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的特點和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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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發展的階段性特點

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理論發展的產物，其自身的發展及其與財政政策理論的相互關系，都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濟理論特點緊密聯系，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目前，一般認為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一）經典經濟理論。

經典的經濟學理論總體上看沒有明確涉及經濟增長的論述，也沒有涉及相關財政政策的論述。經典經濟理論在供給與需求關系方面采用薩伊的供給創造需求理論，認為市場會自動均衡，強調市場自由，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經典經濟學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問題作了許多分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生產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提出：“生產逐年擴大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產的資本不斷增長；第二，由于資本使用的效率不斷提高，在再生產和積累期內，小的改良日積月累，最終就是生產的整個規模完全改觀。這是進行著改良的積累，生產力日積月累地發展。”強調了生產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他還分析了公共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礎設施是“為資本提供資本的資本”。亞當。斯密在他所著《國富論》中分析了一國財富增加的途徑，認為只有通過經濟增長才能實現財富的增加。亞當·斯密提出，社會財富的增加意味著人均國民產值的提高表現出來的個人財富的增加。在如何實現國民財富增加的途徑問題上，他強調了資本積累和資本的正確配置，這實際上強調了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關于資本的內涵，亞當·斯密認為不僅包括機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還包括“社會上一切人所學到的有用才能，這種才能對個人和個人所屬的社會都是財產的一部分。”這實際上隱含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關于人力資本的思想。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實現經濟增長的思想，并強調了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的動力作用，認為如果沒有投資產生的資本積累，經濟就不可能增長，增長過程就會停止。總之，經典經濟理論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已經有重要論述，但沒有形成經濟增長理論，也沒有提出財政政策問題，因此沒有經濟增長與財政政策關系的論述。這時對財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從利益和政治的角度進行。

（二）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

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在宏觀經濟分析和財政政策理論方面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被認為是使宏觀經濟理論成為了系統性的理論，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一套財政政策理論。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是應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背景而產生的，強調市場失靈，主張發揮政府在經濟總量調控中的作用，認為政府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干預經濟。該經濟理論從總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為核心，構建投資儲蓄曲線（1s曲線）和貨幣供求曲線 （lm曲線）分析模型（is-lm模型），進行了一系列總量分析。在財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財政政策和宏觀調控的目標主要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保持物價穩定等：分析了財政收支規模變化對國民收入的影響，從而對財政支出、稅收等財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條件進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機抉擇等應用理論，其中許多結論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仍在運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運用凱恩斯經濟理論進行財政政策分析時，必須考慮政策產生作用的條件。比如投資（政府支出）的乘數原理成立的條件就包括了5個方面：一是在投資中沒有引進進口的產品和服務；二是經濟中有足夠的閑置生產能力、勞動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資源；三是總產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變；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費的比例不變；五是居民消費構成沒有變化。當這些條件不能同時滿足時，投資的乘數原理就不能成立，這些條件實際上是短期性的具體表現。總體看，凱思斯經濟理論是從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經濟波動問題，沒有對經濟保持長期、持續增長的動力機制進行分析，所提出的財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條件下產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經濟理論。

新古典經濟理論是在凱恩斯經濟理論面對資本主義經濟中出現“滯脹”而束手無策的背景下，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展起來的，也稱為理性預期學派，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起點和標志。該理論有三個重要特征。一是理論的前提條件。立足于長期分析，認為在長期中在競爭性領域市場機制總體上就是完備的（即所謂市場出清），信息總是對稱的，經濟總體能夠運用對稱的信息對經濟變量做出正確的預期，即理性預期。這樣的前提假設與經典經濟理論關于市場本身是完備的觀點相同，因此也被稱為新古典經濟理論。二是該理論的前提假設導致了政府干預經濟無效，即財政政策無效甚至有害的結論，因此該理論唯一的政策建議就是政府不要干預經濟。三是該理論使經濟學研究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分析，并且將經濟學研究方法和工具進行了重大改進，構造出許多數學邏輯嚴謹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因此，普遍認為雖然由于該理論認為財政經濟政策無效而在政策建議中無所作為，但卻在發展宏觀經濟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是20世紀60年代與新古典經濟理論相同時期發展的經濟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主要不同，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進行診斷并提出政策建議。該理論的特點，一是在研究對象方面，不僅研究經濟增長（即gdp的增長率），而且注重相關的社會問題、生存環境問題等，即所謂發展問題。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較綜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為主，用一些簡單的數學模型或圖形進行解釋，重點放在提出政策建議等方面。發展經濟學理論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觀點和建議，例如邁克爾·托達羅（michael p. todaro）提出了發展的新經濟觀點，他認為，發展必須包括經濟加速增長、縮小不平等狀況和消滅絕對貧困，也包括社會結構、民眾態度和國家制度的重要變化的多方面過程。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核心價值：生存、自尊、從奴役中解放出來。此外，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目標，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數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擴大對個人和國家可得的經濟和社會選擇范圍。西蒙。庫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197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定義，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位為給它的居民提供種類日益增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之相應的調整的舉措上的”，此外，他還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六個特征。保羅·羅森斯坦-羅丹（paul n.resenstein-rodan）強調了社會基礎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機會的話，用于一個發展項目的資源就必須有一個最低限度水平。啟動一個國家進入自我持續增長，頗有點像讓一架飛機起飛。在飛機起飛之前，有一個超越的地面臨界速度……”，此外，他還指出了起飛所需的基礎設施資本形態、投資所需的儲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岡納·米爾達爾（gurmar myrdal，1974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應”和“擴散效應”。所謂的“回波效應”是指經濟活動正在擴張的地點和地區將會從其他地區吸引凈人口流入、資本流入和貿易活動，從而加快自身發展，并使其周邊地區發展速度降低；而“擴散效應”是指所有位于經濟擴張中心的周圍地區，都會隨著與擴張中心地區的基礎設施的改善等情況，從中心地區獲得資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進本地區的發展，逐步趕上中心地區。

目前，發展經濟學的許多前沿問題仍然很受人們關注，如農業中的制度與技術變遷問題、食物（糧食）保障問題、外部（貿易投資、外匯）沖擊下的宏觀經濟問題、經濟發展與勞務問題、發展中國家工業成功的解釋等。

（五）新經濟增長理論。

新經濟增長理論是宏觀經濟學最前沿的理論，該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研究。該理論在對經濟環境的前提設定方面與新古典理論相同，包括市場出清、信息對稱和理性預期等，該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邊際收益遞減的假設，認為在特定的條件下產出和資本積累都具有正反饋效應，經濟增長率是內生于經濟系統的，因此，經濟能夠實現長期持續的增長。該理論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再次肯定了宏觀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并從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機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門特別是市場經濟國家政府部門的普遍重視。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的財政政策

以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增長理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理論基礎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這里結合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內容，具體分析財政政策理論基礎的變化。

（一）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來源于對長期經濟增長的核算結果，包括對多國從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經濟增長核算和從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經濟增長核算，結果發現僅有40%到70%不等的產出增長率來源于資本生產要素和勞動生產要素的投入。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框架。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體現了宏觀經濟理論向使用完備工具發展的趨勢，與此前的經濟理論形成明顯不同。其基本條件假設包括長期中競爭完備的市場、信息對稱以及經濟實體的理性預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一是從微觀機制入手分析宏觀經濟問題，注重宏觀經濟現象的微觀基礎。二是進行動態的數量分析，普遍采取構建數量經濟模型的方法進行研究，注重經濟分析的邏輯嚴密性和實證性。三是注重用數據檢驗理論推導結論的正確性。經濟增長理論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經濟活動的目標是追求由消費（或消費為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費和生產行為受到預算約束的限制，或者說受到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標和約束條件之間找到最優的消費增長規律、最優的資本積累規律以及最優的經濟增長規律；在這個框架下，通過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財政政策、生產技術、人力資本等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這個框架即所謂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理論模型。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特點是對所研究的所有問題，都通過構建數量經濟模型進行分析，針對不同經濟問題，結合不同條件，構建了大量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以下介紹的是其典型的并與財政政策密切相關的模型及其經濟含義（各模型數學表達式略，可參見文后所列參考文獻）。

1.哈羅德一多馬模型。

這是凱恩斯經濟理論后期出現的模型，雖然嚴格地說還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模型，但卻是第一個出現的動態增長模型。該模型在微觀機制上假定企業的生產按照里昂惕夫生產函數進行，即資本（k）和勞動（l）不能相互替代，產出由資本或勞動中投入少的量決定（即所謂“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邊決定），宏觀上采用凱恩斯的需求決定原理，即儲蓄全部用于投資，不考慮折舊，總產出中用于儲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勞動力是自然增長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推導出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條件是總產出、消費、生產資本存量和投資都要同比率增長，保持齊步走，其中任何一項產生波動，經濟會立即失去平衡，這樣的均衡增長被稱為“刀鋒上的均衡增長”，很難達到。為此，人們認為此模型不宜用來解釋和分析經濟增長實踐，或者說以需求分析為核心的短期波動理論無法分析解釋如何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問題。

2.索洛模型。

這是新古典經濟理論最典型的經濟增長模型，通常稱為新古典增長模型。該模型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滯脹”的情況下，重新強調依靠市場本身的作用推動經濟增長，但與經典經濟理論相比較，對市場的環境條件作了更為全面的假設。新古典增長模型假定市場機制是競爭性的、完備的，信息是對稱的，經濟主體的行為是理性的。按此假設，市場經濟國家在國內普遍重視保持自由，競爭（防止壟斷），強調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職能主要在公共領域發揮作用。

在設定的條件下，新古典增長模型建立的微觀經濟機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標，但受到家庭資產積累速度的預算限制；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但受到人均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無論是資產積累還是資本積累，都服從邊際遞減的規律。在宏觀經濟中，家庭向企業按特定價格提供勞動力和資本（儲蓄），獲得工資和利息向企業購買產品進行消費，企業按特定價格使用勞動力和資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費，并由此構造了人均資本積累等于人均投資減去折舊和新增人口的單位消耗的“人均資本積累方程”，并由此推導出結論，即在邊際產出遞減的情況下，宏觀經濟的穩定狀態是經濟增長率等于零，新增投資正好與折舊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經濟增長率終將趨于零，停止增長，實踐中經濟之所以還在增長，是因為人們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與產出、資本積累等都無關的）技術進步導致的。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由此項理論推導的結果得出了一系列經濟分析結論并解釋了人們觀察到的絕大部分經濟現象。主要結論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絕對收斂。即不同的經濟體人均資本（產出、消費）越低的，增長率應當越高，最終人均實際gdp將趨于一致。按此結論，窮國的人均實際gdp增長應當比富國更快，并最終趕上富國，即實現趕超。但通過對118個國家從196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表明，不僅沒有實現趕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趨勢。因此不同質的經濟實際上否定了絕對收斂結論。但是，對最初的20個oecd國家從198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發現，窮國的人均實際gdp確實增長的更快，明顯存在趨于一致的趨勢，因此比較同質的經濟集團，存在一定程度的絕對收斂趨勢，趕超較為容易。對美國各州從1880年到1990年的數據檢驗發現，較窮的州的長期人均實際gdp趨勢高于較富的州，實現了趕超，并趨于一致，表明同質的經濟確實存在絕對收斂。

二是相對收斂。即一個經濟體（一國）距離其自身經濟的穩定狀態越遠，其增長就越快，也就是從長期來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經濟體存在一個自身的穩定狀態，經濟如果離此穩定狀態較遠，就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但隨著趨近此穩定狀態，增長速度也會逐漸變慢。同時，不同的經濟體具有人均實際gdp不同的穩定狀態，因此在一定的條件下，窮國可能永遠趕不上富國。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似乎解釋了經濟增長方面的絕大部分現象，但卻不能解釋為什么發達國家的經濟并未停止增長，而且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發達國家經濟還實現了新的較快增長。此外，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認為技術進步是外生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等結論，也明顯與經濟增長的實踐不符，因此產生了新經濟增長理論，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釋。

3.區域經濟模型。

這是一個分析存在貧富差距的兩個地區如何實現公平與效率平衡的模型，構建于20世紀60年代。此模型雖然是一個靜態模型，并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模型，但卻有利于分析不同發達程度地區的均衡增長問題。該模型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不能互相替代的生產函數（里昂惕夫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很低）確定的，則兩地區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徑是使富裕地區的人均收入降至貧窮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過共同貧窮來實現公平。

二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能夠相互替代的生產函數（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水平較高）確定的，則兩個地區實現總體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兩個地區人均收入水平相等 （公平）的途徑，既可以通過勞動力的轉移實現，也可以通過資本的移動實現。并且認為從短期看，移動勞動力比移動資本的總體成本更低。

4.線性生產技術模型。

此模型是新經濟增長理論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羅等人1990年構建。該模型與整個新經濟增長理論體系一樣是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最重要的突破是從宏觀經濟的微觀生產機制上否定了邊際產出遞減的假設，認為產出的增長帶來知識、技術等方面的提高，并將這些內容作為資本積累的內容構建模型（即內生化構建內生增長模型，也稱ak模型），以此為基礎分析宏觀經濟問題。線性生產技術模型的結論是，人均資本的積累如果包含人力資本積累，則產出就與資本積累成正比例關系，按此關系，只要將產出用于保持人均資本積累和人均消費的合適比例，宏觀經濟就能實現長期穩定增長。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將用于資本積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資本投資，就能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5.生產型知識資本模型。

此模型也稱為邊干邊學模型，由羅默于1986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該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認為社會總資本（k）在積累增加的同時，由于專利等封閉手段不可能對技術長期封鎖或保密，因此在長期中會增加全社會生產經驗，所有的單個勞動力（11）在不斷的生產投入中，通過教育、培訓等都具備了新的知識和經驗，從而提高了勞動者的整體效率，使得單個企業的邊際產出不僅不遞減，而且會保持穩定增長，從而在宏觀經濟上使人均實際 gdp增長率保持穩定或不斷提高。該模型比較具體地分析了生產知識和經驗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機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一是政府和企業都要重視生產經驗和知識對長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注重加強研發、不斷創新，獲得社會整體技術進步的外溢效應，提高社會生產的知識和經驗；二是發展中國家在引進資本的同時，要特別注重引進相關技術和消化吸收相關技術 （有關分析認為，當年亞洲四小龍的高增長率與其在引進資本投資過程中消化吸收先進生產技術密切相關，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這方面的不足并未實現同樣的增長）；三是政府應當通過制定行業技術標準等手段進行干預，提高相關行業乃至全社會生產技術標準，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6.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羅和巴羅在1990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產性公共資本對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動力作用機制，是新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能夠發揮何種作用以及如何運用財政政策的一個理論分析。該模型在分析生產性公共資本 （如交通、通訊、城市公共設施、教育等能夠直接服務于生產的公共服務）性質的基礎上，將生產性公共資本的外溢性納入微觀生產機制，通過理論推導得出的結論是，政府通過征稅用于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并將公共資本無償或低價格提供于社會生產，就能夠提高企業的邊際產出和邊際利潤，防止邊際產出遞減，從而提高長期人均實際gdp增長率。該模型還推導出了最優經濟增長率與最優稅率的關系。該模型的實踐意義十分重要：一是生產性公共資本的適當規模對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稅收的比重應當適當，過低或過高都不能使長期經濟增長率達到最優，在其他條件不變時，最優稅收比重（稅率）應當與勞動力的產出彈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勞動力的投入就能夠提高經濟增長率，因此勞動力充裕的國家應當更加重視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

