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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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直接投資國際間接投資融合

一、國際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傳統區別

哪里有能帶來足夠的利潤的投資機會，資本就有向哪里流動的趨勢，當這樣的機會出現在海外時，國際投資的發生就順理成章。像國內投資分為直接和間接一樣，國際直接投資也有這樣的分法：把錢交給別人使用然后拿利息的間接投資，自己管理資本、自己控制項目運作以賺取利潤的直接投資。

逐利的本性決定了資本擴張的必然。在自由競爭時期，資本主義擴張的主要手段是“商品輸出”，但作為掠奪資源輸出商品之輔助的對外投資也是新興資產階級熱衷的活動。它可以追溯到18世紀時期東印度公司、哈德遜灣公司等為進行掠奪性貿易而在殖民地進行的各種投資活動。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過剩資本”的大量出現使得國際投資（尤其是以借貸為主的間接投資活動）大張旗鼓地展開，并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帶到文明世界的每個角落。

二戰后，這種產業資本的跨國流動得到了更迅猛的發展，并表現出與傳統的資本流動迥然不同的特點。首先，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直接投資對國外企業控制權的要求。直接投資既全部或部分的擁有國外企業，又直接或間接的經營國外企業。而間接投資則很少涉及到這一問題。第二，從資本移動的形式上看，直接投資不只是單純貨幣形態的資本轉移，而是貨幣資本、技術設備、經營管理知識和經驗等經驗資源在國際間的一攬子轉移。第三，直接投資具有實體性，它一般通過投資主體在國外創設獨資、合資、合作等生產經營性企業得以實現；而間接投資則通過投資主體購買有價證券或發放貸款等方式進行，投資者按期收取股息、利息，或通過買賣有價證券賺取差價，其投資具有虛擬性。最后，由于直接投資直接參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其投資回報與投資項目的生命周期、企業經營狀況密切相關，通常周期較長，風險較大；而間接投資則更具流動性，風險也相對要小。

傳統的資本流動理論對這種日益流行的海外直接投資也越來越沒有解釋力。直接投資并不絕對的取決于東道國的利率水平，而且很多情況下東道國的利率并不高于母國利率。海默是最早注意到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之不同的西方學者，并開創性地提出了大型跨國企業之所以熱衷于海外直接投資乃其擁有東道國企業無法比擬的壟斷優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他們可以充分地利用這些壟斷優勢，實現利潤最大化。英國學者伯克雷和凱森從內部化的角度解釋了這種直接投資行為，他們認為，海外直接投資是跨國公司為克服海外市場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管制、信息缺失和不對稱、壟斷的市場結構等造成）而進行的內部化行為。鄧寧的折衷理論是有關FDI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FDI的進行取決于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三方面因素。

二、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趨勢

當理論界對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條分縷折地分而論之時，這二者的界限在實踐中卻并非同樣地涇渭分明。在越來越多的場合它們相伴相隨，有時甚至很難在它們之間劃出界線。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資本市場的高度發達使大量對外投資行為既有直接投資的內涵，又有間接投資的手法和特點

在資本市場上，資產表現為以下四種基本形式：（1）現金資產：各種貨幣資產；（2）實體資產：表現為各種固定資產、流動資產、無形資產等生產資料；（3）信貸資產：各種債權債務；（4）證券資產：表現為股票、債券、商業票據和各種投資收益憑證等證券。實體資產的國際流動是FDI的本質特征，而間接投資則側重于其他金融資產的流動。然而在現代經濟中，實體資本的轉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種金融資產的流動。當柯達投資于中國的彩卷行業時，它不是簡單地把生產線、管理人員、專利技術等搬入中國，而是通過股權投資、信貸安排、長期合同、現金流動等多種方式進行。隨著資本市場的高速發展，在金融中介和各種金融工具的幫助下，這四種資產的相互轉化變得越來越便利和快捷。從FDI的發起看，FDI中涉及間接投資因素的情況簡要列舉如下：

1.兼并收購（M＆As）在FDI中的比例越來越高，方式也日趨復雜。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資，并購具有獨特的優勢：首先，它可以讓投資者在進入東道國市場的同時就消滅一個競爭者；而且，它可以讓投資者獲得公開市場上不易獲取的被收購企業的商標、技術、管理經驗、關系網、銷售渠道等等；并購方式建設周期短，使投資者可以迅速進入東道國市場，迅速擴展產品線和營銷渠道，從而有利于降低經營中的不確定性；并購方式還可以讓投資者利用東道國貨幣貶值、股市大跌、東道國企業面臨財務危機等情況廉價地獲取資產從事海外經營。

托賓（JamesTobin）的Q理論為投資者對并購或創建方式的選擇提供了理論解釋和指導。假設R1，R2分別為收購和新建兩種方式的投資收益率，C1，C2分別為兩種投資所須資本的成本。Q1=R1/R2，Q2=R2/C2，如果Q1>Q2，且Q1>1，則跨國公司應選擇收購方式進行投資，反之，如果Q2>Q1，且Q2>1，則跨國公司應選擇新建方式進行投資。

在這里，對跨國公司而言，對外投資，不論是間接還是直接，都可以被抽象為一種數字的決策。而對東道國來說，這種投資又具有間接投資的某些特點。從經營管理的控制權來看，很多情況下跨國公司只是部分地擁有被收購企業的控制權，同時，為了充分利用被收購企業的當地優勢，跨國公司對被收購企業的經營管理也并非面面俱到。從資源轉移的角度看，資源首先是通過貨幣資本的形式支付給被收購企業的原股東的，而隨著并購方式的日趨復雜，并購的支付方式可能是股票等有價證券。而其他技術、管理經驗等經營資源的轉移則視需要而定，有時這些資源并非由投資者轉向被收購企業，而是相反。當被收購企業在東道國是上市公司時，投資者既可以通過被收購企業每年的贏利收回投資，也可以通過出售其股票的形式收回投資。

2.少數股權投資。這種投資雖采用股權形式，但并不要求對受資企業的控制權，同時也有別于單純追求股票升值的間接投資。通常，它是企業間欲達成某種聯盟而采取的形式。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發展，如今的商業競爭比任何時代都要激烈、復雜，即使是像500強這樣的大企業也沒有能力在各個方面保持領先。為了在競爭中立于不敗，很多企業積極地在技術、產品、市場等方面尋求與同行乃至其他行業的優秀企業的合作，以求強強聯合，優勢互補。通過對對方進行股權投資（有時這種投資是相互的），可以在加強這種聯盟關系的同時保持各自經營管理上的獨立性。

3.從FDI的資金來源看，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資金來源可以歸結為四個方面：（1）公司集團內部的資金。（2）母公司以外的母國資金，主要指母公司利用母國資本市場獲得的資金。（3）東道國當地的資金，主要指跨國公司利用東道國當地資本市場獲取的資金，或從東道國的合作伙伴處獲取的股東資金。（4）國際資金，指利用國際資本市場獲得的資金。從第二和第四種資金來源看，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只是一線之隔。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行為是由其母國乃至第三國的無數投資者的間接投資行為所支撐的。

4.從FDI的回收來看，傳統的直接投資是通過海外企業的贏利逐步收回，而在資本市場高度發達情況下，企業還可以利用各種資產證券化的方式轉移風險、收回投資，從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間接投資的回收手段。

（二）一些投資機構的國際投資行為往往兼有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特征

1.國際資本市場風險大、技術要求高，能在這樣的舞臺上提供大量資金的多為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各種基金會等機構投資者。相對于個人投資者，它們的投資通常數額大，期限長，注重通過投資組合降低風險。傳統上，機構投資被認為是間接投資，但由于其投資規模龐大，為保證投資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它們通常與被投資企業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并常常作為戰略投資者成為被投資企業的一員。這又使得它們的投資具有直接投資的特點。它們雖不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但時時監督著企業的運營狀況，并對企業的發展方向、利潤分配乃至一些關鍵人員的變動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它們雖不會直接向企業提供技術、管理經驗等經營資源，但卻可以成為被投資企業獲取這些國際經驗的橋梁。

