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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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Abstract:1996 -2010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in Xinjiang, the use of ADF stationary test,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in Xinjiang," An Empirical Study. ADF test shows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in the first difference of Xinjiang under the stationary, cointegr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long-term stable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the two,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mploymen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d little impact on Xinjiang.
Keyword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Xinjiang;employment
1.外商直接投資和新疆就業狀況
1.1 新疆外商直接投資規模
改革開放以來,新疆積極主動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外商投資方式日趨多樣化,投資環境漸趨完善,隨著新疆向西開放政策的進一步實施,新疆與國際間的經濟交流與合作將進一步加深。進入新世紀后,新疆充分發揮與周邊國家相鄰的優勢,采取各種措施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加大利用外資力度,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資料來源:1996年-2010年《新疆統計年鑒》收集獲得,2010年數據來源于統計公報
從圖1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總體上呈增長趨勢。1996年新疆簽訂利用外資合同75個,協議外資金額達到18106萬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額26568萬美元,外商直接投資6639萬美元,到2010年新疆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23742萬美元。其中2000年新疆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932萬美元,比上年下降20.5%;2005年新疆全年簽訂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項目76個,比上年增長2.7%,合同資金2720萬美元,增長5.6%;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4749萬美元,增長3.6%;2010年批準設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51個,比上年增長18.6%,合同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項目59個,增長7.3%,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23742萬美元,增長10.1%。
1.2 新疆就業現狀
2009年是我國經濟發展最為困難的一年,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給就業工作帶來嚴峻的挑戰。2009年1~9月,從新疆國民經濟運行態勢看,雖然國民經濟呈現出企穩回升的良好態勢,但經濟回升的基礎還不穩定。與此同時,烏魯木齊“7?5”事件對新疆旅游業、餐飲業的巨大沖擊,給新疆的就業工作帶來一系列新的問題。
資料來源:1996年-2010年《新疆統計年鑒》收集獲得,2010年數據來源于統計公報
從圖2可以看出,1996年到2010年15年間,新疆就業人口由684.00萬人增長至889.35萬人,累計增加了205.35萬人,增長率為30.02%;其中2000年新疆就業人口為672.50萬人,比上年降低了3.1%;2005年新疆就業人口為791.62萬人,比上年增長了6.3%;2010年新疆就業人口比上年凈增21.99萬人,增長2.7%。1996年新疆人口總數為1689.29萬人,到2010年人口數增加到 2181.33萬人,累計增加492.04萬人,增長率為29.13%。
2.實證分析
2.1 樣本數據說明
外商直接投資和新疆就業人口數據來源于1996年-2010年《新疆統計年鑒》。本文用外商直接投資(FDI)及新疆就業人數(EMP)兩個變量作為研究對象,選取1997年-2010年間相應數據作為樣本數據,外商直接投資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來表示。外商直接投資和新疆就業人口的數據,如表1所示。
資料來源:1997年-2010年《新疆統計年鑒》收集獲得,2010年數據來源于統計公報
2.2 單位根檢驗
通過Eviews分析軟件對變量LnEMP和LnFDI進行單位根檢驗,輸出結果如下:
如表2所示,變量LnEMP、LnFDI在5%的顯著水平下的ADF檢驗值都大于臨界值,則說明序列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的。對變量的對數取一階差分發現他們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為平穩序列,即各變量均為同階單整序列,可以進行協整檢驗。
2.3 協整檢驗
本文僅居于確定時間序列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并得出所選的解釋變量與出口的一個長期協整關系,通過E-G兩步法不影響我們的結果,所以本文采取E-G兩步法進行協整檢驗。
第一步,OLS回歸
設定模型:
其中:,C為常數項,,e為隨機干擾項。
得回歸結果如下:
(下面括號里的數字為t統計值)
(55.58562)(8.235281)
R2=0.839148 F=67.81986 DW=0.941969
查DW檢驗上下界表可得,在5%的顯著水平下,=1.08,=1.36,上述回歸方程中DW
得到回歸方程:
Y=19205.86+0.000653X+0.999249
(0.006126)(0.209083)
R2=0.929620 F=72.64682 DW=2.065225
可以看出R2非常接近1,說明方程擬合優度很好,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解釋程度很高,且
第二步,殘差的ADF檢驗
殘差設為e,對殘差項進行ADF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3。
由表3可知,殘差e的ADF的統計量絕對值大于5%的顯著水平下臨界值的絕對值,說明殘差項不存在單位根,即說殘差項是平穩的,由此可以判斷LnEMP與LnFDI變量是協整的,從而說明各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3.主要結論
3.1 檢驗結果分析
新疆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與新疆就業規模在樣本區間內呈現非平穩增長, 但是各變量進行一階差分序列后平穩,通過ADF檢驗及協整分析得出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與新疆就業規模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通過回歸分析得出:R2非常接近1,說明方程擬合優度很好,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解釋程度很高。
由回歸方程:Y=19205.86+0.000653X+0.999249
可知:每增加一個單位的外商直接投資,新疆就業增加0.000653個單位。外商直接投資對新疆就業的拉動作用非常微小,也就是說外商直接投資對新疆就業的影響不顯著。
3.2 影響就業效益的因素分析
FDI的數額,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機會的影響首先取決于東道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數額的大小,流入東道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數額越大,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所能創造的直接就業機會就越多,吸納勞動力的容量就越大,對提高就業水平的積極作用也就越明顯。
FDI的進入方式,FDI的來源地及要素密集類型,FDI的進入動機,FDI進入模式,FDI與內資的關聯和競爭等因素,都會給東道國的就業產生不同影響。
就新疆來說,外商直接投資對新疆就業的影響不顯著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新疆外商直接投資規模過小。
4.建議
4.1 進一步擴大利用外資規模
盡管新疆利用外資發展較快,但外商直接投資存量處于全國落后水平,今后要在繼續擴大利用外資規模的同時,把提高利用外資質量作為利用外資工作的重點。建立完善與大跨國公司聯系制度,以信函、網絡、邀請訪問、年會、論壇等方式,定期向他們介紹新疆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及時提供新疆投資信息,促成他們在新疆設立辦事機構,在某些投資領域可適當放寬限制或給予特殊優惠,鼓勵他們來投資,利用他們技術、人才、營銷網絡等多種優勢,推進新疆利用外資再上新臺階。
4.2 鼓勵外企采購和使用新疆企業的產品
提高外商直接投資的利用率,擴大外商直接投資的間接就業創造效應,從而擴大就業規模。由于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企業的內部購買投資品的原則,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利用率,對新疆與之相關的產業的帶動作用極為有限,未能提供相當的就業機會。針對此種情況,我國政府應采取相應措施鼓勵和支持外商投資企業采購和使用新疆企業生產的投資品,進而拉動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擴大就業規模。
4.3 勞動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并重
以勞動密集型擴大就業,以資本、技術密集型優化就業結構的政策。近一段時期以來引資政策似乎出現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大力倡導引進西方發達國家的高新技術產業,特別是跨國公司的投資。在這一政策的支持下,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快速增加。雖然跨國公司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有利于新疆經濟結構的改善,但它所創造的就業崗位是有限的,而且對勞動者素質具有較高的要求。從擴大就業角度來講,新疆應繼續把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第三產業作為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領域以及今后政府政策的重點。
4.4 限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飽和市場
