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資的特征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直接投資的特征，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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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雙邊直接投資的主要特征

（一）規模差距懸殊，危機后走勢不一

中美相互直接投資在規模上有顯著差距。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經歷兩輪增長，第一次擴張期為1993—2001年，從5.56億美元增至19.12億美元；2003—2007年進入第二輪增長階段，2007年達到52.43億美元。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處于起步階段，發展緩慢，2003年僅為0.65億美元，2007年為1.96億美元。

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和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走勢不同，美國對華投資波動較大，出現資本凈流回，中國對美國投資則增長較快。美國經濟分析署的數據顯示，美國對華直接投資2008年增至歷史最高值，2009年降至負值，出現凈資本流回，且2011年再次出現16.63億美元的資本凈流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數據，沒有出現負值，但呈現下降趨勢。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則增長較快，2010年和2011年的增速分別為43.9%和38.5%，2011年達到18.01億美元。

（二）雙邊直接投資都以制造業為主，服務業投資趨于增加

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集中于制造業領域，對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投資趨于增長，但仍然較小。2000年美國對華制造業直接投資存量為70.76億美元，占美國對華投資總額的比重為63.5%，2011年達到267.1億美元， 所占比重為49.2%；其中，以滿足當地市場需求的食品業和化工、冶金和交通設備等重工業為主，計算機和電子產品的投資規模也較大。對服務業的投資增加，2000年美國對華服務業的直接投資存量8.09億美元，占美國對華投資總額的比重為7.3%，2011年為146.37億美元，所占比重為27%；其中，對金融業的投資整體呈增長趨勢，所占比重為4.6%，但總體上仍然較少。

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制造業，金融業投資增加較快。2010年制造業領域的投資存量占比27%，為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國際金融危機后，對美國金融業的直接投資增加，2007年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總金額為1.96億美元，2008年大幅增至4.62億美元，其中，對金融業投資增幅最大，2010年對金融業投資所占比重為10.8%。

（三）雙邊直接投資在兩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聯系中相對較弱

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和歐洲地區，對華直接投資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2008年之前不足2%（2005年除外），國際金融危機后出現波動，2010年對華直接投資占比為2.33%。中國引進美國投資占中國引進外資的比重也較低，并且下降趨勢較為顯著，2004年為6.5%，2010年降至2.04%。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亞洲和非洲地區，2011年對美國直接投資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比重為2.43%；從美國引進外資的角度看，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所占比重更是很低，2009年之前都低于0.2%，2011年為0.25%。

二、形成中美雙邊直接投資基本格局的主要影響因素

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已形成一定規模，而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起步較晚，雖然國際金融危機后發展較快，但仍處于起步階段。截止到2011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的存量為542.34億美元，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僅為38.15億美元。

（一）比較優勢決定雙邊投資的基本格局

從美國的角度看，美國的企業由于具有技術創新、先進的企業管理和營銷與品牌等優勢，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居世界首位。從中國的角度看，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更多地擁有“國內資源部門的準入權優勢”和“生產階段的分工”，而只有少數企業在某些領域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術的所有權優勢”。

如果將美國和中國的優勢放在一個框架中分析，則美國更多地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術的所有權優勢”，中國更多地擁有“國內資源部門的準入權優勢”和“生產階段的分工”優勢，這決定了中美雙邊直接投資的基本格局。

（二）區位因素和歷史文化聯系

從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看，經濟發展的歷史聯系和地理因素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格局的主要影響因素。截止到2011年，美國對加拿大、歐洲和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資頭寸所占比重，分別為8%、55%和20%，對亞太地區的直接投資占比僅15%。

中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已經較深地參與到國際生產分工體系中，逐漸成為世界主要的制成品出口國。受地理和文化因素的影響，主要是來自亞洲地區的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日本和韓國的直接投資發揮了主導作用，來自美國的直接投資并不是促成中國參與當前國際分工的主要因素。

三、中美雙邊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

（一）美國“再工業化”對雙邊投資帶來不確定性

為應對國內失業率居高不下和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等問題，美國實施“再工業化”戰略，有層次、有步驟地推出一系列系列舉措。美國“再工業化”對雙邊直接投資的影響主要有兩方面：

1、部分美國在華制造業企業回歸，但宏觀影響并未顯現

隨著機器人、人工智能生產和頁巖氣技術的突破，美國的制造成本降低。2012年3月份波士頓咨詢公司推出《美國制造回歸：制造業或臨拐點》的報告，認為中國制造業的低成本優勢正在不斷削弱，制造業從中國向美國回歸拐點將有可能在計算機和電子產品、家電和電氣設備、機械設備、家具、金屬制品、塑料和橡膠及運輸工具七大產業率先啟動。目前確實也出現了部分制造業企業回歸美國生產的現象。

在宏觀層面上美國對華制造業直接投資未受到顯著沖擊，但趨勢不穩。美國對外制造業直接投資，2008年降到最低，2011年還沒有恢復到危機前水平，但已溫和復蘇。美國對華制造業直接投資在2009年下降幅度較大，2010年和2011年先增長后下降，趨勢不穩。從制造業的內部結構看，計算機和電子信息產品、電子設備和零部件以及交通設備領域的直接投資波動較大。

2、中國對美跨國并購受政治干擾趨多

從中國企業近幾年對美國的直接投資看，華為、中興、三一和萬向等中國企業在美直接投資接踵遇挫。“政治”、“國家安全”、“威脅”等成為阻礙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主要障礙。具體看，中國對美跨國并購的企業主要是中國在高技術產業領域有過激競爭力的企業，美國存在對其技術外溢的擔憂。根據《埃克森-佛羅里奧修正案》規定，總統有權基于國家安全的理由對任何外國兼并、收購和接管美國的商業公司的行為采取行動。對外國并購等的審查具體由外國投資委員會來負責。這種“審查權”就賦予了美國總統在經濟領域的“政治干預權”。

因此，從經濟要素的稀缺性來看，有限的資本根據要素成本的差異，在中國和美國之間進行區位選擇，意味著美國對華直接投資面臨不確定性，但目前尚未帶來明顯沖擊。另外，從先進技術的壟斷性看，出于對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增強的防范，針對中國對美高技術企業的并購，美國通常會以威脅到國家安全的理由進行干涉，從而給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增加風險和不確定性。

（二）影響中美雙邊直接投資發展趨勢的基本因素尚沒有變化

1、中國的市場需求巨大，且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收益增長快

從亞太地區看，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市場需求巨大的優勢較為顯著，成為吸引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的主要因素，即前面提到的，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市場拓展型投資”，目前已取得較好的發展。

一是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已形成較大規模。中國已經為美國對亞太地區制造業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美國對中國制造業的直接投資在2004年之后經歷了快速增長，2007年美國對中國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頭寸，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亞洲地區最大的國家，2011年美國對中國制造業的投資頭寸為267.1億美元，高于日本的233.12和新加坡的214.47億美元。

二是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收益持續穩定增長，并且前景不錯。美國商務部公布的美國—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經常賬戶項目下的直接投資為凈收益，并且穩步增長。2000年直接投資項下美國對中國實現的投資收益為12.2億美元，之后快速增長，2007年為57.7億美元，2008—2011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收益仍保持較快增長，達到96.8億美元，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的比重也提高至2%。

另外，美國對中國金融業的投資增長空間較大。截止到2011年美國對日本的金融業直接投資總額為545億美元，相當于制造業投資總額的2倍多，而對中國金融業的投資總額25億美元，不足制造業領域投資的十分之一。美國對新加坡、韓國和印度的金融業直接投資分別為137、57和37億美元，也高于中國。隨著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和開放水平的提高，美國對中國金融業的直接投資將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因此，美國對華制造業投資已經具備一定的基礎，金融業領域的直接投資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并且投資收益穩定增長，這都成為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增長的有力支撐。基于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場潛力的逐漸顯現，預計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增長的基本趨勢不會受到影響。

2、中國擴大對美直接投資的必要性凸顯，且具備客觀基礎

中美之間的直接投資聯系較弱，貨物貿易和中國持有美國的國債是目前中美兩國主要的經濟聯系。從資本流動的方式看，中國資本流入美國的主要方式是中國增持的美國國債和美國銀行增加的負債，直接投資方式所占比重非常小；美國資本流向中國的主要方式是美國銀行投資權益的增加，直接投資占比也較小。通過增加對美國直接投資已成為改善中美經濟貿易聯系的主要方式之一。

從直接投資的動機看， 中國企業對美國投資的動機日益強烈。確保在美國的市場份額，規避貿易摩擦等占主導地位，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而隨著我國高技術產業領域部分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增強，為加快提升我國高技術和先進制造業的發展水平，進行專利與信息收集、商品籌劃與開發研究，也成為推動中國企業對美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因素之一。

從比較優勢的角度看，我國部分企業具備了跨國并購的基礎，中國已到了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的階段，“走出去”戰略實施后，一系列支持海外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的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三）政策環境整體有利，且長期看尚存機遇

從長期看，美國“再工業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市場需求，以及產業分工深化為促進兩國直接投資帶來機遇。

