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意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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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新加坡;直接調控;中央公積金

新加坡政府直接調控經濟的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稅收政策,以及最有特色的中央公積金政策。政府通過財政政策配置資源,通過累進所得稅和社會保障政策調節個人收入水平。

一、新加坡政府財政

(一)財政支出按政府職能分類反映在國防、教育、住宅、運輸和通信方面

與GDP相關的資本支出穩定增長反映在政府投資的重點基礎設施的發展和公共住宅方面。從1985年開始,住宅方面的支出一直呈上揚狀態,主要的貸款者是房屋發展委員會。當住房需求在一個高層次上得到滿足,早期貸款得到更多的償還,那么貸放款凈額就會下降,到1999年達到最高點后,2001年下降為10%。同時,利息的支付也相對較高,但是這些支付反映了中央準備基金的增長比赤字財政更易平衡,在投資收入預算的投入方也有對應的部分。財政支出反映在國防、教育、住宅、運輸和通信方面的支出處于相對高的水平。國防高支出是基于新加坡認為自己國家小以及戰略上所處的地位在國防上會有風險考慮。在教育和住宅方面高水準的支出同政府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應優先考慮這些方面相一致。由于強調基礎設施的發展,使得經濟服務主要是交通通訊支出在財政支出中處于高水平,這種情況持續到80年代中期。政府職能支出的分類顯示在社會和福利方面保持著低的、穩定的水平,新加坡極少有社會福利和補貼給國有企業,對私營企業則以稅收支出的形式補貼。

(二)財政收入

財政收入相對于GDP來講,由于80年代中期的衰退,使財政收入占GDP的比率急劇下降,而且稅收同時縮減。1990年以后,財政收入重新上揚,到1995年以后持續下降。財政收入大部分來源于稅收收人。稅收平均占GDP的比率大約在17.5%。

(三)財政結余

新加坡的預算原則以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為首要原則。從下表可以看出,財政結余一直為盈余,極好的配合了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以“先賺后花”,“量人為出“為原則,不搞赤字財政,不靠印發大量鈔票來刺激經濟。這就保住了國民對本國貨幣的信心。財政結余使得中央準備基金的剩余基金的增長,從而使政府投資快速增長。

二、中央公積金

中央公積金是一種社會保障制度,其實質是一種強制性儲蓄,是保持高儲蓄率的有效措施。金融管理局吸入新元除了采取穩健財政和政府債券凈發行外,另一有效方法就是利用行之多年的中央公積金制度,將居民中約40%的消費資金強制存入政府所控制的中央公積金局,并通過購買國家債券而轉入金融管理局。作為國際金融市場的條件,國內通常需要有大量的資金,在45%~50%的高儲蓄率具有重要的意義。

該制度于1968年開始實行。按新加坡法律規定,雇主和雇員每月都必須向中央公積金局繳納占工資一定比例的公積金。每月繳納的最高工資頂限為6000新元,超過這個限額的部分免交公積金。法律規定參加公積金的成員繳納公積金的數額隨年齡的增加而逐步減少,55歲以下者繳納數額為其工資的40%,55歲至60歲者為15%,65歲以上者為10%。每一位成員在其公積金中都擁有三個戶頭,即公積金的30%存人普通戶頭,6%存人保健儲蓄戶頭,4%存人特別戶頭。每個戶頭都有不同的作用,具體地說:一是普通戶頭的存款,可用于購買政府建造的住房和私人住宅,進行得到政府許可的投資;二是保健儲蓄戶頭的存款主要用于支付醫療和住院費用,也可為家庭成員購買重病保險或人壽保險;三是特別戶頭的存款主要用于退休和應付意外事故。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公積金局在收到雇主、雇員及其個體人員繳納的公積金后,會將其中大部分交由中央投資局從事由政府擔保的投資項目,以使公積金增值,而且公積金局還要向其成員支付高于銀行儲蓄利率的利息。公積金制度的實行,使新加坡國民在不長的時間里,初步實現了“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有其屋”。

新加坡的社會保障制度與西方社會的保障制度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國家尤其是西歐國家的社會保障不僅標準高,而且覆蓋面廣,使國家經濟不堪重負,并助長了國民的依賴思想。新加坡政府摒棄了那種“從搖籃到墳墓”保障制度,不對國民實行過多的免費福利政策,而是把儲蓄與福利結合起來,實際上就是把權利與義務結合起來。這樣節省了大量的政府開支,抑制了消費膨脹,增加了社會積累,有利于增強經濟實力。

三、新加坡稅制

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新加坡的產業結構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轉口貿易不再是經濟的主體,其在稅制結構中的主體地位逐漸被所得稅所取代。所得稅是新加坡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新加坡最重要的稅類。它是以納稅人的所得即收入為征稅對象的一種稅。新加坡所得稅的有關法律規定,所有法律上指定的個人(包括居民個人和非居民個人)、公司(包括居民公司和非居民公司)、社會團體的收人都要繳納所得稅。

(一)稅制結構及其變化情況

從19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所得稅占新加坡稅收總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50%之間;而在所得稅中又以公司所得稅的比重最大,該稅在同一時期始終為所得稅總收人的70%左右。這種以公司所得和居民個人所得為主要稅收來源的稅制結構是建立在較高的所得稅稅率基礎上的,這對資本的正常積累和工人工作積極性的調動產生了負面影響。

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開始著手進行稅制結構的調整,試圖降低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稅率。1987年新加坡公司所得稅的稅率從1986年的40%調低為33%,下調了7個百分點;1993年以后,公司所得稅的稅率又分別降為1993年的30%,1994年的27%和1998年26%。在調低公司所得稅的同時;新加坡政府針對新加坡勞動力資源相對短缺的客觀現實,也相應調減了個人所得稅的稅率,其最低稅率和最高稅率分別從1993年的3.5%和33%,下調為1994年的2.5%和30%,1997年又進一步下調為2%和28%。經過多年的調整,特別是1994年實行開征商品勞務稅的稅制改革之后,新加坡的稅制結構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商品服務稅在新加坡稅制結構中占有了一定比重,但所得稅在稅制結構中仍處于主導地位。

(二)1994年的稅制改革

在各年的稅制改革中,調整力度最大的是1994年進行的以開征商品服務稅為主要內容的稅收制度改革。1993年,新加坡政府在財政預算報告中確定了稅制改革方良,其主要內容是:從1994年起,將公司所得說稅率從1993的30%,下調為27%,個人所得稅稅率按比例調減;同時開征稅率為3%的商品服務稅。這一方案看似簡單,但它在新加坡稅收制度的歷史上卻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因為商品服務稅的開征,意味著在新加坡稅制結構中開始引入間接說,結束了新加坡單純開征直接稅的歷史,同時也為新加坡政府調整稅制結構,降低所得稅在稅制結構中的比重創造了條件。1994年實行新稅制以后,新加坡的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稅率都有較大幅度的下降,所得稅在稅制結構中的比重,也從1992年的 50%,下降為1996年的43.5%。

四、政府直接調控經濟的其他手段

新加坡除了使用大量間接手段調控國民經濟之外,還根據經濟運行的需要,使用了一些直接調控和干預的手段。一是直接管理土地的分配和使用。政府通過《土地取得法》,基本掌握和控制了全國的土地。該法規定,政府有權隨時征用土地,且價格較市場價格低30%。該法的制定和實施,使新加坡的土地大量從私人擁有轉為國有,保證了政府以較低的成本推進工業化計劃、建屋計劃和市區重修計劃;二是新加坡通過全國工資理事會制定國內工資增長幅度,使工資政策具有調控宏觀經濟的政策效應。全國工資理事會由政府、工會和雇主組成,其職能是首先就一般薪金指導原則和薪金調整,向政府提出意見,以其配合長遠經濟與社會發展相一致的工資制度,再提供有關獎勵制度的意見,以提高各個企業的效率和生產率。在加薪指導原則中,首先就調薪的背景、往年調薪的后果以及該年調薪的意義做出說明,然后提出加薪具體幅度。這樣,盡管私人企業的工資是自行確定的,但其升降要受這些原則和幅度的限制。1976年起實行群體抵消的加薪計算方法,規定加薪適用范圍。1990年以后,不再規定具體加薪幅度,而以低過勞動生產率增長為標準,且加薪率因公司業績而異。全國加薪指導原則并不具有強制性,僅為企業勞資集體談判提供基礎。

另外,政府通過法定機構和國有企業確定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費用。這樣,盡管全國沒有價格管理制度,但重要商品和公用事業的價格費用,都要圍繞法定機構和國有企業所確定的價格水平來浮動。

參考文獻:

[1]吳仁洪,陳越.新加坡的宏觀經濟管理和國有企業的效率[J].中國科技論壇,1994,(1).

[2]王勤.獨具特色的新加坡宏觀經濟管理[J].南洋問題研究,1997,(2).

[3]張書.新加坡金融制度[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7.

篇2

摘要：新世紀以來，面對國際石油市場價格走高的大環境，俄羅斯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經濟改革和調整政策，如選擇走“第三條道路”、強調經濟增長速度、提高居民收入以及福利水平、重要企業收歸國有、扶持農業、加快融入經濟全球化等等。由于這一系列政策的實施，俄經濟增長迅速，一躍成為發展迅速的新興經濟體，但同時也要注意到，這一時期俄經濟也出現了新的問題，如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能源工業，造成經濟結構失衡尤其是第二產業內部結構失衡，而且這種對世界能源市場的過度依賴，給俄經濟持續發展帶來很大的不穩定性。

 

關鍵詞：梅普組合；經濟；俄羅斯

中圖分類號：F151.2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0961（2013）02-0011-05

一、普京時期與梅普組合時期主要經濟改革政策

普京時期是從1999年12月到2008年。普京在經濟混亂、社會動蕩甚至整個國家都失去了準確定位的時候接任俄羅斯總統。正如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中所描述的：“俄羅斯正處于其數百年來最困難的一個歷史時期。大概這是俄羅斯近200～300年來首次真正面臨淪為世界二流國家，亦或三流國家的危險。”然而，在普京連續執政的八年中俄羅斯社會經濟狀況發生了顯著變化，經濟危局得以扭轉，且保持八年連續增長。梅普組合時期是從2008年開始至2012年。2008年梅德韋杰夫就任俄羅斯新一屆總統，普京任總理。梅普組合時期俄羅斯政治經濟繼續平穩發展，國家政策在普京的鐵腕政策的基礎上加入了梅德韋杰夫對自由民主的推崇。

 

（一）“第三條道路”的選擇

面對葉利欽時期留下的萎縮的經濟，普京時期俄羅斯政府對經濟發展戰略做出了新的調整，選擇走“第三條道路”。普京指出，在未來的經濟體制改革中，應該結合俄羅斯自身情況，走適合俄羅斯發展的道路。既不該回到蘇聯式的完全計劃經濟體制中，也不該全部照搬西方激進的經濟改革模式。具體來說，在宏觀體制方面，他主張建立有一定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既肯定了市場經濟，又否定了對市場經濟完全放任自流；在微觀體制方面，他主張在現有私有化基礎上，轉變企業經營機制，提高私有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對壟斷企業保持國家控制和管理。

 

（二）強調“實現經濟快速增長”

普京指出，經濟不但要增長，而且要快速增長。2000年6月，俄政府制定的長期經濟發展綱要中提出2001-2010年，GDP年均增長速度不低于5%。2003年5月，普京在國情咨文中提出：十年內我們應該至少將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2004年的國情咨文中，普京再次重申了這一目標。為使經濟快速增長，普京對經濟進行改革和調整，消除多余的限制和障礙，如大幅降稅等。  