7.一般擁擠性基礎設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基礎上（該模型假定生產性公共資本是純公共性的）進一步考慮了生產性公共資本具有一般擁擠性（如道路擁擠會提高運輸的時間成本等）的情況下，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是：一般擁擠性的生產性公共資本能夠阻緩增長率的降低，從而提高長期增長率；生產資本的積累終將導致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擁擠，擁擠度越大，長期經濟增長率的衰減速度越快，生產性公共資本為純公共性時，存在一個穩定的經濟增長率；存在一個與擁擠度相適應的最優稅率，并認為由于環境、資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的作用。模型的經濟意義除與前一模型類似的外，還包括：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投資建設應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稅融資應當保持最優比率，應當保護性地開發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資源，注重環境保護，特別是要重視國家總體的環境保護。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特別是新經濟增長理論還對財政管理體制、各類稅收制度、政府債務、社會保障政策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構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長模型，如貧困陷阱模型、小國開放經濟模型、多級政府轉移支付模型、技術變遷模型、人口遷移模型、生育選擇模型、勞動閑暇選擇模型、具有政府債務約束的經濟增長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變種，在此僅介紹了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的新特點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機制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許多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中得到運用。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在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為更加深刻理解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和精神實質，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努力完成新時期財稅改革的主要任務和措施，應當重視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及其對財政政策影響的參考和借鑒價值。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影響下的財政政策新特點值得關注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1.財政政策實施范圍的綜合性。在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影響下，財政政策由過去調節經濟總量為重點轉為涵蓋涉及社會和經濟領域的所有公共性問題，主要是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和保障社會的安全穩定這兩大方面。在保障社會安全穩定方面包括國防與安全、社會公平、社會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動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方面包括與貨幣政策的配合、財政本身的可持續性、提供公共品與公共支出、環境保護等方面政策。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方法的影響，財政政策內容也往往是綜合性的，一項具體政策往往是將政策涉及的社會與經濟問題綜合分析，如財政體制、稅收問題、社會保障、勞動力經濟學、教育經濟與人力資本等。同時將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聯系起來分析，甚至專門研究全球問題，也是重要特征。

2.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長期性。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強調有效的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因此在社會生產領域注重技術創新和新增生產資本的技術水平，注重產業結構調整，在社會經濟領域則強調外溢性強的公共資本積累。在此背景下，財政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丁具，從注重總量短期平衡為重點，轉為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為重點。財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注重在加強教育促進人力資本積累、促進技術創新和提高行業技術水平、改善經濟結構、保護環境資源等推動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動力因素方面運用財政政策。對于短期波動問題，只是在十分必要時才運用財政政策進行總量調控。即使有些國家（如美國）在評價赤字政策時，著眼點已非調節短期波動，而是通過促進有效資本積累推動經濟長期增長。因此，總量上穩健的中性的財政政策往往是常態的財政政策。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中的穩定性。宏觀經濟的短期總量調控更多是運用貨幣政策，在此過程中注重財政政策（國債發行、赤字規模等）的穩定性，為貨幣政策提供穩定的運行環境，增加可控性，減少不可控性和風險。比如魯賓（美國財長）在2005年8月在美聯儲舉辦的“格林斯潘時代：對未來的啟示”經濟論壇年會上就說，債券市場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財政政策走勢和未來財政狀況的影響，認為務必奉行穩健的財政政策，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夠發揮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他還強調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必須密切配合。

篇2

世貿組織的最大特點就是為各成員制定國際貿易政策提供了一套法律框架，即WTO規則，用來規范和約束成員的政府行為，以消除或限制各成員政府對跨國（境）貿易的干預。由于WTO規則絕大多數都與政府經濟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有關，幾乎影響到成員方經濟管理的各個層面。因此，入世后受到第一輪沖擊和挑戰的是政府而不是企業。WTO各項原則都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每個成員國政府都必須按市場經濟規律管理經濟，做到政企分開，政府決策和執行透明化，政府管理規范化、法律化。可見，WTO對政府的要求涉及經濟管理和經濟體制方面的根本問題，由此給政府帶來的挑戰也是全方面、深層次的。

  二、我國政府目前的經濟規制有待改革

經過十多年的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中國已不是原來的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國家，計劃的范圍、程序、方法等許多方面均已發生重大變化。1994年以來，根據十四大精神，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中國全面推進了經濟貿易體制的改革，使其與WTO多邊貿易體制的適應性有了進一步增強。可以說，我國政府經濟規制已有較大轉變，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與不足，主要表現如下：

1.經濟法律還不太完善，目前政府經濟管理中無法可依或法律依據不足的現象相當普遍，法律法規內容含糊不清，規定過于籠統，解釋空間過大，造成執法難，隨意性大，存在以部門、地方條規否定國家法律的現象。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依然存在。

2.透明度與政策的可預見性較差。目前還普遍存在政府部門主要以內部文件和規定作為管理依據，政策本身透明度不高，政策執行程序透明度更低。

3.經濟政策統一性、穩定性、連續性不夠，影響中國履行WTO的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義務。如一些部門和地方從自身利益出發，制定某些政策，缺乏統一協調，導致涉外經濟政策相互矛盾、前后不一。中國統一大市場尚不完善，地區封鎖和行業割據時有發生，各自為政、政出多門，影響中央政府統一對外履行承諾的能力。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面臨的是一個新的環境，需要接受世貿組織已經制定好的游戲規則，我們不能擅自改變它，而只能遵守、支持這些規則。入世是推進我國經濟市場化發展的歷史契機，將為我國各方面的改革開放提供新的動力。因此，政府部門只有積極迎接挑戰，在WTO的框架下主動改革，才能確保我國經濟在全球經濟競爭中贏得主動，從而在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中維護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國家經濟安全。

  三、WTO背景下我國政府經濟規制變革的原則性要求

由于WTO規則總體上體現了市場經濟的一般原則，加入WTO對中國政府經濟管理變革提出了某些原則性、方向性要求，這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概括說明：

第一、規范。它表示政府經濟管理職能和行為首先要符合國家法律規定，要求經濟貿易法律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其次，政府經濟規制不得與WTO基本規則和中國承諾的義務相沖突，符合國際通行做法。

第二、統一。為了統一履行對WTO承諾的義務，在涉及WTO多邊規則的領域我們必須保證經濟貿易法律和政策的統一實施，確保地方政府職能與中央的一致性，避免執法和行政過程中的隨意性。WTO補貼與反補貼協議還對各國經濟、貿易、財政、金融、科教、環保、地區和產業政策等提出了廣泛的約束性要求。

第三、效能。政府經濟管理要更新理念，從重審批轉向審批與管理并重、管理與服務并重，要從全面監管轉向以重點監管為主；改運動式、間歇式大檢查大清理為常規的間接監管，顯著提高政府監管水平，改進管理規則，及時發現問題及時個案處理，方便大多數守法企業，嚴厲處罰個別違法違規者。

第四、服務。市場經濟是親商經濟，政府重要職能之一是為企業參與國內外競爭創造良好條件、提供服務。政府經濟管理寓于服務之中，服務又寓于管理之中，特別是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政府公共服務水平是一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方面。按照國際通行做法完善涉外經濟活動的服務體系，是中國更好地利用加入WTO機遇的重要條件。

第五、透明。政府要具有較高的透明度、可預見性和穩定性，特別是在涉外經濟活動中，所有政策法規要在指定媒體上公布，而且要提高制定與執行政策程序的透明度。實行聽證制度，避免立策的隨意性與盲目性，提高政策的穩定性和權威性，建立統一的法律咨詢機構，統一對外解釋法律與政策的具體內涵，保證企業能夠隨時了解政策變動。

  四、WTO背景下我國政府經濟規制改革具體措施建議

從形式上看，中國入世后政府所面臨的挑戰，較多地表現在涉外經濟管理體制上，但進一步分析，則不難發現問題更源于經濟體制本身。或者說，涉外管理的問題只是經濟體制問題在一個特定方面的反映。在中國“入世”的背景下，一方面要加快對不適應世貿規則的涉外體制、法規和政策的調整，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在深化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上付出更大努力。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至關重要，其中的一個基本問題是政府、市場與企業的關系。在新的開放格局下，特別是經過亞洲過金融危機以后，對于政府強力干預扶持部分企業和產業發展的做法，必須持非常謹慎的態度。相比之下，創造一個有效率的市場環境更加重要，更具有基礎意義。因為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立足點是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但比較優勢要轉化為現實的競爭優勢，特別需要有效率的市場環境的支撐。體制轉軌和市場環境不會自然形成，因此，強調市場起作用，并不否認政府起作用，但政府作用的重點和方式應根本性的轉變。政府應當將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發揮作用的基本點明確無誤地放到創造有效率的市場環境上來。

另一方面，不同國家存在很大差異。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仍然處于經濟轉軌過程中。這些特點決定了在現階段政府轉變職能，首先要從對企業的直接干預中抽身，集中精力搞好宏觀調控與市場的“培育”和“完善”。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政府起作用的領域要多一些。顯而易見，此時政府的作用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重要的并不是政府作用的“多少”，而是政府作用的“定位”和政府作用“范圍”的合理性。

在明確政府作用的方向、重點和方式的基礎上，今后一個時期應當選擇若干重要而條件成熟的領域加快推進政府改革。具體而言，我國政府經濟規制改革有以下幾個方面：

  1.轉變政府職能和行為

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是中國加入WTO后履行相應義務和對外承諾的當務之急，也是中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內容。按照“規范、統一、精簡、透明、服務、效能”的原則，建立符合WTO要求的高效的政府經濟管理體系，減少針對中國的貿易摩擦和爭端，同時也為各類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便捷周到的服務；要加速改革政府管理體制，轉變政府職能，減少對經濟活動的行政干預，簡化審批程序，變微觀直接管理為宏觀間接管理，強化服務意識，健全服務功能；在全面清理中國已經頒布的經濟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基礎上，建立健全符合WTO規則的經濟法律體系，強化依法行政的意識，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加強執法的監督檢查工作，充分利用行政復議對執法進行監督；要根據中國加入WTO的新形勢，盡快建立參與WTO多邊貿易體系活動的協調機制和對各國經濟貿易法律政策的評審機制。

  2.改善宏觀經濟管理，妥善應對市場開放和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沖擊

加入WTO以后，中國宏觀經濟管理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妥善應對市場開放和更高程度上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各種沖擊，維持經濟穩定。首先，在加入WTO市場開放的過渡期，實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防止經濟過熱或過冷，是我們應對外部沖擊的基礎條件。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必須針對市場開放帶來的宏觀經濟影響實行瞬時調節，防止由于小的失衡引發大的問題，影響經濟穩定。其次，加入WTO將進一步加快中國向開放型經濟的轉變，中國必須建立健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經濟管理機制，積極穩妥推進利率、匯率和其他經濟參數的市場化，形成以市場調節機制為基礎的高效的開放型宏觀經濟管理體系，增強其應變和防范風險能力。第三，面對更加頻繁的資本流動和與國際金融市場更緊密的聯系，必須改善金融調控，加強金融監管，強化對短期國際資本出入和大規模資本流動風險的管理，防范經濟、金融全球化風險，避免感染國際金融危機，保障國家經濟安全。

  3.確立開放的產業發展模式，調整產業政策實施機制

加入WTO以后，中國產業的發展環境和機制都將發生重大轉變。為了提高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適應參與更加激烈的國內外競爭的需要，必須調整中國現有的產業發展模式，規范產業政策手段，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首先，必須確立面向全球的產業發展模式，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策略。堅持產業發展的高起點，以國際競爭力為產業發展優先考慮目標，發揮大國經濟效應，注重培養中國產業的動態比較優勢，以一定的跨越式發展取代等距離追趕。其次，適應新經濟和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趨勢，加快產業升級步伐。在抓住機遇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同時，針對加入WTO對中國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挑戰和壓力，加快新興產業的培育和整體產業升級，高度重視發展高科技產業，逐步改變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爭取更多的貿易利益。第三，按WTO規則要求規范產業政策手段。選擇具有非專向性的政策手段，如放寬市場準入、加強人力資源開發、基礎研究、競爭政策、加強政府規劃指導和市場信息服務等，來促進重點產業的發展。第四，產業管理模式需要調整，政府職能的重點將由直接管項目、管資金轉向產業發展規劃指導和服務，行業管理部門的作用將大大弱化，中介機構的作用將會大大增強，市場機制將在產業發展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4.改革和完善國際收支的調節機制

加入WTO以后，國際收支調節復雜性和重要性更加突出，中國應按照市場開放的步驟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國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第一，在堅持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和經常項目有條件自由兌換的基礎上，逐步放寬匯率浮動的范圍，根據中國主要經貿伙伴的經濟、外匯情況以及國際金融市場狀況，形成以市場為基礎、比照一攬子貨幣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使人民幣匯率逐步成為調節中國國際收支的重要工具，便于防范國際金融波動對國內經濟的沖擊，加強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地位，促進中國對外開放和發展。第二，配合國內金融改革、利率市場化的進程，積極、穩妥、有步驟地開放中國的資本市場，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加強和完善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測和管理，監測國家外債規模和期限結構，避免大的外債風險，建立防范機制，完備必要的干預手段，保障中國的金融安全。第三，完善中國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必須做好與國內經貿政策的有效銜接。

  5.建立健全產業救濟保障機制，減緩市場開放的沖擊

WTO允許各國建立產業救濟安全保障機制，減緩開放市場對國內產業造成的沖擊，確保產業調整的平穩進行。要抓緊建立進口產品監控體系和預警、保障機制，加強對進口的動態監測。完善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機制，盡快制定《保障措施條例》，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反補貼條例》，設立專門機構和培養專門人才；加緊出臺《反壟斷法》，完善《反不正當競爭法》，防止外國跨國公司對中國市場的壟斷，明確規定對壟斷行為的認定、處罰、執法程序和執法機構；在對明顯不符合WTO規則的技術性貿易措施進行修訂和調整的同時，組織力量加強對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的研究，按照國際通行做法，建立和健全中國的技術標準體系，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

  6.加快建立符合WTO規則和國際通行做法的外經貿促進體系

清理并及時調整規范現行促進出口的政策措施，建立和完善出口信貸和信用保險制度、調整外貿發展基金使用方向、支持中小企業擴大出口；加強外經貿信息服務體系的建設，為企業提供高效的現代化信息服務；加快電子商務的推廣和運用，研究制定相應的管理規章制度，鼓勵中國企業積極參與電子商務；大力培育和促進中介機構的發展，使商會、協會等成為中國加入WTO后處理涉外經濟活動可借助的重要力量。

另外，政府有必要廣泛開展WTO知識的普及和人員培訓，使全民熟悉WTO有關規則，從而在制定有關法規和日常行政管理中自覺遵守和利用WTO規則為中國服務；加緊培訓一批WTO談判專家人才，積極參與WTO規則談判，更好地維護中國經濟利益。

收稿日期：2002-02-25

【參考文獻】

[1]  Paul  Asamuelson,William  D  Nordhaus.Economics[M].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1998.

