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融合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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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金融經濟與數字經濟，同是與符號打交道，具有虛擬化特征，但在與真實世界的關系上，方向卻相反：前者關系日益迂回，日益疏離；后者關系日益直接，日益趨近。站在數字經濟立場反思這場金融危機，也許會得出這樣一個不同于傳統立場的獨特判斷：信息市場將成為金融市場的有力競爭者，數字經濟將成為金融經濟的有力競爭者。

貨幣是假的，信息是真的

如果高度概括眼前這場金融危機的本質，可以說：貨幣是假的，信息是真的。或者說，貨幣是多的，信息是少的。

貨幣是假的，第一層含義是指，在這場金融危機中，貨幣市場(含金融市場)沒有真實反映實體市場，沒有優化配置實體資源，背離了真實世界。第二層含義是，貨幣市場占用的交易費用，相對于它節省的交易費用，多到不合理的程度。

如果把實體市場視為委托人，貨幣市場視為人，這次金融危機的實質，是人背離委托人，手段背離目的，自我膨脹，發生異化。這是典型的工業病，是傳統工業化局限的大暴露。

按照正常情況，實體市場“委托”貨幣市場，通過貨幣形式，進行資源優化配置。原則應該是：市場所耗費的交易費用，不應超過委托市場自己配置資源時所耗費的交易費用，也就是說，有金融市場，應該比沒有金融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消耗的交易費用少。

現在的實際情況是：貨幣市場，在幫助實體市場配置資源時，發展出越來越復雜的手段(如衍生金融工具)，這些手段開始父生子，子生孫，無限繁衍，到后來背離了目標的初衷，最后“忘記”了自身作為工具的身份，把手段的利益當作了目的的利益，實體市場這個委托人，反而成了華爾街發財致富的手段。不是華爾街為真實世界服務，而成了真實世界為華爾街服務。華爾街的錢，本質上是一種交易費用，當這種交易費用遠遠超過華爾街提供的服務所給真實世界節省的交易費用時，危機爆發了。

所謂的假，就是指異化。就是對于目的來說，手段變假了，變得不真實了，也就是說，不再以真實符合目的作為手段的本份了。

信息是真的，第一層含義是指，從兩房貸款開始，來自真實世界的供求信息一直是客觀存在的，它不以衍生工具的復雜化為轉移。第二層含義是指這種真實世界的信息，又是不透明的，因此真實的信息又是少的。

真實信息少，只是現象。本質是沒有形成真實信息的產業化，特別是沒有形成信息配置資源的統一市場。信息被掌握在了少數利益集團手中。真實信息一旦產業化，將對利益集團不利。格林斯潘相信金融利益集團會以市場自發調節達到均衡為行為目標，但實際是華爾街只不過是一個利益集團。

貨幣市場的競爭者正在出現

中間人無限膨脹，是王業社會不可克眼的局限。僅在中間人內部調控，不能解決中間人體制自身造成的問題。如果考慮到中間人已形成利益集團，要維護既得利益，情況就更是如此。當前全球金融危機，反映了工業化不能適應全球化信息化條件下資源配置的要求。以華爾街金融利益集團和美國國家利益集團為代表的中間人勢力惡性膨脹，代表了全球性的工業病。

根本性的問題是貨幣市場本身存在合理性受到了挑戰。當前，出現了一種新的資源配置方式，也就是用信息直接配置資源的方式，與貨幣配置資源的方式相競爭。

電子商務交易市場，正在發展成為獨立于貨幣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的信息市場。在電子商務形成的信息市場中，人們通過信息交換，匹配供求，撮合交易，實現了不通過一般等價物的、直接基于使用價值和具體價值的全球資源優化配置。

我們在實踐中觀察到，許多全球化公司和跨國公司配置資源的時候，首先依靠的，不是上市公司在股市上獲得的經常是扭曲過時的價格信號，而是直接利用供應鏈和社會網絡，進行復雜系統條件下一對一的實薊蹺錆頭務的信息匹配。只有需要進行宏觀判斷和長期判斷時，才會優先考慮貨幣市場的信號。一個集團企業的老板，如果在下午3點前，就可以把公司當天所有的資源變化情況、市場變化情況搞清楚，他為什么還要繞彎到華爾街去求證該怎么進行響應市場的決策呢?

我們說，貨幣是假的，信息是真的。如果信息是假的怎么辦?可以援引第一條，“信息是真的”來解決。這是什么意思呢?在用信息配置資源時，任何一條具體的信息，都有可能是假的。但信息市場作為一個整體，與貨幣市場相比，誰更加真實――更符合真實世界――呢?

當我們說信息是真的時，意思并不是指每一條信息必定是真實的，而是指信息市場作為一個整體，比貨幣市場更加接近真實世界；是指信息的機制。這包含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說，信息市場比貨幣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更高。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貨幣市場要經過一般等價物的迂回，不僅流通速度慢，而且會造成系統性的信號失真；而信息市場在互聯網和數字化條件下，可以進行高速復雜的信息匹配。另一方面是說，信息市場比貨幣市場配置資源的成本更低。因此信息市場在總體上來說，可以比貨幣市場更有效地配置實體資源。

貨幣市場與信息市場在配置資源上的實質區別在于，前者是一般等價的迂回調節，后者是個性化的直接調節，這也反映了兩種虛擬經濟的本質不同。

兩化融合下虛擬經濟的新選擇

篇2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把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歷史現象，媒體融合的發展也還未有終結。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產業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總體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可以說，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同理，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Jenkins,2008:10）。3G手機、數字電視、網上廣播、還有眾多網絡互動媒體的出現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是繼“信息社會”、“第三次浪潮”、“后工業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科學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預測數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核心優勢做了鋪墊，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絡服務行業，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計算機網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Zhang,2002:38)。可以說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繪了由電子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Mueller,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網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12）。在互聯網時代，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Shin(2006)就韓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運作、商業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變革中的取得戰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地解析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的現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地的人民大眾能否從中贏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新媒體環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1999)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2001)則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總的來說，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監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1998;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字化的挑戰？在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網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境里，數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企業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運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內部的產業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格局的發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說，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了數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展直接涉及到商業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新媒體與大眾政治、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機構視角，關注非經濟問題。如果傳統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網、數字手機、網絡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事件、引發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科學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說，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p.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帶動了自下而上的消費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字電影的反哺；Mizuko(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可以說，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工程師和計算機網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某種妥協。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總結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范傾向的框架。可以說，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歷史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甚至加強傳統“公眾利益”的監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融合作為實現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互動共贏的產業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工業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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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數字經濟；物流管理；創新人才培養模式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消費模式的服務化、銷售市場的分散化與智慧物流的普及化帶來了復雜結構的物流需求，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成熟，在國家政策支持下，物流各項指標隨著大數據產業發展呈現翻倍增長態勢，同時，對于“大數據”技術的充分應用，物流路線、選址及倉儲等，都有望得到進一步優化，從而達到即時服務的終極目標。數字經濟作為經濟的一個新業態，已經成為新舊動能轉換中非常重要的驅動力，也是全球新一輪產業競爭的制高點。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同時改變著工作和職業的性質，2018年，中國數字經濟領域提供的就業崗位為1.91億個，占當年總就業人數的24.6%，同比增長11.5%，數字技術在提高勞動效率的同時，也會減少對于勞動力的需求，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估計，到2030年，可能有多達2.2億中國工人需要換工作，占中國總勞動力的30%，而物流一直被視為勞動密集型行業，面臨這樣的沖擊，勢必需要快速的轉型升級和新舊動能轉換。由此可見，傳統的教學空間布局、教學組織模式、教學方法與技術等已經無法適應工業4.0背景下物流創新型人才的培養，教育改革勢在必行。

1.物流管理人才培養存在的問題

1.1物流管理專業教育模式創新體系缺乏系統性

國務院印發的《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總體思想要求突出培養相應專業能力和實踐應用能力，新文科建設要求通過跨專業、跨學科、跨界甚至跨域整合突破界限壁壘，運用“新”（新經濟、新技術）、“融”（嵌入式、交融感）、“通”（跨學科、跨領域）、“特”（有特色、很特別）的新文科思維，創新運用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產學合作協同優化、創新設計新時代文科的人才培養方案、課程內容體系、教育教學方法、科教融合模式和教學評價機制等，推動跨學科深入交叉互滲、跨領域深度融合貫通。這與物流產業發展對人才的需求標準不謀而合，因此融合新文科建設思路是深化物流管理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但物流觀看了創新教育需要將改革策略及具體舉措集成在一個系統的、立體的、全面的適應性體系建設上，只是通過增加課程的實踐環節無法形成一體化的課程計劃；單純運用一些類似翻轉課堂、課堂APP等授課技巧也只是舊有教學模式的完善。

1.2物流管理人才培養目標設置與社會發展趨勢沒有保持一致

需求的刺激、市場結構優化和技術變革等改變促進了中國物流業的快速增長，“互聯網+”促進了傳統物流產業的變革升級，人工智能、物聯網和區塊鏈的結合，正在讓物流行業發生一場效率革命，這些都帶來了復合型專業人才的緊缺，從而制約了物流產業鏈的迭代更新。而物流管理教學的目標更多是舊有知識的輸出，在這一背景下，需要更加關注課程的設置與質量，培養物流管理人才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競爭力、領導力、新技術開發能力及社會責任等素養。