2.風險投資基金作為一種特殊的投資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雙重特性，它以權益資本的形式向那些新興的快速發展的小企業（通常為高科技企業）提供創業資金。它是一種直接投資，因為它提供的是權益資本，而且常常占有風險企業的大部分股權；風險投資不僅為企業提供資金，而且提供技術上和經營上援助，幫助企業發展業務計劃，促成企業成長；風險基金在投資時必須對風險企業有全面的了解，從技術水平到產品的市場前景乃至管理團隊的綜合素質等，只有這樣，它才能對企業的發展潛力有適當的判斷。同時，它也是一種間接投資，因為風險投資的目的不是控股，也不是直接經營企業，而是通過資金和技術的幫助，促進受資企業的發展，從而使資金得到增值。受資公司的經營管理仍是由原管理層負責，即使風險投資者可能是大股東，原管理層也不必擔心失去企業的控制權；從風險投資的退出看，風險資本越來越多地通過企業上市、管理層收購、大企業收購等途徑退出，反映了其追求資本增值的本性；風險投資往往通過組合投資的手段同時投資于多家不同領域的風險企業，以降低風險。

三、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帶來的啟示

1.引進外資需要加大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資的發生往往和間接投資是相伴相隨的，對金融資本流入的限制也會阻礙直接投資的進入，特別是在兼并收購在FDI中的比例越來越高的情況下，限制國內企業向外商發行或出售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也變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資的流入。同時，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也使得直接投資一定程度上帶有了間接投資靈活性、流動性的投機性的特點，這又讓資本市場在金融監管尚不完備的情況下的開放成為一柄雙刃劍。因為一些“熱錢”可能會趁機進入，進行高風險的投機活動，從而加大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

2.兩者的融合趨勢，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發展，也對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沒有金融中介的穿針引線，它們的緊密結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購、兼并、各種資產的證券化、相關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專業服務才能順利而高效地進行。同時，在這種條件下生產企業對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僅要能夠提供從資金融通到投資顧問的全方位金融服務，而且要能夠在全世界開展業務提供服務，為跨國公司的國際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參考文獻：

1.何小鳳，黃崇。投資銀行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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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對外直接投資 風險 分析

中國自1979年開始對外直接投資以來，經過20多年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取得明顯提高。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200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2005年對外直接投資額（非金融部分）達6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5.8%。然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經營績效卻不容樂觀。世界銀行認為，中國對外投資的許多資金被浪費到不適當的項目上。據世界銀行估算，中國對外投資的三分之一是虧損的，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持平。在2002年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國際競爭力評價報告中，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是比較低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家提供的調查顯示，中資企業境外投資不盈利甚至虧損的，約占67%。有關調查顯示，沿海地區過半數的企業海外投資是不成功的，真正成功的企業僅占10%左右。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海外投資風險太高。事實上，在任何投資活動中，風險問題都是每一個決策者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正確識別、評估一項投資所面臨的各種風險是投資決策的核心問題。本文就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進行理論分析，然后提出相應的風險規避措施。

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內涵

風險是在未來可能發生的一些不確定性事件對資產及其收益造成損失或增進額外收益的可能性。風險實際上具有獲益與損失的雙重可能性。作為一般的風險厭惡者而言，在進行風險分析時更看重的是風險帶來損失的可能性。在任何投資活動中，風險都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風險又是可以控制的，人們可以通過正確地認識風險并采取相應防范和管理措施，使風險降到較小的程度。在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所面臨的不確定性事件會更多。這些不確定性事件的發生將對對外直接投資的預期收益產生影響。一般將對外直接投資中由于不確定性事件的發生引致資本或收益損失的可能性叫做對外直接投資風險。與國內投資相比，進行跨國直接投資活動，由于受到各國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的不同，各國經濟政策的不同，各國貨幣在投資和經營過程中出現的利率和匯率波動、投資項目的選擇偏誤，投資管理的復雜性等因素的影響，國際直接投資風險遠遠大于國內投資。與間接投資相比，直接投資所形成的資產成為土地、房屋、機器、設備等有形資產和技術、商標等無形資產，其中大部分資產流動性較差。根據不可逆性投資理論，由于直接投資含有沉淀性成本;而不象金融投資等間接投資那樣容易進行資產轉移，直接投資者日后改變計劃或決定，這部分成本將無法挽回。因此，對外直接投資比間接投資風險更大。

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類型

（一）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指由于東道國政局的變化，導致投資環境的變化，從而給國外投資者的投資活動造成損失的可能性。一般來講，政治風險主要由東道國政局的變動與戰爭、東道國保護主義政策以及東道國的國有化風險引起。當東道國政局變動或發生戰爭時，會直接影響一國的社會狀況和經濟發展速度，對企業的銷售或利潤水平產生沖擊，甚至危及到企業的生存；東道國政策變動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企業的利潤水平及發展空間；或者由于東道國的法律缺乏對外國投資者的保護，從而使企業的財產安全受到損失的可能性加大；當外國企業危及到本國民族企業時，東道國政府可能對外商投資企業設置各種障礙，施加各種壓力，導致外商投資企業虧損或破產。

自20世紀60年代以后，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面臨東道國的國有化風險。所謂國有化是指一個主權國家依據其本國法律將原屬于外國直接投資者所有財產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類似的措施，使其轉移到本國政府手中的強制性行為。自20世紀6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就出現了國有化的。據統計，從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有半數以上的國家對外資實行了國有化，共發生了1954件國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國有化412件，60年代為406件，70年代約1136件，可見國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從地區分布來看，亞洲為219件，中東為464件，非洲為826件，拉美為454件。從行業分布來看，國有化的行業有半數以上集中在采礦、冶煉、石油、農業等部門。國際評估機構對政治風險的測算主要有三種方式：歐洲貨幣法，它征求政治風險分析員、保險商、銀行信貸官員等專家對風險測定指標體系的各項指標的意見并計算得分；丹·亨德爾設計的“政治制度穩定指數”。它設計了一套指標并將其量化，再依據政治穩定程度將各國排序；哈拉爾德·克努森的方法，他認為一旦外國資本相當程度地控制了東道國利益，就可能引發東道國對外國資本的征用、沒收甚至破壞，這時的政治風險最大。

（二）經濟風險

每個國家都有其經濟周期，在經濟發展高漲時期，產品銷售順暢，工廠滿負荷生產，利潤增加。一旦進入低潮時期，產品銷售不暢，工廠開工不足，但固定成本是不會減少的。銷售收入減少和單位產品成本的上升使企業凈收入減少。如果跨國企業所選擇的項目對經濟周期的變化極為敏感，其凈現金流量也會隨經濟情況的變化而出現較大變動，從而使跨國企業面臨的風險增大。在跨國企業面臨的經濟風險中，還有一種常見的風險是匯率風險。因匯率的變化常常導致對外投資者設在東道國子公司的資產價值變得不確定。

就匯率風險的形成而言，主要有交易匯率風險、折算匯率風險、經濟匯率風險三類。交易匯率風險是指匯率的變動對跨國公司債權和債務價值影響的不確定性。折算匯率風險是指反映在跨國公司總公司匯總報表上的、因匯率變動而使其國外子公司產生收益或損失的可能性。經濟匯率風險是指未能預測的匯率變化導致跨國公司設在國外的子公司的現金流量的凈現值變化的可能性。匯率變動會導致生產成本升高，降低企業的獲利能力。造成對外投資企業的現金流折算成本幣后，投資收益率多變，投資者難以對企業形成正確預期，影響投資者的信心及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三）經營風險

經營風險是指海外企業在生產經營中由于決策上的失誤而使投資者不能從企業獲得正常收益的可能性。由于文化環境、風俗習慣、交流語言等的差異，海外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在決策中信息往往不充分，甚至會將一些錯誤信息引入決策過程，從而造成決策失誤，給經營帶來損失。另外多數發展中國家企業在海外直接投資往往融資存在較大困難，營銷網絡又很難打開，購銷渠道不暢，很容易將企業帶入絕境，這樣會增加企業的破產成本降低經營收益。

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影響因素

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直接關系到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成敗。投資風險控制是對外直接投資管理中的重要工作。而要進行風險控制，首先必須要對決定與影響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各種因素進行充分把握。影響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信息的充分程度