 

（三）富民以拉動內需

普京奉行“強國富民”戰略，他不僅以建設一個強大的俄羅斯為戰略目標，同時把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到戰略高度。富民，一方面有助于國家進行人力資本的積累；另一方面也是擴大內需的基礎。普京上任后僅用兩年時間就還清了在實行“休克療法”時期對民眾所欠下的賬，還提出提高養老金水平、提高大學生助學金、公務員加薪以及居民住宅建設等一系列計劃。梅德韋杰夫繼續沿襲了普京的這個思路。在2008年2月1日，俄羅斯穩定基金被拆分為儲備基金和國家福利基金。其中國家福利基金就是要對石油天然氣收入予以有效利用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和國民福利的提高、補充養老金體系、平衡資源財富在當代人與后代人間的分配。

 

（四）先將重要企業收歸國有。后又推動大型國有戰略型企業走向市場化

葉利欽時期，俄羅斯推行了疾風暴雨式的改革——“休克療法”，大量大型國有企業被迅速私有化，數額巨大的國家財富被少數寡頭集團瓜分，使得國有資產嚴重流失，人民失業并陷入極度貧困。普京上任后，將戰略行業尤其是能源領域的大型企業重新收歸國有。2004年將涉及國防、石油、天然氣、運輸、電力、對外貿易、銀行、漁業、鋼鐵制造業等領域的1063個大中型企業確立為國有戰略企業，加強對其監管。通過國有化，國家牢牢掌控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產業，使其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而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這種國家控制的方式會制約企業生產和經營效率的提高。俄羅斯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提出現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是大力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制訂和實施企業的現代化發展計劃，組織生產有競爭力的產品，提高能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為實現這一任務，2010年俄羅斯政府從原國家戰略性企業名單中剔除了部分企業，以推動其進一步走向市場化，增強靈活性。這樣有利于這部分企業更好就自身發展問題實施決策，如吸引外資、加入其他控股行業集團、向各聯邦主體投入資產等。

 

（五）推動科技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模式

雖然在普京執政期間所實現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出口能源性產品的拉動，但普京認識到了這種能源依賴型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且脆弱的，極易受國際能源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普京在2008年2月的《俄羅斯2020年前發展戰略》中指出：“盡管近年來取得了一些成績，我們還是未能擺脫資源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為避免事態繼續發展，國家創新發展戰略是唯一現實的選擇。”為此普京提出一系列政策，以加大對教育、科研和高新技術產業的資金支持。

 

梅德韋杰夫執政后，進一步強調俄羅斯經濟由依賴能源型向創新型轉變的重要性。他在《前進，俄羅斯！》一文中說：“除了少數例外，我們的民族企業沒有創新，不能為人們提供必需的物質產品和技術。他們進行買賣的，不是自己生產的，而是天然原料或者進口商品。俄羅斯生產的產品，目前大部分都屬于競爭力非常低的產品……俄羅斯依靠石油天然氣是不可能占據領先地位的……再經過數十年，俄羅斯應該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它的富強靠的不是原料，而是智力資源，靠的是用獨特的知識創造的聰明的經濟，靠的是最新技術和創新產品的出口。”他提出，俄羅斯今后一個時期要在高效節能技術、核技術、航天技術、醫學技術與戰略信息技術五個戰略方向展開工作，并在莫斯科近郊科爾科沃建立類似“美國硅谷”的高科技園區。

（六）強調進口替代，保護并發展民族工業

由于多年來重視重工業發展。忽視輕工業發展，使得俄羅斯經濟結構不平衡，輕工業發展落后，每年都須進口大量消費品。這種對國外市場過分依賴的狀況，對俄羅斯經濟的穩定增長和本國生產的發展都是不利的。普京主張進口替代，對民族工業和國內市場進行一定形式的保護和扶植。一方面，要減少進口，鼓勵本國企業進行生產；另一方面，要從以進口食品和消費品為主轉為以進口投資品為主，進口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設備以促進本國技術水平的提高。

 

篇3

關鍵詞：新能源汽車 鉆石模型 競爭力

2001年我國啟動“863”計劃，揭開了國內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的序幕。經過10多年的投入與研發，我國的新能源汽車產業取得長足發展，研發能力不斷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也不斷增強，相對完整的產業布局初步形成。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在技術開發與基礎研究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產業競爭力仍有待提高。

一、中國發展新能源汽車的必要性及目前發展現狀

1.中國發展新能源汽車的必要性

從環保的角度來看，中國雖然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消耗了大量資源，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根據權威機構統計，中國在2009年已成為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汽車給人們生活帶來了便利，但靠燃油驅動的傳統汽車行駛排放的尾氣不僅污染空氣，并且是碳排放和溫室效應的主要來源之一。

從能源現實的角度來看，中國目前既是全球第二大原油消費國，又是第二大原油進口國。雖然目前石油僅占中國能源需求的20%，煤炭依然占全部能源消費的70%左右，但能源結構中，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過高，不利于我國的國家安全。

中國的汽車工業還并未發展成熟，人均汽車擁有量仍較低，面對能源與環保的難題，發展新能源汽車，推進其產業化進程，是我國轉變能源消費結構、維護國家能源安全戰略的需要；是我國實現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是提高我國汽車工業競爭力、實現汽車工業“跨越式”發展的需要。

本文得到福建省軟科學項目（項目批準號：2012R0048）和福建省研究生教育創新基地聯合資助。

2.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現狀

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始于2001年的“863”計劃。在“十五”和“十一五”規劃期間，政府對節能環保、可持續發展的汽車技術十分重視，多項旨在促進新能源汽車發展的規劃相繼出臺，投入了大量的經費與人力資源進行自主研發，確立了“三縱三橫”的研局。經過近10年的產學緊密結合和示范運行，我國新能源汽車已基本具備產業化的發展基礎。

近年來，我國在汽車節能技術推廣應用方面取得積極進展，通過實施一系列財稅政策措施，先進內燃機、高效變速器、整車優化設計以及混合動力等節能技術和產品得到大力推廣，汽車平均燃料消耗量明顯降低；天然氣等替代燃料汽車技術基本成熟并初步實現產業化，形成了一定市場規模。

二、基于鉆石模型的新能源汽車產業競爭力分析

“鉆石模型”這個概念由美國著名戰略管理學家邁克爾·波特提出， 該模型主要用于分析一個國家的某種產業為什么會在國際上有較強的競爭力。波特認為，決定一個國家的某種產業競爭力的有四個因素：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產業與支持產業的表現，企業的戰略、結構、競爭對手的表現。除此之外，還有政府與機遇兩大輔助因素，這兩個因素也會對產業的競爭力產生影響。其基本理論框架如圖所示。

本文將基于鉆石模型，依據其模型中的6個因素，分析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產業競爭力以及存在的問題。

1.生產要素分析

波特把生產要素分為初級要素和高級要素兩類。初級要素是指天然資源、氣候、非技術工人、資金等；高級生產要素則是指現代通訊、信息、交通等基礎設施，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力、研究機構等。

在初級要素方面，中國幅員遼闊，勞動力充足。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離不開稀土、鋰、鎂、石墨等自然資源，而我國充足的自然資源儲備能充分滿足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

在高級要素方面，我國的現代通訊、信息、交通等基礎設施近年來不斷更新換代，許多大城市的基礎設施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通過與外資汽車企業合資辦廠，學習到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理念，積累了寶貴經驗，培養了許多高端科研人才。但是，新能源汽車要實現商業化運行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2.需求條件分析

需求條件指的是國內市場對某類產品或服務的需求。良好的需求會促使企業提高產品質量和改進服務，加快市場推廣速度，進行規模化生產。

從國家需求的角度來看，中國早已成為世界最大汽車市場。然而汽車擁有量的幾何式增長不僅使城市擁堵，并且令城市空氣質量惡化。此外，汽車擁有量的迅速增加使得我國的燃油供求矛盾更加突出。

從個人需求的角度來看，汽車已成為現代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消費者購買汽車首先考慮汽車的購置費，其次考慮的是汽車的使用成本。在使用成本中，汽油價格是消費者考慮的首要因素。近年來汽油價格一直維持在高位波動，而新能源汽車與傳統汽車相比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其使用清潔能源，大幅減少對汽油的依賴，降低了消費者的使用成本。

根據中國汽車協會的統計，2011年中國汽車產銷1，841.89萬輛和1，850.51萬輛，而新能源汽車的產銷均不足萬輛（見表）。目前，新能源汽車的需求主要受以下幾大因素的制約：首先，新能源汽車價格偏高，種類較少，可選余地不大，使消費者望而卻步。其次，充換電站等配套措施還不夠完善。此外，消費者對新能源汽車的安全性仍存有顧慮。

3.相關支持產業分析

“產業集群”現象告訴我們，一個具有競爭力產業很難單獨存在，它離不開其相關和支持性產業的輔助。新能源汽車產業有三大核心技術，分別是電池、電機和電控。其中，動力電池技術最為關鍵，是新能源汽車發展的核心支持產業，它直接決定新能源汽車發展的步伐，是新能源汽車實現大規模生產并商業化的瓶頸所在。

21世紀初，我國動力鋰離子電池產業憑借低廉的制造成本，充足的原材料供應，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及相對完整的產業鏈，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但是，在以動力鋰電池所用隔離膜為代表的關鍵技術上，我國仍有需要繼續進行研發，實現進一步突破，降低鋰電池生產成本，擴大規模化效益，提高鋰電池產業的競爭力。

4.企業戰略、結構、競爭狀態分析

企業是產業的基礎，一個企業的競爭力很大程度上受企業戰略和企業結構影響。目前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美國、歐洲、日本無論在技術研發或者市場銷量方面都處于領先地位。近年來，我國的車企也都加大對新能源汽車的研發力度，根據自身情況和國情制定了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戰略，力圖在這一領域趕超發達國家。

但是，與發達國家的新能源汽車企業相比，我國企業還未能完全掌握汽車節能的關鍵技術，諸多核心零部件仍需從外國進口，導致產品造價高，難以實現產業化和市場化。

5.政府要素分析

企業是產業競爭的主體，政府可以通過發展基礎設施、開放資本渠道、制定競爭條例等措施或政策來扶持企業發展，提高企業在產業中的競爭力。

近年來我國政府制定了多項政策鼓勵新能源汽車的發展。2011年7月14 日，科技部出臺了《國家“十二五”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新能源汽車被擺在重要位置。2012年7月9日，國務院正式《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12-2020年）》，指出以純電驅動的新能源汽車發展是汽車工業轉型的主要戰略取向，當前重點推進純電動汽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產業化，推廣普及非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節能內燃機汽車。2012年10月12日，經國務院批準，財政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將組織實施新能源汽車產業技術創新工程，中央財政從節能減排專項資金中安排獎勵資金，支持新能源汽車產業技術創新。

從上面的政策論述中不難發現，我國鼓勵新能源汽車產業的政策仍存在幾個問題。第一，政府出臺的多項政策主要體現政府的主導作用，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市場機制，實現優勝劣汰。第二，與新能源汽車配套的基礎設施離不開政府的資金和政策支持，但我們政策卻較少涉及這方面的建設。第三，新能源汽車要實現規模化、市場化，離不開消費者的支持，可目前政府對消費者的購車補貼、稅收減免等鼓勵手段仍相對單一，這不利于新能源汽車走向市場。