1.3物流管理教改研究中對課程研究較多，創新人才培養體系研究較少

從中國知網CNKI數據分析結果可知，物流管理教改研究中“物流課程”的中心性最高，圍繞該關鍵詞，出現了“物流課程”，“國際物流”，“教學質量”，“教學改革”等高頻詞，也有結合行業發展背景進行物流人才培養模式研究，例如徐龍閃，肖紅波（2021），呂雪（2020），潘鵬（2021）等學者主要研究了在互聯網背景下物流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和培養體系，但教改領域中針對數字經濟背景下物流管理創新人才培養相關研究較少。

1.4國內外先進的教學理念、教學模式、教學方法等的應用不夠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斷發展以及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持續深入，先進的教學理念、教學模式、教學方法等層出不窮，日益創新，發展迅速。其中典型的成果是北美地區高校教學技能培訓機構CaffarellaRS（2002）提出的BOPPPS教學模型，因強調激發授課對象的主動性，被全球超過100所大學和產業培訓機構所推崇。因為物流同時根植于工程和管理實踐的，既體現了工程與管理門類學術研究主題的綜合，也體現了物流實踐中工程技術與管理方法的交叉融合，因此麻省理工大學創立的CDIO工程教育理念為物流管理教育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也為我國的物流管理新文科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CDIO的核心思想在于鼓勵學生以主動的、理論聯系實踐的、課程之間相互交融和有機聯系的方式進行學習。CDIO理念與教育模式的創新在很大程度上逐漸成為中國高等工程教育界重要且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改革行動之一，迄今為止，CDIO在中國的發展已逾十年，但CDIO模式多數仍局限于機械、電氣、化工、土木、農業類專業，因此結合物流管理人才需求現狀，我們認為“BOPPPS-CDIO”教育模式更能夠有助于復合型、多元化創新物流管理人才的培養。

1.5提高管理管理課程群教學效果的需要

物流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據重要的位置，物流行業的應用型人才需求和教學效果并不匹配。目前整個教學環節與實踐中存在著重傳授理論知識、缺乏系統化的學生能力培養，理論實踐相互脫節、學生興趣不濃的現象，教學模式難以匹配學生數學素養參差不齊等問題。

2.數字經濟時代對物流管理創新人才的新需求

2.1數字經濟時代對物流就業的影響

數字經濟的概念最早是由DonTapscoti在20世紀末提出，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20年）》中對數字經濟的概念進行定義：“數字經濟是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數字技術為核心驅動力，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通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斷提高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構經濟發展與治理模式的新型經濟形態”。數字經濟發展造成了物流管理勞動力市場兩極分化。一方面，數字經濟催生了很多新模式和新業態，例如尤其在消費市場創造了大量物流新就業機會，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的特點，物流業中重復性、機械性勞動更容易被機器和軟件替代，此類崗位大幅減少，一線工人的工作日也將因自動化而重新配置。

2.2數字經濟時代對物流管理專業人才的要求

我國非常重視物流產業人才培育，截至2018年，全國開設物流管理專業的高校就達396所，而物流智能化，物流平臺，物流資本化，物流新零售等創新經濟所需要的物流人才培養規模過小。從物流行業細分領域人才需求表（見表1）不難看出，數字經濟時代對創新型物流專業人才的要求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邏輯思維能力強、具備數字化思維和能力。二是熟悉物流服務行業的業務模式及流程。三是能通過數字的牽引，具備整合管理、業務和技術的能力。

3.數字經濟時代物流管理創新人才培養路徑

3.1基于數字經濟背景建立物流管理創新人才分層教學模式

3.1.1融合數字經濟設定層次化培養目標通過對政府、企業、科研院所的調研走訪，研究數字經濟背景下物流管理人才需求，對物流管理就業狀況的數據收集分析整理，同時整理物流領域需要的數字技能，建立通用的數字技能分類，例如物流數字化開發類，物流數字化運營類等，根據技能分類和勞動力市場需求的指導，制定和實施具有針對性的培養計劃。在教學目標上，融合數字經濟設定層次化培養目標，促進知識、能力、素養的有機結合，按照培養目標和社會需求建立分層次教學體系，確定培養目標和知識能力體系，對學生進行基礎層、應用層、創新層分層次分階段教學的培養。通過層次化培養目標解決學生基礎差異，教學與實際脫節的問題，幫助不同層次的學生將課程理論內容相互銜接與融合，形成較完整的解決問題的理論體系與思路。教學計劃上，擬定培養高水平管理人才的教學計劃，使課程的教學計劃能夠與宏觀經濟、產業發展、企業實際需求實現良好的對接。

3.1.2提升教師數字經濟和專業知識水平當今的物流業很難避免數字化競爭，現代物聯網，人工智能，云技術，區塊鏈，流程自動化RPA等數字技術的加速創新迫切需要提升高校教師的數字經濟相關知識和技能，因此，通過讓教師參加數字經濟及相關技術的培訓、學習、講座和研討等方式，并通過校企合作項目，讓教師進入相關企業進行實踐鍛煉，提升教師的數字經濟素養。另一方面，高校可以建立雙導師制度，引進企業教師，充分發揮豐富實踐經驗的優勢，企業教師不限于物流行業，互聯網、新零售、電子支付等高科技行業，這些導師一方面能彌補高校教師實踐經驗不足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能夠生動還原企業營運環境。在高校物流管理專業建立專業教師、企業導師、職業指導三重師資隊伍結構，進行通識教育，物流專業教育，職業教育培養教學，著力培養既具備物流知識技能又具備計算機、大數據知識技能的高素質物流人才。

3.1.3豐富物流數字經濟教學內容教學內容上，堅持理論與需求、經濟、技術、產業鏈等環境變化以及物流與金融，IT，工程學，建筑等其他學科的有效融合，增加物流數字化運營管理的知識體系與發展動態知識學習內容，保持知識結構的前沿性和時代性。在課程設置方面，應在設置經濟、管理、工程等一般理論課程的基礎上，針對不斷更新迭代的細分領域，例如物流與金融學科的融合產生出的倉管質押、代收支付、貨車信貸等細分領域；物流與IT的融合產生出的車貨匹配、智慧物聯網等領域；物流與工程學的融合產生出的AGV、無人機、自動化倉儲分揀等領域，合理設置區塊鏈、大數據技術與應用、智慧物流營銷與管理、互聯網金融與管理等課程方向，將物流與供應鏈的知識進行深度融合，突出智慧物流與供應鏈的發展特色。

3.2利用數字技術實現多渠道學習和教學

一是加強數據資源建設，搭建“數字技術+物流”教育平臺，平臺教程和案例數字資源庫由教師和企業共同參與、設計和完成；運用“BOPPPS有效教學模組”作為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設計的“基本架構”，充分利用數字技術，通過在線課程，智慧課堂、學習通等方式豐富教學過程，并合理利用這些平臺對學生學情等數據進行分析，營造參與式教學氛圍，及時調整教學內容和手段提高教學質量。；教學實踐上，持續豐富實踐教學內容，達到“第一課堂”與“第二課堂”的有效契合，增加物流仿真實驗等實踐項目、企業實地研究和實習機會，激發學生對實用技能的興趣，培養學生考慮數字經濟背景下解決復雜物流管理問題的綜合能力與高級思維；二是強化實踐教學體系，豐富和完善教學實踐。通過構建實驗教學平臺、學科交融討論平臺和課外實踐平臺，強化實踐教學環節，實現課內與課外、理論與實踐的對接。強化實驗教學。結合理論講解和案例教學，認真開展實驗教學。教師充分應用實訓場地、設備、軟件指導學生在實驗課堂上動手完成各項模擬業務操作，提高學生動手能力。組織學生參加各項競賽活動。每年由學生組建團隊，參加全國各項物流大賽，學生主動參與，提高學生的知識運用能力和合作意識。用“課程+興趣+社會”的教學為學生創造有意義的學習經歷，鼓勵學生觀察家鄉或者身邊的實際情況，綜合運用物流成本、管理學、微觀經濟學等物流管理等文科知識提出解決方案。增加校企實習實踐考核力度。企業實習不局限于熟悉物流日常操作，建立學校和企業雙向溝通渠道，教師和企業導師共同指導同學物流實習，鼓勵企業問題進課堂，課堂理論企業應用，利用APP，QQ，微信，騰訊課堂等數字手段，進行現場討論并提出有建設性的方案。

3.3多維度考核評價機制，解決重結果輕過程的問題

實行過程性考核與多形式考核的有效契合，提高考核的全面性、實踐性。構建多維度教學效果評價體系，重視學生參與度和過程考核，課程考核包括試卷考核，線上答題，線下調研，成果匯報等多種形式。評分采用試卷評分，課堂和線上討論評分，同學互評等方式。優化評價方式。加大線上考核比例。線上考核內容應針對不同的學習內容進行權重設計，比如線上考勤，學情考核，課堂APP討論等，提高學生主動性，鼓勵學生觀察身邊現象，自發擬定討論話題。線下學習布置進階式任務，提高可操作性，增強學生物流方案設計能力。優化實踐環節評分體系。除了考核學生現場實習表現，同時要求學生針對企業問題提出獨立的方案，在最后的評選環節，由學校教師，企業導師和同學組成的評分組根據實際情況得出綜合得分。該分數是小組間橫向評比、集體評議的結果，能更加客觀地反映學生學習和掌握知識的實際水平。

