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需求彈性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勞動力需求彈性，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勞動力需求；勞動力供給；趨勢

中圖分類號：F24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7-0124-03

一、泰州市勞動力供求現狀[1]

適齡勞動力人口是國家限定的勞動年齡界限內的人口，不同國家對勞動年齡有著不同規定。下文采用國際統計口徑，統計的適齡勞動力人口為15—64歲人口。由于在校學生（在校學生是指在適齡勞動力人口范圍內，由于正在接受各種類型的教育而不能參與社會勞動的人口）、喪失勞動能力者，這些人不能參加勞動，計算勞動力供給數量時應予以扣除；超過64歲還在工作的應該計入勞動力供給。2010年，泰州市勞動適齡人口總數為3 402 197人，勞動適齡人口中的在校生人口規?？偣矠?84 940人，喪失勞動能力人口40 880人，超過64歲還在工作的人口為212 840人。勞動力供給=適齡勞動力人口-在校學生-喪失勞動能力者+超齡工作者=3 402 197-184 940-40 880+212 840=

3 389 217。相對于2010年的就業人數2 771 660人，存在超額供給617 557人。

二、泰州市2015—2100年勞動力供給數量預測

（一）相關人口預測

根據育齡婦女（15—49歲）計算的泰州市一般生育率（一年內出生人口/該年年中育齡婦女數），2000年為28‰，2010年為28.5‰，生育率水平比較穩定。由于一般生育率不像粗出生率容易受人口總量影響，因此，假設泰州市以后的一般生育率水平保持28‰不變。2000年新生嬰兒性別比1.19∶1，2010年新生嬰兒性別比1.17∶1，假設未來新生兒的性別比=（1.19+1.17）/2=1.18。在假設泰州市人口性別特征、生育模式、死亡模式、遷移規律不變的條件下，根據2000年和2010年兩次人口普查的泰州市常住人口資料，通過生命年齡移算法算出相關年份的總人口，計算出總人口、適齡勞動人口、65歲及以上人口，如表1第2列、第3列及第4列所示。

（二）勞動參與率預測

經濟活動人口包括就業人口和失業人口，勞動參與率是計算這兩者之和與勞動適齡人口的比例，是用來衡量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狀況的指標。泰州市2000年勞動適齡人口33 897 81人，就業人口2 963 060人，失業人口90 550人，勞動參與率等于（2 963 060+90 550）/3 389 781=90.08%。2010年，勞動適齡人口3 402 197人，就業人口2 771 660人，失業人口56 150人，勞動參與率83.12%，勞動參與率呈下降趨勢。經濟現象表明，隨著經濟發展，勞動參與率必然呈下降趨勢，參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參與率變動規律，考慮到泰州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當前未富先老的實際情況，預測泰州市未來的適齡勞動力人口勞動參與率保持83%不變。2010年，65歲及65歲以上的經濟活動人口212 840人，65歲及65歲以上人口663 080人，勞動參與率32.1%，預測未來老齡人口勞動參與率為32%。

（三）勞動力供給數量預測

勞動力供給數量=勞動適齡人口×勞動參與率+老齡人口×老齡勞動參與率據此計算出泰州市勞動力供給數量如表1第5列、第6列及第7列所示。計算結果顯示，2015年后勞動力總供給數量逐年減少，2050年時勞動力總供給數量僅有2010年的一半不到。

三、泰州市勞動力需求數量預測

（一）就業彈性系數和經濟增長率預測

經濟增長和就業之間存在緊密關系，一般用就業彈性系數來反映。如果用地區生產總值GDP表示經濟發展水平，用L表示勞動力就業數量，則就業彈性系數可以表示為：E=ΔL/L/ΔGDP/GDP。就業人數增長速度=就業彈性系數×經濟增長速度，計算2000—2010年泰州市就業彈性系數和經濟增長率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可以看到勞動力需求數量和總就業彈性系數與經濟周期關系密切。由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泰州市對勞動力需求降幅最高，年末就業數量比上年減少4.96%。2000—2003年泰州市仍處于經濟下降期，雖然GDP年增11%，但就業依然受大環境影響而減少，就業彈性為負值。2004—2008年經濟上升期，泰州市對勞動力需求逐年增加，2008年需求增速（比上年）高達5.8%，就業彈性為正值并達到最高點0.429。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經濟又進入新一輪經濟下降期，2009年和2010年兩年勞動力需求降到0.97%、0.18%的低增長水平，對應的就業彈性系數雖然為正，但卻極小。根據經濟周期的循環往復性，假設今后每十年發生一次經濟危機，考慮到制度建設的不斷完善，假設一個經濟周期中4年是經濟下降期，6年是經濟上升期，取經濟周期下降期的就業彈性系數平均值-0.077為一輪周期中4年的就業彈性系數，取經濟上升期就業彈性系數的平均值0.209為6年的就業彈性系數。

經濟增長率和經濟周期也密切相關，用上文取彈性系數方法，預測經濟下降期GDP增長率為12%，預測經濟上升期增長率為15%，考慮到長遠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式增長進步為集約式增長，增長率不會如此之高，因此上述方案作為經濟增長率高方案進行后文預測。根據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的規律和中國國情，本文預測中方案為經濟下降期增長率為8%，預測經濟上升期增長率為10%。預測低方案為經濟下降期增長率為4%，預測經濟上升期增長率為6%。

（二）勞動力需求預測

某年勞動力需求人數=上年勞動力需求人數×（1+就業彈性系數×經濟增長速度），根據三種不同GDP增長方案和就業彈性，計算出泰州市對勞動力的需求。結合勞動力供給，計算出對應的供求缺口，如表3所示。

三、泰州市勞動力供求變動趨勢及原因分析

如果今后的發展速度是按照高方案GDP增長率，2015年泰州市勞動力供給短缺86 706人；如果是中方案，2015年勞動力依然超額供給11 786人。從2020年開始，不管按照哪種方案的增長率，勞動力供給都是短缺狀態。2030年高方案顯示勞動力短缺超過100萬人，其他兩種方案短缺不足100萬人。三種方案皆顯示隨著時間推移，勞動力供給短缺情況越來越嚴重。

導致泰州市未來勞動力供給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當前一個家庭只要一個孩子的生育制度。泰州市是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較好的地區，而且有很多可以生二胎的家庭放棄了生二胎指標。2000年，泰州市總和生育率1.02，而2.0左右的總和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這個水平人口會增加，低于這個水平人口會減少。1.02總和生育率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長此以往會導致人口不斷衰減。如果泰州市按現行生育政策，根據計算結果可以看到從2015年開始，總人口、適齡勞動力人口、0—14歲人口持續降低，而65歲及以上人口在2035年以前一直增長，2035年達到最高點1 130 637人，然后開始遞減。自2040年開始，人口比例進入穩定期，0—14歲人口占總人口8.4%左右，適齡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55%左右，老齡人口占總人口36.6%左右，社會撫養比維持在80%左右的高位水平。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標準，如果一個國家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以上，那么這個國家就已經屬于人口老齡化國家。按照這個標準，泰州市老齡化程度非常嚴重。前文預測未來老齡人口勞動參與率為32%，表1第8列顯示老齡勞動力人口占總勞動力人口20%左右，如果未來老齡人口勞動參與率較低的話，勞動力供給短缺缺口會進一步擴大。

導致泰州市未來勞動力供給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二是行業對勞動力需求的不同。泰州市各行業對勞動力需求變化差異較大。有些行業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例如農林牧漁業對勞動力需求在2000—2010年間以每年7.28%的速度遞減。有些行業對勞動力需求在增加，例如，采掘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高達21.7%，房地產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為11%，批發和零售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為5.6%，建筑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5.4%，金融保險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為5.1%，制造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4.8%。上述行業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對勞動力需求數量較多，這些行業的不斷發展也會使勞動力供給缺口進一步擴大。

四、促進泰州市未來勞動力供求平衡的對策

（一）放開生育政策

為了避免未來勞動力供給短缺不斷擴大的趨勢，應該從現在開始逐步調整生育政策，在逐步放開的階段要注意人口的發展質量。例如，從現在起到2020間前可適當放開生“二胎” 的政策。根據泰州市處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人數變化趨勢來看，2010年育齡婦女259 704人，2015年277 665人，2020年208 220人，此后一直平穩減少。因此，可以選擇2020年作為全部放開生育政策的起始年，因為該年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大幅度降低，這時全部放開生二胎政策比較合適，不會使人口有突然的爆發式增長。同時，要考慮到隨著經濟發展，家庭的生育觀念會發生改變，例如，養育孩子成本增加、社會保障完善等都會導致生育率降低，屆時要出臺相應的鼓勵政策刺激人們生育二胎。

（二）優化產業結構

每個產業對勞動力需求的質量和數量均有不同，可以通過優化產業結構來促進勞動力供求平衡。首先，應提高第一產業生產率。例如，大力推進農業機械化，解放農村勞動力，促進城鎮化進程，配合相應制度保障，使更多農村人口進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其次，繼續發展第二產業。在2020年以前注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解決勞動力超額供給問題；在2020年后，要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尤其是2030年以后，企業必須通過自身的轉型升級來提高生產率，大幅度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緩解勞動力供給短缺問題。

篇2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對城鄉勞動力不同的就業模式進行比較分析，揭示了城市化進入加速期后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與就業模式的內在聯系。

關鍵詞：勞動力 就業模式 比較

城市化加速期城鄉勞動力就業的狀況及其原因

我國城市化進入加速期后，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就業，城鄉勞動力因其就業群體的不同而表現出各自不同的就業特點。

城市勞動力就業的主要特點是：就業壓力大,登記失業率逐年上升，1994年到2003年年均登記失業率3.3%（實際失業率更高）。城市就業人員主要分布在國有(含控股)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其比例超過城鎮就業人員的35%。城市勞動力就業群體相對穩定,省際間流動少。

農村進城務工者就業的主要特點是：數量龐大，以青壯年為主，素質較低。2003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11390萬人, 占農村勞動力的23.2%。40歲以下的占85.9%。只有15%的外出務工人員具有高中文化程度或接受過專業技能培訓。外出務工人員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業、建筑業及餐飲服務、社區服務行業從事簡單的體力工作（資料來源：2004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

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后，與城市勞動力相互競爭的局面并未形成,相反兩者構成城市勞動力供給的兩極。造成城市勞動力就業二元格局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勞動力和進城務工者的就業模式的不同。

城鄉勞動力就業模式比較分析

這里的勞動力就業模式是影響就業行為的諸因素的總和，由于影響城鄉勞動力就業行為的諸因素存在差異,才導致城鄉勞動力就業模式的不同。

城鄉勞動力需求模式比較分析

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決定于勞動力的工資率（W）和邊際產品收益(MRP)。我們假定：企業的生產水平等諸因素不變,企業的生產要素僅有勞動力變動;所有企業的生產活動分為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簡單勞動不需要多少知識和技術能力,而復雜勞動需要更多的知識技術和能力,這種能力能帶來經濟收益。無論簡單勞動還是復雜勞動,企業生產的目標都是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即邊際產品=邊際成本。在技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企業唯一可變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力投入,因此可變成本也就是工資(W),那么增加單位勞動投入所增加的成本就是邊際成本(MC)即MC=W，所以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條件是MRP=MC＝W。勞動力需求與工資率呈反方向變動。進城務工者的工資比城市勞動力低很多,因此在從事簡單勞動時,對于這兩者而言,均滿足MRP =W，而Wc>Wr(c代表城市勞動力，用r代表農村進城務工者)，企業會選擇進城務工者。但從事復雜勞動就不一樣了.因為城市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進城務工者,他們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能使他們一經雇用就能帶來經濟收益。而農村進城務工者必須經過一段時間培訓后,才能具備與城市勞動力相同的能力。由于企業要額外支付農村進城務工者培訓成本(Cr)，于是MCr=Wr+Cr。此時企業利潤最大化的條件因雇用對象的不同而不同。雇用城市勞動力的條件是MRPc=Wc 。假定進城務工者接受很短時間的培訓就能掌握與城市勞動力同樣的技能而且在培訓前也不支付其工資,則可以將企業在培訓進城務工者以后所獲得的預期收益看成是現期收益,于是雇用進城務工者的條件為MRPr=Wr+Cr。經過培訓后, MRPr＝MRPc,則有Wc-Wr=Cr,Cr>0。企業支付給城市勞動力的工資大于農村進城務工者,其差額是企業支付的培訓成本。經過培訓后進城務工者具備了與城市勞動力相同的技能,兩者產生的邊際收益相等，而進城務工者的工資低于城市勞動力,于是就會出現以下兩種情況:一是進城務工者要求得到與城市勞動力相等的報酬。如果企業增加了其工資,則Wr’+Cr>Wc。此時的雇用條件與簡單勞動的相同，企業選擇成本較低的城市勞動力而不會雇用農村務工者。另一種情況是企業不增加進城務工者的工資。,進城務工者不能接受同等的邊際收益不同的工資報酬，他會選擇離開企業。若此，企業將損失培訓成本,這是企業不愿意的。由此可見,在復雜勞動中，企業選擇農村進城務工者所獲得的是預期收益,企業要承擔損失培訓成本的風險,而選擇城市勞動力無須承擔這種風險,因此簡單勞動的企業多選擇農村進城務工者,而復雜勞動的企業多選擇城市勞動力。

