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經濟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城市化經濟，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城市

唐子來(1999)在研究了城市化的一般過程和發展規律后發現，新世紀里世界面臨的一個重要趨勢仍然是城市化。與城市化的各個歷史階段不同，當今世界還面臨著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趨勢。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交織一體，使城市（特別是大都會地區）在全球城市體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經濟全球化表現為以下特征：第一，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越來越突出，管理／控制－研究／開發－生產／裝配三個基本層面的空間配置已經不再受到國界的局限。第二，各國的經濟體系越來越開放，國際貿易額占各國生產總值的比重逐年上升。第三，各種發展資源（如信息、技術、資金和人力）的跨國流動規模不斷擴大。第四，信息、通訊和交通的技術革命使資源跨國流動的成本日益降低，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第五，在全球化進程中，空間經濟結構重組導致城市和區域體系的演化（城市規劃原理，2000）。

受經濟全球化影響，城市從工業時代過渡到信息時代，第三產業成為城市發展的后續動力。隨著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第三產業開始崛起，并逐漸取代工業而成為城市產業的主角，并由它繼續推動下去。這種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生產的增加和消費的增加。《世界發展報告》的統計表明，在1960-1980年期間，發達國家在制造業中就業的人數比重一直徘徊在30%左右，制造業產值比重則從40%降為37%；但同期城市化水平卻從68%上升到78%。其原因正是第三產業的拉動所致，這段時期的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比重從44%提高到56%，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也從54%提高到60%。

二、城市發展突破了傳統的等級體系框架，正在形成新的城市網絡體系

伴隨著生產業的快速增長，主要城市的金融服務和專門化服務水平迅速增長，由銀行、投資公司、法律機構、保險公司和證券交易所共同組成的金融綜合體已經成為各部門的決策中心(Green,1993)。這些大都市金融綜合體正在成為日益增長的全球一體化系統的節點(Mitchelson,1994)。傳統的城市體系基于國家的框架，分為首都、區域中心等級別，但隨著經濟全球化下的生產、流通、交換系統的機制的形成，傳統城市體系的框架立論基礎正在改變。城市作為城市系統的一部分，不是按照傳統理論的領土的連續性，而是建構在功能節點（中心城市）以及節點間的軸（商品流、人流、資金流、信息流）之上。

Castells(1996)進一步指出，這種空間的邏輯“以流的空間”為主宰，建立在把生產和管理的戰略節點全球性地聯系在一起的電子線路上。不過這并非這個社會唯一的空間形式，相反，人們見到“地方的空間”一如既往地作為絕大多數人日常生活領域的組織形式。應當說，主宰當今世界的重要機制是基于“地方的空間”之上的“流的空間”。并且，我們的社會已經演化成為基于“流的空間”的網絡社會。Borja和Castells(1996)在《地方與全球》一書中闡述：全球化最為直接和最為突出的地方影響是城市的空間和社會結構。全球經濟網絡的控制性節點是商務產業(advancedservices)和研究開發活動(researchanddevelopment)最為發達的城市。在全球競爭中，城市必須提供這些產業所需要的信息基礎設施(telematics)和相應的人力資源所需要的生活環境。同時，信息技術使生產過程的各個階段可以分散在全球范圍的不同地域，同時仍保持了生產過程的整體性。

正如Batten(1993)所指出的，未來世界城市的發展潛力將取決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能否把所有有形的實體網絡（即基礎設施）的節點、密度和效率連接到世界各地；

第二，能否在世界無形的網絡體系中發揮人口、知識、資金、貨物和服務的全球換作用；

第三，能否創新性和適應性地不斷發揮網絡中固有的協同作用，并起到超前示范導向作用。

三、城市化的主流轉向東亞地區，給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

隨著經濟活動的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從全球范疇而不是國家、地區的范疇認識城市化過程是十分必要的。客觀認識“經濟全球化”背景，對研究我國城市化政策、制定城市化戰略步驟有現實的指導意義。發達國家的經濟重構產生了所謂的新的國際勞動分工。一方面是生產業向大都市集聚，產生所謂的“世界城市”，因而有了“功能以世界城市體系”的提法；另一方面，制造業的轉移也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發展機會，一部分國家和地區憑借這個機遇迅速崛起，如亞洲四小龍的崛起，相應地城市化進程也大大加快（陳振光，2001）。

根據阿銳基(2001)對20世紀社會、經濟根源的研究，資本積累的世界性過程的中心從美國逐漸轉移到東亞地區。東亞的資本積累過程中的程度，可以從（圖1）中描繪的趨向來測定。該圖顯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明顯的趕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核心組織[1]”的人均收入水平的例子。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只有日本的成就非同一般，優先于并帶領地區騰飛。到了20世紀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韓國和臺灣地區離開低收入群體，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而香港和新加坡地區加上西班牙則離開了低收入群體，穩步進入中等偏上收入的群體。

附圖

資料來源：WoytinskyandWoytinsky(1953);WorldBank(variousyears);EconomicPlanningCouncil(1977,1982,1988).

圖1從比較的角度看東亞的興起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組織核心＝100）

聯合國根據1990年世界各國最新人口普查數據，對全球未來城市化進程進行了分析和預測，詳見（表1）。

表1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未來年平均城市人口增長率(%)

地區1970-19751986-19901995-20002020-2050

發達國家1.50.80.80.5

發展中國家3.74.53.82.2顯著變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特大城市的數量近幾十年大大地增加了。1950年全球800萬人口及以上城市集聚區只有2個，全部分布在發達國家；1970年有10個，5個分布在發達國家，5個分布在發展中國家；1990年，增加到20個，其中6個分布在發達國家，14個分布在發展中國家；聯合國分析2000年將會進一步增加到28個，其中6個分布在發達國家，22個分布在發展中國家。

四、中國城市化進入加速期，具有后發優勢

1998年底，中國城市化水平達到30%，城市化進入了中期階段，這是一個城市化快速增長的階段。根據諾瑟姆(RayM.Northam)的"S"型城市化發展軌跡，城市化發展速度在30%-70%之間呈加速狀態。在50%時加速度達到最高點。可以預測，2010年之后，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會以每年至少1個百分點的遞增速度上升，至2020年達到60%左右的水平。中國城市化的發展長期以來較工業化的發展處于滯后狀況，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進一步確立和完善，城市化發展的推動力將越來越大，因此，中國出現加速城市化的過程已屬必然。

趙寶江指出，由于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在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國將存在著較大的發展梯度，這種發展梯度已經呈現出進一步擴大的態勢。東部沿海地區有可能出現普遍的繁榮，并帶動一部分城市率先進入信息城市的行列。

經濟全球化為中國的城市化提供了新的機遇，使中國有可能發揮后發優勢，進而搶占若干技術制高點，帶動新興產業的發展，構造新的城市網絡體系。未來中國的城市化將出現難以避免的快速發展過程，導致更多設市城市的誕生。中國有必要建立世界城市和自己的創新中心城市，使之盡快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經濟的新節點，并把中國各級各類城市融合到新的城市網絡體系之中（顧朝林，1999）。

【參考文獻】

1FriedmannJ.TheWorldCityHypothesis.DevelopmentandChange,17:69-83,1986

2CastellsM.TheinformationalCity,London:Blackwell,1989

3唐子來.信息化和全球化時代城市管理的新議題.城市規劃匯刊，1999(3):75-76

4全國城市規劃執業制度管理委員會.城市規劃原理.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0

5GreenM.B.AGeographyofInstitutionalStockOwnershipintheUnitedStates.Annals

oftheAssociationofAmericanGeographers,Vol.83,pp.66-89,1993

6MitchelsonR.L.andJ.O.Wheeler,TheFlowofInformationinaGlobalEconomy:the

RoleoftheAmericanGeographers,Vol.84,pp.87-107,1994

7CastellsM.TheSpaceofFlows:ElementsforanUrbanTheoryoftheInformation

Age,NewMedia:TechnlogyScienceandCulture,No2,1996

8BorjaJordiandManuelcastells,LocalandGlobal:ManagementofCitiesinThe

InformationAge,EarthscanPublications,London,1996

workCitiesVersusCentralPlaceCities:BuildingaCosmocreative

Constellation.InAndersonA.E.,BattenD.F.,KobayashiK.andYoshikawaK.:The

CosmocreativeSociety,Heidelberg;Springer,pp.137-150,1993

10陳振光.全球經濟一體化與城市體系發展趨勢.城市規劃匯刊，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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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聚集經濟 城市化

聚集經濟一般是由于社會經濟活動及相關要素的空間集中而引起的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及由此而產生的成本節約、收益或效用增加的現象。聚集效應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第一，空間性。聚集效應是因為企業和居民在空間上彼此靠近而獲得的。第二，外部性。聚集效應是空間上集中的企業和居民，通過外在因素在客觀上互相為對方提供利益而使經濟效果增加或費用減少的效應。第三，規模性。聚集經濟效應以一定的規模為前提，通過微觀主體的內在規模經濟來實現，即只有取得自身的規模效益，才能使外在利益得以轉化為現實的利益。因此，聚集經濟的本質是由廠商或居民集中而帶來的規模經濟和正外部性。聚集經濟利益是城市經濟的重要特征，是城市化的決定性力量。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推行，生產要素逐漸按市場原則尋求最佳的行業組合和空間配置。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不僅原有的城市以其巨大的聚集優勢吸引了大量生產要素的進一步聚集，擴大了規模，而且還在一些特定地點因人口、資源的聚集而形成新的城鎮，聚集經濟效應極大地推進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

一、我國城市化的發展階段及特點

根據圖1顯示出的我國城市化水平的變化情況，可以將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大致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1957年我國城市化的過渡階段。這一階段的城市化進程伴隨著工業化推進，在“重點建設，穩步前進” 方針的指導下，新建6個城市，大規模擴建20個城市，一般性擴建74個城市。從1949年到1957年這8年間，我國城鎮人口年均增加523萬人，年均增長率達到9.07％，城市化由10.6％提高至15.4％，平均每年增加0.6個百分點。到1957年，我國非農就業比重達到18.1％，城市數量比1949年增加41個，總數為177個，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處于起步性的緩慢發展階段。

第二階段，1958―1960年城市化的“”階段。1958年，在“用城市建設的來適應工業建設的”的號召下，城市工業大發展，城市數量與城市人口有較大幅度增加。這一階段，我國城鎮人口增加2352萬人，年均增加784萬人，年均增速達到7.31％，城市數量增加19個，平均每年有6個新城市出現，城市化水平由1958年的16.2％上升至1960年的19.7％，平均每年增加1.17個百分點，我國的城市化出現“”現象。

第三階段，1961―1977年反城市化與城市發展停滯階段。這一時期，由于糧食供應不足，再加上城鎮基礎設施緊張，我國各部門和單位紛紛精簡在崗職工，并開展“上山下鄉”活動，支援三線建設，沿海工廠大量內遷。這一階段，我國城鎮人口數量以1.95％的年均增速低速增加，年均增加247.6萬人，但是，我國的城市化水平總體下降，由1961年的19.3％降至1977年的17.6％，城市數量也由208個減少到188個，平均每年至少有1個城市在消失。

