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和成本，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國內鑄幣稅收益；國際鑄幣稅收益；國際鑄幣稅流量；國際鑄幣稅存量

中圖分類號：F8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12）08—068—05

現行的國際貨幣制度是在197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達成的“牙買加協議”基礎上形成的，可以稱之為“牙買加體系”。“牙買加體系”具有下述基本特征：第一，以若干種發達國家的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其中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是美元；第二，國際儲備貨幣以發行國政府的信用作為保證，與黃金不存在任何貨幣意義上的聯系；第三，各國貨幣之間的匯率隨著外匯市場需求和供給的變化自由浮動，各國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浮動匯率制度。

在“牙買加體系”下，少數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得到了豐厚的國際鑄幣稅收益。長期以來，經濟學界對鑄幣稅收益進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由于這個問題比較復雜，經濟學文獻對鑄幣稅收益的定義有著不同的理解，對鑄幣稅收益的估算也有著不同的解釋。因此，筆者擬對國際鑄幣稅收益發表個人的探討性看法。

一、國內鑄幣稅收益

按照《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解釋，在金本位制條件下，人們用黃金鑄造金幣需要向當局支付賦稅，這種賦稅稱為鑄幣稅。在金本位制解體以后，貨幣當局具有發行硬幣和紙幣的權利，硬幣和紙幣的面值超過制作成本的收益被貨幣當局得到，這部分利益稱為鑄幣稅。顯然，這里的鑄幣稅是指國內鑄幣稅。但是，《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對國內鑄幣稅的解釋并不完整。在現代經濟里，貨幣主要不是指通貨，而是指存款貨幣。一個國家的貨幣當局發行貨幣主要不是以增加硬幣和紙幣的方式，而是以增加商業銀行準備金的方式。因此，還需要對國內鑄幣稅收益的定義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筆者認為，國內鑄幣稅收益應該從兩個角度理解：第一，雖然鑄幣稅曾經是一種賦稅，但它現在已經不是一種賦稅了。雖然國內鑄幣稅不是賦稅，但它類似于賦稅，它是貨幣當局憑借著發行貨幣的權利獲得的收益；第二，貨幣當局憑借發行貨幣的權利獲得收益的同時，可能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因此，在計算國內鑄幣稅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成本因素。

但是，貨幣當局在發行貨幣的過程中是否都會產生國內鑄幣稅收益呢？顯然，要回答這個問題還需要具體考察貨幣當局發行貨幣的方法。在現實的經濟里，貨幣當局發行貨幣，即增加貨幣供給主要有下述方法。

第一，發行紙幣。貨幣當局發行紙幣的面值超過制作紙幣成本的收益構成了國內鑄幣稅收益。在許多國家，硬幣通常是財政部發行而不是貨幣當局發行的，因此，在這里暫且不考慮發行硬幣的國內鑄幣稅收益。

第二，降低法定準備金比率。當貨幣當局降低法定準備金比率時，商業銀行出現了超額準備金。在利潤動機的支配下，商業銀行將增加貸款，貨幣供給量將增加。在這種情況下，貨幣當局沒有得到鑄幣稅收益。

第三，降低再貼現率。當貨幣當局降低再貼現率時，商業銀行將通過增加再貼現的方式補充流動資金，從而支持了商業銀行的信貸，貨幣供給量將增加。在這種情況下，貨幣當局獲得了貼現票據及其利息，這屬于國內鑄幣稅收益。

第四，公開市場操作。當貨幣當局在公開的證券市場上買進政府債務憑證時，將導致商業銀行準備金的增加和商業銀行貸款的增加，貨幣供給量將增加。在這種情況下，貨幣當局獲得了政府債務憑證及其利息，這也屬于國內鑄幣稅收益。

第五，對商業銀行再貸款。當貨幣當局對商業銀行發放貸款時，同樣支持了商業銀行的信貸，貨幣供給量將增加。在這種情況下，貨幣當局獲得了貸款資產及其利息，這同樣屬于國內鑄幣稅收益。

貨幣當局在采用第二到第五種方法增加貨幣供給的同時，商業銀行存放在貨幣當局的準備金也在增加。但是，雖然我國貨幣當局對準備金支付利息，但一般國家的貨幣當局對準備金不支付利息，所以準備金增加沒有形成貨幣當局增加貨幣供給的成本。因此，國內鑄幣稅的確切定義是指貨幣當局憑借著貨幣發行權利所獲得的資產價值扣除發行成本以后的收益。

由于鑄幣稅涉及貨幣當局獲得的資產價值問題，鑄幣稅將存在流量和存量的區別。例如，貨幣當局的公開市場操作在一段時期里可能是雙向進行的，不能只考慮買進政府債務憑證而不考慮賣出政府債務憑證。因此，從流量的角度考慮，國內鑄幣稅收益是指貨幣當局在一定時期里凈資產收益的增加；從存量的角度考慮，國內鑄幣稅收益是指貨幣當局在某個時點上通過發行貨幣而持有的未清償的資產價值。

二、國際鑄幣稅收益

上文所分析的是國內鑄幣稅。但是在“牙買加體系”下，發達國家的貨幣，特別是美元成為了國際儲備貨幣。這樣，少數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便得到了國際鑄幣稅。由于國際鑄幣稅與國內鑄幣稅具有不同的特征，為了與國內鑄幣稅相區別，可以將這種從外國得到的鑄幣稅稱為國際鑄幣稅。國際鑄幣稅與國內鑄幣稅的重要區別在于，國內鑄幣稅是貨幣當局得到的一種收益，而國際鑄幣稅則是貨幣發行國得到的一種收益。

在不考慮發行紙幣和降低法定準備金比率這兩種發行貨幣方式的條件下，國內鑄幣稅在數量上約等于基礎貨幣的金額加上相應的利息。但是，在基礎貨幣進入商業銀行體系以后，將會派生出數倍的貨幣，這意味著國內鑄幣稅的數量少于實際增加貨幣供給的數量。例如，假定美國商業銀行不保留超額準備金，沒有現金從美國銀行體系流失，在法定準備金比率為10%的條件下，美國貨幣當局以購買100億美元的政府債券的方式增加商業銀行的準備金，根據貨幣增加的倍數是法定準備金比率的倒數的計算公式，這將導致美國的貨幣供給量增加1000億美元，美國中央銀行得到了100億美元的政府債券及其利息的收益，這是國內鑄幣稅收益。但是，在這1000億美元中，如果有500億美元以各種對外經濟活動的形式流出美國，將給作為一個整體而言的美國帶來多于100億美元的鑄幣稅收益。這是因為外國政府、廠商、居民得到了這些美元以后，將以外匯儲備或外匯儲蓄等方式流回美國，美國便得到了國際鑄幣稅收益。

因此，如果要給國際鑄幣稅收益下一個初步的定義，它是指一個國家憑借著本國貨幣是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所獲得的一種國民福利。但是，僅僅指出國際鑄幣稅是一種國民福利是不夠的，還需要進一步分析國際鑄幣稅是如何產生的，以及有多少等問題。

以美國與中國的國際經濟活動為例。當美國進口中國的商品、對中國證券投資或對中國直接投資時，將直接對中國支付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美元。但是，如果中國將得到的美元用于進口美國的商品、對美國證券投資或者對美國直接投資，美國并沒有因為美元的特殊地位而獲得特殊收益。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由于擁有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美元而處于主動地位。這就是說，如果美國不進口中國的商品、對中國證券投資或對中國直接投資，中國將不能進口美國的商品、對美國證券投資或者對美國直接投資。顯然，只有中國將美元儲備下來，美國才能得到國際鑄幣稅收益。

從國際貿易活動的角度考察，國際鑄幣稅的典型產生過程可以舉例說明如下：美國進口商使用1000億美元進口中國商品，在中國出口商結匯以后中國商業銀行將1000億美元存放在美國的商業銀行，或者中國貨幣當局用人民幣買進這1000億美元，并以購買美國政府債券的方式保留這1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國際鑄幣稅就產生了。或者是美國商業銀行支付這1000億美元存款的利息，或者是美國政府支付這1000億美元政府債券的利息，但是美國不僅獲得了價值1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而且還獲得了回流的1000億美元的儲備或儲蓄，其減去美國為這1000億美元的儲備或儲蓄支付的利息的差額，就構成了美國的國際鑄幣稅收益。當然，中國持有的這1000億美元的存款或債券可能最終會形成對美國商品的購買力，但是只要中國繼續持有美元，美國就獲得了國際鑄幣稅收益。如果美國廠商和居民不是進口中國商品，而是對中國證券投資或直接投資，那么他們支付美元得到的就不是不可增值的中國商品，而是可以增值的中國資產。但是，只要中國政府、機構或個人將得到的美元以儲備或儲蓄的方式存到美國，由此所產生的結果與前面關于國際貿易活動所產生的結果是相似的。

因此，國際鑄幣稅收益的確切定義是指：一個國家憑借著本國貨幣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所獲得的被外國作為儲備手段保留的本國貨幣的金額扣除本國為此支付的利息代價以后的一種國民福利。國際鑄幣稅收益有流量和存量之分。從流量的角度分析，國際鑄幣稅收益是指在一定的時期內回流國際貨幣儲備發行國的該國貨幣的金額減去該國際貨幣儲備發行國為此支付的利息代價以后的差額。但是，在現實的經濟里，難以估算回流到某個國際儲備發行國的貨幣的數量，因而可以根據該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國際收支逆差來估算；從存量的角度分析，國際鑄幣稅收益是指在一定的時點里外國持有的某個國際貨幣儲備發行國的貨幣資產減去該國際貨幣儲備發行國為此支付利息的差額。

三、國際鑄幣稅收益的估算

下面以美國為例來估算2000年以來美國所得到的國際鑄幣稅收益。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劃分方法，國際收支包括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金融項目等三大項目。美國長期以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之和都是逆差，只能依靠金融項目的順差加以抵消。金融項目主要包括官方儲備資產、直接投資、證券投資等項目，而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經常超過外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即美國的直接投資項目也是逆差。這樣，美國經常項目、資本項目、直接投資子項目形成的逆差又只能依靠官方儲備項目和證券投資項目加以抵消。

官方儲備資產主要包括黃金儲備、特別提款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儲備頭寸和外國貨幣。由于美國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同時，外國也對美國直接投資，在外國持有美國政府和私人金融資產的同時，美國政府和私人也持有外國金融資產。因此，美國金融項目差額減去外國對美國的凈直接投資的數額，便形成了外國持有的美國官方和私人金融資產減去美國政府和私人持有的外國金融資產之差的凈金融資產價值。將該凈金融資產價值加上美國官方儲備資產減少的數額，便可以看做是流量意義上的美國的國際鑄幣稅收益。

在計算國際鑄幣稅收益的過程中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外國持有的凈金融資產實際上是美國對外國的負債，美國必須為此支付利息。但是，美國對外國支付的利息已經反映在經常項目中，在計算流量意義的國際鑄幣稅收益時，不應再從外國持有的美國凈金融資產中扣除美國為此支付的利息；第二，在美國對外國直接投資超過外國對美國直接投資時，流出的美元以外國政府、機構或個人儲備的方式流回美國，形成了美國的國際鑄幣稅收益。但是，在外國對美國直接投資超過美國對外國直接投資時，外國就像用美元購買美國商品一樣購買美國實物資產。因此，在計算國際鑄幣稅時，在美國對外凈直接投資是正數的情況下，不應該在美國金融項目的差額上再加上外國對美國的凈直接投資的數額；在美國對外凈直接投資是負數的情況下應該減去外國對美國的凈直接投資的數額。

表1反映了2001年以來美國得到的國際鑄幣稅收益情況。由于還存在著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資和誤差與遺漏兩個項目，這三個項目的代數和不等于零。在美國對外國直接投資超過外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年份，金融項目的差額，即外國持有美國官方和私人金融資產減去美國政府和私人持有的外國金融資產之差形成的凈金融資產價值，再加上美國官方儲備資產減少的數額，就是流量意義的美國的國際鑄幣稅收益。在美國對外國直接投資小于外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年份，金融項目差額減去外國對美國凈直接投資，即外國持有美國官方和私人金融資產減去美國政府和私人持有的外國金融資產之差形成的凈金融資產價值，再加上美國官方儲備資產減少的數額，就是流量意義的美國的國際鑄幣稅收益。

這里還存在一個疑問，美國金融項目的差額減去外國對美國凈直接投資實際上是美國的負債，美國必須要還本付息，它如何形成了美國的鑄幣稅收益呢？確實，如果美元不是國際儲備貨幣，它就是美國的負債。但是，在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的條件下，外國政府和私人總是要保留美元。從表1的第一行可以看到，外國政府的美元儲備在不斷增加。因此，相當大一部分美國所欠的債務實際上屬于不必償還的債務，這種債務便構成了美國的國際鑄幣稅收益。從表1可以看到，2001年以來，美國憑借著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每年獲得了少則1000億美元，多則7000億美元的國際鑄幣稅收益。

應該指出，上面僅是估算流量意義的國際鑄幣稅收益，如果要估算存量意義的國際鑄幣稅收益，需要將外國政府、機構和個人持有的美元儲備減去美國為此支付的利息。但是，現在只能獲得外國政府持有的美元儲備的資料，無法獲得外國機構和個人持有的美元儲備的資料，因而只能估算美國從外國政府得到的國際鑄幣稅收益。

由于外國政府不會全部以美國國債的形式持有美元儲備，根據某些主要國家持有美元儲備的債務工具的結構，可以假定外國政府以美國國債的形式持有美元儲備的比例是50%。另外，美國國債的利率是無風險利率，根據金融市場的情況，可以假定其他債務工具的利率比美國國債利率高50%。按照這兩個假定可以得到2001年以來美國從外國政府獲得的國際鑄幣稅存量，如表2所示。

在表2中，由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報》提供的各國政府外匯儲備的數據以特別提款權（SDRs）表示，還需要根據美元儲備占外匯儲備的比例，以及特別提款權兌換美元的數量來估算各國政府以美元表示的美元儲備。另外，美國國債的收益率取1年期限的美國國債在3月、6月、9月和12月初的收益率的算術平均數。

從表2可以看到，2006年以來，美國在每年年底這個時點上得到的國際鑄幣稅收益都超過20000億美元，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還在不斷增加。

