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禮儀的共性與差異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中西方禮儀的共性與差異，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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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禮儀文化的差異

1.交際禮儀的文化差異

中國人日常見面打招呼，一般都是關于吃飯、去處、去做什么事情等，這使得人們感覺到一種親切感。然而在西方國家，這種寒暄方式反而會使對方感覺到突兀、尷尬，甚至厭惡，在他們看來這種打招呼的方式是在“盤問”，是在打探他們的私生活。對于西方人來說，日常問候只需一聲“你好”或標明時間來區分的問候：“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又如，尤為特殊的是，英國人見面一般只談論天氣：“今天天氣很好啊！”

在稱呼上，漢語中一般只有彼此很熟悉甚至親密的人才可以直呼其名。而在英語文化中，人們則在很大范圍內都可以“直呼其名”。在英語中，“先生”和“夫人”是用來稱呼不知名的陌生人的。對于女性來講，十幾或二十幾歲稱呼為“小姐”，之間不分長幼尊卑，已婚的可稱其“女士”或者“夫人”。家人之間可以互稱姓名或者昵稱，可以叫父母的名字。所有男性長輩均稱之為“叔叔”，所有女性長輩均稱之為“阿姨”。而在漢語文化中，一定要嚴格分清老幼輩分等關系，否則就是及其不禮貌的。

在告別語方面，中英兩種語言差距也較大。如醫生和病人告別的時候，漢語中多數會說“多喝溫開水”“注意加減衣服”“好好休息”之類的話，以此表示對病人的關切。但英語中這樣的表達往往會被認為是唐突和冒犯，西方本文由收集整理人一般只是簡單地用“請多保重”或者“祝您早日康復”等來表達。

2.餐飲文化的差異

中國有句俗語“民以食為天”，可見中國人是將吃飯看作頭等大事的。中國菜肴素來講究色香味形意俱全，營養反而顯得不那么重要了。而西方國家則是講究科學的飲食，注重營養的搭配以及吸收。西方人的飲食多是為了更好的生存和健康狀態，似乎不太講究色香味形意的搭配。

對于餐飲氛圍，中國人很享受喜慶熱鬧的氛圍，喜歡大家圍在一起營造一種其樂融融的氛圍。中國人在餐桌上沒有很特別的禮儀，除非是在很正式的宴會上。而西方人則享受幽雅嫻靜的用餐環境，他們很重視自己的用餐禮儀，強調文明用餐，如在進餐時絕對不能發出不雅的聲音。在宴請禮儀方面，中西方也是各具特色的。在中國，向來都是以左為尊，地位最尊貴的客人要被安排在最左邊的上座位置。而在西方則是以右為尊，男女間隔而座，女賓的席位要比男賓的席位稍高些，男士要給自己右邊的女賓拉椅子，以示其對女士的尊重。另外，西方人在用餐時要端正而坐，他們認為低頭，彎腰或者用嘴湊上去用餐，都是很不禮貌的行為。用餐時，西方國家的主人不提倡大肆飲酒，而在中國的餐桌上酒卻是是必備之物，以酒助興，有時也是為了表示對對方的尊重。

二、中西方教育背景的文化差異

教育是所有國家振國固邦的重要因素，中西方國家都著力發展現代化教育，推動教育改革與創新。教育的改革與創新包括與教育有關的一系列環節的改革與創新。這其中教育理念與教育模式的改革與創新尤為重要。

就教育模式來看，考試是當前世界各國選拔人才的最主要手段。然而，考試在各國考試又存在很顯著的差異，這種差異就體現在各國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上。

深受幾千年來科舉考試制度的影響，中國歷來重視考試成績。建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政府大力發展現代教育，我國的教育事業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張提供了了大量的人才。但由于受種種的社會因素及某些傳統觀念的束縛，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教育事業仍然處于相對落后的狀態。

就美國而言，美國的基礎教育及其注重對學生創新精神以及實踐能力的培養。而我國的基礎教育相對漠視學生主觀能動性的培養，尤其是不夠重視對學生自主學習的意識的培養。中國的家長和學校都將“應試”作為學習的目標。

就國際數、理、化“奧賽”而言，我國對其重視程度無疑超過了任何國家。某位參賽選手在“奧賽”中獲得了金牌，其省教育部門的領導及學校地領導和教師們為其組織了隆重的儀式并全程拍攝，此段拍攝在其省電視臺黃金時段播放。相比之下，美國教育對此事要很漠然得多，有甚至連相應的正規輔導也不進行，這僅僅被看做是對學生某種能力的日常測試。

華裔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教授結合自己親身經歷及其成功經驗，對中美教育的差異發表了自身的見解：楊振寧教授指出：“中國留學生學習成績往往比美國學生好得多，然而，10年以后，科研成果卻比人家少得多，原因就在于美國學生思想活躍，動手能力和創造精神強。”楊教授還通過他所指導過的中國研究生總結了中國學生的某些共性：在考場上游刃有余，一到實驗室卻不知所措。他曾在一次演講中用一個生動事例來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對一個將上海交通地圖背熟了的外地學生和一個完全沒有背上海交通地圖的上海本地學生進行有關上海交通知識和能力的測試。在考場上，外地學生的分數遙遙領先，當兩人進入上海市內交通中進行實地比賽時，外地學生不知費了多少周折才能成功，而上海學生卻能輕車熟路地達到目的。

就具體的教育實踐而言，中國的傳統教育重視知識的傳授而輕視能力的培養；重視分數的提高而輕視人格的塑造培養。在這種教育模式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培養出學生和人格本位，培養出的只能是分數本位。

基于以上差異，經過反思，我們得到如下幾點認識：

其一，我國的基礎教育存在著明顯的強弱不等的現象。強是指我們過多強調對學生基礎知識的全面傳授和牢固，過多強調對學生考試能力的訓練扎實而有效。弱則是是指我們對學生的動手和實踐能力的培養普遍薄弱，對學生創新精神和能力的培養重視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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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禮貌原則文化差異跨文化交際

論文摘要：禮貌原則是人們在社會言語交際中必須遵守的原則。然而中西方文化價值、自我觀以及語言間接程度的差異導致了禮貌原則差異的存在，從而影響了跨文化交際的順利進行。

語言與文化密切相關，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同時也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在社會言語交際中，必須遵守一條原則——禮貌原則。禮貌是各社會、各群體共有的普遍現象，是人們交際活動的基本準則，是維系人際和諧的工具和手段，是實現人與人之間成功交際的基本條件，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但不同語言和文化的國度有不同的禮貌表達方式，深刻理解中西禮貌原則的差異及其淵源，有利于跨文化交際雙方增進文化交流，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保證跨文化交際的順利進行。

一、中西方禮貌原則概述美國語言學家

Grice(1967)提出了著名的言語交際中的會話合作原則(c00pemtivenciple)。他認為在所有的語言交際中，說話人與聽話人都有一種默契和合作，使整個談話過程所說的話符合交談的目標和方向。其內容體現為合作原則的四準則：量的準則、質的準則、關系準則和方式準則。英國語言學家IJeech于l983年在Gce的“合作原則”基礎上，提出了另一條語用原則——禮貌原則。“禮貌原則”概括地說就是，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把不禮貌信念的表達減弱到最低限度。具體包括六條準則：得體準則(1．actMa)【im)、慷慨準則(GeneIosh蜘m)、贊揚準則(AppmhtionMa)【im)、謙虛準則(哆Ma】【ill1)、一致準則(A脒IntMa】【irI1)和同情準則(lhyMaD【ilTI)。盡管IJeech提出的禮貌原則的各準則在不同程度上適用于各種文化，但是不同社會間的文化取向、價值觀、思維方式不同，所以不同文化對各個準則的選取側重會有所不同。顧日國先生根據漢語言文化中的禮貌特征，在Leech的理論框架基礎上于l992年提出漢語禮貌五準則：貶己尊人準則、稱呼準則、文雅準則、求同準則和德、言、行準則。

二、英漢禮貌原則對比分析

若將Leech的禮貌原則與顧日國的產生在中國文化基礎上的禮貌準則相比較，我們便會發現二者的共性即是各個社會的普遍現象。在禮貌原則的指導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社會人際交往中都努力變得更加禮貌起來，都渴求自己能夠被別人接受。我們在承認禮貌普遍性的同時必須認識到其相對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個國家和民族，實現禮貌的方法以及在禮貌的判斷標準上存在很大差異，這些差異是在社會、歷史、人文、地理等多種因素的長期影響下逐步形成的。正是這些因素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對禮貌原則的運用和側重有所不同。

1．貶己尊人準則與謙虛準則

謙虛準則相當于漢語中貶己尊人準則的一部分，即以貶己來抬別人，指以盡量縮小對自己的標榜為準則。然而漢英禮貌原則由于產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在跨文化語用研究中，對于同樣的禮貌現象會存在不同的解釋和反應。在漢語言文化中，貶己尊人準則是核心。在談到自己或和自己有關的事的時候要“貶”要“謙”，而談到聽者或者和聽者有關的事的時候就要“抬”要“尊”。“謙虛”是中國人的美德，但是中國人的“謙虛”與Leech提到的謙虛準則在本質上是不同的。漢語中經常聽到“一點薄禮，略表心意，不成敬意”、“粗茶淡飯請海涵”、“鄙人拙見”、“不敢當”等類似的客套話，真正把對自身的貶損夸大到最大程度，以此來表示禮貌。西方社會的人們饋贈禮物時，會直接表達自己精心挑選的禮物得到對方喜歡、欣賞的希望，如“IthinkitUbeuset0y0u．”或“Ih0peyou’ulikeit．”出于禮貌，接受者會當場打開禮物表達自己的喜愛之心和感激之情。另外，中國人和西方人受到贊揚后的回應也存在很大差異。當受到稱贊時，西方人會欣然接受，說“anky0u”，避免損害對方的積極面子，符合禮貌準則。中國人受到別人贊揚時，往往是否定對方的贊美之詞，貶低自己，以示自謙。如“哪里，哪里”、“不敢當”、“我做的還不夠好”等。而這種答辭在英美文化中卻被看作是虛偽、缺乏自信的表現，使西方人感到自己的話被直言否決而認為對方不講禮貌。因此如果按漢語思維習慣與西方人交流，則必定會造成交際失敗。

2．稱呼上的差異

中國人“上下有異，長幼有序”的觀念在稱呼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使用稱呼語時應考慮聽話人的職業職務、年齡、性別、談話場合以及同談話人的關系等因素。如“王主任”、“劉老師”、“張經理”、“李醫生等。并且人們非常重視用自稱和他稱來體現禮貌。如他稱：貴姓、高見、大作等；自稱：鄙人、卑職、拙見等。而英美文化中的稱謂模式主要是稱謂詞Mr．／Mrs．／Miss．／．+姓，如BiUG砒es，姓為Gates，名為BiU應稱其為Mr．Gates。漢語文化中所講究的“長幼尊卑貴賤”之分在家庭內部也有充分體現。在家庭成員中有叔、伯、姨、姑、兄、弟、姐、妹等表示輩分的稱呼語。若直呼姓名則認為是不禮貌的甚至是冒犯的。在崇尚平等的西方文化中無論地位和職位高低，人們更愿意相互直呼其名，同輩的兄弟姐妹也不例外，這體現了朋友式的親密關系。另外，漢語的稱呼中經常出現“老”字，因為“老”是經驗和知識的象征。“老司樹’、“老爺爺”、“趙老”等稱呼體現了對年長者的尊重。這在西方是無禮的，人們無法容忍。西方人害怕“老”，因為這意味著“孤獨、痛苦、成為負擔”。他們不愿意用“老”這個詞，尤其是女性，最不愿意被問到的就是“H0woldarey0u?”