第四階段，1978―1996年，我國城市化穩步推進階段。1978年黨的以后，全國的改革開放給城市發展帶來了蓬勃發展的機遇，國務院分別于1984年10月和1986年4月頒布了新的設鎮規定和設市標準，小城鎮迅速增加。此期間，我國的城市數量由1978年的193個增加到1996年的666個，新增城市數量是前18年新增城市數量的8倍多。城鎮人口以年均6.46％的速度較快增長，我國的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增至1996年的30.48％，年均增長約0.7個百分點，而且在1996年首次超過30％，使我國的城市化步入中期發展階段。這一階段，我國的中小城市發展迅速，而我國的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增長速度較慢。1978年至1996年 18年間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總共增加了28個，而中小城市新增436個，占新增城市總數的91.6％（見圖2），我國的城市化表現出明顯的城鎮化特色。

第五階段，1997年至今我國城市化加速推進階段。由于前一階段城市建制數量的急劇增長帶來了虛假城市化與大量優質耕地流失的負面效應，我國對城市數量實行較嚴格的控制，我國的城市化進入以開發區為主要標志的產業空間拓展和人居環境改善帶來的城市形態區域化擴張為顯著特征的大中城市規模擴張新階段。這一階段，我國城市數量雖然在總體上有所下降,但是我國的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854.25萬人，年均增速為4.7％，城市化水平也以年均增加1.199個百分點的速度大幅提高，我國城市化步入中期快速發展階段。

從以上城市化階段劃分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城市化基本上是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模式，即以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為背景，政府在資源配置和城市化方向、速度、形式和戰略安排決策中占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場化的經濟動力逐漸成為城市化的主導力量，城市聚集經濟效應引致的城市化日益顯著，城市經濟增長對國民經濟的貢獻進一步增強。

二、我國城市化的發展現狀

據世界城市化發展的一般規律，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為城市發展的初級階段，30％-70％為中期階段，70％以上為后期階段。2006年，我國城鎮總人口57706萬人，城市總數656個，城市化水平達到43.9％，1997―2004年我國的城鎮人口比重年均增長1.23個百分點，我國正處于城市化的加速發展階段，我國現階段的城市化呈現出較以往不同的發展特點。

1、大城市的發展趨勢持續增強。 從城市規模來看（按市轄總人口分組），雖然我國在90年代實行“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的政策，但是由于國家在1998年后停止審批設立小城市，加上城市化過程中大城市的特殊聚集效益和吸引力，先進的生產要素不可阻擋地向大城市集中，同時，中等城市向大城市演進趨勢加強，我國大城市發展勢頭良好，中小城市比重和絕對量均呈下降趨勢。從表1可以看出，2003年與1997年相比，人口在200萬以上的超大城市增加175%，人口在100-200萬之間的特大城市增加540.9%，人口在50-100萬之間的大城市增加482.99%，人口在20-50萬的中等城市減少16.1%，人口在20萬以下的小城鎮減少89.53%。顯然，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小城市大規模發展的趨勢被大城市發展所取代。

2、地區間城市發展不平衡。從城市數量的區域布局來看，90年代由于經濟基礎、發展速度和投資傾向的差異，東部地區的城市數量增長明顯快于中、西部，而我國中、西部城市數量則有所萎縮。進入21世紀，我國東、中、西部城市在總數上比較穩定，東部地區的城市數量在總數上依然保持著絕對數量上的優勢（見圖3）；從城市規模的區域布局來看，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在我國東、中、西部的分布比率為0.495∶0.408∶0.097，東部地區的城市規模效益要于高中、西部，而西部地區的城市規模效益遠未得到充分發揮。大城市憑借其在區位條件、服務能力、交通運輸、信息交換、設施水平、人口規模等諸多方面的優勢，對區域內的資源、資金、人才、信息、產業具有更強的吸引力，促使區域內的這些生產要素向大城市集中。因此，大城市發展的不平衡是導致地區經濟發展失衡的重要原因；從中小城市的發展來看，我國的中小城市有43.68％分布在東部地區，36.67％分布在中部地區，19.65％分布在西部地區，西部地區中小城市的發展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

3、三大都市圈已建立。從城市群或都市圈的發展來看，我國已經形成京津塘、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個真正意義上的最大的都市圈。2003年，我國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塘環渤海區的城市人口、地區生產總值、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25.5％、36.3％、35.1％、48.5％，這三大區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活動最為活躍、城市聚集力最高的地方，構成我國區域經濟的主體。京津塘、長三角、珠三角像三輛馬車帶動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

4、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差距逐步縮小。從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關系來看，一方面由于我國一直推行以分散化為特征的城市發展政策的原因，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城鎮人口比重）一直滯后于工業化水平（非農就業比重）（見圖4），我國城市化的推動力主要來自鄉村的推力，而非城市的引力，工業化（非農產業化）是我國城市化的主要動力，城市聚集機制和聚集效應未能充分發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的城市化快速推進，“棘輪效應”促使原有城市規模邊界不斷擴大，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差距正逐步縮小，這表明我國城市聚集效應對城市化的作用正在日益增強。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人口、資源的流動與配置日益向市場化方向發展，從而在聚集利益調節機制下促進了原有城市化規模的擴大和經濟的發展，并導致了新興城市的形成和發展。盡管一些城市政府已經開始主動地按照聚集經濟的要求進行合理規劃和布局，但是也應該看到，傳統體制的影響仍然相當明顯，政府的決策仍然制約著資源的流向，進而對城市的聚集與發展仍具有強有力的影響，一些不利于城市聚集經濟效益的現象依然存在。

三、結語

城市化是一個人口和經濟活動不斷向城市聚集的動態過程，也是城市經濟集約、高效的優勢逐步顯現和增強的過程，城市聚集經濟利益是城市化的重要動因。隨著我國城市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聚集經濟效應將在城市化進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也必將為我國城市經濟的蓬勃發展提供充沛的動力。

（注：本文為湖北省教育廳科技處研究項目，項目編號B2007-

27006；人文社科研究項目鄂教思政［2007］1號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 謝文惠，鄧衛：城市經濟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6.

[2] 吳玉印：城市發展的經濟學分析[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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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層面來看，金融經濟力在城市化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調節作用。因為金融歸屬于社會性市場資源，其可以不斷完善城市化經濟中的經濟體制，協調經濟體制內部各變量之間的關系，調整現代經濟資源分配，形成良好的金融經濟力。

(一)金融經濟力對“城”的影響在“城”的發展中，“土地”是發展的中心，當城市的土地逐漸資產化之后，地租開始活躍起來，并很快成為最典型的利息。在市場利率變化的過程中，除了城市不同引起的富集度、競爭力度等方面的差別，地租的高低和利率的變化成正比。換句話說，利率是金融經濟活動中對“城”造成影響的關鍵點。同時，金融對“城”的影響還體現在下面幾個方面：首先，居民收入。在城市居民收入初次分配之后，金融市場的發展對居民的收入進行了二次分配。在金融市場較為繁榮的時候，會出現一定數量的投資者。假如投資途徑豐富，就可能引發投資熱潮，刺激城市居民個人產生投機性需求。同時，在此熱潮的刺激下，貸款利率有可能出現下滑，融資渠道進一步擴展，企業的投資性需求和生產性需求都能夠獲得一定程度的滿足。其次，房地產交易。房地產交易會對“城”的投機性需求造成一定影響。金融市場和與之相關的子市場的發展都會對“城”的需求情況帶來影響，成為這一變化過程中的影響變量。

(二)金融經濟力對“市”的影響在基本供求得到滿足之后，城市化經濟的發展也會變得相對容易、平穩，這是實現城市化經濟平穩運行的基礎。金融經濟力對“市”的影響比較短暫，通過內部調節和外部影響讓其運行更加平穩，把不穩定因素逐漸引導至平穩的渠道上。假設“城市”處于封閉的狀態，“市”的穩定和經濟運行狀態會受到供求關系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非常深遠。想讓經濟發展從不穩定趨向平穩，必須發揮金融影響力對城市內部供求關系的調整影響。

二、城市化經濟運行中金融經濟力的使用建議

(一)構建具有包容性的金融系統包容性的金融系統可以推動城市化經濟朝著更加均衡的方向發展，其可以讓各項金融服務具有更大的普惠性，讓弱勢融資群體也能夠享受到相同的金融服務。在這一背景下，金融經濟力可以借助金融分配等因素化解城市化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比如：機會不平等、貧富差距拉大等，滿足城市化本質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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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化經濟發展；變化；問題；成本控制

一、研究背景

改革開放三十幾年，我國城市化進程飛速發展，作為農村人口大省的重慶，也在這股城市化浪潮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筆者認為，重慶的城市化經濟建設，經歷了顯著的兩個時期，而1997年的重慶直轄則成為了這兩個時期的分水嶺。（1）關于城市化經濟發展成本。城市化經濟成本指的城市建設、發展對資金的最低需求量，它是在區域城市化進程中，為提高區域城市化水平而付出的必要的經濟代價。（2）不同時期重慶城市化經濟發展成本。在重慶處于改革開放的初期時，國家開始為經濟松綁，引入市場經濟。但是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國家仍然保留了傳統的機制，資源要素價格并不能反映市場經濟中的市場供求關系。1997年，重慶正式成為直轄市，成為全國五大中心城市之一。我國改革開放業已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國家發展重點由沿海逐步向內陸延伸，西部大開發成為重中之重。與直轄前重慶的城市化建設投資的成本相比，必然發生質的飛躍。

二、變化因素分析

（1）資源要素成本的變化。除了土地原材料等價格翻番，由于直轄后的重慶在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不可能將壓低勞動力價格作為城市化建設的制勝策略，所以人力資源成本上升的勢頭強勁。（2）生態環境成本的變化。隨著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意識的深入民心，新時期的重慶城市化建設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環保投入這一成本將貫穿今后重慶城市化建設的全過程。（3）科技成本的變化。隨著知識經濟與科技經濟逐步成為經濟浪潮的主流，科學技術越發達，社會生產力的水平就會越高，城市化經濟的建設也會越好越快越完善。這要求政府必須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需要對國內科技產業提供幫扶。（4）社會職能成本的變化。民生問題的逐步完善解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科學發展的軌道。這也就向政府、向社會拋出了一個標尺――城市化經濟建設必須將民生問題擺在重要的位置。上述四點是重慶城市化經濟建設成本的主要投入，再加上國家扶持、重慶本身的經濟發展、成本可支出總量的增加，重慶城市化經濟建設由此被推入了高成本時代。

三、高速發展帶來的問題

（1）增加壓力。重慶的責任除了連接中西部，形成西部經濟高地，更有著走向國際，與其他中心城市互為犄角的任務。但是，城市化經濟發展的高成本無疑是加重重慶發展的壓力。（2）抑制動力。前文提到的導致城市化經濟發展成本增加的因素同時也是促進重慶邁步而進的動力。它們要求了發展的高投入，高投入則使它們日趨完善。但這只是一個理想化的關系：如果這種高成本沒有得到及時和適當的控制和緩解，必然會導致這些發展動力的滯緩甚至惡化。

