教育發展理念,建立中國特色和地方特色的高考改革方案。
2.做好高考改革方案的風險管理
首先是做好浙江省高考改革方案的風險研究,對高考改革方案制定前要有規避風險的意識,研究并確定高考改革的培養風險、選拔風險和改革風險,細化并量化具體的風險因素,努力找到解決方案。其次是做好浙江省高考改革方案的風險控制。如雖然高考改革眾口難調,不可能做到各利益主體都滿意,但一定要側重高考改革中的“考生”和“高校”的利益,在此過程中也要充分發輝“政府”的統籌功能,努力實現高考社會化、標準化。
3.做好高考改革的配套工作
高考改革涉及各個利益主體的利益,需要各利益主體的積極配合,共同減小和規避高考改革風險。如政府需要簡政放權,擴大高校自,加快高考改革的立法進程;中學需要改變傳統錯誤的改革觀和培養觀,積極配合政府、高校,尊重考生身心發展規律,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高校需要優化學科專業設置,提供科學合理的選考和人才選拔方案,杜絕自主招生中的不公和腐敗現象等;家長需要尊重和關注高考改革方案,積極參與其制定執行的過程始終,引導考生合理選擇課程、專業和高校;專家主體要深入高考改革理論研究,發揮改革方案的政策咨詢主體作用;社會公眾在參與高考改革方案的執行過程中,積極監督,對其中存在的教育不公和腐敗及時檢舉等。
4.做好高考改革的風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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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再一次引起輿論對高考改革方案的關注。對于上海高考改革方案,各種解讀都有,包括英語退出高考、英語實行社會化考試、打破一考定終身、其他科目不考了等等。而實際上,這些解讀都存在偏差和誤讀。
英語退出高考了嗎?根本就沒有,只是不像以前那樣統一考試。把不放在同一時間段考,稱為退出高考,這會讓人誤解為英語不考了。媒體的報道,細讀全文也很清楚,說的是英語退出高考統考,只是,在“標題黨”盛行的社會環境中,簡單稱英語退出高考,必然會以訛傳訛,誤導一些不明就里的家長。對于高考英語改革,更確切的表述應是,調整英語科目考試時間。當然,這一描述聽上去改革力度遠沒有“退出”那么大,所以,教育部門愿意選擇“退出”這個概念,媒體也愿意這么報道。英語退出高考統考,還給人這一科目的重要性比數學、語文低了的感覺,但其實,只是調整考試時間、考分同樣計入總分的英語,重要性一點也沒降低。
一年多次考就是考試社會化嗎?其實不是。真正的社會化考試,是社會中介機構組織,由招生學校自主認可、學生自由選擇參加的考試。這一考試的功能不是選拔,而是評價,學生可用這一成績去申請大學。比如,美國的SAT,一年考7次,每次考試成績都有效,考生可以最好的一次成績申請大學,大學獨立、自主招生。簡單地說,只有高校自主招生,考試評價才可能成為社會化考試,如果高校依舊集中錄取,所謂的社會化考試,只是形式上的社會化。
很自然地,這樣的一年多次考,最多從以前“一考定終身”,變為“多考定終身”,減少一次考試的偶然性,但也增加考試成本和考試負擔――從多次考試中選擇最好的成績計入總分,再排序投檔錄取,這能改變基礎教育的應試教育格局,減輕學生的負擔嗎?多年前,當有專家談到一年多次考的設想時,就有很多人認為這是將“斬首”變“凌遲”。
除了語文、數學、外語的其他科目,按照方案,可能不計入投檔分,而只是看測試等級。有人會說,大學可根據不同專業提出不同的學科與等級要求,可問題是,在目前按計劃集中錄取規則之下,如何做到這一點?如果繼續保留按計劃集中錄取制度,英語社會化改革、一年多次考、其他科目計等級,都很難起到改革的實際效果,而會滋生出新的更復雜的問題來。學生的壓力、焦慮非但不能減輕,反而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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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高考制度 改革 公平 科舉制度 問題及對策
1我國高考制度的發展變遷
高考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影響力,是因為它從一項高校選拔新生的活動,轉變成了國家進行教育資源分配的制度。高考制度自誕生之日起就是為了有效率地選拔人才,同時以利益為導向的人才培養模式又決定了運用考試結果,即高考成績來決定是否錄取學生。中國歷史上對人才的選拔經歷了推舉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等幾個階段,最后才演變為現行的高考制度。推舉制就是薦舉賢才,盛行于夏、商、周時代。依據個人的德行、才能,沖破了世襲制的貴族血緣體制。九品中正制則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應用的選官制度。而中國現行高考制度是自1905年科舉制度終結后開始發展的;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辦法;1997年,普通高校招生并軌改革;1999年,教育部出臺《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而現代“大眾化教育”逐漸取代“精英教育”。現在高校畢業生缺乏必要的技能導致就業困難,引起了人們反思。因此把握住高考改革的方向促進高考制度和基礎教育的發展同時保證公平就顯得尤為重要。
2現行我國高考制度的優點
按照中國目前國情來說,高考制度是一種相對合理的制度。現行高考制度有以下幾種優點:
第一是高考相對來說是公平的,統一考試更能夠檢測出考生的實際課業水平,有利于人才的選拔,也能夠激勵學生去學習;第二是無論學生家境如何,是貧窮還是富裕,都能參加高考通過個人努力進入大學,實現了保障絕大多數學生受教育的權利;第三是以高考成績來決定是否錄取學生,不僅簡單便捷同時消耗比較低的社會成本;同時高考之所以廣受大家關注,也是因為它是一條階層流動渠道。第四是中國高考也給了中國考生們一粒“后悔藥”,假如認為自己高考沒有完全發揮實力,還可以選擇高考復讀這條路。高考制度使每個學生都能夠憑借自己的天分和努力來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況。第五是高校自主招生制度也對教育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高校自主招生也的確能選拔出符合學校需要的“專才”。