篇2

[關鍵詞]發展中國家 對外直接投資 局部競爭優勢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4-0018-07

一、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優勢

鄧寧(J. H. Dunning) 通過對許多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情況的分析，提出了一個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取決于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的看法。鄧寧提出，隨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對外凈直接投資出現周期性變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低于400美元屬于對外凈直接投資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只有小量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沒有本國直接投資流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高于400美元低于2000美元屬于凈對外直接投資第二階段，在這個階段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增加，并開始出現本國直接投資流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高于2000美元低于4750美元屬于對外凈直接投資第三個階段，在這個階段本國直接投資流出增長速度超過外國直接投資流入，但對外凈直接投資仍然是負數。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高于4750美元屬于對外凈直接投資第四個階段，本國直接投資流出量超過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1] （P269-296） 鄧寧的上述分析被稱為投資發展路徑理論（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簡稱IDP理論。

托倫惕諾（P. E. Tolentino）在1993年利用30個國家的數據，從時間序列和橫截面兩個方面對鄧寧的IDP理論進行驗證。時間序列分析證明了鄧寧的IDP理論的有效性，但橫截面分析的結果卻不支持鄧寧的IDP理論。托倫惕諾認為原因是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僅數量上迅速增加，而且時間上也提前了。[2] （P86-120） 但是，劉紅忠利用1988-1995年32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根據不同的假定建立了4個Panel數據模型對鄧寧的IDP理論進行驗證，結果表明托倫惕諾所說的結構變化不存在，鄧寧的IDP理論具有廣泛的適用性。高敏雪和李穎俊同樣證明IDP理論具有廣泛的適用性。[3] (P 47-52)

關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一些經濟學者從競爭優勢這個角度進行了分析。威爾斯（L. T. Wells）在他所著的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界的跨國公司》一書中，提出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在于它們具有某種競爭優勢，他將這些競爭優勢歸結為下述三種優勢：第一，小規模制造的優勢，包括小規模市場、小規模技術、低管理成本等方面的優勢；第二，當地采購和特殊產品的優勢，包括使用當地資源、生產民族產品等優勢；第三，接近市場的優勢，包括商標、追隨顧客等優勢。

小規模制造的優勢是指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為小規模的市場提品所具有的優勢。某些發展中國家對制成品的需求量較小，市場容量有限，發達國家的企業采用大規模的生產方法難以獲得效益，從而給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提供了機會。它們可以采用適合于小規模生產的技術，以較低的管理成本在東道國進行小批量產品的生產，以滿足當地小規模市場的需要，從而形成了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競爭優勢。

接近市場的優勢是指發展中國家企業在東道國生產某些具有一定影響的廉價產品所具有的優勢。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生產的產品以價格低著稱，其中不乏物美價廉的產品。而許多發展中國家由于人均產值較低，更傾向于選擇價格低廉的產品。這樣，當某些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某些產品的生產上具有一定的品牌效應時，它們可以對另一些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通過雇傭當地廉價的勞動力，以較低的基本建設費用和少支出廣告費用等低成本的營銷策略，生產出具有價格競爭力的產品。

威爾斯指出，世界市場是多元化和多層次的，對于那些技術不夠先進、生產規模不夠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由于它們具有明顯的低成本的優勢，它們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仍然具有較強的競爭力。[4]

威爾斯所指出的現象是存在的。但從威爾斯的分析可以看到，發展中國家這種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只是一種拾遺補缺，它還不能更加廣泛地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

拉奧（S. Lall）通過對印度跨國公司的研究指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通過對成熟技術或工藝的消化、改進和創新，可以形成自己的特定優勢，如更適合于發展中國家市場的需要，在小規模的生產條件下具有更高的效益等。這樣，它們就有可能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拉奧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可以形成自己的特定優勢，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發展中國家對技術的消化、改進和創新往往與本國社會資源的特點相聯系。例如，發展中國家所采用的技術，一般具有可以密集使用勞動而節約資金的特點，也就是勞動密集型技術。這樣，發展中國家在某種特定的技術上具有特定的優勢。第二，發展中國家生產的產品適合于本國的收入水平和消費需求，這樣也就適合于其他相似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的收入水平和消費需求。另外，一些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由于本國市場規模較大和需求層次較多，具有生產差異化產品的能力。因此，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產品的適應性方面具有特定的優勢。第三，發展中國家通過對技術的消化、改進和創新，形成了適合小規模生產的技術，這些技術使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生產數量不大的產品上具有特定的優勢。第四，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能夠開發不同于發達國家名牌產品的具有自己特色的同類產品。當某個國家的市場規模較大、不同消費者的購買力存在很大的差異時，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產品在某一種購買力層次上具有特定的優勢。[5]

拉奧對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不同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進行了概括和比較，如表1所示。

資料來源：S. Lall, The New Multinationals: the 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3, p7。

拉奧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但它不能清晰地說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例如，上面的列表沒有清楚地表明，發達國家的企業為什么對發達國家的企業具有優勢并能夠到發達國家直接投資。

筆者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與發達國家的企業相比，從整體上說在技術、資金、管理、營銷等方面都處于劣勢。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在每個行業的企業都是如此，更不意味著生產每種產品的企業都是如此。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可以在局部上形成對發達國家的企業的優勢，并利用這種優勢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這種局部優勢是指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某種特定的產品或某個細分的市場上具有優勢，它包括局部技術優勢、局部規模優勢、企業整合優勢和市場細分優勢。

二、局部技術優勢型直接投資

局部技術優勢是指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某種產品的生產技術上具有的優勢。從技術上說，目前新興產業的先進技術基本上掌握在發達國家企業手中。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技術都是發達國家的企業處于優勢地位。發展中國家企業通過對某些趨向于成熟的技術的改造和創新，可以領先于發達國家的企業。

中國的海爾集團公司就是局部技術優勢的一個典型的例子。該公司成立于1984年，前身是專門生產冰箱的青島冰箱總廠。家電生產技術不是當今世界的尖端技術，而是趨向于成熟的技術。但是，即使是趨向于成熟的技術，技術的創新也是沒有窮盡的。海爾公司正是憑借著不斷的技術變革和創新，使產品的質量不斷提高，成為了世界第四大白色家電制造商，并開始大規模地向發達國家直接投資。

首先，考察一下海爾公司的冰箱技術。1998年，海爾公司緊跟世界冰箱技術的發展，開發出國內首臺變頻冰箱。經過多年的技術積累與創新，海爾公司已經形成全系列100多個型號的變頻冰箱。后來，海爾集團公司又開發出無氟冰箱，并同時實現了節能50%的目標，這種超級節能無氟冰箱在世界居于領先的地位。2006年，海爾公司又推出具有“光波增鮮”技術的鮮+變頻冰箱。這種冰箱突破傳統的保鮮觀念，利用光合生長技術，釋放5種波長的仿自然光波，達到了保鮮的效果。

其次，考察海爾公司的空調技術。海爾公司創造了“AIP電離凈化”專利技術，在房間除塵健康技術上取得了突破。該技術解決了空調的過濾網只能隔離較大的灰塵顆粒，無法隔離小顆粒煙塵的問題，提高了房間的潔凈度。海爾公司還發明了“’07鮮風寶”空調專利技術，在調節溫度和調度技術上取得了進展。該技術解決了目前的空調只能將溫度設定在比環境溫度低并且不能設定濕度的問題，可以降溫除濕、升溫除濕、恒溫除濕等等。另外，海爾公司還利用世界首創的“雙新風”專利技術，使空調在“呼出”室內污濁空氣的同時“吸入”室外新鮮空氣，實現“不用開窗、保溫加氧”的目的。海爾公司最近研究與開發的全變多聯中央空調在能效比上最近取得新突破：最高能效比達到4.28，比普通空調能效比2.5高出近一倍，超過2007年日本年度標準的39.4％。

再次，考察海爾公司洗衣機的技術。海爾公司開發了不用洗衣粉的洗衣機，該洗衣機擁有32項技術專利，它采用電解原理，把水分解成堿性離子，同時采用海爾獨有的“雙動力”技術，在不用洗衣粉的情況下，達到高于洗衣粉的洗凈效果。由于該洗衣機一次就漂洗干凈衣服，避免了在衣服上殘留洗衣粉的現象，有利于消費者皮膚的保護。

由此可見，海爾公司在白色家電的某些技術方面具有優勢。1999年4月，海爾公司在美國南卡州建立了美國海爾工業園。園區占地700畝，年產能力50萬臺家電產品。2000年，該園區正式投產生產家電產品，并通過高質量和個性化設計逐漸打開美國市場，其中180升以下的冰箱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超過50%。這樣，海爾公司實現了“三位一體本土化”的目標，即設計中心在洛杉磯、營銷中心在紐約、生產中心在南卡州。2002年3月5日，海爾公司買下紐約中城格林尼治銀行大廈作為它在北美地區的總部。2001年6月，海爾公司又并購了意大利邁尼蓋蒂冰箱工廠。加上海爾公司在法國里昂和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設計中心，在意大利米蘭的營銷中心，海爾也在歐洲實現了“三位一體本土化”的目標。[6]

具有局部技術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要實現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往往需要首先經歷對發達國家貿易的過程。對外貿易的主要作用，是使發達國家的消費者了解本企業的產品，并使本企業的產品在發達國家市場上的銷售量達到一定的規模，這樣直接投資才可能發生。發展中國家這種具有局部技術優勢的產品往往是國內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企業借助于它所掌握的技術和利用本國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來生產這些產品。如果企業將這些產品轉移到發達國家生產，生產成本將會上升。如果發達國家的消費者不了解這種產品，或者即使了解這種產品但銷售量不大，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將無法實現在發達國家的本土上生產這些產品。

但是，一旦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產品在發達國家的市場上達到一定的銷售量，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往往選擇直接投資。發達國家人均收入較高，市場規模較大，如果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產品以貿易的方式進入發達國家的市場，往往受到發達國家技術標準的阻礙以及反傾銷的調查，結果無法拓展發達國家的市場。以反傾銷為例，發展中國家企業具有競爭力的產品都是性能與價格比率較高的產品。由于技術上的局限，這些企業難以按照同樣的性能與價格比率提高產品的性能和價格，它們只能在一定的性能下降低產品的價格，結果很容易導致發達國家的反傾銷。企業關心的是總利潤而不是單位產量的利潤，即使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的單位產量的利潤下降，但如果能夠得到更大的總利潤，它們也將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這種情況可以借助于圖1來分析。

圖1的橫軸表示產量，縱軸表示總成本或總收益。圖中的TR曲線表示總收益曲線，TC曲線表示總成本曲線，TFC曲線表示總固定成本曲線，TC曲線與TFC曲線的垂直距離表示不同產量的總可變成本，TR曲線和TC曲線的垂直距離表示不同產量的利潤，圖中各種收益和成本的數值都是預期值。另外，在圖1中，（A）表示國際貿易的情形，（B）表示直接投資的情形，這兩個坐標系的單位都相同。假定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不論是以貿易的方式銷售產品還是以投資的方式銷售產品，市場價格將相同。這意味著國際貿易和直接投資這兩種方式的總收益曲線TR相同。由于對外直接投資需要支付許多額外的成本，即使以國際貿易的方式銷售產品需要支付運輸成本和關稅，它的成本仍然低于以直接投資的方式。因此，（A）中的盈虧平衡點的產量(Oa)小于（B）(Oc)。但是，由于國際貿易受到這樣或那樣的限制，只要以直接投資的方式銷售產品的產量(Od)高于國際貿易(Ob)，由此帶來的總利潤（產量為Od時總收益曲線TR與總成本曲線TC的垂直距離）高于國際貿易（產量為Ob時總收益曲線TR與總成本曲線TC的垂直距離），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將選擇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

海爾公司走向世界正是經歷了從對外貿易走向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按照海爾公司的說法，海爾公司走向世界的“三部曲”是：本土化認知階段、本土化扎根階段、本土化名牌階段。這就是說，第一步，按照“‘創牌’而不是‘創匯’”的方針，出口產品開拓海外市場，創“知名度”；第二步，按照“先有市場、后建工廠”的原則，當銷售量達到建廠盈虧平衡點時，開辦海外工廠；第三步，按照本土化的方針，實行“三位一體”的本土發展戰略，創“美譽度”。1998年，海爾公司向美國出口的冰箱達到1700多萬美元。據統計，在美國建一個冰箱廠的盈虧平衡點是28萬臺，海爾公司出口的冰箱已遠超過這個數字。1999年，海爾公司對美國直接投資。

三、局部規模優勢型直接投資

局部規模優勢是指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某個行業里形成大規模的生產所形成的優勢。世界上大規模的企業絕大多數是發達國家的企業。但是，發達國家的企業并不是在全部產業中都具有規模的優勢。特別是在一些技術趨向于成熟的產業，或者是在發展中國家企業逐漸退出“夕陽產業”中，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有可能具有規模的優勢。它們可以憑借著這種優勢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大連機床集團公司就是利用局部規模優勢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例子。

大連機床集團公司建立于1947年，長期以來是中國機床制造業的重要企業。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后，該公司迅速發展起來，產量不斷擴大。現在，大連機床集團公司總資產達到30億元人民幣，企業規模在世界機床產業中居第7位。雖然機床產業處在不斷的技術創新之中，但是該產業相對而言是技術比較成熟的產業。大連機床集團公司在該產業中不是技術領先的企業，但卻是規模領先的企業。2003年，大連機床集團公司收購了美國英格索爾曲軸系統公司，建立了全資的英格索爾曲軸加工系統有限公司。英格索爾公司具有100多年的歷史，專門生產曲軸制造設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曲軸加工設備供應商之一。大連機床集團公司憑借著局部規模優勢，一方面它有能力收購發達國家的企業，另一方面它有能力將在發達國家建立的企業融入本企業集團。現在，大連機床集團公司已擁有3個國外全資公司，1個國外股份公司。[7]

具有局部規模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對直接投資的選擇可以用圖2來分析。圖2（B）和（A）分別表示發展中國家企業兼并或收購發達國家企業前后的平均收益(AR)、邊際收益(MR)、平均成本(AC)、邊際成本曲線(MC)。假定在兼并和收購前后平均收益和邊際收益曲線不變，兼并和收購的決策將取決于平均成本和邊際成本曲線的變化。如果在兼并和收購以后經過對企業的整合，減少了組織和安排生產和銷售的職能部門，共享了雙方最先進的技術，使原材料供給和產品銷售的布局更加合理，那么正如圖2（A）所示，平均成本和邊際成本曲線將下降，（A）的利潤（cp與Oq的乘積）高于（B）的利潤（cp與Oq的乘積），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將選擇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