三、中西禮貌差異的淵源

在跨文化交際中，交際雙方享有不同的文化系統和禮貌用語系統，由于文化障礙所導致的信息誤解，使得交際中經常出現禮貌用語的語用失誤。其根源在于不同的文化對于禮貌原則的理解和遵循程度是不同的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文化價值差異

中西方兩種文化有著不同的禮貌評判標準。我國素有文明古國、禮儀之邦之稱，長期以來提倡“禮”的精神思想。“禮”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個重要組成部分。“謙虛”是中國人的美德，中國人的“謙虛”主要體現在“卑己尊人”上，這是在中國特定的文化環境下“禮”在交際中的具體體現，意味著貶低自己，抬高別人。漢文化重視謙遜準則，而西方文化則突出得體準則，認為欣然接受對方的贊揚可以避免損害對方的面子，是禮貌的。因此，西方人對恭維往往表現出高興與感謝，采取一種迎合而非否定的方式，以免顯露出與恭維者不一致，令人難堪。中國人則大都習慣否認，提倡“謙虛”和“卑己尊人”，但這種做法卻會給西方人帶來面子威脅。中國人使用語言進行交際更重要的是維系人際關系，形成和諧社會。而西方人注重的是利用語言來表現個體的存在和價值。

2．自我觀差異

西方社會崇尚個人奮斗和個人價值，西方人所持有的是獨立的自我觀，這種自我觀具有相對獨立和固定的內核，因此，西方人在交際中注重個人隱私和獨立，總是從個體主義立場出發，強調個人的面子。他們認為尊重個人的自由權利和獨立是禮貌的，反之，則是不適合的，甚至被認為是粗魯的。而中國人所持有的是依附性的自我觀，這種自我觀沒有相對穩定的內核，他人和自我的關系相對不是那么清晰、分明，自我的內核依照自我和他人的關系而定，只有當自我被放在適當的社會關系中才會有意義，才會變得完整。漢文化人非常重視以及參與個體與團體的關系，注重集體榮譽感，在交際中，往往從集體主義文化觀出發，強調群體的面子。因此，不斷給宴請的客人夾菜以表示熱情，叮囑生病的朋友添加衣物、按時吃藥以表示關心等等在漢語言文化中是禮貌的表現，但在英語文化中卻被看作是侵犯個人自主的行為。

3．語言間接程度差異

在交際中人們并非總是在句法或詞匯上直截了當地表明說話者的意圖，而是讓聽話者去意會其深層的寓義即“言外之意”(i呷licatlⅡ℃)。語言使用中的這種“拐彎抹角”的現象就是語言的間接現象(indirecⅡess)，它普遍存在于語言中，具有共性，但每一種語言又有其獨特的表達方式。一般說來，禮貌程度與話語的間接程度成正比，話語越間接，語氣就越委婉，給聽話人留的余地就越大。正如【eech所說，我們可以保持同一命題的內容，而只須增加這個命題言語行為的間接性，便可以使該命題越來越禮貌。但是我們不能一概以話語表達的間接程度來確定話語的禮貌程度，因為中西方在直率的概念上有一定的差異。英語文化屬于低語境文化，人們通常會直接、明確地陳述自己的觀點。因此交際雙方不論在批評、邀請、饋贈或拒絕時，一般都直截了當。他們的語言直接、直率、肯定。漢語言文化是高語境文化，人們往往使用間接的、隱含的語言來溝通。只有明確說話時的情景并借助肢體語言、空間語言以及上下文聯系后，接受者才能弄清對方所要傳達的信息、觀點或意見。當中國人想說“不”而不表示“不”時，或受到贊譽卻不直接接受時，西方人迷惑不解。正是這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語言間接程度的差異，增加了中西方人際交往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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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差異；行業英語

2000年，國家教育部在《高職高專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中明確指出英語課程不僅應打好語言基礎，更要注意培養實際使用語言的技能，特別是使用英語處理日常和涉外業務活動的能力。近些年，各高職高專院校根據要求進行了大學英語教學改革，其中行業英語或說專門用途英語應運而生，占到英語教學學時的比重也越來越大。行業英語ESP是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的縮寫，也就是 “專門用途英語”或“特殊用途英語”，如旅游英語、商務英語、機電英語、貿易英語、計算機英語等。ESP是一種目標明確、針對性強、實用價值高的教學途徑。它有兩個明顯的特點：其一，ESP學習者包括學學英語的非英語專業學生，也包括學習英語專業學生，還包括部分中職學生。其二，ESP學習者學習英語的目的是把英語作為一種手段或工具來學習，以便進一步進行專業學習，如各類大學的非英語專業學生，或者是把英語作為手段或工具來學習以便有效地完成各項工作。

實際教學過程中，ESP英語教學依然圍繞在詞匯、語法和閱讀等英語基礎能力學習上，而對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強調不多。近幾年來，隨著教育改革的深入，對于英語的“交際能力”要求的提升，教師本身也逐漸意識到要對行業英語教學進行改革，更加注重在跨文化交際方面的教學力度。但是，在實踐操作中教師往往不能找到合適的方式來處理文化內容，在重視語言知識的講解與訓練而忽略了文化內容的挖掘與處理。本文以旅游英語教學為例，試從三個方面討論如何進行文化教學。

一、對比中西方文化差異

教師要充分利用教材，充分挖掘教材的文化內涵，滲透文化資源，拓展文化學習空間。旅游的六個基本要素為：食、住、行、游、購、娛，文化差異無不滲透其中。例如，1.食，中國人見面打招呼會問候：“吃了嗎？”，其實只是一句簡單的寒暄，相當于西方人說：“Hello！”，而西方人聽到這樣的提問，會認為對方發出進餐邀請，從而產生誤會；另外，基督教徒不吃血制品，大多數西方人不吃動物內臟，不飲烈性酒等。2.住，導游在安排酒店房間時應考慮游客的。如基督教徒會忌諱數字13，應該盡量避開有數字13的房間。3.行，在中國讓座是美德，而在西方國家，給人讓座會使對方覺得自己被看做是虛弱的人，從而產生不快。4.游，西方人在游覽景點時，享受寧靜平和不被打擾的環境，導游應盡量保證這樣的條件，而不是制造喧嘩熱鬧的氣氛。5.購，西方人喜歡購買有特色的個性化的商品，導游應當做好英語介紹向游客建議，但不要強求。6.娛，在西方多數娛樂活動的參與性和互動性強，而中國的旅游娛樂活動多為觀賞性的民俗表演。

再如謙虛是我國的傳統美德，在交往的過程中受到贊揚時，人們往往會謙虛地說道：“哪里，哪里”“過獎啦”，而在英語國家里當別人贊揚自己時，都會很心地說“Thank you”，愉快地接受對方的贊美。這些交際過程中出現的文化差異還有很多，例如西方人不喜歡談論隱私如婚姻、年齡、收入等。

二、創造文化氛圍

教師應當為學生創造動手實踐的機會，讓他們提高對中外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和鑒別能力，培養初步的跨文化交際能力。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載體；語言是一種民族文化的表現和承載形式，不了解這個民族的文化，也就無法了解所學語言國家的語言，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文化，只有在了解了對方文化背景的情況下才能實現跨文化交流。可以給學生多播放一些介紹西方國家風土人情的影片，讓學生身臨其境地體驗不同的文化氛圍，讓學生熟悉不同的英語國家的不同的文化背景。

三、提供表現舞臺

讓學生運用文化知識，模仿不同的導游環節，在用英語進行導游的過程中體現出對西方文化的了解與尊重。 學生可以按照自己已有的知識和對情景或任務的理解進行角色扮演，激發他們的創造性。例如，學生分組扮演美國游客和領隊及導游。模擬導游前，學生們要合作收集有關美國的信息，如國家概況、文化藝術、禮儀禁忌等。學生們完成信息收集后要創作劇本，就迎、送及食、住、行、游、購、娛等環節進行對話編撰，特別要注意文化差異避免產生誤解。

中西方文化既有共性也有較大的差異，正是這些差異妨礙了文化和語言的交流溝通。學習語言的過程就是認識文化的過程，不了解文化，在交際過程中會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障礙而導致交際失敗。因此，語言學習過程中滲透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學生要通過多種形式的學習，增進對說英語國家的文化和風俗習慣的了解，為實現語言的交際功能打好堅實的基礎。

總之，行業英語的教學改革應該把文化教育作為一個重要的方面。要把學生培養成為具有較強的交際能力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就必須懂得中西方社會的文化背景知識，當然這并不是弱化對語言知識的掌握，而是在掌握語言知識的同時，要有意識地吸收消化文化背景知識，這樣才算具備較強的綜合語言運用能力。在行業英語教學中滲透文化意識，講解和運用文化知識的內容，給學生創設跨文化交流的情景對話，應當以“剖析差異、相互尊重、”的跨文化交流為目的。

參考文獻：

[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高職高專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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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英漢 禮貌原則 對比分析 差異 共性

一、引言

對禮貌原則的研究在西方語言學界已有較長的歷史,Goffman,Brown&Levinson,Leech等人近些年來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國的語言學家,如顧曰國等,也在這方面進行了大量有意義的探索。顧曰國吸收與借鑒了Leech的六條禮貌準則,歸納了五條漢語文化中的禮貌準則[1]。世界上有許多操不同語言的民族和隸屬不同文化圈的國家,他們也應該有自己獨特的禮貌原則,而且即使是同民族、操同種語言的人,他們對禮貌的看法和理解也不可避免地會表現出差異性,那么人類社會應該存在有許許多多的禮貌原則,如果真是這樣,人們在跨文化交際中,又該如何交際呢?到底應該遵守哪條禮貌原則呢?為了對以上的問題做出一定的探索,本文對比分析了在中西方具有代表性的禮貌原則,論證了它們在本質上有共通之處,而二者在不同的文化中所表現出來的差異性則是禮貌原則在共性基礎上的個性表現。