3現行我國高考體制的弊端
雖然高考制度是現在所用的最公平的人才選拔制度,但是也有一定的缺陷,國家現行高考制度錄取方式主要分為參加高考按分數錄取和自主招生錄取兩種方式。
第一是在目前的高考制度下,學生的考試負擔繁重,同時學業壓力較大;第二是科目分配上學科課程過多,過于偏重知識的傳授,忽視學生能力的發展;同時必修科目和選修科目的設置比例不合理,統一的科目設置和學習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學生的發展;同時各學科之間缺少互動整合。第三是高校自主招生錄取存在問題。從自主招生的公平性來看,目前很不透明;從自主招生的選拔效率來看,并沒有像想象中高效率的選拔出所需的人才;而且也沒有起到很好的“減負”效果。自主招生由于其評價指標無法量化,更容易引起權力的尋租和濫用。第四是高考的考試內容設置也有問題,選修課設置不合理,題型的設計也存在著缺陷,同時也不能公平的對學生的能力進行考察。第五是高考制度中命題方式比較多元化,對于考生而言,錄取風險不減反增;同時命題質量也不夠統一,因此不同地區考生取得的成績也無法比較;與此同時也增加了命題成本,多元化的命題方式會導致重復命題,而且沒有統一的標準也削弱了高考的權威性;同時對人才的流動也有不利影響,多元化命題方式無法確保需要某種人才的地區高校就能找到適合的人才。第六是高考的“分省定額”現象,這在國家直屬高校或部署高校中表現的尤其明顯。高考的實質就是對教育資源的爭奪,在招生名額的分配問題方面更表現出屬地化傾向,像河南這樣的人口大省和考生大省則是最不受北京高校“待見”的。這種現象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首先它阻止了不發達地區的考生向發達地區流動,既阻止了考生的橫向流動又阻止了考生的縱向流動,同時還加劇了不同地區考生被錄取的差異,這是對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第七是“高考加分”政策,這一政策也是高考所有制度政策中受到關注比較多的一項政策。首先高考加分指標大多是無法量化的,這種天生的漏洞非常容易滋生腐敗,對高考公平危害極大就不足為奇了。其次是加分權力被下放導致地方創造了名目繁多的加分項目,同時,同時加分政策還涉及眾多利益集團,這也導致了教育腐敗問題更加嚴重。第八是導致了“高考移民”問題。高考移民分為兩種,一種是移民到教育不發達地區,享受當地的高考錄取政策從而進入更好的大學;另一種是因為各種原因移民到某地而不得不在當地參加高考的,這一種“移民”多發生在農民工及弱勢群體身上。“高考移民”的出現正是由于區域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平等,不同^域高考錄取分數線及高考錄取難度嚴重“失衡”。第九是現行高考制度產生量“高考復讀生”群體,這一現象在經濟與教育不發達地區尤為明顯。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有幾個方面,首先是高考改革過于頻繁導致學生很難適應;其次是高考的命題和評價方式不能夠做到很好的評價學生的知識掌握程度;然后是目前高考制度的錄取規則導致學生無法選擇心儀的學校和專業;最后是整個社會過于看重高考成績和學歷,導致很多學生自己決定或是在家長的要求下去選擇復讀,而不是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向和道路。
4針對現行高考體制弊端的幾點對策與建議
4.1高考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針對上面我所列述的現行高考體制下存在的弊端,我認為進行高考改革是極有必要的。同時高考制度改革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公平問題,因為高考制度決定著千萬人的前途和命運,更牽動著無數家庭的心,無論是從個人發展角度看還是從國家發展角度看,都需要保證高考制度的公平性。
4.2高考制度改革的重點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權利,關鍵是機會公平……”。同時指出:“按照有利于科學選拔人才、促進學生健康發展、維護社會公平原則,探索招生與考試相對分離多的辦法,政府宏觀管理,專業機構組織實施,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學生多次選擇,逐步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制度”。因此“公平”應該是高考制度改革的前提與最終目的。
4.3高考制度改革的具體措施
一是針對高校自主招生的改革;首先要明確的是自主招生是為了招收有專長和特長的少數的學生,不能因為自主招生的政策使得大多數學生的課業負擔被加重。其次是要完善選拔機制,要克服傳統選拔機制中的弊端與不足。增加自主招生的透明度;保證自主招生的公平;提高自主招生選拔學生的效率。這就需要加強內外部監督來保障自主招生的公平性。高校內部自身要先做到自我約束;也需要社會和輿論對高校自主招生的監督;同時政府也要進一步出臺更加細致的法律法規來約束。最后要設置一個專門負責各高校自主招生選拔考試的機構;該機構既要獨立于政府與高校又要受到政府與高校的監督;要做到政府、高校、機構三方之間互相監督。二是高考的科目設置也要進行一定的改善;高考考試科目既要具有選拔性又要有公平性與科學性,保證科目的知識點設置能夠讓不同生活環境的考生都能理解,而且只考察學生對知識點的掌握程度這些可以量化的指標;同時科目設置還需要保證可操作性,要結合高校和考生的具體情況來設置科目。三是針對高考內容以及考試制度方面的弊端,我有以下幾個建議。在考試的形式上,要逐步改變以往的“一考定終身”的選拔方式,要實現從單一評價到多種評價的轉變。在考試的內容上要實現多元化、規范化以及科學化,重視對學生知識和能力的培養,同時也能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個性的發展。四是高考命題要做到統一命題和分散命題相結合的方式,這也是世界大學入學考試的潮流。五是高考“分省定額”的問題,要清楚的明白其背后深層次的原因是政治、經濟、教育等因素發展的不均衡,僅僅通過出臺政策要求改變“分省定額”這一規則是遠遠不虻摹J滓兼顧的就是國家的利益,其次要兼顧考試公平和做到區域之間相對公平,同時要保證生源民族的多樣化和生源的地區多樣化。六是有關高考加分政策,由于背后涉及眾多方面,因此很難完全廢除,可以進行調整盡量保證公平。