風險實際上是由不確定性事件帶來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條件下，本來的確定性事件也會變成不確定性事件，這樣就會增加決策的風險。在跨國直接投資中，當企業管理人員對東道國經營環境、人文地理、風土人情、消費習慣等不熟悉時，就無法收集到充分的、有價值的決策信息，在決策時面臨的不確定性事項就會增加投資風險。尤其是跨國企業在與東道國企業展開競爭時，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往往在競爭中處于劣勢，造成較大的經營風險。

（二）本國政府的政治經濟地位

在企業進行跨國直接投資時，也經常面臨政治風險。而政治風險的大小與本國政府在國際政治、經濟中的地位是密切相關的。另外，本國政府與東道國政府之間的經濟政治關系也對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政治風險產生較大影響。如果東道國與本國具有睦鄰友好關系，則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政治風險要小一些，反之將面臨較大的政治風險。

（三）東道國經濟政治制度

如果東道國經濟政治制度比較健全，法律法規比較完善，在世界上的經濟政法地位也比較高，則跨國企業的權益保障程度也會提高。反之，如果東道國政治法律制度不完善，經濟運行機制也不健全，則跨國企業的權益保障程度就會降低。另外，東道國的社會穩定狀況、與他國的政治經濟關系融洽情況也對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產生重要影響。一般而言，到相對發達的東道國在這方面的投資風險要小一些。而如果是到發展中國家，則風險要大一些。

（四）企業的風險管理制度

企業的風險管理制度是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內生性影響因素。如果企業有比較強的風險識別能力、風險預見能力和風險的管理與控制能力，并建立起規范的風險管理體系，則會降低對外直接投資風險。而這些能力的取得與制度健全的程度是與對外直接投資管理經驗相聯系。對于多數發展中國家企業而言，由于缺少這方面管理經驗，對風險的認識不夠，缺乏對風險的預見及管理能力，從而企業面臨投資風險。

防范與化解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政策建議

（一）建立企業融資風險管理機制

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要靈活運用各種融資渠道和金融工具，降低融資風險。盡量在東道國融資，尤其是境外企業所需短期流動資金，應盡可能爭取在東道國當地解決。當地融資，當地使用，當地償付本息，使用同一幣種，可以回避匯率變動的影響。另外，堅持借硬幣、還軟幣和軟、硬貨幣合理搭配的原則，即盡量選擇在借款和用款期內幣值堅挺、而在還款期幣值疲軟的貨幣，減少乃至避免外匯風險損失。跨國企業應善于利用國際金融界所提供的各種創新工具，對境外融資風險進行積極的防范。利用遠期外匯或外匯期貨交易；利用外匯期權交易；利用互換交易，包括利率互換、貨幣互換等，通過互換交易增強跨國企業金融資產的流動性，改善和重構企業的資產負債結構，以便消除、減少或預防境外融資風險。

還可以推廣運用國際項目融資和國際租賃融資來降低融資風險。國際項目融資是依靠項目自身的投資價值進行的國際融資，它以項目投產后的收益償還貸款本息，以項目本身的資產作為抵押物。它是一種有限追索權的融資方式，由于貸款抵押物僅限于項目本身的資產，因而能減少項目舉辦國政府的直接債務或擔保義務，降低籌資風險。因此，應該盡快推廣運用這種國際融資方式。 國際租賃融資是現代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在信貸領域相互滲透和結合的產物，它有許多優點：融資期限可達幾十年，租金通常按租賃物品的原值計算，且在租賃期內固定不變，可避免貨幣貶值、利率和匯率波動的影響，無需財產抵押，融資手續比較簡便等（謝綿陛，2003），因此可以降低融資風險。

（二）建立完備的監管組織體系

一方面針對目前管理混亂的局面，建議建立專門的海外投資管理機構，加強對外直接投資的宏觀管理。海外投資機構總部可以設在國內，在其它國家依托駐外國的中國大使館，設立相應的分支機構。海外投資管理機構可以集規劃、立項、審批、協調、管理、咨詢、服務于一體，其具體功能可以包括：制定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戰略及長短具體計劃；設立海外投資咨詢機構，對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風俗等進行系統研究，總結各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經驗和教訓，收集處理國際市場的各種信息，并定期對外直接投資相關指導性的信息；設立海外投資項目評估中心，預測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投資成本、收益和風險，對對外直接投資項目進行科學評估；建立常規項目審批中心，精減當前多部門聯合審批的繁雜程序，除關系到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和能源投資應由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和商務部聯合審批外，其余的項目可由海外投資管理機構直接審批。

另一方面建立海外投資審計與績效評估機構。建立單獨的審計與績效評估機構的目的在于，可以使審批和審計職能分開，以利于相互制約；中國目前的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是國有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很容易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必須加強對這些國有企業的監督。此外，通過建立相應的績效評估機構，可以隨時掌握投資的績效，以利于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制定。將審計職能與績效評估職能放在一起的好處在于，借用審計信息，可以對對外直接投資績效進行更真實的評估。

（三）進一步加強監管制度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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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投資》既然是一本以指導人們創業、投資、理財為訴求并在這些方面取得卓著成效的雜志，那么，我們這個欄目的開篇就不妨從投資中的節稅或合理避稅談起。說到投資，無論是企業投資，還是個人投資，從形式上來說，無非是兩種，其一是直接投資，另一種是間接投資。所謂直接投資，即投資主體將金融資產轉換為實物資產如廠房、機器、生產原料，進行生產、經營活動，并從中獲得盈利；所謂間接投資，是指投資主體用貨幣資產購買各種有價證券，以便從對有價證券的持有和轉讓中獲得投資收益和轉讓增值。關于直接投資，我們看到的是形成了各種形式的企業，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果既要征收流轉稅如增值稅、營業稅，其純收益還要征收企業所得稅。間接投資的交易有些則需征收證券交易稅如印花稅，如果是企業，還要征收企業所得稅。

就投資行為進行節稅和合理避稅的方法很多，但就目前國內的情況看，最容易操作的還是利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稅收優惠進行節稅和合理避稅，這也是大多數投資者首先會想到的方法。

稅收優惠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稅率優惠，一個是稅額扣除。目前，以地區而論，國家為支持一些“老、少、邊、窮”地區的發展，鼓勵投資者向“老、少、邊、窮”地區進行投資，給予了眾多優惠政策，包括稅收上的巨幅優惠，一些地方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配套優惠政策，包括免稅、減稅、延遲納稅等政策。在行業上，為體現對農業發展的支持，國家規定在農業初級產品及其加工產品中實行增值稅優惠稅率；為體現可持續發展戰略，規定以廢水、廢氣、廢渣等“三廢”物品為原料進行生產的內資企業減免征收企業所得稅；為體現科教興國戰略，規定對某些校辦生產企業實行稅收優惠；為體現出口導向政策，鼓勵企業積極拓展海外市場，對舉辦出口業務的企業，規定實行“免、抵、退”等稅收優惠；為吸引外資，規定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兩免三減半”等稅收優惠政策。另外，還規定對農村中為農業生產產前、產中、產后服務的行業如氣象站、畜牧醫站暫時免征所得稅；對科研單位及大專院校的技術收入如技術成果轉讓、技術培訓暫時免征所得稅；對新辦獨立核算的交通運輸業、郵電通信業的企業實行減免征收所得稅的優惠；對從事信息業、技術服務業、咨詢業、公用事業、商業、教育文化業、居民服務業等行業新辦的獨立核算企業實行減免征稅。

投資者應精心研究國家在稅收上的優惠政策，包括對地區和行業的傾斜與扶持政策，在有條件的情況下，盡可能將其與自己的投資方向結合起來，或通過各種方式的變通，如與高校聯姻掛鉤，以享受國家在稅收上的優惠政策，達到投資收益的最大化。