1、中美雙邊直接投資面臨的政策環境整體有利

一是“選擇美國”計劃的實施有利于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2011年6月奧巴馬簽署行政命令，創建“選擇美國”項目辦公室，旨在推動全世界各地和美國本土企業擴大在美國的投資，為美國創造增長良好的就業環境。

二是中國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1年修訂）》擴大了開放度。目錄取消了部分領域對外資的股比限制，通過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以促進制造業改造提升、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促進服務業發展；中國“走出去”戰略的加快實施，也為國內企業加強對美直接投資提供有利的政策支撐。

三是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正在推進。2008 年6月，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雙方同意啟動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旨在加強雙邊投資保護的同時，促進雙邊投資健康發展。2012年5月重啟中美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談判，兩國政府并為此展開了相關研究。

2、辯證看長期雙邊直接投資尚存機遇

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推進，從發展的角度看，一是必然意味著對潛在市場投資的增加，以更準確靈活地捕捉市場需求信息，二是“再工業化”帶來的新一輪產業的發展，必然帶來國際分工的深入發展。首先，長期看，市場需求是企業技術和產品創新不可或缺的，尤其是當前產品生命周期加快，產品的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再創新階段，間隔時間較短，必然意味著為了抓住市場規模而帶來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中國具有潛力巨大的市場。美國可能通過對華直接投資，來捕捉更多的市場信息。其次，“再工業化”將帶來新一輪產業興起和發展，必然帶來國際分工格局的調整，這無疑是中國參與新一輪全球經濟分工的重要機遇，通過培養我國企業在國際分工中的新優勢，提升技術水平，與美國更多地展開科研合作，與美國形成不可替代的產業分工關系，將有利于雙邊直接投資發展。

四、政策建議

加強中美雙邊直接投資的目標并不是確保其規模，或者確保其增速，重點是促進中美直接投資結構性加強，立足于利用好中國潛力巨大的市場優勢、較低成本的熟練勞動力優勢和一定基礎的科研優勢，并抓住“美國再工業”及新一輪產業革命帶來的國際分工的機遇，為我國的產業轉型升級創造爭取更多的有利條件。為此建議：

一是分類利用好美國對華直接投資。針對以利用我國低勞動力成本為導向的美國直接投資，政策側重于理順要素市場價格，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無需政策方面壓低勞動力成本以應對“美國制造業回歸”；針對以我國市場需求為導向的直接投資，政策側重于市場開放程度的擴大，但也要防范美資企業在我國市場上的壟斷，造成國民福利的損失；最重要的是，為擴大美國高技術領域或者研發機構在我國的投資提供政策支持。

二是加大對戰略性產業的監管。在擴大產業開放的同時，要更加注重監管，保障我國的經濟和產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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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上市公司 自主創新投入 公司治理結構 實證分析

一、引言

自主創新一直是企業發展中最受關注的方面,因為自主創新獲得的核心競爭力是企業長期發展的動力和源泉。但是自主創新這種投資行為一般是長期投資,并且其結果具有較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在委托理論條件下,如果企業內部缺乏對管理者創新投入的激勵機制,管理者就會通過短期投資,如廣告投入、規模擴大或者并購等達到追求效益的目的,而放棄風險較大但具有長期效益的自主創新投入。

企業自主創新的內部激勵除了傳統的薪酬激勵外,公司股權結構,管理者持股比例、董事會結構、資本結構等公司治理結構特征將對管理者的自主創新行為產生重要影響。本文通過對2008年通信類上市公司年報數據的分析,綜合考慮股權集中度、管理者持股、資產負載率等公司治理結構特征對公司自主創新投入能力的影響。

二、研究假設

假設1:股權集中度越高,企業自主創新投入越多

大股東和適當的股權集中度有利于減輕R&D投資不足的問題,由于流動性關系,大股東也具有長期投資的動機,因此綜合分析認為大股東和股權集中度將促進企業R&D投入。

假設2:管理者持股越多,公司自主創新投入越多

創新投入對于公司長期價值有增長作用,但會帶來短期收益的降低。為了規避風險,管理者通常會選擇可以帶來短期業績的投資方案。如果管理者持有公司的股票,無疑才會將自己的長期利益與公司的長期發展結合起來。

假設3:公司資產負債率越高,公司自主創新投入就越低

資產負載率是評價企業償還能力的指標。由經驗可知,負債越多,用于研發的資金就越少。同時債務越多,企業面臨的債務利息越大,債權人的監督越嚴格,而自主創新投資是長期的,風險也大,出于公司財務安全和管理者自身職位風險的考慮,負債越多的公司,其創新投入越少。

三、數據和模型

1.數據樣本

通過查找2008年深滬證券交易所通信類企業47家公司的年度報告,刪去股權被凍結或生產經營不正常的公司,共獲得34組樣本。

2.變量

本文采用R&D支出/2008年全年營業收入作為自主創新投入的量化指標,并以此為被解釋變量,體現公司治理結構特征的各參數,如股權集中度、管理者持股、資本結構等作為解釋變量。

各變量定義如下:

(1)Y:2008年R&D支出/2008年銷售收入;

(2)x1: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

本文采用國內學者慣用的上市公司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和控股股東持股比例來衡量股權集中度;

(3)x2:董事長持股比例。

(4)x3:資產負載率。

數據變量如下表1所示:

3.模型與研究方法

為了檢驗上述的四個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相關性,應用如下模型:

采用OLS方法對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對OLS回歸結果進行統計結果分析以及經濟學意義檢驗,對殘差序列進行D.W檢驗和White檢驗。如果存在異方差,則使用加權最小二乘法獲得有效估計。

四、實證分析及結果評價

1.描述統計分析

表2顯示了研發支出、前十大股東累積持股、董事長持股、資產負載率的平均值、中位數、最大值和最小值。

2.回歸結果

利用Eviews軟件,對表1數據進行OLS回歸,結果如下:

3.模型評價

統計學檢驗:由上面回歸方程 可知,此模型的擬合度一般,這是由于樣本數量少,以及變量設計少所致。由于本文著重研究三個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相關性,因此擬合度不影響結論的得出。

由DW=2.37可知,該模型不存在自相關;

,該模型也不存在異方差。

給出顯著水平,,因為,說明總體回歸方程是顯著的,即通信類上市公司自主創新投入能力與前十大股東累積持股、董事長持股、資產負載率有顯著的相關關系。

,可見在顯著水平為0.05時,都不顯著,只有顯著,說明資產負載率對自主創新能力有顯著影響。

4.結果評價

由可知,與Y正相關,即股權集中度與企業自主創新投入成正相關關系,這與假設1結論相符;由可知,與Y正相關,即董事長持股比例也與企業自主創新投入能力正相關,與假設2相符;由可知,與Y負相關,說明資產負載率越高,企業自主創新投入能力越低,這與假設3相符。

上面的回歸分析說明,我國通信類上市公司的自主創新投入與公司治理結構特征的關系,是符合理論研究結果的。

五、結束語

通信類企業屬于高技術產業集群,其發展離不開自主創新能力,只有自主創新才能使一個通信企業真正的擁有核心競爭力,從而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在之前學者對企業內部激勵對于自主創新投入能力的影響研究的基礎上,本文針對某些公司治理結構中的重要因素對通信類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影響進行了分析,證明了股權集中度越高,企業自主創新投入越多,管理者持股越多,公司自主創新投入越多,公司資產負債率越高,公司自主創新投入就越低。這些結論并未闡述出所有的公司治理結構特征是否對公司自主創新投入能力均有影響,如基金持股、公司性質、公司投資等,從本文建立的模型擬合度情況就可以看出,還有很多因素沒有考慮在內,因此對于這二者的關系還需要做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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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楊建君李垣薛琦:基于公司治理的企業家技術創新行為特征分析[J].中國軟科學, 2002, (12): 1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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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1005-913X（2015）07-0026-02

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有了不俗的表現。2014年末，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更是連續三年保持了世界第三的水平，僅次于美國和日本。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中國企業作為從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主體，國際化程度也逐年攀升，為中國實現對外投資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平衡、促進包容性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數據顯示，中國2014年全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參與境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投資者共對全球逾156個國家和地區的4522家境外企業進行了投資活動，累計金額達到1029億美元，同比上年有14.1%的增幅，其中非金融類投資898億美元，能源礦產領域仍為投資熱點所在。與此同時，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國家中，發達國家占比有了較大提升，其中對歐盟投資也有約1.7倍的增長，在歐債危機的背景下，中國對歐洲投資的“跳躍式”增長尤其引人注目。

中歐長期以來穩定而密切的經貿往來，雙邊貿易在2013年底達到了5591億美元的規模，其中歐盟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和第一大進口市場，同時中國也是歐盟的第一大進口市場和第二大貿易伙伴。那么，作為一個新興發展經濟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伙伴國結構迅速從發展中國家和資源型國家向歐美發達國家集中的現象，內在的原因是什么？中國企業在歐洲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又有著何種形式和行業分布形態？歐債危機背景下，中國加大投資力度的現象是否是長期性的趨勢？這些問題，都將留待本文在余下部分逐一展開進行探討。