三、提升新能源汽車產業競爭力的策略和建議

綜上所述，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擁有充足的自然資源和豐富的勞動力支持，現代通訊、信息、交通網路等基礎設施相對完善，企業自主研發能力不斷提高，在電池、電機、電子控制和系統集成等關鍵技術取得重大進步。但從總體上看，我國新能源汽車許多關鍵技術仍有待突破，社會配套體系仍有待完善，產品成本仍有待降低，消費者信心仍有待提高，市場占有率仍有待進一步擴大。因此，有必要采取一系列切實可行的策略和建議來促進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提高產業競爭力。

1.新能源汽車產業的政策扶持力度需進一步加強

新能源汽車是一項新興產業，政府的扶持力度直接影響到新能源汽車的產業競爭力。首先，政府在現有試點城市的基礎上，擴大試點規模，加速新能源汽車的試驗推廣。其次，對自主研發的汽車企業進一步實施財政補貼和稅收減免，鼓勵自主創新。再次，在新能源汽車仍未實行技術突破，產品價格居高不下的情況下，政府要加大對消費者的購車補貼，為新能源汽車免除城市治堵所設的限行措施。最后，由于消費者目前仍普遍對新能源汽車持觀望態度，政府和事業機關用車采購應首選新能源汽車，樹立消費者信心。

2.完善配套基礎設施建設

新能源汽車要進一步產業化和商業化，完善的配套基礎設施是其重要保障。新能源汽車的配套基礎設施主要包括充電站、充電樁、電池租賃廠等。為了積極推進配套基礎設施的建設，首先，政府應制定總體發展規劃，加緊部署，在試點城市率先普及充換電站等基礎設施，對新能源汽車充電實行優惠電價。其次，高校和科研機構應開展充電設施關鍵技術的研究，制定相關標準和建設規范，完善配套基礎設施的建設。最后，政府應探索和鼓勵充換電站等基礎設施的商業運營模式，吸引民間資本參與，逐步實現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市場化。

3.加大節能汽車技術研發力度，加強關鍵核心技術研究

目前我國新能源汽車整車和部分核心零部件關鍵技術尚未突破，產品成本高，社會配套體系不完善，產業化和市場化發展受到制約，有必要加大節能汽車技術的研發力度，加強關鍵核心技術研究。首先，新能源汽車關鍵技術的研發需要大量資金，但當前政府對企業的研發資金支持較少，應增設新能源汽車研發專項基金，鼓勵企業進行自主研發，突破技術難題。其次，動力電池技術是新能源汽車普及和推廣的瓶頸所在，政府應整合高校、科研機構以及企業進行緊密的產學結合，實現動力電池技術的突破。最后，建立吸引人才的研發體系，借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經驗，對必要的專利技術和資產進行購買利用。

4.完善新能源汽車的產業鏈體系

新能源汽車要進一步普及和發展，除了政府的支持和汽車企業的努力，完善的產業鏈體系也是不可或缺。首先，以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為首的電企，應對充電站等基礎設施提供電力支持。其次，保險公司應盡快制定和完善針對新能源汽車的費率和理賠程序，讓消費者購買沒有后顧之憂。最后，政府應制定動力電池回收利用管理辦法，引導動力電池生產企業加強對廢舊電池的回收利用，鼓勵發展專業化的電池回收利用企業。

參考文獻：

[1]潘建亮.我國發展新能源汽車之分析[J].汽車工業研究，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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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路徑依賴 低碳經濟 制度創新 政策選擇

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觀的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和諧發展一種經濟形態。目前，發展低碳經濟成為各國政府和學術界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我國政府也積極采取行動，實現低碳發展，并將其列為刻不容緩的任務。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路徑依賴性弊端已經凸顯，低碳經濟的發展處于兩難境地。因此，利用路徑依賴理論分析低碳經濟，探索發展低碳經濟的新模式，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路徑依賴理論

路徑依賴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分析工具，是指在制度變遷中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了某一條路徑，其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諾斯路徑依賴一：一旦一條發展路線沿著某一進程進行時，系統的外部性、組織的學習過程以及歷史上關于這些問題所派生的主觀主義模型就會增強這一進程。一種具有適應性的有效制度演進軌跡將允許組織在環境的不確定下選擇最大化的目標，允許組織進行各種試驗，組織建立有效的反饋機制，去識別和消除相對無效的選擇，并保護組織的產權，從而引致長期經濟增長。諾斯路徑依賴二：一旦在起始階段帶來報酬遞增的制度，在市場不完全、組織無效的情況下，阻礙了生產活動的發展，并會產生一些與現有制度共存的組織和利益集團，那么這些組織和既得利益集團就不會推動現有制度的變遷，而只會加強現有制度，由此產生維持現有制度的政治組織，從而使這種無效的制度變遷路徑不斷得到自我強化并持續下去。因此，路徑依賴對現在和將來的選擇有極強的制約性。

我國低碳經濟發展中路徑依賴的表現

對我國而言，低碳經濟不僅有助于推動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平衡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更有助于在全球各國應對氣候變暖的趨勢下提高國際競爭力。然而，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的路徑依賴嚴重制約了低碳經濟的發展。這種路徑依賴性主要表現在對經濟制度、能源稟賦、傳統技術和產業結構的依賴。

（一）依賴原有的經濟制度

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改變以往傳統的高污染、高能耗的經濟增長，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通過技術創新，改變過分依賴化石燃料，發展新型能源。但是由于環境產品的公共性，其產權難以有效界定，產權界定的交易成本遠遠大于交易的互惠，形成環境資源無償使用的習俗，進而帶來“公地悲劇”的結果。作為理性經濟人的企業，為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對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很不愿意進行內部化。同時在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長的情形下，利益集團通過游說、尋租等方式“俘獲”政府，甚至影響地方政府的政策。正如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71）所指出的：立法者和規制機構因擁有國家賦予的強制權力，從而為產業利用國家贏利提供了可能性。通過經濟主體與政府間高的交易費用，達到其之間所謂的“雙贏”，從而使利益集團在環境污染方面得以有效保護，使得節能減排成為泡沫。在這種路徑依賴下，利益集團極力維護現有的制度安排，阻撓新的關于環境管理的公共政策，使得舊有的環境政策和經濟增長方式得以繼續延續，進一步造成溫室效應的加劇。

（二）依賴能源稟賦

我國能源稟賦是“富煤、少氣、貧油”。這一資源條件決定了我國是以煤為主的“高碳”能源結構，低碳能源資源的選擇有限。目前我國仍是高碳結構，化石能源占我國整體能源結構92.7%，其中高碳排放的煤炭占了68.7%，石油占21.2%。1993-2005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為69.4％。放在全球的視野中，2007年全球一次性能源消費構成中煤炭僅占27.8%，發達國家煤炭消費比例大多不到20%，而我國能源消費中，煤炭所占比重高達69.4%。這一比重遠遠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可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是我國向低碳發展模式轉變的一個長期制約因素。煤多、氣少、油缺的資源條件，決定了我國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煤炭仍將是主要一次能源。煤炭消費比重大，二氧化碳排放強度較高，致使我國經濟在未來一段時期“高碳”特征仍會明顯，也使得在解決環境污染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形勢會異常嚴峻，任務將十分艱巨。

（三）依賴傳統技術

多年來，為有效地應對氣候變化，各國政府致力于通過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不斷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科技能力。然而，目前發展中國家缺乏先進的、有利于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技術，其經濟的發展具有明顯的高排放特征。目前，發展中國家因缺少先進的、有利于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技術，其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具有明顯的高排放特征，從而可能使發展中國家面對“鎖定效應”的瓶頸，即如果用常規的低效技術去裝備基礎設施系統，那么它將會持續幾十年，未來我國幾十年排放的狀況不可避免地在最近幾年內就被“鎖定”，以后我們要改變它，可供選擇的空間非常小。因此，實現一個從傳統發展路徑向一個創新性的發展路徑轉變，低碳技術創新與技術轉讓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

（四）依賴現有產業結構

當前，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經濟增長過于依賴第二產業，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比重偏高，低能耗的第三產業和服務業發展滯后，比重偏低，這些將成為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障礙。我國經濟的主體是第二產業，這決定了能源消費的主要部門是工業，而工業生產技術水平落后，又加重了我國經濟的高碳特征。資料顯示，1993-2005年，我國工業能源消費年均增長5.8%，工業能源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約70%。在第二產業內部，鋼鐵、有色、建材、化工和電力等高耗能行業的發展過熱，導致我國能源利用效率低下。2006年，我國創造單位GDP（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11.5倍，是德國和法國的7.7倍，是美國的4.3倍。2001-2007年，我國能源強度從4.21噸標準煤/萬元增加到4.77噸標準煤/萬元，能耗水平不斷上升，目前能源效率比世界先進水平低10個百分點。我國的高能耗工業部門大都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在后經濟危機時代背景下，在就業壓力和稅收壓力較大的情況下，要在短期內實現產業結構的有序進退，淘汰落后產能，加快結構調整，提升工業生產技術和能源利用水平，仍存在難度。

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選擇

（一）以制度創新為保障，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強制變遷

依據路徑依賴理論，打破“碳鎖定”，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制度變遷，必須引入外生力量。我國雖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等發展新能源的法律法規，但缺乏一整套完善系統的法律法規體系和長期戰略規劃。因此，應盡快制定國家低碳經濟發展戰略和相關法律法規，把發展低碳經濟提升到國家長期發展戰略的層次，納入政府長期規劃，制定出低碳經濟的“國家方案”和行動路線圖，與國家的“發展規劃”、“能源規劃”、“循環經濟規劃”和“節能減排規劃”相銜接，形成一個具有國家意志的可操作的低碳經濟發展藍圖。同時，應結合我國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節能減排的工作需求，從法律層面確定應對氣候、環境變化的舉措，在相關法規修訂過程中，增加應對氣候變化的有關條款，逐步制定、完善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法規，進一步強化清潔、低碳能源開發和利用的鼓勵政策，制定與可再生能源法相關配套法規和政策。通過法律法規的強制性途徑引導和激勵經濟主體參與開發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促進能源的清潔發展，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強制性制度變遷。

（二）以技術創新為推手，實現能源結構優化和產業結構升級

對我國而言，擁有國際前沿高端并且經濟可行的技術是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因此，應以技術創新為推手，充分利用核能、風能、水能、太陽能等低碳能源，著力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新興產業，實現能源結構多元化和產業結構轉型。一是在戰略上要高度重視低碳技術創新。二是要加大對低碳和零碳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投入，大力推動相關技術創新。政府要加強對低碳技術研發的前期投入，直接參與節能和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集和封存、清潔汽車等具有戰略意義的低碳前沿技術的研發投入，分擔和降低企業引入新技術的風險和成本。三是通過科技投入以及科技孵化器、科技產業園、高新技術園區、中小企業創新基金等科技政策，引導和鼓勵企業作為低碳技術的研發和創新主體，促進低碳技術的產業化和市場化。四是逐步推行以“低碳”為代表的新技術標準和商品標識，使擁有低碳技術和產品的企業更易得到社會認可，鼓勵消費者選擇和使用低碳產品，從需求方面刺激低碳產業的發展。