除了在地區、行業上進行選擇外，投資者還可以通過對不同投資方式的選擇，達到節稅和合理避稅的目的。剛才我們說過，投資有兩種，一種是直接投資，一種是間接投資。在直接投資方面，投資者在投資前、投資中、投資后都需要考慮節稅，在這幾個環節都有節稅的空間。比如，在投資前，投資者就應考慮是選擇貨幣投資，還是選擇以實物資產和無形資產進行投資。有經驗的投資者都會盡量選擇以實物資產和無形資產進行投資，這是因為，第一，以實物資產進行投資，可以按期限提取折舊費，折舊費可以作為稅前扣除項目，同時，無形資產攤銷費用也可以作為管理費用進行稅前扣除，兩者都可以縮小企業所得稅稅基，反過來就是提高了企業收益。第二，以實物資產進行投資，事前必須經過評估，可以通過資產評估提高實物資產如設備、廠房價值，從而可以多提折舊費，達到節稅目的。以無形資產投資亦是如此。

投資者還可以通過對不同投資伙伴的合理選擇達到節稅和合理避稅的目的，比如選擇能夠享受稅收優惠的合作伙伴一起進行投資，如選擇與外國投資者或港、澳、臺投資者合作開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或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就可以享受到國家規定的外商投資企業“兩免三減半”的稅收優惠，同時還有可能享受到地方政府規定的額外優惠。如今大名鼎鼎的浙江正泰集團，其老板、《福布斯》中國富豪南存輝在早年設立企業的過程中，就借用了他一位美國親戚的力量，辦起了中美合資正泰電器有限公司，享受到很大的稅收優惠。在正泰集團的發展過程中，這一決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投資者還可以選擇上下游企業或關聯企業結成經濟統一體，互相提品和原材料，從而達到消除營業額，避開增值稅和營業稅的目的。同時，國家為了鼓勵投資者向交通、能源、“老、少、邊、窮”地區的再投資，規定對投資者從這些地方的投資中所取得的利潤5年內減半征收所得稅；為了鼓勵科學研究，規定對大專院校和專門從事科學研究的機構進口的儀器、儀表等，享受科研用品免稅方法規定的優惠，免征進口關稅以及增值稅；為了促進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規定對屬于火炬計劃開發范圍內的高技術、新技術產品，給予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對于設在國務院批準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的高新技術企業，規定企業所得稅率僅為15％。利用這些政策，通過與相關地區和相關行業的企業、科研院所進行掛靠或聯合經營，在稅收優惠地區設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投資者亦可以達到節稅、合理避稅的目的。如長沙紅海公司與北京某科研所“聯姻”，以北京某科研所名義，進口高新技術儀器設備，因為這些儀器設備該科研所也可部分使用，得以按科研設備免交各項稅收。按當時匯率計算，進口一套這樣的設備需要人民幣400萬元，應交關稅等稅額計200萬元，而該公司僅對該科研所投資45萬元，節稅16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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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推出“海外投資稅務”專題，旨在對中國企業“走出去”過程中所牽涉的海外稅收、稅負問題和風險進行詳細分析，幫助中國企業在行動之前做好稅務上的功課。

――編者

外國的稅務制度、稅收征管制度跟中國有很大的不同，對于海外投資的稅務管理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近年來，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2007年的GDP（國內生產總值）接近2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1.4％，同時2007年底中國外匯儲備超過1.5萬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000多億美元。

在中國經濟勢頭強勁的大環境下，許多中國企業，尤其是實力雄厚的大型企業，紛紛將目光投向了更廣闊的國際市場。僅2008年一季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便高達193億美元，同比增長超過300％。

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目的地，遍及世界五大洲的160多個國家和地區，覆蓋了80％以上的國家和地區。海外投資領域也從以貿易為主，逐步拓寬到以采礦、制造、批發零售、商務服務四大行業為主，并集中在石油、天然氣等能源領域以及金融業。

中國企業進行境外投資時，稅務的風險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外國的稅務制度、稅收征管制度跟中國有很大的不同，對于海外投資的稅務管理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為了避免海外投資過程中可能存在的稅務風險，中國企業在“走出去”之前先做好稅務上的功課，已是刻不容緩。

從規避外國稅務風險方面看，中國企業應在進行投資可行性分析時，對投資目的國的稅收制度及稅收征管制度作全面深入的了解，掌握投資的稅收成本及納稅的具體操作性規定。

在投資階段，如果涉及海外并購，應對被收購企業的財務狀況及稅務狀況作詳細深入的了解，避免在收購后負擔預算外的稅收成本。企業在實際的運營階段，應聘請熟悉當地稅法的財務人員或當地的會計師事務所，幫助企業進行日常的納稅申報，并由國內母公司對海外公司的納稅情況實施監督管理，以盡量減低海外公司的納稅風險。

另外，中國企業的全球化投資戰略，通常會重點關注被投資企業的規模、交易金額、投資回收期等因素，而往往較少考慮到具體經營模式、盈利之后的利潤匯回以及退出戰略。而后者的妥善安排，往往牽涉到企業從中國稅法、外國稅法及國際稅法角度出發作出的全面的稅務籌劃。

從稅務角度來看，海外投資首先需要了解的是最終被投資國的稅制，例如對當地投資項目的營業利潤是如何征稅的，對當地企業向中國股東支付股息、利息等征收多少預提所得稅，未來中國企業轉讓當地企業（也就是退出的時候）獲得的資本利得又是否征稅等等。如果股息利息的預提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比較高，那么中國企業可以考慮設立一定的海外投資架構，通過跟最終投資國簽訂稅收協定的某些低稅率國家或地區的中間持股公司進行投資并參與運營，從而降低整體稅負。

比如，目前香港的利得稅稅率是16.5％，低于中國大陸的25％所得稅稅率，同時也低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并且香港不對股息征稅，也沒有資本利得稅，因此很多企業在海外投資時利用香港公司進行投資，取得股息和資本利得可以暫時免稅，同時香港公司還可以參與被投資企業的國際貿易等運營活動，獲得的那部分利潤只要不匯回中國，就不需要繳納中國所得稅。

另外，最終被投資國可能會為鼓勵、吸引海外投資，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對某些行業的外商投資項目提供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如非洲多個國家對采礦、農業等行業提供了減征、免征所得稅的優惠，蘇丹對某些特定地區的戰略性投資項目甚至給予10年到15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的稅收優惠。

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的時候，如果能成功申請到當地的稅收優惠政策，就可以大幅度提高投資回報率。當然，同時也要關注中國的稅收饒讓制度，以免國外減免了稅款，在中國還要補征所得稅。

在海外投資過程中，中國稅法也會對投資架構與運營模式產生很大的影響。例如，中國新《企業所得稅法》對 “居民企業”和“受控外國公司制度”的規定，使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的很多殼公司所產生的利潤，都有可能需要繳納中國的企業所得稅。

另外，中國企業海外間接投資取得的股息所負擔的境外所得稅，能否全額抵免中國稅（即通常所說的“海外稅收抵免制度”）目前還不明確，也會對海外投資的整體稅負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

最后，海外投資過程中相關國家的轉讓定價制度，也是國際稅收籌劃的重要考慮因素。企業應對交易模式及轉讓定價進行分析，事先安排好風險與職能分攤、利潤分配等事宜，以降低相應的稅務風險。

從經驗上看，海外投資通常會對以下兩方面進行具體籌劃：

一、海外投資架構及方式：中國企業在當地設立子公司，還是設立分公司？如果要設立子公司，是直接投資設立，還是通過中間持股公司間接投資設立？這些問題都需要從稅務角度仔細衡量得失。

二、海外融資方式和交易模式：是全部股權投資，還是一部分作為股東借款進行投資？如果涉及國際經營，是由中國公司直接參與，還是由海外低稅率國家或地區的關聯公司參與？這些問題會影響到中國公司、被投資企業以及其他關聯企業在項目運營過程中繳納的稅款，最終影響到投資項目的業績。