二、中國企業對歐洲直接投資的發展狀況

（一）中國企業對歐洲直接投資活動的規模與主體

據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的數據可知，2010年中國對歐洲的直接投資存量僅為61億歐元，位居印度、冰島等國之后，而截至2012年末，這一金額已增長了4倍之多。與此同時，數據顯示2013年初中國在歐洲直接投資企業為7148家，企業資產總額為878億歐元，中國企業投資的歐洲國家也由兩年前的28個增至35個，且早在2012年末，中國在歐洲所設立的直接投資企業便覆蓋了全部歐盟成員國。由圖1的部分關鍵指標可以看出，單就企業數目而言，兩年時間內中國對歐洲直接投資的企業數目有了較大程度的增長，漲幅高達57.9%；且伴隨著對歐洲直接投資額的迅猛增長，相關企業的從業人員也有了大幅增加。此外，諸多數據也表明中國對歐洲ODI活動中企業偏向于“年輕化”的局面，中國企業在對歐洲直接投資的過程中，企業規模不斷擴大、經營水平也正在不斷的提升。

（二）中國企業對歐洲直接投資的流量與存量

伴隨著中國與歐洲雙邊資金流動規模的增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不斷增多，根據由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的數據報告顯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都有了跨越式的增長。2004年中國對歐盟等國的直接投資的存量和流量分別為5.37、0.73億美元，到2012年底則分別突破了315.38、61.2億美元，增長速度尤其迅猛。無論是直接投資的存量還是流量，亞洲始終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集散地；這主要是因為近年來，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了包括香港、開曼群島以及澳大利亞等傳統的避稅區，歐洲地區在2012年分別吸納了中國約8%的投資流量和7%的投資存量，相較之下規模較小，但是仍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據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全年對歐的直接投資占到了流入歐洲的全部外資的1.4%，這一比例顯著需要增強。

三、中國企業對歐洲ODI的投資結構特征

（一）中國企業對歐洲直接投資的投資結構

自從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以來，國際投資者紛紛撤資，而中國資本卻在此時背道而馳，加大了投資規模，大量中國資金進入歐洲市場。例如，中國山東重工集團收購德國叉車制造商凱傲集團25%的股份、國家電網投資21億歐元購買意大利國有存款銀行能源網資產35%股權、復星集團出資10.38億歐元收購葡萄牙儲蓄總行保險公司的80%股權等等都是典型的代表。整體而言，通過對各行業的流量和存量占比、資金規模都不難看出，制造業、租賃和商務服務以及金融業是中國對歐洲直接投資最為集中的三大領域，且制造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也是增長較快的行業部門。

與此同時，也通過選取部分歐洲國家，詳細探討了中國對歐ODI的行業分布結構。如表1所示，在7個樣本國家中，能源、交通、技術和不動產部門的對外直接投資是覆蓋面相對較多、投資規模較大的產業部門。這與上文所分析得出的結論相一致，制造業、租賃和商務服務以及金融業吸納了大多數的中國對歐洲的直接投資。

根據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這兩種投資形式，結合企業投資的行業流向，本文借鑒Hanemann & Rosen（2012）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國企業在對歐盟的直接投資中，綠地投資模式是投資者更多采用也更為偏好的投資方式，但并購的方式也在不斷增加，特別是在制造業領域。在項目合作方面，通信設備及其服務、工業機械、設備和工具以及替代/可再生能源產業是相對集中的三大產業。當然，目前中國的對外投資領域開始向酒店、醫療、電信、地產等產業邁進。

除了產業分布結構方面的特征，伴隨著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的不斷擴大，從國家和地區分布結構來看，2014年中國在歐洲直接投資規模最大的國家是意大利，而中國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的投資從2011年到2014年有大幅的增長。與此同時，盧森堡、英國、法國、德國、瑞典和荷蘭是吸引中國直接投資最多的歐盟國家。顯然，中國企業在歐洲的分布呈現出西歐多于東歐、北歐和南歐的局面。然后，在不同的地區內部，各類企業的占比也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例如，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占據了西歐投資者的主體，而東歐則以個體及家族企業為主。

根據上述關于企業的行業和地理區位的分布，更進一步對企業所有權結構等特征進行展開。德意志銀行的數據顯示，中國的海外投資曾經主要來自中國的國企，但在2011到2013年之間，中國私企在歐洲大陸的投資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從之前三年的4%上升到30%。

（二）中國企業對歐洲直接投資的特征

基于上述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規模和結構的分析，不難發現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表現出三個明顯的特點。首先，中國企業對歐盟直接投資的流量、存量不斷增加，增速明顯，但同時所占比重并不大。伴隨著中國企業實力的不斷增強，同時歐債危機為中國企業投資歐盟提供了不少難得的機遇，中國投資者對于歐洲的投資興趣不斷升高，投資規模有了很大程度的增長。但正如前文分析得知，歐洲地區在2012年分別吸納了中國約8%的投資流量和7%的投資存量，相較之下規模較小。其中2011年中國全年對歐的直接投資更是只占到了流入歐洲的全部外資的1.4%，相比之下，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無論是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例，還是在歐盟吸收的全部外國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例都還比較小。

其次，中國對歐投資重心逐漸從投資自然資源和促進貿易兩方面轉移到全產業鏈的投資模式，投資行業不斷增多、規模不斷擴大。當前，對歐盟的直接投資幾乎覆蓋了大多數行業，但是主要集中在中國并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截至2010年底，中國企業對這三個行業的投資存量占同期對歐盟投資存量總額的83.2%，其中對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的投資存量為58.76億美元，對制造業的投資存量為30.79億美元，對金融業的投資存量為14.51億美元，分別占對歐盟投資存量總額的47%、24.6%和11.6%。近年來，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行業呈多元化發展的趨勢，開始向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住宿和餐飲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等行業發展。即便如此，工業仍是中國對歐投資的重點領域，化學產業、汽車、煤炭原油和燃氣的投資比重仍然相對較大。

最后，中國企業對歐洲的直接投資地域分布不均，主要投資仍然集中于歐盟核心國家。據商務部統計，中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市場規模較大的歐盟核心國家，截至2010年底中國企業對歐盟直接投資存量排名前十的國家分別是盧森堡、德國、瑞典、英國、荷蘭、匈牙利、西班牙、法國、意大利、波蘭，這十國的投資存量占對歐盟投資總額的94.7%。相比之下，中國對于其他新增的歐盟國家投資則極少，比如2010年對馬耳他的投資僅為237萬美元。

四、中國企業對歐ODI投資的動因和變動趨勢

（一）中國企業對歐洲進行ODI投資的動因

國際投資理論將企業尋求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分為四類，包括資源尋找型、市場尋找型、效率尋找型和戰略資產尋找型四種。而且，根據該理論的表述，企業進行海外直接投資一般會選擇自己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而從降低自己的生產和交易成本，以獲得比在母國更高的利潤回報。

然而，上述理論的分析和研究框架卻很難與當前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現狀相結合起來，因為中國對歐洲PDI活動的范圍十分廣泛，很難將其歸于四種類型中的單一一種，更多情況下是多種原因的綜合作用結果。與此同時，在對歐盟的直接投資中，中國企業并沒有將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歐盟，而是將投資重點集中于現代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這恰恰又是中國企業不具備競爭優勢的領域。因此，需要將分析視角與全球價值鏈相結合，中國主要是通過加工制造業嵌入國際生產網絡而參與國際分工并獲得產業發展的，這也是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參與全球產業鏈的主要方式，但是中國參與的部分位于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并沒有主導整個產業鏈，所以，中國企業很難進行將自身優勢產業進行海外轉移的對外投資。上述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促進了中國企業對歐洲直接投資的現存局面，而隨著國際、國內競爭的日益加劇，走出去成了更多企業的選擇。歐盟作為世界上重要的經濟體，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及管理經驗、完善的市場制度以及極大的市場需求，基本可以滿足中國企業投資發展的需要，因此，擴大對歐盟的直接投資是中國企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二）中國企業對歐ODI投資的變動趨勢

現詳細分析了中國對歐洲直接投資的現狀和特征，同時在特征部分指出了一些細微的不足之處。在近年來不斷增長的勢頭下，中國對歐ODI的投資也出現了一系列的新趨勢。

首先，中國企業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規模將繼續擴大。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對歐盟的直接投資凈額總體不斷上升，存量和流量每年都以較大的比重增加，按照這樣的趨勢，在雙邊貿易政策和國家關系穩定的情形下，中國企業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規模必將繼續擴大。事實上，歐盟的主權債務危機為中國的投資帶來了機遇，同時中國“十二五”規劃綱要與歐盟“2020戰略”深度對接的背景下，中歐政策的高度一致，為中國企業對歐盟的直接投資提供了宏觀的支持，因而未來的投資規模將會有更進一步地擴大。

其次，中國企業對歐盟新成員國的投資也將不斷的擴大。由前面的分析可知，中國對歐盟新成員國的大部分國家投資非常少，更多的集中于歐盟的核心成員國。根據國際化相關理論可知，實際上這些新的成員國或地區是中國擴大對歐盟投資的潛在區域，伴隨著他們商業法律環境以及市場機制的日漸完善、投資環境不斷優化，通過對這些國家的投資，不僅能夠實現互補，同時也可以開拓新的國際市場。近年來，中國對于部分新加入的歐盟成員國的投資規模均有了大幅的增加。