首先對區域經濟和教育發展弱勢的地區予以偏重;發揮出加分政策的激勵作用,也要保證加分項目評選的透明性,要制定統一的加分標準。七是有關“高考移民”問題,其本質也是區域經濟和教育發展不均衡,所以改革高考制度來適應國家經濟發展和人口政策的變化,要逐漸縮小省際高校之間的入學機會差距。八是針對高考復讀生群體這一問題,要充分聽取社會各階層各人士的觀點和建議,運用科學的評價方法,使定量評價和定性評價相結合;還要改進高考的錄取機制與填報志愿的方式,要做到維護考試的合法權益為第一位;實行網上填報志愿系統,學校網站實時學校報名招生情況和分數線情況,讓學生合理規避;要實現學生與學校的雙向互動,盡最大努力讓學生能夠選擇自己喜愛的學校和專業,這樣也能提高學生入學后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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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考改革試點方案出臺后,不少教育培訓機構“聞風而動”,大力宣傳高中“課外加餐”的重要性,讓一些高一學生的家長倍感焦慮。據了解,針對高考改革,上海高一學生普遍增加課外補習的科目。從上海高考改革試點方案看,從2017年起,高考成績由語文、數學、外語3門統一高考成績和學生自主選擇的普通高中學業水平等級性考試科目成績構成。從2014年秋季入學的高中一年級學生開始,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命科學等6門科目設合格性和等級性考試,學生在完成基礎型課程學習的基礎上,可根據自身特長和興趣,選擇學習其中3門科目并參加相應的等級性考試。針對高考改革的這一新變化,很多家長和學生對“課外加餐”的熱情變得更加高漲,“課外加餐”的科目數越來越多,小科目“課外加餐”逐漸走俏。
在很多家長看來,此次高考改革對于今年的高一新生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挑戰,沒有參照對象,因此早學點、多學點、學深點總沒有壞處。有的學生一下子報了語文、數學、英語、物理、化學5門科目的輔導班,而同時補習很多科目的學生不在少數。此外,小科目“課外加餐”逐漸走俏,語文、數學、英語之外的“小科目”課外補習需求也大大增加。不少家長表示,等各高校的招生政策出臺后,還將根據相關政策和孩子的實際情況,增加“小科目”的輔導科目。不少培訓機構也重新研發課程,調整教學方法,還有不少培訓機構從“小科目”上面嗅到了商機。無巧不成書,“商機”的另一面是“嗅到了”那“教育變革”所可能帶來的“大數據綜合測評”,換言之“考績”或曰“考機”。
一直以來,“課外加餐”被家長和學生視作備戰高考的法寶,因此家長和學生沿襲這一思路應對新高考,倒也不足為怪。但值得注意的是,家長和學生對“課外加餐”不可過于盲從,層層加碼也未見得是一種好的選擇。伴隨著高考改革的推進,高中課程方案和各學科標準的調整勢在必行。然而調整的總體方向和趨勢是什么?新的學業水平考試難度如何確定?僅靠課堂教學是否能夠應對這樣的考試?這是家長和學生目前較為關注的問題。
目前,上海市教委正著手對高中課程方案和各學科課程標準進行調整,要求合格性考試內容以高中課程標準中的基礎型課程要求為依據,其難度將低于現行高中學業水平考試要求。等級性考試內容以高中課程標準中的基礎型和拓展型課程要求為依據,其難度也會略低于現行高考“3+1”模式中“+1”科目考試要求。但也有人認為,等級性考試科目成績都是按照一定比例來劃分等級并計入高考成績的,雖然考試可能降低了難度,但仍然存在很強的競爭性,不可掉以輕心。然而正如專家所言,在現階段如果盲目地進行“課外加餐”,有可能花費了大量時間,卻補了很多課程標準根本沒有要求的內容,可能會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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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高考;人才培養;選考制度;高質量教育體系
新高考改革成效截至目前,浙、滬等首輪試點省份已經有四屆新高考學生進入高校,新高考生源的學業發展情況是評價新高考改革成效的重要指標。2020年1月,在前期持續跟蹤評價基礎上,筆者對試點省份6所高校的93名教師和新高考生源進行訪談,涵蓋高校招生部門、教務部門的管理者和任課教師,學生群體包括2017級、2018級、2019級新高考學生,從他們的視角了解新高考生源學業表現與綜合發展情況。研究發現可為包括北京在內的后續改革省份深化高考綜合改革、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提供借鑒。從總體上來說,新高考增加了學生的選擇性,在滿足學生興趣特長、促進學生全面發展方面效果明顯,同時新高考實施綜合評價招生等多元錄取方式,促進高校科學選才,也倒逼高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與專業結構調整。首先,新高考逐步取消錄取批次,實施平行志愿錄取,增加了學生志愿填報的數量,減少了學生調劑的可能性,高校教師和學生對新高考招生錄取政策認可度較高,這也是新高考改革過程中阻力較小的措施。其次,試點省份探索高職提前招生、單獨考試招生、春季招生、綜合評價招生等多種招生錄取方式,實現了從單一評價向多元綜合評價的招生錄取模式的轉變,滿足了普及化階段高校分類發展的需求。再次,新高考在增加學生和高校雙向選擇性的同時,也倒逼高校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加強專業結構調整,優化人才培養方案,加強內涵建設。最后,新高考促進高校內部招生與培養工作的聯動,加強高校與中學的銜接,促進高校招生與培養的一體化銜接,拓展了高等教育治理體系的邊界。從學業表現上來看,新高考生源質量因為學校類型、專業、招生模式等差異而有所不同。試點省份高水平大學因為有充足的生源,又可以對學業水平考試合格性考試成績的等級予以限制,可以確保生源質量不降低,省屬高校和高職院校部分優勢專業生源質量還有所上升。新高考增加了學生的選擇性,繼而增加了學生的專業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升學生的學業表現[1],試點省份將學考成績與招生錄取“硬掛鉤”也保障了綜合評價招生學生學科基礎,學生具有較強的學習潛力,學習后勁足[2]。但是同時,新高考給高校招生與培養帶來一些挑戰,尤其是學生選考科目與高校專業要求不一致而帶來學業困難的現象普遍存在。北京等四個省市已按新高考模式招生錄取,因為考試科目設置、招生錄取方式等方面的相似性,首輪試點省份新高考生源學業發展狀況以及對高校人才培養質量帶來的隱憂,在后續改革省份也可能同樣存在,應該引起重視與提前應對。