篇5

當前，在人民幣匯率面臨外部升值壓力的情況下，匯率升值可能產生的經濟成為人們關注的。這一問題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民幣匯率水平的高低。一些發達國家政府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的主張主要基于人民匯率低估的判斷，然而，如果人民幣匯率水平不存在低估問題，那么人民幣匯率升值將導致匯率高估，而人民幣匯率高估將會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因此，在探討人民幣匯率升值影響之前，首先應該對現有的人民匯率水平做出客觀評價。本文認為當前的人民匯率水平不存在低估問題，該結論主要基于以下幾方面的事實：第一，從實際匯率的變化來看，從1994-2002年為止，人民幣實際匯率一直處于升值狀態，這一時期的實際匯率升值已經抵消了1994年由名義匯率調整引起的實際匯率貶值。第二，受實際匯率變化的影響，從1998-2001年為止，我國經常收支順差的相對規模處于減少趨勢，這一變化顯示，人民幣匯率升值有可能惡化我國對外經濟狀況。第三，我國貿易收支順差主要出現在與美國的雙邊貿易中，如果不考慮中美貿易，那么我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收支總體上是逆差。這意味著中美貿易順差主要起因于美國的經濟結構問題。第四，從貿易收支的結構來看，我國的貿易順差主要發生在勞動密集型項目下，貿易逆差發生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項目下，這說明，我國的貿易收支順差主要起因于低工資的比較優勢。第五，就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的差距而言，由于發達國家非貿易商品的價格要遠遠高于發展家，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均衡匯率水平理應低于由購買力平價決定的匯率水平。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的差距屬于中等水平，因此，即使從購買力平價的角度來看，人民幣同樣不存在低估問題。第六，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主要來自大規模的資本流入，這一狀況與我國鼓勵資本流入、限制資本流出的資本項目管理內容有著密切聯系，因此，適當限制資本流入、積極促進對外投資是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重要途徑之一。

從以上幾方面來看，人民幣匯率不存在低估問題，因此，人為引導人民幣匯率升值必然導致人民幣匯率高估，而人民幣匯率高估會對我國經濟產生以下幾方面的不利影響。

一、劣化我國利用外資的質量

引進外資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因此，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我國利用外資的影響是人們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回顧近幾年，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主張人民幣匯率升值和反對這一觀點的學者都把吸引外資作為自己的重要依據。另外，以往的爭論主要把焦點集中于匯率升值對引進外資數量變化的影響方面。本文認為，現階段，我們很難確定人民幣匯率升值對引進外資數量的影響，但升值趨勢的形成會劣化我國引進外資的質量。因此，人民幣匯率升值對引進外資的負面影響主要涉及質量問題，而非數量問題。其主要負面影響可以概括為兩點：第一、在間接投資方面，人民幣升值趨勢會引起短期資本流入增加和助長外匯投機行為；第二、在直接投資方面，匯率升值趨勢會抑制出口主導型投資和助長市場主導型投資。

人民幣升值論者認為，人民幣匯率升值和由此形成的人民幣升值趨勢能夠促進來自國外的間接投資。如果人民幣成為強勢貨幣，持有人民幣或人民幣資產將有利可圖，因此，人民幣升值趨勢將會促使海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和進行人民幣資產投資。從理論上講，當一種貨幣處于升值趨勢時，升值本身可以給該貨幣資產持有人帶來升值利益。但對海外投資者而言，獲得升值好處的條件是不采取任何匯率風險保值措施。一旦采取了保值措施，投資者只能獲得確定的利差收入。在采取匯率風險保值措施的情況下，投資者在回避匯率風險的同時將喪失獲得貨幣升值好處的機會。雖然，有一些保值可以使投資者做出靈活的選擇，但這些方法要求受益者支付昂貴的費用。

一般來說，重視長期投資的外國投資者會針對匯率變動風險采取保值措施，因此，對投資者來說，匯率是否升值不是決定投資的主要因素，因為投資的目的在于獲取資產本身的穩定收入。在這種情況下，匯率升值趨勢對促進投資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然而，與長期投資相比，匯率升值對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為了獲得升值帶來的好處，這些投機資本一般不采取保值措施，因此這類資金的流動對匯率風險非常敏感，在匯率處于升值趨勢時，這類資金會在短期內流入本幣升值國，在升值趨勢發生變化時，為了避免匯率風險，這些資本會迅速撤離這些國家，從而對這些國家的金融穩定形成威脅。這正是亞洲金融危機留給我們的重要教訓之一。

通過以上我們可以看出，人民幣升值確實可以起到促進間接投資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升值對促進長期投資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對升值較為敏感的是短期投機資本，因此人民幣升值會引起大量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短期投機資本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取決于金融市場的成熟程度，在發達和成熟的金融市場，投機資本可以強化和健全市場的功能，但在金融市場發展滯后的發展中國家，短期資本移動是引發金融危機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從預防金融風險的角度出發，我國不宜過早實施人民幣升值政策。

另外，一些人民幣升值論者認為，人民幣升值趨勢不僅有助于促進國外對中國的間接投資，而且也有助于促進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對那些在中國投資的來說，隨著人民幣的升值，以外幣的資產價格將會上升，這對外資企業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因為公司的帳面價值發生了增值，另外，如果將來出現撤資，公司可以收回更多的資產。同樣，在人民幣出現升值的情況下，即使以人民幣計算的利潤不發生變化，外資企業匯回國內的利潤會相應增加，即升值本身能夠增加以外幣計算的企業收益。一般而言，對于那些以中國為主要銷售市場，而且原材料不依賴進口的直接投資來說，人民幣升值確實可以帶來明顯的好處。

然而，對那些把中國作為生產基地，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進行出口生產的外資企業來說，人民幣升值只能帶來弊大于利的結果。這些企業在中國投資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然而，人民幣升值無疑會增加勞動力成本和降低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的魅力。發達國家的企業在選擇投資地點時，將以本國貨幣或其他主要國際貨幣比較不同國家的工資水平，然后選擇低工資的國家進行投資，而人民幣升值將會增加以外幣計算的、我國的工資水平，這意味著人民幣升值會減少出口主導型對華直接投資。

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經歷揭示工資變化對直接投資的影響。70年代和80年代，“四小龍”是發達國家投資的重點地區，80年代后期以后，隨著“四小龍”工資水平的提高，外資企業開始把投資轉向東盟國家，而此后東盟國家工資水平的上升又成為資本流向中國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大量過剩勞動力供給的影響，我國工資水平的上升速度要明顯低于其他國家，這是我國吸引外資的重要優勢之一。考慮到這一特點，日本的一些家和學者認為，相對穩定的廉價工資是促成日本企業向中國轉移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現象加劇了日本產業的空心化趨勢。他們認為短期內中國工資水平明顯上升的可能性很小，在這種情況下，阻止日本產業向中國轉移的唯一方法是要求人民幣升值。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人民幣匯率升值一方面會促進國內市場主導型的直接投資，另一方面會抑制出口主導型的直接投資。然而，對我國這樣一個家來說，后者對我國發展的促進作用要遠遠勝過前者。國內市場主導型直接投資會爭奪國內的市場份額，在市場規模一定的情況下，這種投資不會明顯增加就業機會。另外，這種投資沒有創匯效益，因而容易惡化我國的經常收支狀況。但出口主導型直接投資可以避免以上這些負面作用，這種投資不爭奪國內市場，因此不會減少本國企業的就業機會，同時由于其產品銷往國外，因而可以改善我國的對外經濟狀況。由此可見，人民幣升值對直接投資的同樣弊大于利。

從我國長期吸引外資的情況來看，我國外資政策偏重于鼓勵來自國外的出口主導型直接投資，而且受政策和低工資水平的影響，這類直接投資一直是我國吸收外資的主流。近年來，外資企業實際使用資金額占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大約在10-20％，外資企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率大約在20％-30％，而外資企業在全國進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達50％左右。這說明以利用廉價勞動力為目的、以出口為主導的直接投資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而人民幣升值無疑會削弱我國經濟發展的這一動力。

二、妨礙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人民幣匯率升值對貿易的影響可以從短期和長期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當前學術界有關這方面的探討，主要著眼于匯率升值對貿易的短期影響。就短期影響而言，匯率升值會引起進口增加和出口減少，一增一減，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確定匯率升值對貿易總量的影響。然而，從長期影響來看，由匯率升值引起的本幣匯率高估會同時抑制出口和進口的發展，因而，人民幣匯率高估會妨礙我國對外貿易的健全發展。