四、應用建議

如何在這樣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局勢下，找到重慶城市化經濟發展高成本的突破口，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在傳統的企業觀中，所謂的成本控制就是一味的“少花錢”。顯而易見的是，這種原始而片面的方法已經也必然淹沒在奔涌不息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本著與時俱進的精神，我們需要尋找更加科學，更加符合經濟發展潮流，更加具有長久效果的新型的方法。第一，每分錢都要花在刀刃上。這就說明不能把大把資源做“無用功”。那怎么避免“無用功”呢？這就要去確定成本投入的目標。這個目標的正確性就是成功控制成本的第一步。為此，需要政府及社會各界人士群策群力，從宏觀上把握住經濟發展方向。第二，針對這個目標，細化步驟，強化責任。所謂細化步驟，就是根據目標，制定出計劃、要求，除了包含時間、空間的明確，還需要保持對數據的敏感性，硬指標和軟指標雙管齊下；所謂強化責任，就是在步驟出爐后，各部門，各行業，各階層要明確自己的責任，嚴格遵循各項要求與指標。第三，在整個過程中，定期與不定期相結合的核算監測。數字雖然不能完全說明一切，但是沒有數據，又怎么去談成本控制？

總而言之，要拋開傳統狹隘的成本控制觀念。城市化經濟發展是一個漫長而充滿變數的道路，沒有捷徑。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機遇會垂青時刻準備著的人。做好作為城市建設者該做的，做好作為城市擔當者該做的，做好作為城市推動者該做的，把重慶人民昂揚向上求發展的精氣神和科學的經濟發展成本管控相結合，“功可強立，名可強成”。

參 考 文 獻

[1]楊柳.城市化進程淺析[J].遼寧經濟統計.2010（3）

[2]刁承泰.城市發展的經濟分析與論證[J].現代城市研究.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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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關天經濟區; 城市化; 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 F299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1009-8631(2010)03-0016-01

一、城市化水平的測度

城市化水平(又稱城市化率,城市化度,城鎮化率,城市化指標)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組織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標志。

本文對城市化水平的估算,以非農業人口的統計數據作為基礎資料,以年鑒上的非農業人口與城鎮人口的比重為基準對各地區的非農業人口進行調整。

調整后的城鎮人口=非農業人口*調整系數K

城市化水平=調整后的城鎮人口/總人口

其中:調整系數是以2000年“五普”非農業人口與城鎮人口的比重為基準,但由于各年的人口流動情況、國家政策有所變化,K值也做了適當修正。考慮到數據的可取得性,以及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性。因此,本文提取從1991年至2008年的數據作為研究區間的數據。本文采用城市化水平這個指標來反映城市化,表1是1991至2008年處理過的經濟區城市化水平數據。

表11991至2008年經濟區城市化水平

二、城市化進程對經濟增長影響模型的選擇與構建

美國數學家柯布和經濟學家道格拉斯研究了1899年至1922年的美國資本和勞動投入對生產的影響,認為在技術不變的條件下,生產函數可以表示為:f(K,L)=λ*Kα*Lβ其中,F(K,L)代表生產函數,K,L分別代表資本和勞動投人,α和β分別代表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λ為常數,代表生產的效率系數。

為了定量研究城市化水平與城市經濟增長的關系,采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代替生產函數Y=λ*Kα*Lβ中的Y,把技術和資本存量一起看作外生變量,即方程中λKα由系數A代替,勞動力存量用城市化水平代替。模型估計用的生產函數變為:Y=ALβ,兩邊取對數得:lnY=lnA+βlnL即Y*=A*+βL*。因此,把技術和資本存量看作外生常量,目的是剝離二者對城市化水平的內生影響,借助生產函數確定城市化水平與城市經濟之間的數量關系。

本文為了消除時間序列自相關,加入滯后一期,設定回歸方程為:lnYt=c+α*lnXt+β*lnYt-1,(注:加入滯后一期,說明城市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可能在第二年后才能發揮作用),其中Yt代表第T年的城市經濟總量,Xt代表第T年的城市化水平百分比,C為常數,α、β是系數,原始數據項目包括:城市化水平、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時間跨度為1991―2008年,數據來源為各年陜西統計年鑒和甘肅統計年鑒。表2是1991至2008年處理過的經濟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數據。

回歸方程的可決系數為R2=0.9925,D-W為1.4528,說明殘差存在很強的獨立性。查T分布的百分位表,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T統計量的臨界值為2.01,模型的T統計,量滿足關系式|T|>2.01,表明回歸參數的估計值具有顯著性。模型F統計量的值為992.737。查F分布的百分位數表,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F統計量的臨界值為4.03,模型的F統計量滿足關系式F>4.03,表明總體回歸方程是顯著的。由此可見,模型具有很好的解釋能力,是一個比較可靠的計量經濟模型。根據回歸的結果,lnX的系數約等于1.0712,大于零,可見城市化水平對于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模型的計算結果表明,地區經濟的高速增長離不開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是實現地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由之路。

四、結語

本文就關中―天水經濟區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了定量的分析,并對如何促進經濟區經濟發展,提高經濟區的城市化水平,提出如下建議:

1. 充分利用科技優勢、區位條件和產業基礎,統籌各類科技資源,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形成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區域創新體系,實現關鍵領域和核心技術的重大創新突破,引導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形成特色產業集群。

2. 大力發展特色產業,壯大縣域經濟。積極探索建立城鄉規劃建設一體化體制,促進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

3. 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構建布局合理、設施先進、暢通便捷、城鄉共享的基礎設施網絡,為加強經濟區內部經濟聯系和擴大對內對外開放奠定堅實基礎。支持構建城鄉一體的基層公共科技服務體系,引導科技要素向農業和農村轉移。探索建立有利于統籌城鄉發展的行政管理體制,推進城鄉社會管理一體化。大力發展社會事業,縮小基本公共服務的城鄉差別,全面提升公共服務水平,推動和諧社會建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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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鄭之國.論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J].市場論壇,2004(06).

[4] 陜西省統計局.陜西省統計年鑒[M].中國統計出版社,1992-2009.

篇6

(一)大城市、大農村并存，城市化水平低

重慶幅員面積8.24萬平方公里，既有廣大的農村地區，又有特大型城市，具有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特征。重慶現轄40個區縣(自治縣、市)，近3/4的區縣屬于農業區縣。1998年末全市總人口為3059.69萬人，其中非農業人口只有614.03萬人，而重慶主城六個區的非農業人口就有222.79萬人，是全國有名的特大城市。

由于我國長期城鄉勞動生產率低下和實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極大地限制了農村居民的入城。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工業化開始了輕工業優先發展的“補課”，城市建設明確了補歷史“欠帳”的任務，城市化的抑制因素出現松動。1978年以來，重慶的非農業人口呈持續增加態勢，但增長速度較慢，以1985－1991年的最慢。

1978年至今，重慶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城市化率)增長十分緩慢，1998年也只達到20.1％，年均增長0.38％，而全國為30.4％，同期年均增長0.63％。

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與城市化水平密切相關。據計算，城市化率與第三產業百分率的合理比值范圍是0.8－1.5，比較發現，重慶非農業人口的增長速度慢于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的增長速度。1998年重慶城市化率與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值僅為0.53。1998年重慶的非農業人口比率與工業化率的比值只有0.60，遠低于國際公認的1.4－2.5的合理范圍。說明重慶城市化進程與經濟發展極不協調。

目前，重慶城市化水平尚處于準備階段(城市化在30％以前的發展階段)。按城市化發展的“邏輯斯蒂”曲線來判斷，今后重慶城市化的發展速度將加快，特別是城市化水平達到30％以后，將進入30－70％的國際公認的加速發展期。從日本和韓國的經驗來看，其城市化時期的發展速度曾經達到每年分別增長1.6和2.9個百分點。

(二)城鎮體系不合理

重慶現有7個建制市，645個建制鎮。其中，特大城市一個，即重慶(城)市；20－50萬人的中等城市兩個，即萬州區和涪陵區，不僅數量少，而且規模小；10萬人以上的小城市6個，江津市、合川市、永川市、南川市等；其余多為人口在5萬人以下的城鎮。第一大城市重慶城市人口為250萬，而第二大城市萬州城市人口僅為30萬，首位度達88。目前還空缺人口規模5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可見，重慶特大城市孤懸，大中城市發展極為滯后，小城鎮發育十分緩慢，城鎮規模等級結構極不平衡。重慶特大城市與中小城市間的斷層極大地抑制了各城市間、各城市與周邊地區間的經濟聯系和梯度擴散。

重慶城市的地域分布差異明顯，西部地區城鎮發育較完善，特別是小城市和有一定規模的鄉鎮密度較高，城市化水平為28.34％，而東部地區經濟落后，很多屬于“老、少、邊、貧”地區，城鎮數量少、規模小、質量差，城市化水平只有11.60％。另外，三峽庫區淹沒城鎮遷建規劃、設計、“五通一平”等前期工程滯后，進一步影響了該地區城鎮的發展。重慶城鎮空間布局還具有典型的線形分布特點。90％左右的城鎮是沿境內江河密集分布，這與重慶的交通網絡分布和工業布局直接相關。這種布局結構無疑將進一步加大重慶東西部經濟社會發展差距，造成區域內經濟社會發展失衡。

目前，等級最高的特大城市重慶主城區尚未完全形成“三、二、一”的產業分布的合理格局，對周邊中小城市的輻射能力不強，而且人口密度過大，交通擁擠，住房緊張，環境污染嚴重。“三線”建設以來的新興工礦城鎮產業結構單一、基礎設施不配套、自我發展能力弱。中小城市間缺乏合理的分工和特色，產業結構趨同，工業領域重復建設普遍。

二、加速重慶城市化的基本思路

(一)重慶的城市化模式選擇

城市化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城市所具有的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而這兩種效應發揮的程度就是城市功能和城市競爭力的具體體現。從重慶的現狀來看，母城所承擔的經濟聚集功能、輻射功能和帶動功能無疑是很強的，但母城與第二級城市之間的首位度太大，造成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經濟關聯度較小，從而制約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母城與原萬、涪、黔地區雖屬同一行政區域，而其間的經濟流向、經濟聯系可能還不如母城與四川省的瀘州―內江―自貢―宜賓一帶密切，原因一方面是交通不暢，另一方面還在于我市區域內部城市級差太大，沒有形成完善的大、中、小相結合的合理的城鎮體系。

從我市目前的情況來看，強化中心城市的功能是增強我市區域經濟輻射力，提高城市競爭力的必然選擇。而城市擴張受到了土地、環境等條件的限制；且全市地域十分廣闊，加上有突出的城鄉二元結構特征，對中心城市經濟輻射功能的發揮產生了很大的制約，客觀上要求有一批次級中心城市來承接中心城市的經濟輻射和產業帶動，形成產業梯度發展的格局。而發展小城鎮，又將受到小城鎮經濟總量太小的制約。因此單純發展特大城市和發展小城鎮對我市加快城市化步伐都是不現實的。

按照區域經濟增長極理論，經濟增長不可能在各地同時出現，只能以不同程度地發生在有限的區域極點內，然后以不同速度擴散到周圍地區。經濟活動在空間上集中于少數幾個城市，能比分散狀態更快、更有效。因此，重慶的城市化也應選擇重點突破的方式，充分依托重大線性基礎設施，發揮產業的集聚與擴散效應，選擇特大、大、中、小分層推進的城市化模式。重點培育大城市、中等城市，加快發展小城鎮。形成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鎮組成的規模適度的城鎮體系，縮小城市的首位度，形成合理的城鎮體系布局。但是，按核心――邊緣增長理論，母城作為核心區存在，可能會對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相當于邊緣地區)的發展產生抑制作用，造成母城規模的進一步擴大，而周邊地區發展處于相對停滯的狀態。為防止這種狀態出現，在培育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時，除了強化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外，更重要的是要培育一批特色產業群，使之成為啟動區域經濟增長和城市發展的助推器。