如果在兼并和收購以后，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能夠在市場上形成更高程度的壟斷，那么圖2（B）中的平均收益和邊際收益曲線不是與（A）中的平均收益和邊際收益曲線相同而發生向上的移動，這樣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將得到更大的利潤，它更傾向于兼并和收購發達國家的企業。

四、企業整合優勢型直接投資

企業整合優勢是指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通過完善生產體系或者完善生產與銷售體系所產生的更強的競爭力。在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根據本國社會資源的特點生產某種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并在這種產品的國際市場上形成一定競爭力的情況下，如果該企業或者只生產某個檔次的產品，或者只生產某個品種的產品，或者只有較強的生產體系而沒有相應的銷售體系，那么該企業有可能通過兼并和收購發達國家企業的方式，來完善自己的生產體系或銷售體系，從而產生一種整合的優勢。中國多個企業就是由于這樣的原因而走上對外直接投資道路的。

以中國聯想集團公司為例。聯想公司成立于1984年，主要生產個人電腦。經過20多年的努力，聯想公司個人電腦的生產和銷售在國內居第1位，在世界上居第8位。聯想公司在個人電腦的生產上并不具有超過發達國家企業的核心技術。個人電腦的核心技術和關鍵部件是中央處理器（CPU），而聯想公司個人電腦的中央處理器都是美國英特爾公司提供的。2004年12月8日，聯想公司以12.5億美元收購了IBM個人電腦業務。通過這次收購，聯想公司將擁有IBM個人電腦的研究與開發機構、生產制造體系、產品銷售網絡以及“Think”品牌，聯想公司在世界個人電腦廠商的排名將由第8位躍升至第3位。

IBM公司是世界上著名的電腦生產企業，在世界電腦制造業位于前列。但是，IBM公司的個人電腦業務多年出現虧損，對公司的整體業績產生不利影響。為了提高盈利水平，IBM公司準備甩掉個人電腦業務的包袱，集中發展商用服務器等高端產品。聯想公司認為，聯想公司與IBM公司個人電腦業務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從產品來看，聯想公司的產品主要是中、低端個人電腦，IBM公司的產品則是高端個人電腦。從特長來看，聯想公司的強項是個人消費者電腦，IBM公司的強項是高端商用電腦。在中、低端個人電腦市場格局已經基本確定的情況下，聯想公司能否繼續發展，取決于它在高端個人電腦生產上的作為。另外，利用聯想公司生產和銷售個人電腦特長，有可能改變IBM公司個人電腦生產和銷售的不利局面。基于這種考慮，聯想公司仍然發起這次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前景不樂觀的收購行動。

僅僅過了半年，聯想公司整合的優勢就發揮出來。聯想公司不僅把原來虧損的IBM個人電腦業務帶向盈利，而且聯想公司的個人電腦業務也有2位數的增長。難能可貴的是，聯想公司在中國、北美、亞太地區的個人電腦業務均取得盈利，而不是依靠用一個地區的盈利來彌補另一個地區的虧損。[8]

再來分析一下沈陽合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成立于1987年，主要生產電動工具、農業機械、園林機械、汽車電器等產品。2003年12月，合金投資公司以8000萬美元收購美國Murray集團公司全部資產，創下了當時中國傳統制造業規模最大的海外兼并案例。美國Murray集團公司是英國上市公司TomkinsPLC下屬廠商之一，是世界領先的民用草地花園設備供應商和生產商，公司總資產約2.7億美元，年銷售額7.5億美元。Murray集團公司產品和服務現已銷往50個國家,其中在北美和歐洲市場約占75%。在北美，Murray集團與大零售商有著良好的合作關系。該公司83%的產品通過最大的8家零售商銷售，其中通過沃爾瑪、HOME DEPOT和西爾斯銷售的產品占總銷售量的73.4%。相比之下，雖然合金投資公司具有很強的生產和出口能力，但是沒有知名品牌，也沒有世界范圍的銷售網絡。合金投資公司收購美國Murray集團公司的主要動機，就是建立自己的品牌，并且使本公司的生產體系與國際市場營銷渠道和售后服務網絡的有效對接，形成一種整合的優勢，迅速在世界上擴大本公司電動工具的市場。[9]

發展中國家企業整合優勢直接投資的情形可以借助于圖3來分析。圖3與圖1相似。它們不同的地方是如果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以直接投資的方式銷售產品，它們的總成本較高。但是，由于形成了整合優勢，它們不但總收益較高，而且總產量較大。這意味著圖3(B)中的總收益曲線TR的斜率要大于(A)中的總收益曲線TR的斜率，(B)中的總成本曲線TC的位置要高于(A)中的總成本曲線TC。與局部優勢直接投資的情形相似，只要以直接投資的方式銷售產品所帶來的總利潤（產量為Od時總收益曲線TR與總成本曲線TC的垂直距離）高于國際貿易（產量為Ob時總收益曲線TR與總成本曲線TC的垂直距離），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將選擇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

五、市場細分優勢型直接投資

市場細分優勢是指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某個特定檔次或特定品種的產品生產上具有的成本優勢。某種產品的市場是可以細分為多種市場的。例如，從檔次上分，某種產品市場可以分為低檔產品、中檔產品和高檔產品市場。從國際貿易的角度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不同類型的產品或同一類型不同品種的產品具有不同的優勢。從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的角度來說，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有可能在某種細分的產品生產上具有成本的優勢。

韓國現代汽車公司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美國是汽車的生產和消費王國，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和福特汽車公司的生產和銷售數量在世界上分別居第一和第四位。從整體來看，美國的汽車工業對韓國的汽車工業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但是，汽車市場是一個高度細分的市場。以轎車為例，轎車分為低檔轎車、中低檔轎車、中檔轎車、中高檔轎車、高檔轎車。低檔轎車并不意味是低質量轎車，它可以是具有優越的性價比的經濟型轎車。美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很高，但美國人并不都是富人，美國人對各種類型的汽車都有廣泛的需求。韓國的汽車工業正是從經濟型轎車取得突破，在同等性能的條件下對美國的汽車具有低成本的優勢。現代汽車公司就是利用這種市場細分的優勢實現對美國直接投資。

現代汽車公司（Hyundai Motor Company）建立于1967年。經過30多年的發展，雖然它還沒有進入世界十大汽車公司的行列，但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業績。現在，現代汽車公司向世界193個國家和地區出售汽車。到2004年，現代汽車的出口累計達到了1000萬輛。2005年，現代汽車公司在韓國國內市場銷售汽車62.7367萬輛，在國際市場銷售汽車101.1494萬輛。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現代汽車公司嘗試通過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的方式銷售汽車。它開始選擇在加拿大組裝索納塔汽車，結果遭受慘重損失。后來現代汽車公司加強市場調查，首先對美國出口性價比較高的經濟型轎車，在得到美國市場的認可后，再對美國進行直接投資。它投資11億美元在阿拉巴馬州建立了一個汽車組裝廠，專門組裝現代汽車；在加利福尼亞州建立一個安全測試與研究中心，測試與改進汽車的安全性；再分別在加利福尼亞州和密執安州建立了技術研究與開發中心，前一個中心主要研究和開發汽車技術，后一個中心主要研制下一代的汽車。[10]

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市場細分優勢的直接投資通常有一個特點，就是在發達國家建立產品的組裝工廠。這是因為細分優勢主要來自低端產品的成本優勢，如果在發達國家完成產品的全部生產過程，將會失去成本的優勢；如果在本國或在其他發展中國家采購零部件，再到發達國家進行組裝，才有可能保持低成本的優勢。在發達國家組裝產品需要支付較高的工資成本和租金成本，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節約了運輸成本和關稅成本，因而不會導致生產成本的大幅度上升。

中國企業正在涌動著對外直接投資的熱潮。在這樣的時刻，冷靜地分析中國企業具有什么樣的局部競爭優勢，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相比將增加多少收益的成本，對中國企業取得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功無疑是重要的。

[參考文獻]

[1]J. H. Dunning，Explaining Changing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in Defense of the eclectic Theory[Z].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9，(41).

[2]P. E. Tolentino，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Z]. Routledge，1993.

[3]劉紅忠.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及國際比較[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敏雪，李穎俊. 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階段的實證分析[J]. 管理世界，2004，（1）.

[4]L. T. Wells，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Mass.[M].MIT Press，1983.

[5]S. Lall，The New Multinationals：the 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s[Z].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83.

[6]海爾集團公司網頁[Z].

[7]“大連機床：規模總量居全球行業前茅”[N]. 經濟日報，2006-08-10.

[8]聯想集團公司的網頁.cn[Z].

篇3

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

中圖分類號 F830.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0)03-0077-05

一、對外直接投資的微觀理論

1.壟斷優勢理論

海默(Hymer)于1960創立壟斷優勢理論。[1]壟斷優勢理論認為一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是它相對當地企業具有某種優勢并足以抵消額外的成本,而且這種優勢是與該企業所有權相聯系的、不容易喪失的、有形資產或無形資產的優勢。金德爾博格(Kindleberger,1969)推進了海默的思想,認為跨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時具有規模優勢、市場優勢、生產要素優勢等。[2]約翰遜(Johnson,1970)從知識資產的占用和使用的角度,阿利伯(Aliber,1970)從貨幣和資本的角度,卡夫斯(Caves,1971)從產品的異質化能力、知識和技術等核心資產的角度,彭羅斯(Penrson,1976)從規模經濟的角度論述了企業的壟斷優勢。[3]鄧寧(Dunning,1977)進一步把這種優勢發展為“所有權優勢”。[4]

壟斷優勢理論關注的是最終產品市場并通過市場寡占獲取超額利潤。其理論集中在廠商特有優勢和寡占市場結構上,但后續的研究主流關注廠商特有優勢,而對寡占市場結構的研究不占主流。

2.內部化理論

巴克利和卡森(Buckley and Casson,1976)把對外直接投資看成是企業將國際交易內部化的直接結果。他們認為由于競爭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對稱,中間產品難以通過市場交易完成,所以企業通過并購對方或新建子公司來使交易在企業內部完成。[5]威廉姆森(Williamsen,1975)、漢納特(Hennart,1977)、馬吉(S.P.Magee,1977)、拉格曼(Rugman,1981)等從不同的角度對企業配置資源的協調機制進行闡述,進一步完善了內部化理論。[6]

內部化理論關注的是中間產品市場,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來獲取更高的利潤,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質不在于資本的國際轉移,而是基于企業所有權之上的管理權與控制權的擴張。尼爾斯基和奈特(Liesch and Knight,1999)認為對于資源相對不足的中小企業而言,市場內部化未必是絕對的,它們可以通過信息與知識內化來獲取大公司把市場內部化的價值。[7]但推動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不是內部化,而是知識上的優勢,內部化只是保持企業知識上的優勢的途徑或方法。內部化理論的局限還在于它沒有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向、難以適用于短期的投資行為分析。

3.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鄧寧(1977)首先提出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并在以后不斷修正完善,其核心是“三優勢”分析范式(OIL Paradigm)。該理論認為國際生產的方式、范圍和格局由企業的三種優勢決定:所有權優勢(O)、內部化優勢(I)和區位優勢(L)。

折衷理論的三優勢中,所有權優勢說明企業為什么(Why)要從事國際生產,內部化優勢說明企業如何(How)利用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說明企業到哪里(Where)從事國際生產。但折衷理論沒有把時間作為內生變量納入到分析框架中,即沒有說明何時(When)進行投資。

在論述具體的對外直接投資動機時,鄧寧將其劃分為四種類型:尋求市場(market-seeking)、尋求資源(resource-seeking)、尋求效率(efficiency-seeking)、以及尋求現成資產(created-asset-seeking)。

除了鄧寧的區位優勢外,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理論還包括:(1)以克拉維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凱夫斯(Caves)及部分北歐學者為代表的市場學派理論,他們強調市場的接近性、市場規模及增長潛力以及所謂的心理距離對跨國公司投資區位的影響。(2)以安哥多(Agodo,1978)、貝爾德伯斯(Belderbos,2003)、奧克荷姆(Oxelheil,2001)以及魯明泓(1999)等為代表的制度學派理論,該理論著重分析了東道國政治、經濟、法律甚至轉型體制對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3)以波特(Poter)、斯密斯與佛羅里達(Smith & Florida)、埃利森與格蘭澤(Ellison & Glaeser)為代表的集聚經濟理論,他們認為產業空間集聚不僅會帶來產業的自然優勢而且會帶來技術溢出等外在優勢。①

4.小規模技術理論

威爾斯(Wills,1977)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8]他借用弗農(Vernon)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標準化階段為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機會,并認為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優勢主要有:擁有小市場需要的小規模技術;在民族產品的海外生產上頗具優勢;低價產品營銷策略。小規模技術論本質上屬于“被動技術論”,此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所生產的產品主要是使用“降級技術”,生產在西方發達國家早已成熟的產品,這樣就使得發展中國家永遠處于生產的邊緣地帶(魯桐,1998)。威爾斯把發展中國家企業競爭優勢與母國市場特征之間聯系起來,在理論上給后人提供了一個充分的分析空間。

5.技術地方專業化理論

沿著威爾斯的思路,拉奧(Lall,1983)深入研究了印度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和投資動機,并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9]在拉奧看來,即使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特征表現在規模小、使用標準技術和勞動密集型等,卻包含著企業內在的創新活動,形成和發展自己的特定優勢:利用當地技術知識和要素價格進行跨國生產;對進口的技術和產品進行一定的改造和創新;生產與發達國家名牌產品不同的消費品;利用民族或語言的因素加強自身的競爭優勢。拉奧強調發展中國家對外國技術的改進、消化和吸收是一種主動的創新。正是這種創新活動給企業帶來了新的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可以憑借這種競爭優勢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6.技術累積理論