一國對外貿易可以分為進口和出口兩個部分，因此匯率對貿易的影響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對進口和出口的影響。從宏觀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來看，本幣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幣匯率高估會起到抑制出口和促進進口的作用，這意味著匯率變化對進口和出口的影響。方向是完全相反的。然而，值得強調的是，這只是本幣升值的短期效果。發展經濟學領域的許多顯示，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出口能力是制約進口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出口較多的國家通常進口的規模較大，缺乏出口能力的國家同時也缺乏進口能力。因此，從中長期的視點來看，本幣匯率高估會通過削弱一國的出口能力，最終削弱其進口能力。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貨幣不具備進行國際結算和支付的功能，因此，其進口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出口創匯能力的制約。在本幣匯率高估的情況下，出口的下降會引起外匯收入的減少，而外匯收入的減少又會導致進口的下降，這意味著本幣匯率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幣匯率高估會妨礙貿易的發展。

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經歷顯示了匯率對進出口的影響作用、及出口與進口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改革開放以前，人民幣匯率一直處于高估狀況，其結果，不僅我國出口產業的發展受到影響，而且有限的創匯能力成為擴大進口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瓶頸，在這種狀況下，匯率高估成為妨礙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伴隨著人民幣匯率的下調，此后，避免人民幣匯率高估的匯率政策為保持我國對外貿易的高速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的出口和進口具有同步增長的趨勢，二者的變化存在密切聯系。這是因為出口的高速增長和外匯收入的增加為圖1我國進出口規模的推移（億美元）擴大進口創造了有利條件，而大量先進技術設備的進口又提高了我國的出口潛力。因此，維持合理的匯率水平、保持出口和進口的良性循環是推動我國對外貿易迅速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

通過以上分析，在人民幣匯率升值對貿易的影響方面，我們不難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就短期而言，人民幣匯率升值會抑制出口和降低外部需求，這意味著匯率升值會降低我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加大財政、政策的負擔。一國經濟的總需求由消費、投資和外部需求所組成。外部需求的減少會引起總需求的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以擴張性財政政策彌補外部需求的減少，那么過度的財政支出將會導致財政狀況的惡化。另外，匯率升值的另一短期效果是引起進口的一時性增加。進出口的以上短期變化將會引起我國失業人口的增加和農業經營狀況的惡化。因此，人民幣匯率升值不僅有可能降低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而且有可能影響到我國和經濟的穩定。

篇6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

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

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

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

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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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投資 保障機制 雙邊保護機制 多邊保護機制

一、中國對外投資的現狀分析

對外投資是中國經濟增長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意味著生產力的國際化擴張和產業的國際化轉移。當然，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仍處發展初期，由于自身實力的不足以及外部環境的巨大壓力，仍存在很多缺陷。

（一）投資規模整體較小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長期以來均以中小企業投資為主，投資規模較小（基本在1000萬以下），顯然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目前已有的少數大規模項目都有官方背景，由中央企業進行的投資達上千萬美元的較大項目，而且往往具有明顯政治色彩或援助特色。例如中鋁集團與力拓集團聯合開發幾內亞西芒杜50億噸級優質鐵礦項目、中國電建中標喀麥隆一號國道修復項目、中航國際工程公司承擔斯里蘭卡A09公路項目等。

（二）對外投資結構不合理

產業結構布局的不合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最多的是制造業，在制造業中，投資最多的行業是機械行業和紡織業，而且投資方式以直接投資為主，企業并購與間接投資為輔，比較單一化。

（三）對外投資缺乏宏觀指導

對外投資需要國家承擔相應職責，進行相應的投資指導。而且這種指導是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對不同類型企業對外投資方向、產業與國別進行分類引導與調控。但是目前我國對外投資缺乏明確的目標方向，也沒有統一的調控管理部門，而普遍認為應當承擔此類職責的商務部、外交部與國資委各自為政，并未發揮協同作用。

二、中國對外投資主要風險

對外投資固然可以成為其新的經濟增長點，甚至為其再生提供一個絕好的機遇。但是海外投資的增多，風險也加大。中國海外投資面臨的風險大體有股份比例風險、金融匯兌風險、政治風險。

1.股份比例風險

股份比例風險是投資東道國嚴格限制外國資本在某些經濟部門的投資股份比例。這些部門一般是屬于限制外國投資部門，也就是說外國資本不能擁有100%的比例。造成了一些中國投資者雖然進行了投資，但是卻無法得到控股權，因而不能決策。股份比例風險指的不是投資后風險，而是投資前風險，它是一個企業進行國際投資必須要進行的事前風險評估的范圍。

2.金融匯兌風險

金融匯兌風險取決于一個國家的外匯管理制度。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東道國一般都實行外匯管理制度，金融危機使得我國政府購買美國國債和美元外匯儲備風險加大。由于中國政府持有巨額美元外匯儲備，而且人民幣與美元匯率往往被美國方面政治化，所以這樣的匯兌風險也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很難說是完全的商業風險。

3.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是指投資東道國國內政治環境或東道國與其他國家之間政治關系發生改變，而給外國企業及投資者帶來緊急損失的可能性。它是海外投資最大、最不可預測的風險。（1）影響外國投資企業正常業務收益風險。這是最為常見的政治風險，因為政治環境或政治關系發生改變，從而使得企業或投資者的經營收入和政治回報遭受損失的風險；（2）影響財產所有權的風險。國有化和征收風險是國際投資法中最受到關注的風險，國有化可以針對國內財產，也可針對外國人財產，國有化及征收中斷了外國人投資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和預期投資收益的進程，在絕大數場合會造成投資者損害。

三、中國對外投資的法律保障

（一）海外投資的雙邊保護機制

中國與他國簽訂的雙邊投資協定狀況來看，中國對外投資的對象主要是發達國家。其雙邊投資協定也具有鮮明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雙邊投資協定的特征。出于引進外資的目的，中國與他國締結了眾多的BIT，所以，如何利用中國的BIT保護中國海外投資，成為中國企業的一個新的課題。

1.利用BIT規則對東道國的投資規制進行相應約束。BIT作為雙邊條約，不僅僅對締約國具有約束力，同時在多邊機制下也具有國際法效力。BIT締約國有義務保證其合理實施，當該國國內法與BIT發生沖突，締約國有義務修改與相應的國內法以盡力規避違反BIT國際義務的情形發生，從而實現對BIT普遍效力的維護。

2.利用BIT規則針對中國海外投資提請外交保護。外交保護是一國通過外交途徑實施的，對國外的本國公民合法權益進行的義務性保護。中國企業應首先申請謀求東道國國內法律救濟。在未能得到救濟的情形下，可請求中國駐外使領館實行外交保護。外交保護機制一旦觸發，中國在海外投資就由單純企業商業行為演變為雙邊商事外交問題。

3.利用BIT規則提請國際司法或仲裁介入。雖然現在還沒有司法領域的爭端解決機制，但是仍然存在若干現存解決機制可以利用。現在中國與多個國家簽訂的BIT里均設置ICSID條款，日益傾向于訴諸ICSID解決爭端。這也就意味著，中國與他國的此類BIT實際上為ICSID管轄權提供法律依據。

（二）中國海外投資的多邊及區域保護機制

中國是WTO的TRIMS協定的締約方。經濟全球化依賴于投資自由化，但是目前全球性的多邊投資公約仍未產生，因此有必要借用WTO體制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建立相應的法律機制，在一定范圍內實現對投資的保護。TRIMS協定中可適用于保護中國海外投資領域的規定如下：

1.靈活利用TRIMS國民待遇條款。國民待遇在國際投資法領域并非受多邊保護的普遍性待遇。在國際投資法領域沒有一個像WTO那樣的全球性多邊條約和組織機制，WTO的國民待遇滲透到多邊投資機制中來，強化國民待遇可使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遭遇到不公正待遇情形下靈活運用WTO規則保護自身合法利益。

2.一旦投資對象國出現TRIMS協定列舉的有關投資措施，完全可利用其國內法或WTO爭端解決機制實現對中國投資者正當權益的維護。

參考文獻

[1]盧進勇.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與海外直接投資[D].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03.

[2]蔣群英.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狀與政策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2003.