(二)重慶城市化的目標

――2005年，全市城市化水平達到30％。主城區功能進一步增強，萬州初具大城市雛形，一批地域性中心城市成為中等城市；連接主城區與大、中城市之間的快速交通網絡、信息網絡初步形成。

――2015年，全市城市化水平達到45％。形成長江上游地區以都市圈為核心，層次分明，功能合理，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有機結合、組團式、網絡化發展的城市群：主城區中心城市功能已相當完善，完成城市現代化進程，城市競爭力大為增強；萬州大城市的城市功能漸趨完善；中、小城市在城市規模擴展的基礎上，以各具特色的產業為依托，成為帶動區域經濟增長的眾多極核點。

――2020年，全市城市化水平達到50％。形成長江上游地區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城市(鎮)群，各城市間由快捷通暢、各種運輸方式有機銜接的區域交通網絡連接；城市空間布局合理有序，城市規模適度，城市環境大為改善；城市的發展為農村經濟發展騰出更廣闊的空間，城鄉差別大大縮小。，全國公務員共同天地

1.都市圈的范圍。都市圈由主城區和主城區的組團組成，包括渝中區、九龍坡區、江北區、沙坪壩區、南岸區、大渡口區、渝北區、巴南區、北碚區所轄區域，共2500平方公里。主城區的范圍：東起銅鑼山，西至中梁山，北起井口、人和、唐家沱，南至小南海、釣魚咀、道角，面積約600平方公里，是城市化水平較高、城市人口相對集中的地區。除主城區之外，都市圈還包括魚嘴、長生、界生、一品、北碚、西永、白市驛、西彭、兩路、蔡家、魚洞等11個組團。組團是與主城密切聯系的獨立城市，也是主城用地結構的延伸和發展。

2.都市圈的功能。都市圈也就是市域中心城市，是全市城鎮體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區域。重慶的都市圈不僅要帶動市域經濟發展，更要定位于為西部地區發展服務，力爭成為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極核。今后5－20年要進一步發揮“窗口”和“龍頭”作用，帶動西部地區經濟加快發展。強化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功能，重點是建成“三中心、兩樞紐、一基地”，即建成輻射長江上游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商貿中心、金融中心、科教信息服務中心，交通樞紐、通信樞紐，高新技術產業基地。形成與成都、武漢、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相互呼應的現代化城市群格局，城市間產業關聯度大大增強。

――強化交通通信樞紐地位。交通通信基礎設施是城市功能的載體。“十五”期間我市要繼續強化骨干交通網和信息網的建設，構建起內外通暢、方便快捷、各種方式有機銜接的綜合交通通信體系。重慶是西部唯一集水、陸、空交通運輸為一體的綜合交通樞紐：待渝懷鐵路、遂渝鐵路建成之后，重慶鐵路樞紐將是五條鐵路的交匯點，成為西部地區最大的鐵路樞紐；重慶港是西部地區最大的內河港口，有條件建成西部地區最大的集裝箱運輸和滾裝運輸中心；到“十五”末，以重慶主城為中心的放射狀公路交通網絡已比較完善；隨著江北機場二期、三期工程的完工，重慶的航空運輸樞紐功能將日趨健全。通信方面重點則是建設區域信息傳輸骨架網絡，提升重慶通信交換平臺的級次，由三級交換平臺上升到二級；開發信息資源，提高信息交換的頻率和交換質量。

――強化商貿中心、金融中心、科教信息服務中心功能。依托都市圈與外部完備的交通、通信網絡體系，進一步強化都市圈對物質流、資金流、信息流及人才、技術等生產要素的集散功能。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培育市場體系，特別要加快要素市場的發展，營造商業氛圍。發展各種市場中介組織，建成西部最大的商品交易中心和貨運流通中心；發展博展業和傳媒業，使重慶都市圈成為區域性商品展示的窗口和信息交換最活躍的地區；發揮科教資源優勢，發展教育產業和高層次的科技服務業，建成區域性人才培訓交流基地和科技服務貿易中心；創造條件爭取國家支持重慶培育和發展區域性的資本市場，加速資金流的集散和循環。

――構建以高技術產業為領航的產業體系。都市圈必須有高素質的產業體系為支撐，否則極可能出現城市發展的“空心化”，最終喪失發展的基礎。充分利用都市圈智力資源密集和產業基礎較好的優勢，將科教資源與產業基礎和較高素質的勞動力相結合，以跳躍式的發展思路，加快發展高技術產業，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占領產業發展的制高點，力爭成為區域技術和產業發展的先導，發揮產業的輻射帶動效應。

(四)把萬州和涪陵建成大城市

重慶市城鎮體系的首位度較高，特大城市城市體量很大，缺乏大城市，中等城市數量也較少。目前特大城市孤懸、且位置偏西，與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經濟聯系缺乏必要的樞紐點來傳輸的現狀迫切要求在重慶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各建立一個大城市，發揮承東啟西的銜接功能。從地理區位上看，萬州和涪陵具有建成大城市的可能。萬州作為原萬縣市的行政中心，歷來是川東地區的物貿基地、交通樞紐，工業基礎也相對較好。隨移民遷建步伐的加快，該區的城市基礎設施改觀很大，交通樞紐地位日益強化，達萬鐵路、梁萬高速公路、五橋機場陸續開工并將在“十五”建成。三峽成庫以后水位上升，港口條件改善，萬州將建成聯系長江中上游地區的一大深水良港。因此，無論是從經濟基礎、地理區位，還是從市場腹地來看，萬州都具備建成大城市的條件。涪陵是原涪陵市的行政中心，是長江與烏江交匯處的港口城市，烏江流域的物資集散地。近幾年來經濟發展態勢較好，形成了較好的產業基礎。長涪高速公路、渝懷鐵路建成之后，該區的交通區位優勢將日益凸現，在區域經濟增長中的帶動作用也將更加突出。

著眼于指導萬州建成重慶市第二大都市，到2020年，城市規模達到70萬人。以重慶－萬州－武漢高速公路和長江為紐帶，萬州要定位于建成輻射渝東、川東和鄂西地區的商貿流通中心、中級人才培訓中心、交通通信樞紐及三峽旅游服務基地。考慮到環境承載能力，在產業構造上，重點發展服務業和以農副產品為原料的加工業，逐漸培植起技術含量較高的產業群，不斷提高產業素質。近期要以移民遷建為契機，引進外來資金、技術、品牌，重組原有的產業、產品結構。

涪陵要定位于建成輻射重慶中部地區的經濟中心，烏江流域的物資集散地。到2020年，城市人口規模達到50萬人，跨入大城市的行列。在產業發展上，除了考慮現有基礎外，更要著眼于如何同西邊的特大城市和東邊的大城市相配套，與主城區、萬州相呼應，發揮區域內承東啟西的功能。重點發展生物醫藥、建材、農產品加工、交通儲運等產業。

(五)建設一批地域性中心城市

除母城及萬州之外，要在今后5－20年之內，將市域內其他具有一定城市規模和跨行政區域經濟帶動功能、交通便利的衛星城市培育為中等城市，主要包括合川、江津、永川、長壽、榮昌、南川、開縣、奉節、黔江等地域性中心城市。其中合川、江津、永川、長壽要在2005年左右初具中等城市規模，開縣、南川、奉節、黔江力爭到2010年建成中等城市；到2020年，合川、江津、永川要建成人口在60－80萬的大城市。

1.合川：定位于建成輻射重慶東北部和四川廣安、南充地區的經濟中心，重點發展旅游業、商貿流通業、輕紡工業。

2.江津：定位于建成輻射重慶西南部的物資集散基地、服務于母城的休閑度假基地，重點發展旅游、建材、食品等產業。

3.永川：定位于建成輻射渝西及川南的商貿流通中心，重點發展商貿流通業、生物技術產業。

4.長壽：定位于建成服務于重慶中部地區和四川廣安地區的交通樞紐和物資集散地，重點發展交通運輸和天然氣化工產業。

5.榮昌：定位于輻射川東、渝西的經濟中心，要建成成渝經濟走廊的重要窗口，重點發展生物技術產業、商貿流通業、房地產業。

6.南川：定位于建成輻射渝南及黔北地區的經濟中心，重點發展旅游業、山林產品集散和加工業。

7.開縣：定位于建成輻射渝東北山區的經濟中心，重點發展林產品及農產品加工業、食品工業、商貿流通業。

8.奉節：定位于建成輻射渝東、鄂西的物資集散地，重點發展旅游業、商貿流通業。

9.黔江：定位于建成武陵山區的經濟中心，渝、鄂、湘、黔四省市邊區的商貿流通中心，重點發展綠色食品加工業、輕工業。

(六)建設一批縣域中心城市

除上述地域性中心城市之外的縣城，也要加快城市建設和城市發展。縣城客觀上既是各縣的行政中心，也是經濟中心，“十五”和到2020年要進一步強化縣域中心城市的功能，努力將其中有條件的城鎮發展為10－20萬人的小城市，形成各具特色的產業群。

(七)加快小城鎮發展

全市共有600余個建制鎮，這些小城鎮是聯系城鄉最直接的結合點，也是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發展目標的最基本的單元。要通過實行戶籍制度改革，促使農民加快由一產業向二、三產業轉移的步伐，減輕土地承載壓力。提高農產品精、深加工度，加快農村工業化進程；引導鄉鎮企業、農村個體私營企業適當集中布局，向小城鎮靠近，擴大小城鎮的產業規模和人口規模。結合重大線性基礎設施建設，調整小城鎮布局結構，以充分發揮基礎設施的效益。

三、加速重慶城市化進程的政策措施

1.統一規劃。城市規劃應用具權威性、前瞻性、合理性，并具有適度的彈性，為城市建設和發展留有自由空間，實現城市發展的動態化。城市發展中，堅持把控制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質量、合理開發和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放到重要位置，把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重大戰略，不斷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和社會設施建設，逐步改善城市居民工作和學習環境，提高生活品質。城鎮建設規劃要與土地利用規劃相結合，合理布局。在產業類型選擇、產業配置、人口分布、交通網絡建設、教育、衛生、通信、商業網等方面有明確的發展指向。

2.加快城鎮基礎設施建設。重點是城市入戶電網線路的改造、城市軌道交通設施、城市交通及通信樞紐、城市水源及能源設施、城市污水及垃圾處理設施、城市綠化美化系統。

城鎮基礎設施建設要盡可能實行商品化、市場化，形成投資、運營、收益的良性循環機制。政府則只對那些具有社會效益、難以獲得直接經濟效益的基礎設施及社會公益設施進行投資與管理。

建立健全基礎設施投入多元化機制，以政府為主導，更多地吸收民間資本和外國資本介入；對有效益的基礎設施進行出售、轉讓、租賃，以盤活存量、調整增量，投入新的基礎設施建設；對一些具有自然壟斷特性的領域，也要加大改革力度，引入市場競爭機制。

逐步開放城市生活基礎設施的服務價格，充分發揮市場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基礎性調節作用，促進城市化按市場規律健康快速地發展。

3.切實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戶籍制度的改革，牽涉面廣、影響很大、政策性強，需精心設計、先易后難、有序操作，要與社會結構轉型相一致，也要與新的社會管理體制的創立及實施相銜接。