新高考生源學業質量隱憂
第一,學生功利化選科的隱憂。新高考選考制度增加了學生的專業認同感,有助于提升學生的專業成績。但也有學者認為新高考學生較少考慮大學專業科目要求,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學生專業學習基礎[3]。因為選考科目等級賦分制的科學性問題,實施過程中產生的“驅趕效應”既對成績中下的考生不利,也對成績優秀的考生不利[4],帶來功利化選科傾向。學生會首先選擇容易取得高分的科目而不是感興趣的科目,試點省份物理選考人數“斷崖式”下滑的現象,引起了社會高度關注。跟蹤評估發現,沒有選考物理、化學或者生物等傳統理科科目的學生進入大學之后專業學習困難,難以適應專業學習要求的學生,有的只能轉到文科專業。同時,高校為了確保優質生源的數量與質量,也傾向于放寬專業選考科目限制,一般是二選一、三選一,甚至不設限,這就造成理工科專業的學生沒有選考物理、化學或者生物等傳統理科科目的現象,學生的知識結構存在缺陷。但在嚴格限制選考科目的情況下,也會帶來報考人數下降,學生錄取分數線下降。總之,在新高考促進文理融合的改革目標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不文不理”,繼而帶來理工科學生學業困難。盡管部分高校會采取先修課程、微課、加強基礎課等多種方式進行補課,但收效甚微,與傳統文理分科的學生相比,大學物理課的不及格率增加,學生整體成績差。學生功利化選科的根本原因是選考科目等級賦分制未能很好地解決不同選考科目之間分數轉換的等值性和可比性的問題,很難阻止出現功利選科博弈現象[5]。從對北京第一屆新高考生源的調查來看,學生選科相比首輪試點省份更加理性,物理選科人數下滑的并不凸顯,但學生選科存在盲目和隨意性,其在高校學業發展狀況亟待跟蹤評價。第二,學業水平考試降低難度。我國從1990年開始正式確定畢業會考制度,并在此基礎上逐步減少高考科目設置,改革意圖是將衡量高中畢業生全面素質與合格考試,同以升大學為目的的選拔性高考區別開來,在高中合格考試及全面質量有保證的前提下,逐步減少高考科目數量,也有利于高校根據自身特點選拔新生[6]。新高考在完善學業水平考試制度的同時,為了增強高考與高中學習的關聯度,從高中學業水平考試中選擇3個科目成績與統一高考的語數外三科成績組成考生總成績[7]。學業水平考試的質量就成為新高考“統考+選考”科目設置的重要基礎與前提。但從跟蹤評價來看,浙江省探索外語與選考科目一年兩考,學生會盡早參加選考,如果能夠達到高分或者滿分,就不再學習這門科目,所謂“早考早了”“考完一門扔掉一門”;上海市將地理和生物科目等級性考試固定在高二進行,多數學生會本著同樣的目的選擇這兩門作為等級性考試科目。尤其是物理、化學等傳統理科科目,學生選考后會放棄這門科目的學習,這也造成新高考生源學業困難,給高校人才培養帶來挑戰。北京等后續省份等級性科目考試放在高三年級進行,考試成績當年有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同時,合格性水平考試難度降低,而且在北京高考方案中對學生的合格性考試僅以“合格”“不合格”方式呈現,就可能存在“放水”的情況,學生進入高校后也會很難適應大學理工科專業學習對學生學科基礎的要求。這就有違新高考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增強高考與高中學習關聯度的改革初衷,應該引起重視。第三,生源質量呈現兩極分化。新高考逐步取消錄取批次、實施平行志愿招生錄取方式,增加學生選擇性、專業認同感,繼而提升生源質量的同時,也加劇了不同高校同類專業的競爭,使得冷門或者弱勢專業產生生源危機,繼而影響生源質量和辦學質量。同時,新高考選考制度設計及其等級賦分制在一定程度上會帶來高考成績區分度降低。從跟蹤評價來看,一方面,同一所學校不同專業之間錄取分差拉大,各專業之間的生源差異比較大,同一所學校有的在二段線以上招生,有些專業在二段線以下二三十分,專業之間的分差比較大;另一方面,即便在高水平大學內部的優質生源也存在兩極分化的趨勢,綜合評價招生學生在參加學校校測環節,或者入學后在數學、物理、化學等基礎課考試的時候,學習成績有較大差距。這給高校專業發展與人才培養都帶來極大的困難,因為學生成績明顯的差距,同一個專業混班教學難度大;有的學生基礎好,有的學生完全沒有基礎,無法用同一個卷子考試,教學評價難度大。同時,那些長線、冷門、缺乏特色、培養質量不佳的專業,可能在新高考中面臨減招或停招、退出的風險,如何突出特色專業,讓學校的特色與優勢專業脫穎而出,成為高校招生與培養環節的難題。第四,高職生源質量有所下降。我國為解決就業難題,鼓勵更多應屆高中畢業生和退役軍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報考,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改革完善高職院校考試招生辦法,大規模擴招100萬人[8]。當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1.6%,邁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高職院校的大規模擴招功不可沒,但其也存在隱患。跟蹤評價顯示,部分高職院校的優勢專業因為報考人數多,生源質量有所上升,學生的專業認同度也高,但同時部分院校表示高職生源有所下降。一方面,高職院校探索多元招生錄取模式,試點省份實施統招、單獨招生、提前招生、“3+2”、綜合評價招生等多種招生模式,學生來源多樣,學習基礎也不同,生源質量呈現階梯式分布,給高職院校人才培養帶來較大挑戰。另一方面,學生因為選考科目與所學專業的不匹配,高職院校因為師資等局限,也不可能像高水平大學那樣開設“大學物理”等先修課程,或者單獨編班進行針對性教學,難以彌補學生因選考科目帶來的知識結構不足的問題。“十四五”期間,我國推進高等教育分類管理,構建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體系,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提高到60%[9],高職院校人才培養質量問題應該引起足夠重視。新高考生源質量的下降,勢必會影響高校人才培養的質量,也會對高校人才培養模式變革提出要求。高校人才培養必須應對新高考生源知識結構和生源質量多樣化的挑戰,尤其是要在招生模式、課程設置、專業結構等方面進行針對性的調整。同時,在當前新發展階段和新發展格局下,對科技創新人才的需求更加強烈。如果高校學生學科基礎薄弱,尤其是理工科專業因為“文理融合”的改革初衷而導致“不文不理”的局面,勢必將影響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新高考生源質量對經濟社會發展以及綜合國力的增強都將產生長遠影響。