城鄉勞動力供給模式比較分析

城鄉勞動力就業動力比較 城鄉勞動力就業動力可以通過成本-收益來解釋。如果就業帶來的收益能夠補償各種成本就會產生勞動力供給。城市勞動力在就業之前除了其勞動力價值外不占有任何資料。勞動者就業獲得的收益其實就是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報酬，此時城市勞動者就業動力決定于其實際工資報酬和生存成本。如果城市勞動者在就業時有一定的儲蓄，則城市勞動力在就業時就會考慮個人偏好及放棄工作的機會成本，這時城市勞動力提供勞動力的前提是勞動報酬-生存成本-機會成本>0(個人偏好屬于心理因素這里不討論)。

與城市勞動力不同的是農民占有生產資料，在其進城務工前就擁有一份土地收益。因為城鄉存在著巨大的收入差別，農村剩余勞動力認為其進城務工所獲得的收益一定會高于其在農村務工的收益，其就業的動力是城鄉預期收入差異。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他們擁有土地所獲得的實際收入總是存在的，而且足以補償其生存成本，農村進城務工者的機會成本幾乎為零。因此農村進城務工者提供其勞動力的前提是城鄉預期收入差異-進城的遷移成本>0。

城鄉勞動力素質比較 城市勞動力就業范圍廣泛，幾乎遍布所有行業，而農村進城務工者的就業渠道相對狹窄，基本是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這種就業領域的不同和兩者的素質差異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城市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比農村進城務工者高，受教育時間比農村進城務工者長。城市勞動力70％以上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農村進城務工者只有15％左右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城市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2.2年，后者為7.7年。城市勞動力通過學歷教育、職業教育等各種形式提高自身的專業技能。而農村勞動者中不足15%的人接受過職能培訓,農村勞動力參與率高，使本該接受教育的適齡人口過早地從事經濟活動,農村勞動力參與率為75.98%，城市勞動力參與率為62.41%，農村勞動力參與率比城市勞動力參與率高13.57%（根據2004中國統計年鑒、2004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計算），過低的素質、過高的勞動力參與率和過多的人口使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壓力更大。

城鄉勞動力就業彈性比較 城市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彈性小于農村進城務工者。從就業彈性來看,城市勞動力基本集中在以國有企業為主、就業彈性低的第二產業和部分第三產業。第二產業增加值的增長主要依靠擴大投資來實現，沒有帶動勞動力需求的同步增長。另一方面在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全員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而第三產業是以吸納勞動力為主的服務部門。農村進城務工者絕大部分都集中在以非國有企業為主、就業彈性相對大些的第三產業（雖然還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建筑業的施工部門，但這個行業的危險性高,工作既臟又累。在房產經濟迅速膨脹的情況下，城市勞動力很少涉足此行業。因此，建筑施工業對農村進城務工者的需求彈性是很大的）（見表1）。

從勞動力的供給彈性來看,由于國有企業工資剛性的慣性作用，城市勞動力的工資缺乏彈性,勞動力的供給也缺乏彈性。2003年國有單位勞動力供給彈性為0.3(2004年統計年鑒)。相比較而言，農村進城者的工資按市場機制給定,其勞動力價格彈性和勞動力供給彈性很大。農村外出務工的供給彈性為1.13（據2004年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計算），比城市勞動力富有彈性。

城鄉勞動力就業模式差異的存在，是由于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滯后于城市化速度，農村勞動力對城市勞動力替代程度不高而產生的短期現象。它將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加快逐步消除。因此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快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縮小城鄉勞動力就業模式的差異：一是要加大對農村的教育投入，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二是要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三是提高農業產業化程度，加快農村工業化進程。

參考文獻：

1.簡新華.經濟發展新階段的中國人口變動與就業.江漢論壇，2004.9

2.喻桂華.中國的產業結構與就業問題.新華文摘，2004第23期

3.李紅松.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彈性問題研究.財經研究，2003第4期

篇3

關鍵詞：三次產業 勞動力吸納 勞動生產率 比較勞動生產率 就業彈性

緒論

從20世紀80年代的“民工潮”到本世紀反復出現的“民工荒”，以及目前各種因素導致的城市“老齡化”現象的日益加劇，理論界對于中國勞動力狀況的描述從“勞動力過剩”逐步轉變為“勞動力短缺”。一時間，對于“劉易斯拐點”的出現與否以及相應產業政策、生育政策、人口政策的爭論此起彼伏。我們認為，盡管在勞動力市場上出現了暫時性、局部性、結構性的失衡，人口大國完成工業化必然經歷的農業勞動力轉移依然是我國當前人口流動的主基調，因此，如何有效提升勞動力的吸納效率應是理論界和政府共同關注的重要課題。

江蘇是目前我國人口密度最大、人數眾多的省份，同時也是我國東南沿海經濟發達省份，其所在的長三角地區與珠三角、京津唐等三大都市圈共同構成我國省際人口遷移、吸引人口的三大“吸引極”。（王桂新等，2006），因此，針對江蘇省勞動力吸納能力與效率的研究更顯重要。

文獻綜述

1940年，英國經濟學家科林·克拉克在《經濟進步的條件》一書中提出了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分布的變化規律，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產業發展與吸納勞動力就業之間關系變化的基本趨勢：“一個國家內從事三次產業的勞動力比重，會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人均國民收入的提高而變動，農業勞動力急劇下降，從事制造業的勞動力比重與經濟增長同步，但通常在接近40%時便穩定下來，而服務業的勞動力比例則不斷增長”。這一規律揭示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經濟發展水平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便向第三產業轉移這一普遍規律。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法國經濟學家E·索維和富拉斯蒂埃也提出了相類似的理論。

我國尚未完成工業化，而且正經歷工業化進程中必然的農業勞動力非農化轉移，由于我國人口眾多，此次人口轉移堪稱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遷移，因此，國內大量學者圍繞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以城市和產業為載體，考察城市化和產業發展、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對于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吸納。其中，張永鵬（2011），吳靖（2010）， 王青云（2009）以城市作為農業勞動力吸納的載體，分別研究各種城市形態對于農業勞動力的吸納作用。李寧等（2003）研究老工業基地對于農業勞動力的吸納。還有學者以產業為載體，研究各個產業對于農業勞動力的吸收。徐凱等（2009）通過實證研究，論證了建筑業增長引起在建筑業就業的農業勞動力的增長，并得出建筑業以其規模和增長長期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結論；姚海琴（2012）則以住宿餐飲業切入點，分析并預測住宿餐飲業的增長對于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吸納作用；欒維新、宋薇（2003）通過對陸域產業和海洋產業的比較研究，論證了海洋產業在吸收勞動力方面具有的獨特優勢，一方面創造直接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為陸域部門創造間接的就業機會。

在產業勞動力吸納能力和效率論證指標的選取上，早期研究者直接以產業吸納勞動力人數作為吸納力的比較依據，如李寧等（2003）。后來，考慮到吸納效率更能反映產業對于勞動力資源的利用情況，大多數研究者使用了比較勞動生產率（產業結構偏離度）和產業就業彈性這兩個指標，如欒維新、宋薇（2003），戰 磊（2008），楊秋明等（2013）。在城市為載體的勞動力吸納問題研究中，大多數研究比較不同的城市規模對勞動力吸納能力的影響，從而確定合理的城市發展戰略，如吳靖（2010）， 王青云（2009）。

研究思路與指標選取

江蘇省勞動力的流動較為復雜，一方面江蘇是我國重要的省際間人口遷移的“吸引極”，吸引了大量包括農業剩余勞動力在內的各個層次的勞動力資源；另一方面，由于江蘇自身區域發展的非均衡性，省內人口遷移的規模也相當大。因此，本文直接以“勞動力”而非“農業剩余勞動力”作為研究對象，并以產業為載體，結合江蘇境內區域經濟分布狀態對三次產業的勞動力吸納能力和效率進行比較研究。參考以往學者研究方法，選取以下4個指標：

（一）吸納勞動力數量

這是有關產業對于勞動力吸納的能力指標，反映了各產業吸納勞動力的絕對值?？陀^上講，這一數量指標反映的情況最為直觀。

（二）勞動生產率

勞動生產率是指某次產業產值與該產業所吸納的勞動力數量的比值。這是一個效率指標，如果產業在吸納勞動力的同時勞動生產率也得到提升，說明該勞動力的轉移產生了更高的經濟效益。勞動力從較低生產率產業流向較高生產率產業是一種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整個社會的勞動力生產率將得到提高。因此，通過勞動生產率指標我們可以判斷勞動力吸納效率。

（三）比較勞動生產率

比較勞動生產率即產業就業結構偏離度指標。采用某次產業的產值比重與就業比重的比值計算。若小于1，則意味著該產業存在勞動力遷出的壓力；若大于1，則意味著該產業需要遷入勞動力；產業就業結構偏離度為1是理論上的最佳狀態。比較勞動生產率是一個理論相對指標，它體現了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匹配度，從各個產業就業結構偏離度的取值可從理論上判斷出該產業對于勞動力是擠出還是吸收。

（四）產業就業彈性

就業彈性表示經濟增長每變化一個百分點所對應的就業數量變化的百分比。產業就業彈性通過就業增長率與產業產值增長率的比值計算。通過產業就業彈性不僅可判斷產業對于勞動力擠出還是吸收作用，還可通過其絕對值的大小判定擠出和吸收作用的程度。當就業彈性值為正數，彈性值越大，產業增長對就業的拉動效應越大。當就業彈性值為負數，產業增長對就業形成“擠出”效應，而產業衰退反而會對就業形成“擠入（吸收）”效應。如果就業彈性為零，產業增長對就業沒有拉動作用。

江蘇省三次產業勞動力吸納能力比較

（一）江蘇省三次產業勞動力吸納能力的總體比較

從總就業人數看三次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雖然自2011年起由于城市產業結構調整、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國家扶農政策的貫徹實施等因素致使大量農民工返鄉就業，農業就業人口有一定的增長，但縱觀2002-2012江蘇省各縣市第一產業就業人口變化，明顯地呈現緩慢下降態勢，大量農業人口進入非農產業，尤其是第二產業，這也和國際上所有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相吻合。除此以外，第三產業勞動力吸納能力增長趨勢明顯，但依然小于第二產業的吸納水平，表明江蘇省工業化過程尚未完成。數據表現如圖1所示。