坎特維爾和托蘭惕諾(Cantwell & Tolentino,1987)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擴張過程恰恰是其內部連續不斷的技術累積過程,技術累積和國際投資深化是相輔相成的。[10]發展中國家企業,尤其是處于國際化初期的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海外創新活躍地區建立生產基地進行生產和研發活動,不僅可以獲得先進的技術信息、有效地利用當地的技術資源,還可以為本國技術累積和創新建立更為廣泛的國際基礎,推動母國的產業發展。

小規模技術理論、技術地方專業化理論以及技術累計理論的核心內容都是在尋求發展中國家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其理論實質上是對壟斷優勢論的改進,以適用于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這些理論注重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擴張效應,而忽視了競爭效應,忽視了市場結構、競爭強度對企業戰略決策的影響。

7.長期戰略理論

魯伯(Reuber)等人根據對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調查,描述了三種不同的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出口導向的投資;市場拓展投資;政府倡導的投資。魯伯認為,預期的投資利潤率(而不是當前的利潤率)對投資水平有著根本的影響,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是長期的戰略考慮。魯伯的研究是實證的,其啟示是: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應著眼于長期發展戰略,短期的利潤率不應占有絕對重要地位。②

8.寡占反應論及博弈論模型的發展

尼克博格(Knickerbocker,1973)基于戰后美國187家巨型跨國公司進入國外市場的分析,發現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追隨潮流”效應(Bandwagon Effect),表現為一旦有一個企業向國外市場擴張,同行業的其它企業為了確保國內外的市場地位也競相向國外擴張。并且集中度越高的行業,追隨潮流現象也越明顯。尼克博格把這種現象稱為“寡占反應”。這種“追隨潮流”的行動還表現為不同國家的企業進入彼此的市場或第三國市場。[11]凡尤格勒斯(Reinhilde Veugelers,1995)建立了一個博弈論模型,較好地解釋了對外投資中的“追隨潮流”現象,并認為只有在對外投資獲得的收益大于固守本國市場的收益時,才有動機實施寡占反應對外投資。[12]

史密斯(Smith,1987)[13]用兩階段博弈模型考察了對外直接投資所起的策略性作用――進入遏制;格雷厄姆(Graham,1990)[14]用雙頭壟斷模型量化了“交換威脅”型對外直接投資;福斯弗瑞和莫特(Andrea Fosfuri & Massimo Motta,1999)[15]認為后進企業傾向于對外直接投資以獲取特定區位知識,而領導者企業傾向于出口以避免自身優勢的消散。卞華頓和埃克爾(Bjorvatn and Eckel,2006)則認為盡管技術溢出在當地十分明顯,領導企業還是有動力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阻止技術落后企業的技術獲得型對外直接投資。

9.基于實物期權視角的對外直接投資因理論

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日益推進,使得對外直接投資及其經營活動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簡言之,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一般都受到以下三種因素的影響:市場和技術的不確定性、部分或全部投資成本的不可逆性以及項目投資的可延遲性。在基于實物期權的對外直接投資思維中,企業擁有的對外直接投資機會可以看成是企業擁有的實物期權,其投資價值應當由兩部分組成:項目未來收益的貼現現金流和項目投資機會的期權價值。把實物期權理論具體運用到跨國經營中,西方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企業的國際化、跨國經營的靈活性與公司績效的關系。科格特和庫拉蒂拉卡(Kogut and Kulatilaka,1994)認為,由于跨國公司擁有跨國性的商業網絡,當環境變化時,跨國公司能夠在網絡內部提供轉移資源、生產以及分銷的靈活性,理論上這種轉換期權能夠提升跨國公司的市場價值且能夠規避風險。艾德里安•巴克利和卡倫•特瑟(Adrian Buckley and Kalun Tse,1996)認為,國際投資開始時一般都是小規模的投資,然后再根據收益的大小來決定擴大或者縮減規模,這種根據未來新信息的調整能力可以增進跨國投資的價值。[16]巴克利和卡森(1998)認為,為了適應動態的世界經濟,增進跨國公司的運營柔性非常重要,因此可以采用實物期權方法來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而艾得勒和雷文賽勒(Adner and Levinthal,2004)則認為很難提前識別內嵌在項目中的市場和技術發展機會,這會給實物期權理論的應用帶來約束。[17]

第二,比較分析跨國公司進入海外市場的模式。科格特(Kogut,1991)首先運用實物期權來分析國際合資模式,并分析了合資企業中的一方收購另一方的情形。[18]卡皮(Capel,1992)認為,當不確定性越高時,企業越愿意選擇靈活性的市場進入模式,即使是這種模式的生產成本較高,但可能會有較低的總成本;當存在調整成本時,企業面對不確定性會傾向于“等等再看”,而不是馬上轉換到其他進入模式。彭寧斯和斯留尾貞(Pennings and Sleuwaegen,2004)計算了由出口轉換為在外設立獨資子公司、合作經營及許可生產的最優收益水平,認為最佳進入模式依靠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兩國的稅收差異,當地公司的成本優勢、制度需求及合伙人的合作程度決定。[19]

第三,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優市場進入時機。相關研究重點考察了企業的延遲期權,他們認為在決策是否進入海外市場以及投資多少之前,有必要“等等再看”以便獲取更多的相關信息。里沃利和沙羅尼奧(Rivoli and Salorio,1996)[20]認為,如果跨國公司能夠保持長時間的所有權優勢,以及投資難以逆轉,投資的延遲期權是適意的;否則,由于競爭者的壓力,延遲期權的成本會超過其收益。布里托等(JB de Brito,2005)認為跨國公司的收益由母國和東道國的吸引力決定,這些吸引力在各個國家遵循不同的布朗運動,在此框架下推出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優臨界值,并建議吸引力波動性越高,進入決策越需要推遲進行。[21]

通常利用實物期權方法探討投資問題的文獻都蘊含兩個基本假設:投資機會企業獨享和產品市場完全競爭。考慮競爭性,在實物期權理論中引入博弈論,就發展為期權博弈理論。西方學者運用期權博弈理論在兩個方面進行了擴展:擴展了跨國公司進入海外市場的模式研究,以及最優進入時機的研究。斯梅特斯(Smets,1991)在出口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主題中,將搶先進入博弈模型與實物期權定價方法結合起來,構建了一種開放經濟條件下的雙頭博弈模型。并在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時機均衡分析中,權衡了延遲投資的期權價值和先行投資的戰略價值。[22]弗爾塔(Folta,1998)認為面對內生的不確定性,企業有動機進行階段性投資,而面對外生的不確定性,企業傾向于延遲投資。李晶和魯格曼(Jing Li & Alan M. Rugman,2007)則認為進入模式不但取決于不確定性的內生性和外生性,而且還取決于不確定性的大小。[23]阿基姆•庫克里(Agim Kukeli,2004)基于實物期權理論,探討了在需求和競爭對手戰略行為的不確定時進入海外市場的戰略行為。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中觀理論

1.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弗農(Vernon,1966)從美國制造業的實際情況出發,考察了比較優勢和投資在國際間的移動過程,提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變動與產品生命周期密切聯系的論點。[24]20世紀70年代弗農引入“國際寡占行為”來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并將產品周期分為創新寡占、成熟寡占和老化寡占三個階段。其理論揭示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質:不斷向國外轉移已在國內喪失壟斷優勢的產業,為本國產品進入新一輪創新階段作準備,從而使產品不斷得以創新,維持其在國際上的壟斷或寡占優勢。但該理論關于尋求低廉生產成本地區的觀點有悖于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發達國家的投資。

2.競爭優勢理論

邁克爾•波特(1990)基于日本的研究發現,日本幾乎所有取得國際性成功的產業,國內競爭都非常激烈,而且在國內市場趨于成熟、飽和之后,出口和對外投資才會增加;在日本不屬于強項的產業中,如建筑、農業、造紙等幾乎不存在國內競爭,這些產業在國際上也沒有競爭優勢。根據其競爭優勢理論和日本的實證分析,波特提出對外直接投資應采取“先內后外”的順序。

3.比較優勢理論

小島清(Kiyoshi Kojima)以20世紀50年～70年代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為考察對象,將資源稟賦差異導致比較成本差異的原理用于分析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25]他提出了“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陷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可稱為邊際產業,這也是對方國家具有顯在或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依次進行”的邊際產業理論。其理論的啟示:并非擁有壟斷優勢的企業才能進行跨國經營,具有比較優勢或者尋求比較優勢的企業都可以進行跨國經營。

在論述具體的對外直接投資動機時,小島清將其劃分為三種類型:行業資源導向型、市場導向型和生產要素導向型。

小澤輝智(Ozawa Terutomo,1992)以日本為例,提出了國際直接投資的順序:階段一,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階段二,開始轉向勞動力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階段三,轉向資源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階段四,資本密集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入和資源導向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交叉發生階段。其實,階段一是利用現成的比較優勢階段,階段二是邊際產業擴張階段,階段三是獲取新的比較優勢階段,階段四就是資源整合階段。[26]

納楚姆、鄧寧和瓊斯(L.Nachum,J.H.Dunning,G.G.Jones,2000)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存在于本國(以英國為對象)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中時,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都很活躍;當對外直接投資發生于本國比較劣勢的產業中時,跨國公司主要憑借自身強大的所有權優勢與國外資源結合,并認為英國絕大多數跨國公司的發展日益獨立于本國國內的自然資源稟賦。

不同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不僅體現母國的要素優勢和劣勢,也會影響母國的經濟和產業構成,因為優勢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會通過競爭加強這一優勢,而劣勢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則會利用國外資源優勢。

三、對外直接投資的宏觀理論

1.投資發展周期理論

鄧寧(1986)提出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從動態角度解釋了各國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地位。該理論將一國對外直接投資劃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常為最貧窮國家,其“OIL”三優勢欠缺,僅有少量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幾乎沒有對外直接投資流出,凈對外直接投資為負。第二階段,區位優勢和所有權優勢有所加強,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逐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流出仍很小,凈對外直接投資為負。第三階段,企業積累了相當程度的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對外直接投資流出加速發展,凈對外直接投資仍為負。第四階段,跨國公司擁有強大的所有權優勢,凈對外直接投資為正且逐漸上升。第五階段,常為高度發達國家,其跨國公司所有權優勢不斷強化,對外直接投資流出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急劇增加,凈對外直接投資接近于零。

該理論以微觀“OIL”范式為基礎,又從宏觀角度考慮了發展階段對企業所有權優勢的技術累積效果,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但托蘭惕諾(1987)根據經驗數據指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水平較低時便開始了對外直接投資流出。

2.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

該理論認為任何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都是由投資直接誘發要素和間接誘發要素產生的。直接誘發要素主要是指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以及信息等各種生產要素。如果母國擁有某種直接誘發要素優勢,他們將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要素轉移出去;反之,如果母國沒有而東道國擁有,那么母國可以利用東道國的這種要素對東道國進行投資。間接誘發要素是指除直接誘發要素之外的非要素因素,包括母國政府誘發因素、東道國誘發因素和國際性誘發因素。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直接誘發要素起作用,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間接誘發因素起作用。

3.國家利益優先理論

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相比,發展中國家企業一般不具有壟斷優勢。但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沖擊下,對外直接投資給母國帶來資源轉移效應、產業結構調整效應、國際收支效應以及市場競爭效應等利益。在這種背景下,國家從戰略的高度和國家利益出發對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進行支持和鼓勵,就是很有必要。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許多是國有企業,國家的戰略性支持就更為必要。

四、結語

本文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次對西方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進行梳理和評述,特別是基于實物期權視角的理論。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是跨國公司,因此,在西方對外直接投資動因理論中,微觀理論是主流。中觀理論和宏觀理論則是從產業層次或國家宏觀層次分析推動跨國公司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因素。

對外直接投資微觀理論以壟斷優勢為起點,到國家生產折衷理論成為“集大成者”,但這些理論主要關注首次對外直接投資決策,對不確定條件下投資的動態變化關注得不夠。即使折衷理論后來用投資發展周期理論增強了其動態性,但也無法解釋投資過程的變化。

對外直接投資的投資決策基本上在不同程度上具備四個基本特征:(1)投資是部分或完全不可逆的;(2)來自投資的未來回報是不確定的;(3)在投資時機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4)競爭性,即企業在實施對外直接投資時常常具備一定的壟斷優勢或局部的競爭優勢,但投資機會對于企業而言并不完全具有獨占性。因此,基于實物期權的思想,可以把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中的各種機會看成是企業擁有的實物期權,從而建立起更為準確也更為合乎邏輯的對外直接投資分析體系。

[注釋]

①本部分內容參考:俞毅.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及其

在我國的實證[J].國際經濟合作,2004(9):14-17。

②本部分內容參考:魯明泓.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

[J].江海學刊,1998(4)。

[參考文獻]

1]Hymer S..International Operation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MIT Press,1976.

[2]Kindleberger.American Business Abroad[M].Yale UniversityPress,1969.

[3]Penrson.Ownership and control: multinational firms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A].Published in HelleinerG K., A World Divided: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C].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4]Dunning J H..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A].First Pub-lished in Ohlin B. Hesselborn P O. Wijkman P M. The Inter national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C].London: Macmillan,1977.

[5]Peter J. Buckley and Mark C. Casson.The Futur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London: Macmillan,1976.

[6]Rugman A. M..Inside the multinationals: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markets[M].London: Croom Helm,1981.

[7]Liesch Peter W, Gary A Knight.Information internalization and hurdle rates i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9,30(1):383-394.

[8]Wells L. T. Jr..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M].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1983.

[9]Lall S..The new multinationals[Z].New York, John Wiley,1983.

[10]Cantwell J. A. and Tolentino P. E. E..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Z].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meeting of the Europe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ssociation,Antwerp, December,1987.

[11]Knickerbocker F. T..Oligopolistic Rea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Enterprise[M].Cambrid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12]R Veugelers..Strategic Incentives for Multinational Operations[J].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1995,16:47-57.

[13]Smith A..Strategic Investment,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rade Policy[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87,31:89-96.

[14]Graham, E.M..Exchange of Threat between Multinational Firms as an Infinitely Repeated Non-cooperative Game[J].International TradeJournal, 1990,(4):259-277.

[15]Andrea Fosfuri, Massimo Motta..Multinationals without Advantages[J].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101(4):617-630.

[16]Adrian Buckley, Kalun Tse.Real Operating Options and ForeignDirect Investment[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996.14(3):304-314.