戶籍制度改革要與城鎮規模、布局的遠景規劃相結合，首先在經濟較發達的縣城鎮以及據規劃符合重點發展條件的小城鎮允許農民的遷入或遷出，然后向大中城市擴展。

4.著力培育和發展中小城鎮市場。要充分利用、改造和創建商業設施和商業渠道，在重要商品的產地、銷地或集散地形成規模適度的商品批發市場，培育和發展現代化的流通組織和商業網絡。規范和完善土地市場，在加強國家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土地利用制度的基礎上，逐步擴大土地有償使用范圍。

培育、規范和發展各類市場中介組織，逐步減少“官辦”和“壟斷”色彩。努力培育和發展面向中小企業服務的中介組織，消除在中介服務領域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歧視現象；加強對中介機構的法律監督。

健全市場規則，打破地區封鎖和部門分割，反對壟斷，制止不正當競爭，盡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立并完善維護市場正常運行的信用制度，加強對商業欺詐和隨意違約行為的道德懲戒。

5.小城鎮相對集中發展鄉鎮企業。小城鎮發展進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和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布局過度散亂所致，而鄉鎮企業的相對集中是小城鎮適度集中的前提，唯此，才可能解決土地浪費、環境污染、企業經濟效益低下、基礎設施不經濟等問題，進而推動鄉鎮企業和小城鎮走上健康發展軌道。鄉鎮企業的相對集中發展，要分區域制定科學合理的鄉鎮企業空間布局規劃，打破行政區域界限。實行土地的有償使用制度、土地使用區域差別制度和有差別的財稅金融制度。鄉鎮企業發展的重點是內涵擴大再生產，要依靠科技進步和市場調節，優勝劣汰，進行兼并、聯合，提高其與城市企業的競爭能力。

篇7

[關鍵詞]新區發展,經濟學淺析,可持續發展模式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郊區化已在我國各大城市悄然興起,新區的發展正如火如荼。城市空間結構向外拓展與新區的發展有著深刻的經濟學動因,它也越來越成為城市發展決策者和城市規劃工作者關注的熱點。而深刻認識城市發展和新區發展的經濟學成因,探求城市新區發展的基礎理論框架,將有助于把握住新區發展的方向,指導新區發展的實踐。

1城市新區的發展歷程與理論動態

1.1對城市新區的認識

城市新區是一個相對于城市舊區的概念，從城市建設的角度，新區開發與舊城更新是城市發展的兩個方面。城市新區是伴隨著郊區化的出現而發展的。郊區化代表了人口、就業崗位和服務業向郊區遷移,各種城市功能向郊區外溢的一種分散化過程。城市新區是指地處郊區范圍、具有相對明確發展界限的集中城市化區域。城市新區無論是在空間上,還是在社會組織管理系統上都存在可感知和被認同的界線,它相對于城市傳統中心區在地域空間上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與完整性,它是城市復雜大系統下的一個各要素齊備的子系統。從地域空間分布來看,城市郊區化與新區發展相對于中心城區和城市行政區發生在同一地域空間,新區發展是城市郊區化模式的演進。

1.2 中西方城市新區的理論動態

西方早在20世紀初即致力于對現代城市空間結構的系統化、理論化的探索并出現了大量有關的理論研究。其中又以霍華德的“田園城市”和沙里寧的“有機疏散”理論最為著名。沙里寧的“有機疏散”與“田園城市”相比具有明顯的可實踐性，尤其是“城市存在積極、消極兩個方向發展的可能性”的分析充滿了辯證的哲理。

K?J?巴頓系統地運用經濟學的原理去研究城市面臨的各種問題,提出了空間經濟分析方法,并以成本效益分析等新方法對城市經濟問題和城市空間結構進行研究。

新城市主義運動于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首先出現，美國人認為，新城市主義提供了消除郊區蔓延，城市衰敗的發展方式，并提出了創造經濟、環境和社會有益發展的若干原則。1997年，Glendening提出了精明增長的概念，其初衷是建立一種使州政府能知道城市開發的手段，并使州政府財政支出對城市發展產生正面的影響。新城市主義、精明增長和后來提出的緊湊城市都是在可持續發展的背景下，探討高密度的開發、混合使用的土地利用模式，旨在減少對能源和消耗和資源的浪費，以保護生態和環境，創造適宜人居的環境。這三種理論對當今的城市新區建設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國對城市拓展的理論研究是從20世紀80 年代開始。90年代該領域的研究更趨活躍,研究方向也從城市空間集中與分散轉向大城市地域結構優化、中心城市的集聚與擴散機制及空間發展趨勢等方面,并且對大都市地域結構的演變規律、擴散趨勢、功能轉型、結構變遷等新趨勢進行了較為深入地探討。

2 城市新區產業發展的經濟學淺析

郊區化是與城市化的進程相伴隨的，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導致種種“城市病”的產生,從而掀起了城市離心化運動。出現了多種類型的城市外部跨越式發展地區,包括城市中心區的衛星城、科技園區、大型居住社區以及綜合性新城。因此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是城市新區產生的最初、也是最根本的動因。

許多城市的衰敗、競爭力下降往往是忽視產業和城市發展的結合。城市新區的發展必須與產業的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從產業特點的角度出發來建設和規劃各種“產業空間”的物質載體，可以使得城市將有限的資源發揮出最大的效力。

2.1產業集群是城市新區經濟的核心支柱

產業集群越來越成為城市新區發展的經濟增長點。產業集聚所形成的產業優勢是城市競爭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在制定城市化發展戰略中應該采取產業集群的基本戰略，培育和推動產業集聚，營造良性循環的文化生態環境，最終提升城市競爭力。

2.2以主導產業整合城市新區優勢資源

以主導產業整合城市新區優勢資源就是要形成城市新區的“產業高地”，其目標是提供高質量、高技術的服務，對市場的重大影響力，生產規模的擴張力。

同時，產業是一個動態、發展的范疇，不同產業都有一個新舊更替、彼衰此起的過程。優劣勢可以相互轉化的。因此產業的選擇必須把握產業技術的發展與方向，抓住具有潛力、特色的長品和市場競爭力，重視潛在優勢產業的開掘和開拓。

2.3園區建設是城市新區經濟的重要載體

當今時代，各種類型的開發區、商務區、生態區、科技園區正成為城市新區經濟發展的強大支撐，科研開發、商務貿易、生產制造三位一體，成為新區經濟核心。在發展“園區經濟”過程中，必須要結合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從實際出發，揚長避短，發揮優勢，培育和發展具有區域特色的高效益的規模經濟，形成開發區，商務區，生態園區三位一體的城市經濟新高地。

3 城市新區發展研究的經濟學方法淺析

從學科意義上講,關于城市研究的經濟學是從經濟學中分離出來的,并與城市問題的研究相結合而產生的一門新興邊緣學科。它是采用經濟學分析問題的基本思維方法來考察城市問題,特別是城市新區發展。

3.1經濟學習慣于將各種行為始終視為一種“投入―產出”的經濟行為。通過對城市發展歷程的分析表明,城市的發展歸根到底也是一種“投入―產出”的經濟行為,但與一般經濟行為相比, 它的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更多體現在對聚集經濟與規模經濟的追求。

3.2經濟學分析總是從個人出發,對任何問題的分析都是由個人到組織。而城市的發展主要是政府的組織行為,是在掌握個人行為規律的基礎上, 以個人行為與組織行為相結合作用的結果。

3.3經濟學研究各種行為時,都是以追求效益最大化、效用最大化為原則。城市的發展亦不例外。而城市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使城市的效益更加體現為綜合效益,即社會、經濟與環境效益的結合。但不容置疑,對經濟效益的追求一直是城市發展的原動力。

通過對城市發展的經濟學成因以及新區發展的經濟學動因分析,可見城市綜合效益特別是經濟效益應當作為城市新區發展的基本研究視角。在我國城市新區逐步發展的現階段,必須立足中國實情,通過國內外相關經驗的學習,創造新區發展研究的可行性的經濟學理論與分析方法,建立城市新區發展的經濟學基礎研究框架,指導城市新區能夠有序健康地發展。

4 對于未來的展望

回顧城市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城市的發展模式從最早的向城市中心集中，發展到向郊區發展的分散模式，現在又重新回到緊湊型發展的模式。集中與分散，這兩種模式穿插與城市發展史，是共同存在的。面對中國的新區建設，我們還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中國的具體現實背景下通過實踐探討出適應不同條件的多種模式和范例。唯有如此，才能找到適合當今中國高速城市化進程中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參考文獻]

[1]徐巨洲. 城市規劃與城市經濟發展J . 城市規劃,2001 ,25(8) : 7-12.

[2]徐巨洲. 城市規劃與城市經濟發展 續 J .城市規劃,2001 , 25 (9) :42-46.

篇8

關鍵詞：交通；經濟發展；城市化；協調發展

中圖分類號：F5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9-0012-02

1、引言

在現代社會中，國家的交通發展程度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該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程度。經濟發展在表現為GDP的增長的同時，會出現城市化傾向，表現為城市化水平提高、人口積聚、生產和生活活動的積聚，城市化是現代化的基本表現。正是由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出現，交通的作用和功能顯得尤為突出。正確認識交通與城市發展的關系也顯得尤為重要。

交通是經濟發展和城市發展的前提和結果。現代化交通工具把整個世界變成了地球村，經濟活動、社會活動、文化活動都集聚在城市地區，城市化成為經濟發展的產物。而交通，成為了城市化的脈絡和神經。因此，城市化的進程與交通的發展互為推動，相互促進。

所謂協調發展，就是系統內要素之間或系統之間在配合得當、和諧一致、形成良性循環，促進各系統發展的均衡、協調，充分發揮各要素的潛力和優勢，使每個發展要素都能滿足其他發展要素的要求。實現交通和經濟的協調發展即是實現經濟社會與交通業均衡、持續、健康發展，堅持統籌兼顧，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促進交通全面進步，合理開發利用交通資源，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本文主要研究城市交通和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探討交通發展、經濟發展以及城市發展之間的關系，尋求它們之間可持續發展的規律以及發展條件。

2、城市化進程與交通發展關系的分析

城市的發展其本質是土地利用關系的演變和拓展。城市活動必然要產生交通，正是交通系統的存在支撐和影響著城市的土地利用及其相關的活動。可以說是社會經濟活動的存在特點及方式決定了城市土地利用，即城市發展與交通之間存在的內在聯系。城市交通對城市土地利用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可達性的影響――城市區位。可達性界定的范圍可大可小，可達性的大小直接決定了地理區位的優劣；二是指向性的影響―城市布局。指向性，即交通引導。不同的交通方式對賊市發展的引導也不相同，直接影響著城市的布局形態；三是增值性的影響――城市土地利用，在增值性的影響中最顯著的是軌道交通，即讓土地價值提升。

如圖1所示，城市交通在城市發展的歷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對城市職能、城市區位、土地價值、土地使用性質等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2.1 交通是城市化進程順利實現的必要條件

城市是各種經濟活動的中心，是人類生活從原始到現代化的標志，是人類活動在技術進步和生產發展的條件下通過空間集聚提高生活質量和效率的一個階段，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城市是信息匯集的中心，各種交通方式交會的樞紐。城市有著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在空間上的集聚效應，城市吸取了各種交通方式交會的經濟效應和信息量匯集產生的巨大和高度集中能量的效應。交通，提供了社會經濟活動和人類的各種活動集聚于城市的基礎條件。