4.結語

篇4

業主：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開發建設單位：北京紫光華宇軟件股份有限公司

項目類型：業務管理平臺/共享協同平臺

一、業務需求背景

經過多年的信息化建設、管理和應用實踐，有關的信息系統在北京市各級法院的司法實踐中，發揮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為法院“公正與效率”、“司法為民”的工作主題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持。但是，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司法體制改革的進程加快和法院綜合應用要求的提高，已有的應用系統在功能擴展、數據類型、數據綜合利用等方面與法院業務需求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主要原因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審判系統重“流程”而輕“實體”，無法滿足當今音視頻等多媒體信息在審判信息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2）信息共享與數據綜合應用能力相對較低；

（3）審判過程和審判信息不夠公開透明；

（4）審理難度加大，尤其是經濟發展帶來的案件審理難度加大；

（5）領導決策的信息不對稱，體現在決策依據少，信息不及時、不準確、不全面；

（6）案件增長速度太快，審判業務人員數量的增長大大小于案件數量的增長；

（7）審判效率不高。

由于上述幾個方面的因素，案件審理嚴重超期。通過信息技術，可以為法院實際審判工作中的重點和難點提供技術手段，解決如上幾個方面的問題。實現流程與實體相結合的管理手段，也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數字法院”系統（以下簡稱“數字法院”）的建設目標。

二、項目設計

“數字法院”是指采用先進的技術和產品建設首都法院的信息化基礎環境，并結合法院業務構建審判業務支持平臺，為法院內部的院領導、審判業務人員、行政辦公人員提供“全數字化”的辦公環境，包括數字法庭、數字審委會、實體信息管理、內部網站、無線辦公等，以提高審判效率，促進司法公正、體現司法為民。

該項目于2004年年初開始，建設周期將近3年，于2005年12月順利通過專家驗收。項目建設主要內容包括基礎網絡環境、基礎業務平臺建設、應用系統數字化建設等部分。“數字法院”是“數字北京”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⒈項目的主要特點

（1）法院業務信息全面管理，如為法院內領導的領導決策分析系統、數字審委會系統，為審判法官管理的法官管理系統、數字法庭系統等，涵蓋法院業務的方方面面。

（2）業務流程總體優化，系統為政法委、檢察院、公安、監獄等其他相關部分預留了數據交換接口，為更大范圍的業務流程優化打下基礎。

（3）案件審判智能支持，包括輔助法官判案智能案件實體比對、輔助法官判案智能法規判例支持、輔助領導決策智能審判數據分析、輔助案件執行智能線索查找分析、輔助案件上訴移轉智能案件移送等。

（4）審判數據綜合應用，如案件評查與法官考核相互聯系等。

（5）司法信息社會服務，如開庭公告、遠程立案、網上立案、網上送達等。

2．項目技術創新點

（1）信息技術與審判業務的相互“融合”，包括信息整合、應用整合、案件審判智能支持、案件自動分案等。

（2）司法信息共享與協作，包括法院－法院，法院－檢察院、法院－司法局之間等數據傳輸和交換。

（3）司法信息服務，如開庭公告、網上立案、網上送達等。

三、CIO的作用和貢獻

CIO熟悉法院信息化環境，在該項目中起到很好的領導與決策作用。通過CIO的工作，推動了整個項目的開發進程，保障了“數字法院”的正常使用和推廣。

1．結合多年法院信息化建設的經驗，為實現“數字法院”提供了建設思路、設計思想，并對項目開發進行了有力的指導，把信息手段和技術與法院審判業務充分地進行了結合。

2．帶領開發商深入挖掘業務需求，對“數字法院”流程進行合理化整合。

3．及時發現 “數字法院”設計中的問題，并積極與工程師討論解決問題的途徑，是用戶與開發人員之間溝通的橋梁；深入開展裝備需求調研，協助完成諸如服務器、集控設備等相關硬件設備的采購。

四、項目效益評估

⒈社會效益分析

通過建設“數字法院”，部署數字音視頻應用，運用數字技術，可以將庭審活動過程中的圖像、聲音、文字和證據資料信息經過數字化處理，通過網絡將信息實時存入計算機數據庫，形成電子檔案。通過高速計算機網絡可以對庭審信息和各種審判資料進行更迅速的調閱。自2005年12月21日“數字法院”啟用后，預定法庭的案件數有147件，共開庭212次，使用“數字法院”系統進行庭審錄像的有44個案件，共64次開庭。

北京高級人民法院“數字法院”項目，目前實施于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后期推廣至全市所有法院，以獨特的風格體現“數字奧運，數字北京”的內涵，作為全國應用示范推廣。

整個項目既能夠滿足現階段法院系統各項工作的需求，又對法院司法改革預留了豐富的開發升級接口，更重要的是為下一步全市范圍建設數字法院積累了大量經驗。“數字法院”在法院工作中的作用和效益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⑴促進了工作模式的轉變和創新

“數字法院”建設重點完成了審判信息全數字化的工作，信息采集在保留必要的手工錄入的同時，增加了通過硬件設備采集音視頻、圖像信息的能力，更大力加強了對信息共享和重復利用的方式。目前“數字法院”系統正式投入使用后，所有開庭的案件都進行了庭審錄像的存儲和當庭光盤實時刻錄，這些信息已經被審委會匯報系統，法官培訓系統所利用。現在軟件應用系統已經是法院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干警們每天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腦進入軟件應用系統，使用系統進行一天的工作。寫報告、找資料，首先想到的就是應用軟件系統中查找有關資料。法院領導和全體工作人員，已經在不同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通過紙介質和實物進行交流和展現的匯報討論方式，習慣了通過實時的客觀數據和以多媒體形式表現的案件實體信息來了解工作情況，而且隨著系統中智能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干警們的工作效率更得到了進一步提高。

⑵減少了不必要的工作環節，提高了工作效率

“數字法院”項目還緊緊圍繞影響法院各項工作質量和效率提高的問題和矛盾，開發了大量的應用軟件，有效地減少了不必要的工作環節，提高了工作效率，促進了審判工作的公開，方便了人民群眾。全市法院使用計算機網絡信息系統以來，在審判人員相對沒有增的情況下，人均結案數量增加3倍以上。例如，《司法文書電子簽章系統》就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人民法庭，影響法庭案件審限的“蓋章難“問題，使人民法庭的法官在庭審后不必再往返法院給裁判文書蓋章，提高了當庭宣判率，當事人稍微等候即可拿到判決書，不必再次到法庭，減輕了訴訟當事人的訴累。

⑶優化了法院工作程序

“數字法院”系統最大限度地對案件審判信息進行采集和共享應用，從而優化了法院各項審判工作的流程，減少了手工勞動帶來的中間環節，提高了工作質量和效率。各級法院領導和全體工作人員，已經在不同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通過召開會議、手寫腦記的工作方式，習慣了通過實時的客觀數據來了解工作情況，指導工作進行；改變了以往上級的精神通過各種會議層層傳達、層層轉發文件這種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促進了司法公正。例如，《審判流程跟蹤管理系統》，突出案件審理流程管理的審限跟蹤、審限警示、超審限通報和內部監督功能，充分利用計算機管理等科技手段，對各類案件的立案、送達、開庭、結案、執行等環節跟蹤督辦，切實解決了少數案件超審限甚至久拖不決的問題，加強了審判監督和管理，提高了審限內結案率。《交辦事項督辦系統》便捷、高效的管理功能，徹底轉變了以往手工勞動下信件層層批轉、中間過程冗長、“石沉大海”不見回音的被動局面等等。

⒉經濟效益分析

據統計，北京市法院每年受理的民、商事案件中的訴訟標的達500余億元，巨額社會財物滯留在訴訟活動中，嚴重地影響社會市場經濟活動的進行。法院公正及時地依法處理涉訴經濟糾紛，處置涉訴資金，不僅能夠使滯留在訴訟過程中的占國民生產總值近1/10的巨額財物重新進入社會經濟生活中和流通領域，而且可以使各種市場主體提高遵法守法的意識，自覺地在法律范圍內從事經濟活動達到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凈化市場經濟環境的目的。“數字法院”作為重要的科技手段，在北京市法院每年的案件增長速度高達20％以上、審判業務人員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對法院提高審判效率，促進了司法公正，體現司法為民提供了基礎支持，發揮了重要作用，間接產生了重大的經濟效益。

篇5

“互聯網+”落地一年，跑個分？

“跑個分先，”這是IT圈做產品評測時經常會使用的方法，就是將產品性能量化為分數，這樣可以更加直觀地顯示其產品性能一那么，在“互聯網+”落地一年多之后，也不妨來“量化”一下成績單。

6月16日，“中國‘互聯網+’峰會”在京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近千位政商精英齊聚，交流了“互聯網+”在政務民生和各個行業等方面全國各地的發展情況一與此同時，騰訊研究院與京東、滴滴出行、攜程等還共同了《中國“互聯網+”指數（2016》報告，系統而全面地反映了過去一年，“互聯網+”戰略在全國的落地情況一這一指數的無疑是為各地方，各個領域的“互聯網+”進展情況“跑了個分”，

報告顯示：在2016中國“互聯網+”總指數省級排名中，廣東、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分列前五位，而在全國參與調查的351個城市中，“互聯網+”十大標桿城市分別是：北京、深圳、廣州、上海、杭州、成都、重慶、武漢、長沙和福州，它們成為各地“互聯網+”持續落地的參照范本。