另外，以上述2002-2012各年的人口就業在各縣市分布的變異系數來看就業人口分布的穩定性。江蘇全省就業人口在第二產業的分布變異較小，說明江蘇始終保持工業大省的地位，工業基礎較為雄厚，發展較為穩定，就業人口基數始終維持在較高水平。

從勞動生產率水平看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效率。就整體而言， 2002-2012年間江蘇各產業勞動生產率水平在逐年上升，整體勞動生產率水平上升顯著。三次產業中，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雖然絕對水平較低，但其增長趨勢也較為明顯，年均達到15.62%，且各縣市間變異水平趨緩，這一增長特點明顯得益于農業勞動力從該產業（尤其是以農為主的縣市）不斷轉出。更值得注意的是，二、三產業在吸收大量勞動力的同時，依然保持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趨勢，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11.7%和12.57%，說明江蘇省二、三產業在吸納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的同時，其勞動力利用效率也在提高，單位勞動創造的財富增長促進了勞動力資源得到有效配置。但也不可否認，由于資源的不平衡，各縣市間二、三產業勞動生產率差異都有增大的趨勢。數據表現如圖2所示。

從比較勞動生產率水平（就業偏離度）來判斷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的變化趨勢。就業偏離度體現了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匹配度，通過各次產業的就業偏離度取值，從理論上判定該次產業對勞動力的擠出或吸收。觀察近10年江蘇省各縣市的就業與產值比重之間的關系可以看到：第一產業就業偏離度較低，不足0.5，意味著該產業始終存在著勞動力遷出的巨大壓力；而第二產業就業偏離度自2002年以來維持在1.2的水平之上，一直存在吸納勞動力的需要，但逐年卻有所降低，體現工業化后期該產業對勞動力需求的遞減要求；第三產業就業偏離度居于兩者之間，總的看來更接近1的理想水平，產業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較為穩定，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較為匹配，同時自2005年以來有緩慢的增長的趨勢也表明該產業發展對于勞動力需求不斷增加，第三產業吸納勞動的能力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數據表現如圖3。

產業就業彈性將產業發展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進一步量化。通過江蘇省各產業就業彈性值可解讀出以下信息：第一產業就業彈性值基本為負數，表明在工業化過程中第一產業的增長對就業以“擠出”效應為主，但2010年，尤其是2012年該彈性值出現正數，說明在一定的經濟形勢和產業政策下，第一產業對勞動力就業同樣也可以具有一定的吸收作用；第二、三產業的就業彈性值基本為正數，但其平均彈性值僅為0.49與0.25，且從圖4的數據表現看，其彈性數值均逐漸趨于0，說明現階段通過二、三產業增長形成對就業的拉動效應不明顯。扭轉這一趨勢需要在發展二、三產業的過程中轉變思路，通過結構性的調整來為產業發展提供更強大的勞動力需求動力，通過保留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大新興產業發展空間尤其是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來吸納更多的剩余勞動力。數據表現如圖4。

（二）三次產業勞動力吸納能力的區域比較

由于資源稟賦、區位差異、歷史發展等原因導致江蘇經濟具有明顯的區域差異，結合地統學的研究方法，以地理區域的角度考察三次產業發展中對勞動力吸納問題。本部分研究依然沿用之前的4個比較指標，并通過4分位法以空間聚集的方式來展示江蘇三次產業勞動力吸納能力和效率的全貌以及分布的熱點區域。需要說明的是，自2002年以來，江蘇省通過撤縣并區的方式對江蘇全省行政區劃進行了調整（如2012年10月吳江市撤市建蘇州市吳江區，2011年11月江都縣撤縣建揚州市江都區等），從保證數據口徑范圍的要求，本文對各年份的區域指標都按2012年年末的行政區劃做了重新計算。

以近期的就業人口總數看產業發展中的勞動力就業分布問題。以市轄區為中心的就業人口集中分布特征愈發明顯，并依賴其綜合實力影響向外輻射。通過4分位法對江蘇整體及三次產業在市縣的就業情況加以考察，并結合空間地理的方式展現其熱點區域，則這些熱點區主要集中在四個區塊，即“蘇錫常”、“南京-鎮江-揚州線”、“淮安-宿遷線”及“徐州市轄區”4個區塊。但從三次產業的勞動吸納能力看，三次產業的就業人口分布差異非常明顯。第一產業的勞動人口主要分布在“徐州-宿遷-淮安”線并以市轄區為中心加以聚集，屬于傳統的農業區；第二和第三產業就業人口集中趨勢較為相似，皆以長江為界向南集中在“蘇錫?！薄ⅰ澳暇?鎮江-揚州線”這兩個地理區塊上，尤以“蘇錫?！睘樽睢?/p>

從勞動生產率水平看，伴隨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加之以優越的地理環境、先進的技術和雄厚的資本支持，再加上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有限，“蘇錫常”地區以高效率的人均農業產出領跑全省，以昆山和豐縣比較為例，2012年昆山人均農業產值達11.587萬，而豐縣僅為1.553萬元。這樣的效率差異也表現在第二和第三產業的產出效率上，除徐州市作為老工業城市在第二產業依然表現堅挺外，二、三產業高效率的熱點區集中在“蘇錫?！迸c“南京—鎮江—揚州線”這兩個地理區塊，以昆山和洪澤縣為例，昆山第二產業的人均產出值是洪澤縣的7.00倍，而第三產業產出值則是4.19倍。

從比較勞動生產率水平（就業偏離度）看勞動力就業的熱點區域。依據上文提到的判別標準，第一產業雖然在淮安區、東海至響水段有聚集的效果，但由于總的偏離度都較低（僅響水縣2003-2006在數值1.05-1.11之間），因此可認為，江蘇全省范圍都存在農業勞動力的擠出效果，農業剩余勞動力存在依舊。第二產業的熱點區域集中在“淮安-濱海”間大片地區、“徐州市轄區”及“鹽城-興化”三個區塊，且偏離度較高，對勞動力有明顯的吸收作用（如漣水縣2002-2012第二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水平平均值達2.29），與此同時， “蘇錫?！钡裙ど虡I較為發達的蘇南地區其比較勞動生產率水平則普遍接近1的理想水平，存在較明顯的飽和狀態。這一方面體現了大城市與特大城市在發展第二產業中陷入階段性瓶頸問題而缺乏進一步發展的動力，也體現了二、三線城市在非農產業的二次產業發展中對勞動力有旺盛的需求，改變了勞動力市場轉移純粹向大城市集中的趨勢。在第三產業發展版圖中，其熱點區域主要集中在“南通市市轄區”與“宿遷市市轄區”（含兩個其市轄區周邊縣市）的兩個區塊，而“蘇錫常”等發達地區亦有一定的勞動力吸附力。

從產業就業彈性看勞動力就業的熱點區域。第一產業就業吸收勞動力的熱點區域集中在“南通市市轄區”、“揚州市市轄區”以及鹽城周邊的“大豐-射陽”區段所組成的三角區域，其區域間的就業彈性值較高，表現為吸收勞動力效果。第二產業就業吸收勞動力的熱點區集中兩個區塊，且相對較為集中，分別是“無錫-宜興-溧陽”和“鹽城市市轄區”及其周邊縣市兩個熱點區域。這些熱點地區的經濟增長會帶來勞動力就業水平的提升，數值越大效果越顯著。以無錫為例，其年均第二產業就業彈性達到0.44，則經濟每增長1%將帶來額外0.44%的勞動力吸納能力的提升。除此以外，其他各縣市、地區普遍的彈性值為負，其第二產業的增長并不能帶來勞動力就業水平的提升，其中，以徐州、淮安及周邊縣市表現尤為突出，說明第二產業對于就業的吸納作用幾近飽和。第三產業就業吸收勞動力的熱點區域除昆山、揚州市轄區等較為分散的少量區域外，主要集中在以“鹽城-泰興”為中心區域的地理區塊上，其彈性平均值雖然不高，但覆蓋面非常廣泛，通過發展第三產業促進就業是各個區域的可行之舉。

結論

總體上看，第一產業就業人數持續下降，并因此促進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快速上升，縮小了產業間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提升了全社會的勞動力資源利用效率。第一產業各項指標相對平穩，新型農業產業化政策將會增強第一產業對于勞動力的吸收能力。第二產業依然是勞動力吸收的主力軍，但其對于勞動力的需求正逐步減弱，產業增長帶來的“就業創造”幾乎耗盡。第三產業就業增長穩定，趨勢明顯，且就業與產業發展匹配度較理想，但其所占比例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本該具有的強“就業創造”能力尚未體現出來。

從區域分布看，產業集中與產業水平的高低會影響勞動力在不同地區、三次產業間的流轉，并以相對聚集的狀態帶來勞動力在不同產業的就業分布形態。從長期來看，第一產業雖然就業比例持續降低，但依然是勞動力擠出的主要源流，通過發展二、三產業（尤其是蘇中、蘇北地區的二、三產業）有助于充分吸納這部分勞動力。當然，也應該看到現代農業對于勞動力吸收能力的提升現象：通過加強農業投入，也可實現勞動生產率提高前提下的農業人口自我吸收。

蘇南地區由于工業化較成熟，就業彈性值較低且勞動力就業的偏離度趨于理想值，相對以往對農業勞動力的吸收能力有所降低；蘇中地區，在當前工業化的過程中，其區間的聚集效應比較明顯，尤其是以鹽城為中心的沿海地帶，其二、三產業發展潛力巨大，其第二、三產業間的聚集將是未來行業發展的熱點，對勞動力的吸附能力較為突出。蘇北地區曾經由于歷史上經濟實力、技術、環境等的影響，發展較為緩慢，但在第一產業集聚了較多的人力資源，并擁有廣袤的土地資源，未來在城鎮化的道路上將更具活力和持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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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非農勞動力市場 農村轉移勞動力 就業彈性

改革開放后,我國的非農勞動力市場分為三個部門:城市正規部門(第一部門I)、城市非正規部門(第二部門II)和農村非農產業部門(第三部門III),這三大部門是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有效空間。

一、三部門關系概述

從組織形式上看,城市正規部門主要包括傳統的黨政機關、正規企事業單位,城市非正規部門主要包括微型企業、家庭企業、個體經營組織,而農村非農產業部門主要包括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和個體經營組織。城市正規部門與城市非正規部門穿插于第二、三產業之中,通過正規部門向非正規部門的輻射、非正規部門向正規部門的流動來相互影響。城市非正規部門與農村非農產業部門通過在組織形式、就業的產業結構、勞動力需求特點上的相似來順序承接與相互替代。

二、就業彈性模型選取

就業彈性是指,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帶動就業增長的百分比,直接按定義測算=就業增長率\產值增長率。本文采用面板數據線性回歸模型來測算就業彈性:

三、面板數據模型下三部門吸納農村轉移就業能力的分析

對于年份選取2005至2008年四年內的數據,對于省份選取主要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江蘇、浙江和廣東三省,對于行業選取部分主要行業,第一部門I主要集中在煤氣水電生產及提供業、科研教育行業,第二部門II主要集中在建筑業、餐飲、家政等服務業,第三部門III主要集中在鄉鎮工業企業、餐飲業、批發零售業。通過對采自各省統計局網上公布的各行業相關數據進行行業匯總,得到表格中顯示的數據(Y億元,L萬人)。 (如表所示)

參照表中數據求均值,按照上述模型公式可得以下結果:

(1)第一部門的就業彈性:

(2)第二部門的就業彈性:

(3)我國農村非農產業一直處于發展中的狀態,目前還不夠完善,對于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吸納作用不明顯,由于非農勞動力市場上第三部門的相關數據難以統計,所以在此不做就業彈性的具體計算。在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廣下,城鎮經濟逐漸發展起來,興起了大批鄉鎮企業的建設,而這也正是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好時機。