篇3

［關鍵詞］高職學生；高質量就業；就業價值取向；就業崗位

一、引言

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加速拓展，社會的生產方式、組織形態、商業模式、管理模式都發生了巨變，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共享經濟等數字新技術的發展誕生新商業、新職業，使我國就業形態、就業結構、就業穩定性以及勞動技能需求都發生了變化。高等職業教育由規模擴張轉入內涵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高質量就業已經成為新時代經濟發展的追求目標。高職院校在人才培養過程中要面向產業需求，在追求高就業率的同時應更關注學生就業質量，為勞動力市場輸送與用人單位需求相匹配的人才。當前，我國進入以創新為核心、以發展服務型經濟為重心的新一輪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經濟發展呈現出速度變化、方式轉變、結構調整、動力轉換的態勢。新經濟、新業態、新產業的發展為高職院校畢業生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興產業人才供不應求、跨專業人才優勢明顯。新就業形態是經濟業態發展、市場競爭與技術進步相互作用的結果，不斷改變著傳統的就業方式和就業觀念。無論從就業的政策導向還是從大學生的現實需求看，需要在深刻認識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推動教育質量與職業需求緊密結合，優化勞動力結構，提升高職院校畢業生就業質量，以應對諸多復雜挑戰，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高職學生就業的困境

1.勞動力供求的結構性失衡日益凸顯，人力資本與產業結構不匹配矛盾突出。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隨著我國勞動力供求的結構性失衡日益凸顯，勞動力供給質量亟待提升。2019年全年城鎮新增就業1352萬人，比上年少增9萬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正在深刻影響著我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變化。一方面，產業轉型升級創造高質量就業崗位的速度遠遠低于畢業生數量的增速；另一方面，隨著技術進步加快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技能人才短缺問題將更加突出。相對于產業和技術的快速變化，人的變化是一種慢變量，實現職業轉換需要一定的教育培訓，轉變就業觀念需要更長的時間。新就業形態對已有的勞動、就業、培訓、社保等政策和體制機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服務體系提出了巨大挑戰。我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以大數據、人工智能業態等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推動實體經濟轉型創新的新引擎，對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但是，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滯后于新產業技術變革，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求。2.就業矛盾從就業規模能否擴張向就業質量能否提升轉變。一直以來，我們更多地關注就業數量，而忽視了就業質量。技術進步對就業擠出效應和替代效應在一定時期和條件下顯現。黨的報告指出，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近年來，企業加快推進機器換人，受教育程度、技能要求相對較低的崗位被“機器人”替代，影響的就業崗位數量會持續增加，崗位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部分勞動者不可避免地要面臨下崗失業。由于從人力資本投資到形成有效勞動供給通常會滯后于崗位需求，高職院校主動對接產業的意識不強，人才培養和社會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3.大學生就業價值取向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呈現出功利化、多元化等特點。薪金待遇、就業崗位、行業發展和職業空間仍然是當前大學畢業生最關注的因素。大學生找一份工作謀生并不難，但謀求優質崗位和高質量就業崗位的難度系數比較大。高等職業教育在發展過程中陷入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困頓之中，忽略了“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麥可思研究院的《2019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就業藍皮書）顯示，我國2018屆高職高專畢業生就業率為92.0%，就業滿意度為65%，2018屆大學畢業生“慢就業”的比例達6.99%，對就業不滿意的主要原因是“收入低”和“發展空間不夠”。2018屆高職高專畢業生畢業半年內的離職率為42%，遠遠高于本科畢業生的23%，高職院校畢業生就業不穩定性逐步增大。近年來，大學生就業價值取向呈現出新的特點，逐利性與求穩性并存、就業目標偏高與期望個人價值實現并存。大學生就業觀念和就業選擇趨向多元化，選擇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的人員數量不斷提升。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產業深度融合，引起了整個社會就業方式、崗位結構的變革。互聯網公司已成為目前大學生就業的新興高地。

三、高職學生實現高質量就業的路徑

大學生高質量就業是一個系統工程，應充分發揮政府、高校、行業企業和大學生的協同作用。高等職業教育需主動回應技術創新和社會變革，在對接新產業、新職業的基礎上，通過產教深度融合和跨界協同創新，實現政府、高職院校、行業企業知識共享、資源優化配置、行動最優同步和系統高水平匹配，培養出具有較高競爭力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1.創造高質量的就業崗位，增強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深入推進和產業轉型升級速度加快，對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大學生在求職時希望隨著經濟不斷發展，社會保障更加完善、薪酬待遇持續提高、工作條件不斷改善、職業發展空間更加廣闊。實現高質量就業首先要有高質量的就業崗位，而高質量的就業崗位來自高質量的經濟結構和產業體系。經濟發展的提質增效、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必將推動高質量就業崗位的持續增加和提供更多的優質就業機會，形成新的就業增長點。政府要強化宏觀管理職能，為高職學生營造公平就業環境。具體來說：政府正確發揮管理和服務職能，做好產業引導和企業幫扶，促進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有機銜接，統籌優化人力資源供給與改善勞動力市場需求；強化就業政策與經濟政策、產業政策、社會政策之間的協同聯動，將就業與創新創業緊密結合，營造良好的創新創業環境；增強經濟發展創造就業崗位的能力，運用好“互聯網+”推進就業轉型，發展新就業形態，拓展就業新空間，為高職學生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完善法律法規體系，保護從事新就業形態的勞動者權益，不斷優化就業創業環境，推動高質量增長與高質量就業同步實現，讓產業結構優化、就業結構轉化與就業質量提升并行不悖，增強經濟增長對就業質量的帶動作用。2.人才培養與產業發展深度融合，實現技術創新與就業增長的協同發展。隨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數字經濟、新技術發展催生了新的就業需求。新產業能夠提供更加廣闊的就業渠道和更加優質的工作崗位，企業需要具有吸收問題、轉換問題能力的人才，高職院校需要培養適應新產業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在高質量就業目標的引導下，高職院校培養的人才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匹配必然以質量為前提。高職院校應立足于我國產業發展戰略需求，與行業企業、研究院所、政府部門等不同社會主體建立協同機制，推進校政協同、校地合作、校產聯合、校企對接，建成教育部門、高職院校、行業企業、學生聯動的“互聯網+就業”跨專業協同創新平臺，為大學生高質量就業提供線上精準對接、線下高效服務。高職院校應根據企業優勢和產業發展需求，牢牢把握產教融合、校企合作路徑，吸引更多的企業專家、技能大師走進課堂，促進學校教學與企業用人的無縫對接。打破高職院校與社會、行業企業間的體制壁壘，在人才培養過程中結合學校的師資特點和學校的區域影響力、區域產業特征和區域供應鏈以及企業資源，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高層次現代學徒制，讓企業的人才培養前置化。整合政府、高職院校、行業企業等各主體的資源，不斷完善職業教育集團、產學研創聯盟等教學模式，使各主體的人才、專業群、地理空間等優勢充分發揮出來，增強人才培養對新興就業領域、新就業形態的適應性和契合度。根據大學生的就業需求，實施高等職業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立企業需求側與教育供給側資源要素融合的平臺和機制，更多地把人才培養與產業對接，實現從量的擴張到質的提升。構建“政府、高校、家庭、學生”等多元主體參與的“就業生態共同體”，適應新就業形態的勞動用工和社保政策，不斷提升人才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匹配度，促進公平就業和大學生社會性流動。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和大數據分析，對行業企業用人需求和新的就業特點進行科學研判，完善畢業生就業跟蹤調查反饋機制，將就業大數據多向精準反饋至招生、人才培養和就業等各環節。以精準就業為導向推進高職院校人才培養改革，提升就業大數據對人才培養改革的決策咨詢功能，形成招生、人才培養和就業一體化的精準就業指導工作格局。3.遵循大學生的認知規律，探索教育新范式。當前，“三新”經濟已經以標志性的智能、個性化服務、社會化共享、跨界融合等多維特征涉足三大產業的方方面面，創造新需求，形成增長新動能，產生新就業模式和新職業崗位。高等職業教育應主動回應技術創新，關注社會發展變遷，遵循大學生的認知規律，探索教育新范式。高職院校應推動特色發展、差異化發展和高質量發展，把職業道德、技術技能水平、就業質量和創新創業能力作為衡量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內容。高職院校應根據新經濟、新技術、新業態、新職業設置專業，與產業發展、行業需求和技術進步相適應，對專業的內涵與外延進行重新設計和精準界定；加大部門間的協同配合力度，構建基于產業鏈、融入新知識和新技術技能的專業課程體系；堅持“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將知識轉化為“知勢”，培養學生的終身學習能力。4.注重就業價值取向的引導作用，提升大學生高質量就業能力。馬克思在中學畢業論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指出，青年在選擇職業時首先應當考慮的是為人類的幸福服務，不能選擇那些脫離實際的職業，需要把理想與現實、思想與行動結合起來。高等職業教育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把就業價值觀教育擺在重要位置。高職院校要全面落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把大學生就業能力培養融入人才培養全過程，強化職業素質和職業操守教育，注重專業基礎能力、跨領域協同能力、實踐能力與創新創業能力的培養，縮小大學生就業力與實際需求之間的差距。面對新的就業形勢，高職院校要高度重視學生就業價值取向中“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的統一、現實關切與理想追求的統一，由就業指導教育轉向職業生涯教育。高職院校要采用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針對生源特點，實施全程化、全員化、全方位的職業生涯教育，做好學生求職狀態跟進、企業招聘狀態更新，不斷提升學生的職業認知能力，引導學生在職業發展道路上正確處理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的關系，樹立正確的職業價值觀。高職院校要改變大學生就業“從眾”選擇的行為，使大學生積極面對職業多元性選擇的挑戰，將“高起點就業”觀念轉到“先就業后擇業”“先就業后發展”的“靈活就業”“動態就業”觀念上來，找準自身發展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結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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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財務管理；戰略管理；應用探討

戰略管理這一定義最早由英國的著名學者西蒙首先提出，并且對其含義進行行了擴展和延伸。會計戰略管理是一種新型的財務管理模式，主要是因為傳統的財務管理模式不能滿足現代企業財務管理發展的需要而應用的。這種管理模式的應用是為了讓企業的財務管理更具有戰略意義，從全方面注重信息的控制。在一個特定的環境里，會計管理要求企業從量、空和時上都有所突破和創新，這樣的財務管理模式對傳統的財務管理模式給予了相當大的沖擊。

一、會計戰略管理模式的意義和特征

相對于傳統財務管理模式而言，新型的財務戰略管理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對企業的過程控制。在企業的生產經營和目標設定上，通過戰略目標進行有效控制，是企業的整體優勢全面發揮出來，利用各種控制模式讓企業的生產經營具有更大的經濟效益，這也是企業經營過程中的一種外向型表現。第二，權變性。財務戰略管理模式要求企業從一開始就要樹立符合企業發展的管理思想，從全方面考慮企業戰略發展的重要性，讓戰略財務管理職能發揮的更加突出。第三，長期性。戰略財務管理模式對企業的長遠發展有著很深的影響，具有長期性的特點，要想讓企業穩步持久發展，就要控制好企業的資本，設定產就得發展目標和計劃。第四，企業發展的戰略的全面性。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對于非財務方面的戰略信息要進行有效的搜集，整合，匯總，所涉及的內容要盡可能寬泛，這也是為了使企業的生產經營有一個全面的完整的提升。第五，外向性。戰略財務管理模式更注重的是上游與下游客戶之間的干系，從產品的設計直至售后服務每個環節都給予足夠的重視，對企業生產經營的各種經濟政策，社會影響都要做好合理的安排。

二、戰略會計管理模式在我國企業的應用

1、戰略會計管理模式可以有效改善對企業發展不利的經營環境。一個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可能會面對各種各樣的經營環境，市場經濟對企業的調節效果也是非常明顯的，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之下，要對一個企業的合理經營做出有效的評估和規范化的管理，財務管理是一個關鍵要素，做好相應的管理工作對企業的內部和外部都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所以環境是企業發展的一個大問題，企業的外部生產經營環境也決定了很多企業財務管理方面的內容。

2、讓企業的管理經營者更加明確自己的價值取向。企業的經營權和所有權存在很多界限不明確的地方，一旦這些問題出現就會暴露企業的利潤和經營者之間的矛盾，所以，規范好企業的財務管理制度，對企業的發展可以起到有效的制約作用。

3、戰略財務管理模式可以幫助企業建立起完整的理論框架體系。在我國，很多的企業財務管理上剛剛開始引入戰略管理模式，很多已經獲得了成功，但是時間尚短，很多經驗也不完善，要做到全面的普及尚需時日，作為企業要做好財務管理的可操作性，建立起配套的完善的財務管理體系框架。

三、企業戰略財務管理的幾種模式

1、價值鏈分析。這種方式主要是對企業的材料進行分析，考察他們存在的價值，這也是決定企業生產每一個環節的重要因素。企業內部價值鏈受到重視就可以有小弟陳本開支消耗，優化自身結構。對于企業而言，每個企業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價值鏈，很多的價值鏈都是通過不同的增值作業來實現的，對企業的價值鏈進行有效的協調和整理，從采購環節開始分析，嚴格把關，降低企業的成本開支。

2、競爭對手的分析。了解和掌握每一個競爭對手及其所處的環境，給企業的發展指明方向。主要做好以下幾點：第一，了解對手的優勢和劣勢，在進行詳細的資料搜集了解后，才可以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也可以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有效的抓住每一次機會。第二，分析對手的市場競爭策略，對于每個企業而言，在銷售這一環節上都會有很多的獨特手段或模式，規范和統一銷售模式是企業發展的最終目標。第三，了解競爭對手的最終目標。每個企業都會為自己的生產經營設定目標，只有了解好對方的目標才可以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主動。

四、戰略財務管理模式的意義及建議

在企業中有效實行戰略財務管理模式可以完善企業內部的社會責任制度，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中融入以人為本的經營理念，在管理體制上也會有所突破，一旦何種財務管理模式建立好，就可以扭轉企業經營上的各種思想和態度。對于戰略財務管理模式的發展，一定要重視企業的環境管理。每一個企業的經營者都有不同的價值觀念，所以要對經營者的觀念進行改變，使其有一個積極向上的管理理念。在我國的管理會計理論體系框架是必不可少的，還要有一個健全的體制。對于體制的建立要有多方面的考慮還要有一個全新的設計這樣才可以達到一個更好的要求與標準。

五、結論

在現今的企業中戰略管理會計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必不可少，更需要有專業的人才進行全面的管理和劃分才能發揮其作用，彌補缺點，發揮出優點，這是戰略管理會計的一項十分重要的特點。在我國的企業發展中也應該繼續持續下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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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鑫,王迪.戰略管理會計在我國企業的應用現狀、問題及對策[J].商場現代化,2016(03).