（三）以價格機制為手段，建立我國的碳交易市場

為了更好地減少溫室效應，有效控制碳排放量，促進低碳經濟的有效發展，我國應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控制碳排放的經驗，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一是推進資源環境領域價格形成機制的市場化。通過不斷完善稅收制度，積極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加快建立能夠充分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價格形成機制，進而引導各經濟主體的行為合理化。二是積極參與國際碳交易活動，建立和完善國內的碳交易體系。碳交易的本質就是通過限定碳排放總量，利用價格機制降低交易雙方的減排總成本，實現效率最大化。《京都議定書》規定了排放交易、聯合履行和清潔發展三種交易機制，其中清潔發展機制是針對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交易而設計的一種市場化交易機制，有利于降低減排總成本，實現交易雙方的共贏。除了要積極參與清潔發展機制外，還要發揮各主體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通過業務創新和金融創新，參與其他的碳交易體系，藉此獲取市場收益，并在探索中積累經驗，為國內碳交易體系的發展成熟以及謀求在國際碳市場上更大的發言權奠定基礎。

（四）以意識創新為工具，建立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

意識形態作為一種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最初可視作節約交易費用的一種工具。林毅夫（1989）認為，意識形態對制度的實施能產生極大的外部效果，如果選民們對統治者權威的合法性和現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較強的確信，那么統治國家的交易費用將下降。同理，培養公眾的低碳經濟意識，能夠使其深刻認識到低碳經濟制度安排的合理性，能夠淡化在發展低碳經濟過程中的機會主義，也有利于防止“搭便車”行為和減少強制執行制度安排的費用，有效地促進低碳經濟制度的實施。因此，政府應通過各種媒體和手段，大力開展低碳經濟宣傳活動，積極倡導低碳的、節約環保的社會生產、消費方式，使各階層人群了解并認可低碳經濟，改變過去那種大量消耗能源、排放溫室氣體的所謂體面生活，廢止過度消費、超前消費和奢侈消費，提倡適度消費、綠色消費，樹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價值理念。同時也要將低碳發展的理念融入政府管理和企業經營行為中，以此形成政府、企業和個人多方參與、社會聯動的低碳經濟發展道路。

發展低碳經濟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出路，其發展依賴于制度創新，技術創新。我國走低碳經濟的道路，符合當前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也符合全球氣候環境合作的要求。因此，我國必須盡快采取行動積極應對這種嚴峻的挑戰：要建立低碳能源系統、低碳技術體系和低碳產業結構，要建立與低碳發展相適應的生產方式、消費模式和鼓勵低碳發展的國際國內政策、法律體系和市場機制，最終實現由“高碳”時代到“低碳”時代的跨越，真正實現我國經濟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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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信用風險 信用利差 “超日債”違約 行業風險 信用風險管理

2006年以來，我國債券市場上經歷過如福禧、江銅、岳陽城投、滇公路等一系列信用事件，但最終都以各種形式給予兌付，雖在當時引起過市場波瀾，導致信用利差脈沖式的上行，但在事件平息后基本都恢復到之前水平。而近期發生的“超日債”事件與以往同，這是第一例實質性違約，堪稱中國債券市場里程碑式的事件，2014年也因此成為了中國債市的違約元年。

違約前的市場特征

出現實質性違約對于債券市場的重要意義在于，違約可以打破市場一直以來“剛性兌付”的魔咒，使債券收益率更合理地反映風險溢價。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債券市場上沒有實質性違約，信用利差波動主要體現為流動性溢價的變化，總體呈現出幾個特點：

（一）等級利差穩定

在國外發達的債券市場中，當經濟下行時，低評級債券由于違約概率的增加而使得收益率上行。但在過去沒有違約的中國債券市場，低評級債券與高評級品種一起被作為避險資產，當經濟下行時，市場風險偏好下降，低評級債券反而因需求增加，導致收益率下行。由此，各評級信用債收益率基本為同步波動，等級利差穩定。

（二）收益率與經濟增長為正相關關系

美國債券市場上，信用利差與GDP增速為負相關關系，當經濟回升時，反映出企業經營向好，違約風險下降，因而利差收窄收益率下行；而在我國，因為此前沒有發生違約，利差主要體現為流動性溢價，當經濟出現明顯上行時，市場風險偏好上升，債券需求下降，流動性溢價上升，因而各評級信用利差出現同步擴大趨勢，即收益率與經濟增長為正相關關系。

（三）不同行業之間評級分布差異較小

從我國的存量債券來看，二十幾個行業中幾乎每個行業的評級均覆蓋了從AAA至AA-幾個主要等級，而從國外評級機構的評級來看，某些行業的信用等級是存在上限的，并且各個不同行業的評級上限存在差異，一些完全競爭性的行業，議價能力和抗風險能力較低，往往行業內最高評級僅能達到AA或AA-。

違約后的信用利差重估

違約給債券市場帶來的最大影響是信用利差的重估，主要表現在違約損失溢價和流動性溢價的同時上行。對于整個債券市場而言，點狀的信用事件爆發不足以立即引爆對低評級債券的恐慌性拋售，從事件發生之后的市場表現也能看出市場情緒還是較為理性的，但對于低評級債券所要求的風險補償，長期來看，一定是趨于上升的。

一方面，違約損失溢價的上升將造成今后債券市場的分化拉大，首先表現出的是低評級品種收益率的快速上行。尤其是信用資質差、連續虧損、行業景氣度低迷的民營企業將受到更大的沖擊。以下行業值得重點關注，一是現金流持續流出的行業，如滌綸、粘膠、風電、純堿、光伏、船舶制造等；二是融資缺口較大、負債率較高的行業，如房地產、建筑施工等；三是盈利大幅下滑或略有改善，但是現金流仍然不佳的行業，如氯堿、鉛鋅、普鋼、工程機械等。

另一方面，由于交易所債券的發債主體連續兩年虧損將被退市，此次違約將使投資者意識到喪失了流動性的債券最終有可能真正面臨違約風險，因此由于退市帶來的流動性溢價上升也會推動信用利差的擴大。2014年1月由于部分交易品種的退市風險就曾引發了交易所市場公司債價格的大面積下跌，期間交易所公司債收益率上行超100BP的有約80只，其中11華銳02收益率上行超300BP，11天威債上行超200BP。而隨著2013年各家公司年報的陸續公布，連續兩年虧損的債券也將面臨流動性溢價的大幅上升。

未來信用風險暴露的路徑

目前來看“超日債”違約雖屬個例，但足以引起我們對信用風險的重視，債券市場的信用違約僅僅是個開始。一般公司出現信用事件，除了特殊的個體原因之外，大多與行業背景密不可分。在如今經濟增速持續下滑的背景下，各行業均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我們有必要從中觀的行業層面來審視，哪些行業容易出現信用風險？

（一）政府扶持造成無序擴張的行業

前有無錫尚德破產，后有華銳岌岌可危，超日債違約在行業層面的內在原因不得不讓我們深思，光伏行業在短短十年時間內迅速經歷了從爆發式增長到快速衰退的過程，其中政府的推動力量不可忽視，也折射出我國對于產業扶持政策的不夠理性。同時，也給我們敲響警鐘，如今興起的產業，哪些會成為下一個光伏？發光二級管（LED）？鋰電池？新能源汽車？環保？頁巖氣？這些行業未必會步光伏行業的后塵，但在其迅猛發展得如火如荼的今天，我們需要對未來保持一份冷靜的思考，并在后續發展中觀察行業走勢。總結起來，可以從三個方面判斷行業是否有可能在將來面臨類似風險：第一，政府大力補貼，盲目建設；第二，前期投入大，回收期長；第三，需求不穩定或者看不到合理需求增長。如果前期過度依賴補貼大量投資，后期需求端出現惡化，就很容易引發行業危機。

（二）經濟轉型過程中衰落的傳統行業

在經濟轉型過程中，一些傳統行業面臨著行業景氣度的大幅下滑，例如鋼鐵、煤炭等行業。目前鋼鐵行業產能整體嚴重過剩、總需求下滑、價格大幅下跌，行業基本處于虧損線附近，大量過剩產能亟待消化；而煤炭行業則基本走完“黃金十年”，面臨行業大周期的拐點，體現在產能開始過剩、價格大跌，行業的盈利能力大幅下降。這兩個行業都屬于重資產行業，國企占比較多，過去獲得了銀行貸款及債券市場的很多資金支持，存量債務規模較大。在目前的存量產業債中，鋼鐵和煤炭行業的債券規模占比分別達到9.2%和5.3%，在75個申萬二級行業中僅次于電力和石化行業。龐大的債務規模疊加弱需求和弱盈利導致這類型行業中一些資質較差的公司信用風險已到達瀕臨暴露的邊緣。

（三）受經濟增速下滑影響較大的周期性行業

受經濟波動影響較大的周期性行業在經濟持續下滑中也可能出現需求下滑、價格下跌，從而導致盈利能力降低，甚至出現虧損。例如機械、化工和有色金屬等行業在近兩年經濟下滑的過程中普遍面臨需求疲弱的困境，大部分化工產品和金屬價格均持續下跌，機械行業由于存在融資租賃等經營模式，應收賬款也出現了明顯的上升。以上市公司為樣本，截至2013年3季度末，機械、化工和有色金屬行業的銷售凈利率分別為5.7%、2.5%和1.4%，遠低于目前的融資成本，這種情形顯然是不可持續的，若需求低迷長期得不到好轉，實體企業便極有可能出現虧損，帶來評級下調等風險。

（四）高杠桿下容易發生流動性危機的行業

還有一類行業，由于長期以來通過貸款、信托等渠道融入很多資金，加了很高的杠桿，資金成本也較高，在宏觀環境變差、房地產融資收緊的條件下，容易出現流動性危機并導致信用違約的發生。最典型的是房地產行業，在經歷了十年大牛市后，如今將面臨分化，一二線城市“剛需”依舊比較旺盛，而部分三四線城市出現了局部的供需失衡，房地產政策也從過去“一刀切”式的總量調控逐漸向“雙向調控”轉變。對于主要開發三四線城市房地產項目的中小型房企容易在高杠桿、緊融資、弱需求和高庫存的情形下面臨資金鏈斷裂的風險。

“底線”之上，“剛兌”之下的政策脈絡

中國經濟目前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一方面，出于經濟的穩定性要求“確保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調結構、去產能、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打破剛性兌付才能實現市場的主動出清，盤活存量，提高效率。在這樣的信用環境下，宏觀政策如何在“底線之上，剛兌之下”做好信用風險管理？具體來看，建議參考如下幾條政策脈絡來進行管理。

（一）更精準，由總量調控向結構調控轉變

過去很多宏觀政策往往全國上下一刀切，而越來越多的區域性和結構性問題使得這種方式逐漸失效，甚至還會帶來更嚴重的局部問題。因此，以后的政策著力方向應細化，例如對于不同地區房地產行業的差異化調控、針對產能過剩問題集中的區域進行整治的政策將會替代過去的普適性政策，精準發力才能各個擊破。

（二）更靈活，由數量調控向價格調控轉變

從社會總體流動性來看，我國的貨幣環境是較為寬裕的，但局部性、時點性的資金緊張時有發生，這就需要有一個合理的利率走廊，貨幣政策操作依據資金價格進行靈活的調控，使資金價格在合意的區間內波動，維護利率的穩定性。從目前央行的操作來看，基本上是遵循這一規律，通過公開市場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常備借貸便利（SLF）及正逆回購等工具的靈活運用，保持流動性的松緊適度。

（三）更規范，由“打壓”向“規范”轉變

產能問題、債務問題就像一口不斷加壓的鍋，如果只是一味的壓制，采取限產、限貸等方式約束產能和控制風險，反而可能使風險提前暴露，甚至有可能引發連鎖式的系統性違約風險。對于存量的債務，比較合適的方法是給予一定的流動性支持，減少資金鏈斷裂和爛尾風險，通過債務的滾動使企業的在建項目能夠建成直至產生現金流，在發展中解決債務問題。目前，從監管層對于“非標”融資的態度可以看出，政策依舊是側重于規范而非打壓，這也是“底線”之上的合理監管導向。