四、總結

綜上所述,在我國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的現狀下,由就業彈性的相關數據說明,主要從事建筑業和第三產業經營活動的城市非正規部門是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主要部門,城市正規部門對農村勞動力的要求相對較高,農村的非農產業部門正在努力發展,相信會被越來越多的農村轉移勞動力所認識并接納,有望成為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輔助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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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現有社會保障制度模式與彈性就業方式存在錯位

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最初是配合國有企業改革而實行的，但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卻遭遇了國有企業進一步深化帶來的巨大沖擊?，F有社會保障管理模式已經不能適應就業方式多樣化發展的需要。下崗職工中有一類人一直看著原單位，指望能重回固定的工作崗位；還有一類則自己干著活兒，又去領一份下崗職工生活補貼，在補貼資金有限的情況下，他們占用了相當一部分。受傳統觀念影響，人們往往認為只有在國有、集體企業有份相對穩定的工作才算就業，而自我雇用如修鞋、擺攤、臨時上等非正規就業都不算就業。統計表明，1997年單位從業人員的比重是74．4％，2000年則降低到54．6％，三年下降了19．8％個百分點。從事個體經濟、社區服務等靈活就業的比重已上升到45．4％，這一趨勢還在不斷發展。一種可能的情況是，即使下崗職工已經自謀職業、甚至成了 “大款”，只要仍由單位保存檔案，便仍然被看作是下崗職工，在一定期限內可以領取下崗職工最低生活補貼。出現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在于將穩定的勞動關系作為就業的標準，職工下崗后不找到穩定的工作便不算作正式就業。因此，需要根據就業方式的多樣化發展狀況，更新對就業的認識。適應市場經濟機制對勞動力市場的需要，彈性就業概念順勢而生。提出彈性就業也是就業，其直接的便利在于勞動人事關系將會成為一種較為簡單的工作雇傭關系，就業的界定更為準確。彈性就業的發展對社會保障制度的管理創新提出了新的需求。其本質是要求適應彈性就業需要創新制度安排，特別是與彈性就業相關的一系列法律法規、管理制度、社會保障服務的創新或調整。

彈性就業人員中有相當部分數量的下崗職工，而目前下崗職工人數并沒有被統計到城鎮登記失業率中，也容易使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發生錯覺，低估未來的失業壓力。更突出的問題是，近幾年來，一些行業和企業迫于經濟結構調整及不景氣條件下的下崗壓力，對部分接近退休年齡的職工采取了提前退休而非下崗的處理方式。這種做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下崗的壓力，也有利于保護部分老職工的利益，但是卻大幅度增加了對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險體系的壓力，加大了社會保障基金的缺口。此外，由原企業繼續給下崗職工繳納養老、醫療等保險費用，固然體現了政府對歷史問題的負責態度，有利于穩定下崗職工隊伍，但由于企業本身經濟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困難，有關保險費用大都是按照最低繳費基數交納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對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險體系的壓力。

目前對彈性就業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課題組的研究報告將靈活就業看作是包含彈性就業在內的非主流就業方式的就業形式的總稱，并不把彈性就業作為一種獨立的就業方式。這樣界定有失偏頗。一般而論，彈性就業是指工作時間安排多樣、收入水平與工作場所靈活的就業形式，尤其是以工作時間富有彈性為主要特征的就業安排，包括非全日就業、臨時就業(如短期就業、季節就業、承包就業、傳呼就業、獨立就業)、派遣就業(雇傭型派遣就業和登記型派遣就業)、鐘點上等。相對于全日制就業形成而言的，目前我國城鎮已廣泛存在著彈性就業現象。

二、彈性就業發展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創新需求

1．彈性就業人員實際面臨的社會保障問題

總的來看，由于目前的勞動力市場環境推動了彈性就業的發展， 彈性就業的數量增長較快，客觀上需要迅速建立與彈性就業相適應的社會保障服務。相關的社會保障調查證實了這一判斷。中國工運學院課題組于2001年7月對遼寧省鞍山市的彈性就業的社會保障情況進行調查。該調查所界定的彈性就業人員，是指以彈性就業形式實現就業，并且符合以下情況之一的城市和外來勞動者：(1)末與現就業單位，包括正規用工單位、個體工商戶、社區、居民家庭等，建立正式勞動關系，但在現就業單位中以各種形式實現就業的人員；(2)作為勞動關系在企業勞務中介組織的派出人員，到其它用工單位以多種形式實施就業的人員；(3) 已與現就業單位建立了正式勞動關系，但以多種就業形式實現就業的人員。調查結果發現：第一，彈性就業者的勞動關系復雜而不規范，普遍收入偏低且缺乏保障。處在新舊體制交替的過渡時期，彈性就業者的勞動關系呈現出復雜而無序的現狀。目前，勞動關系和檔案關系仍在原企業的占絕大多數，達80．0％。此外，檔案在職業介紹服務中心(人才交流中心)存放的占12．1％；無勞動關系，檔案在街道的占7．0％。在與新的彈性用工單位確定勞動關系方面，訂立口頭約定的最多，達54．4％；建立書面協議的占12．2％； 由所在派遣企業與用工單位建立勞務協議的只占1．8％。有24．6％的勞動者報告說，他們與彈性就業單位沒有建立任何勞務協議，還有7．0％的勞動者表示對此毫不知情。就各項勞動標準而言，彈性就業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水平總體偏低。除了社會保障費和其它福利費用外，月工資在300元以下的占46．0％；301--600元的占44．0％；600元以上的只占10．0％。從工作時間看，超時加班加點現象較為普遍。平均日工作時間在8小時以上的占53．4％， 在8小時以內的占46．6％；每周平均彈性工作在40小時以上的占69．4％，在40小時以內的占30．6％。

第二，彈性就業者社會保障權益無法得到保障。調查表明，有47．6％的勞動者表示他們享有社會保障待遇，34．0％給予了否定的答案， 其它18．4％表示不清楚。但是，從社會保障費的繳納途徑來看，由原單位代繳并負擔部分費用的在占大多數，為54．9％；由原單位代繳，個人負擔全部費用的占29．4％； 由個人到職業介紹服務中心繳納的占5．9％。另一方面，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障費的彈性就業單位卻是微乎其微。其中，由彈性就業單位代繳，個人負擔一部分費用的占5．9％；由彈性就業單位代繳，個人負擔全部費用的占2．0％。即使是在那些為職工代繳社會保障費的彈性就業單位中，其具體做法也往往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其中，每年繳納一次的占60．0％，每月繳納的占31．1％，一些企業的繳費時斷時續，因而無法使職工的社會保障權益得到有效保障。

第三，彈性就業者福利待遇情況差。有84．7％的職工給予了否定，8．2％表示不清楚，只有7．1％的職工給予了肯定，他們說，企業提供的福利待遇主要是免費工作餐或工作餐補貼(91．7％)，以及交通補貼(8．3％)。

2．建立靈活的社會保障服務勢在必行

上述的社會保障調查同樣顯示，經歷了從下崗失業到市場化再就業的歷程，勞動者對彈性就業的固有心態和承受能力都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有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對彈性就業持積極和務實的態度。在被問到是否打算長期以彈性就業形式實現就業時，有47．4％的彈性就業勞動者給予了肯定，27．2％予以否定，尚有25．4％表示還未決定。勞動者同時提出，以彈性方式就業必須具備一定的社會保障待遇，主張用工單位繳納社會保障或提供繳納社會保障的費用(24．1％)以及強調在按規定繳納社會保障費后，可享受醫療、工傷、養老、失業等各項社會保障(29．3％)，兩項合計，占到了53．4％。在社會保障費的繳納方式上，主張建立個人繳費賬戶，由用工單位將所需要費用直接劃入個人賬戶的占48．6％；主張用工單位將所需費用交給個人，由個人自己到社保機構繳納的占33．3％； 主張由用工單位代為繳納的只有14．3％；還有3．8％主張用工單位將所需費用交給個人所在的派遣企業(組織)，再由企業或組織代繳。與此同時，勞動者對政府和社會機構加強對彈性就業的管理服務寄予厚望。其中，希望政府指定專門的彈性就業管理機構，負責工作時間、工資收入的核定并監督用上單位執行有關協議的占29．7％；

希望職業中介服務機構提供崗位信息并推薦就業的占29．6％；要求社會保障管理機構建立與彈性就業形式相適應的收繳制度的占18．6％；要求政府根據彈性就業崗位需求，提供職業培訓服務的占12．6％；主張建立《彈性就業人員管理手冊》，記載工作時間、工資收入情況的有9．5％?？梢?，與彈性就業相關的社會保障需求十分強烈，急需要采取措施創新與社會保障制度，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服務。

3．適應彈性就業需要創新社會保障制度可行途徑。

就業與社會保障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關系，彈性就業的增加既是避免貧困和消除依賴性的可靠途徑，也同樣有利于鞏固社會保障的基礎。如果建立彈性就業的社會保障靈活繳費機制，就會增強社會保障基金的保障能力。為了協調彈性就業與社會保障目標相一致，可以尋求改變以往就業和社會保障相分離的政策，而在繳費基數、籌資費率、退休政策以及社會保障待遇給付、防止失業等方面采取相互協調的政策和措施，普遍地采取就業優先的政策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來達到彈性就業與社會保障相協調的目的。在可供采取的眾多政策措施中，一個關鍵的環節是建立一種適合彈性就業發展的社會保障參統繳費機制。政策只在繳費基數、繳費比例、一次性繳費月數、參統險種等方面做出原則規定，供需雙方均可以隨時繳費，繳費的計算要采用更加靈活的方式。而且，繳費程序要簡化，可以試行彈性就業個人賬戶繳費制度。根據就業經歷靈活繳費、累計計算繳費年限，可以探索繳費基數定死、各險種一票托收、按季或按年一次繳費等多種靈活的繳費方式，等等。

適應彈性就業人員就業方式多樣化的需要，社會保障經辦機構要采取不同的社會保險關系接續方式，普遍開設專門窗口；方便職工以個人身份參保繳費。關鍵是認真核對職工的繳費記錄和個人繳費年限等基礎數據，規范接續程序。對無固定單位的彈性就業人員和相對集中經營的個體工商戶，可以依托街道勞動保障機構和公共職業介紹機構接續和繳費手續。未就業期間，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要保留其原有的社會保險關系。下崗職工在下崗失業期間達到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的，由保管其檔案的單位或部門代其辦理申請退休手續。彈性就業人員的就業變動情況要通過一定途徑反映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根據不同就業方式的參保方法、社會保險個人賬戶基金結存情況以及累計繳費(含視同繳費)年限、享受社會保障待遇的條件和社會保障待遇計發辦法等情況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制發《社會保障繳費接續通知書》，探索維護彈性就業者社會保障權益的途徑，使不同類型的彈性就業人員能按照一定規章，享有參與社保的權利。特別是對已具有事實勞動關系的雇主和彈性就業者，必須堅持加強勞動契約管理，正確認識彈性就業者勞動關系和用上形式的特殊性，逐步改善彈性就業者的社會保障權益狀況。 三、彈性就業對創新社會保障制度的積極意義

首先，加強彈性就業的社會保障服務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力資源必然按照供求的市場規律進行配置，在勞動力供給量大于需求的情況下，彈性就業的迅速發展是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態的合理反映。 目前我國新生勞動力資源增長處于高峰期，而每年新增就業崗位只有800萬

左右，這與就業需求相差甚遠。此外，傳統就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企業兼并破產和重組力度加大，提供就業崗位的能力進一步減弱。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繼續下降，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努力擴大就業，克服就業不充分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的不利影響。相比于傳統全日制形式的就業方式，彈性就業人員面臨著更大的養老、失業、工傷等社會風險，沒有適當的社會保障服務將難以保證彈性就業的正當發展。彈性就業對發展經濟、激活勞動力市場、拓寬就業空間具有深刻的實踐意義，應當把促進彈性就業發展列入政府促進就業的工作目標，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規范和引導彈性就業的發展。