[17]Ron Adner and Daniel A. Levinthal.What is not a Real Option:Considering Boundari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Real Options to Busi-ness Strategy[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4,29 (1):74-85.

[18]Bruce Kogut.Joint Ventures and the Option to Expand and Acquire[J].Management Science, 1991,37(1):19-33.

[19]Enrico Pennings, Leo Sleuwaegen.The choice and timing of foreigndirect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J].Economic Modelling, 2004,21:1101-1115.

[20]Pietra Rivoli, Eugene Salorio.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Studies, Second Quarter, 1996:335-357.

[21]JB de Brito, FM Sampayo.The timing and probability of FDI: anapplication to U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Applied Economics,Volume 2005,37(21):417-437.

[22]Smets F..Exporting versus FDI: The effect of uncertainty, irre-versibilities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s[C].In: working paper,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USA,1991.

[23]Jing Lia, Alan M. Rugman.Real Options and the Theory of ForeignDirect Investment[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7,16:687-712.

[24]Vernon 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productcycl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6,80:190-207.

[25]Kojima Kiyoshi.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M].London:Croom Helm,1978.

[26]Ozawa Terutomo.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EB/OL].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省略,1992.

Review of Western FDI Theory

Cao Yongfeng

(Business School,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313000, China)

篇4

關鍵詞：國際貿易；直接投資；產業經濟學

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傳統貿易理論分析框架在解釋實際問題上出現偏差，例如資本豐富的國家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這與美國的對外貿易狀況直接相反。因為美國這個資本密集型國家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這個勞動密集型國家也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下文以此為例，從產業經濟學角度分析這種現象存在的原因。

一、公司的成本收益分析

公司的成本包括公司的管理成本、研發成本以及宣傳成本，本土公司包含國內工廠的固定成本。若將產品出口，同時還要承擔關稅和運費。海外直接投資辦節省了關稅和運費，增加了海外工廠運營的固定成本。與國內相比較，運營海外工廠要產生更多的成本，例如在國外的信息成本還有國外設廠的其他政策性費用。一個公司是選擇出口還是國外直接投資，主要取決于能否產生更大的利潤。商品資本的流動還是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成本較高是選擇進出口或直接投資的根本。因此一般來說，單位售價較低的大宗笨重性產品，如原油、鐵礦石等，不管是選擇鐵路還是海運，運輸成本都較高比較不適合出口。單位產品售價中內含的關稅高，也不適宜出口而適宜進行國外直接投資，例如化妝品、酒水等產品。如果運營一個海外工廠的固定成本比較小，外國直接投資可能就是較好選擇。例如中國采取的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使外國投資者減少了海外工廠的運營成本，中國的勞動力價格偏低，使外企遍地開花。

全球化的今天，當公司的管理費用、研發費用、產品異化費用等日常費用相對于價格來說較高時，這些無形資產的支出鼓勵企業進入橫向市場，拓展海外直接投資進行全球化運營，例如手機、汽車、電腦等產品實現全球化運營就是追逐利潤的結果。

二、市場結構分析及影響

市場結構包括企業的規模及分布、壁壘和進入條件、產品差異以及企業成本結構和政府管制的程度。市場結構一般用市場集中度、進入和退出壁壘以及產品差異化程度來衡量。

如果我們把規模經濟和產品差別化結合在一起，就可以解釋產業內貿易現象。這是因為，產品差別化傾向于對一種產品的多角度開發，規模經濟卻鼓勵在單個國家生產單一產品，不同國家的公司專業化生產之后進出口貿易，即在全世界整合資源。因此規模經濟和產品差別化的結合鼓勵國際貿易，但是并不鼓勵外國直接投資。

產業經濟學指出，一個在國內市場上受到政策保護的公司，國際市場上將要面對更大的競爭。企業更傾向于在國外市場確定比國內市場更低廉的價格。這樣就導致了傾銷的出現，在WTO準則的規范下這種情況是不允許存在的，因此在國外直接投資就成為首選。如果這種外國工廠所供給的產品可以低成本差異化，這種差別化使對不同的市場索取不同的價格的方式變得有可能，但是反傾銷法要求統一價格，那么進行外國直接投資就是首選。相反，如果一種產品國內價格較高，就會刺激國外企業進入相關領域，是采取進口還是直接投資取決于上文提到的公司成本收益分析。

三、對外貿易對國內市場績效的影響

研究表明，勞動力受教育時間越長，勞動力中科學技術人員所占的比例越大，即勞動力的人力資本能力越強，出口商品占國內產量的比率就越大。根據國際貿易理論，由于美國擁有大量的熟練技術工人，它更有可能出口那些要求具有熟練勞動力的產品。因為相對于別的國家來說，它的勞動生產率較高，單位時間內可以生產更多的商品，占有比較優勢。當別國超越了這種優勢之后，美國又以提高生產率的方式取得更大的比較優勢，出現了一直被復制難以被超越的現象。可見，人力資本質量的重要性，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受破壞程度最低的國家是擁有大批熟練技術工人和一線科研人員的德國，原因在于勞動力的人力資本能力強的德國傾向于出口，資本穩定性較強。

四、中國國際貿易的現狀及對策分析

得益于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形成的新型市場，國外資本在中國投資大多以新建居多，由此，打破了中國市場的固有模式，讓市場競爭更加活躍。2O世紀9O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中國整體經濟的飛速發展，產業結構逐步完善、相關經濟部門逐級配齊，并購逐級成為跨國公司資本進入中國的主要方式。這種方式主要表現在制造業、服務業，尤其是集中在電子、服裝、日用品等行業，而農業投入比例很小，因此國家也制定相關補貼政策支持農業的發展。外國直接投資帶來競爭的同時也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科技信息，也促進了中國在產能、科技附加值、市場競爭力方面的提升。但在中國產業市場中盲目競爭依然造成了資源利用率不高的現象，無法形成可持續發展的趨勢，制約中國的經濟健康發展。我國多數產業的市場集中度是比較低的，市場份額較大的大型企業往往是通過政府手段而不是通過市場手段取得的。

在現實情況來看，國際貿易和直接投資雖然在廣泛進行，但是發達國家的母公司和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之間還存在歧視和部隊等交換的現象。母公司一般讓子公司以高價購買機器，在以低價支付安裝費用，高技術控制在母公司，很難在子公司發展，以免技術外泄。同時國外資本的進入也多我國市場結構和經濟安全產生影響，我們必須提高警惕。

結語：

隨著我國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和消費者需求的旺盛，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產業分工體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中國而言，究竟是選擇國際貿易還是對外直接投資，其決策主要取決于企業對自身競爭優勢的優化、成本和收益的權衡、市場結構均衡的評估以及扶持政策的考慮。這對我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和參與國際競爭，對各管理層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具有重要意義。（作者單位：杭州市蕭山區招商局）

參考文獻：

篇5

[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 動因 邊際產業

關于企業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的動機, 國際學術界已提出多種理論, 其中鄧寧和哈佛大學劉易斯教授的理論最具代表性。鄧寧認為,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四種:(1) 尋求資源; (2) 尋求市場; (3) 提高效率; (4) 全球戰略。前兩種是企業海外投資活動初期的主要動因,后兩種多為國際化程度較高的大公司的投資動機。劉易斯則總結了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對外投資與經營的六個動機: (1) 保護出口市場; (2) 突破配額限制; (3) 謀求低成本; (4) 利用種族紐帶; (5) 分散資產; (6) 其它動機。不同的投資動機所選擇的海外投資產業是不同的。

根據廣東二十多年省內及對外經濟發展狀況和國際環境現狀來看，廣東省對外直接投資分為四種基本模式，即邊際產業轉移型對外直接投資、自然資源獲取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和全球戰略型對外直接投資。不同模式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是不同的：

本文選取廣東新廣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等11家企業作為樣本企業，歸納提煉廣東省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樣本企業基本情況見表。

資料來源：廣東省企業“走出去”經驗材料匯編[M]．廣東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2007．

說明：“企業規模”是指企業的總資產規模；“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是指企業累計對外直接投資金額。

一、邊際產業轉移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

邊際產業轉移型對外直接投資是指，由于技術已經成熟，國內市場競爭激烈，而面向其他國家尋求生產基地與市場進行的投資。廣州中煙工業公司對柬埔寨的投資、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對巴西的投資、美的集團對越南的投資、TCL集團有限公司對越南的投資和中國廣州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在孟加拉、加納的投資都是比較典型的邊際產業轉移型對外直接投資。

邊際產業轉移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有三。一是基于市場方面的動因，包括回避國內市場的激烈競爭、突破進口國的貿易壁壘和搶占新興市場機會；二是基于收益方面的動因，主要是指利用銷售規模的擴大以及東道國運營成本較國內低廉的優勢，實現成熟技術及設備邊際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三是基于政策方面的動因，國家和廣東省對邊際產業轉移型對外直接投資實行鼓勵支持政策，企業從事這種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得到許多優惠，從而可以降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運營成本。

二、自然資源獲取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

這類投資主要是指通過在東道國投資原材料、自然資源的開采，然后再出口到母國。這類投資的東道國不僅包括發展中國家，還包括發達國家。比如廣東農墾對于越南和泰國的投資、廣遠漁業對斯里蘭卡、馬爾代夫，以及菲律賓的投資就是典型的自然資源獲取型對外直接投資。

從企業自身的角度看，這類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可以使企業擴大經營地域和經營規模，另一方面可以使企業獲取低成本的產品來源，從而增加企業的收益。從宏觀的角度看，廣東省人均自然資源占有量低，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獲取穩定的自然資源供給渠道，這對廣東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戰略意義。顯然廣東省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尋求資源”的動機突破了字面含義，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和外延。

參考文獻：

[1]張海梅:廣東企業海外投資的產業選擇分析[J]．南方經濟，2004（11）5～8

[2]毛蘊詩袁靜周燕:中國企業海外R&D活動研究――以廣東企業為例[J]．中山大學學報，2005．2

篇6

  一、地區經濟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國際分工是產生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因，國際貿易又進一步加深國際分工，解釋貿易的理論都是以闡釋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理論的發展主要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比較利益理論。李嘉圖認為，各國應致力于生產其相對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產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其相對具有較低勞動生產率的產品；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則表明，商品價格差異是貿易的基礎，要素價格差異是產品價格差異的根源，各國應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國豐富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密集地使用本國所稀缺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二是新貿易理論。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等人為代表的國際經濟學家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因之一，但該理論僅解釋了要素稟賦具有差異國家之間的產業間貿易，而現實中有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發生在經濟特征相似國家之間的貿易，新貿易理論從兩個方面分析了其產生的原因，其一是著眼于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化，以邊際成本遞減作為生產分工與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競爭及其市場細分策略來解釋這類貿易與國際分工，說明規模收益只要超過運輸成本，生產應有集中化的趨勢，并且市場規模越大、“學習曲線”效應越明顯的行業，成本就會越低，以此為基礎的生產分工與選址，不再決定于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而是歷史因素與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以上理論出發，分析經濟一體化在貿易流向與產業組織結構兩方面對分工的影響，可以發現具有以下幾方面明顯的效應：第一，市場規模效應。一體化以后，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壁壘降低，因而無論從市場范圍還是消費者效應來說，都有效地擴大了市場的規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國都趨向于出口在本國市場上占有較大份額產品的原理（克魯格曼、赫爾普曼，1985），一體化區域將具有增加對區外出口的傾向。第二，市場競爭效應。貿易壁壘降低將導致區內市場競爭激化，減少寡頭壟斷，降低區內市場細分的程度，可以強制地帶來經濟效率的調整。第三，規模經濟與專業化分工的效應。市場規模擴大以后，企業可以通過做大規模降低成本，一些廠商能夠從事更多的工廠專業化分工，減少每個工廠生產的產品種類，降低服務成本，增強出口與區域內進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將增加一體化區域的區位優勢，增加一體化區域內部分國家的競爭優勢，引起區內投資格局的調整與區外對區內投資的增加。

從貿易對分工的影響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與新貿易理論的分析有三個共同點：一是產品都是由一國國內的企業生產的；二是貿易保護的對象都是一國的產業、產品及其生產的企業；三是要素在地區間不流動。但如果以跨國公司的跨國一體化經營為分析背景，以上三點結論就需要重新推敲，國內有學者將跨國公司內中間產品的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的融合概括為貿易投資一體化現象（張二震、馬野青，2002），得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我們認為，分析貿易投資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可以以要素的跨國流動與各國同類要素的異質性為基礎，當跨國公司實行跨國一體化經營時，跨國公司的管理、技術以及品牌都可以成為投入的要素，地區經濟一體化降低了貿易壁壘，有利于要素與中間產品的國際流動，從而推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依據各國的要素差異進行不同的價值增值環節的選點布局，一國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質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價值增值環節大的生產投資與研發機構的建立，低素質低技術的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產環節的建立。貿易投資一體化使產品乃至產業失去了國家的界限，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不能再說是由中國制造的，但國際分工仍存在，不過分工不以產品、產業為標志，而以國家之間的要素差異為標志，以要素創造的價值增幅為標志。以這種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結果不是要素價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擴大，如跨國公司專門將技術研究與開發中心、價值增幅大的生產環節放在本國，而把生產的組裝等勞動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國，或僅建立適應中國市場的技術應用中心，中國將專門成為成熟技術的生產加工基地，長期下去中國的知識型管理型人才收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越來越大，造成人才培養的困難與人才的流失，進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長的貿易陷阱。

對一體化國家而言，區域經濟一體化擴大了區域內的市場，降低了區域內同類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增加了同類生產要素尤其是知識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這都將增加區內的區位優勢，提高以貿易投資一體化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層次。但對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言，跨國公司的生產選址將非常重要，使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落址于本國，通過對知識型人才的需求來實現本國有競爭力要素的持續增長，將成為各國貿易保護的新目的。吸引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不僅要有量，而且還要有質。

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國際經濟學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前，分析總是以一體化對新貿易格局的影響作為基礎，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后，隨著新貿易理論的創立，市場結構、產業組織的理論被植入國際貿易的分析，因而投資效應的分析就以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作為基礎，貿易投資一體化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行為主要還是以寡占反映戰略為主，在方法上仍屬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下面我們以這兩個階段為界分而述之。