騰訊高級副總裁、騰訊研究院院長郭凱天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該“互聯網+”指數的計算指標主要有互聯網發展基礎、產業、創新創業、智慧城市四大板塊，涵蓋了零售、金融、交通物流、醫療、教育、文化娛樂、餐飲住宿、旅游、商業服務、生活服務十大行業，可以非常精準、直觀地反映出過去一年“互聯網+”戰略在全國351個城市的落地情況。據了解，這份中國“互聯網+”旨數的數據來源包括騰訊、京東、滴滴出行、新美大、攜程、58、藝龍等眾多合作伙伴的萬億量級單位的大數據，數據總量超過70PB，相當于800個世界最大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藏書容量。

作為“互聯網+”指數的冠軍城市――北京占據了“互聯網+基礎”“互聯網+產業”“互聯網+創業創新”三個板塊的第一名一比如，北京的“互聯網+交通服務”應用領先全國，僅小客車搖號查詢就累計使用超700萬次，而教育培訓方面的APP上線量也排名第一，超過其后10個城市的總和，而深圳作為智慧城市分榜單的榜首，其智慧城市人口滲透率為全國最高，總榜排名第四的上海在金融、醫療健康等領域的創業創新大幅超過全國平均水平，比如獨具本地特色的圖書借閱服務成為智慧城市建設的亮點一

郭凱天表示，“互聯網+”指數的物理意義就是各省份、各地市在中國數字GDP總量中所占百分比，其實質上就是實體經濟投射到數字中國的生產生活總值，“互聯網+”指數可以描繪出一張虛擬的中國數字經濟地圖，它能直觀反映2015年從農業工業到餐飲旅游、交通運輸、零售電商、金融服務、生活020等幾乎所有主要行業在移動端的數據產出和表現，“‘互聯網+’指數可以視為是，數字GDP，（Gross Dig-ital Product），未來，這份，數字GDP，將可能成為反映地區信息化進程的重要指標，”郭凱天說。

鴻溝拉大，還是彎道超車？

目前來看，“互聯網+”指數與各地實體經濟發展現狀聯系緊密，甚至呈現強正相關關系，比如，“互聯網+”指數高度集中于沿海省份和一線城市，其中排名前三的廣東北京上海，“互聯網+”指數之和為35.5，這意味著這三個省市就占去整個數字中國超過三分之一的份額，在原本產業基礎發展就十分不均衡的背景下，“互聯網+”之后，會不會加劇地區之間的不平衡？如果“數字GDP”能夠跑贏實體GDP，能否幫助傳統經濟弱勢的城市實現彎道超車，實現跨越式發展？

騰訊研究院產業與經濟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李剛告訴記者，在互聯網發展基礎指數分和產業指數分兩個維度上，確實跟實體GDP的分布呈現正相關一但是，二三線城市“互聯網+”的發展速度非常快，甚至要比一線城市快30%～40%。

而在創新創業指數分和智慧城市指數分兩個維度上，則有很多城市帶來“驚喜”，李剛表示，在這次指數的編制過程中，中西部城市出現了很多亮點一在“互聯網+雙創”方面，重慶排進全國前五，成都位列第七，武漢、鄭州、西安、長沙、合肥、昆明等中西部重鎮都排進“互聯網+雙創”前20，細分行業中的黑馬更多，在零售行業中，銀川零售指數排名領先統計局社會零售銷售總額排名100個位次；信陽的醫療指數排名領先實體醫療行業排名195個位次；渭南在教育指數排名領先根據統計局數據計算出的實體教育排名110個位次。

許多城市的“互聯網+”相對發展速度跑贏了實體GDP，這成為了經濟發展的新動能，以四川省德陽市為例，優秀的智慧城市建設，使其躋身“互聯網+智慧城市”指數榜單第13名，從而帶動其整體“互聯網+”指數位列全國60強，像德陽這樣市場基礎較為薄弱的城市，智慧城市建設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礎設施”，為移動支付、在線教育、互聯網醫療網絡約車等新經濟業態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場基礎，從而為經濟增長和解決就業提供新動能。

“移動互聯時代，數字鴻溝到底是在拉大還是在縮小，是一個差異化發展的問題，”騰訊公共戰略研究部總經理、騰訊研究院執行院長司曉博士告訴記者，他舉例說，打車軟件確實讓不會用智能手機的老人叫不到車，在這里數字鴻溝的確在拉大；但是，從社會總成本角度卻是縮小了，因為移動互聯網的使用門檻技術門檻成本門檻都是下降的，幾百元就可以買一部智能手機，幾歲的小孩子都可以學會操作，過去無法被互聯網服務的人群，或生活在特別不發達地區的人群，現在就可以享受互聯網帶來的好處。行業大佬描繪“互聯網+”未來騰訊公司控股董事會主席CEO馬化騰

如果把互聯網當作一個能源來看的話，互聯網不是一個無關的新經濟新領域，而是一個與你息息相關的你必須去擁抱否則就會落伍的領域，“互聯網+”最終極的目標就是沒有互聯網企業，所有企業都是傳統企業，但是他們都互聯網化了。

在過去一年，在“互聯網+”信息能源的巨大賦能下，通信金融零售020交通領域都發生了巨大的積極變化，如，電信行業已經逐步實現話音短信向數據消費的商業模式的轉換，與“互聯網+”的融合消弭了曾經的摩擦。

同時，確實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和挑戰，“互聯網+通信”“互聯網+金融”……曾經遭遇過激烈的爭論，而“互聯網+交通”“互聯網+醫療”……正在各方角力，在“互聯網+產業”的“最后一公里”是監管的問題。“互聯網+”帶來的業態的變化會對傳統業態產生很大的沖擊，比如網絡約車領域，現在的政策還沒有完全匹配，還需要更多的適配調整。

美團大眾點評CEO王興

“互聯網+”的“+”代表著連接，連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最終會讓傳統行業出現分化，由于摩爾定律的存在，大大加速了這種行業分化，在這個過程中“互聯網+”是一個很強大的風口，可以幫助商家更好地連接用戶。

不管怎么樣變，“互聯網+”到底要“+”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整個“互聯網+”就是要保證企業把自己的主業通過互聯網來做好――不管手機App速度多么高，還要菜好吃才是關鍵，我們不會去開餐廳和酒店，但是我們希望跟最好的餐廳最好的電影院最好的酒店合作，他們就可以少操心互聯網的事情，我們可以服務于它，他們可以集中精力把主業做好。

當前“互聯網+”還在非常初期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如果同行間展開降價等競爭，無論對公司還是對整個產業的發展都是不利的，合作可以把更多的資源更多的時間精力花在深入“互聯網+”務創新上。

58集團CEO 姚勁波

中國的服務業發展在整體經濟中占比還不到50%，如果按照傳統方式去追趕歐美的話難度極大，但是通過“互聯網+”，彎道超車的良機就出現了。

篇6

數字銀行的最初形態是直銷銀行。直銷銀行不依賴于傳統零售銀行的物理網點和柜臺渠道，主要通過自助渠道和電子渠道為客戶遠程提供銀行產品和服務。直銷銀行一般具有獨立法人資格或較強的獨立性，超越了電子銀行的渠道范疇，成為單獨的業務運營主體，實現了零售銀行從網點分銷到線上直銷的渠道變革。對于金融消費者來說，直銷銀行比傳統零售銀行的產品更簡單，服務更便捷，價格更優惠，因此有更好的客戶服務體驗。

直銷銀行的發展方向是數字銀行，數字銀行將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金融科技手段再造銀行業的運營體系，從根本上實現商業銀行從部門銀行到流程銀行的轉型。目前，數字銀行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其經營環境、金融功能、商業模式和發展路徑還沒有成熟或定型，和理想的數字銀行還有一定的距離。因此，根據金融科技和經濟社會的發展趨勢，研究數字銀行未來的發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數字銀行的經營環境

數字銀行是在新經濟和新金融環境下運營的新型銀行。新經濟條件下，互聯網成為基礎設施，個人數據成為生產資料，數據資產在資產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新經濟催生新金融為之服務，綜合交易賬戶和法定數字貨幣是新金融最終形成的主要標志。

個人數據驅動的“新經濟”正式確立

“新經濟”理論在美國誕生20多年來，一直伴隨著質疑和批判。在當今的在線社會，由于使用成本大幅降低，便利性大幅提高，互聯網在全球大規模使用并普及，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基礎設施。互聯網基礎設施上，留下了大數據沉淀，自然沉淀的數據成為生產資料。以公共服務的形式在云端對大數據進行計算，數據變得有價值、可利用。有了互聯網這項基礎設施，數據這項生產資料，計算這項公共服務，“新經濟”才名副其實地得以確立。

“新經濟”在數理環境下運行，依托于網絡平臺及其賬戶體系，邊際交易成本趨近于零，交易效率有超過生產效率的趨勢。相應地，經濟活動的中心逐漸從生產轉向交易，經濟主體也從生產主體（企業）轉向交易主體（個人或家庭）。“新經濟”是以數據為核心生產要素的濟形態，在微觀上則表現為數據驅動的企業業務流程。比如，阿里、騰訊和百度等互聯網企業便是以平臺上沉淀下來的個人數據為核心，開展相應的電商、社交網絡、搜索以及衍生場景金融服務。2011年，世界經濟論壇《個人數據――一種新資產的崛起》報告，將個人數據作為“最新的經濟資源”，列為“新的資產類別”。專利、文藝品等人類高智力成果都已實現資產化，在新經濟時代，個人大數據等低智力成果也會實現資產化。包括個人數據在內的數據資產規模呈指數級膨脹，在資產結構中逐步超越了權益性資產和實體性資產，資源稀缺性在新經濟中將不再是中心議題。