[3]姚梅鎮.國際投資法[M].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

[4]陳安.國際經濟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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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投資模式；份額油；石油安全

一、石油企業海外投資模式的特點

石油企業的海外投資模式是石油企業進入資源國市場、參與海外投資項目，進行資源貿易及其服務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不僅具有一般企業海外投資的特點，而且還具有石油企業自身的特點。（1）石油企業的海外投資模式具有多樣性。如綠地模式、并購模式、租賃模式等。豐富多樣的石油企業海外投資模式，給投資主體提供了根據自身條件合理選擇并搭配投資模式的機會。（2）具有可進入性。切實可行的投資模式必須具有進入資源國的可能性。（3）具有靈活性。投資模式是靈活多變的，可以相互轉換。為更好的適應資源國及國際環境的變化，石油投資主體應該靈活變更投資模式，以減少由此帶來的損失。（4）資金來源具有集中性。由于石油行業是一個具有高風險高投入的行業，我國現有私人資本難以獨自承擔，因此，海外石油投資的資金主要來源于政府財政專項撥款，金融機構貸款或通過發行股票向公眾籌集資金。（5）投資地點較為集中。由于世界石油主產區集中在中東、非洲、南美洲北部的委內瑞拉、哈薩克斯坦及俄羅斯等地，因此，石油企業海外投資的重點也集中在這幾個地區。皇家荷蘭殼牌、埃克森美孚、道達爾等國際大石油公司紛紛把西非和墨西哥灣深水區、前蘇聯實行開放政策的歐佩克國家和LNG業務領域作為今后重要的新產量增長源。（6）投資收益包括貨幣與實物兩種形態。其中實物形態的收益體現為份額油。份額油的獲取增強了國內石油供給的主動權，是實現能源安全的有效方式之一。

二、影響石油企業海外投資模式選擇的因素

1．外部環境因素。外部環境因素是指在進行海外投資時所面臨的諸多企業外部環境的總稱。它對投資安全和收益情況影響巨大，主要包括以下因素：（1）政治環境。政治環境直接關系到投資安全，包括政局是否穩定，有無戰爭風險，有無國家政權和社會制度變革的風險等。（2）法律環境。法律環境是投資者的合法權益能否獲得有效保障的根本依據，在外部因素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資源國對外國投資者的法律保護，對進出口貿易的限制情況，有關的稅法、海關法等法律是否健全及對外國投資者的利弊，投資國及被投資國對盈利匯回本國的限制和外匯管理規定，審批制度等都影響到海外投資的安全。（3）經濟環境。經濟環境是影響國際投資活動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因素，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環境、微觀經濟環境、經濟政策和金融政策四個方面。（4）社會環境。社會治安狀況、對外開放程度，以及對外活動中的國際信譽都處于良好狀態，將增強外國投資者的信任感和積極性。（5）自然環境。特定的自然環境，有助于實現投資項目的預期收益，尤其對于石油等資源性投資項目。

2．內部環境因素。內部環境因素主要來自于石油企業投資主體內部，包括融資能力、管理能力等。（1）石油企業的融資能力。油氣勘探是高風險、高投入的行業，一口井動輒數十萬甚至百萬美元，一項海外石油投資少則幾億、十幾億美元，多則上百億美元。如2005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以41．8億美元收購哈薩克斯坦石油公司；2006年1月9日中海油以22．68億美元現金收購尼日利亞海上石油開采許可證所持有的45％的工作權益。這些海外收購案，表面上看是一個石油企業的商業行為，但實際上反映了石油企業核心競爭力，反映了石油企業持續融資的能力。（2）石油企業人力資源狀況。人力資源是石油企業海外投資項目成功與否的關鍵。高素質的石油行業的人才隊伍，不僅是開展海外石油投資的基礎，也是進行國外石油交流的保證。這就需要具有技術、外語和管理相結合的高素質的復合型的石油人才。

三、我國石油企業可選擇的海外投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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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走出去 國際貿易中心 貿易發展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6623（2013）06-0078-04

[基金項目] 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專項課題《對外直接投資與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2013—GR—08），上海海關學院優秀青年教師項目（編號：2312065）。

[作者簡介] 李凌（1979 — ），女，河北唐縣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海關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對外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

實施“走出去”戰略，帶動貿易發展，是近年來我國外貿發展的新思路。在“走出去”戰略推動下，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規模迅速增加，投資的行業和范圍也逐步擴展。截至2011年底，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4247.8億美元，分布全球六大洲的177個國家（地區），幾乎涵蓋國民經濟的所有行業類別。

在目前國內外經濟形勢下，把握“走出去”戰略的重要機遇，帶動貿易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對于推動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實施“走出去”戰略，

推動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的重要性

貿易的發展繁榮是一個城市能否成為國際貿易中心的核心基礎。企業“走出去”開展海外投資，不僅有利于貿易規模的擴大，而且能夠促進貿易結構優化以及貿易主體的多元化發展，為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注入新的推動力。

（一）帶動貿易規模提升

《上海建設國際貿易中心“十二五”規劃》明確要求，到2015年實現上海地方進出口總額5400億美元，年均增長8%左右；上海關區進出口總額11萬億美元，年均增長10%左右；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番，其中離岸服務外包總量規模45億美元，年均增長達到30%。

然而，近期受到國內外經濟環境的影響，上海的貿易規模有所萎縮。上海海關的數據顯示，2013年前5個月上海關區進出口總額3169.8億美元，同比下降1.8%，上海市進出口總額1721.8億美元，同比下降2.59%。通過企業“走出去”帶動貿易規模提升，對于推動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二）帶動貿易結構優化

建設新型國際貿易中心，要求上海在貿易結構上以高技術、高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務進出口為主，強調中間品貿易、最終產品貿易和服務貿易的綜合，突出金融、咨詢等新型服務貿易以及生產貿易的主導作用。然而目前，上海的貿易結構距離建設新型國際貿易中心的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突出表現在服務貿易的比重仍然較低，特別是計算機、信息服務、金融、咨詢、電影音像等新興服務貿易項目。2011年，上海服務貿易總額為1292.7億美元，占貨物和服務貿易總額的比重僅為22.8%①。其中，運輸和旅游兩大傳統服務貿易領域仍占據主導地位，2011年這兩個部門的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分別為394.3億美元和447億美元，占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的65.1%。而咨詢、金融和保險、計算機信息和通信等新興服務業進出口的比重仍然較低，僅分別為12%，4.2%和4.1%。可見，優化貿易結構已經成為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的亟待突破的問題。通過推動國內技術成熟的行業到境外開展裝配生產，不僅能夠帶動零部件和中間產品出口，而且企業對于市場調研、運輸、金融、咨詢等服務的需求還會帶動相關服務貿易出口，實現貿易結構的優化。

（三）帶動貿易主體多元化

上海建設國際貿易中心除了要大力吸引國外跨國公司來上海投資創業之外，還必須加大力度培育本土跨國公司，這是上海建設國際貿易中心的重要任務之一。上海目前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占比較大，而本土企業的貿易參與度相對較低。2013年前5個月上海市外資企業進出口總額1124.4億美元，占同期上海進出口總額的65%。其中出口535.9億美元，進口588.5億美元，分別占66.6%和64.2%，而本土企業進出口規模僅占35%。可見，現階段發展多元化貿易主體的關鍵在于提高本土企業的貿易參與度。在推動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營造良好的商貿環境，建立完善的市場機制，簡化投資審批程序和提供優惠政策，有利于在上海集聚和培育我國本土大型跨國企業集團。從而實現貿易主體的多元化發展，對上海早日建成具備強大集聚力和輻射力的新型國際貿易中心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上海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條件分析

（一）有利條件

一是較強的要素集聚能力。截至2012年底，外商累計在滬設立跨國公司地區總部403家、投資性公司265家、研發中心351家，上海已成為中國大陸投資性公司和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最多的城市，外資研發中心數量亦僅次于北京，居全國第二。眾多跨國公司總部云集，提升了上海的資本、勞動力、信息等要素集聚能力，成為長三角乃至全國企業向海外拓展的基地。上海較強的要素集聚能力為企業“走出去”在人才儲備、國際化服務和國際商務信息交流等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礎。