篇5

關鍵詞：海洋經濟；產業布局；對策；廣東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5.06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05-14-03

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發展海洋經濟是人類的必然選擇，廣東省的海洋經濟總體發展水平正處于快速成長期，海洋經濟總產值增速高于GDP增速。但是，在面對海洋經濟進入轉型期的階段，卻出現了許多問題，比如產業結構優化程度跟不上產業轉移的需要，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優化海洋經濟空間布局，加快構建現代海洋產業體系，深入推進海洋科技創新，扎實加強海洋生態文明建設是廣東海洋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海洋資源具有整體性、流動性和使用多樣性等特點。需要將海洋資源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進行整合，內外聯動，使之分布合理，體現出區域發展海洋經濟的結構優勢。

一、 廣東海洋產業發展現狀及區域分布特點

（一）廣東海洋產業發展現狀

廣東省發展海洋經濟具有非常突出的優勢，其區位優勢突出、港口資源良好、海洋資源豐富、產業競爭力強。自2000年以來，廣東省海洋經濟發展勢頭良好，發展模式進一步優化，對海洋國民經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2012年，廣東省海洋生產總值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達1.1萬億元，同比增長12.3%，占全省生產總值的19.3%，比全省生產總值增幅高3.8個百分點，連續18年居全國首位。廣東海洋經濟發展態勢良好，發展規模、發展質量均上一個臺階，整體素質在不斷提高，潛力也很突出。2004年廣東省海洋經濟三次產業結構比例為19：41：40， 2010年海洋三次產業比例為2.8：44.6：52.6，2011年海洋三次產業比例為5.0：49.8：45.2，海洋經濟已經實現了由過去的以漁為主，向二、三產業并舉的重要轉變，產業結構更趨合理，發展的后勁更足。

（二）廣東海洋產業區域分布特點

廣東海洋產業區域布局的特點體現在珠三角經濟增長極、粵東經濟區域和粵西經濟區域三個地理分區，珠三角海洋經濟區經濟基礎良好，外向型經濟優勢明顯，產業體系比較完善，經濟輻射能力非常強，是全國海洋經濟三大核心之一。其海洋經濟發展優勢主要體現在港口資源、旅游資源和灘涂資源。其口資源主要發展海上交通運輸業，但是臨港工業卻發展不是很完善，沒有形成具有優勢的產業鏈條。粵東海洋經濟區地理位置優越，具有豐富的海洋資源，發展現代工業是其未來的發展方向，但是其發展主要是以粗放型為主，離現代工業還有一定的距離。粵西經濟區包括茂名、陽江、湛江三個市，其區位優勢也很明顯，是我國大西南的重要出海口，海洋資源種類多、質量優，港口資源豐富優良，漁業資源豐富，淺水灘涂資源豐富。但是粵西經濟區經濟基礎薄弱，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工業化水平低，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很多，造成區域發展不協調、不平衡。廣東具有很好的海洋資源優勢，海洋經濟基礎雄厚，但是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

二、廣東海洋產業布局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海洋產業結構不盡合理

廣東“十五”期末的海洋三次產業結構比例為23：40：37，而同期全國海洋三次產業結構為17：31：52，產業結構有待于進一步優化調整。廣東下一步將在提升傳統優勢海洋產業的同時，培育壯大海洋新興產業，發展高端臨海產業，同時加快發展海洋服務業。在產業方面，雖然廣東海洋經濟總量長期位居全國首位，但以傳統產業為主，層次較低，同構嚴重，過度依賴資源。廣東省海水養殖業內部趨同性與單調性明顯，濱海旅游業旅游產品項目重復，雷同現象嚴重，沿海石化建設等臨海工業項目遍地開花。需要統籌協調珠三角、粵東、粵西三大海洋經濟區的臨海工業、海洋新興產業和海洋科技、濱海旅游等空間布局。

（二）海洋產業區域發展不平衡

廣東海洋產業發展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區域經濟發展嚴重失衡，由于區位與資源條件的不同，珠三角地區的發展狀況與粵東、粵西的差別巨大。由于歷史的原因，珠三角地區靠近港澳臺，又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經濟總量大，發展海洋經濟基礎雄厚，且已具有相當的發展優勢，已取得非常好的發展成果。粵東粵西兩翼雖然在臨海產業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由于其經濟基礎薄弱、基礎設施不完善等劣勢，海洋經濟還是以粗放型為主，工業化進程相對緩慢，海洋資源優勢還未轉化為海洋經濟優勢。

（三）高科技產業發展緩慢

近年來，廣東海洋科技創新成果較少，海洋科技對海洋經濟發展的支撐力度不夠。海洋生物制藥業是廣東的主體海洋產業，相對于山東和浙江等該產業較發達的地區，廣東產業規模較小，技術層次較低，發展緩慢。目前，該行業主要布局在中山市火炬區國家健康產業基地，其他地區基本上都沒有涉及該行業[1]。廣東的海洋先進裝備制造、海洋生物醫藥、海水綜合利用、海洋清潔能源、港航物流服務和海洋勘探開發服務等新興產業發展乏力，是廣東海洋經濟發展的短板。

（四）資源環境矛盾突出

長期以來掠奪式的海洋開費了大量岸線資源，陸源排污總量不斷增加，沿海產業發展與資源環境承載力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同行業在分配使用岸線、灘涂和淺海方面的矛盾開始出現并日益加劇，如漁業、鹽業、農墾爭占灘涂的矛盾一直存在，養殖、濱海旅游、海港建設相互影響的問題也很突出。例如，深圳東部海岸的港口區毗鄰旅游區，加上大鵬灣海水交換的滯緩，灣內港口運輸功能所產生的海水污染已使整個區域的景觀價值和旅游功能受到影響。在海洋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資源環境問題成為一大阻礙。

三、廣東海洋產業布局合理化的對策思路

（一）按照區域資源整合構建“三區”格局

根據海域自然屬性的特點和區域資源的比較優勢，結合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構建珠三角、粵東、粵西三大海洋經濟區。粵東、粵西兩翼將重點發展海洋新興產業，包括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在廣東形成海洋科技創新的示范區、海洋科技成果轉化的示范區，集聚國內外海洋科技方面的高端研究的資源進行海洋開發。充分發揮珠三角龍頭帶動作用，重點發展高新海洋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強化東西兩翼工業主導作用，發揮臨海區位和資源優勢，重點發展臨海石化工業、特色產業和配套產業，形成分工合理、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區域海洋經濟新格局[2]。培育壯大海洋新興產業，以海洋生物醫藥、海洋工程裝備制造、海水綜合利用和海洋可再生能源為重點，提升海洋產業核心競爭力。重點發展海洋藥物、工業海洋生物制品、海洋生物功能制品和海洋生化制品，形成具有競爭力的海洋生物醫藥產業集群。支持廣東參與海洋油氣資源開發，重點在廣州、深圳、珠海、湛江、惠州等地布局建設海洋油氣資源勘探開發后勤基地、油氣終端處理和加工儲備基地。推動廣州、深圳、珠海、中山等地海洋工程裝備制造業發展，培育形成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海洋裝備制造業集群。

（二）圍繞加強區域合作構建“三圈”格局

爭相開發海洋資源最終會不可避免的產生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等惡性競爭現象，要想在更大范圍內優化合理利用與保護海洋資源并保持競爭優勢，必須加強區域合作。以珠三角海洋經濟區為支撐，加強與港澳海洋產業合作，構建“粵港澳海洋經濟圈”；以粵東海洋經濟區為支撐，對接海峽西岸經濟區，構建粵閩臺海洋經濟圈；以粵西海洋經濟區為支撐，對接北部灣經濟區、海南國際旅游島，構建粵桂瓊海洋經濟圈[3]。充分利用香港進行專項海洋開發的國際融資。通過低息、貼息、免抵押貸款等方式向從事海洋經濟開發的中小企業提供貸款，給海洋開發提供強有力的金融支持。“粵閩臺海洋經濟圈”合作的重點領域是打造汕廈藍色經濟帶，其發展條件十分優越，汕頭離臺灣的距離僅180海里，僅次于福建的廈泉漳，是廣東離臺灣最近的地區，應率先建設粵閩臺海洋經濟合作試驗區。學習借鑒福建試建“自由港”的改革發展實踐，試建南澳“自由港”。而“粵桂瓊海洋經濟圈”的重點戰略目標是形成粵西、北部灣、海南國際旅游島三個各具特色的海洋經濟區，培育湛江、茂名、北海、防城港和海口、三亞等6個海洋經濟重點市，共同成為參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核心區域[4]。

（三）根據“走出去”戰略構建“三帶”格局

“三帶”指的是“海岸帶”、“近海海域（含海島地區）”、“深海海域”。“三帶”格局是從統籌意義上來講的，意指在開發海洋的同時要保證海岸帶開發、近海海域開發、深海海域開發的統籌協調，充分利用海洋資源，優化配置海洋資源。依托濱海、海洋與海島產業與特色文化資源，進一步加快近海海島的旅游資源開發。隨著能源戰略繼續向海洋傾斜，海洋油氣等資源開發方興未艾，而且南海北部天然氣水合物遠景資源量約184.58億噸油當量，開發出來后，將對廣東的經濟帶來巨大的推動力，將海洋油氣開發納入廣東海洋經濟發展戰略勢在必行。廣東海洋漁業集中于近海捕撈和沿海養殖，但導致的后果是近海漁業資源大量減少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嚴重下降，緩解資源環境壓力需要將目光投向遠海捕撈，要加快發展現代漁業，完善漁港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發展遠洋漁業。國際公共海底的戰略性資源，包括大洋多金屬礦產，海底天然氣水合物，深海油氣藏，深海微生物和極端環境的生物基因資源，充分發揮其作用都將對廣東海洋經濟布局優化合理產生深遠影響。

四、促進廣東海洋產業布局合理化的政策保障措施

（一）將海陸一體化提升到戰略地位

海陸資源互補、產業互動，推進海陸經濟的一體化。在開發海洋資源的同時，必須充分利用臨海的區位優勢和海洋的開放性，發展臨海產業，輻射帶動陸域經濟，形成海洋經濟和陸域經濟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格局。只有海陸聯動，海陸一體，廣東才能跳出陸域資源的制約，才能拓展腹地經濟，謀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的時候要站在海陸一體化的基礎上，以海陸一體化作為發展海洋經濟的戰略指導原則。注重海洋意識的培育、海陸文化的融合、海陸交通的銜接、海陸管理的統一與協調。通過統一規劃、聯動開發、產業鏈的組接和綜合管理，把本來相對孤立的海陸系統整合為一個新的統一整體，實現海陸資源的更有效配置。重點推進當前海陸產業關聯度高的產業發展，推進海陸產業關聯度高的區域建設，推進以臨海產業為核心的多個海陸產業群發展，編制跨行政界線的海陸經濟區統籌發展規劃。

（二）資源開發、海洋經濟發展加強海洋管理

產業布局是一個決策與實施的過程，不但需要市場的調節，也需要政策從宏觀進行指導。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統一協調，多個海洋行政部門要分工合作，達到政策制定與實施協調和各個輔助功能到位，避免“九龍治水”，真正實現政府部門對海洋產業發展的推動和支持作用。根據廣東省的具體情況，為了推進海洋產業布局合理化，必須建立健全海洋產業布局統籌協調機制，加強海洋行政主管部門經濟職能，改進海洋功能區劃和海洋經濟規劃編制工作，以進一步強化海洋產業布局的宏觀指導[5]。強化海洋主體功能區劃布局，著力提高海洋綜合管理水平，創新海域使用管理制度，加強海島開發與保護，提高海洋與漁業執法能力，提升海洋公共服務水平，并且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

（三）完善人才培養和引進機制

支持發展海洋高等教育，調整優化涉海高等院校的海洋學科專業設置，擴大相關專業辦學規模，推進重點學科和實驗室建設，加強國內外學術交流與合作，積極培育具有國際水準與廣東地域特色的海洋院校和專業，完善海洋人才培養體系，努力培養復合型海洋創新型人才。實施海洋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培養發展計劃、高層次創新型海洋科技人才引進計劃，建立高層次創新型人才培養基地，促進港澳臺地區在海洋科技教育與人才培養方面的交流合作。以海洋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和涉海留學人員創業園為載體，加大對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創業的扶持力度，為引進人才進行全方位的服務。

（四）加大科技投入，促進科技創新

廣東海洋經濟發展的最大短板就是科技與人才，必須通過加大政府財政投入和拓寬投融資渠道的方式保證科技資金，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為發展海洋高科技產業提供支撐。通過產學研結合實現科技興海，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發揮企業的主導力量和政府的引導作用鼓勵企業走上發展苗種繁育、綠色養殖、深海生物制品等海洋科技產業化道路。發展海洋生物高效健康養殖業，海洋生物醫藥與制品業，海洋裝備業，通過海洋科技創新和成果高效轉化，打造海洋強省建設的重要增長點。著力強化海洋科技創新驅動，深入實施科技興海戰略，爭取新建一批國家級、省級涉海重點實驗室，加強重點領域的技術攻關和產業化研究，建設海洋科技成果高效轉化基地。

（五）完善環境保護政策體制機制

要實施最嚴格的環境保護政策，控制陸海污染源、強化海洋開發項目的環境監管、加強海洋風險管理、推進海洋保護區建設。在控制陸域污染源方面，堅持陸海統籌的發展理念，限制高污染、高耗能、高生態風險和資源消耗性產業在沿海布局，結合近岸海域污染狀況和海域環境容量，實施主要污染物排海總量控制。完善海洋環境突發事件應急機制，實施海洋保護區規范化建設與管理，嚴格限制保護區內及周邊海域干擾保護對象、改變海域自然屬性、影響海洋生態環境的用海活動。對沿岸海域科學規劃、合理布局，保護海洋生物資源繁育空間和生態環境。著力加強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加大海洋污染防治，建立健全海洋生態補償機制，建設“美麗港灣”、海洋公園、海洋牧場以及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廣東省海洋產業處于傳統產業轉移、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階段，通過正確分析廣東省海洋產業發展的具體情況，分析海洋產業布局的現狀，發現廣東發展海洋經濟存在著極為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在市場調節作用下，當粵西地區沒有能力承受珠三角產業轉移的任務時，海洋產業發展就會受到阻礙，需要政府的宏觀調節作用，從政策上支持和扶持落后地區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兩翼的發展空間非常可觀，須通過區域合作發揮地區優勢，進行產業資源整合。通過內外聯動，擴展發展空間，調整產業布局，優化產業結構。

參考文獻：

[1] 毛偉、居占杰.廣東省戰略性新興海洋產業布局研究[J]. 河北漁業，2013，（01）：43-45.

[2] 董觀志、郭明珠.廣東海洋經濟區域布局初步研究[J].新經濟，2010，（08）：88-90.

[3] 陳景春.魯粵發展海洋經濟比較研究[J].經濟研究，2011，（03）：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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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考量：我省產業轉型升級步伐加快。但顯得自發、滯后和同構

在我省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工業化進程中，產業轉型升級步伐不斷加快，產業結構日趨合理。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立足自身特點和產業優勢，選擇發展市場容量大、就業要求高而又投資少、見效快的輕型加工業，形成了以“輕、小、集、加”為主的工業格局，輕工業占工業總產值60％以上。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商品短缺時代的基本結束，浙浙開始著手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提升，選擇經濟發展聯動效應較強的機械、化工、電子、醫藥為主導產業，重工業產值的比重有所上升。進入新世紀，我省在繼續發揮傳統優勢產業的同時，裝備制造業、臨港重化工業等行業也有長足的發展，2004年重工業產值比重(54％)超過輕工業，2008年進一步提高到58％。三次產業比例由1978年的38.1：43.3：18.6，轉變為2009年的5.1：51.9：43，產業發展格局由“二、一、三”向“二、三、一”轉變，并開始向“三、二、一”的方向進發。工業內部結構發生重大轉變，在發揮紡織、服裝、化纖、皮革、食品加工和制造等傳統優勢產業的同時，裝備制造業、高技術產業和臨港重化工業有長足發展。

但是，應當看到，南于產業發展戰略的慣性作用，相對于沿海地區的廣東、山東、汀蘇和上海，我省產業“低、散、弱”現象依然突出，缺少高層次的戰略性產業，缺乏在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薄弱問題依然突出，同時產業調整升級以內源型帶動為主、外力推動力較弱，特別是產業結構呈重“輕”輕“重”特點，制造業結構偏重于輕紡工業和機械裝備制造業，電子信息等高技術產業比重偏低。總體求看，我省產業轉型升級步伐仍顯得自發、滯后。統計顯示，2007年我省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增加值只有309.99億元，而廣東、江蘇分別是2520.78億元和1676.96億元，是我省的8.13倍和5.41倍；而我省紡織增加值為831餾2億元，大大高于廣東的397.17億元，居全國第二。再看上海，2009年電子信息產品制造業、汽車制造業、石油化工及精細化工制造業、精品鋼材制造業、成套設備制造業、生物醫藥制造業等六個重點發展工業行業完成工業總產值15346.24億元，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64.3％。又如，江蘇省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2009年新能源、新醫藥、新材料、環保產業產值分別增長66％、30％、22％和21％，服務外包執行總額增長177％，產業發展后勁相當足。