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的應對策略
建設高質量的教育體系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新高考背景下,應該重視新高考生源質量的監測,構建以學生為中心的高校內部質量保障體系;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從政府、高校、高中、學生、社會等多角度統籌引導學生和學校的理性選擇;關鍵時候高校要有危機意識,優化人才培養模式,加強特色專業建設,提升辦學實力;系統推進高考綜合改革,完善高考制度的科學性與公平性,促進大中銜接,統籌考慮高中教學與考試、高校招生與培養等環節,建設發展性、開放性的高質量教育體系。第一,重視新高考生源質量監測問題。“十四五”期間,我國教育發展的主要任務和目標是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隨著高考綜合改革在全國范圍內穩步拓展,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成效將成為影響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關鍵。新高考生源質量直接關系著學生全面發展、學科專業建設、科研創新人才培養等發展成效,關系著“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國家自主創新能力和應用型人才培養質量,繼而影響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因此,應該高度重視新高考生源質量監測,加強高考綜合改革跟蹤評價研究,研制高考改革成效的評價標準和指標體系,完善對新高考學生學業表現與綜合發展的跟蹤評估機制。完善高校內部質量保障機制,建立起以學生發展為中心、以學習結果為導向的學生評價機制和教學質量保障機制。第二,深化評價改革,引導學生合理選科。目前,教育部與地方教育行政部門采取三種途徑引導學生合理選科:一是教育部出臺《普通高校本科招生專業選考科目要求指引》,引導高校合理限制選科。二是第三批8省市實施“3+1+2”科目設置,限定物理或者歷史作為首選科目。三是啟動選考科目保障機制。但要從根本上解決功利化選科問題,還是要落實《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政府部門、學校、學生、社會等統籌協調,協同扭轉不科學的評價導向,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完善對高中和高校的外部評價機制,改變以高考升學率、最低錄取分數線等為標準的評價導向,引導高中轉變育人導向,推動高校加強內涵建設,促進學生個體全面健康發展,同時以制度約束和引導個體、學校的理性選擇,實現個體發展和社會發展目標的協調統一。第三,加強危機意識,推進高校內涵建設。新時期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的關鍵,是引導高校審時度勢,對新高考可能帶來的生源質量沖擊有充分認識,及早應對,集中精力加強高校內涵建設。一是改革人才培養模式,完善大類招生下的專業分流、轉專業等制度建設,處理好寬口徑培養與專業發展需求之間的關系,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滿足學生多樣化的學習需求,提高教學效率、學習質量。二是優化專業結構,建立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符合學校發展定位和人才培養目標的專業結構體系,突出優勢專業和特色專業發展,完善專業準入、調整與退出機制。同時,對國家需求的基礎學科和特殊專業要予以保護。三是加強高職院校發展保障,緩解普及化階段高職院校發展面臨的多重壓力,包括多種招生模式生源質量差異、高職院校擴招、民辦高職升格為本科等帶來的外部壓力,探討適當拓展優質高職院校與優勢專業上升空間的必要性與可行性。第四,加強統籌協調,系統推進高考改革。高考改革是一項系統性的工程,涉及到教育行政部門、考試機構、高校、高中、學生、家長以及社會各領域,可以說“牽一發而動全身”,是高風險、高利害、高關注度的綜合改革。系統推進高考改革包括:一是系統推進高考綜合改革,基于試點省份改革成效的系統評估,對后續改革省份改革方案和相應的保障措施有充分預估,做好風險預案。二是系統推進考試招生制度的完善,完善高考選考制度、選考科目等級賦分制度、學業水平考試制度安排等,加強高考制度的科學性與公平性。三是系統推進考試、招生、培養全過程的銜接,加強學考與高考關聯度,尤其是以“合格”“不合格”劃分學業水平考試成績的省份,應提供各門考試科目的原始分,高校招生錄取的過程中可以根據學科專業發展的需要予以參考,從而保證高校人才選拔與培養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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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異地高考;項目風險管理;教育公平;制度改革
高考是我國選拔高水平人才的根本性制度,自1978年恢復高考以來,通過高考已為國家輸送了數千萬人才。高考制度既關系到個人的前途,也關系國家的未來。數年來,為了適應社會的發展,高考制度歷經多次改革,然而時至今日,現行高考制度依然有很多爭議。當前關于高考最受矚目的議題無疑是“異地高考”政策,所謂“異地高考”,是指隨遷子女就地高考的政策。2012年8月,四部委聯合頒布《關于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意見》的通知,通知指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原則上應在2012年底前出臺有關隨遷子女升學考試的方案。至此,異地高考實現似乎順理成章,然而事實上,除了山東等少數省份,各省異地高考政策實際效果都不大,這其中備受關注的北京、上海、廣東等地更是沒有觸及實際問題。