其次，彈性就業的發展推動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創新。

由于促進彈性就業方式的發展是一個涉及多方面法規政策、多種制度以及多個管理部門的系統工程， 因而在發展彈性就業方式的實際工作中依然需要克服許多障礙。傳統社會保障制度是以國有企業人員為基礎進行設計的，隨著多種所有制經濟成份的快速發展以及經濟社會條件的急劇變化，彈性就業方式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就業選擇。然而，彈性就業人員處于原體制之外，其社會保障權益的制度規章相當缺乏，社會保障權益無法得到保證，需要加以特別的關注?，F有的社會保險擴覆實踐說明，簡單地把彈性就業人員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的方案是難以奏效的。應制定專門的法規或行政規章對彈性就業所涉及的一系列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確定彈性就業的法律地位，不僅如此，還要盡快對彈性就業人員的保障作出規定，推動社會保障制度的創新，提供制度上安排措施，鼓勵他們參加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障計劃。

篇6

【關鍵詞】產業結構；農民工；就業狀況

隨著北京市三大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在京務工農民工的就業條件、就業環境隨之發生一些變化，同時也對農民工的職業發展產生較大的影響，研究產業結構調整對在京務工農民工就業狀況的影響，對于促進北京市的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1.在京農民工就業現狀

為深入了解目前在京務工的農民工的就業狀況，進行了大量的問卷調查和走訪工作。本次共發放問卷1600份，其中有效問卷為1577份[1]。

通過對調查問卷的結果分析可知在京務工農民工所屬行業的分布情況如下：從事第二產業的比重為45.7%，主要是建筑業（39.8%），其次是加工業（5.9%）；從事第三產業的比重為54.3%，主要是住宿餐飲業（25.5%），其次是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28.8%）。問卷調查的結果與國家總體宏觀數據相吻合，充分說明在京務工農民工的就業層次偏低，以高強度的體力勞動為主，所從事的工作對知識和技能的要求較少。

通過分析調查問卷的結果發現，32.8%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沒有享受到同工同酬的待遇，56.9%的人認為工作時間超長，44%的人未簽訂勞動合，57%的人沒有養老保險，73.5%的人沒有工傷保險，64.6%的人沒有失業保險，74.2%的人沒有醫療保險，63.2%的人感覺收入缺乏保障，57.6%的人認為工作不穩定。

以上數據表明在京務工農民工沒有得到相對公平的待遇，事實也說明在京務工農民工在工傷、醫療、養老等方面缺乏有效的保障，缺乏穩定感，生活在邊緣地帶，他們的這種感受和現狀不利于維護北京的社會穩定。

2.產業結構調整給在京務工農民工的就業狀況帶來的影響

在京農民工的就業狀況包括與在京務工農民工就業過程相關的各種因素，如就業機會、工作本身的狀況、收入狀況、社會保障等。

產業結構調整定義為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兩個方面。產業結構合理化是指各產業之間相互協調，有較強的產業結構轉換能力和良好的適應性，能適應市場需求變化并帶來最佳效益；產業結構高級化是指產業結構系統從較低級形式向較高級形式的轉化過程，一般遵循產業結構演變規律，由低級到高級演進[1]。

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必然會給農民工的就業狀況帶來影響，農民工就業狀況的改變不僅影響著他們自身的職業發展，同時也會對北京的經濟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

2.1 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有利影響

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有利影響主要包括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收入狀況的改善、社會保障狀況的改善及工作條件的改善等方面。

（1）第三產業的發展給在京務工農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北京市產業結構調整的特點主要是壓低第二產業的比重，增加第三產業的比重，同時不斷優化各個產業的內部結構?？梢酝ㄟ^對比近幾年來北京市的就業彈性水平，從中分析第三產業發展對農民工就業機會的影響。

就業彈性指數（就業彈性水平）是指經濟增長每變化一個百分點所對應的就業數量變化的百分比，就業彈性的變化決定于經濟結構和勞動力成本等因素，一般用來分析就業的難易程度。就業彈性=就業人員增長率/GDP增長率[2]。

如圖1所示，2001-2010年間北京市總體就業彈性指數波動較大，主要集中在2004年、2007年、2008年，而這三年從業人數的波動主要是由“非典”疫情、金融危機和奧運會等特殊事件造成的就業人員增長率和GDP增長率的波動。

如果我們把五年作為一個計算周期，可以計算出2001-2005年就業彈性均值為0.36，2006-2010年為0.44。如果將特殊因素的影響降到最低，去掉一個最高值0.856，去掉一個最低值0.089，則2001-2005年就業彈性均值為0.29，同樣，2006-2010年就業彈性均值為0.46，所以，北京市的總體就業彈性指數是呈上升趨勢的。

因為在京務工農民工極少從事第一產業，所以以下根據第二、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水平來分析北京市總體就業彈性水平上升的主要貢獻因子。如圖1第二產業就業彈性水平變化曲線所示，除2008年波動較大外，其他年份的就業彈性指數分布比較平穩，集中分布在-0.004～0.01區間，這表明第二產業GDP每變化一個百分點所對應的就業數量變化的百分比微小，即對就業的影響不大。

另外，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指數除2004年波動較大外，其他年份相對平穩，分布區間為0.104～1.023，在2008年之后，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和奧運建設的竣工，就業彈性指數開始下降，在2010年隨著世界經濟的復蘇，就業彈性指數又有小幅度的上漲。

如果以五年作為一個計算周期，可以計算出2001-2005年第三產業就業彈性均值為1.058，2006-2010年為0.504。依上述計算方法，將特殊因素的影響降到最小，則2001-2005年第三產業就業彈性均值為0.77，2006-2010年第三產業就業彈性均值為0.509，2001-2005年間的第三產業就業彈性均值高于2006-2010年間的第三產業就業彈性均值，主要是因為2004年全市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偏高、商品房市場需求活躍、對外貿易強勁增長。

由此可以看出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指數比第二產業的就業彈性指數高，這表明第三產業GDP變化率對就業數量變化率的影響比第二產業大，即說明第三產業的就業的難度較小。

（2）產業結構調整給在京務工農民工的就業狀況帶來的有利影響

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我們要“不斷提高服務業發展水平，推動新興服務行業加快發展，做大做強信息服務業、科技服務業、商務服務業，充實完善政策，推動生活服務業轉型升級”[3]。這說明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許多崗位對農民工素質的要求也不斷提高。但是目前農民工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偏低，所以企業為了在市場中獲得更好的發展，減少人員流動成本，需要給他們提供更多的培訓；而農民工自身為了更好的把握機會，發展自己，也需要不斷提升自身素質；政府為了使就業結構的發展能夠適應產業結構的調整，也需要為農民工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更加規范的工作環境和完善的社會保障。

2.2 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不利影響

產業結構調整給在京務工農民工的就業狀況帶來的不利影響主要表現為原有的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變得更加激勵，工作崗位對農民工就業能力的要求不斷提高。

（1）產業結構調整會導致第二產業勞動力市場競爭更加激勵

第二產業為農民工提供的崗位在減少，所需崗位的技術含量在增加。以建筑業為例，由于受金融危機和國家對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影響，2012年第1季度建筑行業的企業景氣指數同期減少18.1，勞動力需求同期減少17.3。崗位需求的減少，會導致第二產業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變得更加激勵，對農民工就業能力的要求也不斷提高。

（2）產業結構調整會導致第三產業勞動力市場出現結構性失業

結構性失業是指盡管勞動市場有職位空缺，但因求職者不具備崗位所需的技能，導致失業狀態的延續，也就是由于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不匹配而造成的失業。雖然第三產業創造出許多新的崗位，但由于大部分農民工受教育程度偏低，會使他們在轉身從事信息、科技及商務服務業時存在一定的難度，所以對于那些無技能或技能水平低的農民工來說就會出現就業困難的情況，從而產生結構性失業。

（3）產業結構調整增加了在京務工農民工的不穩定性

產業結構的調整會導致第二產業勞動力市場（下轉第130頁）（上接第127頁）競爭更加激勵，對勞動力的需求將減少，第三產業雖然對農民工就業能力的要求提高，會出現結構性失業，但是由于其會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有較好的職業發展前景，所以在市場的作用下，勞動者會在產業間進行流動，從而增加了在京務工農民工的不穩定性。

3.相關對策建議

產業結構調整給農民工就業帶來這些不利影響的主要原因是農民工供給層次沒有跟上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而提升農民工供給層次應當運用系統的思維，科學的方法，從勞動力輸入、輸出地兩方入手實行雙向合作，以教育為根本，以公平的就業環境為支撐，以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為緩沖。

（1）加強對農民工的教育和培訓

在勞動經濟學中，勞動力市場研究的前提是假設勞動力是同質的，而現實中農民工群體的就業能力不僅與其他就業群體存在一些明顯的差別，而且在農民工群體內部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所以通過教育和培訓來提升農民工就業能力，使他們盡量接近同質水平，是提高農民工供給層次以適應產業結構的調整的根本。

對于農民工的教育培訓工作，應當由政府和企業為主導，同時還要充分利用民間資本。具體的培訓模式可以采取企業提供培訓；輸入地、輸出地的技校及相關培訓機構與企業、政府開展對口合作項目；加強輸入地、輸出地公辦技校的發展，并且其學習內容應當明顯區別于高等教育，以職業教育為導向；對在京務工農民工進行選擇性再教育、或者對在崗培訓的人群進行教育補貼等。

（2）注重二次勞動轉移的引導

由于在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大部分農民工自身存在盲目性，所以在北京市會呈現出勞動力過剩的情況，這種情況下應該充分利用周邊地區的發展，合理的引導勞動力進行二次轉移，從以往的京津冀區域格局中不難看出，北京一直處于核心地位，北京的發展不僅未能對周邊地區實現輻射效應，反而產生更多虹吸效應，所以，北京市應將調整自身產業結構與在京津冀的區域定位聯系在一起。在將不符合北京定位的企業向外進行轉移時，要注重對農民工的再轉移的引導，制定配套的法規、制度，在農民工二次轉移過程中為農民工的就業權益提供更好的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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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黨耀國，劉思峰，王慶豐，等.區域產業結構優化理論與實踐[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

[3]王昊.北京就業彈性系數的分析與啟示[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1（5）：75-78.