城市發展的最基本動力來自于社會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正由于這種大規模社會生產活動的集聚要求，促進了社會的資本、自然資源、信息、技術和人流等生產要素在城市的高度集聚。誠如我們在前面己經敘述過的那樣，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產業資本的空間集聚，首先是緣于資本對價值產出的追求，對利潤極大化的追求，同時，也緣于資本對交通條件的依賴和追求。

城市發展的直接動因無疑是由于經濟的發展。城市形成的最早的動因依賴于農業的發展，首先是依賴農業提供一定數量的剩余糧食；二是依賴農村提供一定數量的剩余勞動力。所以，正是在農牧業社會大分工之后，最早的城市開始產生。

2.2 城市化進程中交通的基礎作用和重要功能

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城市政府成為提供交通等公共設施的主角。

政府運用交通設施，通過以下幾種渠道影響城市的經濟活動：（1）作為不支付的生產要素；（2）提高其他投入的生產率；（3）吸引來自其他地方的投入；（4）刺激對基礎設施的需求和其他服務需求。交通設施作為公共產品，對于廠商而言這是不必付費的生產要素。從使用者的角度，交通設施具有私人物品的特點，而這種特征源于擁擠。以公路為例，隨著城市的經濟活動的擴張，人們持續和最大限度地使用公共交通和其他設施，進而產生了擁擠。這種擁擠，實際上降低了每個廠商可使用的設施數量。因此，從廠商的角度看，除非設施總是未充分利用，公共投入水平是固定的。由于公共投入具有私人投入的一些特征，這種不支付的生產要素，應同私人投入一樣的方式納入具有私人投入的一些特征中。公司不可能直接為公共投入支付，因此，他們最初按照公共投入的邊際產出獲得利潤。以后，其他區域的廠商移入區域內部，直到利潤全部消失為止，這時資本獲得競爭的報酬率。

3、城市化進程中交通與經濟發展的現狀與協調思路

在城市化發展中，交通發展與經濟發展具有辯證關系，既有相互促進的關系也存在不協調的關系，三者之間的關系，如圖2所示。一方面，交通與經濟發展的促進關系表現為：（1）交通的發展能帶動經濟的持續發展；（2）經濟的增長能帶來更大的交通需求，促進交通的發展。另一方面，經濟快于交通的發展或者交通快于經濟的發展，是其不協調關系的表現。

3.1 交通和經濟不協調發展現狀的分析

在當前城市建設的進程中，交通和經濟的發展存在不協調現象：

3.1.1 城市交通狀況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表現為各種運輸方式的協調配合沒有形成一個有機整體，綜合運輸方式在結構上存在矛盾（比如鐵路網絡結構不合理），這使得不管是客運還是貨運都受到了影響。

3.1.2 各省區的交通發展狀態不平衡。主要表現為中西部和內地發達地區的交通存在顯著差距，在數量以及質量上，欠發達地區的公路等級以及通行能力都不強，這勢必不能適應區域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區域經濟的發展。

3.1.3 城市與城郊與農村的交通發展差距顯著。當交通的發展與經濟的發展出現諸如上述不協調的關系時，城市的發展也會出現不平衡狀態，從而抑制城市化發展進程。因此，需要通過綜合治理，振興交通業，使交通適應城市化發展的腳步，促進交通、經濟與城市化進程的協調發展。

3.2 促進城市化進程中交通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思路

實現城市交通與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才能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也就是說城市交通可持續發展是經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前提。要在滿足城市社會經濟發展對交通需求的同時，重視城市生態環境的保護和資源的合理作用，使得現階段的發展不損害未來的城市交通發展能力。但同時，城市交通發展必須能夠滿足社會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基本交通需要，支持城市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

通過分析中國城市發展，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城市最早起源于社會經濟活動的需要，或者軍事活動和政治活動的需要；交通難以在落后的生產力條件下成為一個獨立的產業部門。交通對于城市的形成和發展的作用，在于交通是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脈絡和神經。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交通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和其他社會生活的重要性逐漸顯露，使交通成為一個獨立的產業部門從而交通對于城市的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性就顯得越來越重要了。針對中國城市的以上特點以及對交通和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不協調的現狀的分析，提出以下幾點意見以實現城市化進程中交通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3.2.1 重視發展城市化進程中的綠色交通

綠色交通即是指采用低污染，適合都市環境的運輸工具，來完成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交通概念。實現城市的綠色交通，能夠減少環境污染，合理利用資源，實現貨運和客運的多元化交通，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合理化城市交通的結構。且它與可持續性發展是一脈相承的。綠色交通的發展手段是減少個人交通工具的使用。對于處于城市化發展進程中的區域交通來說，有以下幾點措施建議：

第一，高度重視交通與土地利用的整合規劃，做好綜合交通樞紐規劃設計。

第二，扎扎實實落實公交優先戰略，推進城市公交、自行車加步行的城市交通模式。

第三，提高道路網絡建設的合理性，處理好城際交通與城市交通的銜接問題。

第四，提高公共參與的積極性，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規劃，重視發展綠色交通。

3.2.2 采用先進技術改進城市化進程中的交通環境

在哲學中，我們認識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在現代社會中，一切社會發展要素的腳步更新都由科學技術所主導，經濟發展是如此，交通事業的發展也不例外。

制約我國交通發展的原因很多，主要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經濟高速增長釋放了被壓抑的交通需求，交通需求增長迅猛；區域交通發展增大了城市交通的集散量；城市化發展對城市交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汽車工業的發展帶動了車輛擁有量的急速增加。科技的發展在其成果的運用中，不斷的推動著交通的發展。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充分利用科技的發展，促進交通經濟的發展：

第一，利用科學技術發展提高交通運輸效率。

第二，利用科學技術發展改進運輸裝備。

第三，利用科學技術發展轉變交通運輸的經營方式。

第四，利用科學技術發展調整交通行業的產品結構。

第五，加大在中西部以及城鄉地區的科技投入，以平衡地區之間以及城鄉之間的交通發展。

3.2.3 研究調整城市化進程中交通運輸體系內部結構的協調發展

需要逐步改變重鐵路、航空運輸、管道運輸以及公路運輸的現狀，緩解鐵路干線超載的狀況。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1）根據客貨運輸市場的變化，充分發揮公路、鐵路、民航、水運等運輸方式優勢，加強各運輸方式之間的配合，協調發展。（2）交通建設中的科技含量需進一步提高，合理化交通資源的綜合利用率，解決交通緊張情況。（3）發展航空業和水運業，建設運輸煤、氣等能源的運輸管道。（4）進一步加大鐵路、公路的新建投資以及技術改造投資的規模，提高交通設施的技術含量，解決主要出省公路通過能力。

4、結論

篇9

［關鍵詞］勞動力轉移；城市化經濟；經濟運行目標

改革開放的34個年頭，中國城市發展轉型的時代表征悄然降臨，因應城市化經濟運行目標背景下的政策時宜性和匹配公眾預期的節點把握能有效催生出益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機制。在城市化經濟運行目標流派爭分，特色迥異的觀照下，根據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戰略，逐漸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非農化和城市化成為現階段我國城市化經濟運行的最主要目標。那么，怎樣實現包括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城市充分就業？如何根據農村勞動力收入的行為機制調節城市的勞動力流量？成為城市化經濟運行目標視野考量。

一、勞動力流動的三種收入機制詮析

城市勞動供給包括城市自身勞動力增加和流入城市的勞動力。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主要是流入城市對城市化經濟運行產生重要影響。城市化經濟中的勞動力供給，除了來自城市戶籍 人口的勞動力增加量外，主要是來自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入城市的勞動力增加量。流入城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對我國城市化經濟運行發生了愈來愈大的經濟影響。



描述勞動力流動現象是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點，比較有代表性的勞動力流動模型有劉易斯模型、拉尼斯-費景漢模型和托達羅模型。這些模型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勞動力流動的機制。劉易斯模型在指出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的基礎上，假定城市工業部門工資水平高于 農民平均收入，從而會在工資不變的情況下，不斷地吸引農村的可以無限供給的剩余勞動力，一直到農業剩余勞動力被吸收完畢。于是，這種農業剩余勞動力被城市工業吸收的過程也就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過程。這種描述基本上符合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實際，因而受到許多發展經濟學家的贊揚，但是，這一模型暗含的工業生產技術不變、投入比例不變、實際（制度）工資不變、城市不存在失業、農村無限剩余勞動供給假定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而現實中的農村勞動力不一定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拉尼斯-費景漢模型補充了劉易斯模型，重點指出農業對于工業發展不是完全被動的，農業剩余對工業發展有四大貢獻，并指出技術進步、創新對提高生產率的作用，但也存在著劉易斯模型的一些缺點。而托達羅模型則從一個新的視角分析了勞動力流動的機制。他指出，農業勞動者遷入城市的動機主要決定于城鄉預期 收入差異（包括收入水平和就業概率），差異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因而，人口流動率超過城市工作機會的增長率不僅可能，而且合理。但是，托達羅模型關于農村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和流入城市的勞動者找不到工作也留在城市的假定是不完全符合實際的。

根據我國的現實情況，勞動力流動的最主要表現是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前者一般轉向工、商、運、服等各種非農產業，包括轉向城市和小城鎮以及轉向農村的鄉鎮企業甚至家庭手工業，后者則是轉向城市，包括在城市落戶和候 鳥式的在城市徙居者。這種勞動力的流動對城市化經濟的影響可以通過建立如下的模型來進行分析。

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具有代表性的現象是農村居民（不一定都是農民，行政管理意義上的農民不等于經濟分析意義上的農民）的全部收入，不一定都是來自農業。其全部收入（TR）實際上來自三種收入：（1）農業收入（AR）；（2）鄉鎮企業和家庭非農業收入（VR）；（3）到城市打工或投資經營的收入（UR）。第一種收入與城市化的關系是其承擔著商品糧生產的任務，以其作為整個城市化經濟的基礎性支撐作用；第二種收入是在農村中從事非農產業的非農生產性收入，是城市和鄉村產業轉換的一種過渡形式和調節城市化進程的重要的彈性機制；第三種收入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最終的發展方向，是城市化進程的最終動力。這三種收入的模擬式如下：

TR=UR+VR+AR(1)

（1）式中三種收入的形成，依存于各不相同的行為機制：

首先，UR是農村居民在城市獲得的收入。它是農村居民通過對進城和留在農村所獲收入的比較，當前者大于后者時，而選擇進城做工或從事經營活動所獲取的收入。這部分收入的總和表明了城鄉的收入差距，如果以V(0)表示，就是托達羅模型中的城鄉預期收入差異的凈貼現值。當這個貼現值大于零時，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愿意流入城市，否則就不會流入城市；這個貼現值愈大，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愿意流入城市的就愈多，否則流入城市的就會較少。因而農村剩余勞動力是否流入城市，是這種凈貼現值的增函數，即：

UR=f［V(0)］f′＞0(2)

計算（2）式中V(0)值的依據，包括遷移成本C(0)、就業概率P(t)（現代部門工作崗位創造率）等指標，概念同于托達羅模型，具體測算方法可參見譚崇臺的著作。［1］這里反映（2）式中的具體經濟關系可見圖1中的第（2）部分。