最后，跨國并購方式占對歐直接投資的比例將持續提高。跨國并購模式憑借迅速進入東道國市場并占有市場份額，有效降低了進入新行業的壁壘，減少了對外投資的風險等優勢，風險較小、投資收益較快，是中國企業投資歐盟的主要模式，在今后的投資中這種模式將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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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直接投資開始興起，與此同時，跨國公司成為直接投資的主要載體，它的發展不僅滲透到世界各國的各個生產領域，而且對全球生產要素和資源進行跨國界的優化配置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相應地，國際分工也逐步從傳統的以國內生產、對外交換為特征的貿易導向型向以國際化生產、跨國經營為特征的投資導向型轉移。在這種背景下，任何一個國家自身經濟的發展己經不可能只依靠本國的資源、資金、技術和市場，走國際化的經濟發展道路己成為的必然。

一、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

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母國之間的經濟關系往往通過外直接投資依存度進行分析，通過這一指標可以反映出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國際產業資本的依賴程度或生產國際化程度。在經濟國際化過程中，往往是先通過對外貿易來拉動本國的經濟增長，這在數據上體現為對外貿易依存度的逐步提高。當對外貿易依存度達到一定水平后，就出現相對穩定或緩慢增長的態勢，此時對外直接投資的依存度會有明顯的提高，并逐漸超過對外貿易依存度，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增強。下圖2005年――2009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依存度：

數據中的FDI包括引進外資及對外直接投資

數據來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有關數據整理得來

從圖表數據可知，我國目前依然是貿易主導型國家，盡管與貿易依存度相差很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依存度在逐年的增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此外，我國在注重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正效應的同時，也決不可忽視對外直接投資對一國經濟增長的負效應。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

（一）經濟增長效應

對外直接投資是資本跨國流出的經濟活動，其對母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通過一定的中間變量的作用，間接地實現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資源配置、技術以及資本積累等方面對經濟產生影響。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對能源、礦產資源的依存度的上升，我國通過直接對外投資可以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在更為廣闊的空間內將各類稀缺生產要素進行優化配置，從而提高我國經濟整體運行質量和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對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國家經濟安全將發揮了重要的戰略作用。跨國公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內外證券市場、國內外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國際資金市場籌措資金，使外部籌措的資金成為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資金來源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對我國融資難的民營企業更為重要，同時使交易成本大大減少。

（二）產業結構效應

小島清的邊際產業理論認為，一個國家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延長本國已經處于劣勢的產業優勢發揮作用的時間。此次的金融危機暴露出我國的產業結構的種種弊端，要想保持經濟的快速平穩的發展，產業結構到了非調不可的地步。借鑒日本的經驗，我國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一方面可以向處于技術下游的其他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將我國低附加值、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出去；另一方面通過向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將高新技術產業、高附加值產業引入到本國產業結構中，從而實現本國產業結構的升級。

（三）貿易效應

從投資國的角度來講，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理論主要有貿易替代論、貿易創造論和投資貿易融合論。在制造業領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通常是為了繞過各類貿易壁壘，進一步占領和拓展國外市場，提高產品全球市場占有率，與此同時，制造業的境外投資會帶動國內設備、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間產品的出口以及相關服務的出口，這有利于我國貿易出口總體規模的擴大。

（四）就業效應

跨國公司外直接投資對一國就業的影響通常用“替代效應”和“刺激效應”的差額來衡量。當替代效應大于刺激效應時，直接投資將會導致投資國就業機會的減少；反之，則會導致就業機會的增加。對我國來講，刺激效應主要體現在由我國對發展中國家投資出口的增加帶動就業的增加上，這在占我國投資比重較重的加工貿易有所體現。就業替代效應的強弱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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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投資動機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2）10—00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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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取代國際貿易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主要力量。處于經濟轉型期的中國，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增長強勁。然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與發達國家相比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仍有較大差距。截止2011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存量）達4 247.8億美元，僅相當于美國對外投資存量的9.4%。除此之外，對外直接投資流出規模也遠遠小于吸引外資的規模。2011年中國利用外資量為1 240億美元，截至2011年末，利用外資存量約為7 120億美元[1]。對外直接投資流出與流入的巨大差額是導致當前中國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國際收支失衡帶來的巨額外匯儲備增強了中國的國際支付能力和抗風險能力，但其持有成本巨大，且外部失衡給國內經濟造成巨大沖擊，扭曲了國內經濟結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有助于充分利用外匯資源，提高對外資產回報，避免巨額外匯儲備對國內經濟的沖擊。推動企業“走出去”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不僅是中國當前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現實選擇，而且是全球化與經濟危機背景下統籌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因而也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一、文獻綜述

相對于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研究，目前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少。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國外學者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研究也日漸增多。Buckley 等[2]利用1984—2001年中國企業對49個國家的OFDI流量數據分析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影響因素發現，市場規模大、文化相似性強、政治風險高的國家或地區吸引了更多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而東道國具有的資源稟賦和專利注冊情況影響不顯著。Cheng和Ma[3]運用引力模型對2003—2006年中國企業對90個國家或地區的OFDI流量和存量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受市場規模和地理距離的影響顯著，市場規模大、地理距離近的國家能吸引更多的OFDI流量。Cheung和Qian[4]利用1991—2005年中國企業對31個國家的OFDI流量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市場規模大、工資水平低、自然資源豐富的東道國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更具吸引力。Kolstad和Wiig[5]研究表明，東道國制度環境與自然資源稟賦共同對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產生影響，在制度環境較差的國家中，自然資源稟賦越好越具有吸引力，二者存在替代作用。Ramasamy等[6]運用泊松回歸模型對2006—2008年中國上市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國有控股企業傾向于對資源豐富、政治關系比較密切的國家進行投資，而私有企業則主要為市場尋求型投資。此外，部分學者還基于更大的發展中國家樣本對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

篇6

近十年來，外資對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帶動了該地區出口的增長，而且使一些國家從農業以及原材料的供應國，逐漸轉變為工業制品的出口國。研究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經驗有助于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本文通過對我國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吸引外資的對比分析，找出我國在利用外資方面的差距與不足，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二、我國與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較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依賴程度比較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比較客觀的反映了一個國家對外資的依賴程度。

首先，從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自1990年以來一直呈現出持續快速增長勢頭，到2003年我國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比重達到35.6%，高于發達國家31.4%的平均水平。不過與東南亞的四小龍和東盟四國相比，我國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還是存在差距。“四小龍”中的我國香港地區和新加坡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尤為突出，基本上都在100%以上，遠遠高于我國同期水平，表現出明顯的自由港城市經濟特征。東盟四國中的馬來西亞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比重也遠高于我國，達到了60%左右。不過，韓國和我國臺灣省由于傳統上比較依賴于對外借款等間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相對較低，韓國在2001年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僅為8.5%。

其次，從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來看，亞洲四小龍當中，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也均大大高于我國。東盟四國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在絕大多數年份里，馬來西亞和泰國外商直接投資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都高于我國，菲律賓也在某些年份里比我國要高，而印尼則由于國內投資環境總體上消極因素比較多，外資出現了凈流出現象。我國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自1995年以來，大致保持在10～14%之間，與同期世界和發展國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當。

通過比較，我國雖然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從絕對金額來說比較可觀，但如果用GDP和固定資本修正后的相對數據分析，我們發現不少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都頗為成功，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高于我國的比比皆是，我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相對于經濟規模而言，并非特別突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我國仍然有拓展空間。

（二）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特征比較分析

從產業分布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我國服務業起點低，發展水平也相對滯后，對外開放程度有限，使得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尤其是工業部門，對初級產業的投資比重很低，對服務業的投資比重也相對偏低。1995年，我國的初級產業、制造業、服務業占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的比重分別為1.6%、58.5%和36.1%，到2002年，則分別變為1.9%、63.2%和31.4%，相比而言，初級產業所占比重有所增長但仍然微不足道，制造業的比重得到了進一步提升，繼續占據絕大部分份額，而服務業所占比重卻有所下降。與同期“四小龍”相比，我們看到2002年“四小龍”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中，與1995年相比在制造業領域所占比重有所降低，而在服務業領域所占比重較1995年則均有所提高，且高于我國。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2002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中分別有93.0%和63.8%流向了服務業，而2002年韓國外商直接投資在制造業領域所占存量的比重為57.4%，雖然在東南亞發展中國家較高，但仍然低于同期我國所占比重，并且與1995年相比還呈下降趨勢的。從東盟四國來看，1995年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三國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中制造業比重均超過50%，其中印尼更是高達64.5%，而服務業所占比重相對較低，與同期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存量結構基本相同，但印尼和菲律賓在初級產業方面所占比重明顯高于我國，而泰國吸引外資的結構則完全與我國相反，制造業占36.6%，服務業卻占57.4%。到2002年，除印尼因數據缺失無法進行比較外，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制造業所占比重均有大幅下降，分別為38.0%和39.3%，而服務業所占比重則分別上升至38.0%和43.9%，其中馬來西亞初級產業所占比重也有了明顯上升，為24.0%。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國所吸引的外資均以制造業為主，服務業次之，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制造業所占比重還在逐步提高，而服務業所占比重卻有所削弱。我國這種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狀況不但與世界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差距較大，就是與四小龍和東盟四國相比也有很大差別，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投資方向還有待完善。