  二、從國際貿易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跨地區跨集團的直接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戰略聯盟策略，從根本上來說將成為打破地區封鎖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別是當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從以降低成本為目標的要素尋找型向市場開拓型轉變后，國際貿易的作用將是長期的基礎性的。從貿易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投資的影響，出發點是一體化對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與福利的影響，理論基礎基于比較利益之上的專業分工，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部門間或產業間的區域內部貿易的增長，市場規模以及規模經濟都成為一體化收益的主要來源，經濟特征相似的國家都可以在專業化分工中收益，從與一體化之外的國家貿易條件的改變中獲益。分析一體化對貿易的影響，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慮關稅、配額和其他貿易障礙降低后對相對價格的影響以及價格對貿易商行為的影響。由于影響相對價格的行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聯系具體產業與產品是很難下具體結論的，但總體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與思路。

美國經濟學家J·瓦伊納于1950年提出了“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這兩個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貿易對一體化的反應，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投資轉移”與“投資創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對區域一體化貿易流向的反應，由此奠定了這一領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爾伯格認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經營戰略表明，一體化組織的貿易流向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和流量產生影響，形成投資創造效應與投資轉移效應。投資創造是由貿易轉移引起的，一般而言，關稅水平越高的國家，一體化后貿易轉移效應越大，該國將從成員國進口成本更高的產品，消費者獲得價格相對較低的產品，但國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關稅收入。如中日組成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中國可能以從日本進口汽車來代替從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口，但別國廠商自不會坐以待斃，中國廠商也不能面對新格局而束手無策，由此形成的區外非成員國對一體化區域內的直接投資和區域內成員國之間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即為投資創造，區外的跨國公司在一體化內部建立“避稅工廠”(Tariff-exempt  factory)，并向一體化市場供貨，以維護其原來以出口方式占領的市場份額，同時，由于區域內貿易自由化使市場擴大與需求增加，為廠商帶來了新的市場機會，一體化內外的跨國公司互相競爭以追求潛在的規模經濟效益，也會增加在區域內的直接投資。

投資轉移是由貿易創造引起的擴大了的外國直接投資，貿易創造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成員國的數量，數量越大，表明市場越大；平均關稅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關稅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趨向貿易創造；成員國經濟的競爭程度，受保護的同類企業的單位生產成本差異越大，貿易創造效應越大。貿易創造的產生來源于規模經濟與專業分工，為從一體化經濟中獲取規模經濟和專業分工的收益，需要進行生產的重組，由此引起區域內直接投資布局的調整與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區外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產生投資轉移。

投資創造與投資轉移根源于一體化的規模效應與市場統一效應，相對于區外國家而言，一體化內部的總收益無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對發展工業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長期意義，但對一體化內不同的國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對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  Robson,1998)，一體化區域內產業在國與國之間轉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產業全部向一國偏轉的可能，因而認真研究一體化成員國之間的相互優勢及產業分工趨向，制定適當的補償機制就成為一體化的重要制度內容。

  三、從產業組織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由于生產全球化的發展以及跨國公司為適應區域經濟一體化而進行的跨國投資戰略調整，建立在地理意義上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概念的界限已變得模糊起來，因而以地理概念為基礎的金德爾伯格的二分法就難以反映外國直接投資之間的全部復雜問題，隨著新貿易理論的興起，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以占領市場為導向的寡占反映戰略就成為解釋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這種方法著眼于一體化從哪些方面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其分析一般以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依據，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取決于以下三個要素的組合：第一，所有權優勢。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具有某種壟斷優勢，以抵消在陌生環境中經營所需增加的額外成本，一般業主的無形資產與規模經濟都可能體現特定的所有權優勢，其內容主要包括研究與開發能力、管理能力、獲取信息能力、營銷技巧、特殊的組織結構以及進入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市場的便利條件等。第二，內部化優勢。制度學派認為企業作為一種科層組織，與外部市場相比具有減少交易成本的優越性，根據鄧寧的分析，國際市場的失效主要有兩類，一是結構性失效，如貿易壁壘的存在與無形資產的溢出效應影響外部市場的形成和發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暢及國際市場經營風險過高都將提高交易的機會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將外部市場內部化。第三，區位優勢。區位優勢來自東道國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如自然資源的稟賦、社會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環境，以及政府通過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優越條件等，這些因素不是跨國公司特有的，但跨國公司可以不斷適應它，利用它。

將以上三個方面結合起來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釋國際生產的組織形式，所有權優勢決定了“誰”來生產，內部化優勢決定了“怎樣”生產，區位優勢決定了“在哪里”生產。而一體化從規模性、結構性與交易性三個方面增強了區域內國家在以上三個方面的優勢。貿易壁壘的降低尤其是專用性資產、中間產品及要素流動壁壘的降低，提高了跨國公司內部化的能力，一體化后的區域市場是一個多民族、多國家的市場，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異性與復雜性，為區域內的跨國公司提供了國際經營的學習機會與條件，使一部分區位優勢轉化為所有權優勢(Mira  Wilkins,1991)，一體化最為突出的還在于它凸顯了區域市場的區位優勢，拓寬了市場的范圍，加大了經濟的總體規模，提高了經濟的抗震性，能使經濟周期的波幅減少，周期拉長，降低了國際貿易中的許多不確定性，對于一體化的小國來說，生產的種類可以減少，規模可以加大，生產的某種地理分工變得更自然，一體化產生的規模經濟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廠中應用的重要生產要素，如某些類型的技術和管理人員，這也成為跨國公司對區內投資的重要原因。

將直接投資的增長與企業的戰略對策結合的分析認為主要有四種形式的戰略投資對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進口替資，也叫“橋頭堡投資”或“跳越關稅”的投資，是外部企業對一體化貿易轉移效應的一種對策，反映了一個企業為維持在一體化經濟中的市場份額從以貿易為基礎的戰略向以投資為基礎的戰略的轉變；(2)進攻性進口替資，亦稱出口導向投資，它以一體化對競爭效率、收入水平、增長和創新的影響為依據，投資的動機在于利用地區一體化所造成的市場擴大和需求增大的勢頭，是企業搶占市場進一步擴大在該地區的市場份額的一種戰略投資；(3)重組投資，又叫合理化投資，即生產經營的布局按一體化后更自然的區位優勢重新組織所進行的投資，因為貿易壁壘消除以后，各成員國的比較優勢成為資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據，生產活動將向成本較低的地區集中；(4)寡占反映投資，指當地企業面對外部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進入該地區，為保持自身的競爭力和市場份額，也必須通過做大規模進行回應，從而刺激其通過直接投資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

從產業組織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直接投資的效應，最主要在于強調它對工業效率的影響，這可能是比資源配置效應更為重要的一種收益來源，因為從貿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競爭的框架內展開的，而從產業組織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強調的是以不完全競爭為框架，分析一體化對廠商競爭行為的影響。鑒于一體化后兼并與收購將成為主要的投資方式，因而如何規范本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的競爭與壟斷行為，就成為新的更重要的課題。

  四、啟示與結論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參與經濟一體化必將有得有失，但一般總是得大于失，這是雙贏、多贏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一體化分工的格局趨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導向，一國要從一體化中獲得有益的分工，就要從比較優勢、競爭優勢以及競爭性要素的持續增長等幾個方面來引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向，從以上貿易與產業組織兩方面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來看，我們認為中國參與經濟一體化主要應處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關系：

1.處理好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依照傳統貿易理論，中國是簡單勞動力要素的供給極其豐富的國家，幾乎可以說具有無限供給彈性，因而一體化后，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將有向中國集中的趨向，依照新貿易理論，生產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國家集中的趨向。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向別國開放市場也具有誘人的利益，當中國與東盟擬建立自由貿易區時，日本不無妒忌地宣稱，為了享受中國對東盟出口的零關稅，日本企業可能進一步向中國投資，為了同樣的理由，日本可能將已或擬向東盟的投資轉向中國（馮昭奎，2002），其實，中國與東盟都大可不必為此而擔心，制造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是存在的，但制造業的產品豐富多彩，千差萬別，只要一體化內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價格就有均等化的趨向（赫爾普曼、克魯格曼，1985），如果其生產全向一國集中，則比較優勢的天平將向另一面傾倒，況且生產同樣的商品對要素的組合方式仍有差異，可以起到平衡各國生產要素供給的作用，東盟即使生產的種類減少了，但貿易壁壘的降低使中國遼闊無邊的市場向他們優惠開放，從美加墨自由貿易區的運轉來看，自由貿易的協定尤其有利于小國，因為他們的增長與繁榮有了更多的空間(Shyamalendu  Sarkar,2001)。對東盟而言，中國是競爭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間將主要在制造業、電子、通訊等產業內部的分工與貿易，由于這些產業的發展取決于最初的生產與更大的市場份額，因此實證分析這些產業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分工布局將對資源的配置起導向作用。

2.處理好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外國跨國公司的關系。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分析表明，一體化后的市場將成為有實力的跨國公司角逐的場所，其第一階段的投資將是對資源重新配置、生產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階段的投資則是實現企業的快速增長和加強對市場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購當地企業便成為其迅速占領市場的最有效的手段。面臨外國跨國公司的競爭，我們在不同的產業市場結構中應有不同的應對之策，具體而言，在規模經濟較顯著的行業，如汽車、化工、金融、民用飛機等部門，在收入需求彈性較大的部門，如電子通訊、計算機、藥品等部門，其產品的技術含量較高，企業兼并的國際化傾向也明顯，因而應鼓勵國內企業實現并購，形成產業組織的集中化，以大企業與跨國公司合作，而在規模經濟不明顯、生產處于成熟階段、生產技術已標準化、需求收入彈性較小的部門，如紡織、服裝等，應以鼓勵競爭為主，制定較嚴格的反壟斷管制，這種按產業結構的差異制定壟斷管制的雙重標準是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歐盟都采用的方法。

3.處理好具有核心競爭力要素的培養與跨國公司一體化經營的關系。在跨國公司全球一體化經營的戰略下，中國既要發揮簡單勞動力豐富低廉的比較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也要發揮中國優秀人才的競爭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既要有生產加工中心，也要有技術中心。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背景下，要保護本國有競爭力的要素在本國有就業機會，有獲取高工資的機會，要力爭讓跨國公司的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具有核心創造力的研發活動在中國展開，如法國在藥品生產行業就規定在當地建立研究與開發機構是外國投資進入法國市場的先決條件。無論是國內企業還是國外跨國公司，只要能對中國關鍵的核心生產要素付高額報酬，都應受到鼓勵，這是從根本上獲取關鍵產業的自我發展能力，關鍵要素與技術的持續供給能力，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具有“獨立于一體化經濟中的能力”。

【參考文獻】

[1]  赫爾普曼，克魯格曼.市場結構與對外貿易.上海三聯書店，1985.

[2]  克魯格曼.克魯格曼國際貿易新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3]  張二震，馬野青.貿易投資一體化與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創新.福建論壇，2002,(3).

[4]  高樂詠.一體化進程中的政府與企業.山西經濟出版社，1999.

[5]  馮昭奎.10+3：東亞自由貿易區之路.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3).

[6]  Kindleberger.c.p.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olumbia  Joural  Of  World  Business,Vol.1.1996.

[7]  Peter  Robson.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Routledge,1998.

[8]  Mira  Wilkins.The  Growth  Of  Multinational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9]  Yannopoulos.G."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Jou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28.1990.

[10]  Shyamalendu  Sarkar  And  Hong  Y.Park"Impact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篇7

而對外投資民間化戰略與人民幣國際化息息相關，因為部分對外投資可以用人民幣來做，且推動對外投資的許多便利化舉措還涉及到資本項目開放等金融配套改革。 改革的必要性

從對外資產負債表角度來看，筆者和徐劍剛教授在合作文章中用到的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及構成，顯示了中國整體對外資產和負債的狀況（見表1）。在2013年我國對外資產當中，儲備資產占到65.4%，非儲備資產（筆者在本文中將其稱為民間持有的對外資產）大約有30%多。

如果從負債角度來看，在非居民持有我國的資產中，最大一塊是海外對中國的直接投資，2013年占我國全部對外負債的59%。再加上一些海外對我國的股本證券投資（2013年，7.5%），我國對外負債的近70%屬在我國的股權類投資。

我國對外資產和負債的收益率非常不對稱。因為我們對外資產的約70%是儲備資產，儲備投資雖然在分散化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但長期來看，由于儲備管理要求的安全性、流動性等考量，年均收益率不可能很高。而我國70%左右的對外負債是他國投資者在中國的直接和其他股權類投資，它們從我國獲得的平均收益率是10%左右甚至以上，余永定教授引用的直接投資的收益率數字更高。

將2013年我國對外資產負債表和其他國家進行比較，可以看到，我國儲備資產占全部對外資產的比例是65%，日本是17%左右，美國和德國只有2%。也就是說日本80%多的對外資產是民間持有的資產，美國和德國90%多的對外資產都是民間持有，與我國的反差非常大。

從負債方來看，我國對外負債中來自海外的FDI占比達60%左右，而日本、德國、美國對外負債中FDI的比重都只在百分之十幾或單位數的比例。

一個國家的對外資產和負債結構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凈要素收入，其中主要是本國在國外的投資收益減去其他國家在本國獲得的投資收益。圖1是凈要素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的國際比較。該圖顯示，我國的凈要素收益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長期以來在零左右徘徊。也就是說，雖然我國外匯資產總量很大，遠大于我國的對外負債，但是我國總資產和總負債所產生的收益的流入和流出基本上持平。

而圖中其他大國的要素凈收益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比我國大得多，比如美國是1.5%、德國為2.4%、日本為3.6%，說明它們在國際上以錢生錢的能力遠遠高于我國。

假設我國未來實現資本賬戶開放，且相關配套改革完成，民間對外投資占我國對外資產的比例明顯提高，就能夠提高我國的凈要素收益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這里筆者做三個假設，一是假設把民間對外投資比重從現在的30%上升到50%，而且假設民間投資大部分投在股權市場。二是假設我國對外負債中債券比重從2%提高到20%，相應降低FDI的比重。三是對債券收益率與FDI投資收益率做一定假設。在這些假設之下，估計我國凈要素收益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可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 改善對外資產結構

如何實現上面這些假設，提高我國的凈要素收益？

從對外資產結構角度來說，至少有如下幾個選項。第一外匯儲備的進一步多元化。第二是中投模式，拿出一塊外匯進行多元化投資。這些努力都應該繼續下去。第三，從國際經驗來看，最大的對外資產構成的變化是擴大民間對外投資占對外資產的比重。從中長期來講，筆者認為最重要的選項就是應該擴大民間對外投資。