其次，VR收入的行為動機是我國農村居民在對UR的收入有后顧之憂而做出的選擇，這部分農村居民不是不想進城，盡管城市的收入高于農村，但是城市的全部花費，即城市租金之高足以阻擋這部分人的進城步伐。這里的城市租金是廣義的，包括居住在城市中的各種花費，如房租（房價）、煤水電等固定費用、入托入學或借托借讀費用、交通通訊費用、衛生費用、各種保險費、各種契稅契費等等。這些費用可以看成是農村居民進城必須支付的租金，它們可能高于在城市獲得的收入；同時，在我國農村（具有農業戶口），每一個人都有一份承包地，在土地日益稀缺的情況下，其資產性價值越來越高。于是這部分人選擇不進城，而是在鄉村從事非農產業。可見，只有在城市的收入能夠超過城市租金與農業承包地的收益之和，農村剩余勞動力才會向城市流動。而獲取VR的收入可以在農閑時進行，如果鄉村管理部門有一定的經濟組織，也可以服從于這些鄉村組織的安排，不會有任何風險，因而獲取這部分收入的行為一要看在城市的收入，二要看農村土地收入，三要看城市租金，這種收入行為就是城市收入+農村土地收入-城市租金的余額（R）的減函數。這種余額越大，VR收入越小，這種余額越小，VR收入越大。即：

VR=h(R)h′＜0(3)

圖1中的第（3）部分表達了這種經濟關系。

再次，AR收入代表純粹的農業種植業或畜牧業收入，在農業勞動生產率沒有變化的情況下，這部分收入是穩定的，為了簡化起見，這里把它作為一個固定的數值看待，即：

AR=AR0(4)

式（4）中的具體經濟關系也可見圖1中的（4）所示。

如果圖1中的V(0)和R都是沿著時間變化的量，那么，圖1中的（2）、（3）、(4)都按同一時間發展，農村居民的總收入可以近似地由三者相加得出圖1中的（1）的水平。

可見，農村居民收入起初絕大部分是農業收入和在農村的非農業收入，隨著向城市的轉移，這些收入份額逐漸下降，而來自城市的收入份額逐漸上升。例如圖1中的TR1，除了農業收入外，來自本地非農業收入和來自城市的收入的比重差不多。經過不斷地向城市轉移，來自城市的收入迅速上升，而來自本地非農業收入的比重下降，總收入上升到TR2。當農村居民收入中的UR部分比重逐漸加大，并超過來自VR和AR的收入之和，即超過農村居民總收入的50%以上時，這種收入的主人就會逐漸地向城里搬遷，最終轉化為城市居民。

二、勞動力流動對城市化經濟運行的影響

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運動，對城市化經濟的影響可通過一個均衡模型來分析。

城市生產部門與勞動者的就業關系可由下列模式描述：

Y=f(N)f′(N)＞0(5)dYdN=WP(6)Ns=h(WP)h′(WP)＞0(7)

其中，Yf=Y/P，為城市實物產出（實物收入），W/P為城市實物工資率，它由城市生產部 門的邊際生產力決定，這是城市生產利潤最大化的必要條件之一；N為城市就業量，Ns為對城市的勞動供給量。如果要使城市產出（收入）、工資和勞動力就業都達到均衡點，即城市需求=城市供給，工資水平=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勞動需求=勞動供給，可以把上述城市生產部門模型轉換為：

F1=Y-f(N)=0F2=f′(N)-WP=0F3=N-h(W P)=0(8)

根據（8）式，通過聯立求解可以求出均衡城市產出（收入）Yf，城市均衡工資水平(W/P)f和城市均衡就業量Nf。

如果對城市的勞動力供給增加，對這一均衡體系產生的影響是兩方面的。設N0為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令：

h(WP)=N0+h*(WP)(9)

求（8）式對N0的導數，可得：［3］

F1N0=0,F2N0=0,F3 N0=-1

進而通過分析，可得出：YfN0＞0,NfN0＞0,WPN0＜0

因此，隨著N0的增加，均衡城市產出（收入）Yf會增加，均衡城市就業量Nf會增加。而城市均衡工資水平(W/P)f，會減少。

這種變化有利于城市化過程。雖然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向城市會降低城市均衡工資水平，但是卻會增加城市均衡就業量和城市均衡產出量。城市均衡產出的增加，意味著城市投資與儲蓄的增加，會對城市化經濟產生兩方面的影響：［2］推動了城市地租的上漲和增加 了城市人口。而這兩方面的影響程度不一樣，對就業的影響也不同。當城市地租的上漲速度低于城市人口上升的速度時，表明城市儲蓄的增加所推動的城市投資增加相對于地租的上漲，更多地吸引了城市人口的增加；當城市地租的上漲速度高于城市人口上升的速度時，表明在城市投資的增加牽動了在城市儲蓄的增加相對于對人口的吸引，更多地提高了城市地租。前者由于生產性和生活性對城市土地的需求更大一些，更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后者由于投機性對城市土地的需求更大一些，不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

三、充分就業的城市化經濟運行狀態

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與充分就業的城市化運行狀態是怎樣的關系呢？

設Y曲線代表“市”發展曲線，即由城市國民生產總值表現的城市非土地及其負載物活動的經濟水平的變化，U曲線代表“城”發展曲線，即由城市土地等物質空間和條件限制下的城市人口容量的變化，兩條曲線都表現為城市勞動量的函數。用式子表現為：

Y=F(N)(10)

U=F(N)(11)

（10）與（11）式中的N為城市經濟運行中的勞動量。在城市化經濟中，一個特定的城市產出（收入）是相對于一個特定的城市就業量的，隨著城市就業量的變化，城市產出（收入）也要發生變化。因此，城市產出（收入）與城市就業之間是一種函數關系，這是Y曲線的經濟含義；而在城市最大容量之內，一個特定的城市居住人口量也是相對于一個特定的城市就業量的，隨著城市就業量的變化，在城市居住的人口量也要發生變化。因此，城市居住人口與城市就業之間也是一種函數關系，這是U曲線的經濟含義。把二者聯系起來，同時放入到城市化經濟中，可以看到它們的內在聯系。圖2描述了這種關系。

圖2中，橫軸OP代表城市人口，縱軸OR代表城市租金水平，U為城市容量曲線，在既定的人口密度下，它表示相對于一定的地租水平所能容納的人口數量。在OP1部分，由于進入城市的人口較少，當人口進入城市時，城市地租不會發生變化，一直保持較低的水平。隨著進入城市的人口逐漸增多，城市地租會逐漸上升，一直到N2點時，由于現有城市設施的容量限制，城市人口無法再增加。而Y1、Y2、Yf分別為不同的城市產出或收入曲線，其中Y1在城市租金最低的邊緣上與U曲線相交，決定了與P1相聯系的勞動者就業水平N1。假定這時城市的實際居住人口數為Pf，因而有N1Nf的勞動者失業。如果這時城市消費或投資行為有增加，可能會拉動Y曲線向右上方移動，從而拉動P1Pf人口內的勞動人口N1Nf的持續就業，一直到Nf。當Y曲線與U曲線在Ef處相交時，城市勞動者已經實現了充分就業。與此同時，伴隨著城市國民產出的增加引起了城市地租的上升，這是由于“市”的發展引起了對“城”的更大的需求，導致“城”的密度增加了。假如這時城市的“市”需求 繼續上升，會使Y曲線繼續向右上方移動，這時由于城市原來的人口已經全部就業，生產再增加就會吸引城市以外的勞動力進入城市，即圖中的PfP2部分，這種吸引直到城市不能再容納人口為止；這個過程中城市地租上升的速度比原來要快，因為租金中，除了城市新投資外，還包括了城市擁擠成本。在達到了城市最大人口容量后，假如“市”需求繼續上升，不能再增加勞動力，因為城市已經完全沒有人口容納能力，故只能增加技術、知識等智能性投入，這樣，在使Y曲線或城市產出（收入）增加的同時，城市地租會進一步上升。只有當城市建設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使“城 ”的容量U曲線向右移動，如由U1 變到U2，才會使城市地租不上升，才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口進入。

可見，城市充分就業的涵義就是：由城市容量所決定的城市勞動人口能夠被城市經濟發展所全部吸收。因此，Y曲線能夠與U曲線在城市最大容量所決定的勞動量那一點上相交，就是實現了充分就業的城市化均衡，在這一點上，沒有城市失業者。這一涵義可以用式子表示為：

Y(Nf)=U(Nf)(12)

式（12）中，Nf為城市全部勞動力數量，當來自受Nf影響的城市經濟產出所決定的相應 城市人口，與在城市容量限制下隨著Nf的變動而進入城市的人口，達到同一個水平時，城 市化經濟運行就不存在失業，于是實現了充分就業的城市化經濟運行目標。

四、城市化經濟運行趨向就業目標的調節

根據圖2所揭示的城市化經濟運行與就業關系的內在機制，充分就業的城市化經濟均衡態似乎不能自發地實現。為此，必須通過政策的調節。根據統一的調節目標和各不相同的調節對象，確定調節方針與政策。

1．通過刺激本市非城市土地和非市政項目的投資和引進外資（包括來自國外和國內其他省市）使本市的競爭性產品的產出規模擴大，從而增加對勞動的需求，增加就業。其目標主要是解決本市現有的失業人員實現再就業，即圖2中的N1到Nf的發展。

2．通過增加市政投資擴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使本市的城市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產出規模不斷擴大，從而增加對勞動的需求，增加就業。這里的主要目標是擴大城市容納能力，不但解決本市失業人員，同時能夠不斷地容納進入城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即圖2中的Pf到P2 的發展和U1到U2的發展。

3．根據城市產出或收入水平（Y曲線）的增長速度，合理地確定城市地租水平上升的速度，使人口水平與地租水平保持一個適度的關系。不能人為地提高城市租金而排斥城市人口從而城市就業，如圖2中在城市產出由Y1到Yf時，地租水平應由R1到Rf，而不能任意提 高到R3；也不能任意地壓低城市租金，城市產出上升到Yf，不能使地租仍然保持在R1 ，應隨之上升到Rf，從而避免影響城市建設的正常資金來源。

4．為了使人口規模與城市地租水平相適應，當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數量較大時，應及時地增加城市建設規模，擴大城市容量，使城市地租水平穩定在一個適當的水平。圖2中當城市產出增加到Y2，地租水平猛漲到R2水平，會嚴重地影響到城市化經濟的穩定。于 是此時應及時加大城市建設，增加人口容量（由P2到P3），使城市地租由R2回歸到R 3水平。從而城市地租與城市人口又在新的水平上保持適度的比率關系。

5．運用人力資本投資政策特別是公共人力資本投資政策，提高市民的再就業的能力。例如圖2中，當城市產出為Yf時，城市勞動者又失業，要提高就業能力，應當增加勞動者的人 力資本投資，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會推動城市產出的擴大，當Y曲線向右上方移動時， 就會進一步吸納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人員就業。

與上述城市自身政策相配合，國家應就目前我國城市化經濟運行的充分就業目標，實行均衡的城市化進程政策，即城市化的進程速度和規模由城市經濟發展水平（Y曲線的位置）決定，而不要人為地使城市化進程高于或低于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進程速度應與經濟發展進程速度同步。對有擴張能力的城市，允許其根據自身能力發展擴大；對農村剩余勞動者想進入城市的行為和想進入的城市，分別給予轉移勞動者本人和所進入的城市以政策上的支持。同時，要使我國城市化進程成為最有效的促進勞動者就業的經濟機制，應當針對不同城市的特征采取城市化支持政策。

主要參考文獻：

［1］譚崇臺主編.發展經濟學概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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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厲以寧，秦宛順編．現代西方經濟學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11．

The Transfer Mechanism of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an d Operation Target of Urbanization Economy

Wang Yali1Zhang Mingdou2

篇10

關鍵詞： 新疆；城市化效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關系

中圖分類號：F127.4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3677/65-1285/c.2016.04.09

歡迎按以下方式引用：丁廣偉.新疆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時空耦合分析[J].克拉瑪依學刊，2016（4）60-68.