減輕對新疆企業的競爭,以減少新疆企業的失業排放量。限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已經飽和的市場及與新疆企業具有明顯競爭關系的領域,可以減輕對內資企業的競爭擠壓,降低對內資企業增加就業的負面影響。一般而言,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與國內企業相比具有明顯的資本和技術優勢,而且也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在飽和的市場中,無力與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競爭的企業不得不被迫退出市場,從而造成更多的失業人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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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每個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離不開技術支持,只能從勞動密集型或者資源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發展,才能有效轉變產業結構,那么外商直接投資在注入過程中,通過技術轉移和溢出效應促使東道國的生產技術進步,產業結構的轉變和優化離不開外商直接投資發揮的作用,產業結構的升級,就能促使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有效轉變。外商直接投資的利用對東道國在其經濟增長上的影響并不全是正面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不但有時候沒有實現東道國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反而有可能造成本國的經濟倒退、引發經濟泡沫,更加大了東道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負面影響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不合理布局將導致東道國經濟的不平衡發展。通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而形成的東道國技術溢出受到許多外部因素的影響。在引入發達國家外商直接投資的時候,需要考慮到產業之間的平衡發展,避免不平衡發展所帶來的后果。東道國呈現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狀態,重要原因在于產業布局的不規范、不合理性導致的。(2)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壟斷阻礙東道國研發水平的提高。很多跨國企業在進入比其發展水平低的國家時,對生產技術進行行業壟斷,會直接影響東道國經濟的發展。,外商直接投資投入國家和東道國的經濟發展差距會越來越大,技術水平的懸殊會越來越明顯。
2外商直接投資影響經濟增長方式的形式分析
東道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增長方式受跨國公司的外資進入影響越來越深遠。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是通過兩種形式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方式: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通過上兩條思路可以進行如下的概括:一是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直接影響方式主要體現在外商直接投資作為投資形式本身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東道國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資以后,外資企業所具備的技術水平高、管理經驗先進的優勢,隨著對東道國的外資投入,滲透到東道國,緩解東道國優勢行業壟斷、劣勢行業只能淘汰的現狀,使得產業結構優化、資源合理整合。二是外商直接投資通過間接的溢出效應影響經濟增長方式,外商直接投資從表面上看僅僅有資本的流動功能,但是在資本輸出的過程中管理經驗、產品技術、銷售技巧、網絡覆蓋等都隨之輸出。并能大大提高東道國的產業技術水平。而這些也是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是一種相對表面和外部性的表現。
3外商直接投資影響經濟增長方式的效應分析
3.1技術轉移和擴散效應的影響東道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機制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轉移與擴散之間的關系,可以歸納為兩個關鍵問題:第一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技術控制約束著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轉移與擴散力度;第二是東道國自身的技術吸收能力制約著模仿學習能力。由于外商直接投資跨國公司企業便會對在東道國進行的技術研發實行壟斷或技術控制。
3.2競爭效應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其目的都有所不同,在東道國生產本地化的程度也會有所不同,在與其它國家競爭的過程中,在壓力之下,東道國的企業就會采用模仿學習手段來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競爭效應和模仿學習效應之間就會逐向趨同,從而競爭效應就能提高東道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提高了經濟增長質量,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篇3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實證分析,結論
一、序言
現有的研究文獻絕大多數遵循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們接受這樣的假定,認為外商直接投資的經濟意義,是代表了接受體的資金和技術資源的一種“凈增加”。這種分析主要方法主要是做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各項指標之間關系的回歸分析。本文主要采用這種方法研究分析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但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本身并不是外商來華投資的主要動因。為此本文試就外商投資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研究作出探討, 采用理論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著重分析改革開放30年來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影響研究的現狀
從國內形勢看,我國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國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強來改善宏觀調控,防止經濟大起大落;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節能環保、土地等資源的集約利用,維護勞動者權益,保護知識產權等方面對吸收外商投資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從國際形勢看,世界經濟仍保持增長,但全球經濟增勢放緩,不確定因素增多。
三、外商直接投資的理論
壟斷優勢理論系統地論證了企業的壟斷優勢和國際國內市場的不完全性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認為市場不完全是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而如果產品和生產要素的市場運行是完全有效的,則外商直接投資就不能發生。
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就是建立在直接誘發要素和間接誘發要素的組合之上的。但一個明顯的趨勢是:間接誘發要素在當今外商直接投資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兩缺口模型的基本觀點是:發展中國家為了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必須積累足夠的資本,而發展中國家一般都在國內儲蓄和外匯有效供給同發展計劃目標需要的資源數量之間存在著缺口,即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因此,利用外資就成為填補缺口的一條有效途徑。
四、外商直接投資的實證分析
數據選取年度國內生產總值及年度外商直接投資實際使用額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數據期間為1985-2009,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整理而成,其中均以現價形式表示,使用1978年為基礎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對兩個變量進行縮減,以消除物價因素的影響。對GDP與FDI這兩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可知GDP與FDI這兩變量存在單位根I(1),是不平穩的,需要通過協整檢驗來驗證各變量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
FDI 與GDP協整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GDP與FDI存在1個協整關系。由此可見,在95%的概率度下,確信我國外商直接投資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
檢驗結論: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億元,國民經濟平均增加0.527966億元,通過分析看出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沒有預期的大,證明多年來,盡管我國經濟一直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但經濟增長的高速度所產生的吸引外商來華投資的作用還不顯著。回歸模型:LnEXt=-3.883205+1.424524lnFDICt。
LnEXt代表出口,LnFDICt代表外商直接投資;由回歸結果顯示,模型的擬合優度達到0.898296,調整后的擬合優度為0.893874,說明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量的解釋程度達到了89.83%,模型效果較好;F=203.1456表明模型總體線性關系顯著成立;解釋變量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有顯著影響。
五、結論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外商直接投資所產生的就業創造效應是比較明顯的,但在外商投資企業就業人員的波動性增長說明外商投資企業的就業效應受到國際投資環境、國內經濟環境及國家經濟政策等多方面的影響,反映了其效應的復雜與不穩定性。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擠出效應也是我們不容忽視的問題,為了和外商投資企業開展競爭,為提高效率和競爭力,國內企業不得不減少就業人員,或者由于外商投資企業的激烈競爭,是國內一些企業的就業者失去就業崗位,并且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更容易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對社會動蕩等方面產生一定的影響。
參考文獻:
[1]孟露露.外商直接投資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J].中南大學學報,2009,(05).
篇4
一、FDI對發展中東道國的資金供給的影響
由于外商直接投資構成東道國國內總投資的一部分 , 實際上增加了東道國國內的有效需求 , 所以對資本流入國而言 ,會形成產出增長的乘數效應。從資本需求的角度進行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在一定時期內可以視為凈資本流入 , 由它形成的固定資產可視為外商直接投資的資產引致效應。一般而言 ,資本相對短缺一直是發展中國家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很多文獻通過對借用國際借貸資本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進行的比較 , 發現很多發展中國家由于對外借款而導致巨額債務危機。為改善國際收支平衡 , 發展中國家紛紛把目光投向利用外商直接投資 , 其主要的理論依據是發展中國家資本的“雙缺口”理論。根據資本“雙缺口”理論 , 在“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互相彌補直至兩者相等的情況下 , 一國的經濟才能實現均衡發展。在我國 , 引進外資是從兩個方面同時對兩個缺口發生作用的 , 如外商以機器設備的形式進行投資 , 一方面代表了進口 , 卻不需以出口來支付;另一方面 , 它代表了新的投資 , 但又不需要國內儲蓄。因此 ,從資本形成的角度 , 外國直接投資從有利于提高國內儲蓄水平、改善國內資金供應狀況。