二、關于禮貌原則的研究與理解

禮貌是各種文化所共有的一種社會現象。它制約著人們的言行,協調著人們的社會關系和交際活動。言語交際成功與否、效果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選用恰當的禮貌表現方式和禮貌用語。伴隨著語用學的誕生,禮貌問題逐步成為這門學科的一大研究主題。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國外學者分別從心理學、人類學、語用學、修辭學等多個角度對禮貌語言進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理論模式和研究方法。

Grice提出會話合作原則之后,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多個研究中凸顯出禮貌因素在交際中的重要作用。R.Lakoff認為,在某些非正式的交談中,肯定并加強雙方的關系比思想的交流顯得更為重要。因此,禮貌因素在決定會話的有效性中占主導地位[2]。Leech從語用學和人際修辭的角度對交際活動中的禮貌原則進行了新的歸納和分類。它們由得體、慷慨、贊譽、謙遜、一致和同情六個準則構成。(1)得體準則(Tact Maxim):盡量少讓別人受損,盡量多讓別人得益;(2)慷慨準則(Generosity Maxim):盡量少讓自己得益,盡量多讓自己受損;(3)贊譽準則(Approbation Maxim):盡量少貶損別人,盡量多貶損自己;(4)謙遜準則(Modesty Maxim):盡量少贊譽自己,盡量多貶損自己;(5)一致準則(Agreement Maxim):盡量減少雙方的分歧,盡量增加雙方的一致:(6)同情準則(Sympathy Maxim):盡量減少雙方的反感,盡量增加雙方的同情[3]。Leech的禮貌原則首先總結了禮貌語言要注意的六個方面,實質上是三個對立方面,依次為:言語行為中的受損受益問題、談話中如何對己待人的問題以及如何、尋求一致的心理適應問題。此外,Brown&Levinson在Goffman等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成熟的面子理論,力圖將面子作為一種普遍的語言現象來研究。他們認為面子是每個社會成員想為自己爭取的公開的自我形象。人們在交際活動中希望彼此維護對方的面子,并隨面子威脅程度的增大而采用較高程度的禮貌策略。面子威脅程度的計算取決于交際雙方之間的社會距離和社會權利的差別以及特定文化對具體語言行為強加程度的認定。[4]

顧曰國的研究代表了中國學者的研究水平。他吸收與借鑒了Leech的六條禮貌準則,對比分析了英漢禮貌現象,指出了英漢文化上的差異,并追溯了現代禮貌概念的歷史淵源,根據禮與禮貌的聯系,也歸納了五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準則:(1)貶己尊人準則;(2)稱呼準則;(3)文雅準則;(4)求同準則;(5)德言行準則。[1]

三、禮貌原則研究的文化共性

從Leech禮貌原則的提出到目前將近二十年的時間里,盡管人們對其存在的普遍性提出了質疑,并試圖提出一些既能反映人類禮貌本質,又能符合本民族習慣的禮貌原則,但迄今尚無更好的原則能達到Leech禮貌原則的高度,被各國大部分學者贊同。因此,Leech的六準則仍是目前帶有一定普遍意義,對人們的日常言語行為能提供指導的原則。Leech的禮貌原則從六個不同的側面,概括了人類在言語交往過程中經常采用的禮貌性策略,在本質上來說,與漢民族大體相似。我們可以將Leech的六準則和顧曰國的禮貌五準則加以對比,就不難發現,其實無論是Leech的六準則還是顧曰國的五準則,都是對人類言語行為禮貌的概括,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和普遍性。Leech在研究禮貌現象的基礎上,效仿Grice的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提出了禮貌原則,不僅完善了Grice的會話含義(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而且回答了一些合作原則無法解釋的問題。顧曰國吸收與借鑒了Leech的六條禮貌準則,對比分析了英漢禮貌現象,指出了英漢文化上的差異,根據禮與禮貌的聯系,也歸納了包含五條準則,具有“中國特色”的禮貌原則。

不同文化淵源和語言體系的人在交際中具有相同之處,我們似乎可以試著建立一條世界各民族、各文化都適用的帶有普遍意義的禮貌原則。根據“惠”(benefit)和“損”(cost)的關系,可以看出禮貌交際的核心是注意到人們喜歡聽好話,不喜歡聽壞話,因而交際的總原則或策略就是“投其所好”,實質就是設身處地為他人利益考慮。它是達到交際的“社會目的”(social goal)的手段,而這樣做恰恰也是為達到交際的“真正目的”(personal goal)掃除障礙。無論是顧曰國提出的五準則還是Leech提出的六準則和以上所提的禮貌原則都是一致的,都是“other oriented”,而具體到二者而言,它們也是本質相同,只是提法各有側重而已。[5]

綜合分析,在中英文化中禮貌原則在一下一些方面表現出了共性。(1)等級性:在言語交際中遵守禮貌原則的同時,必須注意到禮貌原則涉及不同的禮貌級別這一特性。(2)沖突性:Leech在Pragmatic Principles一書中指出語用原則之間常常發生沖突,出現顧此失彼,或為了強調某一原則或準則而削弱另一原則或準則的現象,禮貌原則也不例外。禮貌原則的沖突性即表現既可能同合作原則沖突,也表現在禮貌原則中各準則或次準則在同一話語中可能發生沖突。(3)合適性:禮貌原則的合適性表現在應用禮貌原則時要根據語境的要求,確定禮貌級別,即根據談話的不同內容、談話的不同對象和談話的不同場合,考慮雙方的受益和吃虧程度,確定相應的表達禮貌的語言手段。(4)目的性:無論是Leech的六準則,還是顧的五準則,人們都不是均衡地使用它們,而是由具體的語境與會話目的決定它們的使用情況。

四、禮貌原則的文化特性

如上文所述,禮貌原則在指導人際交往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指導意義。但禮貌原則乃至其涵蓋的準則和實施方案都可能因文化而異,這種文化差異是否就能忽略不計呢?

中國社會中的禮貌原則是“禮”制約下的行為,古往今來它一直是制約人們的社會行為的重要規范。中華民族重視“倫理”道德,本質上就是對“禮”的重視。“倫”就是等級、類別之間的次序。“理”就是這種等級秩序遵循的規律。這種“上尊下卑”與西方社會所希望的“人各有身,身各自由”,有明顯區別,必然在對禮貌原則的詮釋中會表現出差異性。[5]

同時,英漢語言中所體現出的禮貌原則的差異性是多方面的,它可能體現在以上所述的“禮貌”的內涵,禮貌準則(Politeness Maxims)的選擇;禮貌在言語行為方面的分布(在哪些言語行為方面講究禮貌);相同情景中禮貌方略的選擇;積極和消極面子;禮貌與人際間的社會地位的關系;涉及的話題等眾多方面。

我們不妨把Leech的六準則作為跨文化比較的參數,以示中西方在人際交往時在禮貌原則的運用中的差異。盡管這些準則在不同程度上在漢文化中基本適用,但差別是極為明顯的,首先對準則的選擇會因文化而異。美國對于謙虛準則的應用方面顯然不及東方人,東方人為了顯示謙虛,可以違背合作原則中的質準則和量準則,而美國人則不會違及質準則和量準則去表示謙虛。[5]

中國學者在國際會議上作報告,結束時喜歡按照中國人的習慣說幾句謙虛話:“本人學識、能力有限,文中所談,定有不妥之處,望各位多多批評指教。”然而在英語文化中,報告的價值和報告人的權威是無可置疑的。人們選擇的往往是中性的結束語,感謝聽眾所表現出來的興趣,如: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ce and interest!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文化都遵從了“禮貌原則”。不同的是:中國人的“謙虛”主要體現在“卑己尊人”。而西方人“尊人”不“卑己”。在中國的傳統倫理中,儒家的注重禮儀、講究群體協調的思想占著極為重要的地位,人們把謙虛看作一種美德。《書經》上說:滿招損,謙受益。基于這種認識,中國人歷來看不起那些自高自大的人。倘若受到恭維和贊揚或寫文章、作報告不說些謙虛的客套話,就會有自不量力、目中無人之嫌。然而,在同樣的場合,英美人的反應卻恰恰相反,在他們看來,不尊重事實的謙虛就是虛偽,既然知道自己的論文或報告有不妥之處,就應該修改后再來講,否則不是在耽誤別人的時間嗎?因此,上述兩種不同的恭維和自謙,都是源于英美文化中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和漢文化中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從社會語言學的觀點來看,稱呼行為(address behavior)具有極其豐富的社會和文化內涵,它可能是社會中權勢和平等性的象征。根據英國Brown的研究成果,稱呼語之使用有兩種范疇:對等式稱呼(reciprocal)和非對等式稱呼(non-reciprocal)[6]。社會的稱呼系統遠比英語國家復雜。中國習慣于非對等式的稱呼類型,而英語國家偏愛于對等式。中國非對等式之稱呼語的使用表現出一種權勢取向,它是垂直式社會關系的標志。而英語國家由于受西方平行社會關系、個人本位取向的影響,人們所推崇的對等式稱呼較充分地表現出平等的文化取向,是一種平等式社會關系的標志。[5]

五、結語

通過上文的對比分析,我們能夠看出由于不同文化的差異導致了表現禮貌的語言手段以及對禮貌的判斷標準在不同文化中有所差異,生搬硬套按照某一文化背景構筑的禮貌原則,或是按自己的禮貌準則去衡量另一文化中人們的行為表現都必然會遇到各種問題。但是這種差異絕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建立在一個共同基礎上的,這個基礎就是不同文化間禮貌原則的共性,是人們對于成功交際的共同需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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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賈玉新.跨文化交際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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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體距 體距差異 漢語課堂 啟發