此外，在比較浙江和三省一市制定的“十一五”規劃和各類產業轉型升級規劃中不難發現，四省一市都將電子信息、汽車、裝備制造業、沿海重化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等作為各地重點發展的支柱產業，作為各地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突破口。這樣的產業發展戰略無疑是需要的，但有可能會帶來區域產業同構現象，進而引發資源低效率配置，容易造成低水平重復建設和生產能力嚴重過剩問題，這與當前國家大力推進落后產能淘汰和防止生產能力重復建設的大背景不相符，也較難形成各地區產業結構的獨特優勢和互補性，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省產業轉型升級的難度，應當引起重視。

產業轉型升級重點：遵循未來產業發展趨勢，構筑現代產業體系

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是我省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科學、準確地把握國際國內形勢，深入分析新趨勢、新特點，對于加快推進我省產業轉型升級至關重要。我省產業轉型升級主要面臨五大機遇與挑戰：一是后危機時代，以資源消耗和需求拉動為支撐的全球經濟增長模式面臨重大調整，發達國家出現“再工業化”趨勢，這對我省出口導向型產業帶來壓力和挑戰：二是世界范圍內新一輪產業升級開始啟動，發達國家重化工業和部分高技術及服務外包轉移不斷加快，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開發、新一代網絡和信息技術將會引發新的產業革命；三是全球資產價格持續調整，為我省企業“走出去”，并購國外品牌、技術、營銷渠道等優質資產，快速做大做強企業創造有利條件，吉利收購沃爾沃就是最好的案例；四是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區域發展規劃將進一步改善產業發展環境，消費結構加快升級將會對我省產業轉型升級形成倒逼機制；五是全球能源、原材料供應趨緊，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迫在眉睫。

產業轉型升級，可以從“產業轉型”和“產業升級”兩個方面來理解，前者注重產業間的轉換，注重一二三產業間的遞進。注重低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高技術、資本、知識型產業邁進：后者注重產業鏈的延長和升級，注重從價值鏈中間環節向價值鏈兩端延伸。提升價值鏈。我省產業轉型升級可以采取三種方式：一是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再向第三產業遞進，實現大產業層次間轉換，大幅提升產品附加值，如中南集團從建筑行業向動漫行業轉變；二是在三次產業內部實現細分產業轉換，從低附加值的一般加工業向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化、高技術化的產業轉變，并提高后者的比重，如正泰集團從低壓電器向中高壓電器再向太陽能產業邁進；三是遵循工藝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價值鏈升級的路徑，加快產業鏈升級，更加注重研發、設計和營銷，實現由“價值鏈低端”向“價值鏈高端”的攀升，如全國最大的五金工具企業杭州巨星科技，注重研發，拓展海外營銷渠道，2008年產銷達到19億元。

順應國際產業分工專業化與地域分工集群化發展趨勢，加快推進我省產業轉型升級，可從存量調整、增量優化、平臺創建、企業組織結構優化等四方面加以重點突破，構筑我省現代產業體系。一是加快存量調整。加強傳統產業技術改造，積極推進“兩化融合”，加快推進傳統重點支柱產業轉型升級，限制和淘汰落后生產能力。當務之急是加快推進占我省工業“半壁江山”的傳統塊狀經濟向現代產業集群轉型升級。二是加快推進增量優化。要大力發展裝備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先進臨港工業、生產業等發展。當務之急要加快推進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產業、信息網絡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三是加快產業發展平臺創建。平臺

是產業發展基礎。要立足我省三大產業帶和主體功能區規劃，打造產業發展大平臺、整合相應的開發區和園區，依托塊狀經濟和民營企業，加快培育形成具有空間集聚規模優勢的大產業。當務之急是打造若干大型高密度產業集聚區。四是加快企業組織結構優化。積極引導制造企業加快由一般加工和貼牌生產為主，向自主研發設計和品牌營銷為主轉換，塑造企業間以協作與分層競爭為主要內容的新型競爭合作關系，加快企業兼并重組，當務之急是要做大做強能夠引領產業轉型升級的工業行業龍頭侶’干企業。

金融創新：引導民間資本向金融資本轉變。助推產業轉型升級

在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不能也不應忽視金融創新的助推作用。如果沒有一個多元化、靈活的金融體系來滿足產業轉型升級中的金融服務需求，促進技術進步和組織形態調整，那么，要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可能會是漫長的、艱辛的。從本質上看，產業轉型升級必然會引致眾多新企業的創立、新技術的應用、大量資源的重組及落后企業的退出等，當前以貸款融資為主的金融服務必然需要實現轉型。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所需要的金融服務是有差異的。貸款融資所要求的是相對穩定的、可以評估的現金流和償還能力及相對較低的風險，主要適用于已經進入到相對成熟、平衡的發展階段的企業；而在企業面臨創業、成長、調整甚至退出時，貸款融資顯然是不合適的，需要的則是大量的如并購融資、過橋貸款、杠桿收購、垃圾債券等金融服務。比如，在推進企業自主研發過程中，除依靠銀行信貸和財政資金外，也需要一個能夠對技術進步形成有效的風險分散和激勵的資本市場，這既包括股權投資基金、產業投資基金和創業板市場，也需要通過稅收負擔的降低和稅務工具的激勵來促進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又如，為汽車產業發展提供多種金融服務的汽車金融服務，它涵蓋了汽車生產、流通、消費、維護、回收等環節，包括資金籌集、信貸運用、抵押貼現、證券發行和交易、相關保險、投資等金融服務，它能夠協調生產與消費間的關系，促進汽車產業鏈的完善和深化，已成為發達國家重要的金融業務。

當前，我省積極推進金融轉型，探索各類不同金融服務，以適應產業的轉型升級，可以說效果初步顯現。截止2009年末，我省鋼鐵、石化、船舶等“十一大支柱產業”貸款余額為11715億元。占同期全部企業貸款余額的39.8％；余額比年初新增2620.44億元，占同期全部企業貸款增量的40％。在這一過程中，金融機構不斷推動金融創新，采取多種方式：一是加強政策指導。運用各類融資手段和合作方式，積極開展并購貸款、金融租賃、集合融資平臺、融資擔保創新、金融倉儲、非信貸類融資等六種適合產業轉型升級的融資模式，著力加強對產業轉型升級的金融支持；二是搭建銀企對接平臺，通過通報重點技術改造項目庫、組織開展融資對接會、創新推出銀企網上融資平臺等多種形式，積極引導金融機構與產業轉型升級項目融資對接：三是突出投放重點、細化信貸投向政策，針對各個產業特點制定專項信貸投向指引，有針對性地加大對產業轉型升級“三類企業、三大領域、三個市場”的信貸投放力度：四是創新金融產品，豐富產業融資渠道，發展多種適合產業發展和企業資金需求特點的融資模式，如銀團貸款、短期融資券、專利權和商標專用權質押貸款等。

同時，在我省金融轉型過程中，也要正確處理好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關系。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高度融合，是現達經濟體的重要特征。金融資本相對產業資本，具有高杠桿、高收益的特點，對產業資本有控制和領銜作用。當前。一方面我省民間資本充裕，另一方面產業資本在產業價值鏈中升級較為困難、收益相對較低，產業資本表現出向金融資本轉變的能力和動力。因此，我省各級政府要積極加以引導，放寬對民資的限制。創造條件引導民間資本向金融資本轉變，同時要加快金融服務創新，努力推進金融轉型，以助推我省產業轉型升級。

產業政策：后起國家或地區所證明的行之有效的措施，要科學把握發揮產業政策作用的著力點

加快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必須要明確市場、政府與行業協會三者之間的角色和功能。既要充分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和行業協會的服務、協調、溝通作用，同時也要積極發揮政府在產業轉型過程中的推動作用。政府對產業轉型升級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產業政策方面。

產業政策是基于產業結構優化和高級化目標，提升產業自我發展能力和競爭力，糾正市場失靈、彌補市場缺陷所制定的一系列經濟政策的總和，它涉及產業結構、產業布局、產業技術、產業組織等政策。雖然產業轉型升級有其自身的規律，但良好的產業政策仍可以通過資源配置。要素投入來促進產業結構轉換和調整，實現經濟健康持續發展。這也是被西方國家及日本、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所證明的。比如，日本通過制定《70ff代展望：產業結構知識集約型構想》和"70年代產業政策構想”等，有效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韓國通過制定《戰略部門技術開發計劃》(1990年)，《科技創新特別法案》(20世紀90年代)、《新經濟五年計劃》，實施“科技創新五年計劃(1997-2002年)”，加大對產業轉型升級的支持。這些國家和地區在制定產業政策時所取得的經驗，對我們啟發頗多：要準確把握產業結構演變的規律。正確選擇并優先發展主導產業，適當保護幼稚產業，及時淘汰衰退產業：要立足國際分工，充分發揮本國的資源要素優勢；要遵循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以企業為核心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要加強產業政策制定和實施的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學化。

我省十分重視產業政策對于產業轉型升級的導向作用。按照國家的有關產業結構調整指導意見和我省產業發展實際，我省曾先后制定了《浙江省“十一五”先進制造業基地建設規劃綱要》、《浙江省先進制造業基地建設重點領域、關鍵技術及產品導向目錄》、《浙江省欠發達地區制造業發展導向目錄》、《浙江省欠發達地區制造業發展導向目錄》、《浙江省限制和淘汰制造業落后生產能力目錄》、《浙江省制造業產業發展導向目錄(2008年本)》等，以及這兩年出臺的《關于加快工業轉型升級的實施意見》和鋼鐵、石化、汽車、輕工、紡織、醫藥等十一個重點產業轉型升級規劃，這些規劃和產業政策對于加快改造傳統產業、鼓勵先進產業發展、限制淘汰落后產業和促進區域產業協調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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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機械設計;新工科;互聯網+;混合式;教學方法

《機械設計》是研究機構及機械傳動系統工作原理、性能特點、設計方法等方面的機械類理論課程，是一門涉及“理論力學”、“材料力學”、“工程材料”、“機械制造”等學科的綜合性課程，是“中國制造2025”、工業4.0必不可少的專業知識之一。目前，以科學、技術、工程為融合的新業態、新產業、新行業為特點的“新工科”蓬勃發展，以“互聯網+”、“中國制造2025”等國家戰略的正式實施，使得《機械設計》的高等教育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時機且也面臨著各種挑戰［1］。主要表現在:一是傳統的《機械設計》采用的是以教師授課為主的教育模式，分章節講述各種常用傳動機構的工作原理，性能參數及結構等，留給學生的是傳動機構的“碎片”式記憶，不能形成滿足工程應用需要的整體傳動裝置設計的要求。因此，難以滿足新業態、新產業、新行業為特點的“新工科”下的工程意識的要求。二是傳統的“機械設計”授課方式大都采用PPT+黑板板書的授課方式，在當今知識大爆炸和“新工科”對工程專業人才綜合素質要求更高的背景下，更加凸顯出課程內容多而教學學時少的特點。為此，開展基于“互聯網+”的《機械設計》教學方法的探索，通過課上、課下互聯網技術的應用，對學生進行頭腦知識風暴的灌輸和傳授，以期培養出適應“新工科”發展的新一代機械工業專業人才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融合多學科知識，確定“新工科”背景下課程教學目標

《機械設計》中的設計理論除應用于以傳統的機械制造行業外，還可以應用于以“人工智能”、“機器人”為代表的新型工業當中。但是，針對新工業、新行業的應用，機械設計必須朝著大型化、低能耗、高效率、高可靠性和長壽命周期方向發展。這就要求《機械設計》課程教學必須融入先進機械設計理論、先進機械制造、先進檢測技術和可靠性設計理論;必須在《機械設計》課程理論學習中，加入自動控制、“互聯網+”等多學科的知識。面對如此眾多的交叉和融合的學科知識，需要在有限的授課學時中，培養滿足“新工科”要求的工程人才，這對《機械設計》的教學方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為此，必須確定“新工科”背景下課程教學目標。第一，必須引導學生科學地理解和掌握機械設計的工作原理和基本設計理論，培養學生在應用機械設計基本理論和設計選型中，融合多學科知識，初步建立工程思維和工程意識。第二，必須要求學生掌握常用傳動機構的性能特點、主要零部件的結構、工作原理和作用，能夠依據相關機械設計標準、工程應用需求進行分析和設計計算，以培養學生具有針對不同的工業應用要求完成專業設計的能力。第三，必須要求在專業理論學習時，充分考慮經濟、安全、環境、法律等方面的要求，培養新時代、新工科下的綜合性專業人才。課程目標的制定，確定了教師的授課內容、課程重點以及工程案例的選用方向;并為教師的教研活動主題、課程教學內容的修訂等指明了方向。這對培養新產業、新形勢下的技術人才具有很好的指導意義。

二、基于“互聯網+”確定《機械設計》課程混合式教學模式

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等新科技改變和顛覆了傳統的產業。然而，長期以來的高等教育都是沿用以教師為中心，學生被動聽課為主的教學模式，這在過去的人才培養中，確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面對當今以科學、技術、工程為融合的新技術和新科技的發展，開展以“成果為導向”，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將是“新工科”條件下的工程教育的必然模式［2］。為此，《機械設計》教學采用基于“互聯網+”的混合式教學模式是目前最好的選擇之一。《機械設計》課程混合式教學模式主要包括課上教學、課下學生自學和師生互動兩部分。1．課上教學。課上教學主要以PPT+黑板板書為主的授課方式，同時采用課件動畫、MOOC等為輔助，以期在有限的教學學時里完成以下教學重點:一是運用數學、自然科學和工程科學的思維掌握機械零件的設計原理、設計方法和機械傳動機構設計的一般規律;培養綜合應用機械零件和機械機構的設計準則，進行機械傳動裝置和通用機械零部件的設計能力。二是培養正確查閱機械設計標準、規范、設計手冊和設計圖冊的能力;掌握應用相關設計規律和技術措施，初步建立機器、過程設備、流體機械中的機械傳動系統等領域復雜工程問題的設計能力。課上教學重點的順利實施，基本完成了課程的教學目標，但還需通過課下學習的補充，使學生獲取對新型工業當中機械傳動系統更高要求下的綜合設計能力。2．課下學習。課下學習主要采用雨課堂、圖書館資料查找、圖片和視頻展示的方式，以機械傳動系統成功和失敗的案例，重點培養學生科學認識機械設計的基本原則和設計程序，了解影響設計目標和技術方案的影響因素;理解工程中機械設計的嚴謹性、復雜性。另外，通過雨課堂可以及時跟蹤學生學習的進度，在線解答學生學習過程中的疑惑或難點。同時，也方便師生就實際的工程案例和工程設計開展線上互動討論，并在這種討論互動中，引導學生了解并掌握國家當前有關的技術經濟政策，使學生在機械傳動系統的工程設計中充分考慮經濟、安全、環境、法律等方面的要求，實現“新工科”要求的工程教育和新技術發展銜接的教學重點和課程教學目標［3］。另外，通過布置圖書館查找資料，查看視頻和圖片，督促和推動學生自覺地追蹤國內外機械設計最新發展趨勢，培養能夠勝任“中國制造2025”等新業態、新形勢下的工程人才。此外，采用基于“互聯網+”的《機械設計》課程混合式教學模式，還可以培養學生查找中外文獻資料的能力，在不斷學習和強化專業外語的條件下，充分利用計算機輔助技術和“互聯網+”，獲得能夠終身學習的能力，滿足工程專業認證要求，以適應新技術迅猛發展的形勢，成為國際需要的高級專業人才。