賬戶與貨幣革命推動形成新金融

新經濟必然有新金融為之服務，金融根植于貨幣，新的賬戶和貨幣形態是新金融的標志。新經濟時代，網絡賬戶是用戶連接互聯網的通行證，是包含用戶信息價值和貨幣價值等個人數據的綜合載體。網絡賬戶集成了用戶貨幣資產和金融資產，不僅能夠集成資金流、物流和信息流，還能提供內生于網絡交易的一站式集成金融服務，成為用戶貨幣活動的大本營。中國的網絡賬戶服務于網絡交易，并衍生出支付結算和理財等金融功能。在西方發達國家，網絡交易的支付結算主要由信用卡承擔，并未衍生出大規模的銀行賬戶之外的網絡支付賬戶。目前，我國的銀行賬戶依托于銀行柜臺開立，沒有網絡交易的基因或場景。銀行賬戶與網絡支付賬戶一樣，都有向綜合交易賬戶發展的趨勢。

賬戶與貨幣具有天然的聯系，賬戶革命必然伴隨著貨幣革命。貨幣形態由紙幣演化到電子貨幣之后，不同層次的貨幣實現了快速、低成本相互轉化，現金、活期存款等預防性貨幣需求大幅減少。諾貝爾獎獲得者西姆斯認為，隨著技術進步，各種類型的資產都將有可能用來結賬，成為貨幣。貨幣與金融資產之間的邊界日益模糊，金融產品（或投資品）逐漸具有類似傳統貨幣的交易媒介功能，即金融產品貨幣化。比如，在中國引發互聯網金融熱潮的余額寶等“寶寶類”貨幣市場基金，實際上就是基金貨幣化的一種表現形式。隨著互聯網支付和數字加密貨幣的發展，分布式記賬技術解決了交易中的信任問題，實現了價值的點對點傳輸，進一步弱化了貨幣的交易媒介職能，強化了其價值尺度職能。數字貨幣是新經濟中的賬戶貨幣，未來的數字貨幣就是一種價值符號、一個精密的記賬系統。我國法定數字貨幣將基于“中央銀行―商業銀行”二元體系，商業銀行從中央銀行申請到數字貨幣后，提供貨幣流通與應用生態體系構建服務。

數字銀行的金融功能

現代金融功能理論認為，金融系統具有六項基本功能，即資源配置、支付結算、風險管理、提供價格信息，以及儲備資源和所有權分割，創造激勵機制。數字銀行不僅發揮信用中介功能，還將以市場信用和信息中介功能為主，朝綜合化方向發展。

從信用中介到信息中介

信用是一種債權債務關系，商業銀行憑借長期積累的信用優勢、信息優勢和資產轉換能力，承擔著信用中介、支付中介、風險管理和貨幣創造等金融中介功能。其中，信用中介最能反映其經營活動特征，是最基本、最核心的職能。這是因為銀行經營具有規模經濟效益，顯著降低了資金融通的交易成本，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及其帶來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大幅提升了交易的可能性。但是，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的新經濟確立后，數字技術削弱了銀行信用中介職能賴以生存的基礎，擁有豐富賬戶數據的網絡平臺已經在一些領域替代了這一職能。銀行的存款資金被大量分流，支付中介和融資中介職能受到沖擊和挑戰，而這些沖擊的實質是信息和數據的沖擊。在這個過程中，銀行的信用中介職能逐步弱化，而信息中介職能逐步強化。商業銀行要鞏固和發展中介功能，需要從信用中介向信息中介升級。最終的理想狀態是，數字銀行提供交易撮合和風險管理等信息服務，不再需要資本來充當風險緩沖，從而，基于信用中介的利差收入下降，基于信息中介的服務收入在主營業務收入中占絕對主導地位。在數字銀行發展的過程中，商業銀行由信用中介轉型為信息中介要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出現了主要依靠電子渠道和自助渠道提供投資理財服務的直銷銀行。直銷銀行是數字銀行的初期形態，銀行的資金端實現了從線下向線上的遷移，更加安全便捷地滿足了長尾客戶長期被壓抑的投資需求。第二階段，在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推動下，基于數據獲取資產的數字銀行產生了，銀行的資產端實現了移動化、數字化轉型，為客戶提供消費金融、供應鏈金融等嵌入式場景金融服務，融資的成本降低了，流程簡化了，風險透明了，如中國的微眾銀行、美國的Simple定位為平臺中介，連接借貸雙方，提供風險管理和貸款管理服務，就是信息中介的雛形。第三階段，當遠程開戶得以實現，區塊鏈技術在金融領域廣泛應用，法定數字貨幣在全社會普遍推廣，社會征信體系發展完善，數字銀行也會進入成熟發展階段。這時，銀行將突破信用中介模式下風險偏好、資本約束和運營模式等約束，主要作為信息中介連接資金端和資產端，雙方的法律關系主要表現為直接借貸和收益權轉讓兩種模式。數字銀行將通過融合了各類金融賬戶和生活場景賬戶的統一綜合賬戶，為客戶提供資源配置、支付結算、風險管理（財富管理）和價格信息。

從銀行信用到市場信用

在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中，商業信用、銀行信用和市場信用相繼出現，至今仍發揮著各自的作用。銀行信用通過存貸款機制延伸出貨幣創造功能，在我國的金融體系中幾乎成為唯一的信用機制。新金融在我國的迅猛發展突破了銀行信用，展現了市場信用的巨大魅力。這是因為，互聯網顯著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程度，提高了風險定價和風險管理效率，拓展了交易可能性邊界，改變了金融交易和組織形式，本身就可以定義為“金融市場”，并趨向于瓦爾拉斯一般均衡對應的無中介或市場情形。所以，新金融是資本市場對銀行信用“脫媒”以來的第二次“脫媒”，第一次脫媒主要在傳統銀行的資源配置即融資功能方面，第二次脫媒則在支付結算、風險管理和價格信息提供職能方面。數字銀行作為新金融的一種組織形式，同時承擔了中介和市場職能。一方面，突破了傳統銀行信用對財務報表的依賴，側重于觀測和計算在線交易行為數據，更加依賴于數據驅動的“市場”信用。另一方面，數字銀行通過貨幣市場基金、資產證券化等傳統影子銀行模式開展貨幣轉移型信用活動，通過交易資產、同業資產、投資資產等資產負債表中的“銀行影子”模式開展貨幣創造型信用活動，這些在本質上都是市場信用。數字銀行的市場信用功能主要體現在，為客戶提供個人數據資產（含數字貨幣）和債權類資產交易，為交易雙方提供交易價格信息。一是個人數據資產交易。如前所述，新經濟的資產結構中，數據資產將超越權益性資產。當前，個人數據產權不清，誰采集誰擁有，數據管理分散、混亂，數據開放、流通困難。個人數據資產與貨幣資產都是個人財產，當法律明確個人數據的所有權歸屬于個人后，底忠行便能解決交易規則和定價等問題，通過建立個人大數據資產管理與運營系統，提供數據確權、匯聚、管理、交易與增值服務。二是債權類資產交易。在我國金融改革的過程中，公司和企業債券、地方政府債券等將發揮直接融資工具的作用，直接向企業和居民銷售。數字銀行的發展方向則是進行債券的發行銷售、信息披露、市場詢價和債券交易等。同時，在銀行間市場和證券交易所市場以外的場外債權資本市場，大量信用評級在2A以下的企業有融資需求，數字銀行將承擔這類非標準債權資產及其證券化工具（含理財業務）的發行、交易和流轉，成為多層級資本市場體系的重要環節。三是提供價格信息。這是一項重要的金融功能，展現了信息中介和市場信用的交易中介職能。數字銀行提供資金價格和資產價格，并為交易雙方提供最優的基于完全競爭的競價機制。這種價格形成機制解決了傳統市場上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和成本約束問題，豐富和完善了傳統金融的“價格信息提供”功能。

結語

數字銀行隨著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的新經濟而興起，是直銷銀行新的發展階段，不僅實現了零售銀行從網點分銷到線上直銷的渠道變革，而且應用金融科技手段再造銀行業的運營體系。新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從企業這個生產主體轉向個人或家庭這個交易主體，個人數據實現資產化，數據資產超越權益性資產，在資產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從而數據成為生產資料。當前，承載個人大數據的網絡綜合交易賬戶逐漸孕育成熟，當法定數字貨幣在全社會普遍發行、推廣的時候，新金融格局便最終成型。