不過 , “雙缺口”理論主要是針對那些國內儲蓄嚴重不足 , 在封閉經濟情況下投資水平低下的國家而提出的 , 具體到中國的情況 , 由于我國的歷史文化傳統 , 儲蓄率一直是偏高的 , “雙缺口”的前提假定并不完全適合 , 這種情況也可以在東亞各國被映證 , 如日本戰后的經濟高速發展 , 資本形成主要依托于其本國儲蓄 , 外資的作用很小。
近年來 , 我國居民銀行存款的增加額很快 , 而銀行由于風險原因 (主要是對國有企業的不良債權龐大) 趨于惜貸 ,儲蓄的資本形成率不高 , 因此 , 有學者指出 , 外資的大量涌入對國內民間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 , 特別在目前外資經濟普遍享受超國民待遇 , 而民營經濟卻享受不到基本的國民待遇的情況下 , 這種效應尤為明顯。不過 ,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民營經濟在市場準入等各方面遇到的問題 , 其根本原因在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滯后 , 制度建設跟不上經濟發展的要求 , 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投資過剩或被外資擠出。而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 , 勢必將進一步推進健康的市場體制的完善 , 特別是我國加入 WTO后 , “開放推動改革”的局面的形成 , 外國直接投資對于我國經濟的貢獻將不僅體現在單純的資金供給層面上 , 更將對于我國整體的市場經濟的建設、法制法規的制訂、產權觀念的形成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 , 這對于民營經的發展也是至關重要的。
二、FDI對發展中東道國的技術和管理方面的影響
很多發展中國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資 , 特別是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來獲得技術和管理經驗 , 以解決增長過程中的技術缺口和滯后性問題。這一目標能否實現 , 取決于: 一是東道國是否擁有經過良好訓練的人力資源; 二是東道國的企業家能否作出正確選擇 , 并在有效地使用所獲得的技術后不斷地進行改造和創新。因此 ,在跨國公司理論和發展經濟學中 , 有關直接投資對東道國技術貢獻的探討主要集中在技術的適宜性上。
一般而言 , 資金流入國教育水平 (即吸收能力) 高的話 , 外國直接投資將增進經濟的增長 , 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構成所要求的基本上是勞動密集型技術 , 如果直接投資所引進的技術與東道國要素稟賦之間出現不協調 , 那么該技術就很難通過當地的產業產生關聯效應 , 如果東道國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時一味地考慮高新技術 , 就會犧牲自身在要素稟賦上的比較優勢 , 不能使引進的技術內生化 , 從而不利于技術在本國的擴散與轉移。基于當前中國國情 , 人口多、勞動力資源豐富、廉價 , 這種人力資源恰好是我國在國際上吸引外資的優勢所在 , 因此 ,在利用外資戰略中 , 不能過早地放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沒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 , 就業問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經濟增長中的資本短缺問題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穩定問題就難以解決。當前在利用外資別要注意防止一種不顧國情走極端的傾向 , 即片面地強調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 , 而過早放棄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
目前不少地區已出現規定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動向 , 應該引起注意。
三、FDI對發展中東道國就業的影響
FDI通過其增加投資、消費進而拉動經濟增長 , 以中國為例 , 國民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 , 約會吸納 100 多萬人的就業。從改革開放到 2000 年底 , 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逐年提高 , 到 2000 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到15. 48 % , 即說明 2000 年國內生產總值 7. 2 %的增長率中有1. 11 個百分點是由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按此估計 , 在2000 年約有 120 萬人以上的就業是由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不過 , 也應看到 , 在外商投資企業的競爭下 , 不少國內缺乏競爭力的企業紛紛敗下陣來 , 這其中產生了一些失業現象。從長遠來看 , 我國的市場化改革目標是使企業成為在市場環境中有自生能力的企業 , 不具備自生能力的企業是無法也不應該在市場中存在的。如果沒有外商投資企業的壓力 , 低效率運營的企業實際上隱藏著大量的隱形失業 , 這樣的充分就業是不值得追求的。
四、對發展中東道國國際收支的影響
出口導向型外商直接投資有利于增強東道國的出口創匯能力 , 而進口替代型外商直接投資則有利于滿足國內需求 ,豐富國內市場 , 減少進口。國際收支是一國對外經濟關系的總體體現 , 從國際收支平衡的角度來看 , 資本流入可以彌補一部分經常項目的逆差 , 但是如果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是以商品形式進入的 , 進口的資本品被計為貿易項目下的進口 ,這又會導致經常項目的逆差。
目前 , 從我國接受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過程來看 , 主要是面向國際市場的出口導向型投資 ,外商投資企業外貿出口逐年擴大 , 其貿易順差彌補了外商投資企業利潤和利息匯出而來的非貿易收支逆差 , 使我國經常項目下的國際收支平衡狀況得到了充分的改善 , 2002 年 , 在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額已經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一半.值得注意的是 , 過去 , 我國在引進外商投資企業時 , 往往增加了不少硬性規定 , 如規定原料或中間品從國內購買、產品的一定比例必須外銷等 , 雖然這些規定起到了保護國內外市場、增加出口創匯等作用 , 但應該看到 , 這些規定不符合WTO的關于貿易自由化和市場準入等方面的協議 , 在今后將被逐步取消 , 我國的國際收支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隨著各種妨礙貿易的措施被逐步取消 , 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真正的比較優勢才能得到顯現 , 國際收支狀況將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
五、FDI與其他形式的外國投資的比較
我們經常說中國來的錢并不像投到某些國家的錢那樣 ,是“熱”錢 , 是投到股票、證券等資本市場。投到中國來的錢絕大部分都是直接投資 , 直接投資是要干項目的 , 是著眼于長遠的 , 而不是一種炒作。的確 , 外國直接投資在金融危機時期仍然保持穩定 , 例如 , 在 1997—1998 的東亞金融危機中 , 這些投資顯示出令人注目的穩定性。與外國直接投資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其他形式的私人資本 — — — 投資組合與債務 ,特別是短期債務 — — — 在同一時期卻出現了大量的外流。
外國直接投資在金融危機時期的恢復性能在 1994 —1995 年墨西哥危機、80 年代拉丁美洲債務危機中都得以顯現。
這種恢復性能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在流入資本的眾多形式中 , 偏好外國直接投資。1978 —1981 年外國直接投資占私人資本流入額的11 % , 投資組合與貸款分別占 9 %與 80 % , 1982 —1989 年外國直接投資所占的比例上升至 16 % , 到 1990 —1995 年這一比例已達到 20 % , 投資組合為 44 % , 貸款為 36 %。海外短期貸款受到利率差異與匯率預期等投機因素所左右 , 并沒有長期的考慮。它的活動常常受政府對匯率的暗示 , 或對銀行體制的保證等道德風險因素所左右 , 在危機出現時 , 這些海外短期貸款首先逃離 , 對于二十世紀 90 年代的經濟漲落 , 海外短期貸款負有責任。
相反 , 外國直接投資則非常穩定 , 在危機出現時 , 并不輕易離去。此外 , 外國直接投資對于國內資本形成效應也是其他形式的資本流入所無法比擬的 , 根據一項對58 個抽樣國家及18 個新興市場的研究 , 國外資本流入增長1美元 , 國內投資將增長 50 美分。然而 , 資本不同流入形式對于國內的資本形成的作用具有重大區別。直接投資帶來的是國內投資一比一的增長; 投資組合與國內投資的關系事實上是很難辨明 (影響很小或無影響) ; 銀行貸款的影響在兩者之間。
六、對 FDI保持謹慎的一些理由和爭論
盡管外國直接投資具有種種益處 , 但是也有文章指出展中國家在對待此問題上 , 要保持謹慎 , 以防止毫無批判地全面接受外國直接投資。高比例的外國直接投資可能是資金流入國軟弱的信號。國外有的學者認為外國直接投資占總資本流入的高份額是資金流入國虛弱而非強盛的表現。外國直接投資令人吃驚的一個方面是 , 高風險國家外國直接投資占總資本流入的份額很高 (高風險國家是指政府償債信用等級評估或其他國家風險評估中列出的風險較高的國家) 。也有證據表明機構組織不完善的國家 , 外國直接投資的比例較高。
對這種現象的一種解釋是外國直接投資比其他形式的資本流動更容易在不健全或低效率的市場發展。在這樣的環境下 ,外國直接投資更愿意直接運作 , 而不依靠當地的金融市場、供貨商或法律體制。持這樣觀點的人認為 , 試圖擴大對國際資本市場參與的國家 , 應該集中精力發展政策、法律等的執行機制 , 使之更加可靠 , 而不是引進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各國應該集中精力改善投資環境及市場的運行。這方面的努力會贏得投資效率的提高 ,更多資本的流入 , 雖然在國內政策軟弱、機構組織不完善的國家 , 外國直接投資占總資本流入的比例比較高 , 但是我們不能就此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本質持批判態度 , 事實上 , 沒有外國直接投資 , 這些國家會更加貧困。另一種看法認為外國直接投資不僅使所有權從本國居民轉移至外國居民 , 同時使公司治理機制即外國投資者對本國企業實施管理與控制的機制成為可能。這種控制權的轉移可能受轉移的時機與條件、逆選擇問題及過量舉債經營的影響 , 而損害資金流入國的利益。通過外國直接投資 , 外國投資者獲得了所控制企業生產能力方面的重要內部信息。
這樣 , 外國投資者相對于購買股票而不享受控制權的本國投資人就具有了信息優勢。利用信息優勢 , 外國投資者將保留高生產能力的企業 , 而將低生產能力的企業出售給不知情的投資人。此類逆選擇問題可能導致過量的外國直接投資。過量舉債經營同樣限制了外國直接投資發揮其有利的方面 , 特別是外國直接投資下設機構所進行的國內投資。這些機構通過國內信貸市場過量舉債 , 其結果是外國直接投資所帶來的投資額實際上并不象表面上看起來那樣多 (因為外國投資者通過在國內市場的借款回收了資金) , 從外國直接投資所獲得的利益也因為外資企業在國內的貸款而減少。最近的研究對外國直接投資的穩定性也給予了新的認識。
雖然事實上已入庫的機器很難根據一紙通知就撤離資金流入國 , 但是外國直接投資有時可以利用金融交易實現資金回流。例如 , 外國分支機構可以通過抵押其資產在國內貸款 , 然后將資金轉貸給母公司。同樣地 , 因為外國直接投資的大部分資金是公司間債務 , 所以母公司可以很快地將資金招回。
另外一些情況也使得外國直接投資不利于資金流入國 , 例如 , 為適應高關稅市場或無關稅壁壘市場 , 外國直接投資會加強游說 , 努力保持現存的不合理的資源配置。外資收購所導致的國內生產者的合并 (通過接管或公司倒閉) ,也會影響國內的競爭。盡管對造成這些風險的原因還待進一步研究 , 但是這些潛在的風險確實顯示了外國直接投資可能帶來的某些負面影響。因此 , 發展中國家應趨利避害 , 集中精力改善內資、外資等各類投資環境 , 以避免這些不利因素帶來的影響。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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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陶雨花1 對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幾個問題的重新認識 [ J ] .南京經濟學院學報, 1999 (3) .