三、以“導向教育”為目標，改變課程考核與學生能力評價方式

基于“互聯網+”的《機械設計》混合式教學模式，一方面要求教師必須充分了解和懂得機械設計的最新技術、最新發展等，另一方面也將促使授課教師必須同步學習和認真準備相關課程內容。但是，現代教學理論認為:教學過程既是學生在教師指導下的認知過程，又是學生能力的發展過程，學習更是一個學生必須主動參與的過程［4］。因此，要取得好的教學效果，必須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熱情。所以，設計積極、有效的激勵方式，促使學生主動積極參與教學的各個過程，是基于“互聯網+”的《機械設計》混合式教學模式的重要內容之一。為此，《機械設計》課程分為課上考試和課下學生能力評價兩種形式的結合考核方式。課上考試主要以閉卷的筆試試卷考試為主，依據課程教學目標，考察學生掌握機械設計基本設計理論和初步應用這些理論解決工程實際問題的能力。試卷可以采用選擇題，簡答題，計算題和工程應用題的形式。課下考核主要以評價學生再學習能力為主，考核學生追蹤諸如控制技術、智能制造等新技術、新發展趨勢，并用以融合眾多學科進行初步機械設計計算的能力。這部分評價可以通過文獻綜述、研究報告和由多人組成的小組完成的機械傳動機構工程化設計計算為評價依據。當然，課下的評價是根據課上課程進展，及時布置任務，并給學生一定時間在課下完成的。這些課下任務，可以通過圖書館、學生討論、師生互動等等各種形式完成。教師只要設定合理的課上和課下考核分數占比，就能夠促進學生自覺完成相關任務，達到“機械設計”混合式教學模式下設定的課程目標，實現以“導向教育”為目標，以工程專業認證為標準，培養出具備解決問題能力、研究問題能力、團隊溝通能力和終身學習能力的“新工科”背景下的工程人才。

四、結語

科技的發展，離不開專業的人才，專業的人才，離不開高等教育的培養。在教育部“復旦共識”、“天大行動”和“北京指南”等一系列促進“新工科”計劃實施的政策指引下，以工程專業認證為標準，探索和研究新形勢、新業態和新技術環境下的《機械設計》課程教學方法，對迎接即將到來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培養勝任“新工科”要求的專業技術人才具有重要的意義。開展基于“互聯網+”的《機械設計》課程教學模式，是以“導向教育”為目標，利用計算機及互聯網技術，采用課上授課、課下學生自學和師生互動的教學模式，培養學生建立融合眾多交叉學科條件下的工程意識和工程思維，培養學生在解決工程問題時，具有充分考慮經濟、安全、環境、法律等方面的要求的能力。同時，通過改變課程考核與學生能力評價方式，激勵學生自覺成為《機械設計》課程教學的主動參與者和踐行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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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升．主體參與型教學探索［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

篇8

【關鍵詞】預測財務報告；SWOT分析；優勢；劣勢

前言

預測財務報表為投資者、債權人、內部管理人員及政府等有關方面提供反映未來財務狀況及發展前景的有用信息，包含對財務事項預測的陳述，如利潤、收入；每股盈利、資本費用和股利；公司管理者對未來運營的計劃和目標的陳述；對未來經濟表現的陳述。

目前，我國對財務預測信息披露的相關規則主要在《招股說明書的內容與格式準則》、《年度報告的內容與格式準則》等規章中。如前者規定：“如果發行人或其財務顧問或其承銷商認為提供盈利預測數據將有助于投資者對發行人及其所發行的股票作出正確的判斷，且發行人確信有能力對最近未來期間的盈利狀況作出比較切合實際的預測，則發行人可在招股說明書中提供盈利預測的數據。”后者提到：“原則上不要求上市公司編制新年度的利潤預測。但公司若在年度報告中提供新一年度利潤預測的，該利潤預測必須經過具有從事證券相關業務資格的注冊會計師審核并發表意見”。

從以前證監會要求初次發行股票的上市公司必須披露公司的盈利預測，由獨立審計人員（注冊會計師）對股票上市公司編報的盈利進行審核鑒證，并將此作為審核上市的指標之一，到目前的上述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對預測財務報告的態度已經由開始的強制性向目前的自愿性轉變。這種轉變增加了各個企業對預測財務報告選擇的靈活性。

作為管理學中評價企業發展環境的一種經典方法，SWOT分析被廣泛運用到各行各業和各個層次。S、W、O、T分別是strength（優勢）、weakness（劣勢）、opportunity（機會）、threaten（威脅）四個單詞的首寫字母。本文嘗試將SWOT分析運用到企業預測財務報告，以便管理者更加清晰地看到預測財務報告編制和披露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作出理性決策。

一、預測財務報告SWOT分析的實質

在SWOT分析中，優勢與劣勢側重內部條件分析，機會與威脅重于外部環境的分析，兩者的綜合結果便構成了對企業編制預測財務報告競爭地位的判斷。一個成功編制預測財務報告的企業，應能最大限度地發揮預測財務報告的優勢，最有效地抓住環境中的機會，從而使企業的競爭力得到極大提升。同時，還必須能克服編制預測財務報告給企業帶來的劣勢，有效地規避各種風險和威脅。因此，衡量企業編制的預測財務報告是否合理的一個簡單而有效的準則是：它能否充分發揮優勢，能否及時抓住機會，能否很好地克服劣勢，能否有效回避風險。

對于編制預測財務報告的企業而言，優勢與劣勢、機會與威脅都是相對的概念。其中優勢可以理解為與沒有編制預測財務報告的競爭對手相比本企業的經營和管理所具有的優越性；劣勢即指存在的弱點和不足；機會和威脅則是指編制預測財務報告的企業所處的環境中已經出現或者即將出現的一種變動趨勢，如果這種趨勢對編制預測財務報告的企業有利，且該企業能夠抓住的話，則該企業的戰略和地位會得到改善，此時就是一種機會；反之則存在被其它企業替代的趨勢，便屬于一種威脅。

筆者所提到的“優勢與劣勢、機會與威脅都是相對的概念”，具有以下幾層含義：一是提供或者不提供預測財務報告的企業所共有的優勢或者劣勢不能作為筆者所提到的優勢或劣勢；二是環境中出現的變化趨勢對一部分編制預測財務報告的企業來說是機會，也有可能對另一部分企業是威脅；三是環境新趨勢本身是在變化的，在一個階段中表現的是機會，也有可能在另一個階段中表現出是威脅；四是機會和威脅在很多情況下是相對于編制預測財務報告的企業所執行的發展戰略和經營方針而言的，當企業發展戰略和經營方針作出調整時，就有可能使這種外部變化趨勢的性質向相反的方向變動。

二、預測財務報告SWOT分析的內容

（一）企業編制預測財務報告的優勢（strengths）

1.可以降低投資者和債權人的信息不對稱，增加財務報告的決策有用性。預測財務報告是面向未來的，能夠使投資者和債權人了解企業未來的生產經營狀況和發展前景，具有前瞻性。這也更能滿足投資者和債權人對財務報告決策有用的要求，使其作出更為合理有效的投資決策。對于經濟狀況比較好的公司，披露預測財務報告通過傳遞信號來與那些較差的企業區別開來，達到在資本市場上吸引更多的投資，促使股票價格的上漲。對于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或債券的公司，披露預測財務報告有利于企業順利籌集資金，降低公司的籌資成本。對于當年盈利狀況不佳甚至虧損的公司，通過預測財務報告的編制和披露可以展現其對未來的良好預期，這樣有利于企業挽回投資者的信心，或者為了糾正有關中介機構對他們的不合理預測，避免股票價格下跌。

2.有利于企業內部加強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預測財務報告表明企業未來發展方向和經營狀況，往往代表了企業管理當局當前的決心和未來行動的方向，也相當于企業對信息使用者的一種承諾，預期能否達到既定的預測財務報表所示的各項數據，直接關系到投資者和債權人對企業的信任。再者，企業一旦公布預測財務報告，就意味著一定要朝著那個方向努力，為之不懈奮斗，直至最后實現，否則就容易產生法律糾紛，增加很多的額外成本。所以預測財務報告也給管理層造成了一定的壓力，迫使管理層加強企業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最終實現所公布的預測財務報告的目標。

3.能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加快企業的資金融通。我國的資本市場還不是很完善，信息反饋的可信度也有待進一步提高。由于傳統的財務報告僅僅反映企業過去的經營狀況，所包含的信息很不全面，企業據此所作出的決策要承擔很大的風險，所以在實際情況中很多投資者采取觀望的態度，這種態度不利于資本市場的發展。投資者根據企業提供的全面、質量較高的預測財務報告來進行決策，投資風險會降低，有利于投資者迅速、高效地作出決策，從而促進資本市場發展，提高企業資金融通速度。

（二）企業編制預測財務報告的弱勢（weaknesses）

1.預測性財務報告的編制會加大企業相關成本。預測財務報告的編制與傳統的財務報表相比更為復雜和困難，需要收集和加工大量的信息。信息也是經濟市場的一種資源，企業要獲取這種資源當然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和成本。預測財務報告的復雜性也要求有經驗豐富、專業技術強的工作人員參與，同時也會增加其他相關工作人員的工作量，這無疑會增加企業的整體人力資源成本。企業對信息披露會遵循成本效益原則，當確定性費用不斷增加，而效益增加的比例達不到企業的要求時，企業就會縮減其成本支出，從而又會對預測性財務信息的質量產生一定影響。

2.企業管理層基于預測財務報告的壓力可能會選擇短期效益的項目。預測財務報告的預測期限一般是一年，通常是今年預測下一年的財務報告數據。由于預測期間的限制和管理層為了避免發生信任危機和法律訴訟，管理層會采取謹慎的投資態度。他們會規避風險，選擇投資期限比較短，一兩年之內能有明顯經濟效益的項目，很有可能會把一些長遠的有發展潛力的投資項目否決掉，這種短視行為將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

3.預測性財務報告的披露會向其它企業傳遞信號。企業提供預測財務報告會使企業處于一個動態博弈的情景之中。在動態博弈中，行動有先后次序，后行動者可以通過觀察先行動者的行動獲得有關后者偏好、戰略空間等方面的信息，修正自己的判斷。企業提供的預測財務報告會向其他企業傳遞出自己經營戰略、生產計劃等很多的信息，其它的企業會根據這些信息修正對編制預測財務報告企業的判斷并調整自己的相關策略，這會使得編制預測財務報告的企業處于被動地位。如果企業希望通過預測財務報告向投資者和其他企業起到證明企業未來經營狀況很好這樣的信息傳遞功能，它必須為此付出足夠的成本；否則，所有其它類型的企業都會模仿。（三）企業編制預測財務報告所面臨的機遇（opportunities）

1.政府對企業編制預測財務報告的支持。企業作為國民經濟中的微觀主體，所提供的及時、充分、有效的預測財務報告信息，不僅方便投資人的決策，也有利于國家根據其提供的信息制定國民經濟計劃，確保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正確性和有效性，從而更加有利于整個國家經濟的長遠發展。所以政府站在國家經濟發展長遠和全局的角度，還是希望企業能夠提供可靠的預測財務報告，以便政府進行整體的統籌規劃。

2.有些國家運用預測性財務信息已經比較成熟。目前，已有許多國家相繼建立了預測性信息制度，特別是美國的預測性信息披露制度已形成了一個以“安全港規則”和“預先警示原則”為主要特點，以“自愿披露”為主要精神的較為完備的、高效的信息披露體系。這為我國預測財務報告的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參考，為我國預測性財務報告的披露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礎。由于我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會計準則向國際會計準則的進一步趨同都最終會導致我國預測財務報告的進一步完善和推廣。

3.電子通信及計算機運用等高科技發展所產生的效應。人類社會進入到21世紀，科技創新和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大大促進了生產方式的變更。一場以電子通信及計算機運用等高科技和信息產業為主要標志的新經濟時代正在全球興起。高科技和信息產業發展能改善企業編制預測財務報告的硬件環境，這樣的硬件環境能改善企業編制和披露財務報告的方式。例如：計算機技術的發展會帶動財務預測軟件的開發，這樣預測所需的時間就會大大地縮短，也可以為企業節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四）企業編制預測財務報告所面臨的威脅（threats）

1.預測性財務報告規范不完善。目前，我國有關企業預測性財務信息的制度規范主要零星散布在《公司法》、《證券法》、《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之中，顯得分散而不成體系。有些文件雖然或明或暗地涉及到預測性財務信息的相關問題，但含糊不清，起不到真正的規范作用。規范的內容也僅局限于公司上市時的盈利預測信息的披露和審核，而且也沒有有關盈利預測信息生成的財務會計制度與之配套。由于我國相關的財務制度如《企業財務通則》等沒有對預測財務報告進行明確規范，一般企業也無財務預測的要求，證監會對預測性報告的規定無論是從原則體系上還是從信息披露的內容和格式上都不完善。編與不編、如何編企業都有決定權。

2.預測財務報告存在很大的系統風險。預測性信息的特點是陳述者往往缺乏現有數據或者客觀事實能證實其陳述的客觀公允性，主要基于估計和評價。預測性財務信息是對企業未來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現金流量及其他有關信息的披露，大大提高了企業信息的決策和評價的有用性，但未來的環境各事項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可預知性，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法規變動、產業結構和技術特征的變動，會影響上市公司的行業前景、細分市場、競爭地位、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且這些系統風險企業又不能通過投資來進行分散，因而會給企業預測財務報告的可靠性帶來很大的風險。如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風暴對企業盈利性、流通性等產生的影響。

三、結語

很多專家和學者都認為預測財務報告是未來財務報告的一種必然的發展趨勢，但是從預測財務報告的SWOT分析中，我們看到預測財務報告也不是一種十全十美的報告方式，它也會給企業帶來劣勢和威脅。因此，企業在編制和披露預測財務報告時應充分發揮預測財務報告的優勢，及時抓住環境所賦予的機會，很好地克服劣勢，有效回避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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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科學發展觀就是“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推進各項事業的改革和發展。所謂循環經濟，是一種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經濟活動，建立在循環利用基礎上的新型經濟發展模式。它要求把經濟活動組織成為“資源利用—綠色工業—資源再生”的封閉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在經濟循環中得到合理利用，從而把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控制在盡可能小的程度。“循環經濟”一詞是美國經濟學家K·波爾丁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循環經濟的提出促進了20世紀70年代關于資源與環境的國際研究，拓寬了80年代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把循環經濟與生態系統相聯系，90年代的知識經濟研究給循環經濟賦予高科技產業化和學習型社會的內容。循環經濟要求運用生態學而非機械工程學規律來指導經濟生產，既考慮工程承載能力，又考慮生態承載能力。在生態系統中，經濟活動超過資源承載能力的循環是惡性循環，造成生態系統退化；承載能力之內的是良性循環，使生態系統動態平衡地發展。