數字銀行是在新經濟、新金融環境下運營的新型銀行形態，將從信用中介向信息中介轉型，從銀行信用向市場信用發展。一方面，數字銀行將承擔信息中介功能，主要提供交易撮合和風險管理等信息服務，基于信息中介的服務收入將貢獻大部分利潤。向信息中介轉型將經歷三個階段，包括資金端線上化的直銷銀行階段、資產端線上化的數字銀行初期以及完全成為信用中介的數字銀行成熟期。另一方面，數字銀行將發揮市場信用功能，依賴于互聯網上沉淀的個人大數據進行信用評估，并通過資產證券化、同業和投資資產等模式開展市場信用活動，為客戶提供個人數據資產和債權類資產交易，為交易雙方提供交易價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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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統)早已不限于地理學研究和應用的領域，目前已與各行各業和我們的日常生活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更重要的是它的應用領域還在不斷擴大，甚至可伸及企業信息化的過程中。

一、GIS及其簡史

GIS是計算機科學、地理學、測量學和地圖學等多門學科的交叉，它是以地理空間數據庫為基礎，采用地理模型分析方法適時提供多種空間的和動態的地理信息，為地理研究和地理決策服務的計算機技術系統。

從表現形式來看，GIS表現為計算機軟硬件系統，其核心是管理、計算、分析地理坐標位置信息及相關位置上屬性信息的數據庫系統。它表達的是空間位置及所有與位置相關的信息，所以，GIS又是地球空間實體的再現和綜合，其信息的基本表達形式是各種二維或三維電子地圖。因此，GIS也可簡單定義為“ 用于采集、模擬、處理、檢索、分析和表達地理空間數據的計算機信息系統”。

GIS最早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要把地圖變成數字形式的地圖，便于計算機處理分析”這樣的目的。1963年，加拿大測量學家R.F Tomlinson首先提出了GIS這一術語，并建成世界上第一個GIS(加拿大地理信息系統CGIS)，用于自然資源的管理和規劃。那時的GIS注重于空間數據的地學處理。

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計算機軟硬件水平的提高，以及政府部門在自然資源管理、規劃和環境保護等方面對空間信息進行分析、處理的需求，GIS得到了鞏固和發展。

進入20世紀80年代，GIS的應用領域迅速擴大，商業化的軟件開始進入市場，其應用從基礎信息管理與規劃轉向空間決策支持分析，地理信息產業的雛形開始形成。

20世紀90年代以后，伴隨著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GIS的應用也日趨深化和廣泛，在國土資源、農業、氣象、環境、城市規劃等領域成為常備的工作系統。尤其是1998年前美國副總統戈爾提出“數字地球”的概念以來，GIS在全球得到了空前迅速的發展，廣泛應用于各個領域，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二、GIS的最新發展

1.日趨與計算機信息技術融合

近年來隨著計算機軟、硬件技術和通信技術的高速發展，GIS技術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更廣泛應用，并日趨與主流IT技術融合，成為信息技術發展的一個新方向。

2.動態、多源、多維化

最新GIS技術將逐漸擺脫先前的主要處理靜態的、二維的、數字式的地圖技術的約束，而從傳統的靜態地圖、電子地圖發展到能對空間信息進行可視化和動態分析、動態模擬，支持動態的、可視化的、交互的環境來處理、分析、顯示多維和多源地理空間數據。

其中，可視化仿真技術，能使人們在三維圖形世界中直接對具有形態的信息進行實時交互操作；虛擬現實技術以三維圖形為主，結合網絡、多媒體、立體視覺、新型傳感技術，能創造一個讓人身臨其境的虛擬的數字地球或數字城市。

先進的對地觀測技術、互操作技術、海量數據存儲和壓縮技術、網絡技術、分布式技術、面向對象技術、空間數據倉庫、數據挖掘等技術的發展都為GIS的發展和創新創造了新的手段。

3．第4代GIS技術

隨著計算機硬件性能的提高以及面向對象、網絡和數據挖掘等主流IT技術的發展，在科技部有關部門的倡導下，目前國內學術界又提出了第4代GIS技術的概念。第4代GIS技術將主要有如下特點。

支持“數字地球”或“數字城市”概念的實現，從二維向多維發展，從靜態數據處理向動態發展，具有時序數據處理能力。

基于網絡的分布式數據管理及計算、Web-GIS和B/S體系結構，用戶可以實現遠程空間數據調用、檢索、查詢、分析，具有聯機事務管理(OLTP)和聯機分析(OLAP)管理能力。

面向空間實體及其相互關系的數據組織和融合，具有矢量和遙感影像數據互動等多源數據的裝載與融合能力，多尺度比例尺數據無縫融合、互動。

三、GIS的應用及趨勢

1.GIS的應用范圍

人類的信息中有80％與地理位置和空間分布有關，所以GIS具有非常廣泛的應用。目前，GIS已經比較成熟地應用于軍事、自然資源管理、土地和城市管理、電力、電信、石油和天然氣、城市規劃、交通運輸、環境監測和保護、110和120快速反應系統等。

今后，GIS的應用將在市場分析、企業客戶關系管理、銀行、保險、人口統計、房地產開發、個人位置服務等領域得到廣泛的應用，這些領域將是GIS產業發展的新的增長點。實際上，GIS的應用將加速度地深入人們的工作和生活的各個方面。

由于地理信息在人類生活和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GIS在未來的幾十年中將保持高速發展的勢頭，成為IT高科技領域的核心技術。

2.GIS與數字城市

GIS、RS（Remote Sensing，遙感）和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技術構成了空間信息技術的主要部分，即通常所說的3S技術，其中GIS技術是核心技術。

數字城市建設包括4部分內容，即基礎設施、電子政務、電子商務及公眾信息服務。而GIS應用貫穿上述4個部分和各個層面，從城市基礎地理信息數據庫到政府空間數據共享、電子商務物流配送以及基于網絡的公眾地理信息服務，GIS都發揮著不可缺少的作用。

從具體的應用來說，GIS已經廣泛應用于構成數字城市的眾多行業，如城市規劃、城市地下管網、電力、電信、公安、消防、急救等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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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信息資源共享是信息技術與現代管理體制的融合，其本質是以網絡為工具，以用戶為中心，以利用為靈魂，以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為公眾提供實用的信息服務為目的的檔案管理模式，實現檔案信息資源在最大范圍內的充分共享。檔案工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有效地開發檔案信息資源，最大限度地服務于社會，創造檔案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而檔案信息資源的網絡服務與共享是使檔案的價值更好地轉化為社會和公民的使用價值。

學者孟雪梅，金紅霞認為，檔案信息共享建設是信息社會化的內在要求，是檔案工作進一步開展的必然要求。檔案信息資源建設應該具備一定的條件，并指出了四方面的具體條件：（1）信息網絡環境。是信息資源共享建設的硬件基礎，隨著國家骨干網絡的建設和成熟，檔案網站的發展，網絡信息系統以及檔案信息管理系統的開發，為檔案信息資源共享提供了穩定的硬件支持。（2）檔案信息資源的數字化是檔案信息資源共享的核心。對檔案信息資源進行數字化處理，規模化，網絡化開發檔案信息資源。（3）信息管理標準化是檔案信息資源共享的保證，包括檔案信息標準化體系的構建和檔案信息標準、規范的一體化。（4）培養檔案信息人才是實現檔案信息資源共享的關鍵所在。

而學者張銳，丁莉則認為，檔案信息資源共享實現的基礎包括以下幾方面：（1）社會信息化的背景與發展取向；（2）政務信息環境的初步形成；（3）檔案信息化建設的不斷推進；（4）數字化、網絡化、傳輸方式等現代信息技術條件的逐步成熟；（5）檔案的信息資源屬性與共享原則的適應；（6）國家的法制環境與相關法律規定的出臺。

從檔案信息資源共享涵義及原則分析可知，檔案信息資源共享須具備最基本的前提條件或基礎。隨著社會信息化的不斷發展，政務信息環境的形成，檔案信息化建設的不斷推進，國家相關法律規定的出臺，數字化、網絡化、傳輸方式等現代信息技術條件的逐步成熟，檔案的信息資源屬性與共享原則的適應等，使檔案信息資源共享具備了基本的條件。檔案信息資源共享將是檔案事業適應社會發展要求的必然趨勢。

2.檔案信息資源共享建設的現狀和問題

檔案信息化建設自上世紀70年代就已經開始，自90年代起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在《全國檔案信息化建設實施綱要》的指導下，計算機檔案管理系統從微機單機版的輔助目錄管理發展到海量光盤存儲系統版、網絡版管理以及公文、檔案一體化管理，經歷了計算機輔助檔案管理、檔案信息數字化和數字檔案信息資源上網等漸進發展的過程。檔案信息化建設的不斷推進，使檔案信息資源共享初具規模。但就現實情況來看，我國檔案信息資源共享的狀況，應該說還遠遠落后于社會信息化的要求。

2.1檔案信息資源共享建設存在的問題分析

2.1.1 資金制約使檔案信息資源網絡共享難以形成規模

學者杜巖松認為，檔案信息共享是一項高投入的事業，不僅是信息化項目的啟動、信息數據庫的建設，還是在因特網的運作都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而檔案部門用于信息化的資金還十分有限，經費不僅需要前期在硬件系統方面的投入，也需要后期日常維持及其正常運行的費用。資金雖然不是萬能的，可資金的投入可使知識經濟時代的檔案信息資源建設有強有力的經濟保障。而爭取大資金投入對于一般檔案機構來說是難上加難，除非是借助于政府宏觀調控下的財政資金項目，否則難以成行。