一.體距的含義及分類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Schopenhauer）曾經講過一個寓言：在寒冷的冬日，一群豪豬為御寒而彼此擠到一起，可是很快它們便感覺到對方有刺，于是相互分開，而寒冷迫使它們再次相互靠近，結果又被刺痛。就這樣反反復復，直到最終找到一個使大家都能忍受的最佳的適中距離，這就是叔本華的豪豬法則也叫刺猬法則同樣，社交的需求使人們走到一起，但每個人自身不同的性格和一些特殊的毛病又將每個人相互之間的距離拉開。所以，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也需要找到一個讓大家彼此都能忍受的最佳的適中距離，這種距離體現了一種禮貌和良好的舉止。如果距離太遠會使人感覺冷漠，滿足不了社交的需求，而距離太近，有可能會發現對方種種令人生厭的性格和讓人難以忍受的毛病，容易失去身份認同，迷失自我，如何找到并保持一個最佳的適中距離成為人際交往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目標，也是良好交際的必要條件，所以人與人之間要保持適當的體距。

體距即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研究人們在交際時保持相互間身體的距離并由此而體現出來的特定的含義。它認為個人以及個人擴展的范圍構成了一個相互關聯的系統。愛德華?霍爾在《無聲的語言》將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分為四種：親密距離、個人距離、社交距離和公眾距離。親密距離（15-46cm）適合用于夫妻關系及情侶之間；個人距離（15-76cm――76-120cm），限于朋友、熟人，或親戚間的交往；社交距離（120-210cm――210-360cm）適用于正式的外交活動，公共距離（360-450cm――750cm）適用于演講，不適合人際溝通。

二.西方國家與中國的體距差異

交際雙方所處位置的距離不僅告訴我們雙方的關系、心理狀態，也反映民族和文化特點。交際距離因文化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一般來說，在西方國家，如德國、英國和美國，人們的空間觀念比較強。在美國，如果男性勾肩搭背可能會被認為是同性戀。在德國，男女在與人相見時都喜歡握手；在美國，女士很少握手；在前蘇聯，男士見面時常愛擁抱和親吻；在伊斯蘭國家，同性之間也習慣擁抱和吻面頰，在異性之間卻嚴格禁止體觸，連握手都被視為禁忌；在泰國，人們都在公開場合避免體觸，觸碰別人的頭部則會犯下大錯。而在中國，男性之間時為了表達親密，摟著肩膀也是十分常見的，女性之間，挽手牽手挎著胳膊更是隨處可見。但無論在中國還在英美，兩個女人在談話時要比兩個男人談話的離靠得近些。西方國家異性見面交談時體距比中國異性之間的體距要小得多，因此中西方異談，中國人往往產生錯覺，認為英美人在向自己表愛意。而事實上，英美人總是與他人保持一定的體距，以免發生體觸（親密關系除外）。一位美國心理學家做過一個試驗：在一個空蕩蕩的閱覽室里，一位讀者剛剛坐下，心理學家就坐在她（他）旁邊，試驗了80次，沒一人能忍受一個陌生人緊挨著自己坐下，大多數人都默默地換了一個遠一點的位置。也有中國人如法炮制在一所大學自習室里做了這個試驗，當一個人坐在中國學習者旁邊時，沒有一個中國同學離開自己的位置，只是將自己的學習用具挪得離自己更近些，讓出位置給新來的那個人。由此可見，中西方對于他人侵占自己的空間時所采取的態度不同，西方人會主動保護自己的領域而中國人只是內心回避。

以上可以看出，中國人“體距近”，英美人“體距遠”。而這一差異體現了東西方人對于“共性”和“個性”或者說對于“群體”和“個體”的不同看法。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差異，原因是很多的，如兩個民族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不同，民族信仰的不同。

所以，我們可以說東方廣袤的中原大地滋生了“集體主義”，“共性”是準則，體現在體距上是 “體距近”；西方浩瀚的大海養育了“個人主義”，“個性”是準則，體現在體距上是“體距遠”。

三.體距對對外漢語課堂的啟發

在韓國教學的這段時間，我發現韓國雖然是東方國家，但是還是資本主義國家，我認為他們屬于“體距遠”的類型。在漢語課堂上，對于不熟悉的人他們不愿意一起坐，剛開始的時候甚至不會主動和同學說話，他們喜歡有自己獨立的空間。除非老師要求對話，他們很注重個人的空間，雖然他們愿意和老師交流，但是對于距離還是很敏感的，為了更好的漢語教學，老師和學生也應該保持距離，這種距離應該是社交距離，特別成人學生，他們希望和老師多接觸，多交流，但是老師也應該遵守體距原則，與學生保持距離。而對于小學生，與他們熟悉后，這種距離可以近一點，可以是個人距離，這樣讓學生感覺到老師的親切，更有利于漢語教學。所以針對不同的群體這種體距也是有差別的

在對外漢語課堂教學過程中，漢語教師和來華留學生的文化背景不同，對外漢語課堂中師生之間的交流一定是一個跨文化交際的過程。同一個班級的學生或者不同班級的學生都是來自不同國家，他們有著不同的民族信仰和文化背景。雖然很多留學生因為喜歡中國文化而學習漢語，但是他們來中國之前的教育基本都是在自己家完成。在他們心中有著自己國家的文化標準。關于非語言交際中的體距，有些國家的學生可能特別注意到這個問題，習慣用自己國家的體距標準來衡量中國人之間的體距。他們在自己心中已經有了一個體距的標準，喜歡他人離自己比較遠。也有學生不太在意師生體距這個問題，他們習慣聚集在一起生活，無論是上課還是下課都喜歡身邊不遠處有朋友。如果你離她太遠，她會以為她把你惹生氣了。控制師生之間的體距，可以促進對外漢語教學；反之，則可能產生跨文化交際沖突。課堂中教師與學生之間并不是非常正式的外交場合，也不是以演講的形式呈現，而大多數是小班授課的形式。此時師生間的空間距離更像朋友的距離，但是很多留學生有自己的個人空間，不希望老師進入。所以，課堂中的師生體距應該比個人距離大一點，又比社交距離或者公共距離小一些。它不屬于個人距離，也不屬于社交距離和公共距離。這正體現了對外漢語課堂中師生體距的特殊性。根據霍爾提出的個人距離、社交距離、公共距離的具體數值，有研究表明適當的師生體距為120-360cm。但是這不是絕對的，不同年齡、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漢語水平、不同培養目標下的留學生對于對外漢語課堂中師生體距的態度不同。我們也要因人因地而異。

作為一名漢語教師不僅需要具備扎實的漢語基礎，較好的講課能力以及課堂組織管理能力，更需要充分發揮非語言交際能力，從而更好的完成跨文化交際。課堂中教師與學生之間的距離遠近屬于非語言交際，也是教師的一種自身素質和禮儀規范的體現，這種素質和教師的儀表一樣重要。到底應該與學生保持多遠的距離，要依據不同國家的學生而不同對待。更需要根據學生間的個體差異性而區別對待。課堂是由教師、學生共同來維持的。教師忌諱與學生走得太近，尤其是男老師與女學生，女老師與男學生。教師也不應在課堂中與學生隔得太遠，可能讓學生覺得教師不友好。有的留學生熱情地靠近老師，卻被他們無意識躲開，使得留學生覺得老師不喜歡自己。對外漢語課堂中師生間的體距反映了學生對老師的態度，也反映了老師對學生的態度。為了很好的教學，有一個和諧的漢語教學課堂，在教學和平時與我們的同學相處過程中要把握好體距原則。

四.總結

體距原則在我們生活社交中無處不在，它折射出本國的文化，它反映出一個國家的道德規范、 行為規約、思維模式及思想意識，對于個人來說，它反映的是一個人的素質和禮儀規范。不管我們是與本國還是外國人交際，都應該注意體距，特別是作為一個漢語教師，所面對的都是不同國家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的學生，更要注意體距，把握好體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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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宏.非語言交際的文化差異[J].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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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式英語 思維模式 文化習俗 搭配理論

1.引言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英語作為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越來越具重要性。但在兩種語言的相互交換中，人們往往陷入一種困境：有時偏離了標準英語――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的人士使用的英語（特別是英國和美國的英語），使英語跑了調，改了腔，走了樣，說出了一種既不像英語又不像漢語的第三種語言――中式英語（Chinglish）。換句話說，中式英語就是中國人在學習和使用英語時把漢語的語言規則運用于英語語言規則之中，受漢語的思維方式和相應文化背景知識的干擾和影響而說出或寫出不合乎英語文化習慣的畸形語言。中式英語表現在語音、詞匯、語法和修辭等層面，而詞語搭配不當是其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本文從語義學的搭配理論角度來分析中式英語，旨在幫助英語學習者更準確地使用英語，順利實現跨文化交際。

2.中式英語的界定

中式英語有狹義和廣義之分。中國學生最常見的“because ... so ...”，“although ... but ...”連用這樣的錯誤可稱為“狹義中式英語”，而“廣義中式英語”這一概念是指任何不規范的用法，不管它是否符合語法，只要它是受中國文化的熏陶，用中文思考而產生的，都可以稱為“中式英語”。它具有以下幾個特征：（1）是標準英語的一種變體；（2）受漢語思維方式的影響；（3）語法基本正確；（4）不符合英美人的表達習慣；（5）忽略文化差異。

3.中式英語產生原因及其對策

中式英語的形成主要受母語負遷移的影響。英語學習者除了要勤學苦練、奠定扎實的基本功外，還應在此基礎上建立起英語的思維模式，同時盡可能地掌握西方國家的文化背景，了解一些社會習俗，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避免中式英語的出現。

3.1中西思維方式沖突產生的中式英語及其對策

就文化而言，從廣義的角度來看，包括三個層面：表層的器物文化，中層的制度文化和深層的觀念文化。思維方式則被視為觀念文化的一個范疇。它是指思維主體獲取、加工和輸出思維信息的方式。雖然人類思維方式具有共性，但個性差異是存在的。在這種差異中，“西方人見長于分析和邏輯推理，因此思維模式呈線式；而東方人長于整體式，他們富于想象和依靠知覺，因此可以講是一種圓式思維模式”。在語言表達時，英語重形合，而漢語重意合。也就是說，在語篇構建中，英語大量使用過渡詞、介詞、關系詞、非謂語動詞、分句，以此來表現語句間的主次關系、層級關系和邏輯關系。屬于分析語的漢語缺乏詞形變化，因此須按照時間順序來實現語言的組合關系。

一般來講，英語怕重復，好簡潔的文風，對隨意重復相同的音節、詞語或句子往往感到厭煩；而漢語不怕重復，講求文采，好用華麗辭藻，勻稱結構。此外，簡潔和復雜的思維方式的差異，還體現在兩種語言的結構形態上。由于英語富于形態變化，更多使用綜合型表達法，即通過單純詞或派生詞來表達；而漢語由于缺乏形態變化，較為依賴短語來表達，即分析型表達法。這樣一來，英語表達往往顯得簡潔明了，漢語卻顯得文辭冗長（修辭目的例外）。