（三）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模式的比較分析

從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中并購投資所占比重來看，1990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僅為0.2%，此后隨著1999年我國加入WTO前景逐漸明朗化之后，在國際跨國并購熱潮和我國入世的驅動下并購投資在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中的比重才得以逐步上升，到2003年達到最高峰7.1%。相比之下，“四小龍”由于區內經濟比較發達、金融市場相對較為完善，因此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過程中，以并購投資方式進入的外商直接投資占相當的比重，除少數年份在15%左右，其他年份均在30%以上。近年來更是達到40%以上，遠遠高于我國同期水平。而從東盟四國情況來看，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前的1996年，東盟四國并購投資占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就已達11.4%，高于我國同期4.6%的水平，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東盟四國為了更多的吸引外資，加快國內經濟復蘇的改革步伐，繼續推行經濟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政策，對外資進一步開放了國內市場，鼓勵跨國并購，一時間跨國并購資本紛至沓來，并購投資占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急劇上升，甚至超過100%（如2000、2001年）。

我國利用外資20多年來，由于資本市場發育緩慢、融資機制不健全、企業制度改革落后，加之我國以前對跨國并購方式采取了事實上的嚴格限制，外國對華直接投資一直偏向于綠地投資方式，通過跨國并購方式進入我國的外資很少，從而造成并購投資在外商直接投資中所占比重一直很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發展國家平均水平，就是與東南亞四小龍和東盟四國相比，也有相當的距離，吸收并購投資有待加強。

三、促進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對策建議

通過上述對比分析，我們發現在利用外資方面，我國還存在許多不足。伴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以及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等等一系列戰略措施的實行，我國仍然需要大量外資的流入，為此我們還需從以下幾方面入手，調整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戰略。

1、進一步加快服務業外資的引進步伐，大幅提高服務業引資比重。聯合國貿發會議的2004世界投資報告中指出，全球跨國直接投資的構成已從制造業外包為主轉向服務業外包。服務業外包和高科技、高增值的制造業環節的轉移成為帶動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重要引擎，也是新一輪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特征。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加大對服務業的引資力度，以便有效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

2、把并購投資作為重要的引資增長點，促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并購已成為世界普遍流行的利用外資形式，它不但能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先進管理，而且有利于縮小東道國的綠地投資規模，優化產業結構，減少企業過度競爭，提高產業和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我國20多年的綠地投資，追求數量而忽視質量已經造成諸如重復建設、產業結構扭曲、資源配置不合理、環境污染、加劇能源和原材料供給緊張等一系列問題，不但需要通過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和相關法律法規來解決，而且更需要通過跨國并購的市場競爭機制來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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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投資戰略 現金流 宏觀經濟

一、問題的提出

公司投資戰略是指將公司依據其整體戰略，在對環境與資源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權衡風險與收益，將其擁有或實際控制的經濟資源（現金流）有效地投放與收回，以獲得未來的經濟利益和競爭優勢。投資戰略是公司財務戰略的核心內容，是公司合理配置資源，實現公司戰略的關鍵。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對公司的投資戰略將會產生重大影響。首先宏觀經濟因素將對商業周期產生影響；其次政府在商業周期不同階段的經濟政策將會對公司的投融資環境產生影響。這些影響將給到公司的現金流帶來不確定性。因此，有必要在宏觀經濟環境變動對對公司投資戰略的影響進行分析，以確保公司戰略的制定與實施。

二、基于現金流的投資戰略

公司的投資戰略主要涉及公司的長期資產，按照是否參與投資的運行，投資戰略可以分為直接投資戰略和間接投資戰略。直接投資戰略是指投資者將貨幣資金直接投入投資項目，形成實物資產、無形資產或者購買已有企業的投資戰略。通過直接投資戰略，投資者可以擁有一定數量的企業資產及相應的所有權，直接進行或參與投資項目的經營管理。間接投資戰略是指投資者以其資本購買除現金等價物以外的債券或股票等有價證券，以獲取一定收益的投資戰略。

以往有關投資的研究主要是從會計指標的角度將當期公司的固定資產等長期資產項目的變動作為公司當期的投資。這樣處理一方面沒有考慮到公司實際投放于長期投資的現金流轉情況，另一方面忽略了公司戰略投資行為的另一面，即公司投資戰略的調整所導致的長期投資的收回。而從現金流角度分析公司的投資戰略則克服了以上缺陷。

在公司環境劇烈變化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現金流對于一個企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現金流是公司財富的載體，并作為一種有效的管理工具，日漸滲透到企業的經營過程及其分析管理之中，與企業的戰略規劃、財務決策、運營模式緊密結合起來。現金流體現著公司財務資源和經營能力，揭示了公司的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此外，現金流還在業績評價等方面具有會計指標無法比擬的優點。可以說，公司對現金流的管理體現了公司財務戰略的意圖，公司現金流的特征揭示了公司財務戰略實施的結果。

從公司現金流轉的角度，公司的投資戰略應當包括兩個方面，資金的投放和資金的收回。資金的投放是公司實施規模擴張戰略的體現，而資金的收回則體現了公司戰略收縮或戰略重點轉移，二者均反映了公司戰略的實施。

三、宏觀經濟環境對投資戰略的影響分析

對公司的投資戰略現金流主要體現在經濟周期和宏觀經濟因素波動兩個方面。

1.經濟周期。經濟周期是經濟運行中周期性出現的經濟擴張與經濟緊縮交替更迭、循環往復的一種現象，一般分為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四個階段。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對公司投資戰略的制定和實施產生重大影響。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表現出不同的經濟特征，這就客觀上要求公司采取不同的投資戰略。因此，公司在投資現金流上也表現出較大差異的特征。

繁榮階段，由于可以較為容易地籌集資金，且對未來的經營狀況具有較好地預期，因此會采取擴張的投資戰略，如擴建廠房、增加設備等。這一擴張性的投資戰略將導致公司的直接投資現金流維持在較高的水平，而間接投資現金流則表現為相對較小的規模。

衰退階段，企業由于對未來前景的看淡，籌集資金成本較高，則會采取收縮的投資戰略，可以出售多余設備，轉產、停產，此時公司會減少直接投資現金流出，直接投資現金流入增加。

蕭條階段，企業一般維持現有規模，并適當考慮一些低風險的投資機會，如出于提高公司現金收益的目的，將現金資產投資于債券股票等長期投資，間接投資現金流增加。

復蘇階段，公司需要在市場中新的投資機會進行分析，確定未來的投資戰略。此時出于未來不確定性的考慮，公司將轉化已有的間接投資，為未來的投資戰略籌集必要的資金。因此，公司間接投資現金流水平逐漸增加。

2.宏觀經濟因素波動。除了周期性變動之外，一些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因素，如通貨膨脹、貨幣供應量以及利率等宏觀經濟變量的非預期波動，給公司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從而影響公司投資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加大了公司的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出于控制公司總體風險的考慮，公司會在未來采取措施降低公司面臨的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并使公司保持較高的財務靈活性。因此，公司將會減少退出成本高的投資，如專用性較強的固定資產以及無形資產的投入，表現出較低水平的直接投資現金流水平。同時，為了減少公司持有現金資產所帶來的機會成本，公司將資金投向于風險較小的，且退出成本較小的間接投資。因此，在宏觀經濟不確定性較高的時期，公司投資戰略現金流的特征表現為直接投資現金流下降，而間接投資現金流上升。

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因素較小的時期，由于公司面臨的宏觀經濟風險較小，公司管理者將會減少對間接投資水平，而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性，根據公司的自身特征，提高直接投資現金流。此時，各公司的投資戰略現金流特征表現為直接投資現金流出水平較高，且公司之間的差異也較大，而間接投資現金流出水平較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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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戰略大國經濟有效資本理論思考

當前，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正處于全球過剩資本輸出趨于緊縮、本國壟斷優勢資本在總體上尚未形成的特殊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壓力是雙重的：一方面，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環境壓力，即跨國性行業的形成，使得企業從根本上失去了在封閉的國內市場中培育壟斷優勢能力的機會；另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地位隨著其全球戰略的實施而日益擴散。在這種條件下，對外直接投資理念的更新對于指導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至關重要的。而要實現理念更新，筆者以為，不僅要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置于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以認識，同時，還必須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性結合起來考慮。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必須基于“大國經濟”開展

此處“大國經濟”概念上是指一國相對于其他國家而言，有龐大的經濟總量，對世界市場及至世界經濟格局都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其與該國是否具有較高的人均國民收入無關，是一個總量概念。往往表現為該國人口眾多、較大的經濟規模、經濟活動的空間范圍大等特性。與此相對的概念是“小國經濟”。對照我國現狀，我國經濟體可歸于“大國經濟”，只不過人均GNP過低罷了。