異地高考不僅關系教育制度改革,更關系到戶籍制度、財政體制等深層次的問題,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異地高考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政策的實施過程中不免遇到各種可以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如何有效的識別并應對這些風險是政策成功實行的關鍵。本文試圖利用項目風險管理方法對可能存在的風險進行分析、管理,以求推動政策實行,促進教育公平。
1.從項目管理角度思考異地高考政策
項目管理是指把各種系統、方法和人員結合在一起,在規定的時間、預算和質量目標范圍內完成項目的各項工作。項目管理主要包括時間管理、費用管理、質量管理以及風險管理等等。項目風險管理是指對項目風險從識別到分析乃至采取應對措施等一系列過程,它包括將積極因素所產生的影響最大化和使消極因素產生的影響最小化。項目風險管理主要包括風險識別、風險評價、風險應對及風險跟蹤四個過程。
異地高考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大政策改革,根據四部委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應該根據實際情況,綜合考慮時間、資源、成本、質量等多重因素,因地制宜的制定與實施相關政策。筆者研究了異地高考的相關內容,認為異地高考具備項目的一般特征,可將異地高考政策的實施看作一個項目,運用項目風險管理體系對異地高考進程中的風險控制問題進行分析,對異地高考政策提供可能的參考。接下來我們將具體分析項目管理體系如何應用于異地高考的風險管理中。
2.異地高考政策實施風險識別
項目風險識別是項目管理的基礎與重要內容,一般來說,項目風險涉及原因多,潛在性強,需要借助一些技術與工具進行識別,這樣不但識別效率高且操作規范,不容易產生疏漏。常用的項目風險識別方法有專家訪問法、頭腦風暴法、德爾菲法、SWOT分析法以及流程圖法等等。本文將使用頭腦風暴法對風險進行識別。
頭腦風暴法指通過營造一個無批評的自由會議環境,使與會者暢所欲言、充分交流、互相啟迪,產生大量創造性意見的過程。這種方法以共同目標為中心,參會人員在他人的看法上提出自己的意見。它可以充分發揮集體的智慧,提高風險識別的正確性和效率。通過頭腦風暴法,筆者總結了異地高考進程中的幾大風險。
(1)資格風險。異地高考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資格的問題,即誰有資格參加異地高考。受制于有限的教育資源和社會資源,異地高考必須要設置一定的門檻,那么問題便在于這個門檻有多高,如果門檻設置過低,則必然會涌入大量的異地考生擠占當地教育資源,侵害當地考生的利益,而如果門檻設置過高,則可能讓異地高考成為一紙空文,不能切實落實。
(2)指標風險。異地高考是指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實際上,在當地上學并參加高考并不困難,困難的是其后的高考錄取問題,這涉及到錄取指標由誰來給的問題。如果錄取指標由遷入地提供,那么毫無疑問會擠占當地考生的錄取資格,引起他們的不滿;而如果錄取指標還由考生原籍所在地提供,那么又會因為試題不同無法排名而產生新的不公平。
(3)資源風險。資源風險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我國整體上教育資源有限,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較大,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國高校無論在數量還是在質量上都與英美發達國家有較大的差距。有限的資源表明,一旦發生大規模的異地高考,遷入地很可能會苦不堪言。第二點是我國教育資源的分布嚴重不均,許多經濟發達的地區教育資源也很發達而考生數量相對較少,而很多經濟欠發達地區教育資源貧乏但考生人數卻特別多。這樣的情況將可能導致高考群體持續往一個方向遷移而導致社會、經濟等其他一系列問題。
(4)制度風險。我國目前高考錄取與戶籍和學籍同時掛鉤,通常要同時具有戶籍和學籍才能在當地參與錄取,異地高考表面上是教育制度的改革,但實際上不可避免的要與戶籍制度的改革相聯動,而戶籍制度改革又會與經濟制度改革相聯系,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我國是人口大國,國情復雜,各種制度也很復雜,任何一項制度改革都可能會帶來難以預計的風險,一旦這些風險發生很可能會影響異地高考政策的實行。
(5)經濟風險。經濟發展關系到教育的投入,經濟越發達的地區教育也相對發達。經濟發展狀況對異地高考政策實行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如果地區經濟發展持續不平衡,各地區經濟差距持續拉大,那么異地高考實現的風險就會更大;其次如果整體經濟增速放緩,那么國家在教育上的投入也會相對減少,相應的異地高考的難度就會更大。
(6)高考移民風險。我國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勻,北京上海等教育發達地區錄取率高,錄取分數低,而如河南、安徽等教育欠發達地區卻錄取率低,錄取分數高,但是這并不能說明北京、上海等地區的考生素質較低,這是因為這些地方往往更加注重素質教育。異地高考放開后,中西部地區的考生可能會為了高錄取率成為東部發達地區的高考移民,而他們帶來的競爭壓力又可能會造成教育發達地區放棄素質教育而重新回到應試教育的軌道上來。這樣多年素質教育改革的成果將會受到破壞,同時大量高考移民也會帶來社會、經濟等新的問題。
3.異地高考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是在風險識別的基礎上對風險進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定性分析是對已識別出的風險的過程和影響進行描述,而定量分析是具體量化每一個風險發生的概率及其產生影響的嚴重性,以此作為制定風險對策的依據。風險評估的量化方法有很多,常用的有主觀評分法、決策樹法、層次分析法等。本文將對識別出來的風險先進行定性的評價再用主觀評分法對風險進行評估。
3.1 定性評估
上文識別出的六種風險可以再進行進一步的分類識別。資格風險與指標風險實際上都屬于異地高考政策實行過程中的操作風險,而資源風險、制度風險和經濟風險屬于宏觀層面的風險,高考移民則屬于異地高考政策實行結果所導致的風險。