民間對外投資具體指哪些？大致可歸納為四大類。第一是通過銀行對外投資；第二是通過基金類投資機構的對外投資。其中一個例子是“賽領資本”；第三是通過民營企業對外投資，比如說聯想集團、吉利汽車、江山制藥的對外并購；第四是通過居民對外投資。這些渠道和投資能力都要花大力氣建立起來。

第一，銀行走出去，以工商銀行為例。工行目前在40多個國家開展國際業務，該行在最近幾年收購了工商東亞、工銀亞洲、印尼HALIM、南非標準銀行、工銀澳門、加拿大東亞銀行、工銀泰國、美國東亞銀行、阿根廷標準銀行等，國際業務增長非常快。一個原因是他們跟著國內的企業一起走出去，包括跟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一起走。

從表2可以看到人民幣國際化拉動銀行海外業務的一個例子。這張表顯示，用人民幣結算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同比增速今年上半年達到293%，用人民幣結算的外商直接投資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長137%。這些快速成長的業務都需要銀行來提供服務，如果銀行能夠抓住這類機遇，就有很大的海外增長空間。另外，銀行提供了這些服務之后，反過來又能夠推動對外對內的直接投資。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銀行對外擴張是整個民間資產負債表對外擴張一個引導性、推動性力量。

第二，通過基金做對外投資，比如賽領模式。賽領是一個由企業發起的民間對外投資基金，總部設在上海，近年資產增長很快。其對外投資一部分用人民幣，一部分用外幣，目前已有幾筆投資成功。但是僅有一家賽領是不夠的，如果要實現有效地分散我國幾萬億美元的對外資產，就需要十幾家、幾十家賽領。現在這類基金還面臨許多制約和瓶頸，比如，重復征稅的問題。另外，基金的融資成本過高，被迫只考慮回報率很高的項目，可選范圍較小。應該研究借鑒日本協力基金的做法，為走出去提供低成本的融資。境內資本市場也應該支持走出去。

第三，通過民營企業對外并購，可謂意義重大。江山制藥是一家江蘇企業，四年前在美國成功完成并購，被收購企業實現了業績的持續高速成長。其成功經驗關鍵有兩點：并購一家美國公司，不能撤換這家公司的財務總監，不能撤換這家公司的人事部門總監，因為對科技型公司來說一旦這兩個人換掉就可能全部散架。但是我國許多國有企業在現有體制下做不到這些。所以，鑒于這個原因，我國的一些國有企業走出去很可能要靠民營企業作為橋梁，民營企業先走一步，把國企帶進來，進行市場化的操作。

第四，要推動居民的對外投資。這方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逐步減少對個人對外投資的外匯管制，現在一些地方已經開始試點，比如昆山。另外可以從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做起，逐步擴大到與更多國家的基金互認。這樣讓居民有更多的對外投資渠道。如果光靠QDII，不僅費率高，而且渠道還是太有限。

篇8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邊際產業擴張 生產折衷

一、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歷程

（一）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的往期實踐

戰后日本承接歐美產業轉移，憑地理優勢和政府扶植政策，經濟迅速恢復發展。整合利用優勢資源，獲得穩定原材料、零部件供應同時規避與美歐貿易摩擦，通過第三國出口，繞過對日本本地的出口限制。

根據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對外直接投資應從本國邊際產業開始，并依次進行，通過各自比較優勢產業的生產和交換，擴大雙方貿易，使各自的比較優勢得到進一步增強和鞏固。

日本在東亞等國的投資，主體是在日本國內已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如紡織、服裝、初級產品，通過產業轉移和降低成本，從而維持并擴大了市場。

（二）生產折衷理論的當展

隨日本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國家競爭優勢增強，其出口引起貿易摩擦的不斷升級；而不斷完善的國內市場難以吸收新的產能，日本企業急需突破國境，開辟新市場。

日本區位優勢如下：

高素質勞動力形成的高效人力資本，巨大市場規模及高消費水平，便利完善的基礎設施及相關及支持性產業和發達的融資市場，還有自由的制度環境等。

此外，隨歐盟東擴、北美自由貿易區發展，部分東歐欠發達國家及拉美國家的加入，使勞動力、原材料成本高昂等不利區位因素得以調節。既可以充分利用整個區域市場，又能有效降低成本，使投資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促進優勢產業發展成長。

二、日本對外投資模式對我國啟示

（一）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

近年，中國國際收支特別是對美歐的連年順差，“中國制造”在國際上屢遭制裁，這一切使我們意識到，對外直接投資應被作為促進產業結構優化，消費結構調整；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獲得更大消費市場以消耗過剩生產能力及保護國內資源的有效途徑。另一方面，金融危機造成美元對人民幣的持續貶值，而美元資產在我國外匯儲備中占有很大比重，對外直接投資既可保值又可獲得投資收益，人民幣升值則降低了投資成本，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基于2009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的實證分析

下面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進行分析，根據邊際產業擴張理論，選擇東道國人均收入作為一個解釋變量，根據生產折衷理論和內部化理論，引入東道國實際GDP代表市場規模。本期對外直接投資將受之前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引入上年末投資存量和投資存量的平方。

設置模型：FDI09=β1+β2FDI08+β3 FDIS +β4FDIS2+β5GNI+β6 RGDP，

運用OLS法估計模型，模型估計結果：

fdi09= - 4497.35948+ 14.6664fdis+ 0.00004fdis2+0.7061gni- 0.3834rgdp

T統計（-0.9429）（8.0093）（3.7289）（3.5288）（-0.1199）

P值（0.3477）（0.0000）（0.0003）（0.0006）（0.9048）

r2=0.983 R2=0.9824(R2表調整后)F=1692.515

D.W. = 1.950121

說明我國對東道國直接投資流量隨存量而增加，但當投資存量過度增加，將不能再吸引對外直接投資流入，與東道國人均收入即勞動力成本成反比，這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變化小和為降低生產成本而投資于亞非、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的現狀相符。

（三）政策建議和發展方向

1.以邊際產業轉移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通過對東南亞、拉美、非洲等地的投資，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從而在價格上形成競爭優勢；而要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釋放技術含量落后產業，同時，將這些產業的海外投資收益匯回國內，以支持重點扶植的新興產業發展成長，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從而形成以高附加值、高新技術新興產業為核心、傳統產業改造優化的新產業格局。

2.通過對發達國家投資獲得反向技術外溢

應以有競爭優勢的大企業為核心、帶動中小企業向歐美發達國家進行反向投資，企業文化氛圍以及國內應試教育對創造性思維的抑制短期難以改變，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對發達國家反向投資，可接近R&D資源，通過模仿效應、競爭效應、員工流動效應獲得反向技術外溢，并在企業內部傳遞、轉移、擴散、消化、吸收，提高我國技術研發能力、培養創新型人才，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

3.實體經濟發展同時保證金融資產安全

要通過向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獲得當地的高消費市場，從而有效解決我國的產能過剩問題，使企業得以發展壯大，提高盈利能力。通過投資收益匯回國內，提高居民消費能力。而且，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將引進其先進的消費理念和消費模式，引導國內消費者對高新技術產品的需求，強烈的國內需求將有效支持高新技術制造業、新興產業發展，有力防止“空心化”的形成。將大部分資本投資于實體經濟，可有力遏制資產泡沫形成，從而保證生產發展和資產安全。

結語

美元持續走軟，經濟復蘇緩慢；歐盟陷入債務危機，急需外資支持；日本經濟長期蕭條，增長乏力，都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絕佳時機。我們要牢牢把握這個時機，既有效利用外資，更要“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實現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闖出中國自己的品牌，在國際分工價值鏈上，努力走向高端環節。

參考文獻：

[1]馬文秀.日美貿易摩擦與日本產業結構調整.人民出版社

篇9

一、引言

資本的本質是獲取最大收益，因此從其誕生之日起，資本就開始不斷流動以尋取最佳回報，現代通信技術和金融市場的發展使得資本可以在全球范圍內自由配置，資本越來越全球化，產生了國際資本流動。錢納里和斯特勞特（1966）在其經典著作《外援與經濟發展》中認為，國際資本流動能夠填補東道國外匯與儲蓄缺口，從而促進經濟增長。證券投資是國際資本流動的重要形式，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對外投資特別是證券投資在全球范圍內增長日益迅速。事實上，證券投資是分享東道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方式，而且證券投資通常不涉及控股，可以規避直接投資所面臨的政府管制。對外證券投資的主要優勢是分散投資風險，即投資學中的“不要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面”。研究表明，居民對外證券投資能使投資人獲益，DeRoonFA，NijmanTE,WerkerBJM.（2001）指出，在不考慮交易成本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投資者對新興市場的投資能夠顯著分散風險，提高收益。Driessen，JoostandLucLaeven指出，跨國證券分散化投資能顯著提高收益率，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即使考慮到貨幣波動因素，依然能從對發達國家證券投資中獲益。Lagoarde-Segot，Thomas和BrianM.Lucey（2007）使用美元和本幣兩種方式建立資產組合，對中東和北非部分國家股票市場進行了研究，發現加大對這些國家的證券投資能夠使投資組合獲得多樣化的收益。

不過跨境證券投資對國民經濟也有其不利影響。正如Bhagwati（1998）指出的，驅動資本與驅動商品和服務跨越國界流動的動機不同，資本流動的驅動因素正如同經濟史學家CharlesKindleberger說過的那樣，是恐慌和狂躁，當一國或地區利潤率特別高時，猛躁的資本大量涌入，而當金融危機爆發后，投資者在恐慌心理作用下開始大量拋售資產，引起資產市場暴跌。由于證券投資對象主要是可交易的金融資產，流動性高，特別容易受到短期因素波動的干擾，影響金融穩定。以泰國為例，在泰國金融危機爆發前，外部證券投資大規模流入，使泰國經濟增長迅速，但在發生金融危機后的1998—1999年，證券投資方式的資本流入則又大幅度下降，特別是銀行貸款類資本大量流出泰國，1997年流出25.17億美元，1998年流出110.96億美元，1999年流出112.07億美元，因為銀行貸款變現能力強，在國際金融市場形勢發生不利變化時，外國銀行紛紛召回發放給泰國銀行和企業的貸款，泰國銀行和企業為了償還外債，被迫中止投資，國內總需求下降，從而影響產出。總體上，學術理論證實了跨境對外投資分散投資風險提高投資收益的作用，但由于證券投資的特殊性，我們也需要關注對外證券投資的負面影響。

二、國民經濟賬戶的均衡與證券投資開放的意義

對我國來說，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帶來的人口紅利效應，儲蓄率長期保持在高位水平，儲蓄大于國內的投資就形成了凈出口，凈出口亦長期保持在正值。由于我國凈出口基本保持在正值，為了實現國際收支平衡，資本賬戶必須為負值，這就需要資本外流，即資本賬戶K為負值。不過我國要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國內利率高于發達國家，因此，在利差刺激下資本賬戶亦呈現凈流入狀態。這使得我國國際收支面臨經常、資本兩賬戶雙順差局面。即國際收支無法通過市場平衡，需要政策干預即由政府買入外匯才能實現均衡，這反而又影響了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其邏輯分析如下。根據表-2國際收支賬戶平衡方程，在國際收支完全由市場調節的背景下，經常賬戶順差意味著資本賬戶的逆差，因為經常賬戶順差意味著國內出口商品或勞務從國外獲得金融資源，居民必須以某種方式擁有這種金融資源，無論是以對外直接投資還是證券投資方式，總之這會形成某種均衡。反之，在不均衡狀態，以我國現狀為例，經常賬戶是順差，而直接投資賬戶方面近幾年由于國家實施走出去戰略，對外直接投資也快速上升，不過即使在大幅度增長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也僅與外商對我國直接投資相當，因此直接投資不能單獨充當經常賬戶順差再溢出的主渠道，這意味著需要通過證券投資賬戶平衡經常賬戶順差。但是我國證券投資賬戶處于管制狀態，因此通過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中直接投資積累的國際資本不能通過證券投資宣泄，只能借由儲備變動消化。

三、現行對外證券投資政策的弊端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對外證券投資側重于國內居民（包括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直接購買境外證券投資的行為。不包括國家外匯管理部門使用外匯購買境外證券資產，因為這屬于投資的范疇；也不包括商業銀行的對外證券投資，因為這與本文所討論的普通市場主體對國外證券的投資概念不同。目前國內居民對外證券投資主要有兩個渠道。一是QDII（QualifiedDomesticInstitutionalInvestor），即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這是在資本賬戶不放開的情況下允許部分機構先行試行，在國內發行基金產品對海外進行證券投資，與比較火爆的QFII相比，QDII顯得比較冷清。根據2014年上半年央行《中國國際收支報告》，境外對我國證券投資（QFII）凈流入344億美元，其中：股本證券166億美元，債務證券178億美元；而QDII凈匯出資金只有27億美元。二是港股通，即2014年下半年推行的允許合格投資者購買香港證券的投資安排，截至2015年2月4日，2500億港股通總額度僅使用了237億元，尚有余額2263億元，與滬港通推出前的市場預期大相徑庭。從QDII和港股通的冷清可以看出，放松對外證券投資可能出現的資金大量外逃并未出現，顯示出目前對外證券投資的管制可能過于嚴格而且并非必要。另外，對境內居民海外投資的過度限制反而降低了境內居民參與海外投資的熱情。總體上，繼續執行嚴格管制的現行對外證券投資政策存在諸多弊端。

（一）資本流動影響央行貨幣政策獨立性當我國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外商直接投資呈現順差時，根據國際收支均衡表，過量的外匯只能通過證券資本賬戶輸出國外。如果證券投資賬戶處于管制狀態，那么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央行購買過量外匯。這導致巨額外匯資產在央行的集聚，因為央行并不總能完全沖銷吸入的外匯，所以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巨量順差往往會帶來基礎貨幣膨脹、物價上漲、銀行資產擴張等一系列問題。鑒于我國的經常賬戶順差仍然在源源不斷地堆積，例如2013年經常賬戶順差達1828億美元，雖然境內機構可根據經營需要自行保留其經常項目外匯收入，但人民幣資產收益較高和缺乏對外投資渠道使得境內機構不愿持有外匯，往往將順差帶來的外匯原封不動地賣給央行，使央行的資產迅速膨脹，僅2013年新增外匯儲蓄資產就達4314億美元。2013年末央行外匯儲蓄余額已達38213億美元。截至2014年底，中國人民銀行338248億元總資產中，外匯資產已達270681億元，外匯占款已占據超過80%的央行資產份額，巨額外匯儲備使中國貨幣發行受制于外部因素影響，影響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金融穩定。