大國由于幅員遼闊，各地區資源稟賦、技術水平、創新能力，以及經濟發展路徑等方面具有很大差異,這往往會給大國帶來某種綜合性的競爭優勢。如大國內部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生產模式往往存在巨大差異，呈現出非均衡發展的特點。這往往意味著該國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大量潛在的市場機會。這種潛在的市場機會，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則表現為通過產業空間布局的變動使產業成長期延長、衰退期后移。再如，各地區之間在生產模式上的差異，一方面說明各地生產發展主要是受區域內市場需求變化影響的，另一方面也說明隨著各地區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不同生產模式在地區之間的相互轉移和相互銜接，是支撐各產業持續成長的重要途徑。此外，大國所存在的地區經濟差異，還為改變落后國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創造了有利條件：即利用國內地區經濟發展差異，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分別進入不同的分工體系，形成包括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在內的混合型分工體系，并逐步擴大在水平分工體系中的市場份額。

如前所述，我國經濟體可歸于“大國經濟”。同時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具有“轉型”和“多元”的特征：從縱向看，它處于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變的過程中，這個轉型時期是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粗放型經濟與集約型經濟并存的時期；從橫向看，它處于各地區、各部門、各行業之間發展不平衡的狀態中，這種“多元”狀態是多元的地區結構、經濟結構及技術結構并存的狀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考慮，應該在“大國經濟”這一特殊約束條件下，以“轉型”和“多元”的現實狀況為基礎，整合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自然的、經濟的和技術方面的資源，形成融發達國家優勢和發展中國家優勢于一體的“大國綜合優勢”，從而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獲出最佳的經濟效益。

二、有效資本型對外直接投資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必然選擇

當前，全球FDI輸出的環境、條件及其機制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動。這表現在：①跨國公司優勢形成機制根本性轉變。在世界各國國內市場國際化的條件下，并不存在一個專為本國資本培育壟斷優勢的封閉的國內市場。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廠商不僅是在國內市場培育其跨國經營優勢，跨國經營本身或許是內部化的壟斷優勢的一個更為重要的直接來源。如果說西方跨國公司在其早期擴張階段存在著先培育內部化的壟斷優勢而后再開展FDI的機會，那么，后起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則部分地失去了這種機會，內部化的壟斷優勢培育與FDI輸出已被合并為同一過程。②跨國競爭戰略的重大變化。在以市場動態化和經濟全球化為特征的國際環境中，合作已成為企業鞏固其市場競爭地位的重要基礎。因此，跨國公司紛紛通過建立戰略聯盟調整競爭戰略，即從對抗性或排他性競爭轉向相互依存的“合作競爭”。多家競爭對手聯結而成的“網絡式戰略聯盟”，將越來越成為跨國公司主流競爭戰略。

上述兩個方面表明，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廠商的壟斷優勢并不構成FDI輸出的必要條件。構成FDI輸出的必要條件是那些能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有效集合生產要素、建構或進入與東道國區位優勢相匹配的跨國產業增殖鏈的資本，即為FDI的“有效資本”。顯然，“有效資本”是一個動態概念。不同時期、不同區位，資本有效性的衡量標準是各不相同的。但要素整合能力、跨國性增殖鏈建構能力以及適應性反應能力，則是有效資本的最一般特征。具體來說:①要素整合能力。有效資本的FDI是以要素“集合包裝”的形式來實現的。有效資本功能之一在于具備適應區位特征組織生產要素，開展多元化國際直接投資的能力。其以靈活的適應能力，按照區位特征配置生產要素，以進入不同類型的國家或地區。②跨國性增殖鏈建構能力。跨國產業增殖鏈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在投資國與受資國之間建立雙邊或多邊“共享產業”的過程。共享產業的選擇具有兩大基準：“優勢要素互補性基準”與“需求偏好相似性基準”。優勢要素是具有降低成本的資源優勢，包括自然資源、技術條件、人力資本和信息流轉等。優勢要素互補是產業共享的基礎。③FDI主體對投資區位優勢的適應能力。如前所述，共享產業是一個以需求偏好相似、優勢生產要素互補為特征的產業，因而是一個典型的區位性概念。跨國性共享產業不僅具有要素供給結構優勢互補“偏好”，同時，也具有明顯的“空間偏好”。“空間偏好”意味著東道國某種要素優勢越明顯，就越容易吸引共享產業資源的聚集。因此，有效資本型FDI注重的不僅僅是投資主體單方面所具備的優勢，同時，更注重于投資主體優勢與東道國優勢的配搭能力。

筆者以為，有效資本的概念給出了中國企業“走出去”開展FDI的基本理念：在經濟全球化和自由市場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條件下，中國企業FDI能力可在產業增殖鏈國際化的過程逐步培育；而這一過程的實質是培育企業對跨國經營環境的適應性，即企業通過適應性地整合生產要素，使國內有效資本轉變為國際性有效資本。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形成于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全球FDI輸出的環境、條件及其機制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動，為我國國內有效資本進入FDI領域提供了契機。中國企業FDI發展速度及其規模取決于有效資本供給能力的大小。

三、基于大國經濟的有效資本型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選擇

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構想也漸漸展現出來。也就是說，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要以母國的優勢為依托，而我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從局部看，其優勢有明顯的“差異性”；從整體看，其優勢又具有“綜合性”。可以以這種“差異性”和“綜合性”的優勢為依托，整合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自然的、經濟的和技術的資源，形成能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有效集合生產要素、建構或進入與東道國區位優勢相匹配的跨國產業增值鏈的有效資本，開展“差異化”的對外直接投資，構建“綜合性”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框架。

1.投資主體的選擇

鑒于我國企業的規模、資金實力、技術和管理水平差別很大，而且不同類型的企業具有不同的優勢，適合于不同的產業、不同的區域和不同的投資方式，因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選擇也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為了有力地提升競爭力，防范經營風險，我們應該積極發展具有海外投資實力的大型跨國企業集團，發揮集團化經營的優勢。另一方面，以民營企業為依托，積極發展中小跨國公司，構建我國市場經濟跨國公司的框架體系。特別地，要注重以產業為紐帶形成企業集群，發揮集群經營的優勢。中小企業在跨國經營中形成集群，既可以保持中小企業機制靈活和適應小規模市場的優勢，又可以造成規模優勢，因而同時具備中小企業和大型企業的某些優勢。

2.投資產業的選擇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立足于大國經濟的特點，整合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自然的、經濟的和技術的資源，根據動態比較優勢與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確定跨國經營的產業目標。①首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應調整為存在生產能力過剩、擁有成熟的適用技術或小規模生產技術的制造業上。盡管獲取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生產性資源是現階段海外投資必須考慮的投資重點，因為像生產活動中的鐵礦、石油和木材等資源在中國已變得日益短缺。但是，資源開發業畢竟屬于低附加值的行業。而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能更有效地實現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因而中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從以資源開發業為主轉向以制造業為主，加大對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②其次，資源開發型產業可作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預防性產業。我國是人均資源不充裕的國家，尤其是油田、礦山、森林資源不足。在工業化過程中，資源約束對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日益明顯，特別是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對資源的需求也越來越大，因而將資源開發型產業作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預防性產業顯然是明智的。那些資源充裕的非洲、拉丁美洲、中亞等友好國家可作為投資的重點區域。③此外，研究與開發型技術產業是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戰略產業。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人們強調的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最能體現“核心”二字的應該是企業的“核心技術”，為此企業不得不重視對“研究與開發”的投資。近年來跨國公司研究與開發投資所占其銷售額比重的不斷提高就印證了這一事實。我國要不斷提高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與不斷升級，更離不開技術創新的支持。

3.投資區域的選擇

如前所述，我國是一個內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家，不同的地區和企業，經濟技術水平處在不同的層次，而且各地的資源狀況、市場需求都不相同。因此，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選擇應基于大國經濟的特點，同時針對東道國的資源稟賦及環境條件，結合產業選擇的目標，具體問題具體分析。①鞏固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目前中國對外投資的主要區域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我國周邊的東南亞國家和地區。這是因為，基于比較優勢的原則，廣大發展中國家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近，有著良好的政治經濟聯系。同時這些國家正積極開放市場，制定各項優惠政策。因而在這些國家投資有利于我國適用技術優勢的發揮，降低投資成本，帶動我國技術、設備、勞動力管理等生產要素的一攬子轉移，擴大出口創匯。②有針對性地擴大對發達國家的投資。發達國家擁有世界最廣大的市場和優良的投資環境，其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水平高，法律法規和各項制度健全，金融市場發達，是對外投資的理想場所。但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發達，企業競爭力強，產品技術含量高，市場競爭激烈，目前我國大部分企業還不具備與之對抗的能力，因此對發達國家投資，應以市場導向和綜合效率導向型作為對外投資的重點選擇對象，以逐步實現投資市場的多元化。對發達國家投資，可避開貿易壁壘，擴大市場占有率，減少貿易摩擦，還可通過技術回流獲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為國內提供信息，帶動國內產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歐陽堯:構建大國綜合優勢[J]，湖南商學院學報，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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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經濟效應;實證分析

一、緒 論

投資、出口與消費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投資在經濟政策中的比重越來越大。湖南企業海外投資不僅發展迅速，更加推動了湖南省經濟增長。因此，研究湖南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經濟效應，對于繼續拓展對外直接投資、推動經濟長期發展有積極的意義，同時也能夠為國內其他省市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提供借鑒和參考。

國內研究文獻針對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十分罕見。本文運用大量翔實的最新的數據資料，最新數據可更新到2012年，通過實證檢驗的方法研究了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湖南省經濟增長、對外貿易等方面的效應，也有助于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研究和投資活動的發展和擴展。