環境保護與經濟快速發展共存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必由之路，發展循環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無數實踐顯示，循環經濟能夠以更少的資源消耗、更低的環境污染實現更大的經濟效益。在全球環境基金第二屆成員大會上，提出：“合理利用資源，保護環境，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以浪費資源和犧牲環境為代價，發展就不能持續進行。自然資源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人類社會發展需求卻不斷增長，如果這兩方面關系處理不當，必然導致生態的惡化，嚴重威脅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資源和環境保護為基礎的循環經濟之路，可持續發展才能得到實現。”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要求：“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將循環經濟的發展理念貫穿到區域經濟發展、城鄉建設和產品生產之中，使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減少廢物排放，逐步使生態步入良性循環。”循環經濟以協調人與自然為準則，模擬自然生態系統運行方式，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循環經濟通過延長生產鏈條，推動環保產業與其他新興產業的發展，增加新的就業機會，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循環經濟通過對自然資源的循環利用，可以從根本上達到節約資源的目的，緩解經濟發展和資源不足的矛盾；循環經濟是以保護生態和最有效的利用資源為特征，有利于產業結構向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的結構轉變，促進經濟結構向綠色化轉型，有利于推動社會的科技創新和企業的技術創新，提高經濟運行質量。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人口最多，人均資源占有量少。許多地方生態系統十分脆弱，生態環境惡化狀況令人擔憂，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公民的身體健康和我國的經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保持較高的增長，但能源消耗量巨大，我們每創造1美元利潤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目前，很多產品正面臨資源和環境的雙重約束。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勢在必行，如不盡快走循環經濟道路，則資源、生態、環境的問題必然造成生產成本上升，直接影響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高速增長時期，社會公眾環境保護意識不強，因此，我國面臨著比其他國家更大的資源和環境壓力。只有高度重視并積極推行對循環經濟的研究與實踐，才能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提供必要的理論基礎、經濟模式和技術支持，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環境經濟綜合效益的最大化。同時，環境污染與生態安全問題還直接影響到人民的身體健康及生命安全，并隨著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價值觀念的轉變將顯得越來越重要。因此，立足于我國21世紀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國家的生態環境安全，推行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是解決當前和今后面臨的一系列重大資源、環境和經濟問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有效途徑。

二、正確理解發展循環經濟的模式和原則

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三種模式：第一種是“資源—產品—污染排放”的單向線性過程模式；第二種是以“先污染，后治理”為特征的“過程末端治理”模式；第三種就是循環經濟模式，是“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多重閉環反饋式循環過程，強調最有效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從這一點看，循環經濟就是生態經濟，其出發點在于減少資源消耗、保護生態、實現環境和經濟建設的協調統一。農業生產技術模式核心是勞動力與土地簡單結合，以手工勞動為主要特征的小規模生產，生產過程基本不產生廢物，產品直接來源于自然。因此，循環經濟發揮作用的重點是工業生產，一般說來，循環經濟在工業生產中的體現就是生態工業，基本原理是工業生態。1989年，原通用汽車公司研究部副總裁RobertFrosch在《科學美國人》上發表的《加工業的戰略》一文中提出了工業生態學的概念。工業生態學是指用生態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工業生產的一門新興學科，將工業生產視為自然生態系統的封閉體系，將一個單元產生的廢物作為另一個單元的營養物，這樣，區域內彼此靠近的工業企業就可以形成一個相互依存、類似于生態食物鏈過程的“工業生態系統”。按企業、區域、社會三個層面，循環經濟也可以分為企業小循環、區域中循環和社會大循環三種模式。企業小循環模式是指企業內通過推行清潔生產工藝、廢料回收生產技術和推行污染排放的生產全過程控制，全面建立節能、節水、降耗的現代化新型工藝，以達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環境保護目標。區域中循環模式是指以生態工業鏈或生態產業園區的形式出現，把不同的工廠連接起來形成共享資源和互換副產品的產業共生組合，使得一家工廠的廢氣、廢熱、廢水、廢物成為另一家工廠的原料和能源。這種生態鏈可以擴大到包括工業、農業和畜牧業在內的不同產業領域。社會大循環模式是指通過廢棄物的再生利用，實現消費過程中和消費過程后物質與能量的循環，主要包括政府的宏觀政策指引和群眾的微觀生活行為兩個方面的內容。

“減量、再用、循環”（即3R）是循環經濟最重要的實際操作原則。減量原則屬于輸入端方法，旨在減少進入生產和消費過程的物質量；再用原則屬于過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利用效率；循環原則是輸出端方法，通過把廢物再次變成資源以減少末端處理負荷。換句話說，就是資源投入最小化、廢物利用最大化、污染排放最小化、生態系統最優化原則。具體說來，針對產業鏈的輸入端資源，通過產品清潔生產，最大限度地減少對不可再生資源的耗竭性開采與利用，并應用替代性的可再生資源，以期盡可能地減少進入生產、消費過程的物質流和能源流，對廢棄物的產生和排放實行總量控制。生產者應通過減少產品原料投入和優化制造工藝來節約資源和減少排放；消費者應通過優先選購包裝簡易、循環耐用的產品，以減少廢棄物的產生。針對產業鏈的中間環節，生產者應采取產業群體間的精密分工和高效協作，使產品廢棄物的轉化周期加大，實現資源產品的使用效率最大化；消費者應采取過程延續方法，最大可能地增加產品使用方式和次數，有效延長產品和服務的時間。針對產業鏈的輸出端廢棄物，提高綠色工業技術水平，通過對廢棄物的多次回收利用，實現廢棄物多級資源化和資源的閉合式良性循環，實現廢棄物的最少量排放。針對產業鏈的全過程，通過對產業結構的重組與轉型，達到系統的整體最優。以環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資源和提升環境容量，實現經濟體系向提供高質量產品和功能的生態化方向轉型，力求生態經濟系統在環境與經濟綜合效益最優化的前提下，實現可持續發展。

三、堅持科學發展觀發展循環經濟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1.加大宣傳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意義。全面發展循環經濟，形成良好的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全民意識，是一件事關中華民族興衰的大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能否讓我們的子孫后代擁有一個好的生存空間，必須從現在做起，從自身做起，讓我們大家行動起來，攜起手來共創美好家園。為此，我們應該通過多種途徑進行宣傳教育，通過廣泛深入的宣傳，著重說明發展循環經濟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使得各級領導和人民群眾深刻領會發展循環經濟是經濟發展到特定階段的必然選擇，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迫切需要。

2.做好循環經濟應用技術研究，加強循環經濟知識普及教育。循環經濟不是一句空話，不是一個供人們炒作的時髦概念，它是從國外引進來的一種全新經濟模式，它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包含許許多多具體內容。動員一大批科研工作者朝著節約資源和保護生態的循環經濟使用技術方向進行研究，形成大量具有實用價值的循環經濟使用技術，尤其是那些盈利較多并且污染非常嚴重的經濟組織，它們是應用循環經濟使用技術的重點單位，也是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兩者矛盾最突出的單位。我們目前發展循環經濟的關鍵是研究出能夠讓企業獲利的循環經濟應用技術，能夠使得企業在追求改善生態環境的同時，獲取自身利益，否則很難實施。同時將循環經濟知識普及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在中小學課程中，系統地安排循環經濟的相關內容，使他們獲得關于循環經濟的基本原理方面的知識；在職業技術學校和高等學校，開展利用循環經濟的技術培訓和開設循環經濟專業，培養出一大批掌握循環經濟使用技術的技術人員和從事循環經濟使用技術的研究隊伍。

3.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加快循環經濟立法。建立和完善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體系是實施循環經濟的有效保證。我國現有的環境法規多采取末端控制、指令性控制，對根本解決環境污染、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力不強。要借鑒國外的經驗，通過立法的方式，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循環經濟法律。制定并完善鼓勵支持循環經濟的經濟政策、稅收政策，使法律法規能真正起到預防污染和綠色導向作用。明確消費者、企業、各級政府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的責任和義務，明確把生態環境作為資源納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疇之內。借鑒日本等國經驗，著手制定綠色消費、資源循環再生利用，以及家用電器、建筑材料、包裝物品等行業在資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規；建立健全各類廢物回收制度，明確工業廢物和產品包裝物由生產企業負責回收，建筑廢物由建設和施工單位負責回收，生活垃圾回收主要是政府的責任，排放垃圾的居民和單位要適當繳納一些費用；制定充分利用廢物資源的經濟政策，在稅收和投資等環節對廢物回收采取經濟激勵措施。

4.建立新的經濟核算制度，變傳統GDP為綠色GDP。GDP是衡量一國經濟規模、經濟實力的重要指標，是國家制定宏觀調控政策的重要依據，也是衡量我國干部政績的標準。隨著人類環境保護意識的覺醒，我們對發展人與自然有了新的理解，中央形成了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為基本內容，以人為本、統籌兼顧的科學發展觀，所以我們應設計一套直接以社會基本需要為依據并有助于促進對生態環境與自然環境加以有效利用與保護的綠色GDP經濟指標體系。在制定“十一五”規劃時，把發展循環經濟，推進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作為重要宗旨。從國家全局角度看，有必要研究制定區域可持續發展指數，作為對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業績評價的重要參數。

篇10

關鍵詞農民收入；現狀；制約因素；對策

AbstractAtpresent，China''''srelativelylowincomeleveloffarmersandslowgrowthhavebecomeagriculturalandruraleconomicdevelopmentproblemsfacingthe.Tostrengthenthefundamentalroleofagriculture，themaintenanceofstabilityandsupportforthesustainedandhealthydevelopmentofnationaleconomy，theurgentneedtothoroughlyinvestigatetheincomeofthefarmersandthereasonsfortheslowgrowthfasterwaytoincreasetheincomeoffarmers.Basedontheanalysisofthestatusandincomeofthefarmersaffectedincomegrowthforfarmersonthebasisofconstraints，somefarmersincreasetheirincomeforresolvingthecurrent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

KeywordsIncomeofthefarmers；Thestatusquo；Constraints；Countermeasures

農民收入問題是當前“三農”問題的核心，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本出發點和歸宿。黨的十六大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是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中最突出的問題。農民收入不僅關系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穩定，而且關系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農民長期增收困難，會嚴重挫傷生產積極性，進而會影響農產品的供給，使農民壓縮消費支出，造成農村市場繼續疲軟，使國民經濟失去持續健康發展的動力。農民不富裕，農村難穩定，農業現代化也無從談起，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正逐步顯現出來。為加強農業基礎地位、保持農村穩定和支持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迫切需要深入探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原因和較快增加農民收入的途徑。

一、農民收入的現狀分析

(一)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呈遞減趨勢

農村改革近30年來，我國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00年的2253元，年均增長7.43%(按可比價格計算，下同)，總體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分階段看，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地呈現出階段性遞減的趨勢。1978-1984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7.7%，1985-1988年為4.9%，1989-1991年三年國民經濟治理整頓期間為1.9%，1992-2000年為4.6%。尤其是1997-200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連續四年下降，分別比上年下降4.4、0.3、0.5、1.7個百分點，增長率從1996年的9%下降到2000年的2.1%，年平均增長率僅為3.7%。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連續四年下降，還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的第一次。2001年農民的實際增長率為4%(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有所反彈，至200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經過2004、2005、2006連續三年增長6%以上，達到3587元，比上年增長7.4%，是1985年以來首次實現連續三年增幅超過6%。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使農村居民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持續下降。1997年至2005年，農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長4.6%，比GDP低4.3個百分點，比城鎮居民收入低3.5個百分點[1-5]。

(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再度擴大

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年人均純收入之比，1978年為2.57:1，到1983年一度縮小到1.70:1，此后一直呈擴大趨勢。到1994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到2.86:1。1994、1996兩年，政府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刺激了農民收入增長，到1997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再度縮小為2.47:1。此后，又呈擴大趨勢，到2000年，擴大到2.79:1。2001年，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仍超過農村居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到2.90:1。2002-2006年，城鎮居民收入進一步加快，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到2006年為3.28:1。目前的城鄉收入差距不僅超過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而且超過1994年的2.86:1，為歷史之最[6]。

(三)不同地區農民收入差距拉大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1997-1999年，東部9個發達省市(不包括河北省、海南省)農民收入年遞增3.86%，中西部19個省市農民收入年遞增3.16%，區域差距再度擴大。1999年，中西部19個省市區的農民人均純收入比全國平均數低16.2%，比東部9個發達省市低41.1%。2000年，收入最高的浙江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為4253.67元，最低的貴州省(自治區除外)為1374.16元，前者是后者的3.1倍。農民現金收入的地區差距更大。2000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為2381.56元。其中，中部9個省平均2170.6元，比全國平均水平數低8.9%，較東部地區低40.5%；西部10省區市平均為1605.8元，比全國平均數低32.6%，比東部地區低56%。最高的浙江省為4863.37元，是最低的貴州省1136.38元的4.3倍。2005年東部地區的農村居民收入最高，為5123元，其次為中部地區，為2815元，西部地區最低，為2508元。東部地區與中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的差距由2004年的1999元擴大到2005年的2308元，差距拉大了309元；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由2004年的2281元擴大到2615元，差距拉大了334元[7]。

(四)不同經營類型農戶、不同收入農戶收入不平衡

一方面以非農業經營為主的農戶收入在增長，以農業經營為主的農戶收入增長不多甚至減收。國家統計局農戶抽樣調查資料表明，2000年，純農戶、農業兼業戶、非農業兼業戶和非農業戶的人均純收入分別為1933元、1980元、2805元和5135元，這四類農戶占農戶總數的比例分別為19.2%、48.1%、29.4%和3.3%。其中，純農戶和農業兼業戶的收入分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4.2%和12.1%，比收入最高的非農業戶分別低62.4%和61.4%。1998-200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162元增加到2253.4元，年均增長1.39%。同期，純農戶和兼業農戶的人均純收入分別由2034元和2031元降到1933元和1980元，年均分別下降1.68%和0.84%。以農業經營為主的農戶收入減少，主要是因為1998、1999、2000年，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連續三年凈減少。1998-2000年，全國農民人均農業收入分別為1191元、1139.4元和1091元，分別比上年下降2.4%、4.3%和4.3%。同期農民人均來自種植業的收入分別為292元、882.1元和784元，分別下降1.5%、5.1%和11.1%。另一方面，少數高收入農戶的收入在增長，多數低收入的農戶的收入增長不多甚至減收。1996-200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在500元以下的戶數占農戶總數的比例，由2.53%擴大到2.64%，人均純收入在2500元以上的高收入戶比例，則從24.67%上升到35.45%。將農村住戶調查資料按純收入進行五等份分組(每組各占總戶數的20%)，2000年最低收入組農戶和較低收入組農戶人均純收入分別是802元和1442元，分別比上年下降了6%和0.6%。中等收入組農戶、較高收入組農戶人均純收入分別是2005元、2768元和5198元，分別比上年增長1.6%、3.3%和6%。收入越低，增長越難。此外，農村居民家庭的基尼系數由1996年的0.32擴大到2000年的0.35；據對全國31個省(區、市)6.8萬個農村住戶的抽樣調查，200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3751，比上年提高0.6個百分點，高于上年提高0.12個百分點的幅度，表明農戶間收入差距拉大。工資性收入對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日益突出。2005年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對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影響率為50.7%，工資性收入的影響率為40.9%。與1990年相比，家庭經營收入的影響率下降了13.9個百分點，工資性收入提高了12.6個百分點。以農業收入為主的農戶群體主要受家庭經營收入差異的影響；以非農業收入為主的農戶群體主要受工資性收入差異的影響[8-11]。

二、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速持續下降的原因分析

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速持續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農業和農村經濟內部的原因，又有來自農村之外的影響。

(一)非農產業發展對農民增收的作用減弱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非農產業曾是農民增收的主要源泉，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人數無論是絕對數還是占當年農村勞動力總數的相對值，都有了很大提高。但在1996-2002年，鄉鎮企業就業人數有所下降，最大降幅達804萬人，而且鄉鎮企業就業人數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比例由1996年的29.83%下降到了2002年的25.44%，下降了4.39個百分點。但目前鄉鎮企業的就業規模才僅相當于1995年的水平。所有這些，都意味著鄉鎮企業對增加農民收入的效應在逐漸減弱[12，13]。同時，農民進城打工的門檻抬高。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農民跨區域流動，大量進入城市擇業，進城打工成為增加農民收入的一個重要途徑。但近年來，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力度的加大，城鎮下崗職工人數增加，城鎮失業顯現并日趨嚴重。為了減輕自身的就業壓力，許多城市或明或暗地出臺了一些對農民工使用的限制政策。城市的就業保護使得城鎮吸收農民工的大門開始變窄，減少了農民在城鎮就業的機會。外出務工農民的工資水平也呈下降趨勢。據對四川和湖南兩個勞務輸出大省的調查，2000年農民外出務工的日平均工資下降了5%左右。目前進城務工的多數農民工的月工資在1000元以下，據統計，全國農民工外出務工月平均收入在2006年達到946元，同比增長9.9%，上海的農民工可以達到1000多元月收入，福建就只有七八百元，中部打工者的收入可能更低，與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比較普遍，有的工資差距達2-3倍。