篇5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協整檢驗;誤差糾正模型;因果檢驗
一、引言
隨著山東省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際經濟環境的不斷改善,山東省在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據山東省統計年鑒資料顯示,截至2004年底,累計已有113家世界500強在山東省興辦企業262家。2004年,新批合同外商直接投資214.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3.7%,實際外商直接投資87.0億美元,增長22.7%;新簽外商直接投資項目5891個,增長11.1%。與此同時,山東省的進出口貿易也得到了迅猛發展,年出口額由1985年的23.4652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58.7286億美元;年進口額由1985年的17.9796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49.0850億美元。
對于國際直接投資東道國而言,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或出口的關系表現為二者的互補性、替代性或是相互關系的不確定性。本文通過實證分析來探討山東省FDI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為了從定量角度考察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的相關性,本文選取山東省1980年至2004年的年度經濟數據,運用協整方法進行分析,建立誤差糾正模型描述變量之間的長短期關系,并對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其中,FDI是各年度的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EX代表各年度的出口貿易額,IM代表各年度的進口貿易額。本文為了研究方便,并且考慮到在分析中取各變量的自然對數后不會改變變量之間的關系,在這里對各序列進行自然對數變換,變換后各變量序列分別取LNFDI、LNEX、LNIM。
二)平穩性檢驗
所謂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是指時間序列的統計規律不隨時間的位移而發生改變,也就是說,生成變量時間序列數據的隨機過程的特征(數學期望、方差及協方差)不隨時間變化而變化。在對時間序列進行計量分析時,首先要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在現實經濟中,許多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對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回歸可能會出現謬誤回歸(spuriousregression)的現象,導致標準的t和F檢驗無效。本文采用ADF檢驗法對變量LNFDI、LNEX、LNIM進行單位根檢驗,考察序列是否平穩。檢驗結果見表2:
注:(C,T,K)分別代表所設定的檢驗方程含有截距、時間趨勢及滯后階數,N指不含C或T,K的選擇標準是以和值最小為準則。
以上對時間序列LNFDI、LNEX、LNIM的平穩性檢驗表明,在10%的顯著水平下,不能拒絕三個變量存在單位根的假設,LNFDI、LNEX、LNIM均為非平穩序列,而它們的一階差分LNFDI、LNEX、LNIM均為平穩序列。由此可知,LNFDI、LNEX、LNIM均為I(1)序列。
(三)協整檢驗
為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于山東省進出口貿易的關系,本文分別對LNFDI與LNEX、LNFDI與LNIM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協整分析技術是20世紀80年展起來的一種分析方法。協整分析是由若干服從單位根過程的變量組成的系統,若這些變量的某一線性組合式平穩的,則稱這一穩定線性組合為協整關系。協整分析描述了這些變量之間的長期穩定關系。
關于協整檢驗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兩種:一是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基于協整回歸殘差的ADF檢驗的EG兩步法;二是Johansen提出的基于VAR模型對協整向量系數進行極大似然估計和檢驗。本文采用的世恩格爾——格蘭杰(Engle-Granger)兩步法分別對LNFDI與LNEX、LNFDI與LNIM之間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
1、對LNFDI與LNEX的協整檢驗
首先用LNEX對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歸,然后對回歸殘差做單位根檢驗。單位根檢驗的方法采用ADF檢驗法,ADF檢驗采用帶有趨勢項帶有常數項的形式,滯后階數選為6。檢驗結果根據殘差的ADF檢驗結果知,殘差不存在單位根,即殘差是平穩序列。這說明LNFDI與LNEX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協整方程為:
LNEX=3.607857+0.35751LNFDI(1)
(30.26889)(7.415309)
R^2=0.763846AD.R^2=0.749954F=54.98681DW=0.405013
從方程(1)可以看出,變量LNFDI的系數為0.35751,說明FDI對EX的彈性系數為0.35751,即FDI每增長1%,EX將增長0.35752%。
用LNEX對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歸,得到協整方程為:
LNFDI=-8.304089+2.419141LNEX(2)
(-5.994780)(7.415309)
R^2=0.763846AD.R^2=0.749954F=54.98681DW=0.423218
方程(2)說明,LNEX對LNFEI的彈性系數為2.419141,即EX每增長1%,FDI將增長2.419141%。
2、LNFDI與LNIM的協整檢驗在線
首先用LNIM對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歸,然后對回歸殘差做單位根檢驗。仍采用ADF檢驗法,檢驗結果如
根據表4的檢驗結果知,殘差存在單位根,使非平穩序列。這說明LNFDI與LNIM之間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即二者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
(五)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檢驗的結果表明,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但是這種均衡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還需進一步驗證,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驗證。Granger曾指出,因果關系檢驗只有在兩個變量協整的情況下才是有效的。由于前面已經驗證出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顯著的協整關系;而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因此,此處只須進一步對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這兩個變量序列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過程中,滯后階數取5,檢驗結果見表5在線
從表5的檢驗結果中可以看出,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著單向的因果關系。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資是對外出口的格蘭杰原因,而出口不是外商直接投資的格蘭杰原因。
三、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運用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來研究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結果表明:
1、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與進口之間的長期關系不明顯。即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與進口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外商直接投資對山東省出口的影響表現為互補關系,這與小島清的互補理論模型是一致的。按照小島清的理論,投資國的對外投資應當從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依次進行,這樣就可以把東道國的比較優勢挖掘出來,使兩國間的比較成本差距擴大,為更大規模的貿易創造條件。外商直接投資能夠促進山東省出口貿易的上升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對山東省出口貿易具有創造效應,具體表現為:外商直接投資和山東省出口之間存在著一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的增加對山東省出口貿易有很強的促進作用。其中,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增加1個百分點,山東省出口貿易將增加0.35751個百分點。
篇6
摘要:河南作為一個中原地區的大省,利用外資是河南省發展地方經濟的必然選擇。近年來河南省雖然在引用外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步和成就,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和缺陷。本文首先分析了河南省利用外資的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然后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和建議。
關鍵詞:區域經濟;國際金融;引用外資;投資環境;現狀與對策
作者簡介:陶琳琳,女(1986-),滿族,河南平頂山人,平頂山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外語系助理講師。
[中圖分類號]:F27[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1)-17-0209-01
作為資本流動的一個重要方式,外資的利用對地區經濟的發展已經日益為國內外學者所重視。資本形成難、資金短缺是中原地區和其他欠發達地區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河南省“十一五”期間實際利用外資累計199.85億美元,比“十五”時期增長了4.8倍。利用外資的快速增加,促進了經濟轉型,拓展了全省經濟的發展空間, 從而實現中原等欠發達地區的跨越式發展。
一、河南省利用外資的現狀
(一) 利用外資快速增加
十一五期間,全省共簽訂項目個數2013個,比“十五”時期多了225個;五年間,全省合同利用外資累計249.49億美元,比“十五”時期增長了2.2倍;五年間,全省實際利用外資累計199.85億美元,比“十五”時期增長了4.8倍。利用外資的快速增加,促進了經濟轉型,拓展了全省經濟的發展空間。
(二)實際利用外資增速平穩
“十一五”時期合同利用外資和實際利用外資的增長速度都較“十五”時期平穩,相比較而言,實際利用外資的增長幅度更加平穩。“十一五”時期實際利用外資的增長速度均高于合同利用外資,特別是2009年,在金融危機沖擊下合同利用外資低于2008年,但實際利用外資仍保持19%的增長速度。
(三)利用外資的方式以獨資經營為主
隨著河南省對外開放程度加深,利用外資環境進一步改善,外商投資各項政策更加完善和規范,外商直接投資方式逐步向獨資經營轉變,獨資經營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十一五”期間獨資經營、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三種經營形式實際利用外資額分別比“十五”時期增長7.8倍、2.6倍和2.3倍。其中,2010年以獨資經營形式實現的實際利用外資為36.68億美元,占全省實際利用外資的58.7%,分別比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以及外商投資股份制等經營形式實現的利用外資比重高28.1、49.3和57.4個百分點,獨資經營成為全省實際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