2.1.2 信息內容匱乏、信息資源陳舊

金紅霞認為，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受資金、電子文件現行階段及檔案信息開放程度的影響而信息資源開發程度滯后且共享程度較低。從目前運行的網上檔案館來看，大多是將目錄信息數據庫送上網絡，信息量十分有限而且信息質量不高。加之歷史原因，檔案館的文本數據資源原本就不足，也就難以在短時間內補充信息資源，完善資源共享。

2.1.3 檔案信息資源建設發展狀況不平衡

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與系統、規格較高的單位具有技術、資金、人力等優勢，檔案信息化建設搞得熱火朝天，而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既無充足的資金，又無能從事檔案信息化建設的技術人才，要搞信息化建設困難重重，步履維艱。瀏覽檔案網站就能明顯地感覺到這種差距顯得十分突出。

2.1.4 共享工具落后、檢索途徑促狹

閆小紅學者認為，由于客觀上檔案信息的存在和分布是多行業、多部門、多地域的，檔案信息資源的采集、加工和存儲也就是分布式的，所以形成資源分散、搜尋不易的問題。而目前各檔案信息資源網站缺少工具對檔案信息資源進行整合、導航，檢索和定位，即缺少先進的信息分類檢索與導航系統及信息傳播與利用的平臺。檢索軟件落后，檔案信息分類較粗，缺乏多角度反映檔案卷宗內容和多種邏輯組合信息檢索方式，影響用戶查閱效率，檔案信息資源共享困難。

3.檔案信息資源共享建設的對策

學者陳山鷹認為，做好檔案信息資源共享建設工作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1）更新館藏觀念，樹立開放意識；（2）加強協作，聯合編目，聯合開發；（3）開放檔案，尊重公民利用檔案的權利；（4）要樹立“大檔案、大文獻”意識，加強各檔案館與其他文獻信息機構之間的相互協作，共同開發信息資；（5）加強隊伍建設，培養一支高素質的現代化技術人才。

篇9

關鍵詞：三網融合；深圳；數字音樂

Abstr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tri-networks integ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ization of the original music in Shenzhen, a place with abundant capability of the industry chain of the “tri-networks integration” , meets with a favorable opportunity. In the event that Shenzhen tries first to integrate effectively the new media of the local original music, it will take the lead among those pilot cities and will mak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original music.

Keyword: Tri-networks Integration；Shenzhen； Digital music

2010年7月1日，北京、上海、大連、南京、廈門、青島、深圳等共12個城市和地區被國務院批準為全國首批“三網融合”的試點城市。“三網融合”技術加快了寬帶的高速普及，新技術平臺促使數字媒體和具有競爭實力的服務內容供應商大批涌現，國家相關部門和各大音樂出版、版權公司也紛紛在對數字音樂版權保護上做了大量的有益探索和嘗試，這都為數字音樂的發展帶來了新機遇。

以深圳原創音樂為例，這個“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流行音樂先鋒城市”有著適合當代流行音樂發展的豐沃土壤，曾先后創作出《夜色闌珊》《春天的故事》《走進新時代》《走向復興》等優秀的主旋律作品，也曾把《月亮之上》《彩云之南》《丁香花》《有沒有人告訴你》等年輕人喜聞樂見的流行音樂作品推向全國，更有陳楚生、周筆暢、唐磊、徐千雅、鳳凰傳奇、姚貝娜、劉惜君等年輕歌手從深圳唱紅大江南北。

在 “三網融合”的大背景下，深圳原創音樂迎來了數字化發展的良好機遇，深圳在“三網融合”方面先行一步，將為音樂邁向數字化拓展出充裕空間。在傳統唱片業日漸衰落的今天，深圳數字音樂在“三網融合”的“藍海”中將大有可為。

數字音樂的“深圳視角”

“三網融合”指的是將廣播電視網、電信網與互聯網融為一體，由廣播電視網負責提供相同服務和內容，由電信網和互聯網作為載體，實現三網互聯互通、融合發展，資源共享，為用戶提供語音、數據和廣播電視等多種服務。這種渠道的整合將對數字音樂產業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數字音樂是以數字格式進行存儲、可以在互聯網和無線網絡上傳輸的音樂。根據使用終端的區別，數字音樂劃分為在線音樂和無線音樂兩種，前者用戶主要以PC為終端，后者則主要以手機、iPad等移動設備為終端。廣播電視網、電信網與互聯網都是數字音樂的傳播不可或缺的主流渠道。

音樂產業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音樂又是當前音樂產業發展的主流方向。根據國際唱片業聯盟(IFPT)的數據統計，2009年，全球數字音樂銷售達到43億美元，比之前同比增長3.63億美元，增幅達9.2%，目前，在全球唱片公司收入比例中，數字音樂收入占據25.3%。在美國，數字音樂的銷售比例是43%，幾乎占到了音樂銷售市場的一半比例，其中蘋果公司提供的iTunes占據了較大份額。

中國的數字音樂進入產業化發展是在2004年前后。用戶免費、廣告付費的形式為當前在線音樂服務商最為主要的營收方式。根據艾瑞數據報告，2009年中國數字音樂市場規模達到17.9億元，同比增長8.2%，其中九成以上收入來自手機的無線音樂收入，互聯網在線音樂收入規模僅占7.9%，在線音樂營業收入中，80%以上來自廣告。

在中國的無線音樂市場，無線音樂服務提供商的營收規模達到16.5億元，占無線音樂服務總收入的5.3%。在原有的電信網渠道中，電信運營商音樂服務的營收占整個無線音樂市場規模(無線音樂用戶為無線音樂內容提供的費用)的94.7%。由唱片公司或者音樂版權擁有者制作音樂內容，中國移動或者電信、聯通提供傳輸通道和收費渠道，SP公司提供服務，消費者買單的模式已經成為目前較成熟的產業脈絡。

中國目前有7200多家在線音樂網站，而其中提供正版音樂下載服務的不足20家。大量正版音樂被免費試聽和下載，某搜索引擎網站因為長期提供免費的下載鏈接地址，多次被國內外的唱片公司或版權擁有組織訴諸法律。

在現行音樂數字營銷環境中，運營比較穩定而且受到眾多海內外版權擁有者認可的是Google提供的音樂搜索。Google中國于2009年3月投資了由姚明等人發起的巨鯨音樂網，他們和金牌大風、華納、滾石、索尼等全球四大唱片公司，還有全球140多家獨立唱片公司、國際四大詞曲出版商和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建立了合作關系。由Google中國提供網絡搜索技術，巨鯨網提供MP3技術平臺，以上所述的版權擁有者提供下載授權并提供作品。Google中國會在音樂搜索頁面當中嵌入廣告，廣告費將以版稅的形式返還給唱片公司或其他版權提供者。唱片公司或其他版權提供者也很樂于用這樣的形式把自己的音樂內容用高質量的MP3格式通過google音樂免費提供給消費者，進而提升自己的市場接觸度，為線下運營模式比如實體唱片、實體演唱會、實體電影等產品提供更多的市場可能性。

有業內人士認為，數字音樂網站的盈利模式只有兩種，一種是基于媒體模式的服務，即內容免費，依靠廣告作為主要收入；另一種是電子商務模式，即用戶需要為音樂內容付費，用戶只要支付少量費用，就可以獲得比以往CD時代便宜得多的數字音樂產品。上述兩種模式將在未來的音樂盈利模式中并存一段時間。絕大部分音樂內容會以免費形式提供給用戶，但少部分高質量的音樂產品會提供給有專業需求的用戶。

雖然互聯網、電信網在數字音樂的傳播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傳統的廣播電視渠道的強勢地位依然不可小覷。三大傳統渠道如果能夠充分整合，進行優勢互補，有望爆發出不可思議的力量，并派生出新的運營增長點。

數字音樂的“深圳現狀”

深圳是國內城市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部分信息化發展指標已達到發達國家中心城市水平。同時擁有較為完善的電子信息產業鏈，在計算機、通信、軟件、電子元器件、數字娛樂及內容等領域形成了集群優勢，2009年，深圳市電子信息產業產品產值7538億元，軟件產業產值2800億元，產業規模均居全國大中城市前列，已形成涵蓋無線網、數據網、傳輸網、終端、核心芯片、增值業務的產業生態群。

深圳發展“三網融合”同時也具備技術和產業方面的先發優勢。深圳已經聚集了華為、天威等一批產業鏈上下游的重量級企業，非常需要依靠三網融合的契機，形成合力，刺激帶動當地產業實現可持續的創新。

深圳將依托現有的內容優勢，打造全國性內容產業基地，促使深圳形成規模大、水平高、服務全、運營模式清晰、產業鏈完整的三網融合內容產業集群，建成符合三網融合要求的媒資中心和數字內容集成運營分發平臺，開展面向全國手機電視、移動多媒體廣播、IPTV等多業務的內容運營。此外，還將依托“中國時刻”媒體網站，打造覆蓋全國的城市臺媒體聯盟，實現電視、電腦、手機的三屏融合，提供立體式網絡視頻服務。

目前在中國數字音樂營銷方面有走在前列的深圳A8電媒音樂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個以提供數字原創音樂服務為主要內容的數字音樂公司，旗下的A8音樂網是中國第一音樂門戶網，于2008年在香港上市。他們采用商業閉環模式，依靠自身建立的產業鏈完成整個運營渠道。A8通過自主研發的互聯網站和舉辦比賽等多種形式，在全國范圍內收集新歌，向作者一次性買斷版權，并制作成彩鈴通過互聯網或者手機發售，通過彩鈴和手機內置鈴聲來獲得盈利。現在A8旗下已有1.6萬名創作人,擁有6.5萬多首原創歌曲的數字版權，每年舉辦一屆原創音樂大賽。2009年A8音樂的收入達7.07億元，今年上半年營業收入3.59億元。上述數據,已超過國際四大唱片公司在中國年度收入的總和。