在深刻了解了中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后，英語學習者對英漢語的對比也就更為清晰了，從而在應用英語時就能主動地避開母語對英語學習者的負遷移作用，同時也就能避免使用中式英語。

3.2中西文化習俗沖突產生的中式英語及其對策

文化習俗是制度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人們社會活動和交往中呈現出來的諸多單元事態中的統一體。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風俗習慣。不同民族針對自己不同的生活經驗進行了不同的語言編碼，這種編碼是對文化現實間接的和任意的編碼，即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編碼。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一點，就會陷入中式英語的尷尬處境。

在社交禮儀中，西方人重視個體性，尊重他人的隱私，包括年齡、收入、婚姻狀況、購得物品的價格、等。而中國人則強調整體性，把關心他人的年齡、收入、婚姻狀況等視為一種美德，詢問購得物品的價格更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寒暄功能是語言主要的社會功能之一。寒暄語廣泛存在于世界范圍內的各種語言中。人們以此產生一定的交際氛圍或保持友好的交際狀態。無論是真情還是假意，寒暄語作為人際交往的粘合劑都是十分必要的，而根植于不同文化土壤中的寒暄語的表現形式卻大相徑庭。如英國人見了面會問：“How is the weather today?”而中國人見面會問：“吃了嗎？”

因此，了解目的語國家的文化無疑可以幫助和促進英語學習者對英語的學習和理解，提高交際能力和質量。

4.結語

遠離中式英語，擺脫母語的干擾，是英語學習者面臨的一個挑戰。中式英語可能以多種形式表現，但歸根結底是英語學習者沒有完全掌握英語的內涵和真諦。在英語學習和跨文化交際過程中，要采取正確的方法，培養良好的語言習慣，真正學會用英語去思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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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初中英語 跨文化教學 英語文化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7.05.107

語言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重要工具，語言也是人類文化傳承的載體。英語語言的發展和漢語一致，都是在承載了文化的基礎上進行發展的，因此在英語語言中不難看出英語國家的文化留下的印記。在初中英語教學中，英語語言的文化性會自然而然的顯現出來，可以說，對于英語語言所蘊含的文化的把握是學好英語的關鍵，也是學習英語的一種重要方式。但是有一點是需要我們注意的，就是英語語言和漢語語言在具有“共性”之外，其還具有極為強烈的“個性”，因此學生在進行英語學習的時候，初中英語教師要注意英語語言的跨文化教學問題。

一、初中英語教學中跨文化教學的必要性

就我國目前的初中英語教學大綱而言，其對英語教學的跨文化教學做出了專門的規定，把教學中的跨文化交流作為當前初中學生必備的一項能力來進行培養，讓教師引導學生在英語學習中充分體現我文化傳承性的同時，還要體現出我國文化的包容性，用積極的態度接納英語語言的不同文化。正因如此，為初中英語教師制定了更高的教學標準，要求教師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不要一味的對語法、詞匯進行教學，要將目光放得更為長遠，在進行英語基礎知識教學時，也要加強對英語國家文化背景知識的介紹，讓學生能夠透過文化來加深對語言的理解。這正是跨文化教學在初中英語教學中的實際意義。

在初中英語的日常教學中，經常有一些學習刻苦異常，但英語成績卻不甚理想的學生，教師在對這類學生進行觀察分析后不難發現，這部分學生在對英語進行學習時，只是盯住了英語的詞匯、語法來進行學習，不斷的對各種場景對話、基本句式進行機械系記憶，并沒有對英語文化進行深入的了解，從而導致了其對所學的英語知識無法全面掌握，由此陷入了“努力學，而學不透”的尷尬境地。在這個時候，初中英語教師只要從英語文化著手，對學生進行一點點的引導，其成績就能取得較大的進步，由此不難看出跨文化教學在初中英語教學中的重要意義。

二、初中英語教學中跨文化教學需要注意的方面

第一，引導學生規避隱私、敏感話題。就國外的文化交流而言，其對個人隱私的定義和我們國家有一定的差異，比如年齡、收入等涉及個人信息的話題，是我們在日常聊天中經常談及的，我們覺得并沒有什么不妥，但是這些話題在英語語言國家是不方便作為日常談論的，當面問這些問題也是極為不禮貌的表現。

因此在初中英語教學中，教師應當對學生進行必要的啟發，使學生在跨文化交流時注意對話題進行選擇，讓學生了解到我國寒暄問“飯否”，英語國家的人寒暄談“天氣”。同時，還要找準時機向學生灌輸國外文化的相關知識，讓學生在同英語語言國家的人進行跨文化交流時不至于鬧笑話，懂得在交談時規避一些隱私問題，避免談及一些較為敏感的話題，從而給人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

第二，讓學生對英語國家的禮儀原則有一個初步了解。在英語文化的禮儀原則中，英語語言國家對“please”、“thank you”等禮節性詞匯的運用極為頻繁，在我們看來已經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但是這些在英語語言國家的人看來，是極為稀疏平常的事情，在日常交談中使用到“please”、“thank you”這些詞匯是一種必要的禮節，表示了對談話對象的充分尊重，和關系的親疏并無直接聯系。但是放在我國來看，對關系親密的人說“請”、“謝謝”之類的話，反而使得人感覺到有一些生疏。又如，在中國贈送禮物，一般收受禮物的人都不能當面將禮物打開，要等送禮物的人離開后，再來打開禮物，如需感謝在打開禮物后致電感謝，或日后在生活中遇見時進行感謝即可；但是在英語語言國家，收到禮物就要當面拆開并表示感謝。在受到表揚時，中國人通常表現出一種受之有愧的樣子，而英語語言國家的人是欣然接受。

這些都體現出了一種文化的差異，這正是跨文化交流中需要重點注意的問題，教師需要在英語教學中將這些向學生進行告知，讓學生在英語學習中注意這些問題，同時讓學生在英語語言的運用過程中能夠正確處理這些問題。

三、在初中英語教學中跨文化教學的具體方法

初中英語教師在進行跨文化教學的過程中，要注意教學方法的運用，以此來突出英語語言的文化差異，并引導學生對這些差異進行一定的理解掌握，以此來保障初中學生對英語的學習順利進行。

第一，在英語詞匯教學中融入英語文化。在不同的語言文化之中，不同的詞匯有著不同的引申含義，這里以“dog”一詞為例，在我國文化中，“狗”這個詞的引申含義大多帶貶義；但是在西方國家中，狗是人類的伙伴，代表了忠誠，在西方國家夸人的詞語都和狗有關，比如“lucky dog”這個詞匯的中文含義就是“幸運兒”。對于這些差異，教師都應該對學生進行較為全面的引導，使其對這些英語文化有一個較為全面的把握，這對初中英語的跨文化教學是極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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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英漢禁忌語 一致性 差異性 跨文化交際

0.引言

禁忌語是語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禁忌語在英語和漢語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語言現象。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禁忌語的研究成為研究跨文化交際活動中的的一部分。本文將探討英漢禁忌語的一致性和差異性及它們在英漢兩種語言中的具體體現。

1.英漢語言禁忌的一致性

1.1 關于死亡禁忌的一致性。

“生﹑老﹑病﹑死”是一個自然規律，是人之常情，沒有人可以打破。正因為如此，從古代到現代，對于死亡，人們都感到恐懼。這種恐懼導致它成為人們禁忌的對象。這種恐懼反應在了英漢語言里面，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所以對死亡的禁忌普遍存在于中西兩種文化中，在英漢兩種語言就出現了許多關于死亡不那么刺耳的說法。

例如，在英語語言中，人們常用go （e.g. he’ gone）， depart， depart from the world for ever， decease， pass away， breathe one’s last， go the way of all flesh， pay one’s debt to nature， go to a better world， be in （go to） heaven， be with god， kick the bucket（翹辮子）， be done for（完蛋）等表示死亡。對于死亡的禁忌，在西方的文學作品中還有一些體現，比如莎士比亞用過 “shuffle off this mortal coil”，來表示死亡，從人世間解脫；在《湯姆索亞歷險記》中，馬克吐溫使用“release”表示死亡。

在漢語中，人們常用“去世”，“逝世”，“故去”，“病故”，“去見馬克思”等詞語表示死亡；佛教對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在佛教用語中，漢語對死也有一些說法。如“涅槃”，“寂滅”，“圓寂”，“滅度”，“泥洹”。對于不同社會地位和年齡的人，為了避免直接提起禁忌話題，死亡有著不同的說法。例如： “駕崩”是皇上的死亡稱呼，“犧牲”用在戰爭中死亡或為公死亡，年幼人死亡稱“夭折”。道教文化也對漢語產生了很大影響，如道教有關“死“的委婉語有：羽化，仙逝，仙游，登仙，成仙，歸西，歸天，駕鶴西去，駕返瑤池等。

1.2 關于病殘禁忌的一致性。

在人與人的交往接觸中，說話要講策略很重要，“不言人短”是人們必須遵守的交際原則之一。在生活中，難免會與一些有先天或后天的生理缺陷或這樣那樣的缺點、弱點的人交往接觸，當著他們的面談論其短處，會使他們感到不愉快、陷入尷尬的境地，從而傷害他們的自尊。因此，在交往之中應該避免使用這些詞語，或用替代詞。這些文化在英漢語言中也得到了體現。

在英語中，有許多形容人的相貌的形容詞，如“good-looking”， “handsome”， “smart”等此表達人們對美麗容貌的贊美，那么對于相貌平平或丑陋的人，不用“ugly”， “awful”，而用“plain”， “ordinary”， “not particular good-looking”；對于皮包骨頭者忌用“ skinny”， 而用“delicate”， “slim”， “slender”；對于殘疾人，忌用“crippled”而用“physically handicapped”；人們對于身材肥胖者忌用 “fat”， 而用“ over weight”， “heavily-built”； 把聾子說成 “hard of hearing”.