二、河南省利用外資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一)外資流向結構失衡。來河南投資的外商資金主要流向了第二產業,特別是第二產業中的制造業。2010年第一、二、三產業的實際利用外資比重為3.9:72.4:23.7,第二產業實際利用外資達到全省實際利用外資的7成以上,作為農業大省,第一產業利用外資的比重不足4%。而同期全國第一、二、三產業的實際利用外資比重為1.8:50.9:47.3,雖然第二產業仍是全國利用外資最多的產業,但比重僅為5成,與河南明顯不同的是全國第三產業利用外資比重較高,與第二產業比重比較接近。
(二)招商引資的方式滯后,工作著力點還存在一定的偏差。目前多以印發招商項目冊、召開信息會和參加經貿洽談會等傳統方式招商,真正把握招商引資內在規律的新型招商方式運用不夠,圍繞經濟結構調整和實現“十五”規劃項目有針對性的招商引資明顯不足。
(三)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軟硬環境尚不完善。從硬環境來講,能源(水、電)、交通(鐵路、航空)通訊等基礎設施不能滿足外商的需要;現有企業經營效益不好影響了外商投資的信心;特別是一些大中型骨干企業經營效益的不好,失去了吸引大型跨國公司的機會和與大型跨國公司合作的基礎。從軟環境來講,人們的思想認識水平、市場開放程度、科學教育水平、勞動力的綜合素質、人才狀況、管理水平、工作效率、法律保障、政策措施等社會綜合因素尚不能滿足外商直接投資的需要,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外商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投資的積極性,制約了外商投資的發展。另外配套服務和辦事效率有待進一步提高。
三、河南省利用外資發展開放型經濟的對策
(一)創新投資環境
各地區都要不斷發展交通運輸、郵電通訊、能源材料、環境保護等基礎設施建設,高起點、高質量地建設一批跨世紀的現代化基礎設施工程,為21世紀經濟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在加強基礎設施“硬”環境建設的同時,要把“軟”環境建設放在同等重要位置。
(二)從全省經濟發展戰略的高度出發,抓緊制定利用國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規劃
為提高全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整體水平,必須在堅持正確指導思想的基礎上,深入研究國內外經濟發展及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抓緊制定符合河南省實際、科學合理、具有操作性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發展規劃。制定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規劃,要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一是要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要真正明確利用國外直接投資的最終目的。二是要處理好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數量與質量的關系,要堅持數量與質量并舉、發展與提高并舉的方針,以量的擴張推動質的提高,以質的提高帶動量的擴張。三是要處理好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在堅持近期利益和長遠利益相結合的同時,從只注重近期利益的短期行為轉為注重長遠利益,要著眼于21世紀,把長遠利益放在第一位。四是要處理好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中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系,堅持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
(三)適時適度地放開國內市場,放寬投資領域,采取多種多樣利用外資形式
放開國內市場,放寬投資領域與“三外”齊上的外向型帶動戰略是一致的。“三外”齊上的目的是推動我省經濟走向世界,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和國際經濟合作;放開國內市場,放寬投資領域的目的是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資,提高我們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能力。放開國內市場,要與放寬投資形式結合起來。在創辦“三資”企業中,重點發展合資企業,因為與合作企業、獨資企業相比,合資企業更利于雙方接受。同時,在國家政策允許的行業和長期出口創匯項目,大膽發展外商獨資企業。應當更多地采用國際上通行的股份有限公司形式,通過允許外商建立控股公司吸引外商投資。要積極探索BOT(基礎設施的建設――經營――轉讓)方式、外商信托投資方式、外商投資公司等各種吸引外資的方式和其他符合國際慣例、并有利于提高河南省利用外資效益的其他新的投資方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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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儲祥銀.經濟合作實務[M].北京: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3
篇7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就業效應;就業結構;工資水平
中圖分類號:F832.6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湖北省對外經濟發展迅速,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不斷擴大。外資的流入不僅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組織形式和管理模式,促進了經濟增長,還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對減緩我省的就業壓力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本文擬就外商直接投資對湖北省的就業及工資水平的影響作具體分析。
一、湖北外商直接投資的狀況及特點
隨著“中部崛起”的提出,湖北作為中部地區的重要省份,對外開放的步伐加快,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也隨之增加,規模不斷擴大。目前,湖北省利用外資呈現如下特點;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擴張迅速
據有關資料顯示,2006年湖北省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占全省利用外資總值的71.7%,實際吸收外商投資30.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6.3%;外商直接投資項目460個,合同外資金額26.60億美元;新批增資項目120個,增資額占全省合同外資額的32%,實際到資5.3億美元;世界500強企業在湖北新增投資項目8個,歷年累計投資項目達到66項;新批并購項目19個,主要涉及汽車零部件、化工、裝備制造、醫療器械等領域。
(二)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呈“二三一”格局
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呈不平衡狀況。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二次產業,三次尤其是一次產業的投資比重一直偏低,呈現出“二三一”的格局。雖然近年來這種格局有所改變,但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頭還是集中在二次產業中的制造業。2006年全省新批制造業項目個數和合同外資額占總量的比重分別達到64.2%和59.3%。新批制造業項目主要涉及冶金、電子信息、汽車零部件、食品加工、發電設備等領域。第三產業項目個數和合同外資額占總量的比重明顯提高,分別達到29.3%和25.9%,主要集中在酒店、商業零售、物流、房地產等領域。
(三)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武漢及周邊城市
湖北省各市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差異較大,地區分布不均衡。湖北省15個市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分布在武漢、黃石、宜昌等開放程度較高的大中城市,尤其是武漢利用外資的總額多年來一直居于絕對優勢。2006年武漢市吸收外商投資19.1億美元,占全省的比重達到64.9%,而其他地區利用外資額與距武漢的距離呈現反向變化趨勢,即距離武漢中心城市越遠,則利用外資越少。在武漢市大城市圈內,由于交通、通訊、能源供應等基礎設施建設較為完善,又有充裕的素質較好、成本較低的勞動力供給,投資環境優于邊遠地區,因而對外資的吸引力較大。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湖北就業的影響
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因素很多,但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是主要原因之一。一些學者對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就業效應進行了研究,一般認為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分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其影響表現在就業數量、就業質量和就業區位等幾個方面。
(一)對就業增長的影響
一般而言,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給東道國提供的直接就業機會是隨著外商投資的增加而增加的。從湖北來看,隨著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迅速增長,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就業崗位也隨之增加,有數據顯示,截至2006年底,湖北省外商投資企業吸納城鎮在崗就業人員超過25多萬人,約占全省城鎮職工人數的4.5%左右。
同時,跨國公司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還表現在關聯就業上。《1994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每一個直接就業會帶動1-2個關聯就業。據估計,僅富士康將投資建設的數碼相機、電腦、半導體照明、軟件基地、研發中心等20多個項目,將帶動100多家配套企業集聚,可吸納20萬人就業。
(二)對就業結構的影響
大型跨國公司在湖北投資最密集的是微電子、汽車制造、通訊設備、化工等行業,這些都是科技含量較高的行業。截至2005年底,世界500強企業共有61家在湖北落戶。并帶來大量研發中心入駐。這些大型企業均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企業,組織和管理水平較高,對員工的技術素質要求較高,所要求的配套服務較高。由此可以認為,隨著開放力度進一步加強,外商直接投資對我省產業結構會帶來很大影響,對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投資會減少,對第三產業的投資將會加大。而產業結構的變化會使就業結構發生相應的變化。雖然目前在整體上利用廉價勞動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情況下,外商直接投資制造業仍然占絕大部分,服務業比重較低,但隨著跨國公司對服務業投資的加大,特別是對知識含量較高的專業 (如金融、保險、中介、會計、科技服務等)的投資擴大,會對高學歷、高技能、高職稱人員的就業機會貢獻加大,這使得城市中的白領階層會擴大。不過,由于這些行業單位投資額吸收的就業數量較少,因此提供的有效就業機會不會很多,對總的就業量影響不會太大。但由于跨國公司海外分支機構通常為東道國雇員提供培訓,提供獲得新知識、新技術的機會,這對就業結構的改善和就業質量的提高具有促進作用,也對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的轉移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三)外商直接投資的工資效應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整體勞動力報酬逐年增加,工資水平不斷提高,毫無疑問,這是與我國勞動生產效率的提高、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等因素密切相關的。同時,外商直接投資增加對工資水平的提高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對此,國內不少學者進行了實證研究,結論是:外商投資與各經濟類型單位平均工資之間存在很強的正相關關系。外資每增加1個百分點,可以促使平均工資水平提高0.105個百分點,國有企業平均工資水平提高約0.107個百分點,城鎮集體單位職工平均工資提高約0.08個百分點。因此,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對外資企業工資水平起到了積極的提升作用,而且對我國其他類型企業工資水平產生了正面溢出效應。表現為:
1.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重點是第二產業的制造業,利用的人力資源很大一部分是熟練勞動者。而熟練勞動者在短期內的供給是一定的,其供給曲線向右上方傾斜。于是跨國公司在人員需求上勢必與國內企業形成競爭,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他們不得不支付高工資。內資企業為了進行競爭,增強對人才的吸引力,也相應提高各自的工資水平。
2.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雇傭了本地人員之后,為了使其達到自己的標準,會對本地人員進行培訓,提高本地勞動者的素質。這些勞動者在自身的素質得到提升之后,轉換工作時就會要求更高的工資,從而也促使國內公司不得不跟隨外商投資企業支付高水平工資。
不過,由于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雇傭的是熟練勞動,它加大了對技術人才的需求,而對非技術人才數量的增加所起到的作用偏小,收人的增加也主要是在熟練勞動力這一塊。因而它加大了收入的不平等,拉大了技術與非技術工人之間的工資差異。由于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武漢及周邊城市,因而外商直接投資還拉大了城鄉就業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
三、提升湖北外商直接投資在就業上產生積極效應的建議
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其示范作用和競爭壓力促使中國企業迅速成熟起來,增加外商直接投資有助于擴大就業,提高勞動力素質。在當前我國就業壓力不斷增大的背景下,大力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對宏觀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社會的穩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我們也必須正視,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的促進作用在逐漸減弱,隨著外商投資企業的規模化和壟斷化的加強,其帶來的危機隱患日趨顯現,我們必須審時度勢,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量和流入方向進行適當地調節和正確地引導。
(一)做好外商直接投資的引導和規劃工作
在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時候,充分發揮其產業帶動效用,將外商直接投資引導至高技術產業以及高關聯度和有著較大影響的基礎產業。在以產業為導向的前提下,再進行地區定位,通過較優惠的政策有重點地吸引外資開發西部較不發達地區,促進經濟均衡發展。同時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投入狀態進行有效控制,消除或減緩其帶來的危機。推進外商直接投資對于其他相關行業的推動力度,創造出更多新的就業崗位。
(二)重視發揮市場合理配置資源的作用
在政策導向上重視發揮市場合理配置資源的作用。(1)發揮勞動力成本優勢,吸引勞動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資。有研究表明:與全國其他省市相比較,湖北省的勞動力工資偏低,即湖北省在勞動力成本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加之湖北省是人口大省,勞動力資源豐富,在未來幾年之內,湖北省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對勞動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資會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2)發揮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考慮城市經濟發展需求的同時,應兼顧農村經濟發展的需求,并制定相關的政策,大力吸引外商對農產品加工業的投資,擴大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緩解社會的就業壓力。(3)發揮人力資本優勢,吸引技術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資。湖北省擁有雄厚的科技與教育實力,全省共有多類研究與開發機構1700多個,擁有研究開發人員約8萬人,全省各類科技人員124萬人,居全國第五位。湖北省是教育大省,省內高校林立,在全國僅次于北京和上海,大中專以上學歷人口總數在全國也名列前茅,人力資本優勢十分明顯,這一優勢無疑有助于吸引技術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資。
(三)促進國內產業與大型跨國公司的產業聯系
雖然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在逐步減小,但是跨國公司的前后向聯系在不斷增強。因而大力發展當地的配套企業,促進本地產業與大型跨國公司的產業關聯,可以創造間接就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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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經濟增長 隱性危機 FDI
一、引言
FDI是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對中國近二十多年來開放型經濟的發展無疑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在吸引FDI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引進FDI確實推動了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但是近幾年,我國吸引FDI的成效并不顯著。FDI在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 其負面效應日益凸現。
二、外商直接投資存在的隱性危機
引進FDI主要有一下幾點好處:第一 ,刺激出口,增加外匯儲備;第二,刺激國內競爭;第三,適當緩解就業問題;最后,FDI主要解決的是資金問題,而且相對而言風險較小。
從以上觀點可以看出,引進FDI在微觀上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是非常有利的,然而從宏觀上來講,引進FDI是解釋不通的。有研究認為,在危機發生的時候,由于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子公司和母公司的內部通道更便捷地使資金從東道國流進和流出,因此更高比重的FDI意味著更大的波動性。還有研究認為,FDI有兩個不好的方面:首先是引進FDI國的本國投資的盈利能力會相應減弱;其次是由此導致的本國投資者對未來投資的消極心理,從而減少繼續投資。這兩個方面都給本國經濟帶來了危害,減少了本國的投資利潤,不利于本國國際收支平衡。甚至還有研究認為,外來的FDI實質性質也是為了獲取利潤,而這種利潤輸出會惡化本國國際收支,甚至引發金融危機。
三、危機應對策略
對于以上危機的解決方案也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可以采取防范措施,盡量減小風險。關于資本的穩定性問題,可以從根源出發,嚴格控制引進外資規模,提高引進外資質量。
首先,降低國際收支對外貿的依存度。由于各個國家都盡力保持貿易收支平衡,因此,進口依存度也就相當于出口依存度。對我國來說,現有的實際外貿依存度并不算高,因此,在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外貿易依然是我國應貫徹的一項基本國策;與此同時,貿易的各個產業分配還有待改善,地區貿易分布也應有所分散。
其次,調整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優惠政策,與此同時積極鼓勵本土自我創新。優惠政策主要包括兩種。一是直接優惠方式,二是間接優惠方式。自主創新能力是區域經濟競爭力和企業競爭力的核心,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是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
再次,盡可能將我國外匯儲備發展為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兼顧的“良性”外匯儲備。各國政府管理和經營外匯儲備,一般都遵循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三個原則。但是,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三者不可能完全兼得。所以,各國在經營外匯儲備時,往往各有側重。總的原則就是利用投資組合策略分散風險,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里,實現外匯儲備的增值。
最后,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后完善外商投資企業的內部制度,防止商業機密泄露。與之相對應,外商投資企業內部交易稅收問題也呈現明顯特征。我國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資時應盡量避免外商對企業的控制,將其控股比例嚴格限制在某一范圍內。
四、總結
我們需要合理利用外資,控制引資規模,提高引資質量;優化引資結構,加強產業政策; 取消超國民待遇,制定反壟斷法;堅持獨立自主,實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我國應該積極地引進債權而非股權,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FDI對我國經濟安全的潛在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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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WTO;投資;中國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is take controls the enterprise to manage the authority as a core, take gains the profit as the goal Germany investment activity. After joining WTO,becomes our country 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gradually using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In using in the foreign capital practice process, we must analyze the foreign merchant earnestly in the 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to China the influence,and proposes the counter measures positively.