深圳目前比較成熟的音樂制作機構(即內容提供商)包括梅沙音樂基地、積木魚音樂工作室、傲旗音樂公司、太陽音樂工作室。比較成熟的原創音樂推廣平臺主要包括深圳廣電集團音樂頻率《鵬城歌飛揚》節目和《深圳特區報》等媒體，但數字音樂傳播平臺目前有待完善，深圳原創音樂的本地數字化推廣基本屬于空白，這樣也導致何沐陽、陳楚生、鳳凰傳奇等大量本地人才流失北上。

數字音樂的“深圳可能”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三十周年，雖然積累了大量的優秀原創音樂作品，具備了較好的音樂創作基礎，但在音樂產業鏈尤其是數字音樂環節上的不足和缺失，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深圳音樂產業化的進程。

構建音樂重鎮，引進行業精英。深圳要營造有利于音樂文化產業發展的軟環境，在財政資金扶持、重大項目規劃用地保障、高端人才的培育、引進和使用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全社會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氛圍。華納唱片前中國區總裁許曉峰于2008年在鹽田區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大梅沙海濱成立梅沙音樂基地，吸引了太合麥田等一批唱片廠牌陸續在基地設立工作室，目前，唱片制作、數字營銷、音樂現場活動、唱片發行等產業鏈條已在基地初具規模，沙灘音樂節也在國內具有一定影響，并已于日前成功升級為國家音樂產業基地。深圳不妨再引進一批像許曉峰這樣有眼光、有能力的音樂操盤手，吸引國際著名唱片公司進駐深圳，利用他們成熟的網絡、產業鏈條來包裝、推廣原創歌手，并為深圳培養出一批懂得商業模式、會運作、有遠見的制作人，為深圳流行音樂儲備人才。

整合硬體資源，促進深港合作。積極推動文化產業集聚發展，加強文化產業集聚區的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強化產業集聚區的孵化功能，完善產業發展鏈條。在音樂產業鏈條的建設上，充分整合A8音樂集團、深圳廣電集團、深圳音樂廳、保利劇院、深圳灣體育中心、香港演藝中心等劇場、錄音棚等硬體資源，促進深圳與香港的專業交流與合作，著力補上在專輯制作、市場發行和與國際化接軌等方面的課程。整合國有文化機構，扶持有基礎的民營音樂文化公司，力爭做大做強幾家大型音樂文化公司，形成包裝推廣音樂作品和音樂人的深圳本土力量，利用他們對本土的音樂市場、創作資源非常了解的優勢，走上市場化之路。

加強數字音樂文化產業人才隊伍建設，培育和引進業高端人才。目前，深圳正在運行的音樂制作機構的經營狀況都不容樂觀，需要政府進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并通過引入有經驗的大型唱片機構和數字營銷顧問，對整個音樂產業鏈的發展起到助推作用，讓更多的音樂機構、制作企業進入良性運轉的軌道。

篇10

關鍵詞：GIS；地圖；編繪技術；研究

1 首先對地理信息系統和數字地圖之間呈現出來的相互關系進行分析

現代地圖繪制工作和GIS之間呈現出來的相互關系是非常密切的，隨著地理信息系統發展進程向前推進，我國逐漸的進入到了構建綜合信息的道路之上，它不單單能夠用來對數量眾多的地理數據和數據源展開管理，與此同時也能夠在地圖繪制人員編繪地圖的過程中提供強大的數據存儲、評價以及分析工具，從事地圖繪制工作的人員再將視覺化和GIS的特點有機的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基礎上，設計出來了嶄新的電子地圖集。

GIS其實就是為了能夠使得資源和環境等全球性問題得到妥善的解決而得到發展的一項技術及產業，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加拿大就開始對世界范圍之內的第一個地理信息系統開始研究了，隨后在世界范圍中又涌現出來了美國哈佛大學的SYMA以及GRID等系統，自從那個時候開始，GIS就在世界范圍之內各個構架中的經濟建設以及社會服務領域中得到了越發廣泛的應用。現階段世界范圍之內北美、西歐以及日本等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國家，已經逐步的構建起來了國家級、洲際之間以及各種類型的專題性地理信息系統。我國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開始對GIS進行研究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且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之后逐漸計算機輔助地圖繪制等領域當中開展了數量眾多的研究工作，從而也就在理論、技術以及實踐經驗等層面上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GIS被世界范圍之內各個領域中的相關研究人員當做是繼文字描述和地圖之后的第三代的地理學語言。有關于GIS的觀點是可以被劃分為地圖學派、數據學派以及空間分析學派的；在這里面，地圖學派中側重的是有關于GIS制圖層面上的相關工作，最初這個方面的研究工作就是McHarg開展的研究工作，這一個學派是以Berry作為代表的，在這一個學派中普遍是將GIS當做是地圖處理或者顯示系統的，地形圖制作以及專題制圖機構是支持這一個學派的發展的，并將研究工作側重點放置在了GIS產出高質量的矢量地以及圖標的能力之上。數字地圖實際上是和傳統的模擬地圖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是存儲在人腦或者電腦當中的地圖。

數字制圖是制圖技術發展進程向前推進的過程中一定需要經歷的一個途徑，在數字制圖技術和數字地圖發展進程向前推進使得GIS出現了，從而也就在地圖制作和使用領域中出現了重大的變革，各個領域中的使用者對地理空間數據的需求呈現出一種逐步增長的態勢。

2 地理地圖繪制工作進行的過程中應當注意到的問題

在地圖數據編輯工作實際進行階段，MAPGIS數據生成EPS文件并導入到CorelDraw中之后，所有涉及到的要素都是需要轉化為曲線的，在這之后再想要修改就變成了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所以在進入到CorelDraw中之前，是需要在ArcGIS，當中將有關于地圖數據的編輯工作做好的，尤其是其中的點狀符號位移、注釋的放置位置以及有關于線要素的處理和綜合面要素。在這里MAPGIS相較于CorelDraw其實是具有一定的優勢的，具體體現在有關于點線面開展的操作的難易程度都是比較高的，并且用戶也是可以開展相關的修改工作的，不管是針對一個要素展開單獨的修改，或者是在對屬性和參數加以一定程度的應用的基礎上開展統一修改工作。

在將地圖數據的整理和分層工作做好之后，就會將地圖數據整體生成EPS文件之后導入到CorelDraw當中，然后就會在其中產生數量眾多的對象，不單單會使得管理工作的難度大幅度的提升，也是會使得點線面等相關的要素摻合在一起的，從而展開修編工作的難度就會顯得比較高。所以為了能夠使得CorelDraw領域中數據的管理和修改工作的難度有所降低，在地理地圖制作工作進行的過程中，首先應當完成的就是地圖數據的整理工作，在將點線面作為標準的基礎上展開分類工作。其次，需要予以充分的重視的一個問題就是各個要素相互之間展現出來的蓋壓順序，在能夠對蓋壓順序的準確性做出一定程度的保證的基礎上。再在依據點線面分類順序的基礎上將與之相對應的EPS數據導出。在這里需要特別重視的一個問題是，為了能夠對導入到CorelDraw中之后，點線面各個要素之間能夠準確的匹配在一起，就可以在使用GIS開展地圖編輯工作的過程中為所有使用到的工程文件添加一個共同的外框。

再將地圖數據的比例變換工作的基礎之上開展專題地圖繪制工作的時候，一般情況之下都是需要對現階段使用到的數據展開比例變換工作的，才能夠在專題地圖中得以使用。在地理地圖預期性準備工作進行的過程中，首先應當在將專題地圖幅面大小以及其所需要展現出來的內容進行一定程度的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將比例尺的縮放確定下來，依據比例尺發生的變化，就可以在GIS中針對地圖數據展開與之相對應的比例變換工作了。

3 GIS空間數據在地理地圖編繪工作進行的過程中得到了怎樣的應用

其所展現出來的流程的復雜程度是比較高的，首先需要將地理地圖編繪工作的主體確定下來，這個主要是以用戶的要求為基礎確定下來的，針對技術方案是需要展開及時的編寫工作的，將GIS空間數據篩選出來（其中主要包含的是基礎地理數據的篩選，針對GIS空間數據展開分類工作等等），以及靈活地對地圖投影進行選擇，數據相互之間的轉換以及制版印刷等等，詳細的流程如圖1所示：

針對GIS空間數據展開的篩選和地圖編繪工作都是需要和主題有機的相互融合在一起，然后再對數據進行充分的篩選。在這個過程中主要是使用到GIS軟件當中提供的SQL語句開展相關的工作的，以便于能夠使得空間數據達到地理地圖編繪要求，尤其是對實體注釋的要求。比方說在制作交通網絡圖的過程中，主要使用到的其實就是GIS空間數據中包含著的地理背景數據以及道路數據，在對GIS軟件平臺加以一定程度的用的基礎上針對GIS空間數據要素展開篩選工作，在這里需要注意到的一個問題就是遵循相關的規章制度提出要求的基礎上展開篩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