在漢語中，關于長相丑陋，可以說“一般、平平、大眾化”等；用“壯、富態”指成年男子的胖；用“苗條”、“線條兒好”指成年女子的瘦。關于四肢傷殘，可用“腿腳不利索、走路不方便”等；用“豐滿”、“富態”指成年女子的胖；用“精干”、“干練”指成年男子的瘦。

在英語中，英美人也常常不愿直說可怕的疾病。如癌癥“cancer”英美人不會直接使用，而用“terminal illness” 或“big c”替代，使用“t.b.” 代替“tuberculosis”，也不說“venereal disease”和“v.d.。

在漢語中，常用“不舒服”代替患了某種病 ；還比如 “生 病”（ be out of sorts， 身體不適） 、“猩紅熱”（ fever， 發燒） 、“疾病”（ disorder， 失調） 、“中風”（ accident

， 意外事件） 、“惡心”（ stomach awareness， 胃部知覺） 、“嘔吐”（ lose a meal， 失去一頓飯 ） 、“腹瀉”（ mexican toothache， 墨西哥牙痛） 、“肺結核”（ breast complaint ， 胸部 疾病） 、“ 梅 毒”（ bad blood， 壞血） 、“淋病”（ hat and cap， 帽子） 、“艾滋病”（ social disease， 社會病） 等。

1.3 關于人體排泄的禁忌的一致性

在人類社會中，排泄物被認為是骯臟的，排泄行為被認為是不雅的。在公共場合直接談論排泄行為或排泄物，不僅會讓聽者很尷尬，而且還體現了說話人的低素質。所以，在英語和漢語中，關于排泄物或排泄行為的直接表達成為了人們在交際中的禁忌。

在英語中，例如“去廁所”委婉的表達方式有：“go to the toilet”， “go to the men’s （lady’s） room， rest room， washroom， lavatory， the john”；一般無須解釋。非說明不可，可以說“to wash one’s hands”， “to relieve oneself”或“because nature calls”；另外，男人可以說 “to see a man about a horse（幽默語）”，婦女可以說 “to freshen up”， “to powder her nose”等表達。一個人因腸胃不好或飲食不正常去看醫生，醫生在詢問病情可以問“how are your bowel movements？”以了解病人的大便情況。 　在漢語中，去廁所的表達有：“凈手、去去就來、更衣、 起夜、去方便、蹲點等”（魏在江，2001）。還可以表達為“解大手”、“解小手”、“方便”、“上一號”。

2.英漢語言禁忌的差異性

2.1 個人隱私的禁忌差異性

中西方文化在個人隱私禁忌方面存在很大差異，這是由不同的價值觀及思維模式引起的。講英語的人非常注重隱私（privacy），在生活中強調個體主義，他們不愿別人過問個人的事。privacy 這個詞有“隱私”，“秘密”，“私下里”，“退隱”等義。“a man’s home is his castle.”這句英語諺語，折射出“家”在西方是很大的隱私。同講英語的外國人談話時，應該避免談及下列話題有關的問題： 年齡、收入、婚姻狀況、宗教和政治信仰。

在中國，對于隱私這個概念，人們相對比較模糊。對于別人的有關婚姻、年齡、家庭狀況、健康狀況等方面的詢問，中國人并不認為是在侵犯隱私，窺探私生活。特別是在長輩與小輩之間，長輩問這些方面的問題是在表示對小輩的關心，如果拒絕回答，定會產生令人尷尬的局面，并且小輩會被認為沒有禮貌，甚至是傲慢的；而且陌生人之間也常通過詢問這些方面的問題增加對彼此的了解，以增加親切感。

2.2 對數字的禁忌的差異性

英語和漢語中都有關于數字的禁忌。由于宗教等文化因素的不同導致英漢兩種語言在數字禁忌方面的差異性。在西方文化世界里， 更不用說在英語文化之中了，最忌諱的數字就是13。13是人們在日常的生活中盡力避免談到的。比如說，拿建造高樓大廈來說，樓層沒有13樓，12層上面就直接是14樓，門牌號也不會有13號；再拿就餐來說，餐桌上的菜永遠都不會是13道，也不會有13個人聚在一起吃飯。同時，水手在13號也拒絕出海，其它的重要活動都要避開13號。其原因是在最后的晚餐中，耶穌的第13個徒弟猶大出賣了他的師父，導致耶穌在13號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在中國，由于漢語漢字本身的特點-有音調，人們比較注重諧音，4這個數字的讀音和與漢語中不吉利的漢字“死”諧音，所以4都被視為禁忌的數字。在日常生活，一系列的號碼，比如電話號碼、車牌號碼等，只要其中帶4，很少受到人們的青睞。 還有含有4的數字，如14，它的諧音為“要死”，514的諧音為“我要死”，44、 444、 4444等重復4的數字在中國人的生活中也是禁忌的，人們盡量避免提及或者使用。7在漢語中也是忌諱使用的數字。比方說：人們在選擇喜慶的好日子的時候，不會選擇帶7的日子，如初七、十七或二十七；在餐桌上菜的樣數不能是七盤，送禮或拜訪親朋好友時禁忌帶七樣物品。原因是偶數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比較受歡迎，同時還與中國人死后，要給死者“頭七”到“七七”的祭奠習俗有關。

2.3 對老齡禁忌的差異性

在中國與在西方人們對老持有不同的態度，這是由于人們的思想觀念所造成的。在中國，老人經過幾十年的生活的洗禮，積累了很多經驗，老是智慧的象征；在西方，做事比較注重效率，老人的身體機能會有所下降，與活力旺盛的年輕

不能相比，老是無用的象征；“老”對于老人，特別是女性，是個避諱禁忌的話題。兩種對老的態度在語言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中國作為一個禮儀之邦，漢語中有很多用“老”表示尊稱、敬稱，把“老”字放在姓氏之后，表示對老人的尊敬，如：“王老”、“趙老”等，也顯示出老人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在姓氏之前加上“老”字會增加老人與說話人的親切感。如：“老張、老李”。雖然老年人自身的體質和能力下降了，但他們不會因此而懼怕談“老”字，并且我們的社會也不忌諱“老”字。如問年齡時會說：“老人家，您貴庚啊？”，人們喊了“老人家”不僅不會招致老人的反感，而且他們聽著很順耳 。

然而，在西方社會中，“老”是個避諱禁忌的話題，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西方人不會直接提及。 西方人不會直接使用“old people”，而間接使用“the senior”，“getting years”， “seasoned men”，“the longer-lived”。

3.結束語

在知識信息全球化的今天， 各國家、各民族的文化也在不斷相互影響、相互滲透，迫切需要增強了解彼此文化一致性和差異性的意識。了解英漢語言禁忌的異同是其中的一種方式，它對于了解彼此文化一致性和差異性具有重要意義。了解了英漢語言禁忌的一致性和差異性可以減少避免在國際上日益頻繁交流中的誤會和矛盾，更好地進行跨文化交際， 提高其效果， 為構建和諧的世界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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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以史為鑒

上世紀90年代初，一直以出口為導向的韓國企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由于外需的下降，整個韓國企業的發展遇到了困難，這其中包括韓國著名的三星集團。經過一番陣痛后，韓國企業發現只有銳意創新和發展模式轉型才能保持持續的經濟增長。1993年，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提出“變革之心”，強調“除了老婆和孩子，一切都要改變”。李健熙深刻的理解了企業要實現轉型，必須先進行文化的轉型和融合，于是三星開始進行文化的融合和創新之旅，成功的把東方的集體主義文化與西方硅谷為代表的對錯誤的包容的文化引進三星，鼓勵企業的員工去嘗試不同的文化。結果由于文化融合的成功，使公司在不同層面的管理和運營實踐以及不同的部門在貫徹公司的戰略時具有一致性。公司很快的融入了以美國硅谷為代表的新型科技公司行列。最終，三星成長為世界創新型企業的優秀代表，在一大批像三星一樣的企業成功轉型的帶動下，韓國也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躋身發達經濟國家的行列。

企業文化屬于文化的范疇，企業文化是隨著社會發展和進步不斷的變化的，由于文化的發展而發展的。在漢字里，“文化”本來是“文”和“化”的復合詞，文指“修”，化指“變化”，后來才合二為一，一起使用。《說文解字》里對兩個字的解釋如下：“文，錯畫也，修飾也；化，教行也，變也”。這就是說，“文化”的本意是經過人的修飾使得事物發展變化。廣義的文化包括人類有意識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活動及結果，即是“自然的人化”，而狹義的文化是以人為中心的。

《易經》里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說法，漢代劉向在《說苑?指武》里曾說“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可見，“文”即是指社會倫理規范，“化”即是教化的意思，“文化”就是要以倫理規范改變和教化世人，使人們成為在思想觀念和言行舉止上合乎特定禮儀規范的人，或者說“文化”能夠將動物的人變為創造的人、組織的人、思想的人和計劃的人。

在西方，“文化”一詞源于拉丁文“cultura”“cultum”“colo”等詞，意思是栽培、培養和馴養等。通俗地講，就是通過人工勞作將自然界的野生動植物加以馴化和培養，使之成為人需要的品種。后來，還包括對個人技能、人格、品格和心靈的修煉，人際關系和友誼的培養等。所以，其含義從人對自然的馴化引申為對人本能狀態的教化和培養。總之，文化就是由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獲得的，包括知識、信念、藝術、法則、法律、風俗以及其他能力和習慣的復雜整體。

因此，中西方對文化的理解都強調了文化的改變和規范作用，其最基本的含義是一系列習俗、規范和準則的總和，文化起著規范、導向和推動人和社會發展的作用。企業文化就應該在這樣的框架下加以理解，所以企業文化必須在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中不斷創新和融合才能使企業適應整個大的環境的變化，文化需要規范，但更需要改變，企業文化屬于亞文化的屬性，企業家必須要時刻融合和創新企業的文化理念和企業文化氛圍，時刻要建立能與時間和空間相適應的良性企業文化。好的企業文化的形成與企業的領導者有密切的關系。領導者怎么看待企業，怎么看待社會，怎么看待環境，怎么看待消費者，會深刻地影響企業文化的走向。

領導者的高度

要形成良性的企業文化，領導者就要站在組織之外去思考戰略問題，否則企業文化就很難真正地塑造出來。中國企業想走向國際，真正地市場化運作，最重要的是企業需要具備綜合組織能力。而組織能力存在的前提是企業領導者要拋棄工程師的思維，拋棄一線經理的思維，站在組織的來看組織，作為組織的旁觀者來看組織，這樣才能形成良性的企業文化。

華為是中國為數不多的“走出去”而且發展得不錯的企業，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華為的企業文化促進了它的轉型。華為的冬天比今天很多企業面臨的困難更大，華為之所以能夠度過難關，就是融合了華為本身的文化和IBM給它灌輸的新的流程文化。在國際化的環境下學習西方，但卻堅定不移地執行自己的價值觀。華為反對過渡強調跨文化，重視現代管理的共性，并通過文化引領吸引各類的優秀人才到華為的平臺上來。華為向西方的學習也是基于對自身的理解，用適當的架構、流程規范企業。最終，通過文化的引領，華為建立起了以客戶為中心，以奮斗者為本，堅持艱苦奮斗的核心價值觀。