一、引言

城市化進程是工業化發展、社會化組織和市場化管理的重要標志。隨著市場化、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作為現代社會發展載體的城市化日益成為推動國家或區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1]48-52新疆地處西北邊陲既有網絡上被評為：全國最富有的城市――克拉瑪依市，又有國家重點扶貧區域――南疆三地州，區域間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差異懸殊。2000年新疆城鎮化率僅為33.75%，2013年新疆城鎮化率達44.47%，新疆城鎮化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然而，在新疆城市化進程中卻產生高能耗、低效率、區域差異大等一系列問題，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問題逐漸成了研究熱點。

目前，國內外學者對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20世紀70年代，錢納里通過對世界各國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進行統計分析，得出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呈正相關。[2]24-26方創琳等（2011）利用Bootstrap―DEA方法測算我國城市化效率，認為我國城市化效率存在地區差異，東部地區高于中西部地區。[3]1011-1022孫東琪等（2013）通過對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研究，認為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存在動態耦合關系，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會首先擺脫城市化效率帶來的效用。[4]1061-1071劉雷等（2015）通過對山東省17個地級市的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度進行測算，發現山東省的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動態耦合關系，目前山東省處于呈倒“U”型分布的左側發展階段。[5]75-82關于新疆城鎮化與經濟發展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幾方面：韓桂蘭、孫建光（2008）研究了新疆農村人口城鎮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6]128-130李廣舜（2008）通過對新疆城市化現狀研究，發現新疆城市化發展緩慢、南北疆區域差異大等問題，認為應該加快推進新疆城鎮化。[7]18-22劉雅軒等（2014）利用DEA和Malmquist指數模型方法，對新疆15個地州的城市化效率及其變化情況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新疆城市化效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整體的城市化仍舊依靠擴張投入要素的粗放型增長方式。[8]42-50

總體而言，目前，關于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研究多以實證為主，研究范圍多集中在中、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對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都相對較低的西部地區研究較少。新疆國土面積166萬平方千米，占全國的1/6，作為少數民族聚居區、“西部大開發”重點區、“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新疆的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對地區的社會、政治、經濟具有重要影響。因此，本文運用DEA模型分析了新疆15個地州市的城市化效率，運用熵值法測算其經濟發展綜合水平，并運用耦合度模型研究二者的時空變化，以期為我國城市化效率的提高提供借鑒。

二、模型構建與數據來源

（一）模型構建

1.DEA模型：測算城市化效率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數據包絡分析法）是一種線性規劃模型，DEA模型分為CCR（規模收益不變模型）與BCC（規模收益可變模型）兩種類型。CCR模型是由美國運籌學家 Charnes、Cooper、Rhodes 以“相對效率”概念為基礎，根據多指標投入和多指標產出對相同類型的決策單元進行相對有效性或效益評價的一種系統分析方法。BCC模型是在CCR模型的基礎之上假設其規模收益可變得到的。[9]51-56

DEA模型假設有n個決策單元（DMU），每個地州市視為一個決策單元i=1，2，3，…，m；其中xi、yi、Q分別表示第i個地州市的投入、產出變量和相對效率值，根據CCR模型，該線性規劃為：

式（1）中MinQ為目標函數；s.t.代表限制性條件；為各個地州市在某一指標上的權重變量；和分別代表決策單元的原始投入和產出值。CCR模型是在假設決策單元為固定規模收益（CRS）的情況下得到的，利用CCR模型計算得到的Q為決策單元的綜合效率，包括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兩部分。

在CCR模型中加入的約束條件，即可得到BBC模型。

式（2）中Q表示決策單元的純技術效率（VRSTE），綜合效率可以分解為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兩部分，且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9]51-56

2.熵值法：測算經濟發展水平

本文利用熵值法對新疆15個地州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算。熵值法是多指標綜合評價的一種重要方法，它根據指標數據提供的信息量進行客觀賦權，以減少主觀因素的影響，使結果更加精確。[10]387-398

3.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關系

（1）耦合度模型。耦合是一個物理學概念，指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或運動形式通過各種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的現象，而耦合度是系統或要素相互影響的程度。本文把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相互作用、彼此影響的程度定義為城市化效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度，并通過城市化效率指標與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構建響應模型，定量測算二者關系。[11]38-45具體計算公式為：

從空間范圍來看，新疆經濟中心不斷向北疆集聚，地域差異日趨明顯。經濟發展快的地區逐漸集中在自然條件好、資源豐富、交通沿線附近，如烏魯木齊市、克拉瑪依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依靠其豐富的自然資源經濟取得快速發展；而南疆三地州與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日益擴大。

（三）新疆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關系

根據前文運用DEA模型測算的新疆城市化效率與熵值法測算的新疆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結果，運用公式（3）（4）測算新疆15地州市4個時間點的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度與耦合協調度。耦合度越大，說明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越協調；反之則不協調。

根據表2數據，利用Excel、ARCGIS10.2可繪制 1998、2003、2008、2013年新疆15地州市的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度（圖3）以及空間分布圖（圖4）。根據聚類原理以及新疆的實際情況，將新疆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度劃分為4種類型（表3）：低度耦合，中度耦合，較高耦合，高度耦合。

從時間維度分析，新疆15地州市1998-2013年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度呈現緩慢上升（1998-2003年）――迅速上升（2003-2008年）――緩慢下降（2008-2013年）的趨勢。新疆15地州市在1998、2003、2008、2013年4個年份年的耦合度整體平均值分別為0.5173、0.52550、0.58104、0.57432。在1998-2008年期間，新疆經濟快速發展，首先，一系列的重大基礎設施密集建設，對當地經濟帶動效應明顯，增加了當地就業，城鎮化投入形成規模經濟，促進了城市化效率的提高。另外，新疆在大力發展當地優勢產業的同時，積極承接東部產業轉移，工業化水平得到極大提高，工業對勞動力需求持續增加。農業領域，隨著現代機械設備的應用，極大地降低了勞動力需求，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純技術效率水平提高。新疆經濟發展極大地影響當地城市化效率水平，城市化效率水平的提高又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由于石油化工產業占新疆產業比重較大，主導產業的擴散效應已達到相對穩定狀態，經濟發展對城市化效率的促進作用下降。2009年新疆積極推進兵團城鎮化建設，截至2013年底，新疆建設兵團城鎮化水平已達62%。新疆城鎮化受政府主導影響較大，且2009年受金融危機及一系列復雜社會因素的影響，新疆城鎮化效率受社會因素影響日益明顯。新疆15地州市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度呈現緩慢下降（1998-2008年）――急劇下降（2008-2013年）趨勢，地域差異明顯。1998、2003、2008、2013年的耦合協調度整體平均值分別為0.5062、0.5013、0.5019、0.4603，說明新疆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水平彼此促進的質量呈下降趨勢，并且日益明顯。

從空間維度分析：（1）烏魯木齊市最早出現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度下降趨勢。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烏魯木齊作為新疆首府城市、亞歐大陸橋重要的城市節點，烏魯木齊的經濟發展更多依賴商貿物流、產業集聚等其他因素，城市化效率對經濟發展貢獻的權重相對較小；另外，烏魯木齊1998年的城市化率已達到82.7%，其城市化水平已處于較高階段，很難再快速提高，所以烏魯木齊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耦合度水平較低且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2）克拉瑪依市、阿勒泰地區、塔城地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吐魯番地區、哈密地區在此期間的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度出現不同程度下降。其原因是克拉瑪依市、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等地區屬于資源密集型地區，資源性產業占其GDP比重較大，產業結構單一，其經濟發展受資源開發的影響較大，受城市化影響較小，故這些地區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度較低。（3）喀什地區、和田地區、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等地區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度迅速提高。喀什、和田地區屬于國家扶貧重點開發地區，經濟基礎薄弱，城市化水平較低。近來受西部大開發、對口援疆等一系列優惠政策影響，喀什、和田地區經濟取得快速發展，經濟發展的同時極大地促進了當地城市化水平，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為當地經濟發展提供了動力，二者相互促進。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是“天山北坡經濟帶”中心地區、亞歐大陸橋沿線城市，城市化水平與經濟發展都處于迅速上升期，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度不斷提高。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喀什地區、和田地區和石河子市在2013年的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度都處于較高水平，但是前4個地州與石河子市的耦合協調度差異懸殊。前者屬于城市化率與經濟發展水平都處于較低階段的高度耦合，石河子市屬于城市化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處于較高階段的高度耦合。

四、結論、對策與討論

（一）結論

1.新疆15地州市城市化綜合效率總體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達到DEA有效的地州數下降明顯。新疆城市化的擴張主要靠增加投入，而技術效率未達到最優狀態，并且純技術效率不斷下降，最終導致綜合效率下降。從空間格局來看，北疆城市化效率明顯優于東疆與南疆地區。

2.新疆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呈現緩慢上升――急劇上升的趨勢。從空間格局來看，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日益擴大，北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優于其他地區。

3.1998-2013年，新疆15地州市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度呈現緩慢上升――急劇上升―緩慢下降的趨勢。從空間格局來看，（1）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動態耦合關系，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會首先擺脫城市化效率帶來的促進作用。（2）依靠礦產資源發展的地區其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度相對較低。（3）在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度相同時，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二者的耦合協調度不同。

（二）對策

1.增加新疆固定資產投資，協調區域經濟差異

新疆現階段有11個地州市的城市化處于規模報酬遞增階段，并且一些地區基礎設施、醫療教育條件等還比較薄弱，新疆應充分利用“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地位，加大固定資產投入，尤其是在南疆地區，以協調區域經濟發展差異。

2.加強教育發展

技術不僅是制約新疆城市化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也是促進新疆經濟發展的動力。新疆勞動力豐富，但勞動力素質相對較低，應加大新疆教育投入，加強技能培訓，如普及中小學雙語教學、增加南疆地區高等學校數量等。

3.積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新疆生態環境脆弱，城市大多聚集在綠洲地區，在城市化與經濟發展過程中應積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制定科學合理的城市與經濟發展規劃，積極建設生態城市。在自然資源豐富地域，如克拉瑪依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應延長主導產業的產業鏈，增加附加值，并在此基礎上積極發展新興產業，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4.大力維護邊疆及社會安全

近期世界恐怖勢力、宗教極端勢力猖獗，新疆與多個國家相鄰，易受恐怖勢力影響，應大力維護新疆社會穩定，為新疆經濟發展與城市化建設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三）討論

1.新疆地處西域邊陲，多民族聚居，城市化與經濟發展都處于上升期，研究其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關系對類似區域的發展有著重要借鑒意義。研究發現，新疆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緩慢上升――急劇上升――緩慢下降的趨勢，與東部發達地區明顯呈倒“U”型發展趨勢略有不同，新疆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度未來趨勢如何，還需進一步研究。

2.新疆依靠礦產資源發展的地區城市化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度不是很高，別的區域是否如此，還需進一步研究。因此，應加強對資源型地區或產業結構單一地區的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度的實證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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