（四）更自由，由剛性兌付向自行出清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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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醫院受條件限制，醫院設施配備較少。在實際臨床中應用于心力衰竭、上消化道大出血、休克等患者的搶救中，采用中心靜脈導管置入后動態中心靜脈壓監測評估患者循環容量，綜合尿量、體征等綜合因素，指導臨床輸液量控制、利尿、強心劑的使用，體會到能明顯協助提高這些重癥患者臨床救治療效。

資料與方法

2008年1月～2011年2月收治重癥患者114例，男62例，女52例；年齡38～76歲，平均67.5±11.8歲。其中頑固性心衰患者74例(高血壓性心臟病26例、肺源性心臟病15例、冠心病12例、擴張性心肌病10例、心臟瓣膜病11例)；失血性休克16例(肝硬化食管胃底靜脈出血患者8例，宮外孕4例，脾破裂4例)；急性胃腸炎并重度脫水18例，糖尿病酮癥酸中毒6例。

鎖骨下靜脈穿刺方法：患者去枕平臥位，頭偏向對側，肩背部墊一小枕有利于兩肩后展。頸、胸、肩部常規皮膚消毒。打開無菌穿刺包，鋪無菌巾，戴手套。抽取2%利多卡因5ml作局部浸潤麻醉。取出深靜脈穿刺套管，抽取肝素稀釋液注入留置管使其充盈。選擇穿刺點，鎖骨中點下緣下方約1cm，根據患者體格及胖瘦偏內、外側1cm處，方向指向對側胸鎖關節處。針刺入4～6cm后抽回血，見回血并證實為靜脈血后，置入導絲，退出穿刺針，用擴張器擴張皮下組織后退出。最后置入中心靜脈導管，深度13～15cm，局部進行固定，外表覆蓋紗布封閉或用一次性貼膜封閉。

中心靜脈壓監測方法：所有患者常規采用鎖骨下靜脈穿刺法置入中心靜脈導管，監測中心靜脈壓。監測方法如下：測壓前準備有刻度的直尺1把，250ml生理鹽水1瓶。測壓時，患者取仰臥位，用生理鹽水替換正在輸注的液體，快速滴注生理鹽水以沖洗靜脈通道，防止原液體張力因素影響，拔下輸液瓶上的輸液針頭使輸液皮條的上端與大氣壓相同，以第四肋間隙腋中線為零點，待輸液皮條里液體靜止后，測量液平面與零點之間的垂直距離(單位cmH2O)就是中心靜脈壓(CVP)。根據病情，采取每2～12小時動態監測CVP，同時動態監測尿量、血氣分析、肺部體征、呼吸頻率等指標。

中心靜脈壓監測護理要點：間斷用稀肝素鹽水(1u/ml)，每天輸完液體后沖管并液體封管。置管過程中嚴格消毒、鋪巾，預防導管相關性感染；患者出汗較多時，使用無菌紗布覆蓋穿刺部位，敷料黏附污物時，立即更換；每天評估穿刺部位皮膚有無紅腫和分泌物，監測體溫，懷疑有與導管相關性感染時，立即拔管［1］。

結 果

74例頑固性心衰患者平均住院10.5±2.8天，出院時呼吸困難、乏力、納差明顯好轉，肺部音消失或顯著減少，頸靜脈充盈減輕，水鈉潴留消失，血流動力學穩定，CVP穩定于正常范圍；失血性休克患者CVP指導下實施液體管理，血液動力學穩定為實施原發疾病治療提供了重要基礎。急性胃腸炎并重度脫水及酮癥酸中毒所致低血容量休克的24例患者通過依據CVP動態變化積極補液及病因救治后得到明顯改善。所有患者中心靜脈導管留置時間9.8±2.5天，期間未發生導管相關性感染、血栓形成、導管脫落及閉塞等并發癥。

討 論

中心靜脈壓(CVP)是血流動力學監測中基本而常見的一種體液監測手段，在危重患者的液體管理中尤其重要。CVP可作為判斷心臟對液體負荷的安全指標，并根據患者的尿量、心率、血壓以及臨床癥狀、體征等情況，結合CVP動態變化，對患者病情作出判斷，采取相應液體管理措施。由于要較長時間留置靜脈內導管，需加強護理觀察，減少導管閉塞，血栓栓塞、感染、出血等并發癥，以保證臨床應用的安全性。

CVP在頑固性心力衰竭中的應用：心衰患者在強心、利尿、擴血管等治療過程中，監測CVP：當CVP＞15cmH2O說明心臟前負荷過重或心排血量明顯減少，或心臟不適應當時的回心血量，結合心衰相應癥狀及體征，應加強強心、利尿、擴血管，限制輸液量等處理，并尋找治療效果不好的原因。若治療過程中CVP＜5cmH2O，結合患者尿量明顯減少、血壓降低、心率增快、一般情況惡化、口渴明顯等情況，說明血容量已不足，應給以適當補充血容量，調整或是停用利尿劑，并監測CVP，避免患者血容量補充過度。因此，通過CVP監測，能很好的控制血容量，避免利尿過度或利尿不夠，使心衰不能糾正或使患者病情惡化，甚至發生嚴重后果［2］。

CVP指導失血性休克液體管理措施：失血性休克是臨床常見的危重癥之一，在搶救失血性休克患者時需監測血壓、心率、血色素、尿量等的變化，觀察補液量是否補足，補液的速度又要快。除了以上的指標，根據CVP的測定給予這一類患者補液。當CVP＞15cmH2O時，補液的量可適當的控制，輸液速度80滴/分左右；當8cmH2O≤CVP≤14cmH2O時，補液的量要大，輸液速度100滴/分左右；CVP＜8cmH2O時，補液速度150滴/分或加壓補液，可在15～30分鐘內輸入平衡液2000ml。由于交通不便導致無法再短時間內取到紅細胞懸液或血漿，在補液中除了補糖、鹽水外，還應給予大量乳酸林格溶液、代血漿等以維持有效的組織灌注壓。每15～30分鐘監測CVP 1次，根據CVP的變化來決定輸液量及速度，當CVP≥15cmH2O時，輸液可維持原有速度；當CVP≥18cmH2O時，應暫停輸液，防止心力衰竭。

CVP指導低血容量性休克補液的價值：為保證患者盡快補充血容量，又要避免過多過快輸液所致心衰等并發癥的發生以及判斷低血壓是否是低血容量所致或參與在其中，根據CVP的測定，在最初2小時內，每小時輸液1000ml，在此過程中每30分鐘測CVP1次，然后調整補液速度，使CVP 6～12cmH2O，不超過15cmH2O，控制血糖在10mmol/L左右，同時給予補充電解質，抗感染，維持酸堿平衡等處理。

總之，CVP測定相對簡單易行，它可以判斷低血壓是否是低血容量所致或有低血容量參與，或是心衰所致，能在此指導下正確調整補液情況，明顯改善患者預后，避免過多過快補液導致心衰發生或加重心衰等并發癥而使病情惡化，是基層醫院一項較為實用的技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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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經濟信息技術信息產業創新發展

l新經濟”日漸成為全球經濟學界、rr業界以至整個社會熱衷于議論的焦點話題。究竟什么樣的經濟才是“新經濟??“新經濟”對這個世界上不同的國家、地區、經濟群體意味著什么?它又將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這些間題，不僅僅為經濟學家們所關心。同時也被各國政府和企業所重視:人們在從網絡、電子商務的興旺發展中看到“新經濟，“美好前景的同時‘也從美國LYASDA}股票市場的大起大落中感受到其強大的威力。有關“泡沫”的議論沸沸揚揚，更使得人們對“新經濟”產生種種的疑問與擔優。

應該承認、這些疑問與擔優在現實情況下都有其一定的道理。經濟學家在教導他人如何認識“新經濟”的同時，其實自己也未必看得很清楚，因為畢竟這個嶄新的概念，從提出到現在不過只有短短幾年的時間，而經濟發展的速度又非常快，新的方式方法和新的理念不斷涌現，令人幾乎目不暇接。l，新經濟，l因計算機、網絡、電子商務等信息技術的興起而出。兩者具有不容割裂的緊密關系:正因如此仃業界對.l新經濟”有著非同一般的興趣一rf將如何在“新經濟”環境下持續健康地發展?新的經濟理論又將對產業發展提供什么樣的幫助?這是全球rr業界普遍關心的一個間題。

1’.新經濟一理論的建立

“新經濟”概念最早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1996年12月3t7日，美國《商業周刊》發表的一組文章中創造性地使用了“新經濟”這個詞匯。一年以后，《商業周刊》再次發表文章，重申在美國確實存在著“新經濟’。此后，因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在發表講話時多次引用這一概念，“新經濟，‘的說法傳遍了世界。

究竟什么是，.新經濟‘’?一般說來、它指的是“以高科技、信息、網絡、知識為重要組成部分和主要增長動力的經濟”。也就是說，它實際上跟我們在此之前聽說過的多種經濟概念，如“知識經濟”、“信息經濟，‘、“網絡經濟”、“數字經濟”等有著許多的相同或相似之處。故此也有人認為，上述這些概念的總和就是所謂的“新經濟”。

“新經濟”的特征有哪些?簡單說來大致有這樣幾個方面;。‘經濟全球化;b,高強度的市場競爭;:.由信息技術引發的產業革命。它導致了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變化，并表現為低失業、低通貨膨脹、低財政赤字、高增長(三低一高)的特點，這也是它與傳統經濟最明顯的不同之處。

應當指出，上述新經濟的特征主要來自對20世紀9D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發展的總結。1}J1年4月到x(100年3月.美國經濟連續保持了108個月的增長，年度GDP(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達到3ek--4%a。而從1992年以來。美國的通脹率已經由4%降至不到?.0k、失業率則從7%一8}’}降至40k

這樣的情形，在傳統經濟中的確是i反難見到的。而人們在稱羨‘卜新經濟’奇跡之余。也不禁要問:到目前為止.為何只有美國一個國家實現了“新經濟“，其他國家包括與美國社會制度、經濟政策極為相似的西歐國家和日本.為何不但沒有呈現同徉的經濟面貌。反而受到衰退的威脅。這個問題引起了全球經濟學家的注意。北京大學的一位教授認為。美國經濟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過去10多年來，里根、布什和克林頓政府對美國金融市場、政府和企業進行持續不斷地改革，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增加了經濟的靈活性。此外.美國國民樂于在革新信息技術方面進行大規模風險投資。對rf產業的高速發展起到了極大地推動作用。與之相比較。西歐和日本不但在經濟運行環境，風險資金市場、TT研發投入等環節上與美國存在較大差距。而且在網絡普及程度、電子商務等方面也遠遠地落在了美國的后面。為此。它們都在積極采取措施，加大對“新經濟‘’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期望在較短的時間內趕上來。

2000年4月5日.克林頓總統邀請格林斯播、比爾·蓋茨等人參加在白宮舉行的’卜新經濟會議“，此舉表明了美國政府對“新經濟”理論的正式承認和支持。有趣的是，會議舉行的前后。正值美國股市出現大幅震蕩、以科技股為主的NABDAQ綜合指數全面下跌.1T公司損失慘重。這只是時間上的一種巧合.并不具有什么特殊的意義，但它卻讓人們更加關注’卜新經濟”-