(二)農產品供求關系改變對農民增收形成了制約

農村改革初期，農產品供給絕對短缺，農民增產的農產品都能賣出去，且市場價格也沒有因產量的增加而降低，因而增產就能增收，農業增產的農民增收幾乎是同時發生的。但在農業發展進入新階段后，農產品的供求格局從過去的長期短轉變為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甚至出現了地區性、結構性相對過剩。農產品供求關系的改變，使農業生產的發展越來越受到市場需求的制約，增產與增收不再是簡單的對應關系。生產多少產品不單取決于農民有多大的生產能力，還要取決于市場的需求水平，超越市場需求的增產，將帶來增產不增收或增產多、增收少甚至增產減收的結果。測算表明，農民收入增長對農產品產量增長的平均彈性呈明顯下降態勢，1978-1984年間，農民收入增長對農產品產量增長的平均彈性系數為2.05，1985—1990年間降為0.82，1991-1998年間再降為0.65，90年代比80年代初期下降了2/3之多。這就是說，在目前的市場供求狀態下，農產品產量每增長1%，所能帶動的農民收入增速要遠小于1%，增產對增收的效應只相當于80年代初期的1/3[14]。

(三)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滯后影響農民增收

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速減緩，與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滯后有密切關系。發展經驗表明，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加工型農產品的需求量會明顯增加。農產品加工不僅可以提高農產品自身的收入彈性，開拓農產品的市場需求空間，而且可以延長農業的產業鏈，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提高農產品的增收能力。以普通的土豆為例，土豆加工成淀粉，可增值30%；加工成粉條，可增值80%，加工成麥當勞餐店的薯條，可增值15倍；加工成環糊精，可增值20倍，高的可達30倍。據統計，目前發達國家農產品加工轉化率都在90%以上，其農產品加工業產值大都是農業產值的3倍以上，從事農產品加工業的勞動力一般為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的6-8倍，而我國上述三個指標分別是30%、80%和5%左右，差距非常大。顯然，在農產品供過于求的形勢下，不提高農產品的加工率和加工水平，要提高農業的效益和農民的收入是很困難的。

(四)農村城市化滯后對農民增收十分不利

目前我國的城鎮化率僅為30.4%，而世界平均水平為45%，發達國家為75%。相比之下，我國城鎮化水平大為落后。有關研究表明，我國目前非農產業增加值比重已超過81%，城市人口比重至少應達到54%，而實際城市化水平比同等工業化水平國家滯后近24個百分點；同樣，在非農產業就業比重達到50%的水平上，我國的城市化水平應當為45%以上，而實際水平與同等工業化國家相差15個百分點。可以看出，我國目前的城市化嚴重滯后于產業結構高度化的進程。這種格局帶來的后果是，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包括土地和資金在內的各種農村資源和要素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和工業，而大量的農村人口特別是勞動力卻依然滯留在農村、滯留在農業中，導致農戶土地經營規模不斷縮小，土地分割不斷細碎。統計表明，1990年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平均每年以543萬人的速度增長，凈增加近6000萬人；農戶戶數平均每年以191萬戶的速度增長，凈增加1500多萬戶；農戶平均的耕地面積則由1990年的7.98畝減少到2000年的7.35畝，平均每戶擁有的耕地塊數多達5.86塊，其中耕地面積不足1畝的有4.16塊，占耕地塊數的71%，土地細碎問題十分突出。需要注意的是，盡管農村勞動力總量大幅度增加，但由于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農業生產中出現了不斷減少勞動用工量的趨勢，這使得農業生產中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根據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資料，1990年農戶家庭糧食作物生產畝均用工為19.84個，2000年減少到16.43個，畝均減少3.41個。由于大量剩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業部門，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非常困難，2000年我國農業勞動力與非農業勞動力的人均GDP之比為18：82，這表明，按人頭平均，農業勞動力創造的價值僅為非農業勞動力的1/5左右。這并不是因為農民懶惰、能力低下，而是因為農業中存在的剩余勞動力太多了，他們占用的資源太少了，大部分可用于創造價值和財富的勞動時間由于人均占用的資源太少而白白浪費了，這正是農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換言之，正是由于城鎮化的滯后，才導致了農業和農村的落后、農民收入增長的艱難。

(五)宏觀經濟政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

不可否認，近年來，為了擴大內需，啟動國內市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擴張經濟的政策，這些政策的實施，為促進農民收入的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加大對水利、交通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為增加農民的勞務收入創造了條件；各級財政不斷加大對農林牧漁業的基本建設投資，投資比重由1996年的1.27%提高到1999年的2.4%，為增強農業的發展后勤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無庸諱言，從總體上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仍然向城市傾斜，整個宏觀經濟政策環境仍不利于農民增收。比如，近兩年國家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調整居民收入時，對城鎮居民采取的增收措施較多而對農民采取的較少。1999年以來，國家給公務員和國有事業單位人員增發工資、提高城鎮居民社會保障三條線的支出水平等宏觀調控措施，使得城鎮居民的收入明顯增加，而農民的收入還基本處在自然增長狀態。在增加的國債的使用安排上，涉城的比重較大。又比如，目前我國城鄉居民承擔的經濟負擔差異很大，城鎮居民畸輕，農村居民畸重，農村居民人均承擔納稅額和社會負擔大大高于城鎮居民。再比如，我國農產品的生產者補貼等值(PSE)仍為負值，仍有大量的農業收入繼續向非農業部門轉移。

三、增加農民收入的對策

(一)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

各地在制定和實施改革方案過程中，必須全面貫徹中央有關農村稅費改革的各項政策，堅持“減輕、規范、穩定”的原則，確保農民負擔得到明顯減輕，不反彈，合理確定農業稅計費要素，規范稅收征收管理行為，嚴格村內“一事一議”程序。同時，確保鄉鎮機構和村級組織正常運轉，確保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正常需要。

(二)深化農業產業化經營，為農民提前、產中和產后服務

一是發展和壯大龍頭企業，為農業產業化經營提供“領頭羊”。二是發育中介組織作為龍頭企業與基地農戶的聯結點。三是以創新利益機制作為農業產業化持續發展的核心和重點。

(三)調整農產品供給結構，提高農產品品質，使農業發展目標從注重產量轉向穩量提質上來

調整和優化農業結構，大力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是當前增加農民收入的關鍵措施。①要抓住當前農產品供給充裕的時機，加快調整糧食品種結構。現在我國小麥總量接近供求平衡，但專用優質面包粉、糕點粉、水餃粉、方便面粉等都靠進口。而國際市場進口優質小麥的價格大大高于國產小麥的價格。如果經過幾年的努力，使我國優質小麥也能滿足市場需求，農民可增收百億元；②要大力發展畜牧業。畜牧業在農業產業鏈條中處于“前拉后帶”的重要環節，搞好了可以促進種植業、帶動加工業，實現農產品轉化增值。糧食連年豐收，表明生產能力已經穩定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發展畜牧業的時機已經成熟。使畜牧業真正成為一個大產業，這既可以大幅度增加農民收入，還可以有效地轉化糧食，緩解農民賣糧難；③應因地制宜調整區域布局，大力發展區域特色農業。各地應根據自然地理條件特點，充分發揮本地資源優勢，因地制宜調整農產品區域生產布局，形成區域特色農業的規模化生產與集約化經營，發展名、優、特、新產品，并樹立品牌意識，靠品牌開拓市場。這將成為各地農業增效與農民增收的重要舉措[15]。

(四)加強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為農民增收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

投資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應該堅持一貫的方針，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財政資金、信貸資金、集體資金、社會融資和利用外資相結合。逐步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調整財政支農資金的使用方向，把糧棉主產區作為重點投入的區域。政府在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方面的投資還應進一步增加，借此加快林業和生態環境建設。在增加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同時，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特別是在農村電網改造、糧庫建設、道路建設、自來水、通訊設施等建設方面，要加大投入力度。基礎設施建設中應盡量使用農民工，這樣，既可以增加農民現金收入，又為農民增收打牢了基礎[16-18]。

(五)調整鄉鎮企業結構，促進鄉鎮企業持續穩定發展

目前鄉鎮企業面臨的困難與問題很多，但結構不合理，整體素質低，是根本性的制約因素。因此，調整優化鄉鎮企業結構，提高其整體素質是鄉鎮企業走出困境，提高質量效益之關鍵。①要調整其產業結構與產品結構，植根于農業，大力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特別是食品加工業。要充分發揮當地農業資源優勢，重點發展農林牧副產品的加工、儲藏保鮮與運銷，努力提高農產品加工業在鄉鎮企業中的比重；②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包括旅游業、商業、運輸業、飲食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等，這是農民增加非農收入的有效途徑；③調整技術結構，加強技術改造，推進技術創新，加強人才培養與引進，依靠科技進步，提高產品質量，條件成熟的鄉鎮企業應向高科技產業方向發展。這是提高鄉鎮企業整體素質之關鍵；④調整體制結構，強化管理創新，深化“二次創業”，轉換機制，規范管理；⑤要把發展鄉鎮企業和發展小城鎮結合起來，引導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中，充分發揮鄉鎮企業的聚積效應，改變目前布局分散、低水平重復、結構趨同的不合理狀況[13，14]。

(六)加速農村城鎮化進程，促進農村就業結構調整，拓寬城鎮就業空間

農民收入不高與農民數量多有很大關系。有關數據表明：我國70%左右的人口和50%的勞動力來自農村，而通過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農業資源相對稀缺程度的考察，我國農業實際所需勞動力只為現有勞動力的35%，許多農民處于隱性失業狀態。因此，必須加快小城鎮建設步伐，減少農民數量。小城鎮的發展可以帶動人口、信息、資金等的聚積、流動和重組，產生對服務于生產、生活的運輸、商貿、金融、服務、信息咨詢等的旺盛需求，為農村第三產業發展提供動力。同時，發展小城鎮還可以促進農村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重組，提高農民人均資源占有量，進而提高收入水平。在推動小城鎮發展過程中，一方面要打破小城鎮中傳統的管理體制，改革戶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對在當地有穩定收入、穩定職業和穩定居住場所的“流動人口”應予辦理常住戶口證，取消歧視性的限制政策；對新到小城鎮落戶的農民不應收取城鎮增容費，并在子女入學、參軍、就業等方面與原來的城鎮居民一視同仁。另一方面，要加強小城鎮的基礎設施建設，除增加政府的財政投入外，還應改革投融資體制，吸引各種投資主體參與小城鎮開發[19]。

(七)充分利用世貿組織的“綠箱”、“黃箱”政策，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力度

充分用足WTO的“綠箱”政策。所謂“綠箱”政策是指允許成員國對本國農業給予的不影響貿易價格的政府補貼，諸如農業科研、病蟲害防治、環境保護、收入保險、自然災害求助、農業服務等方面的補貼[20]。由于財力限制，在該項政策12種支持內容中，我國僅用了6種，補貼額總計為182億元/年。因此，今后應當增加財政力度，用足補貼空間。根據“綠箱”政策，我國每年對農業的綜合支持水平可達農業總產值的10%，按照2000年農業GDP為14212億元計算，大概為1400億元。這筆資金使用每年將為農民增加約700億元的收入。所以，利用“綠箱”政策，充分發揮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資源優勢，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可以啟動農村的消費市場，從而消化掉過剩生產能力，使國民經濟走出通貨緊縮的困境，恢復持續、快速、健康增長的態勢，這樣農村勞動力才有機會不斷轉移到非農產業部門就業，進而實現農民收入持續增長。

調整和用好“黃箱”政策。“黃箱”政策是指影響貿易價格的政府補貼，如對糧食等農產品提供的價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補貼。這類保護性補貼通常會對產出結構和農市場價格產生扭曲性作用。按照WTO規定，我國“黃箱”補貼范圍限于農業總產值的8.5%之內，而我國現有的“黃箱”政策支持為每年2200多億元人民幣，離8.5%的限度約有1004億元(即121億美元)的支持空間[21]。由此可以考慮的策略是：由過去對中間環節的補貼，轉向對農產品保護價以及與之關聯的倉儲建設和保管費用的補貼，轉向對國家需要扶持與發展的農業生產經營項目的補貼，并且調整農業發展銀行政策性貸款投向，發放農業產業化經營專項貸款，支持龍頭企業和農民發展經濟作物和畜牧、水產業，充分釋放其增收潛力。增加“以工代賑”資金規模，提高開發式扶貧的技術水平，總結推廣小額信貸扶貧的經驗和做法，增強扶貧資金在發展經濟作物和畜牧、水產業中的作用，為農民增收創造資金條件。

(八)加快農業科技體制改革，培育農村科技市場，促進農業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實現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

我國發展農業的經驗證明，農業科技的推廣應用對農業增產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我國農業科技總體水平與發達國家相差10-15年，對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42%，而發達國家達到了70%－80%。目前，我國農產品良種化程度、育種水平、水、肥的利用率、農產品的加工儲存能力等，均處于較低水平。由于農業科技市場不完善，造成農業科研和農業生產的脫節。因此，應徹底加強農村科技服務市場體系建設，實施“科教興農”的發展戰略，加大農業科技創新和推廣的力度。各地區應圍繞地方主導產品和支柱產業，因地制宜發展市場前景好、附加值高的農副產品，引進、示范、推廣優質高產品種，先進種養方式及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促進傳統技術和高新技術結合，提高農產品科技含量，降低生產成本，促進可持續發展。當前，我國農民文化水平普遍較低，農村還有約8000萬的文盲，這對于我國農業直面國際化挑戰是很不利的。當務之急是大力發展農村成人教育、職業技術培訓，建立多層次、多形式的農村教育和技術培訓體系，組織實施“綠色證書工程”和“跨世紀青年農民培訓工程”，使更多的先進適用技術進入農村基層和農戶，使農民盡快掌握現代多項先進實用技術，提高科學文化素質[22]。

(九)改善農產品的流通渠道，減少流通費用，提高農產品競爭力，增加農民收入

首先，應加強市場本身的建設，擴大農村集貿市場的規模，提高市場的硬件設施并且加強市場的規范管理。通過建立各種專業市場、批發市場，把千家萬戶的產品銷售出去，把農民需要的生產、生活資料運進來，做到建一個專業市場，培育一個支柱產業，帶動一方經濟。山東壽光蔬菜批發市場是一個成功范例。其次，改變農民思想觀念，破除“重農輕商”意識，引導一批有創新意識和創業精神的農民走上經商的致富之路，促進農產品“經紀人”隊伍的壯大，使之最終從農民中分化出來，形成一個特殊群體。再次，大力培植和發展農產品流通企業。對已初具規模的販運戶，應引導他們實行企業化經營，使其成為能夠獨立承擔民事和經濟責任的具有法人地位的市場主體，并從稅收政策和資金上予以支持，對有條件的企業還可以進行股份制改造，通過社會力量打造流通企業的“航母”。最后，應加快農業信息服務體系的建設，圍繞農產品市場行情、需求趨勢，切實做好分析、預測，為農業提供及時、系統、權威的信息服務，消除制約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的“信息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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