篇7

關鍵詞：三大產業 產業GDP 就業彈性指數

1 我國就業現狀

我國的就業問題歷來是政府和民眾最為關心的問題。在經歷了很多特殊時期的經濟發展探索下，如何在迅速發展的中國經濟中尋找到與民眾就業相符的產業模式，便是重中之重。一直以來，我國與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相比，由于人口基數的巨大，我國在各年齡層面的勞動適齡人口極其眾多，同時，由于整體的勞動者和就業的學歷、素質不高，又使得他們的就業實力和能力不夠。當我國就業市場出現的結構性問題與總體性問題相遇時，其中產生的矛盾十分明顯。一般來說，我國總體勞動者的數量供給與就業需求之間有很多矛盾，比如總量矛盾與勞動力結構矛盾，城鎮勞動力就業難與農村剩余勞動力基數大，大學生畢業就業難與大學生高學歷等矛盾，這些問題的出現使得我國的經濟與就業情況極其復雜，為此，國家也提出過很多針對此的戰略調整。在我國步入“十二五”建設的時期，在就業問題上國家也發現了未曾有過的挑戰和機遇。全民的就業問題，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如何解決好大學生就業的問題，都是我們需要迫在眉睫的挑戰。在眾多生產要素和資源要素中，很多數據和資料顯示我國最為富有的資源便是勞動力資源，而如何發揮他們的潛力和積極意義，如何引導它們在各個產業中尋找到就業機會，解決就業危機，便成為了我國的民生大計。本文從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開始，結合我國三大產業的就業人群和歷年就業數量的變化率，同時引入GDP在各個產業產值的變化率，并將二者結合，分析得到初步的就業狀況結論，最后再使用基于GDP產值下的就業彈性指數，通過數值的變化和趨勢，分析中國就業的現狀，發展的產業結構問題，得出可以引薦的少許結論，力爭做到客觀和有效。

2 我國勞動力就業結構分析

2.1 關于我國三大產業就業水平的分析

就關于我國多年以來的就業現狀和水平，很多專家就整體宏觀經濟和勞動力人口，年齡，構成，分布做了細致分析。一般來說，隨著年齡就業人口的分布是具有一定的計量特征的，而在此我們著重從我國三大產業的就業情況和構成，來首先分析一下我國就業的初步情況。通過2000年-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的就業數據及構成，我們可總結如下表1：

從上面的表格數據可以看到，我國的從業狀況在各產業的分布變化如下：第一產業作為重要組成部分，其從業人數每一年的總人數是呈現下降的態勢，雖在2002年出現就業人數多于上年，但是第一產業總體是在下降的；同時，第二、第三產業從業總人數呈現的是不斷上升的態勢，雖然仍有某些年份人數少于上年，但總體呈現的是上升的趨勢，由上可總結出，我國三大產業就業人數的變動和規律，大致上也是和我國經濟的主要規律相類似。

我們再來看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的就業數據整理推算出，2012年北京市的三大產業的就業平均水平為：5.1：23.1：71.8；而我國全國的三大產業就業平均水平為33.6：30.3：36.1；通過與我國發達地區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我國整體上的就業狀況與我國發達地區的平均就業形勢相比，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對就業人群和勞動者的吸引力是很弱勢的，對這些勞動力人群的吸納能力也是相差很遠的，若要實現我國就業狀況和就業率的根本改觀，對人才的可吸引性才是關鍵。同時，我國整體上的就業狀況側面反映出我國仍有非常巨大的潛力和空間去吸引和培養勞動力人才，這也是我國勞動力成本低，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勞動力資源更加低廉的另一個原因。

2.2 關于我國就業彈性的淺析

以CDP為基礎的就業彈性分析，能夠真實地反映出在一定時間區間，勞動力和就業人群在各個產業行業的比例和貢獻值，就業彈性的計量，相對于三大產業其產業就業人數的構成而言，可以為我們更為精細和敏感的研究產業GDP產值與就業狀況的關聯關系提供很大的幫助。

②基于產業GDP產值下我國就業彈性分析的計算。數據均來自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并將前面圖表數據計算整理如下面幾個表格。

在很多關于就業研究彈性資料和國民經濟發展報告中，學者已經研究得出并證明：在世界上，發達國家和地區，包括發達經濟體，其國家的或地區的三大產業的就業彈性是與各個產業相應的GDP值相關聯，而且，就業彈性值會隨著各個產業GDP值的增長而相對應的減少，也就是說，伴隨著各個產業其生產值的不斷增長，按照推論驗證得到，各產業對勞動力的吸引力和包納力是在減弱的，那么我國是否也遵循這樣的就業彈性規律呢？從上表粗略可以看出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和歷史，再加上仍處于發展中國家的重要階段，在就業彈性的變化趨勢上有著自己的一個特殊過程和階段。

首先，從我國2000年到2012年三大產業GDP就業彈性統計中可以看到：第一產業的就業彈性值從2002年開始，就全部為負值，這從數據上顯示我國的第一產業在吸引就業工作者以及容納勞動者的能力上是在逐漸降低的；同時再看，我國的第二產業就業彈性指數值從2002年開始便全部為正，這說明了第二產業是起到了很好的在國民經濟中解決就業問題的作用，幫助解決了很多勞動力和需要就業人群的工作問題。而且，我國第二產業的容納和解決勞動力的比重并不大，但是它的指數變化幅度和波動范圍很大，這也側面說明我國在第二產業中正不斷的進行著第二產業結構調整和發展，也亟待我們去完善第二產業的發展，指明了我國正處于由工業化的中期向工業化的后期轉變和調整的階段；最后來看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指數，我們可以驚奇地發現，從2004年開始，基本上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指數值就全面超過第二產業的就業彈性值，而且全部為正值，這說明了第三產業飛速良好的發展，同時消化勞動力和就業人群的巨大積極作用。

3 我國就業彈性分析總結

從前文以及表中數據可以看到，我國就業發展的趨勢變化明顯，而且從三大行業的從業人員數量以及GDP變化中可知，我國就業形勢已出現行業的趨向性引導作用：

第一，從我國第一產業歷來的數據中，我們發現這十幾年中其絕大多數情況下的彈性就業數值為負，這表明第一產業的產值已經在我國眾多行業和國民總產值中很難起到通過增加其產業規模和產量來吸引眾多人才流向該行業，在不能夠帶動和增加更多的就業崗位和解決勞動力就業問題的情況下，農村中，村鎮中，很多剩余勞動力將會涌向第二、第三產業，剩余勞動力的轉向和流動又反過來加劇了第一產業的勞動力難以吸納的問題，這最終也與我們時常提到的加強現在化生活水平，推進城市、城鎮化建設的發展綱略相符合了。

第二，從處理后的變化率可以看出第二產業在漸漸變成可以包納剩余勞動力的產業，但是，它的吸納能力很有限，且比重很小，同時波動性又是很大，這對于在GDP比例達到60%多以上的第二產業來說，無疑是有很大的不相符之處，因為第二產業在吸引勞動力的就業比例上遠遠低于60%，甚至還很難達到30%，由此我們既看出這其中有發展的問題，亦有發展的巨大潛力。在13年的就業統計數據中，第二產業的彈性就業指數有8年的小于第三產業的彈性就業數值，這說明我國現階段第二產業在吸引和包納人才及勞動力方面已經趨于極限，或者說飽和，其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實際上是在減弱的。

第三，從第三產業的數據可以看到，該產業在國民的GDP中所占比例并不大，數據顯示在20%左右，但是令人驚奇的是，在13年的統計數據中，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指數8次是大于第二產業的就業彈性指數的，這說明了該產業的發展迅速和潛力很大。第三產業在就業問題的貢獻上極其重要和關鍵，它不僅讓就業率隨著自身產業的增長而增加，而且還充分的吸引了很多人才和剩余勞動力的加入，這也就是在我國眾多外出打工者中很大比例投身于第三產業的就業大軍中。與此同時，第三產業本身從業就業人員的增加也使得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權重不斷增強，在第三產業遠遠落后于第一產業比重情形下，我國仍然還出現著農村人口和農業發展等難以解決的問題，這也猶如“短板效應”，最終出現第一產業的瓶頸可能制約第三產業的發展，與此同時造成就業的困境和經濟的滯后。綜上，我們可以知道，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各個產業的發展密不可分，而各個產業的發展又與其從業人員的數量和素質相關。在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特殊歷史原因的情況下，如何發展弱勢產業，使其未被開發的潛力釋放出來，如何保證強勢產業的可持續力，從而解決經濟與就業的難題會成為將來我們努力的方向。在全力發展新興起的產業和行業的同時，我們也要能夠對傳統和落后的行業進行拓展，在解決人才吸引力的問題上做到與產業相結合，努力開拓外向型企業，努力做好內需型產業，這樣的話，在發展我國經濟實力的同時，才能改善經濟結構，創造出更多的人才需求市場和就業機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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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劉東勛.中原城市群九城市的產業結構特征和比較優勢分析[J].經濟地理，2005.

篇8

關鍵詞：技術進步 就業 影響

引言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隨著經濟發展和技術的進步，農村剩余勞動力越來越多。我國整體的就業問題比較嚴重，技術進步在拉動經濟增長上確實發揮了很大作用，但同時因技術進步造成的結構性失業的確存在，技術進步對就業總量的增長存在負面影響。

目前探討技術進步究竟是增加就業還是減少就業的理論文章居多，而研究技術進步對就業總量的影響、對于就業結構的影響較少，因此，本文將此作為研究的重點。

1、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特點

1.1我國目前的就業彈性特點

我國就業彈性的變化可以通過圖1來反映。我國自97年以來，經濟增長率一值在8%以上，保持高速增長；而就業人員的增長率基本上比較穩定，維持在1%以下，僅有2000年的就業人員增長率略高為2.12%，整體基本上呈現下降趨勢，說明我國經濟增長的就業效應下降。

1.2我國目前就業結構的特點

我國的三大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的變化不盡樂觀。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員比重雖然在十五規劃期間有所下降，但是從事農業的人員仍然是我國就業人口的最重要的部分，農業的貢獻僅有11%左右，但卻聚集了40%左右的就業人口，農業產值比重的下降并沒有顯著的帶動農業從業人員比重的下降，說明就業結構的變動明顯滯后于產業結構變動。

2、技術進步與就業間的關系分析

2.1理論分析

參考肖六億（2007年）從經濟學角度關于技術進步與勞動供求關系的分析，可以得到在勞動力市場上，技術進步作為影響勞動力需求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它擴大生產規模，從而增加勞動力需求；另一方面，它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強資本對勞動的代替，縮減就業崗位，從而減少勞動力需求。

技術進步的就業損失效應表現為：技術進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強資本對勞動的替代，減少勞動需求，降低就業水平。因此，技術進步所導致的就業損失，由勞動生產率提高所減少的勞動量和資本替代所擠占的勞動量共同決定。技術進步的就業創造效應表現為：技術進步擴大生產規模；引起產業結構的轉換對勞動力需求的影響。

2.2技術進步的就業損失效應

2.2.1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資本對勞動的替代

利用柯布一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可以測算出技術進步對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和資本對勞動替代程度的影響。根據Y=AKαLβ(α，β分別是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α+β=1)和索洛余值法，在規模收益不變和競爭市場假設下，產出增長率可以寫成：

gy=agk+βgL+gA(1)

式中，gy, gk, gl,分別是產出、資本和勞動的增長率; ga是在維持假設的條件下，既不能用勞動增長又不能用資本增長來解釋的那部分增長的量度，它就是全要素生產率(TFP)或綜合要素生產率。

gA=agPk+βgpL (2)

式中，gpl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gpk是資金生產率的增長率。

(1)和(2)式表明：gA等于以產出彈性為權數的各生產要素生產率增長率之和?；蛘叩扔诋a出增長率減去以產出彈性為權數的生產要素投入增長率之和。提高TFP增長率的根本途徑在于提高諸要素生產率，各要素生產率增長率越高，則TFP增長率越高。實現同樣的產出增長，生產要素投入增長率越少，則TFP增長率越高；在生產要素投入增長率不變的條件下，產出增長率越高，則TFP增長率也越高。技術進步率、勞動生產率和資金生產率對產出增長的貢獻率為：

CA=gA/gY；Cpl=βgpl/gY；Cpk=agpk/gY

勞動投入和資金投入對產出增長的貢獻率為：

Cl=βgl/gY；Ck=agk/gY

根據計算出的TFP增長率、α，β值，可計算出技術進步和生產要素對產出增長的貢獻份額。

2.2.2技術進步節省勞動投入

根據前面的分析，產出的增長由兩部分構成：要素投入貢獻的增長和技術進步貢獻的增長。技術進步貢獻的增長部分是在資本和勞動投入一定的條件下，通過提高資本和勞動生產率而形成的產出增加量。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兩種因素綜合的結果，一是技術進步直接提高勞動生產率，二是技術進步導致資本替代勞動，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

下面根據這一思想，設計出計算公式，測算出技術進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省勞動需求的數量。已知技術進步對于產出的貢獻份額CAt，則技術進步對于產出的貢獻量Cyt為：

Cyt=CAt×yt

依據C――D生產函數，可以計算出產出為Cyt所需要的勞動力數量Cyt=AtKtαLtβ，從而解出

Lt（■）

Lt是技術進步所節省的勞動力。因為Cyt是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和資本生產率而增加的產出，這部分產出實際上沒有占用勞動量。但是如果沒有技術進步，完全依靠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來生產出Cyt，則需要的Lt勞動力。所以Lt勞動力是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所減少的就業量。當然，勞動力生產率的提高也包括了資本對勞動的替代所減少的勞動需求。因為技術進步強化了資本對勞動的替代，隨著資本替代勞動，勞動力需求減少，勞動的生產率就提高。所以說Lt是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本替代勞動所減少的就業。