2信息技術是“新經濟”的墓石

前面我們已經談到、.‘新經濟’與信息技術之間有著不容割裂的緊密關系，這種關系主要體現在:

a.信息技術領域是最先體現“新經濟”特征的產業，信息產業的特征也是“新經濟.，最典型的特征。

B信息技術是“新經濟”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沒有信息技術的發展，就不會有“新經濟”的出現.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而在“新經濟”成長壯大的過程中，信息技術也將發揮極大的經濟推動作用。

信息技術對“新經濟”的突出貢獻，首先表現在對傳統經濟的信息化結構改造上。工業、農業，商業、金融業和服務業等傳統經濟中的核心產業.在采用信息技術進行改造后，將使得產業結構發生重要的變化，進而形成“新經濟.，結構下的“新產業’模式。信息技術向整個經濟領域的滲透。造就了一種與傳統經濟完全不同的經濟形態。概括地說。就是通過信息極其廣泛而快捷的流動更有效地配置資源、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率。企業通過lntemet和lnhanex掌握生產和銷售市場的實時動態。迅速做出反應，可以極大地避免經營風險。而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企業效率的提高對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無疑是非常有益的。

其次。信息技術的發展帶動了整個國民的增長。以美國為例，自20世紀9D年代初以來，美國對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的投資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投資總額是其他產業投資的十幾倍。相應的。自1993年以來。由信息所帶動的美國工業增長的比例高達4}1%以上、信息產業已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信息產業造就了一大批快速成長的企業。它們對促進經濟與就業的增長起了重要的作用。19’93年、年均增長不低于2I)%的公司在美國有23萬家，而到1997年就達到了36萬家。他們為美國經濟繁榮做出了顯著的貢獻。

。.信息產業對原材料和能源需求相對減少。對經濟運行中間環節的依賴程度較低，不易引發通貨膨脹。我們知道，中間環節是影響經濟效率的一個主要原因。同時又是傳統經濟難以克服的間題。中間環節越多，供求之間的距離就越遠，資源的消耗也就越大。通過對傳統產業進行信息化改造，能夠讓生產更直接，更快捷、更個性化地貼近最終消費者，完善總供應與總需求之間的平衡。

3‘新經濟”對信息產業的改造

信息產業以不同尋常的速度迅速崛起，進而成為‘.新經濟”的表率，并非是一種有意識的自覺行為，而是出于該行業創新能力強，技術更新快、竟爭激烈等特點，在高度開放的市場經濟模式下形成的自然現象。也正是在高度開放、急劇變化的經濟環境中。產業發展難免出現一些(至少在傳統經濟看來)不夠規范的現象:當“新經濟”在更大的范圍內出現，走向成熟與壯大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對信息產業進行一定程度的變革與改造。使之更加符合“新經濟’“發展的需要:

1975年.比爾·蓋茨和保羅·艾倫組建了徽軟公司.2i年后，這家資產高達數千億美元的國際軟件巨頭企業，因涉嫌壟斷，阻礙市場竟爭，違反了美國的反托拉斯法。被美國政府推上了法院的被告席。圍繞微軟一案、在美國國內以至全球經濟學界和fT業界都引發了激烈的爭議。有關這些爭議的報道很多。這里不再引建。我們注意到，爭議的焦點其實不在于徽軟是否從事了行業壟斷一這個問題已經有明確的答案一而在于拆分微軟對美國經濟是否有益，以及對信息產業發展的影響是好是壞。我們認為，這場爭論本身也是對“新經濟“環境下，企業經營行為與國家經濟管理政策之間的關系的辯論。拆分微軟，有利也有弊‘關鍵在于利大還是弊大。傳統經濟學認為、打擊壟斷能夠促進市場競爭，有效地提高經濟運行活力。在“新經濟’環境下.這樣的認識是否還是正確的呢?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應該注意到，從19世紀開始。美國經濟政策對壟斷行為的限制和打擊一直是全球最為嚴厲的.其市場開放程度也是全球最高的。‘’新經濟”最早在這片國土上出現，不僅僅與它的科技水平全球領先有關.市場開放與高度競爭同樣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創新與競爭、是信息產業的特色與傳統。而在“新經濟’定義中，全球化競爭也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講。打擊壟斷應該被認為是利大于弊。

目前在國內的信息產業中，壟斷行為還不是很多見，唯一突出的實例就是電信部門對網絡線路資源的獨占。在政府有意識地扶持新的企業參與競爭之后，壟斷狀況已經在一定程度_L得到了改善;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國內信息產業在今后的發展中，仍然有新的壟斷行為出現的可能。國內至今還沒有反壟斷的法律，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情況也跟我們相似，原因或許與這些國家的經濟實力有關。反壟斷或許不是當務之急，但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信息產業是最有可能也最容易出現壟斷行為的產業，需要及早予以防范。

近年來，Internet高速發展，對網絡資源的爭奪己經成為信息產業和“新經濟“的焦點，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以較為突出的域名搶注問題為例，首先是美國通過把持著全球頂級域名(,.oig}的注冊權和管理權，攫取了巨大的域名資源。其次則有一些民間的公司或個人，專門搶注著名商品和有特殊含義的域名，轉手倒賣謀取暴利。我國的網絡建設起步較晚，對域名價值的宣傳與認識也不夠，大量品牌域名早已被別人搶注，最后只好出大價錢購買，經濟上必然要遭受損失:而直至目前，國際上對域名搶注始終沒有相應的懲治性法律，對域名倒賣只能聽之任之二這種不規范的行為，也需要借助、“新經濟”規則予以校正。

4創新是“新經濟”的發展動力

美國財長薩莫斯日前曾經說，在新經濟體系中，擁有暫時的“壟斷”能力是唯一的激勵機制，若沒有這種能力，將不能補償產品最初開發的投資成本。因此，對這種暫時“壟斷’能力的不斷追求，便是新經濟的核心驅動力，這也是美國特別重視保護知識產權(專利權‘復制權和商標權)的原因。

不難理解，薩莫斯所說的“暫時壟斷I，指的是由技術領先造成的短時間市場獨占，其發生的根源則來自于創新。

創新對信息產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創新就不會有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照此推論，沒有創新也不會有“新經濟，.的出現，而創新能力的薄弱或減弱都將對’’新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沒有人說得清一項創新技術具有多大的經濟價值，這不僅是因為受到當時的各種因素的限制，同時也因為其數額極其寵大，令人難以佑汁一1981年，微軟公司以500()美元買下5CP一I)OS}即后來的R15一〕l5)后，第一年的營業額就達到了驚人的340(〕萬美元，迅速成為軟件業第一大公司。扮世紀?0年代，一批美國軍方的計算機科學家設計出ARPA-NET,90年代轉為民用，這就是今天的lnlemet。它的價值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不止千萬億美元，放眼其未來，其經濟價值更是難以估算。

就創新能力而言，美國1’I’企業無疑是最強的。與之相比較，中國企業則普遍能力不足，這是我們在發展“新經濟”中要著重解決的一個問題。

創新能力的高低，不完全是企業經營理念上的差異所造成。而首先要解決研發(R&D投人、風險資金和人才培養等問題。國際信息產業發展的經驗表明，高額的研發投人是產業發展的關鍵環節，一些國際大公司(如IHM,htel,HP,Nli-cxoraa}ft等)都把1030以上的年收人投人研發，美‘日等國政府也以政策扶持和巨額資金自助的方式鼓勵企業注重研發。

篇8

[關鍵詞]中國會議中心城市；產業集聚；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08)08-0085-06

1 引言

隨著世界經濟的繁榮發展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深入，跨國、跨區域的經貿會議、展覽活動日益頻繁。據國際大會和會議協會(ICCA)2007年的統計，全球每年舉辦的國際會議中，參加國超過4個、參加人數超過50人的國際會議有40萬個，其市場價值超過2800億美元。隨著中國在世界上的政治、經濟地位日益提高，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日益緊密與頻繁，越來越多的國際大型會議在中國召開(王春雷等，2006)。同時，國內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各種類型的國壬堂郴嵋欏⒄估闌疃也日益繁榮。2006年全國舉辦的3000多個各類展會，帶動交通、酒店、通信等lO多個相關產業的收入高達1260億元人民幣(馬勇，2007)。

在中國的旅游學研究領域中，雖然理論界對推動中國會議產業的發展提出了諸多戰略建議(鞠航等，2006)，但是對于會議產業集聚影響因素的研究卻沒有受到學者的重視。本文將運用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理論，研究如下問題：(1)導致中國會議中心城市集聚的經濟地理因素和新經濟地理因素；(2)這些因素在中國會議產業發展中的貢獻和作用；(3)為中國會議產業的發展提供有價值的經驗建議。

2 文獻綜述

2．1 產業集聚文獻回顧：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的視角

產業集聚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的一種空間現象，由于這種現象本身的復雜性和影響的廣泛性，使得自馬歇爾開創了對產業集聚現象進行研究的先河之后，學者們分別從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經濟地理、國際貿易等多種學科對產業集聚問題進行了研究，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從經濟地理學的學科角度看，產業集聚是一種地理現象，因為它表現為產業在空間上的集中。因此，研究產業集聚問題自然成為經濟地理學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法國經濟學家佩魯克斯(Perroux，1955)運用“增長極”的概念解釋了產業集聚的形成過程。所謂“增長極”是指“圍繞主導工業部門而組織的有活力的高度聯合的一組工業”。經濟增長在地理空間上不是均勻分布的，而是以不同強度呈點狀分布并通過各種渠道影響區域經濟。當把推動性工業嵌入某地區后，將形成集聚經濟，產生增長中心，并通過乘數效應推動整個區域的經濟增長。

新產業區理論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7年意大利的社會學者巴格那斯科(Bagnasco，1977)通過對意大利東北部(第三意大利)地區特點的研究，首次提出了“新產業區”的概念，并將“新產業區”界定為“具有共同社會背景的人們和企業，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會地域生產綜合體”。之后，沿著這一思路進行研究的經濟學家主要有皮埃爾和塞伯(Piore和Sabel，1984)、哈里遜(Harrison，1992)等。不同的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對新產業區的形成進行了理論解釋。

新經濟地理的興起始于20世紀90年代左右，克拉格曼(Krugman，1991)引入了收益遞增假定，在分析工業集聚現象中取得了成功。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抓住了導致工業集聚的最為本質的經濟力量――收益遞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兩個地區在自然條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歷史事件)導致產業開始在其中一個地方集聚，由于經濟力量的收益遞增作用，在地區間交易成本沒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場的條件下，就可能導致工業的集聚。在新經濟地理學中，以下被認為是影響工業集聚的重要因素：(1)一個地區企業的數量；(2)一個地區的人力資本；(3)地區經濟水平；(4)交通運輸條件等。

2．2 會議產業集聚：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與影響

理論和實踐界的專家和學者們都認為會議產業對國家和地方經濟具有重要作用(Crouch和Ritchie，1998；Rutherford和Kreck，1994)。會議產業不僅通過乘數效應迅速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而且通過與會者的口碑和重復訪問，推動旅游業的進步和城市形象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會議產業是一個環境友好型的“綠色產業”，因而很多城市把會議產業作為重要的產業發展部門(Kim，Chon和Chung，2003)。

根據ICCA 2007年的統計數據，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舉辦了147次國際會議，位居2006年世界10大會議城市之首。亞洲城市中，新加坡和韓國首爾分列第3、第7位。

為什么某些城市對于會議主辦方具有特別的吸引力?在國外，協會組織者和會議策劃者是會議選址的主要決定因素，對會議目的地的選擇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會議的規格，進而影響到會議的成敗。對于目的地城市來說，理解協會組織的會址選擇過程能夠幫助他們在會議市場營銷、宣傳、服務等方面更具有競爭力，進而贏得協會組織的青睞(Lee和Back，2005)。因此，對于會議選址偏好的研究成為這個領域的熱點話題之一。

對相關文獻的回顧和研究，會址選擇的影響因素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1)交通狀況；(2)合適的場館；(3)高質量的服務；(4)資金保證；(5)目的地形象；(6)旅游休閑設施；(7)安全等(Weber和Chon，2002；Crouch和Ritchie，1998；Oppermann，1996)此外，一些學者還發現價格是主要的決定因素，進而建議目的地城市運用價格戰略在競爭激烈的會議市場中取得優勢(Hu和Hiemstra，1996)。還有學者認為，不同目的地城市之間會議設施和服務的差異性均不顯著，而休閑設施的差異性是區別目的地城市特征的關鍵因素(Bonn等，1994)。

關于會址選擇影響因素的評價，學術界比較廣泛地采用了IPA分析方法(Importance-PerformanceAnalysis)，即設定量表，請被調查者對相關因素的重要性和表現做出評價。由于IPA使用和分析都比較方便，并且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因此被研究者廣泛使用(Baloglu和Love，2003)。

本文并不否認目的地發掘自身特色、創造良好的環境、提供優質的服務等是會議選址決策和與會者做出參會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Co和Govers，1999)。但是此外是否還有更基本的要素導致會議 產業的集聚?