聯想收購IBM的PC事業部的成功，也是文化融合的成功案例。聯想在并購IBM的PC事業部之前后，雙方的高層組成一個文化整合團隊，討論各自的成功中體現了哪些優秀的文化基因，如何將它們組合成更為強大的文化基礎，并且分析這樣的文化調整對雙方的員工將帶來何種挑戰以及如何幫助員工完成行為的轉化。考慮到中西文化的差異和可能的外國人對中國公司存在的固有偏見，溝通小組成員不斷思考在第一次向對方的員工、客戶、合作伙伴介紹自己的時候，怎樣能讓對方喜歡即將加入的新公司。聯想將工夫下在了溝通產品的制造方面，秘密準備了一些適合外國人口味的關于聯想的英文介紹、錄像短片、電腦動畫、網絡廣告、英文小說等等，同時聘請在IBM內部的德高望重的原IBM高管斯蒂芬擔任新聯想的CEO，斯蒂芬為穩定人心、消除疑慮，親自到原IBM各個部門與員工進行溝通，探討并購后的薪酬體系和未來公司發展方向。

篇10

關鍵詞：宗教型景區；上市；文化資本化；

作者簡介：余汝藝(1980—)，男，山東菏澤人，助教，研究方向為旅游社會學；E-mail：yuruyish@126.com；

1引言

隨著旅游產業轉型升級和市場化加速，登陸資本市場成為旅游產業謀取資本支撐的重要途徑。上市不僅提供充足的資本，同時也有助于提升景區的形象和規范景區管理，從而增強景區的市場號召力。在競爭壓力和上市前景雙重驅動下，諸多宗教型景區萌生上市沖動，繼嵩山少林寺曝出攜手港中旅謀求上市話題后，四大佛教名山、法門寺、陜西財神廟也在資本市場上動作頻頻，不斷引發突破社會底線的質疑。宗教題材景區是否適宜上市，引發學術、產業、政府等相關各界熱議。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發展各類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都要貫徹發展先進文化的要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切不可為追求所謂的經濟效益，而放棄社會效益。文章以此為切入點，從資本和宗教運行邏輯的不一致性出發，對宗教型景區上市的不可為性進行分析和論證。

2宗教景區上市的內外表征

2.1外部表征——宗教旅游的發展

宗教往往與名山水、良好自然生境為伴，在宗教熱、生態熱的背景下，宗教景觀成為一種重要文化經濟資源。截止到2013年，以宗教為核心題材的景區在全國5A級旅游景區中占約20%的比例1。上海龍華寺、杭州靈隱寺、廈門南普陀等傳統宗教旅游景區的持續熱旺以及近年來無錫靈山、三亞南山等新興宗教文化主題旅游區的成功開發，一再印證旅游項目“有仙則靈”。以宗教為賣點的景區成為中國景區產業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旅游市場競爭日趨加劇的背景下，上市成為提升景區競爭力、加快景區產品和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重要驅動力。作為中國景區產業的中堅力量，普陀山、五臺山、青城山、法門寺、少林寺、九華山等宗教型景區經營者或地方主管機構紛紛以“弘揚旅游文化”、“整合旅游資源”為由推動宗教景區上市，而卷入“圈錢”浪潮[1-3]，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而綜觀世界其他國家，從沒有將宗教活動場所打包上市的先例[4]。

在旅游產業被定為國家戰略性支柱產業的宏觀背景下，具有獨特魅力的宗教山水景觀成為宗教團體、宗教管理結構、旅游資本、信徒、大眾旅游者多方角逐的場域。在這一場域中，宗教團體追求自身發展與市場收益，管理機構追求宗教文化傳承與宗教社會價值，信徒追求的是信仰，大眾旅游者追求的是文化消費。其中，現代資本憑借其強大的“資源-產品-市場”轉換能力和運營能力，在多方角逐中顯現出強大控制力和號召力。在逐利本性的驅使下，資本借助產業化模式，將宗教文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從而將宗教文化引向其可控并擅長的領域。

2.2深層邏輯——資本的工具理性

物質需要的有限性、資本增值欲望的無限性、技術進步釋放的巨大生產力等因素，共同釀造了20世紀前期物質產品的過剩為起因的經濟危機，這不斷威脅到資本生存。在增值欲望的推動下，資本在人的需求方面進行著不斷尋找，最后找到實現資本增值的新生長點，即文化。在此背景下，德國學者霍克海默(Horkheimer)提出“文化工業”概念，即以文化為資源，運用市場化手段和工業化模式，對文化產品進行生產、加工、流通、分配、消費的過程，最大限度地滿足人的文化需求。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Jameson)面對文化工業化的現實，明確提出，文化基本上變成了商業，商品化已經有能力將大片文化區域殖民化。這些文化區域一直阻擋著普遍的商品化，大部分甚至與商品化的邏輯是敵對的和矛盾的[5]。

通過工業化的流程和資本化運作，資本將文化(包括宗教)納入到理性邏輯的領地。上市是一個轉換性的儀式。宗教景區經過嚴格審核程序，在運營上趨于符合資本邏輯，經濟效益成為衡量宗教文化運營狀態的標尺。在旅游資本主導下，按照工業流程，神圣的宗教文化被批量地生產成標準化、制式化的宗教旅游產品，并借助大眾傳媒塑造并傳播大眾市場期待的旅游形象。其結果是：宗教體驗從終極性關懷、精神性認同墜落為共鳴式的審美體驗和當下的愉悅性滿足；宗教文化不再是富有創造性的人的生命的對象化。宗教旅行的意圖和意義被世俗化了，深層的、精神方面的內容已經失去[6]。通過產業化的路徑，資本將文化生產成文化產品而繁榮大眾文化市場，但一味追求市場價值的過度商業化也導致文化的人文精神價值的降低，而成為純粹的資本牟利工具。

在陜西法門寺景區開發和運作過程中，曲江資本打著弘揚宗教文化的旗號，名做文化，暗做地產，資本通過披上宗教文化的外衣而獲取資本的最大增值。無錫靈山景區與其說是宗教文化的發揚光大，不如說是旅游資本或旅游產業的成功。靈山勝境定位為佛教文化主題園區，由無錫靈山實業有限責任公司來運作，以“國家5A級旅游景區、中國馳名商標、中國旅游知名品牌、全國‘五·一’勞動獎狀、江蘇省企業創新先進單位”作為其發展的“殊榮”，以“世界級休閑旅游度假目的地、21世紀佛教新圣地、中國最有價值的文化旅游品牌、中國著名文化旅游產業集團”作為發展的目標，以“旅游、文化、出版、地產、投資、酒店、食品、工藝品、餐飲等‘靈山產業鏈’”作為其炫耀發展成績的資本。無錫靈山勝境的運作模式、發展導向、產業架構無不昭顯：宗教文化被完全編織進資本增值的價值鏈中，成為不折不扣的資本謀利的工具。

3現代贏利性旅游資本解構宗教神性

3.1宗教的內在根基被動搖

旅游產業是典型的“現代性”產業，馬克斯·韋伯(MaxWeber)指出，現時代是一個理智化、理性化和“脫魅”的時代，已沒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7]，理性與宗教遵循不同的邏輯。宗教旅游業的發展擴展了宗教在現代性語境下的表述空間，同時現代營利性旅游資本也否定了宗教超自然與神圣信仰的存在的邏輯。過度商業化的旅游開發中，宗教被生產為世俗化、可消費的文化商品，而成為資本謀利的憑借。

3.1.1過度商業化的旅游運作讓超自然世俗化

宗教是信奉超自然存在的一套態度、信念和習俗[8]，超自然力量的神秘性賦予宗教體驗神圣性的特征。在逐利性資本主導的旅游經營中，資本通過“旅游、文化、出版、地產、投資、酒店、食品、工藝品、餐飲”等現代旅游產業鏈將宗教納入工具理性控制范疇，宗教成為可感知、可計算的現實性存在，否決了宗教對世俗生活的超越性，也消解了宗教超自然力量的神圣性。正如旅游資本給千年古剎祥福禪寺貼上“國家5A級旅游景區、中國馳名商標、中國旅游知名品牌”等理性化的標簽，圣地被生產為可銷售、可營利、可觀看、可消費的“靈山勝景”和宗教文化旅游主題產業園，旅游資本強化了宗教文化的表述，但始終貫穿著現代資本之世俗性和工具理性的邏輯，神圣的宗教朝拜場所被生產為商業化的展演空間。

3.1.2基于資本理性的大眾旅游業讓理性生存取代感性生命

宗教語境下，人與超自然“神圣”的交互是通過人的感性生命“綿延”[9]來實現的。而大眾游客是現代性的成果，現代性的理性通過各種路徑滲透到游客感知世界的方式中，實現對人內部自然的支配，人的內在人格成為理性化的產物[10]P115-118，它把人的生存基礎從對自然的依賴轉變為對人的理性和創造性的依賴。宗教旅游語境下，大眾游客取代虔誠信徒成為圣地的“消費者”，他們用科學主義的世界觀、理性邏輯訓練的眼睛“凝視”神圣的“佛祖”。大眾旅游者在欣賞宗教景觀時會產生“這是一件重要作品”的感覺，從而強化其觀賞活動，宗教朝圣的神圣性、超越性就此消失[10]P136-152。這從根本上否定了宗教的神性，人與神基于“巫術直觀”的交互就此中斷，轉換為在理性驅使下對宗教文化的理性化判斷和認知。人與神間的關系的扭轉，否決神的存在，也否定了人的生命的神性。

3.1.3宗教“成就”并成為文化工業

宗教旅游語境下，宗教文化和宗教信仰被標準化地機械復制和大批量生產，市場和利潤成為宗教文化空間的內在尺度。宗教文化臣服于旅游資本的權威，工具理性凌駕于價值理性之上。宗教運營以迎合大眾旅游者的娛樂消遣的消費需求、追逐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導致宗教信仰的式微和以娛樂消遣為目的的文化產品的擴張。批量化和規模化的生產模式將人對超自然靈性的敬畏、崇拜轉換成世俗的嬉戲行為。少林寺納入到嵩山少林景區管委會的管理之下，旅游門票取代善男信女的香花券，成為溝通宗教文化與商業邏輯之間的通道。宗教成為文化工業資源，也隨之失去相對于科學的人生關懷，宗教賴以存在的根基被動搖。