Key words: WTO;investment;China
1 加入WTO后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對我國產生的影響
1.1 關于投資規模的影響
加入WTO以前,外商在我國的直接投資一直處于低迷狀態。加入WTO后,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增長1 190億美元,比入世前增長了34.2%,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538億美元,比入世前增長23.5%。目前,中國現存注冊外商投資企業23.6萬家,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已超過全國進出口總額的57%;已成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國之一。
以市場控制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的發展既有帶動和示范的一面,又對其自身和國內產業的成長構成抑制。表現在:國有企業因機制障礙越來越難以適應競爭加劇的形勢,國有部門的萎縮引起城市市場的相對蕭條,最終又限制了外資的發展,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及領導盲目追求招商引資的“政績”,重引資數量而忽視引資質量,相應的代價是,對不能進口或不可再生資源的大量消耗和對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使我們引進外資戰略的可持續性大大減弱。
1.2 關于產業投向上的影響
與全球產業結構演變趨勢相適應,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也發生了從第一產業和傳統制造業向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的轉變。第三產業中的一些服務業,如金融、保險、不動產、商業等是國際直接投資的熱點。
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資的領域擴大,給外商帶來了更大的發展機會和空間。另一方面,這種領域的快速擴大,給中國企業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其次,開放市場后對人才的競爭加劇,人才價格可能水漲船高,盡管這種變化對人力資源利用和培育可以起到刺激作用,但同時也將提高服務業的成本和價格,使其低成本優勢受到削弱。
1.3 關于投資地域的影響
入世前,外商在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我國的東部地區。加入WTO后我國在積極擴大利用外資,著力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質量的同時,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相結合,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利用外資的支持力度,外商直接投資地域向中西部轉移。據不完全統計,世界500強中已有80多家企業在我國西部地區投資或設立辦事機構,比入世前同期上升了85.3%。
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有利于培育全國統一市場,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另一方面,外商加大對我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力度,使得一些投資項目并不是我國目前所急需引進的項目,同時也與我國的產業結構相違背。使得在我國產業結構中政策中應當優先發展的部門未能得到發展。
1.4 關于投資方式的影響
加入WTO之前我國吸引外商投資的主要方式有合資經營、合作經營、獨資經營、投資控股、合作開發等其他方式。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上半期,建立合資企業是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中國市場的最主要形式,自入世后外商的新投資項目中,外商獨資項目開始超過中外合資項目,獨資形式在外商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快速上升。獨資企業比重快速加大將繼續成為今后一個時期內我國吸收外商投資的一種趨勢,并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
這樣一來,獨資企業的投資方式更便于企業內部的管理和控制,對企業今后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另一方面,獨資企業的這種快速發展使原來合資的一方遭受了損失。各企業被外資控股后,我國參與經營的一方失去了管理和控制企業的權利,東道國的宏觀經濟控制能力會隨之下降,從而可能導致市場控制的失靈并引發經濟動蕩,造成利潤外流。
2 消除外商在華投資對我國產生消極影響的應對措施
加入WTO會對我國的對外開放格局產生極大的影響,為了充分利用對外開放這一契機,合理引入外商直接投資,以改善我國的產業結構,消除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推動我國經濟更加快速發展,我們有必要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2.1 制定有力的競爭政策,維護良好的競爭秩序與競爭環境
競爭政策包括所有為保護競爭秩序和推動市場競爭而采取的行動措施、制定的規章條例和設立的監督實施機構的總和,也包括政府對企業的限制和鼓勵、扶植等。制定競爭政策的宗旨是打破各種特權秩序,培育和維持一個公開、公正和公平的競爭秩序,營造良好的競爭環境。政府應樹立“競爭優先”的理念,研究和制定有利于公平競爭的競爭政策,維護良好的競爭秩序。
2.2 優化產業結構,提高我國企業的競爭能力
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發展出自己獨立自主的研究與開發體系是開放政策成功的標志,是國家真正具有國際競爭能力、躋身于世界經濟強國的基礎。中國在開放過程中的“利益博弈”上,就不僅要竭力避免單方面被外方所控制或利用,而且要努力避免在“雙贏”中的“相對收益”(Relative Gain)上成為受損方。我國企業要想與外資企業的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要有自身的行業特點:①建立產品品質優異化,例如日本的汽車制造商;②建立產品創新力的優異化,例如3M、IBM及日本新力公司;③建立產品服務的優異化,例如佐丹奴時裝店;④建立購物者省時的優異化,例如7-11便利店及意大利薄餅店;⑤建立產品品牌的優異化,例如可口可樂、麥當勞快餐店及奔馳轎車。
2.3 逐步實現利用外資從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的轉變
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多以加工型中小企業為主,投資額較大、技術含量高的項目不多,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推動作用十分有限。因此,要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和長遠規劃目標改善外商直接投資結構。我國引進外資的重點應有兩類,一類是有長期合作戰略計劃且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水平升級具有積極意義的大的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另一類是國外各種基金會,如養老金、社會福利基金會等。這類基金會一般只要求東道國政府擔保其投資回報率,如果投資回報率能為我方接受,此類基金會不失為我國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建設領域利用外資的一個較好來源。同時,要繼續進行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資的試點。
2.4 突出行業優惠,促使外商投資項目更符合我國的產業政策
篇10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是目前國際上該領域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根據他在1996年與其同事Ari Kokko教授對溢出效應的描述,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是指,由于國際企業的進入或參與,東道國本地企業所獲得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實際上,國際上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研究在60年代就已經開始起步,正是由于這一問題本質地涉及到在一個開放的經濟環境中國家的發展戰略,幾十年來該領域的研究越來越熱烈,并且也確實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溢出效應產生的機制,即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東道國以后,是通過怎樣的微觀機制和過程對東道國本地企業的勞動生產率產生促進作用的。對這一問題的透徹理解無疑將有助于東道國的政府和企業采取相應的措施,以達到更有效地利用外資、促成溢出效應產生的目的。
認識演進: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和作用
回顧歷史,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態度經歷了從最初的抵觸到審慎開放,進而主動吸引的過程。
50年代后期,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有限,學者們也只是把它當作國家間的資本流動在國際貿易理論中加以討論;到了60年代后期,隨著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學者們開始著力研究它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的沖擊和影響。主流的研究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是由發起國本國市場的寡頭壟斷特征引起的,研究者們擔心外商直接投資會將這種本國市場的不完善性擴散到其他國家。與此同時,對國際企業轉移價格問題的研究以及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不均衡發展的研究都加強了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抵觸情緒,因而60年代各個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都持有拒絕或嚴格限制的政策。
70年代,國際借貸資本強有力地支持了亞洲新興國家外向型經濟以及拉美國家進口替代型經濟的蓬勃發展;然而,80年代以政府借貸為核心融資方式的亞洲新興國家的發展受到了挫折;而以墨西哥為代表的一些拉美國家又陷入了債務危機;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對以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引進國際資本不得不進行重新的思考。與此同時,學者們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深入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積極的結果。多項研究的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具有多方面的溢出效應,特別在國際技術轉讓方面的作用受到了特別的關注。由此,東道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態度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無論是被動地吸引國際資本還是主動地創造國際技術轉移的機會,多數國家開始傾向于部分開放和有目的的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
進入90年代以來,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有了更進一步的積極認識。相對于其他國際技術轉移的方式,人們發現,越是最新的技術和最具獲利性的技術,國際企業越傾向于通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式在東道國使用。原因在于,從國際企業的角度考慮,采用這種形式會把這類技術法律上的控制權留在國際企業內部。從希望獲取先進技術的東道國的角度考慮,由于上述原因,東道國的企業所需要的先進技術并不一定總能從市場上購買到。在這種狀況下,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東道國本地企業的特殊意義在于,當國際企業在本地投資并采用先進技術進行生產活動的時候,本地企業可以就近通過觀察、模仿、反向工程以及雇用曾經被國際企業雇用的人員等渠道取得相應的的技術與管理的有益信息,從而也可以造成其技術信息的外溢。此外,除了外商直接投資可能造成的技術外溢效應,哈佛大學的Caves教授還發現,如果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東道國的壟斷性市場,會打破市場中原有的壟斷平衡,本地企業則會在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下提高效率。這也是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一種體現。事實上,90年代各國的外資政策相對80年代來說更加開放,相鄰的各國之間吸引甚至爭取外資的意圖都更加明顯。可以認為,開放和吸引外資已成為不少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上述對外商直接投資的認識顯然是這種政策實施的重要依據。
機制探索: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產生