通過ICCA 2007年的會議城市排名發現，國際上排名靠前的會議城市在城市特色上具有兩個重要的基本特點：(1)政治或經濟中心城市；(2)旅游資源豐富。中國會議城市的排名也顯示了同樣的特征。旅游與會議的關系已經受到學者的關注，并已經有很多研究通過實證分析，證明目的地的旅游資源豐富程度是協會組織選擇會議地址以及個人做出與會決策的影響因素之一(Fenich，1998)。然而，對于另外一個特點，即為什么政治或經濟中心城市更容易產生會議產業集聚?僅僅從旅游學的角度，通過研究會議選址過程以及采用調查表進行調研分析的方法很難得到可靠的結論。

本研究借鑒了經濟學中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的分析框架，運用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研究導致會議產業集聚的因素。在傳統的經濟地理理論里，產業集聚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區域之間經濟地理因素的差異，例如，自然資源豐富的地方以及大港口附近通常會成為產業集聚的中心地區。對于會展產業而言，經濟比較開放的地區，經濟文化活動相對頻繁，市場信息交流平臺的影響力比較廣，會展業的確得到較快的發展優勢。但是，對于造成會展產業集聚的其他因素，經濟地理并沒有給出解釋。本研究進而將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方法引入對會展產業集聚現象的研究。在肯定經濟地理因素會對地區會展產業初始的集聚產生影響的前提下，新經濟地理的因素通過收益遞增的影響對產業集聚具有增強效果。在指標設計上，本研究引入了城市級別(直轄市與非直轄市)和城市區位(沿海城市與非沿海城市)兩個指標反映經濟地理因素的影響；引入第三產業比重、城市化水平、城市交通狀況、地區消費者需求、信息傳播等因素衡量新經濟地理因素對會議產業集聚的影響；此外還引入了對外開放程度指標分析經濟政策的影響作用。通過對10個會議中心城市的實證檢驗得出會議產業集聚的影響因素。

3 數據來源

在樣本數據選擇上，本文選取10個城市作為分析對象，采集了近5年各城市面板數據，對導致會議產業集聚的相關因素進行了分析和檢驗，為會議產業集聚要素的研究提供了來自中國的證據。

所選取的10個城市分別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成都、重慶、青島、大連、天津。在這10個城市中，既包括直轄市(北京、上海、重慶、天津)、省會城市(杭州、成都、廣州)，也包括區域經濟中心城市(深圳、青島、大連)；既包括沿海城市(青島、大連、天津等)，也包括內陸城市(成都、重慶等)，因此，具備一定的代表性。由于統計數據限制，本研究選取了上述城市2001―2005年的面板數據。研究數據主要來自《中國會展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旅游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和各地區的統計年鑒。盡管由于中國會議產業發展時間不長，對于會議產業的統計和調研比較有限，因此在計量分析上本研究只能選用5年的數據，但不可否認本研究的結論對于深入研究會議產業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從而不斷創造有利于會議產業發展的產業環境，實現會議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4 研究方法

通過回顧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對于產業集聚的研究理論和會議中心城市聚集的影響因素，可以根據面板數據的特征，將會議中心的城市集聚因素分析的計量模型設為如下形式：

Yit=α0 +α01X1i+α2X2i,t-1+α3X3i,t-i+εit　(1)

其中，Yit表示的是各年各個地區會議產業年收入，這是度量會議中心城市集聚的變量。為了便于計量，本研究采用了某地區會議產業年收入與 10個城市的年收入均值之比。一個地區的會議產業收入份額上升了，就說明在這個地方發生了會議產業的集聚。由于中國統計數據的不完整，對于Yit不統一的數據本研究采取了標準化處理。X1表示經濟地理因素的向量，X2表示新經濟地理因素的向量，X3表示經濟政策因素的向量。對于隨著時間變化的經濟地理因素和經濟政策因素，本研究對相應變量作了滯后一期的處理，使這些解釋變量成為被解釋變量被觀察到之前已經被決定的變量，以減少模型的聯立性偏誤。其他希臘字母表示常數項、變量的系數和殘差。

X1――經濟地理因素變量

本研究選取了“沿海地區”和“直轄市”兩個啞變量作為經濟地理因素變量。

(1)沿海地區啞變量(coast)

絕大多數研究中國地區差異的文獻都使用了沿海或內地的虛擬變量，由于無論是地理和歷史條件還是改革開放后的政策傾向都有利于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而中部和西部的差異則并不特別顯著，但另一方面會議產業對城市經濟發達的要求并非絕對，因此，本研究預期沿海地區的虛擬變量對于會展業向沿海地區集聚有正的影響。

(2)直轄市啞變量(city)

中國4大直轄市(北京、上海、重慶、天津)的功能與一般的省區相比有明顯的不同，它們更多地承擔著政治中心、航運中心或者服務業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經濟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會吸引會議產業的進入，所以本研究估計這一變量的影響是正的、

X2――新經濟地理因素變量

選取了5個新經濟地理因素變量，分別如下：

(3)第三產業比重(service industry)

會議產業需要住宿、餐飲、娛樂等相關產業的配套和支持，同時也拉動這些產業部門的發展。本研究采用了第三產業GDP占當地GDP比重與10個城市歷年第三產業比重的加權平均數的比值，衡量會議產業外部性。

(4)城市化水平(urban)

考察城市化因素對會議中心城市形成集聚的影響。本研究采用了非農人口比重與全國均值之比宋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化水平，并取其與各年10個城市均值之比作為一個地區的相對城市化水平。

(5)城市交通狀況(road)

考察城市交通因素對于會議中心城市形成集聚的相關性。本研究用城市人均道路面積與10個城市均值之比來代表相對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

(6)人均GDP(pergdp)

本研究使用人均GDP對數值與各年10個城市的均值之比來度量一個地區消費者的相對購買力，從而衡量一個地區的經濟發達水平和市場規模。

(7)信息傳播能力(internet)

本研究使用該城市當年互聯網用戶人數占總人口的比重與10個城市的均值之比來度量該城市的信息傳播能力水平。

X3――經濟政策因素變量

篇9

一、美國發展“新經濟”的方式

對“新經濟”的認識，眾說不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1999年6月29日，克林頓回顧上任以來的經濟成就時講，“我的確對“新經濟”充滿信心”。他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說，“新經濟”就是知識經濟，是以現代高新技術經濟為基礎的知識密集型經濟。美國《商業周刊》文章指出，“新經濟”是一種面向全球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是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市場為基礎的經濟。而美國進步政策研究所將“新經濟”定義為：“新經濟”是以知識和思想為基礎的經濟。《2001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對“新經濟”定義為：“新經濟”是指“由技術、商業實踐和經濟政策的良性互動而產生的巨大的經濟績效，其具體表現為快速的經濟增長和收入提高、低失業率、適度通貨膨脹”。美國加州大學教授保羅?羅默指出，在“新經濟”中，生產要素包括資本、非技術勞動力、人力資本（主要按受教育的時間長短來衡量），新思想（主要按專利權數量衡量）。其中，最根本的經濟資源不再是資本或自然資源，也不再是勞動力，而是知識。還有學者認為，“新經濟”的社會是以知識為主的社會，其領導者為知識工作者，即知識經理人，創造財富活動的核心是知識創新。

綜合各家觀點，筆者認為：“新經濟”是信息技術革命對傳統（舊）經濟進行全面改造后出現的一種新形態的經濟，這種經濟賴以建立的物質技術基礎是以計算機和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體系，這是它與舊經濟最大的區別。其中，舊經濟是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等傳統的經濟形態。

“新經濟”的發展方式主要是信息化與全球化。目前，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正在進入非工業化軌道。發達國家或發達地區的工業部門逐步向服務業或知識產業轉移、向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轉移的過程就是“新經濟”的產生和發展過程。這一過程是隨著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第二次現代化的產生而發展起來的。

（一）信息化：美國發展“新經濟”的方式之一

“新經濟”之所以“新”，源于推動其產生與發展的原動力――信息、使技術革命具有全新的革命意義。同以往的任何一次技術革命不同，信息技術革命改變的不是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方式。雖然其影響所及必然導致人類對自然資源利用率的提高，但它是通過改變人類信息的傳輸、儲存方式來實現的。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不僅是人類信息的傳輸與儲存方式的革命，對人類的經濟和社會的組織方式也提出了創新的要求，電子商務、信息高速公路，這些信息時代的產物，正在全方位地影響著人類的生產和生活。今天，信息時代剛剛來臨，信息技術革命對人類的影響也才剛剛露出端倪，“新經濟”剛剛露出曙光，不久的將來，一個更新、更美、更快的信息世界必會展現在人們的面前。

“新經濟”的信息化本質還體現于高科技的信息化及由此帶動的一系列其它領域的創新。“新經濟”的出現源于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科技的發展，它促進了信息產業等一批高新技術產業的形成。與普通技術相比，高科技的信息化具有許多新的特點：高效益、高智力、高投入、高競爭、高風險、高滲透性和高融合。高科技作用于人類經濟生活的最重要方式就是產業化，目前高科技產業化已成為“新經濟”時代的最明顯的特征之一。

（二）全球化：美國發展“新經濟”的方式之二

“新經濟”是人類經濟發展史中前所未有的科技型、創新型和全球型經濟。促成“新經濟”出現的現實環境是全球經濟一體化。信息技術革命的推進，“新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

美國是最大的貿易逆差國，但又是最大的資本順差國。

――1999年貿易逆差為2675億美元，資本順差3782億美元

1995~1997年流入美國的國外凈資本為5781億美元.。

――其中：西歐3803億美元，亞洲1912億美元，拉美66億美元

1998年度外國人購買美國國債、公司債及股票等長期證凈額

――合計為：2220億美元，累計總額為：66000億美元。

美國新經濟的主打產品是軟件等第三產業的名牌產品，包括Windows、Intel 芯片、MPEG芯片、好萊塢大片、Coca-cola 品牌等。

由于美國擁有良好的科技基礎設施和科研設備

――大量高技術人才流入美國，降低美國產品的研發成本，提高了產品的競爭力。

“零售大王”沃爾瑪就是美國信息化和全球化方式發展“新經濟”的一面旗幟。

據美國《財富》雜志公布，2005年度財富500強排名第一的沃爾瑪已經連續第四年位居榜首。沃爾瑪2004年營業收入為2881.89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了11%。沃爾瑪的經營效率早已是行業的標桿：配送成本占銷售額2%，是競爭對手的50%；90%以上商品集中配送，而競爭對手只有50%是集中配送；每家店每天送1次貨，而競爭對手每5天1次 。