2.3技術進步的就業創造效應

2.3.1生產規模的擴大增加就業量

每年技術進步所形成的產量Cyt中，將有一部分用于投資。假定其用于投資的比例等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占當年GDP的比例rit，那么Cyt按照rit轉化為資本的數量Kct為：

Kct=Cyt×rit

按照當年的全社會資本一一勞動比K/S，可以計算出與Kct相對應的勞動需求量ILt：

ILt=Kct/（■）

ILt就是技術進步增加產出，產出轉化為投資，進而擴大生產規模所增加的勞動力需求量。這是技術進步增加勞動力需求量的一種情況。

除了技術進步增加產出形成投資擴大就業外，非技術進步形成的投資擴大生產規模也是就業增加的主要源泉。全社會新增固定資本投資Kit，減去技術進步引致的投資Kct，余下的就是非技術進步所形成的新增投資： It=Kit-Kct

按照當年的資本一一勞動比，新增加的投資必然吸納相應的勞動就業，這樣與It相對應的就業量： IILt=It/（■）。

因此，全社會由于生產規模擴大而新增加的就業總量IL=ILt+IILt

2.3.2產業結構變動引起的就業量變動

除技術進步和生產規模擴大兩個因素之外的因素也會引起就業量的變動。在這些因素中主要是技術進步擴大范圍經濟，增加產業種類、部門種類和產品種類，引起新老部門、產品的更新和換代，對就業產生影響。技術進步對經濟范圍的“創造性破壞”所引起的就業量的變化最終也成為每年新增勞動力的一部分。另外，體制改革也將引起就業量的變化。假定除技術進步和生產規模擴大之外因素引起就業的變動量為IL2t。每年的就業平衡公式就是：NLt=IL+Lt+IL2t

NLt是每年實際新增加的就業量。所以產業結構變化引起就業量的變動等于實際就業增加量減去生產規模擴大增加的就業量，再減去技術進步的就業損失。

IL2t=NLt-（IL+Lt）

IL2t就是技術進步引起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變化，以及經濟體制改革所引起的就業變化量。

3、技術進步就業效應的測算結果

3.1數據選取及測算

3.1.1數據選取

由于建國后經濟形勢的變化比較迅速，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經濟迅速增長，較長時間段的數據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主要針對“九五”計劃后的數據進行測算，時間段位1996-2008年，時間跨度較小，比較接近現在的經濟形勢，參考價值比較大。數據主要選取各年統計年鑒中的GDP，從業人員總數，固定資本投資額等。資本投入在這里按照賀菊煌測算方法計算。

3.1.2技術進步的測算

本文中采用張軍和施少華(2003) 借助于C一D生產函數，以1990年不變價格測算的產出和資本，確定勞動產出彈性0. 391和資本產出彈0. 609，并計算出了1952一一1998年的全要素生產率。根據他們的數據處理方法，本文利用1996一一2008年的產出、資本和勞動力數據；根據他們的測算思路計算出：勞動產出彈性0.335和資本產出彈性0.665，進而利用產出彈性計算出了1996-2008年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指標，結果如表1：

通過表中數據可以看出，全要素生產率有一定的波動性。這是經濟增長，資金投入變動以及勞動力市場的變動綜合作用的結果。

3.2技術進步就業效應總體計算結果

3.2.1 各要素的產出貢獻率

按照在2.2.1中的計算公式，可以計算出各年的技術進步及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表2）。從表中可以看出，勞動生產率對于產出的貢獻率有逐年少上升的趨勢，而勞動投入對于產出的貢獻率則逐年下降，2008年僅為1.27%，說明勞動生產率對產出的貢獻高于勞動數量的貢獻，而且這種貢獻的差距在擴大。這一特征意味著生產同樣的產出所需要的勞動投入越來越少。資本生產率對產出的貢獻率大部分為負值，表明技術進步并沒有使資本生產率提高，相反，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降低了資本的生產率；如此相對應的是資本投入擴大，提升了資本投入對產出的貢獻率，而且資本投入對產出的貢獻率在70%~80%左右，正好表明中國經濟是資本驅動型經濟。也正是資本投入太多，從而降低了資本生產率。這一特征表明，如果不提高資本的生產效率，中國經濟的高速擴張還得依賴于資本投入擴張。

資本生產率對產出貢獻平均為負值，這表明技術進步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而對資本生產率提高的促進作用不明顯，所以，技術進步通過提高生產率極大地降低了勞動力需求，而對資本的需求卻不能降低。而勞動投入對產出的貢獻存在年代遞減性，說明資本投入對勞動投入的替代性越來越強。隨著資本對勞動的替代，勞動需求逐漸減少，從而使其勞動生產率快速提高。因此，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包含了資本對勞動替代的結果。

3.2.2技術進步就業總效應分析

依據2.2與2.3中對于技術進步就業損失及創造效應的分解，按照計算公式計算得到表3的結果：技術進步對于就業的凈效應可以用創造效應減去損失效應，即ILt-Lt，僅就技術進步單個對于就業的影響來說，技術進步的凈效應為負值，即減少就業。技術進步一方面提高勞動生產率減少就業，另一方面增加產出擴大投資增加就業，同時創造出新的產業和部門擴大經濟范圍增加就業，但是其減少的就業量超過了增加的就業量，因而最終表現為凈就業量損失。

究其原因：中國就業量的增加主要依賴于生產規模的擴大；生產規模的擴大來源于投資，也就是說，投資的擴張為中國創造了巨大的就業機會。投資來自兩方面，一是要素投入的擴張產生的產出而形成的投資，一是技術進步提高生產率而產生的產出而形成的投資。相比較而言，技術進步貢獻所形成的投資比其他投資要小得多，所以它創造的就業崗位也少得多，從而僅單純從技術進步角度衡量就業的創造效應，其數值自然比較小，這也正說明了中國的就業機會主要由非技術進步貢獻所擴大的生產規模創造。而隨著生產率提高的速度逐漸下降，生產率提高造成的就業損失在經濟增長的前期會比較大，而后期較小，從而使得技術進步的凈損失效應不斷變弱。

4、主要結論以及待完善方面

綜合以上的分析，從決定就業量的三個宏觀因素來看，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產生了凈就業損失效應，生產規模形成了凈就業創造效應，產業結構更新和體制改革導致就業的損失效應與創造效應交替出現。三種力量的均衡結果反映，中國的就業是投資驅動型就業，投資擴大生產規模創造了就業機會。投資拉動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帶動就業，但是必須要轉變思路，將技術進步模式從技術引進轉變為自主創新，延長產業鏈，深化分工，擴大經濟范圍。

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基礎設施建設，傳統工業、建筑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還很大，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但為了提高產品的質量和建設水平，仍要不斷地引入先進適用技術，增加科技含量。另外，人口眾多，勞動力素質有待提高，是我國的基本國情。要解決就業問題，必須立足現實，既要注重發展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趕超國際先進水平，也要高度重視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

本文在全要素生產率的估計方法，資金的估計方法上還有待進一步探討和改進；而在衡量技術進步對于就業的影響作用時經濟學的理論也有待進一步充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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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發展；保增長；保就業

[中圖分類號]F0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09)05-0053-03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日益加深，其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傷害稱之為“外寇入侵”已不為過。出口受挫，內需不振，利潤減少，失業增加，是目前中國“經濟戰場”的四股勁敵。擺在中國面前的這場硬仗，到底該怎么打?眼下的戰略是“保增長”。這種增長優先論是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發展思路，認為只要經濟增長了，一切難題都會迎刃而解，包括就業問題。因為保增長就是保就業。筆者對此不敢茍同，擬就此談幾點個人之淺見。

一、經濟增長不能確保社會就業增加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一直是以經濟增長為中心，以GDP的上漲為目標。按照傳統經濟學分析，經濟的增長必然引起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需求的不斷增加，有利于社會就業問題的解決。在傳統的經濟理論中，經濟增長率高低和失業率高低呈反向關系，即經濟高增長往往出現低失業，而經濟低增長則常常伴隨高失業。于是，有許多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紛紛以美國經濟學家A?奧肯在上世紀60年代提出的用以說明失業率與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率之間關系的經驗規律――奧肯定律(Okun’s 1aw：失業與實際GDP之間呈負相關關系，即失業每減少一個百分點與實際GDP增長提高兩個百分點左右相關。)為依據，主張刺激經濟增長，進而帶動社會就業的增加。但筆者認為奧肯定律的實效性和合理性在今天的中國須大打折扣。因為當我們將奧肯定律運用于我國時會發現，盡管這些年來我國經濟保持著高速增長，但社會就業增長數量不僅沒能上升，反而呈現下降趨勢。從表1可以看出，進入21世紀以來，就業彈性(就業彈性，即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彈性系數，反映了單位經濟增長吸納就業人員數量的增長情況，通常用就業人數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率的比值來表示)從總體上里現出持續下降的態勢。這就說明，我國經濟增長對社會就業的吸納能力在下降，從而使得社會就業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內面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換句話說，即在中國目前的現實國情中，四萬億的保增長措施未必就一定能帶來強勁的就業提振效應。

二、經濟增長與就業增加相關性失調的原因

為何奧肯定律會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失靈?究其原因，是因為奧肯定律確立的前提在于：假定人均產出國民收入的勞動生產率不變?？傂枨髷U大引起的國民收入增加與就業水平提高才是同步、同比例的。而從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路徑來看，遵循的或者說提倡的是一種效率優先的增長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企業普遍試圖更多地用資本和技術代替勞動力。因為相比較而育，以資本和技術投入會產生比以勞動力投入更高的回報。也能更快地推動經濟增長。所以，技術密集型或資本密集型產業或企業必然成為促進社會經濟增長的優先選擇。而保(經濟)增長的戰略，實際上就是把就業增長放在了從屬于經濟增長的一個組成部分，因而極易產生資本和技術排擠勞動就業的現象。另一方面，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極大地提高了各類資源的配置及使用效率，有力并加速推動了經濟體制的改革；經濟結構的調整和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減員增效”的企業勞動制度改革必然使得原先計劃經濟體制和全民所有制經濟體制下大量無效率或低效率的勞動人員不得不面臨轉型，從原有工作崗位離開，成為失業人員。所以，高的經濟增長率并不必然帶來高的就業率。

三、實現“保增長”與“保就業”共贏的路徑

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帶來的挑戰，在拉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三駕馬車中的出口受挫；投資有限的危急局面下，要保經濟增長，就必須要擴大內需。而保持就業穩定和收入持續增長，則是啟動國內消費需求的重中之重。因此就必須把“保就業”放在戰略首位，以“保就業，求穩定，擴內需，促發展”的戰略為導向，來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經濟衰退不斷加劇的惡性循環中，就業是一個關鍵環節。一旦就業形勢惡化影響居民收入，勢必帶來消費疲軟，導致產品積壓和投資萎縮，進而加劇經濟衰退。雖然“保就業”并不能直接貢獻GDP，但在此輪擴大內需的經濟行動中，

“保就業”已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社會秩序穩定和經濟協調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所以，中國的經濟要想從目前愈演愈烈的“經濟地震”中挺過來，政府就必須首先要在“保就業”上下大氣力，從以下幾個方面人手：