近年來湖南對外投資發展很快，成為中部省份發展最強勁的地區。湖南對外直接投資具有一下特點：（1）投資地區的選擇，東盟一直是我省企業投資的重點地區。由于亞洲和非洲勞動力價格相對較低，湖南省的生產企業主要投資集中在亞非地區，其中，湖南省企業在亞洲投資數量最多在境外投資企業中，選擇在亞洲投資的占了72%。（2）對外直投投資的主體是民營、股份制和集體企業。在湖南省海外直接投資中，國有企業的投資金額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但是就投資企業類型，國有企業在數量上排在末位。（3）我省海外投資的領域越來越寬，積極性大大增加。行業主要涉及工業、機械工程產業，最新涌現出來了農產品種植業和游戲產業等。

二、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經濟效應的實證分析

（一）實證分析方法。本文擬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方法（又叫Granger因果分析檢驗方法），是指基于同一個平穩的時間序列情形下，有兩個經濟變量X和Y，假設X是Y的原因，我們能根據變量X的過去值預測出變量Y的未來值，可Y不是X的因，即我們根據Y的過去值預測不出X的未來值，那么我們可以說變量X是解釋變量Y的格蘭杰原因，而Y不是X的格蘭杰原因。

下面為格蘭杰因果分析模型：

Yt=a+∑aiyt-i+∑βjXt-j+εt （1-2）

Yt=a+∑atyi-i+εt （1-3）。其中（1-2）式為無條件的循環模型，假設殘差平方和的值是SSE1; （1-3）式為有限制的條件回歸模型，我們同樣設它殘差平方和為SSE2，其中ε是隨機誤差項，a和β為系數，檢驗原來的假設是H0：βj=0（j=0，1，2，....n），即X的過去值不能預測Y的未來值，如果原來的假設成立，那么構成統計量F=[（SSE1-SSE2）/n]/[SSE1/（T-m-n-1）] （1-4 ）

即模型服從自由度為（n， T-m-n-1）的F分布。我們給定一個顯著水平區間，就有得出相對應的臨界值，假設得出來的檢測值大于臨界值，即拒絕原假設，表明變量X是解釋變量Y的原因，反之，則變量X不能同向影響Y。

（二）經濟效應檢驗和數據的來源。根據上面的件檢驗方法，本文引入下列函數：GDP=f（FDI，0THER）+ε。其中，FDI是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額，GDP為湖南省生產總值，OTHER是除了海外直接投資外影響GDP的其他因素，ε為隨機誤差項。我們現在設定其他因素為固定的，那么建立如下的回歸計量模型：

GDPt=a+βFDIt+εt。其中：a為常數項，β表示FDI對GDP的貢獻率，ε為隨機誤差項。

為了消除這個式子中有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對GDP和FDI取對數，我們得到下列計量模型：LnGDPt= a+βLnFDIt +εt

（1-5）。我們用（1-5）式作為研究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影響的計量模型。本論文使用2008年至2013年的數據作為模型樣本。

相關數據來源及處理如下：GDP為湖南省生產總值，在使用中，我們要將GDP按照當年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平均匯率轉換成美元，同樣為了消除價格變換的影響，用2008年作為基期，使用年度消費物價指數同比數據，將名義生產總值轉換為實際生產總值額，FDI為對外直接投資額，用同樣的方法，將其轉換為實際對外直接投資額， 其中相關數據全部來自湖南省商務廳統計數據整理，見表3.1：

表3.1 湖南省2008年―2013年各項經濟指標數據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2006―2013年度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三）檢測結論。依據上面的實證檢驗，FDI與GDP之間的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見表3.2。

表3.2 對外直接投資額與生產總值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

由以上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得知，當最人滯后階數為6 ，GDP不是對外接投資FDI的格蘭杰原因。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對湖南省經濟的增長具有促進作用，不過這種增長不是很明顯，同時通過以上結果得出，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對湖南省生產總值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并且二者為正相關，由回歸方程的系數可知，湖南省對外投資總額每次變動一個百分點，就會湖南省GDP同向變動0.0053個百分點，但是回歸系數還非常小，其主要是原因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較小，隨著進一步擴大，對GDP的促進作用將會越來越大。

三、政策建議

（一）建立穩定的資源供給站。隨著湖南省經濟的不斷發展壯大，省內資源和進口資源已經很難滿足現在的生產需求。湖南省政府部門應該努力開發國外的資源，在國外進行直接投資，獲得穩定的資源供給站。

鑒于亞洲和非洲的勞動力較低廉，且有較多的生產資源，湖南省政府應對這兩個區域進行評估，引導和加強與這兩個地區的國家進行溝通交流，建立自由貿易區和簽訂貿易協定，最大化的優化資源分配，使湖南省企業能以較低的資金獲得充足的生產資源，促進湖南省經濟的增長。同時，積極與東盟和周邊國家進行溝通，避免雙重征稅，訂立領事條約，創造一個良好的海外投資環境。

（二）鼓勵民營企業加大步伐“走出去”。在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中，民營企業是其中堅力量，政府應成立金融支撐體系來鼓勵湖南省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開拓國際市場。另外，有效的對外投資信息能對民營企業準備對外投資做出決策，提高對外直接投資質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提供資金和人才支持。湖南省政府應加強人才的培養，可為企業的人員提供培機會，采取去高校聯合辦學，承辦專門的培訓機構，或去國外學習以及招聘國外的精英，有序的培養出一批高素質的海外投資人才，為企業的發展提供軟實力。

（四）優化政府管理制度。湖南省政府應站在宏觀的角度，及時調整湖南省政府的法律法規，對海外投資企業加強引導、監督和管理，利用對外投資企業的特征，建立起一整套海外投資風險防范預警處理機制，幫助企業降低法律和政治風險。

湖南省政府要轉變觀念，盡量簡化企業的對外投資辦理環節。推行和深化各種能便利通關的措施，減少相關機構工作流程，降低對外投資企業的通關成本，積極與國外政府談判，成立自貿區，提高湖南省企業對外投資的國際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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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成為新興的對外投資大國。近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我國正逐漸成為新興的對外投資大國。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資金缺乏，堅持“引進來”戰略，給予外資超國優惠，從而大量吸引外資在我國投資建廠等。經過近四十年的發展，我國出口能力的大幅增強同時伴隨著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加，我國經濟迎來騰飛，資金不再缺乏，改革開放初期存在的“外匯缺口”逐漸消失，國內有大量資金缺少好的投資機會，高儲蓄、貿易收支順差為我國對外投資準備了必要條件。2000年我國提出“走出去”戰略，鼓勵企業對外投資，在全球范圍優化配置資產。我國不僅在吸引外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從改革開放初期不成熟的債務國發展為今天成熟的債權國。

2015年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愿景與行動指南，得到沿線國家的積極響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國際產能合作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熱點，企業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對外直接投資一直保持迅猛發展。根據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的《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在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方面，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1 456.7億美元，占全球流量的9.9%；相比于2014年的1 231.2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8.3%，排名位居世界第二。在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方面，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10 978.6億美元，同比增長了24.4%，名列世界第八位。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歐美主要發達國家增長放緩，新興經濟體增速大幅回落，世界經濟普遍缺乏發展動力，全球投資增速顯著放緩，然而同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卻大幅增長，由2006年906.3億美元增長至2015年的10 978.6億美元，十年間增長逾10倍，平均每年增速高達31.94%。由于我國對外投資底子薄弱，起步較晚，全球份額仍然偏低。2015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存量25.04萬億美元，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占全球存量的4.4%，遠低于我國經濟總量的全球份額，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在國別結構方面，我國對外投資具有顯著的地域特色，具有地緣優勢的亞洲各國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大多數年份在對外投資總額中的占比超過70%，其中香港是我國對外投資的重要中轉地。我國實行五位一體的新發展理念后，合理自用資源、生態友好發展被放在重要的地位，加強了與資源豐富、經濟互補性強的拉丁美洲國家的合作，近幾年，拉丁美洲逐步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的第二大目的地。總體上看，發達國家聚集的歐洲和北美等地，中國的投資一直較少，但2014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深化供給側改革，出于補短板的需要，我國加大了引進技術、提高質量和獲得品牌的步伐，對歐美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有明顯上升的趨勢。

在行業分布方面，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廣泛，出現出多元化的趨勢。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國對外投資的目的主要是保障生產必須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給，提供對外貿易所需的商務服務和營銷網絡。自“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以來，制造業成為我國優勢產能向國外轉移、國際產能合作的重點行業，制造業占比開始升高。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我國超過70%的對外投資集中在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采礦業、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的份額提升到8.37%。

從對外投資規模和行業發展特征看，我國對外投資可以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為起步階段（1980年～2000年），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主要處于引進外資的階段，企業走出去對外投資規模比較低，累計對外直接投資不足300億美元。第二階段為快速發展階段（2001年～2007年），2000年我國首次提出“走出去”戰略并上升為國家戰略，2001年我國加入WTO組織，兩者都極大的推動了我國對外投資的增長。行業多分布于門檻并不高的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以及批發零售業。第三階段為超常規發展階段（2008年至今），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下，海外資產價格普遍偏低，我國企業到海外抄底購買資產增多。此外，2013年“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倡導國際產能合作，更是進一步促進了對外投資的發展。行業特征是歐債危機爆發后，中國企業抓住機遇擴大了對歐洲國家的投資，通過并購獲得一些國際品牌、國內急需的技術以及國外高端服務。