（二）對外輸出資本投資回報率低中國是吸收FDI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同時也是一個資本輸出大國，這可能和很多人想象大相徑庭。從表-3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可以看出中國擁有巨額對外投資凈頭寸，2013年末中國對外投資凈頭寸19716億美元。不過我國的對外投資收益是低下的，該年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投資收益所得為負值。而日本2013年末3250070億日元凈頭寸投資所得盈余為164755億日元，綜合收益率為5.06%，且歷年收益相當穩定，2013年平均計算日本每個國民投資收益為13萬日元。中國對外輸出資本規模非常高，但收益卻非常低。其原因在于中國對外投資的結構失衡，以央行儲備為主（如表-4所示）。中國對外資產中，央行外匯儲備占對外資產比重達到62.75%，外匯儲備投資主要以低風險國債為對象，而居民主動性的對外投資，直接投資、股本證券、債務證券投資規模小，三項合計14.7%。相比之下，日本居民持有的直接投資、股本證券、債務證券投資占國際投資頭寸的59.8%，外匯儲備資產占日本對外資產比重僅為16.75%。另外，從證券投資的分布來看，日本對外證券投資以債券投資為主，私人部門占據主導地位，如日本對外債券投資以中長期債券為主，私人部門和銀行部門占據了主導地位。中國對外投資收益率低的原因可能也正是因為中國對外資產以國家持有外匯資產為主，即由央行持有外匯儲備，對央行這樣的非營利機構而言，用外匯儲備投資主要目標在于保持匯率穩定，保持儲備安全性，收益性只是附帶目的。從實際情況也可以看出，央行大量外匯投資于低收益的發達經濟體國債，如根據最新資料，2015年1月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跌破了2%，而據媒體報道中國持有美國國債1萬多億美元。中國想要提高收益率，就必須改變對外投資結構，放開居民對外證券投資限制，擴大普通居民投資者數量。普通居民投資者會在安全性與收益性間進行權衡，按照偏好和風險承受能力優化投資組合，最終會獲得高于外匯儲備投資的收益。

四、放開居民對外證券投資的前提和路徑

現行居民對外證券投資管制存在諸多弊端，放開居民對外證券投資勢在必行。從長遠來看，放開居民對外證券投資是我國資本賬戶開放進程的重要步驟，也是資本賬戶開放的必由之路。不過在操作層面，對外證券投資的開放路徑應是漸進的，健康的宏觀經濟環境、穩健的金融體系、高效率的資本流動監管體系是放松居民對外證券投資管制的前提條件，然后通過謹慎而又穩健的政策分步放松居民對外證券投資管制。

（一）確立最優外匯儲蓄規模首先我們需要確定現有外匯儲備中有多大部分可以用來進行對外投資。由于人民幣在國際經濟交易中使用范圍較窄，多數國際經濟交易仍然要通過美元、歐元等主流貨幣中介，因此，由國家持有一定數量的外匯儲備仍是必要的，超過這一份額的外匯儲備則可由居民持有對外投資。這就是經濟學中的最優外匯儲備規模概念，根據研究目的，在此僅拋磚引玉做初步探討，我們假設外匯儲備僅滿足基本需求：交易性需求、預防性需求和應對投機性需要。②交易性需求指用于支付進口和償付外債的外匯需求。一般來說，一國外匯儲備需要滿足6個月的貨物與服務進口需求和清償對外債務，但對我國來說這是比較保守的計算方式，因為我國目前仍然是出口大于進口，不可能半年之內不出口只進口，另外舉借的外債也不可能完全用于消費，還會用于投資擴大產出創匯能力。因此我們以3個月的進口需求和總外債計算交易性需求。2013年我國貨物與服務進口21896億美元，3個月為5474億美元，截至2013年末，我國扣除企業間貿易信貸的外債余額為5267億美元，上述合計為10741億美元。除了滿易性需求外，根據我國的特殊情況，我們還要預防外商直接投資利潤匯出帶來的外匯需求。2013年末外國來華直接投資存量為23475億美元，以2013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所有者權益利潤率為17.5%計，外資企業可實現利潤4109億美元，2013年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投資收益借方為2276億美元，由于我國對外負債以外商直接投資為主，我們假設投資收益借方主要為外資企業利潤匯出，因此在2013年外資企業盈利中尚有近2000億美元未匯出，這構成了隱性外匯儲備的需求。我們假設央行要持有足以應對三年的隱性外資企業利潤匯出，即需要儲備6000億美元。外匯儲備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即應對投機性需求穩定匯率，比如在本幣被大量投機性賣出時，央行可以向市場投放外匯緩解貨幣貶值壓力。所以在儲備16741億美元滿易性需求、預防性需求外，還需要額外儲備穩定人民幣匯率。考慮到國內居民持有的外匯也可滿足上述三種需求。由央行持有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足以滿易性需求、預防性需求、投機性需求。當然，這一數額是動態調整的。超過這一數額的過量外匯，可以通過下文所涉及的資本賬戶投資外匯交易市場，由民間市場主體持有并用于資本賬戶投資包括證券投資。

（二）采取更靈活的匯率安排放開居民對外證券投資管制需要更靈活的匯率安排，唯此經濟體對各種危機方能應對自如，固定或僵化的匯率制度很難包容各種沖擊，如果匯率安排更為靈活，市場就不會有一邊倒的匯率預期，居民就會擴大外幣資產權重以平衡匯率風險。事實上，更加靈活的匯率政策不僅是放開資本賬戶的前提，資本賬戶逐步放開后，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會越來越大，此時很難維持相對固定的匯率，決策者必須在固定匯率和資本賬戶開放兩者間做出選擇。實施更靈活的匯率安排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我國長期以來實施相對固定的有管理的匯率，猛然實施浮動匯率，進出口商還有投資者都會不適應。因此，首先要建立健全匯率波動風險對沖機制，提供外匯掉期、期貨、期權等風險對沖工具，提高交易主體的匯率風險意識。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更完善的以市場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三）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統計和監測工作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2009）認為，目前在國際資本流動監管上，還存在很多問題，例如，到目前為止，跨境資本流動的渠道和機制仍未厘清，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資本流入與流出的渠道和機制，另外在東道國經濟低迷時，資本流動是如何逆轉流出的，其渠道和機制也仍未厘清。因為證券投資流動性特別高，更需要對其異動保持關注，這就需要我們厘清對外證券投資的渠道和機制，建立健全證券投資統計監測體系，做好扎實的基礎統計工作。按照《國際收支統計申報辦法》，國際收支統計申報范圍為中國居民與非中國居民之間發生的一切經濟交易以及中國居民對外金融資產、負債狀況。放松居民對外證券投資后，對居民對外證券投資的增長速度、變動方向等數據監管部門應當保持重視，掌握其變化趨勢，以便在對外證券投資達到風險點時，及時啟動管制手段。

（四）對非正常的證券投資流動采取必要的管制手段證券資本流動由于其波動性容易造成金融動蕩，正如前文所述，泰國金融危機期間證券資本的趨勢逆轉引發了金融危機。因此，對居民對外證券投資的規模和結構需要保持一定的警惕。當某段時間內對外證券投資數量迅速擴大并引起匯率波動乃至于出現資本外逃時，對證券資本流動就應當采取一定的措施。限于文章主旨和篇幅，在此不進行深入討論。資本流動管制措施包括數量限制和價格管制措施，數量管制類似國際貿易中的配額。如直接對居民對外證券投資數額進行限制，或者干脆禁止某種方式的對外證券投資，還可以是用許可證的方式對證券投資輸出量進行數量管制。價格管制措施包括對流出的資本按交易額征收交易稅，或者對證券投資分紅或資本利得征稅，這些措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提高資本輸出的成本，使輸出的資本只有預期獲得更高的收益才有利可圖。如前所述，正常的對外證券投資能夠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監管當局只需保持關注。當對外證券投資趨勢改變并影響金融穩定時，監管當局應采取必要管制措施，此時應盡量采取征稅等價格性管制方式，直接禁止交易及數量限制等剛性數量手段只能在非常時期使用。

（五）放開居民對外證券投資路徑從放開證券投資的資金來源上，首先可以考慮允許經常賬戶順差進行對外證券投資，今后可允許合法獲得外匯的企業進行對外證券投資。推動居民對外證券投資需要完善的市場體系、發達的中介機構和便捷的渠道。首先應建立資本賬戶投資外匯市場，居民可以通過居民間外匯市場調劑外匯余缺。③其次應當培育國內的證券投資中介，加強對外投資中介機構建設。對外證券投資涉及匯率轉化、所在國政治、經濟環境分析，個人投資者很難掌握全面知識，應以金融機構對外證券投資為主，個人對外證券投資為輔。

篇10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特點 原因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

通過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的數據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如下特點：在區域上，集中于非洲和亞洲地區；而在增速上，進入21世紀后增速明顯變快，在金融危機后呈現出更快的增長，且中國對歐洲、北美以及拉美地區對外投資的增速超過了在其他地區的增速而且還在不斷加快；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產業偏愛資源礦產產業；還有一點是形式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開始了一些新的嘗試。那么，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的這些特點其原因是什么呢？

二、基于內部化理論

在今年7月，奇瑞汽車宣布在巴西建立汽車生產廠房，總投資額達到四億美元。奇瑞汽車公司總經理助理金弋波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巴西距離中國遙遠，運輸成本非常高，時間長，市場反應太慢，而在巴西國產后不僅省了昂貴的運輸費，而且也不用交關稅，再加上零部件在當地生產，對成本影響很大，產品的競爭力將有很大的提升。”

看完這個新聞，我們引入內部化理論：內部化理論其主要觀點為外部市場失效導致外部市場交易成本太高，從而迫使企業實行市場內部化。此理論是由巴克萊提出的。其用于解釋這樣的現象：“跨國公司沒有利用世界貿易的市場來實現國際分工，而通過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建立起企業內部化市場，用企業內部的行政關系來代替企業與其他企業之間的契約關系，以節約或降低外部交易成本的。”

很顯然，內部化給奇瑞產品競爭力提升帶來了優勢。巴西的汽車關稅以及其他貿易壁壘使市場外部市場失效，交易成本過高；而奇瑞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在巴西當地建廠這種方式，回避了這些交易成本，同時還獲得了快速市場信息回饋的收益，也消除了市場因為信息不通引起的交易性市場失效。我們進一步探求在什么情況下企業會選擇對外直接投資這種方式：

我們用：C1 來表示產品國內生產成本；C2 表示國外生產成本；M來表示國內生產后用于出口的出口銷售成本；A來表示由于市場內部化而增加的額外成本；D來表示技術授權條件下母公司技術壟斷優勢方面的損失。

出口方式的總成本=C1 + M ①

內部化（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總成本=C2 + A ②

技術授權方式的總成本=C2+D ③

①②③式中總收益與總成本之間的差額不同，差額最大的就是最佳的國際生產方式。

其實上例中奇瑞汽車只是中國很多開始在歐洲、北美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戰略企業的一個縮影：在08年金融危機之后，歐美等中國傳統的出口貿易市場萎縮，同時這些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對中國產品設置了各種新增關稅及貿易壁壘，出口銷售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成本越來越高；同時，中國企業在某些領域也具有了一定的技術優勢，而技術壟斷對企業競爭力有越來越重要。 因此中國企業，特別是技術型和有實力的企業越來越多的選擇內部化也就是在歐美改變傳統貿易方式而開始在歐美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來進入歐美市場。

雖然在內部化理論的基礎上我們分析了為什么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08年金融危機后增速加快，以及中國對歐洲、北美以及拉美地區對外投資的增速超過了在其他地區的增速而且還在不斷加快的特點，但其也有不足的地方：一方面很難解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集中于亞洲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地區的特點，另一方面也不能解釋中國對外投資對于資源礦產偏好的特點以及形式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

三、基于小規模技術理論

在小規模技術理論里，發展中國的企業在與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競爭上有三方面的優勢： 1）擁有為小市場需要服務的勞動密集型小規模生產技術。2）國外民族產品的生產。 3）產品低價營銷戰略。

前面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的數據中，呈現出集中于亞洲與非洲發展中國家的特點，這個特點包含了兩方面的含義：第一，亞洲與非洲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有很大一部分是收入較低的國家；第二，產品在這些國家受歡迎要具備價格低廉的特點。而小規模技術理論正好解釋了這個特點的兩方面含義。 所以中國企業在進入這些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是具有比較優勢的。首先，中國企業因為規模較小、產品標準化程度也相對較低、針對市場的反應也更靈活，更能滿足市場多樣化需求，能夠找到大型跨國企業留下的市場縫隙，而填補這些縫隙。其次，中小企業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滿足市場對專業化生產的需求。前面在理論中也有提到，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相比，在科技產品上處于優勢地位；然而在民族特色產品與手工產品的生產上，中國企業處于優勢地位。第三，中國企業因為長期長于控制產品成本，能夠承受產品低價薄利的營銷狀況。

四、結論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所顯現出的在區域上，集中于非洲和亞洲地區；而在增速上，進入 21 世紀后增速明顯變快，在金融危機后呈現出更快的增長，且中國對歐洲、北美以及拉美地區對外投資的增速超過了在其他地區的增速而且還在不斷加快。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總結出如下原因：1、回避貿易壁壘及關稅，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企業競爭力。在金融危機后，一方面國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各種貿易壁壘增加，出口的大環境惡化；另一方面國外的資產變得較以前廉價，這時候中國企業到國外直接投資能夠獲得更低的交易成本，從而提高自己的國際競爭力。2、更快獲取國外市場信息與技術。 無論是在國外設立合資企業或者收購境外企業都可以獲得一定的技術要素或者管理要素，有利于其進行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同時，在境外設立研發中心對母國技術提高也有很大幫助。在當地的企業也能更快收到市場的信息反饋，從而有利于企業競爭。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