第一，強化對中小企業的扶持。中小企業一般投資少、規模小，易“調頭”，吸納就業的成本較低，而且較多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業門檻低，雇人有彈性，自然是吸納就業的“主力軍”。中小企業發展的實踐表明，中小企業在社會就業中發揮著“蓄水池”的效應，對社會勞動力的需求量大，而且具有靈活多樣的特點。在我國現有的企業總量中，中小企業占到了總數的90％以上，而社會的新增勞動力80％以上都是在中小企業實現就業。中小企業吸納社會就業的能量之巨由此略見一斑。所以，欲“保增長”須先“保就業”；而欲“保就業”則須力保中小企業，要千方百計地確保“活著的”中小企業能夠挺過危機，沖出困境，不倒閉不裁員。保護中小企業的生存，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僅可以減少失業，而且還能夠增加就業。正因為如此，政府就應當從戰略上，把扶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小企業吸納社會就業作為“保就業”的一個重要舉措來看待，進而從稅費減免、幫助融資、貼息貸款、社會保險等方面，強化對中小企業的扶持。

第二，強化對第三產業的扶持。根據我國的界定，第三產業由流通和服務兩大部門組成，包括流通部門的商業、交通運輸業、郵電通訊業、餐飲服務業、物資供銷和倉儲業，服務部門的金融業、保險業、房地產業、公用事業、居民服務業、旅游業、信息咨詢服務業和各類技術服務業等?？梢姡谌a業基本上是一種服務性產業，就業容量巨大，且較少受到資本和技術的擠壓，具有勞動密集型的特點。縱觀世界，我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不僅明顯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而且也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這就說明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對社會就業的吸納具有較大的潛力。可以預見，第三產業消化新增就業崗位的主渠道作用將會越來越重要。有鑒于此，政府為鼓勵第三產業的發展，以期帶動社會就業的增長，應當考慮通過稅費減免、財政補貼、財政貼息等多種形式，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對于具體的服務性行業，特別是微利的服務性行業?？梢钥紤]在稅費方面降低其進入的門檻，免繳除法

定的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費以外的其他各類社會性繳費。在第三產業的企業草創階段，減免其在一定時期內(如三至五年)的營業稅、企業所得稅等相關稅收，并減免除法定的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費以外的其他各類社會性繳費。

第三，強化對彈性就業的扶持。彈性就業。即非正規就業，通常是指在規模很小的從事商品生產、流通和服務的企業中就業。很顯然，彈性就業因為具有立見成效的特點，而成為解決眼下我國就業危重局面的“靈丹妙藥”。因此，政府須進一步完善財稅扶持政策，通過適時、適當地調整起征點、確立彈性就業所涉及的行業范圍和標準、稅費減免等措施，大力促進彈性就業。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賦予地方政府適當的政策制定權限，對符合條件的彈性就業的單位和個人，給予相應的財稅優惠政策。須特別指出的是，對于彈性就業中的自謀職業者，應給予重點的財稅扶持，鼓勵甚至獎勵以創業帶動就業。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創業難度大，但潛力也很大。所以政府應當加大政策扶持和服務力度，通過自主創業培育新的就業增長點。

第四，強化對就業培訓的扶持。勞動者素質的高低，對就業也會產生重要影響。市場經濟的競爭性特點講求的是優勝劣汰。那些素質難以滿足社會要求的勞動者不得不從原有的工作崗位上退下來，新增的低素質勞動力人口也會因素質問題而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因此。重視提高勞動者素質，特別是向技能培訓這類的職業培訓傾斜，有助于勞動者以更高的職業素質迎接就業市場的競爭。政府可以在提高勞動者素質方面發揮作用，出臺各種有效的財稅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和個人加大對就業培訓的投入，鼓勵社會培訓機構參與就業培訓，可根據其培訓效果給予必要的財稅優惠激勵，也可以通過政府購買的形式，增加對就業培訓的投入，以提高勞動者的就業、創業能力。我們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利用經濟蕭條的時間大力培訓勞動者，對于企業是非常有利的。因為在經濟蕭條的時候，生產要素是最便宜的，勞動力也是最便宜的；同時，勞動力接受培訓的機會成本也是最低的。所以，我們應通過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來促進經濟的增長，真正將巨大的就業包袱轉變成人力資源儲備。

第五，強化對勞動力市場的扶持。在市場經濟中，失業是客觀存在的。而在我國經濟遭受國際金融危機嚴重沖擊情況下，所呈現出失業率升高的現象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既不能懼怕它，也無須回避它，而是應當以理性的目光正視它、分析它，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在促進就業中的職責與分工，運用綜合手段加強人力資源的開發建設，充分完善勞動力市場，維護和尊重勞動力市場機制，引導勞動者自主就業。目前，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不僅存在著結構性失衡的特點，還呈現出區域性失衡的趨勢。勞動力市場的缺憾和低效已嚴重地阻礙了勞動力供求信息的傳遞和勞動力資源的流動。不可否認，現有的勞動力市場并不能使絕大多數勞動力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和各類勞動力資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因此，政府不僅要大力支持為促進就業而向勞動力提供文化教育、技能培訓的學校；還要著力扶持為促進就業而向勞動力提供信息咨詢、中介服務的機構，努力完善勞動力市場，充分發揮市場功效，鼓勵勞動者自主創業；引導勞動者自主就業，即以政策的激勵機制來推動市場的效率機制，進而有效地促進勞動力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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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云南產業；結構調整；就業增長

產業結構調整決定著地區經濟的發展狀況和就業狀況，勞動力數量的多少、素質的高低及流動方式，往往決定了產業發展狀況。研究云南地區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關聯度，可為促進云南地區就業結構的更加合理提供依據。

一、云南產業結構與就業的現狀

根據表1數據的分析，可看出云南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對應關系。

從云南產業結構上看，2001-2009年間，第一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減小，第二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始終居主要地位，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上升。從勞動力構成上看，2001-2009年間第一產業勞動力構成比重在不斷減少，從2001年的73.9%下降為2009年的62.3%，勞動力的非農化就業趨勢上升，但2009年比重仍高達62.3%。第一產業就業份額過大中，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第一產業有向外轉移勞動力的壓力。第二產業勞動力構成比重上升的比較緩慢，而產值的比重有下降趨勢，第二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不斷減弱。第三產業的產業和就業結構的不斷上升對就業的貢獻不斷加大。

二、云南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就業的相關性研究

1、現階段產業結構調整與就業結構變化

2001-2009年間，第一產業下降4.4個百分點，第二產業下降0.6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加了5.0個百分點。就業結構方面，第一產業下降11.6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增加2.8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加8.8個百分點。勞動力結構滯后于產業結構的變化。第一產業勞動力比重從2001年的73.9%降為2009年的62.3%，但第一產業勞動力比重與產業比重相比，卻高達45%。

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勞動力比重與產業比重的不協調性，找出產業調整的原因，采用結構偏離度指標來衡量。其公式為：結構偏離度=各產業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該產業就業在總就業中所占的百分比-1。結構偏離度越接近零時，該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越合理。結構偏離度大于零，該產業應該吸納更多的勞動力以使產業的發展與其吸納勞動力能力保持一致。結構偏離度小于零，意味著該產業存在隱形失業，解決的方法是促使勞動力從該產業轉移到其他產業部門。據云南統計局《云南統計年鑒》計算得出2001-2009年間三次產業的結構偏離度。2001年第一產業為-0.71，第二產業為3.62，第三產業為1.11。2005第一產業為-0.72，第二產業為3.12，第三產業為0.92。2009年第一產業為-0.73，第二產業為2.50，第三產業為0.59。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第一產業結構偏離度絕對值從2001年的0.71到2009年的0.73，變動的比率很小，但仍然有上升趨勢。這一趨勢表明，第一產業的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愈加不合理，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勞動力非常困難，原因是第一產業的勞動力的素質普遍偏低，難以滿足第二、三產業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但第一產業的結構偏離度小于零，意味著存在大量隱性失業，第一產業的勞動力終將向第二三產業釋放。第二產業的結構偏離度從2001年的3.62下降到2009年的2.50，有下降的趨勢，說明第二產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在不斷減弱，原因是第二產業的產值有下降的趨勢，對勞動力的需求在不斷減小。第二產業的結構偏離度大于零，其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不合理。第三產業的結構偏離度從2001年的1.11下降到2009年為0.59，下降幅度較大。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已趨于合理。由于第三產業的行業技術含量偏低，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不高，就業的壁壘較低，容易吸納勞動力。

一方面，就業結構不合理，勞動力大量滯留在第一產業。另一方面，三次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阻礙經濟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方向應以穩定第一產業，做強第二產業，壯大第三產業為重點。保持第一產業產值穩步上升和所占比重持續下降的趨勢。第二產業提高科技附加值，保證第二產業質量和效益的前提下，適當降低所占比重。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大力發展鄉鎮企業、交通運輸、餐飲服務業等第三產業，有效吸收農村勞動力，減輕勞動力在第一產業滯留的狀況。

2、未來云南產業結構調整與就業結構變化

未來云南產業結構調整的原則，總體按三次產業內的“三二一”順序推進，調大第三產業、調強第二產業、優化第一產業。根據“十二五”期間經濟發展的預期，全省第一、二、三次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結構關系，以“15:40:45”為宜，由此形成產業結構調整及優化的階段性目標。這樣，未來五年間，產業結構調整將在2009年17.3:41.9:40.8基礎上，使第一產業下降2.3個百分點，第二產業下降1.9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加4.2個百分點，達到第一、二、三次產業間的“15:40:45”，實現“三二一”結構目標。對應的三次產業間的就業結構則以55:14:32為宜，與2009年相比，第一產業的勞動力比重繼續減少，第三產業的勞動力比重增加最多，第二產業的勞動力比重略有增加，從而達到優化第一產業，強化第二產業，調大第三產業的目標。

三、云南產業結構調整對就業的貢獻

據云南統計局數據，與2001年相比，2009年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果是第一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623.18億元，第二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1715.47億元，第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2519.62億元。而對應的就業情況為第一產業勞動力從1710.4萬人減少到1672.5萬人，減少了37.9萬人。第二產業勞動力從207.9萬人增加到321.3萬人，增加了113.4萬人。第三產業勞動力從404.2萬人增加到691.0萬人，增加了286.8萬人。第一產業的剩余勞動力不斷向第二三產業轉移，帶動了就業的增長，成為吸收就業的主要力量。

為反應云南產業結構調整對就業的貢獻，需用就業彈性指標來衡量。

就業gdp彈性=某一產業計算期與基期相比的就業增長率/同期該產業經濟增長率

從表3中可以看出，截止到2009年，第一二三產業的就業彈性分別為0.02、0.05、0.13，其中第一產業對就業的拉動作用最小，第三產業對就業的帶動能力最強。從第一產業看，就業彈性為0.02，已經接近于零，說明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效應已經相當弱。第二產業就業彈性有緩慢上升的趨勢，一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可以拉動一個百分點的就業增長，上升的幅度較小。隨著現代科技水平的提高，第二產業逐步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變，對勞動力的需求在逐漸較少，尤其是專業技能和素質較低的勞動力已經難以滿足第二產業的需要。盡管第三產業也存在就業彈性下降的趨勢，但其總體就業彈性遠遠高于第一二產業，說明第三產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非常強，云南省的就業主要靠第三產業拉動。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下降表明勞動生產率提高，將勞動力配置到第三產業，邊際收益率逐步降低。另一方面，該產業就業彈性的降低與其內部結構的變化有關，因為第三產業既包括如批發、零售、餐飲這樣的傳統部門，也包括金融保險、科技服務、房地產開發等新興部門。前一類部門的勞動密集程度高，后一類部門資本技術密集程度高，就業機會相對少，導致就業彈性下降。由于相對于傳統第三產業來說，新興服務行業的經濟增長相對較快，因此第三產業的總體就業彈性就呈現下降趨勢。盡管如此，第三產業中的傳統產業部門吸納新增就業的能力非常強且發展潛力巨大，因此，就業人員的增量部分應盡可能多地配置在第三產業。

通過職業技能培訓和職業教育等，提高第二產業勞動力素質，推動第二產業發展。千方百計的動員各方力量，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發揮其在吸納勞動力方面的獨特優勢。在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過程中，推動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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