盡管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存在著上述比較普遍的積極認識,并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確實采取了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但根據不同國家制造業數據所進行的經驗研究的結果卻并不樂觀。由哈佛大學的Caves教授、紐約大學的Globerman教授以及斯德哥爾摩大學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分別主導的對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制造業的研究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資確實在東道國產生了溢出效應;但世界銀行的研究人員Haddad&Harrison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Aitken&.Harri-son分別對摩洛哥和委內瑞拉制造業的研究卻顯示溢出效應并沒有產生;而由意大利的研究人員Mariotti主持的研究發現,在專業型行業(Specialist sectors)和規模型行業(Scale intensive sectors)中產生了溢出效應;而在科學型行業(Sci-ence-based sectors)和傳統行業(Tranditional sectors)中卻沒有產生溢出效應。基于上述不同的研究結果,國際上的學者們得出了一個共識:即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并不是自動產生的。也就是說,各國的開放政策本身并不能夠保證進入本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會在本國產生溢出效應,因此,深入探索溢出效應產生的條件和機制,成為了各國在現實中能否有效引導溢出效應產生的關鍵。
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國際上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發生機制歸納為“行業內溢出效應”、“行業間溢出效應”以及“由于人員流動造成的溢出效應”三種形式。
1.行業內溢出效應。
行業內的溢出效應也被稱為“示范與競爭效應(Demonstration and Competition effects)”,這種溢出效應的機制體現為,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東道國的特定的行業后,一方面,由于外資企業采用的現代的商業模式和先進的生產與管理技術為外資企業創造了高額利潤的機會,從而為在同一行業中的本地企業產生了示范效應;而本地企業對外資企業的觀摩與模仿行為最終使本地企業達到了提高自身勞動效率的結果,獲得了溢出效應。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和對本地市場的爭奪,對在同一行業中運作的本地企業造成了競爭的壓力;為了保持原有市場并且爭取生存和發展的機會,本地企業會竭盡全力地采取各種可能的措施提高經營效率。這種在競爭環境下促成的效率提高也是溢出效應的表現形式。針對這種機制描述,Riedel和Lake曾經分別對歐洲半導體業進行了兩項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結果表明,美國跨國公司的進入確實為歐洲該行業帶去了新的技術,這種示范效應對歐洲整個行業的崛起作用顯著;Langdon在對肯尼亞肥皂業進行的案例研究中發現,由于進入肯尼亞的國際肥皂制造企業將機器制造的肥皂引入了市場,本地企業原有的手工制造的肥皂失去了銷路,本地肥皂制造廠商也不得不去引進相應的肥皂制造技術,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
在上述案例研究的基礎上,1992年Wang&Blomstrom建立了一個簡單的理論模型將這種行業內溢出效應的研究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模型將外資企業引進先進技術的決策與本地企業對學習過程進行投資的決策相互聯系,探討了兩類企業在相互競爭中的決策機制。他們認為,對于本地企業而言,在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下不得不投資于學習過程,而學習過程的投資越大,本地企業的技術能力越強,越能夠獲取高額的利潤,從而表現為本地企業因為外資的進入而獲得了溢出效應;與此同時,由此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的縮小,又進而會促使外資企業不得不越多越快地向東道國子公司轉移技術,以提高相應的競爭能力和保持原有的利潤空間;這就體現為由于內資企業競爭能力的增強導致了對外資企業的溢出效應;而可喜的是,外資企業的提高又反過來為本地企業進一步獲取溢出效應拓展了新的空間。于是,我們理解,至此,Wang&Blomstrom把行業內溢出效應的機制闡述為了一種可能“螺旋式上升”的拓展機制。Kokko在1994年的一項針對墨西哥制造業的經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Wang&Blomstrom的研究結論。
然而,在取得了上述正面的研究成果的同時,我們還需要清醒的意識到,以“示范和競爭效應”為機理的溢出效應并不是唯一的結果。無論研究中還是現實中都存在著與模仿和競爭相關的反例。例如,巴西紡織業的案例研究發現,一個跨國公司在當地建立了分支機構并帶來了新產品―――“人造纖維”,使得本地企業生產的棉織物無人問津,最終導致了大批的本地企業破產。因而到目前為止,一個比較普遍的共識是:“示范和競爭效應”確實是溢出效應產生的有效機制;而“在怎樣的條件下才能促使積極的示范效應與競爭效應的產生”仍然是困擾東道國政府和企業的一個現實問題。
2.行業間溢出效應。
行業間的溢出效應又被稱為“上下游關聯效應”。這種溢出效應是通過跨國公司的分支機構與當地供應商和客戶之間的聯系產生的。勞爾1980年選取了兩家印度的大型卡車制造商AL(外資占主要股份)和TELCO(合資企業),考察了兩家企業以及他們的36家供應商在建立、信息技術、財務、原材料采購以及管理和分銷渠道等方面的情況。根據這份案例研究,Lall總結了可能導致“上游”溢出外溢效應的互補行為,他認為跨國公司可能通過下述方式提高當地供應商的生產效率:第一,幫助有潛力的供應商建立生產設施;第二,為提高供應商的產品質量和創新能力提供技術協助或相關信息;第三,提供或幫助供應商購買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第四,為供應商的管理和組織提供培訓和幫助;第五,幫助供應商尋找更多的客戶。繼勞爾之后,Linda&Pang選取新加坡的3家出口導向型電子企業又進行一次案例研究。Linda&Pang選取的3家電子企業都是世界領先的電子企業(美國、歐洲和日本的跨國公司)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或分支機構,并且3家公司在新加坡都已經經營了8-13年,他們的產品中90%以上出口海外。通過對3家公司的管理層的訪問,Lim&Pang發現,這3家企業都很愿意與當地的供應商建立聯系,并且從財務、技術、管理等方面為供應商提供幫助。在此基礎上Lim&Pang認為,跨國公司在全球市場銷售產品,市場力量使他們在全球范圍內尋求長期的高效率,而本地企業(供應商)的有利條件在于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外資企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此,他們提出,東道國政府通過嚴格的政策限制來增加對于本地產品的購買是沒有必要的,政府只需要加強本地企業和那些出口導向型跨國公司的關聯,跨過企業就可以通過后向聯系對本地企業產生溢出效應。
與行業內溢出效應的研究相類似,在外資企業與東道國本地企業發生關聯的研究中也有不樂觀的情況存在。一份針對墨西哥的研究發現,在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以后,有大量的美國企業將其產業鏈中需要利用廉價勞動力的部分轉移到了墨西哥的邊界。這一產業的轉移確實使美國企業從中獲得了降低成本的好處,但并沒有起到幫助墨西哥的相關產業提升效率的作用。由此看來,要切實有效地獲取行業間的溢出效應,也還需要更加深入和更具針對性的研究。
3.由于人員流動造成的溢出效應。
由于人員流動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有時也被稱為勞動力溢出效應,它主要表現為,跨國公司對其當地雇員一般都會給予多方面、多層次的培訓,一旦這些員工離開跨國企業去其他公司就職或開設自己的公司,他們在跨國公司學習的技術就會受益于本地企業。對這種溢出效應機制的描述是Irving Gershenberg通過對肯尼亞的案例研究得出的。Irving Gershenberg選取了肯尼亞41家制造業企業的72名中、高層管理人員作為研究對象,對比研究了跨國公司和非跨國公司對于管理人員培訓的方式、時間以及各種不同類型企業管理人員的流動情況。最后他得出的結論是,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管理技術的提高是有貢獻的。這種貢獻主要體現在:跨國公司十分擅長培養和發展管理人員的管理技能,經過一段時間后,部分經過培訓的管理人員加入其他類型的企業工作從而將使這種技能得以擴散,體現為對本地企業產生了溢出效應。此外,Irving Gershenberg還發現,合資企業對于技術溢出的貢獻最大。Irving Gershenberg的案例研究為從事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學者們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
考察現實:看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產生溢出效應的潛力
近5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問題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高度重視。但由于受行業和企業數據的限制,多數對溢出效應的研究停留在宏觀層面。因此,對于在行業及企業層面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微觀機制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1.獲取溢出效應已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重要目標。
縱觀我國吸引外資幾十年的歷史,我們也走過了從嚴格限制到有限度開放,直至加入WTO后逐步走向全面開放的過程。由于相對于國際上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國的國民經濟在這十幾年中一直保持高速而穩健的增長,從而使我國在吸引外資方面的國際地位一路顯著攀升,目前已無可爭議地成為對外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之一;與此同時,外資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與日俱增。在這樣的環境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核心問題已不再是“量”,即“如何吸引更多外資”的問題了,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質”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資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則引起了普遍的關注。其中,如何利用外資帶動我國企業的成長,即如何促使外資在行業和企業層面產生溢出效應成為了目前被各界矚目的核心問題之一。
2.我國的國際化商務環境為溢出效應的產生提供了基礎條件。
借鑒國際上關于溢出效應的研究,我們認為,我國目前的國際化商務環境已經為溢出效應的產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
首先,如前所述,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國已經吸引了豐富的外商直接投資。這種豐富程度不僅僅是從總量上來衡量的,它還顯著地體現在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廣泛的行業范圍和地域范圍;與此同時,從外資來源的角度看,外資不僅僅來源于周邊文化與語言相近的國家和地區,而且我們還吸引了眾多的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著名跨國企業。于是,這就為我國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以及不同層次和水平的企業都創造了吸收外商投資溢出效應的機會。
其次,從行業內溢出效應的機制考慮,在我國國內市場上,外資企業與本地企業的競爭是廣泛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國內需市場的蓬勃發展,進入中國市場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首要目的之一。外資的進入必然地沖擊國內企業原有的市場份額,使本地企業切實地感受到面對面的競爭壓力。與此同時,外資企業的進入,也將先進的科學與管理技術帶進了市場,從而為本地企業的就近觀摩和模仿提供了條件。
再次,從行業間溢出效應的機制考慮,由于我國在勞動力成本低廉方面具有顯著的全球性競爭優勢,于使吸引了大量的以整合全球價值鏈為目標的外資的進入。這就為我國企業與外資企業形成前后向的供應鏈合作關系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最后,由于外資在中國擴大經營的需要,近些年來外資企業培訓本土地員工的規模不斷擴大,將本地員工送到國外培訓的機會也不斷增加;而受到外資企業內部的上升空間的限制,從外資企業到內資企業的人才流動將是不可避免的。為此,爭取由于人才流動而產生的溢出效應也具有很廣闊的前景。
3.對溢出效應微觀機制的深入研究將更有效地促使溢出效應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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