沃爾瑪4年蟬聯世界500強第一的“新經濟”本質因素在于：

第一，沃爾瑪是全球第一個發射物流通信衛星的企業。19世紀80年代與休斯公司合作發射物流通訊衛星。其使得沃爾瑪產生了跳躍性的發展，很快就超過了美國零售業的龍頭――凱瑪特和西爾斯。

第二，沃爾瑪建立了全球第一個物流數據的處理中心。1983年采用POS機（Point Of Sale），即銷售始點數據系統。1985年建立EDI，即電子數據交換系統，進行無紙化作業，所有信息全部在電腦上運作。并在全球第一個實現集團內部24小時計算機物流網絡化監控，使采購庫存、訂貨、配送和銷售一體化。

第三，沃爾瑪是第一個采用全球定位系統對所有車輛進行定位的企業。在任何時候，調度中心都可以知道這些車輛在什么地方，離商店有多遠，還需要多長時間才能運到商店，控制能夠精確到小時。

二、美國發展“新經濟”的經驗

自1991年3月美國經濟走出衰退期以來，已經保持10年的持續增長。美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通貨膨脹率、失業率和財政赤字都控制在較低水平，呈現出近幾十年來少有的良好運行態勢。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促進了勞動生產率快速提升。經濟學家Robert H.McGuckin和 Kevin J. Stiroh所做的一項對比研究發現：在20世紀90年代，密集使用計算機的5個制造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遠遠快于其他16個部門。特別是在1996年以后，伴隨著信息技術的普及，美國勞動生產率增長幅度更是達到了戰后的最高峰。1996~2001年，非農業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年平均提高2.4%。就90年代而言，美國勞動生產率年平均增長保持在2%，高于80年代的1.4%。2002年和2003年該項數據分別達到了4.3%和4.5%。

以微軟公司為代表的信息產業的勃興是美國“新經濟”的標志。微軟總裁比爾?蓋茨已連續幾年位居世界首富，90年代后期其平均每周資產增加4億美元。微軟的主要產品就是軟盤及其知識，正是這些知識的廣泛應用打開了計算機世界的大門。據估計，微軟公司的資產已超過美國三大汽車公司產值的總和，它們對世界經濟的貢獻不亞于名列前茅的500家世界大公司。微軟與思科、英特爾、太陽、甲骨文等五家IT公司占據了納斯達克市場80％以上的市值，而其他2000余家企業總和也不超過20％。

“新經濟”之所以首先出現于美國，筆者認為，主要有如下經驗：

(一)觀念領先

在美國，創新觀念早已深入人心。人人以能夠獨樹一幟、充分表現自己而自豪，新思想、新理論、新技術層出不窮。美國在知識產權法規制訂方面和執行方面的嚴格程度是有目共睹的。美國政府、國會和普通民眾，都對“新經濟”持歡迎態度，都對其革命性意義予以充分肯定。比如，美國政府在全世界率先建設“信息高速公路”，使上世紀80年代處于競爭劣勢的美國，在90年代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明星。

(二)R&D投入大

“新經濟”以知識為主要生產要素，R&D是關鍵。R&D本質上就是知識的生產過程。經濟學家們統計，若企業的R&D經費支出與銷售收入的比例低于3%，企業就沒有競爭力，大企業應在5%以上，著名企業在10%以上，尤其是高科技企業的比重更要高得多。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制造業企業R&D投入的這一指標為4.0%左右。而多年來，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這一比例一直在0.7%以下徘徊。同期，美國高科技企業R&D投入占銷售收入比重一般都在20%左右，而我國高科技企業R&D投入占銷售收入比重僅在2%左右。

(三)企業激勵機制創新

美國整個高科技產業時尚造就一批百萬富豪的“玩命工作、閃電致富”的激勵機制。企業實行多種就業報酬模式。長期以來，在以微軟模式為代表的高科技企業中，股票期權以其巨大的潛在利益，一直被視為激勵年輕技術人才的最佳手段。1994年政府負責社會保險事務的特別委員會還提出了一系列建議以推行類似于401（K）計劃和個人退休帳戶計劃的全民退休儲蓄計劃。許多公司把其雇員的養老金計劃從由公司確定的收益計劃改為由自身控制的、由貢獻確定的計劃。

(四)放松管制，強化市場功能

美國全國范圍內的放松管制始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福特政府，盛行于里根政府，延續和強化于克林頓執政時期。如先后放松對鐵路、卡車、航空運輸、鋼鐵工業大氣污染達標，國產原油價格、利率、銀行業和農業等方面的規制。近10年影響最大的是1996年修改通信法和通過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放松管制的目標是取消或降低產業進入和退出壁壘、強化市場功能，以利于競爭、消除部門壟斷。

(五)高度發達的勞動力市場

美國本來就是個高度流動的社會，勞動力市場具有高彈性。美國平均每個人一生要換近10個工作單位或職業崗位。美國的就業市場全球化，川流不息的高技能和低技能移民填補了勞動力的短缺。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調查，1997年，美國21％的化學工程師和20％的計算機專家是在外國出生的。據近幾年美國勞工統計局的相關統計數據，移民現在占美國勞動力的12%，是70年代以來最高水平。1999年美國有1570萬外國出身的勞工，比三年前高17%。

(六)高效的風險投資

風險資本是“新經濟”時代有關新企業融資的一個重要制度安排。在美國的“新經濟”發展中，風險資本融資的企業相對于其他企業成長得更快。由于“新經濟”企業比“老經濟”企業預期回報高，但不確定性大，其高增長的預期使企業急需外部融資。而風險資本是為“新經濟”中的新企業量身定做的融資形式，有限合伙制能夠較好地處理新生企業知識產品的生產和轉化過程中的信息和激勵問題。此外，風險資本的管理者是金融、技術和經營方面的專家，直接參與被融資企業的管理，極大地緩和了創業中信息不對稱的局面，還能幫助企業達到上市標準，為自身提供了退出機制。

美國和德國作為市場主導和銀行主導兩端的典型國家，風險投資的表現截然不同。對比美國，德國的全能銀行是風險資本的替代品，其風險投資表現較差。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大部分產業基金投向了高科技企業，而德國僅少部分；到21世紀初，德國的許多基金投入IT業，甚至超過了美國的比例，但德國風險投資的績效還是較差。因為德國的風險資本在風險控制方面相對缺少專業性，欠發達的證券市場尚不能提供一個有效的退出機制。

三、結束語

篇10

【關鍵詞】農業；經濟增長；基本理論；政策建議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發展水平關系到國民經濟的發展，關系到社會運行的穩定。國家歷來重視農業問題，先后出臺并實施了一系列相關政策來扶持農業的發展。但與此同時，對農業經濟增長的知識認知局限以及許多隱患和問題仍然制約著我國農業經濟進一步的高效增長。由此可見，完善農業經濟增長理論與加強政策建議對保證我國農業經濟高速持續增長具有重要意義。

1 農業經濟增長的定義

經濟增長有兩種不同的定義：一是在某個相當長的時間范圍內，一個國家或地區所能持續生產的全部產品和勞務總量，即實際總產出的持續增加；二是按人口計算的人均實際產出的持續增長，這兩種定義是相互聯系的。農業經濟增長的定義從不同角度出發，其表述也不同：從投入產出關系角度看，它是指一個國家或單位一定時期內產出與投入比的增長；從總量角度看，它是指一個國家或單位一定時期內農業生產的全部產品總量的增長；從總產值角度看，它是指一個國家或單位一定時期內農業總產值的增加，是農產品的價值表現。

2 農業經濟增長理論

2.1 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經濟增長取決于以下兩個因素：資本積累率和資本使用率的高低。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是從資本要素供給方面來分析經濟增長問題的，此理論的一大缺陷在于它假定資本投入量和勞動力數量比例不變，并且把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等因素視為外生變量。

2.2 新古典增長理論

新古典增長理論中，儲蓄與投資是等價的，投資全部來自儲蓄，投資的收益率是遞減的；技術為外生的，技術因素的規模收益不變，勞動要素是同質的；勞動和資本可以相互代替，資本的增加促進產出的增加，可以通過調整勞動和資本的比例來調節資本/產出比率，最大程度實現經濟增長。但是，該模型沒有引入投資預期因素，回避了理論上的經濟增長率與實際經濟增長率之間的不等性問題，從而得出經濟穩定增長的結論。

2.3 新經濟增長理論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收益遞增與長期增長”和“論經濟發展的機制”為標志，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新經濟增長理論。新經濟增長理論確立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政府研究總結出一套經濟政策能夠維持并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方法；該理論認為特殊的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積累可以使規模收益遞增，最終使總規模收益遞增，這就找到了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與動力；新增長理論還指出了“邊干邊學”以及知識積累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廠商可以從自己的投資活動中學到很多東西，增加經驗和知識的積累。

3 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與政策建議

3.1 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

我國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很多，各個影響因素的綜合作用促進了我國農業經濟的增長，這些因素具體來說有農業科技進步、政府支農政策、農村金融發展、物質投入、人力資本投資等。氣象災害因素對我國農業經濟增長影響比較大，其中尤其旱災、洪澇災對我國農業經濟增長影響顯著，冷凍災、風雹災對農業經濟增長也有一定影響。另外，各個影響因素之間也還存在著相互制約的關系。

3.2 促進農業經濟增長的政策建議

3.2.1 加快農村金融發展，提高農村金融服務水平

央行可實行較為寬松的貸款政策，對向農戶貸款并建立長期合作的金融機構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確保農業貸款數量持續穩定增加；多渠道的引入農業資金，增加農村資金供給量和投放量，促進農業經濟增長。

3.2.2 培養一大批農村實用人才，提高人力資源素質

在人力資源方面，重點是提高農民應用技能和科技水平。大力培養黨員、村干部等農村帶頭人；大力培養養殖戶、種植戶等農村生產型人才；對農村中學生提供免費培訓，對農村大學生回鄉創業給予補助和貸款補貼。

3.2.3 加快農業機械化

充分發揮農業機械化作業具有的規模化和節約成本的優勢，不斷拓展農機作業新領域，提升農機服務水平，充分發揮農業機械化作業在農業經濟增長中的促進作用。

3.2.4 充分發揮財政支農政策對農業經濟增長的作用

國家應該建立資金支出責任追究制度，對資金支出的流失現象追究責任到個人；加大對農業扶持力度，做到對農業直接補貼、補貼到位；另外，還應加強對資金使用的檢查力度，規范資金的使用行為。

3.2.5 對氣象災害要預防和治理相結合

對氣象災害進行動態觀測和預警，同時引進外國先進的技術和先進的經驗，定期對最新的氣候問題進行探討。由于氣象災害不能夠完全準確的預測，這就要求政府建立一套相應的應急預案，一旦氣象災害發生便能在最短時間內做出反應，將損失減少到最低。

3.2.6 發展和完善農業科技創新體系

打破部門區域學科的限制，促進資源的充分流通，有效的整合科技資源以達到最大效用。高校在農業科學研究方面應注重解決實際問題，改善重成果輕應用、重數量輕質量的不良情況，加大對高新技術企業的扶持力度，鼓勵企業自主創新，促進農業科學技術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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