近年來我國對外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增速顯著超過吸引外資的水平。2015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 356億美元，同比增長6%，位列全球第三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為1 456.7億美元，較同年吸引外資高出100.7億美元，首次實現直接投資項下資本凈輸出，我國在國際投資格局中的地位已經從單向引資大國演變為雙向投資大國。伴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穩步提升以及“一帶一路”戰略和人民幣??際化的不斷推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會繼續增長，資本凈輸出將成為新常態。

2.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成為新的投資熱點。受地理區位、資源稟賦、發展基礎等因素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對外開放總體呈現東快西慢、海強陸弱的格局。“一帶一路”的海陸兩個維度，將同時提升向東和向西開放水平，助推內陸沿邊地區由對外開放的邊緣邁向對外開放的前沿，進一步形成海陸統籌、東西互濟、面向全球的開放新格局。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總人口約有44億，占全球人口的比例高達63%，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約占全球經濟總量的29%。這些國家經濟發展參差不齊，資源稟賦各具特色，互補性強，開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十分廣闊。制約沿線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基礎設施落后。這意味著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量巨大，據亞洲開發銀行的預測，在未來10年中，整個亞洲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需要8.22萬億美元，而其自身只能提供4 000億美元的資金，整個資金缺口多達4萬億美元。

共商、共建、共享是我國《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的準則，我國明確提出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通過在“一帶”上建設六大國際經濟合作走廊，即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以及中巴、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在“一路”上從中國沿海港口沿南中國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以及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中國海到南太平洋加強互聯互通合作。

“一帶一路”上的投資熱點覆蓋了多個領域，從諸如港口的基礎設施到囊括諸多行業的工業園區，再到主要方向為能源電力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巴經濟走廊已成為中國同周邊互聯互通的旗艦項目。瓜達爾港作為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則是兩國簽署的20多項合作協議中的重中之重，2016年11月13日，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前往俾路支省主持了由中國投資的瓜達爾港開航儀式，我國從西亞進口的原油通過石油運輸線將縮短85%的路程。在新亞歐大陸橋上，中國與白俄羅斯共同建設以高新技術企業為主體的中白工業園，已有華為、中興等15家公司首批入駐園區，投資金額超過20億美元。在大湄公河次區域，我國倡導“亞洲命運共同體”建設新理念，加大投資，推動各領域合作，在能源供給特別是電力、油氣、新能源等方面加強合作。

實際上，從2015年以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增長非常迅速，以區域劃分，中國對東盟10國、西亞18國、南亞8國和獨聯體7國接受的直接投資存量都增長了10倍以上。“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得到沿線各國的積極響應，紛紛制定與之對接的發展計劃，隨著一批重點工程、重點項目的開工建設，沿線國家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變得越發重要。我國在沿線20多個國家累計投資超過185億美元，建立了56個經貿合作區，同時為東道國增加了約18萬個就業崗位。近10年來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存量總額占比也由2006年的5.27%提高至2015年的10.14%。中國的直接投資受到了東道國一定程度上的認可，伴隨著投資、貨幣流通規模的擴大，中國和沿線國家的產品、服務、技術、資本源源不斷地進行交流。

3. 現階段我國直接投資面臨的難題。直接投資的規模擴大面臨國家風險的壓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是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標國，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突破口。沿線64個國家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差異較大，客觀上存在不容低估的地緣政治、宗教民族和經濟金融三大風險，換言之，許多國家的政治風險或國家風險很高。由于歷史和地理位置等原因，“一帶一路”國家長期處于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宗教和不同民族、種族沖突的暴風中心。自美聯儲宣布退出量化寬松政策以來，不少沿線國家出現了資本外流、貨幣大幅貶值現象，經濟金融脆弱性增加，加上長期困擾這些國家的貿易逆差較大、外匯儲備較低、財政赤字較大等問題。毋庸諱言，從投資者視角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家風險非常高，許多評級機構亮出了投資紅燈。

直接投資大而不強。無論流量還是存量，無論流入還是流出，從直接投資規模看，我國都名列世界前茅，是名副其實的直接投資大國。但是從直接投資結構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廣泛，基本上處在國際產業鏈中低端，難以掌握金融、貿易交易的定價權，投資回報率相對較低，具有直接投資大而不強的特征。2015年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比達到43.65%，排名第一；采礦業以及批發和零售業緊隨其后，占比超過10%；其后依次是制造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以及房地產業。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開展，基礎設施、國際產能合作取得了可喜的進展，我國優勢產能向國外轉移，高端制造業輸出石頭強勁，對外直接投資開始從傳統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向制造業、批發零售業轉移，投資結構有所優化。這反映在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中，占比最高的三大行業分別為租賃和商務服務業（29.86%）、制造業（16.46%）、批發和零售業（15.83%），其后依次是采礦業、房地產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等。采礦業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一直占據比較重要的地位，反映了我國經濟全球化、在國內外優化配置要素和資源的發展新理念。

對外直接投資大而不強，中低端行業分布使得我國的跨國公司難以在貿易中掌握定價權，難以選擇人民幣作為貿易計價結算貨幣，這就要求我國改善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針對國內，對外直接投資業要?M行供給側改革，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效益最大化，同時發揮直接投資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中的樞紐作用。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占比最大行業為租賃與商務服務業，制造業比例偏低，應依托中國正在逐步強大的制造業，結合國際上的產能合作，做大做強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具體而言，對外直接投資既要以我國的優勢行業為主，輸出比較優勢較強的行業，還要在調整國內經濟結構的同時調整對外輸出的產業結構，通過直接投資占據對外貿易的鰲頭，掌握更多的國際營商話語權。

此外，從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來看，美國、德國、法國、英國等發達國家超過2/3的對外直接投資都是投向政治穩定、開放度高、投資收益穩定的發達國家，歐洲、北美是投資者首選的目標，主要目的是實現產業內、產品內國際分工，獲得更加精細化的比較利益，這與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形成鮮明對比，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是服務于貿易、獲得發展所需的資源，因此主要集中在亞洲，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亞洲占比達到76.43%，存量中亞洲占比達到72.14%。由于亞洲集中了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富有活力，風險叫發達國家更高，這樣的對外投資區域分布使得我國的對外投資收益較高，風險較大，由于我國投資的亞洲國家幾乎沒有主要國際貨幣，如果我國能夠充分發揮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擴大貿易定價權，就有機會在直接投資和貿易兩個渠道擴大人民幣的使用。

直接投資企業本身的跨國財務與管理經驗問題同樣值得關注。相比于發達國家，我國財務管理理論發展相對落后，財務管理觀念相對淡薄，財務預算制度建立并不成熟，且海外子公司內部的財務管理更加難以進行規范。從管理方面來看企業領導也往往重視經營管理，忽略財務管理。對此，應該：（1）在投資前，應綜合考慮預期財務效應，從投資對象、財務預算、資金來源、投資成本的收回等多個方面進行財務的綜合管理和考量；（2）創新評價方法，尤其是在海外公司的財務管理上結合東道國具體情況進行財務評價方法的創新和改進；（3）強化信息披露。跨國公司要自覺提高財務信息的透明化程度，制定相關管理細則和實施辦法；在技術上可以建立母子公司的信息數據庫；跨國公司要加強治理，嚴格把關信息披露，防范其做出有損利益相關方利益、公司形象和國家形象的行為。

二、 外商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我們仿照Borensztein和Gregorio（1998）文章里的方法，?M行FDI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根據文章中的模型，可以得到：

g=c0+c1FDI+c2FDI*H+c3H+c4Y0+c5A

這里g表示人均GDP的增長率。FDI變量由FDI的流量占輸入國GDP的比例來表示，人力資本（H）由公民受到中等教育的平均年限來表示，初始收入（Y0）由初始年份的美元人均收入表示，這里的A代表其他影響生產率的因素，這里由采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來表示。

從OECD網站上得到了1970年～2014年OECD國家對發展中國家FDI的數據，然后從Barro和Lee網站上獲得了中學教育的平均年限（Average Year of Secondary Schooling）的數據作為人力資本數據，其他初始收入和政府支出等數據從世界銀行網站獲取。其中FDI數據本文進行了規模化處理，即將FDI和GDP的比值作為一個解釋變量，在對數據進行相應處理后做OLS回歸。得到結果如表1。

此時主要變量都是顯著的。

其中雖然FDI的系數為-8.804，似乎FDI對GDP增長的推進作用為負，但是交叉項FDI和人力資本乘積的系數為3.328，意味著只要人力資本大于2.65，FDI對一國的GDP增長就會產生促進作用，而絕大多數國家的人力資本要顯著大于2.65，因此我們可以斷定FDI的流入對一國GDP的增長有促進作用。

現階段中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仍然較少，占其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很低。根據上面的實證結果，較發達國家對較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會拉動較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對其GDP增長率有正向的推動作用。我們可以預測隨著中國經濟繼續發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增長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會對被投資國的經濟起拉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