目前從各省已出臺的異地高考政策來看,多數省份將具備完整的高中三年學籍作為認定考生具備異地高考資格的標準,而少數省份則只需要一年學籍甚至不用學籍,通過學籍認定考生資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并非唯一標準,各地需根據實際情況確定標準。錄取指標由誰提供的問題涉及考生遷入地和原籍兩個地方,目前出臺政策通常由遷入地提供指標,但是我國高考錄取指標的分配并不合理,所以不宜實行統一的異地高考指標供給政策。異地考生資格認定與指標供給是異地高考政策實行首先要解決的兩個問題,如果資格認定不清,指標供給不明,異地高考將很難進行下去。
教育投資是國家政策的重中之重,2012年我國教育投資約占GDP的4%,并且逐年向教育欠發達地區傾斜,豐富且平等的教育資源是異地高考順利實行的保證,如果教育投入跟不上,異地高考會面臨很大風險。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總體上經濟狀況很平穩,穩定且高質量的經濟增長會帶來財政收入的增長,進而也會帶來教育投資的增大。伴隨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在各項制度上的改革也在有條不紊的進行中,在戶籍制度上,城鎮化使得農轉非速度加快,而收入分配制度也在努力改變我國貧富差距過大的狀況。戶籍和分配制度的改革有利于異地高考政策的實行,但如果其他制度改革進展不夠,單獨的高考制度改革也難以徹底實行。
最后是有關于異地高考移民的風險,在異地高考政策之前,就已經有少數考生鋌而走險,走上高考移民的道路。可以預見,異地高考政策實行以后,高考移民的規模將會進一步擴大,很多考生家長可能會鉆政策漏洞,帶著孩子一起高考移民,高考移民的問題如果不加以解決,異地高考也恐怕難以實行。
3.2 定量評估
根據對異地高考風險的識別及定性評估,系統權衡各項因素,對每個風險進行量化,從而整體評估異地高考的風險。我們采用主觀評分法,成立專家打分小組,根據打分結果,對風險進行排序,形成風險列表(見表1)。
在表1中,可能性表示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得分越高,表示風險越可能發生;嚴重性表示風險一旦發生所帶來的后果,得分越高,表明后果越嚴重;不可控性表示風險發生后的不可控程度,得分越高,表明風險越不可控。風險級別是可能性、嚴重性與不可控性得分的乘積,得分越高,表示風險級別越高,越要重視。我們將得分在100分以上的風險列為II級風險,而得分在100分以下的列為I級風險。從評估的結果看,制度風險、資源風險和高考移民風險是異地高考最主要的風險,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進行監督和應對,當然對其他風險也不能忽視。
4.異地高考風險應對
項目風險應對可以有多種策略,常用的幾種策略是風險規避、風險減輕、風險轉移和風險接受。
風險回避是指通過主動放棄項目目標或改變項目目標與行動方案從而避免風險的策略。風險回避是一項消極的決策,因為它同時也放棄了風險可能帶來的收益。通常在風險級別較高且沒有其他策略可用的時候考慮使用風險規避策略。風險減輕是指在風險發生之前,采取措施減小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和風險的嚴重程度。風險減輕是一個積極的應對策略。風險轉移指在無法通過上述策略應對風險的時候,通過合約或協議將風險轉嫁給第三方的策略,風險轉移并非嫁禍于人,因為有些風險給你能造成損失,但是對于他人未必會造成嚴重后果。最后是風險接受策略,這種策略是指在覺得可以承受風險所帶來的后果時,主動接受風險。
根據風險發生的程度、時期的不同,可以選擇不同的策略加以應對,下面我們具體闡述下減輕各項風險的建議。
資格風險和指標風險是在異地高考政策實際操作過程中所要面對的風險。面對資格風險,我們首先要做到資格審查過程的規范化、流程化,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明確具備異地高考資格的要求;其次,采取多樣的方式確定資格,比如不僅可以將資格與學籍掛鉤,也可以將資格與工作年限、居住證、社保年限、是否有住房等因素相連接。對于指標風險,首先可以采取靈活分配的方式確定指標,比如對于教育資源相對豐富的地區,可以由遷入地提供錄取指標,而對教育資源相對貧乏的地區則還由原籍提供錄取指標;其次可以采取新的高考方案,比如探索“統一考試+高校自主測試”的方案,并在此基礎上重新分配錄取指標,統一錄取等。
資源風險、制度風險和經濟風險是宏觀方面的風險。資源風險要從兩個方面加以應對,首先是應繼續加大教育投資,確保教育資源的規模與質量,其次要逐漸向教育欠發達地區加大投資,以緩解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均的現象。對于制度風險,要循序漸進的進行制度改革,切勿盲目冒進,在制度改革之前,要注意做好充分的調研,征求各方意見,以此減輕制度改革的風險。近年來我國經濟整體上發展迅速、健康,經濟風險對異地高考政策的影響較小,但是我們依然要注意觀察經濟動向,防范因經濟過熱導致的通貨膨脹等現象的影響。
最后有關高考移民的風險,高考移民由來已久,可以預見,異地高考政策實行以后,高考移民的規模將會進一步擴大。對于高考移民,首先應該完善相關政策,防止有人鉆政策的漏洞當高考移民,其次應該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規,對相關行為進行處理,最后還是要進行疏通,通過重新資源配置避免更多的人走向高考移民的道路。
5.總結
異地高考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政策,如何順利實行政策、防范風險是關系民族未來的大事。我們采用項目風險管理的方法對異地高考實行的風險進行分析,建立風險模型、提出應對策略,希望能更規范化、流程化的對異地高考風險進行有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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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篇10
【關鍵詞】《2014年高考改革新方案》 社會公平 學業減負 “高門檻”標準