3.2宗教的社會功用被瓦解

3.2.1宗教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制度

宗教信仰，每個民族都有的，“學問(科學)之所研究，只是一部分的問題，而宗教之所欲解決，則是整個人生問題[11]。對于人及其群體，宗教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社會制度[12]。宗教社會學領域的開辟者涂爾干(DurKhneim)和馬克斯·韋伯分別從集體意識、經濟倫理角度對宗教的社會功用做過透徹分析，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Malinowski)從經驗實證角度論證宗教對個體和社會集體的功能和價值。然而，當文化作為一種商品出現在市場時，文化本身的性質和功能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3]。當宗教被開發成供大眾游客消費的旅游商品時，也失去了應有的人文溫情。

3.2.2旅游不是一種宗教朝圣

就旅游與宗教間的關系，納爾遜·格雷本(NelsonGraburn)曾指出，旅游既是“神圣的旅程”，也是“世俗的禮儀”，并使用了人類學中關于儀式(ritual)的理論來類比現代旅游。麥肯奈爾(MacCanell)也提出“旅游是一種現代朝圣的觀點”[14]。

從形式結構角度，旅游與朝圣有某種相似性。旅游吸收了宗教的一些功能，表現出與宗教朝圣間的結構性趨同。人類生存與發展總會遭遇各式問題，現世生活所解答只是其中一部分，此時人類選擇訴諸超自然力量，以獲得心靈的撫慰和認知的滿足；與此對應，人的需要具有無限性的特征，日常生活世界不能全方位滿足，旅游作為日常生活的逸出和一種短期生活方式，能彌補日常生活中的缺失，并與日常生活世界一道構筑屬人的生存空間。此外，宗教生活中，人類所崇拜的靈界，其實是虛無縹緲的，都是人所想象造作出來的，但在那些創造和相信某一神話的人們眼中卻是實實在在的[8]；在夏樸雷(Sharpley)看來，旅游者旅游和獲得旅游體驗的動機就是出于對“真實性”的追求[15]，然而在旅游中他們所看到的只不過是一種舞臺性的真實，但正是這種建構性的舞臺為其營造一個超真實的體驗空間。再者，宗教朝圣活動中，信徒懷著虔誠、敬畏之心離開世俗空間，前往神圣領域，重獲新生，而后返回到直接生活空間；旅游活動同樣表現為對日常世界的離去和復歸，并在離去與復歸中獲得身心煥然(recreation)。

但從本體角度，旅游不等于朝圣。首先是對象物的不同：旅游的目的是去“朝圣”有異于日常生活空間的“世俗”之物，即使在宗教旅游中，游客也是以審美的態度“凝視”宗教景觀，而宗教朝圣所表達的是對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崇拜。按照科恩(Cohen)的觀點，旅游者體驗是經歷型的，朝圣者的體驗是存在型的[6]。其次，二者核心功能有異：宗教解答是人生終極性問題，旅游世界為游客提供的主要是此在的愉悅性滿足，旅游是一種世俗的精神追求[16]。再次，與宗教靈界對應的是世俗世界，與旅游世界對應的是日常生活世界，而不論旅游世界還是日常生活世界在宗教視角中都是“世俗“的。

3.2.3過度商業化讓宗教淪為一種大眾化文化商品

在利潤導向的宗教旅游開發和經營中，宗教體驗和信仰被開發為“參加法會、品嘗齋席、聽大師講經、看信徒祈福、宗教建筑觀賞、宗教繪畫學習、宗教音樂鑒賞、宗教詩文欣賞等”程式化的旅游體驗。在此，娛樂消遣被作為主要價值加以實現，朝圣者對“遠方中心”心懷敬意的拜謁被簡化為精神快餐式的消費。為“豐富旅游內涵，提升旅游品位”，南岳衡山集思廣益推出的“當一天和尚、出一天家”的宗教旅游主題產品生動展現了宗教旅游經營的功利性，同時宗教旅游市場之后現代式的游戲性、膚淺性的心理結構也表露無遺。旅游文化工業讓“宗教文化消費者”短視近利，除了當下的愉悅性滿足，看不到真正的人生關懷。過度商業化的宗教旅游產品不再服務于人生終極問題的解答，而同其他商品一樣完全屈服于交換的壓力，墮落成純粹的消費品。宗教旅游產品娛樂性消解了“宗教旅游消費者”內在的超越維度，使其失去思想和深度，從而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現實，沉溺于無“意義”的享樂，與此在認同，這樣“旅游文化工業”消解了宗教信仰應有的人文價值。

4旅游資本市場上的“中國式風景”

上述旅游資本與宗教間存在的緊張關系，在中西方存在截然的差異：資本發達的西方并沒有出現明顯的宗教資本現象，而中國旅游資本不僅強勢介入到宗教的市場化運營中，更是積極推動宗教旅游景區的上市。這種現象反應中西方產業邊界的差異，其背后深潛的是中西方商業倫理的不同，而這直接導源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社會背景。

4.1西方資本主義倫理精神與市場邊界

從神學角度，基督教、猶太教、印度教等對貸款取息采取排斥的態度，并同經濟理性間存在緊張關系，顯示宗教對經濟理性的拒斥[7]P267-269。在西方宗教倫理中，經濟理性被限定在有限的范圍。盡管出于緩和宗教倫理的生活理性化與經濟的生活理性化之間的緊張關系，宗教倫理所規范的經濟理性活動范圍放大，如“新教將取息的禁令縮小范圍至僅限于具體的全然自私的場合”[7]P435-438，但企業的經營邊界依舊在宗教倫理的監控之下。據馬克思·韋伯的闡釋，西方的資本主義精神導源于新教倫理[7]P267-269，新教倫理限定了經濟理性活動的邊界，也給市場化、資本運營設置了閾限。因此，經濟理性、工具理性導向的資本在運行中受到價值理性的制衡。無疑，資本對宗教運營的介入受到基于宗教倫理的資本主義精神的約束。

從社會實踐角度，人類文明是由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構成的有機統一體，單一的經濟理性不足以為人類建設幸福的生存空間。宗教作為一項重要的社會制度，在政治控制、道德教化、民族精神和社會信仰的培養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西方社會肯定宗教的公共價值及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17]，為有效地發揮宗教的社會整合功能，西方發達國家采取各種政治、教育、立法的手段和措施，以保障宗教的健康發展。在“新自由主義”政治和經濟改革肇始的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并沒有為削減開支而將公共性領域市場化[18]。西方政府深知經濟理性和工具理性導向的泛市場化不是解決公共產品和民生問題的最優路徑[19]。因此，宗教旅游的資本化運營也不是宗教、宗教旅游發展的適宜模式。

4.2“泛市場化”與中國旅游資本的狂野不羈

中國背景下，宗教景區謀求上市，資本運營的領域無所受限，源于其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語境。從文化角度，儒家文化是中華文化的脊梁。與主導西方文化的宗教相比，儒教欠缺形而上學，幾乎沒有絲毫宗教根底的痕跡，講究積極入世和純粹適應現世的倫理，完全缺乏對收息的禁止，缺乏拒斥任何非功利的判準[7]P267-269。根源于儒家文化的中國企業倫理，其經濟理性的邊界也少有形而上學的限定。從社會實踐角度，中國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對經濟理性自身、經濟理性與社會整體發展間關系都缺少全面深刻的認知，社會意識形態中出現以效率、效益作為丈量社會系統的唯一標尺的“泛市場化”傾向，結果出現市場邊界模糊、資本橫沖直撞的現象。殊不知社會是多元運行的，不是只有經濟一元，一些領域是不能進行市場化的，這些領域就包括宗教。由此宗教景區“股份制”、“租賃承包”、“分紅提成”、宗教題材景區爭相上市成為資本市場上一道“獨特”的“中國式風景”。

5現代性背景下宗教旅游發展策略選擇

5.1宗教發展需要旅游資本和旅游平臺

宗教的發展也從來沒有離開包括資本在內的世俗力量的護航，基督教的傳播、中國歷代皇室對宗教的支持、寺廟田產、社會捐贈等給宗教文化的傳播插上雙翼，但這些社會力量所仰賴的是宗教的社會整合功能而沒有介入到宗教自身的運營中。營利性資本主導的旅游產業為宗教提供一種有效的傳播方式，并讓宗教的普世價值得以更大發揮。但旅游業背后的現代資本則侵入到宗教運營并使得宗教運營偏離其固有邏輯。

5.2宗教自身邏輯是宗教和宗教旅游發展的內在要求

“上市”是資本的游戲場，這里是充滿工具理性場域，宗教景區要上市并獲取資本的認可，必然要遵守資本市場以利潤、效率為中心的邏輯，資本市場不相信超自然力量。而宗教存在的依據是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敬畏和信仰，是建立在感性認知基礎上的不可證的超真實。資本與宗教在存在邏輯上是不兼容的，上市違背了宗教內在邏輯，宗教可以接受產業資本的護航，但不能上市而偏離其根本的存在邏輯。在營利性資本主導的旅游產業模式中，宗教成為一種產業資源，按照資本理性的指示來生產、營銷。由此，宗教從“天堂”墜落到“世俗人間”，失去對世俗現實的超然性，成為大眾旅游者凝視的“文本”、旅游資本眼中可創造利潤的資源。宗教景觀通過上市的過渡性儀式，徹底淪為資本的附庸，失去存在根基而被卷入資本的洪流。

5.3限定市場邊界是宗教旅游發展的肯定性路徑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本身也是有邊界的，“泛市場化”之不可行及其帶來的問題早已為人們深刻體認[19]。從社會整體發展出發，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商業倫理、限定市場邊界，是中國產業資本和中國社會整體健康發展的肯定性選擇。與此同理，宗教與資本屬于不同的社會范疇，遵循不同的發展邏輯。中國宗教旅游、宗教健康發展的路徑是在宗教與營利性產業資本間設置一道防護網，限定資本的活動范圍，禁絕營利性產業資本介入和主導宗教、宗教旅游的發展，拒絕信仰的過度商業化，讓宗教與商業各自回歸本源，也讓宗教旅游景觀真正成為人們追求寄托、凈化心靈的清凈之所。

宗教組織的生計、宗教旅游產品和服務的提供都要仰賴資本資源。宗教旅游與市場資本的分離，需要有新的因素填補資本退出留下的空缺。宗教、以宗教為載體的旅游呈現出準公共產品[20]的性質，政府難以承擔而又不能完全市場化，以公益事業或公益性活動為目的非營利性組織成為企業資本退出宗教旅游后的有效替代。非營利組織具有的追求社會公益目標、不以營利為目的、運營的自治性等特征，能保證宗教為載體的旅游在運營中的獨立性、可靠地經濟資源支撐、旅游產品和服務提供供給中的靈活機動性，使其成為作為準公共物品的宗教旅游產品和服務提供的有效模式，有效彌補單純政府、市場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