2014年,迎來了中國教育改革上的一次重大調整浪潮,《2014高考改革新方案》的出臺和試點實施沖擊了培養和選拔高素質人才的原有模式,為學生的個性發展和教學的豐富多樣帶來了機遇和挑戰。《2014年高考改革新方案》嘗試以關鍵突破口――高考制度和錄取制度為著力點,逐步深化新時期教育改革的思想和方針,綜合各方面因素嘗試制定并監督落實符合當代青少年全面發展、學業輕松化開展、社會公平良好實現、社會整體素質上升等目標的各項調整任務,包括“文理不分科”、“英語考試社會化”等。雖然《2014年高考改革新方案》確實起到推動社會教育和社會自身的發展,但當中可能出現的新型的甚至影響學生良好學習生活的“高標準”門檻也不容忽視。接下來,本文將試對其中部分“高標準”門檻進行講解和分析,試圖為新方案的更好實施提供建議。
一、門檻一:英語考試社會化,一年兩次,從會考走向等級考
英語分數的下降無疑會贏得絕大多數的掌聲。綜觀中國學生的求學歷程,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學生對英語學習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總量與其他科目綜合起來的花費基本能夠相抗衡,從小學到大學甚至對將來的求職,英語考核一直處在一個不會被忽視的位置,這在社會中已是一種理所當然。反觀《2014年高考改革新方案》對英語考試的多項調整,包括下降英語考核的分數要求、英語逐步退出高考并向社會化等級考試過渡、一考變多考等等,嘗試為寒窗苦讀十二年的中國學生減輕升學壓力和阻止英語難關的妨礙,但當我們比照現實環境就容易發現這種設想很有可能事與愿違,首先,“即使英語學科退出全國高中統一的考試,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高考錄取不看英語成績,不代表學生可以松懈英語的學習”1;次者,“因為考不好的學生肯定想下次考好些;考的還不錯的學生也會想下次爭取考得更好些,而且社會化的外語考試也要以分數計入高考總分,這更是每次必考了。于是‘一考變多考’成了‘大多都多考’,‘多考’讓多數學生‘增負’了”2;最后,當下的英語教學在實施過程中仍存有不完善的地方,而這些不完善的地方也正正會影響到新方案的良好實施。所以,《2014年高考改革新方案》很有可能在落實的過程中無形地給學生造成了又一層負擔和升學困境,也很有可能因為思想人會錯誤造成的英語成績不達標而錯失升學良機,成為了考生報考的新英語門檻,因此這些誤區應嘗試在試點中通過一系列措施去找到克服的良方。
二、門檻二:文理不分科,撤重點留本科,高考、錄取競爭大
文理是否分科一直是社會教育上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分科考試”和“3+X”無疑就是對這一話題兩大方向的不同嘗試。截至《2014年高考改革新方案》的出臺和試行,中國各地仍是以“分科考試”作為選拔人才的主要方式,而《2014年高考改革新方案》卻是對“3+X”的寫照,嘗試堅定以往的搖擺不定和打破一貫的“各管各”。此外,“消除一本線、單劃本科線”的決定也十分讓部分考生和家長感到驚喜,因為這則決定讓更多考生在填報上有了更多更好的選擇,讓考生不被“重本”這一門檻所攔截。但是,我們卻忽略了一些東西,第一,文理不分科雖然讓學生的學習更為全面合理,卻同樣讓學生加重了學業負擔,學業要求從“術業有專攻”變成了“樣樣精通”;第二,當文科生和理科生一起鉆研所有科目時,理科生難免在一定程度上會比文科生有優勢,而這種難以改變的認知能力造成了雙方間難以縮減的差距;第三,消除一本線并不意味著各高校不能自主劃定或者調整錄取范圍和要求,所以當靠近本科線的學生為謀取更好出路而不顧分數高低妄下填報不相稱的升學志愿時,難免出現此類優等生失去繼續發展的機會;第四,文理不分科、撤重本留本科共同造成的結果顯然就是考場的競爭壓力較原來的有所增長,報讀人數可能會出現專業結構不平衡、錄取學位無法滿足等情況。因此,上述的條件門檻抬高了學生順利報讀和升學的難度,抬高了學生的學業壓力,所以也應在上述方案的實行中積極尋求制衡的方法。
三、門檻三:綜合科目可考六挑三,形式任選等級考、會考
根據《2014年高考改革新方案》,初語數英三科外,考生需在剩余科目中挑選三科作為綜合科目考核內容(總分為180分),形式可選取等級考(按滿分60分制)和會考(分為合格與不合格),但無論選取那種形式,最終成績都會被換算成分數計入高考成績作為考核成績。雖這項改革內容很好地滿足了“偏科”學生的實際情況,但“由于等級可以考查多次,且為學業水平考試,考‘等級’學科,你考難了是‘增負’,你考易了我‘好對付’。同等級的考生自然不少,要區分高下進行有效選拔,就又要看語文、數學、外語的分數了。‘語數外之分貴如油’,‘得語數外者得天下’。假如語文、數學滿分各180分,外語滿分150分,三科都滿分共510分,從510分(實際情況多集中在300到400分之間)中要區分出眾多考生也絕非易事!可以肯定地說,學生對語文數學的重視程度會大大提高,不排除有這樣的高三復習課表,每周10節語文課和10節數學課,其余課時‘拼外語’、‘拼等級’(還未考等級的學科),甚而出現一些學校高二學生考試三科全得A了,高三只開語數外體的現象”3。由此可見,綜合科目的等級考試仍存有缺漏之處,很有可能影響正常的學業規劃甚至在實施時背離了原定的“全面發展”的目標,學生們又再次落入了考試的牢籠里。所以,綜合科目的教學和考核很容易在缺少把關的情況下出現目的型教學設計和目的型學習規劃,讓原本的“全面發展”演變成“部分全面,部分涉獵”,即使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克服“偏科”的壓力,卻為據此培養出來的人才設下了分類門檻,設下了更高發展的本不應存在的能力門檻,而這也需通過在實踐中加以探索和解決。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需不斷調整,進而上層建筑也需相應更新,《2014年高考改革新方案》正是在中國改革新時期下提出的關于教育改革的文件,是黨和國家密切關注青少年成才、關懷青少年成長的體現。任何事情都是一把“雙刃劍”,《2014年高考改革新方案》的提出具有時代特點和學生需求特點,但其在無形中有可能形成的“高門檻”標準確實會妨礙學生們的更好發展和人才選拔的更好開展,需不斷加以思考、審視和修繕,以制定出在社會公平與社會和諧條件下較為完全地適合中國社會發展、適合中國未來發展的教育政策和方針,進一步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創新與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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