二是完善的國際商務服務基礎。上海集聚了眾多在金融、證券、保險、會計、法律、咨詢和信息服務領域的國際化機構，具備較為完善的商務服務基礎。早在2003年，上海已經成為全球各大保險公司搶占中國市場的主要陣地。美國友邦、美亞保險等國際著名保險業巨頭均扎根上海。世界著名的“四大”會計事務所的運營總部也均在上海。美國高盛、摩根士丹利、JP摩根等諸多國際投資銀行均在上海設立了代表處或分支機構。全球排名30強的律師事務所，有15家進駐上海。此外，上海還匯集了各國領事機構和貿易投資促進機構。這些國際商務服務機構能為企業開展海外投資提供重要的融資、保險、法律、會計、信息等方面的服務，為企業“走出去”提供的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三是跨國經營管理人才集聚。上海商業環境優越，對高層的海內外人才具有較強的吸引力，也為上海儲備了大量的跨國經營管理人才。2011年上海外企中高級技術和管理人才達到120.18萬人；歸國留學生人數居全國首位，約占全國留學人員的1/3，其中70%來自發達國家，90%以上獲得博士、碩士學位，30%以上在海外企業中有管理工作經驗。大量的跨國經營管理人才集聚上海，為企業開展海外經營提供了重要的人才資源保障。

四是已有海外投資企業的示范效用。在對外開放的30多年間，在滬外資企業的管理理念、經營模式、海外戰略都在無形中產生出溢出效應。上海本土企業在海外擴張中經過多年的學習和摸索，現在觀念和戰略上逐漸成熟。上海汽車集團、上海企業、光明乳業、上工申貝、復星集團等知名企業集團在“走出去”的實踐中取得了驕人成績，同時也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海外投資經驗。已經成功“走出去”企業不僅起到示范和帶動作用，而且為試圖開展海外投資的企業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借鑒。

（二）不利條件

一是企業海外投資缺乏融資支持。目前在上海，海外投資項目貸款完全是企業自主行為，沒有得到財政貼息支持。企業海外投資保險也沒有專門機構，在審批環節中對投資于高風險國家的企業和機構沒有實行強制性投保制度，不能有效保護海外投資。本土企業海外經營的投資收入、紅利和管理金收益需按規定納稅。對企業技術引進、消化吸收、技術輸出產生的成果也無明確的稅收優惠。對跨國經營企業在境外開展技術創新、品牌創建、市場拓展、上市推進和高層次管理人才培訓等方面尚未出臺相關資助措施。此外，民營企業融資門檻高、渠道窄的困難未明顯改觀。

二是商務成本偏高。2012年上海市商品住宅成交均價為每平方米22595元，辦公類物業成交均價24319元①，一些核心地塊的商用寫字樓成交均價更是超過85000元。根據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數據顯示，2013年以來上海的房地產價格指數一直位居北、上、廣、深四大城市之首。除了房產成本以外，上海企業用工成本，特別是社保成本也居全國前列。此外，上海的交通成本、城市交通擁堵都大大增加了企業的商務成本。商務成本高啟，不僅制約上海企業的海外投資，而且還會使國內其他地區的企業望而卻步，削弱上海對于本土跨國企業的集聚能力。

三是市場壟斷的長期存在。在上海的經濟發展中，國有企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大量國有經濟的存在造成了產業壟斷，形成對民營企業的擠出效用。上海民營企業境外投資起步早，后期落后于蘇浙，受國有企業形成壟斷影響的重要的原因。這種情況不利于上海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的主體多元化發展，對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形成一定制約。

三、“走出去”帶動上海貿易發展的路徑

（一） “走出去”帶動貿易發展的產業選擇

從發揮比較優勢的角度來看，制造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是“走出去”帶動外貿發展的主導力量。上海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結構要優于全國，在發展“走出去”帶動貿易規模提升和結構優化上具備更大的優勢和潛力。《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有73%投向第三產業，而第二產業的投資僅占26%。可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未能較好地發揮比較優勢。相對而言，上海的對外直接投資行業結構則更加合理。截至2012年底，上海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約為30億美元，占上海對外直接投資總規模的26%，僅次于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位居第二，是上海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行業。

在發展“走出去”帶動貿易規模提升和結構優化方面，上海應走在全國各省市前列，發揮良好的示范和帶動作用。第一，要通過加大財稅和金融支持力度，簡化對外直接投資的審批程序，放寬相關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外匯使用限制等方式，促進紡織服裝、玩具、鞋類及家具制造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第二，簡化和協調進出口程序，減少行政障礙，降低通關成本，加速推動相關對外直接投資項目下的機械設備、材料、零部件、燃料等相關貨物的流動。第三，鼓勵企業以技術入股的方式進行對外投資，帶動專利、商標權、專有技術等技術貿易的發展。通過促進制造業相關“邊際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上海、長三角地區乃至全國的貿易規模擴大和貿易結構的優化升級，推動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

（二） “走出去”帶動貿易發展的區位選擇

在以“走出去”帶動貿易發展的實踐中，區位選擇應以東南亞、非洲、拉美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為主。東南亞等地區的新興經濟體正在崛起，如越南、泰國、印度、馬來西亞、緬甸、老撾等國家，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較低，正處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期。另外，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不斷推進，這些國家的投資環境不斷改善，投資政策較為優惠，是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理想目的地。非洲、拉美等地區的大部分國家工業基礎薄弱，產業結構處于較低層次，產業發展水平比較落后，長期以來只能生產和出口初級產品，大量的工業制成品依賴進口。同時，這些國家大多處于經濟增長的起步或加速階段，擁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對這些國家的投資不僅能夠直接帶動技術、機械設備、中間產品的出口，而且從長遠來看，能夠促進東道國就業水平提高，增加東道國的國民收入，從而產生更多的進口需求，為促進雙邊貿易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此外，一些發展中國家與其原宗主國之間往往存在各種優惠貿易安排。投資于這些東道國，能夠降低企業進入相應發達國家市場的阻力，使企業獲取比國內投資更為有利的貿易發展空間。如孟加拉輸往歐、美的紡織品不受配額限制；2006年簽署的美國與中美洲自由貿易協議（DR-CAFTA）規定，美國對DR-CAFTA國家，包括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和多米尼加的進口產品實行免關稅優惠，這些國家（地區）也應作為邊際產業“走出去”的理想目的地。

（三）培育和集聚本土跨國公司，提升上海國際貿易中心的集聚和輻射能力

促進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的重點應立足于培育和集聚本土跨國公司。政府要從改善投資環境著手，努力構建企業海外投資的“兩個平臺”。

篇10

關鍵詞：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建議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8)01-0072-03

一、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國際經驗

四十多年來，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采取的是逐步根據各國不同的狀況，放開資本項目管制，但在取消具體的資本管制內容方面又有所區別的做法。盡管一些國家（如20世紀70年代的阿根廷、英國和烏拉圭）在很短的時間內取消了大部分資本管制措施，但大多數國家仍是采取漸進式，逐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一般步驟為首先放開與貿易有關的資本流動限制，然后放開對短期資本流動的控制。

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至90年代中期，國際上采用漸進式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國家主要有印尼、泰國、印度等，但由于具體條件不同，這些國家中有的取得了明顯成效，有的不能達到預期目標，有的則是在特定階段達到預定目標。采用激進模式的主要國家以原國家俄羅斯、捷克為代表，其中還有委內瑞拉、毛里求斯等。捷克的激進式的進程比較平穩，效果十分明顯，然而俄羅斯采用的激進式不僅沒有取得預定效果，而且由此直接導致了金融危機。

除此之外，一些工業化國家主要采用了配套式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相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主要工業化國家實行資本項目可兌換存在比較強烈的傾向和趨勢。二次大戰結束后，除了美國、加拿大和瑞士對資本項目實行較自由的管制體制外，聯邦德國是世界上最早推行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國家，1958年就取消了對資本流出的管制。直至90年代，西方工業國家才基本完成了資本項目可兌換過程。西方工業國家配套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模式，往往強調將國內市場化改革與資本項目相關領域的開放相結合，將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宏觀效應與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相結合，及時動態地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這種模式在推進次序方面類似漸進式，但在某些市場化因素較為豐富的領域則快速推進，類似激進式，時漸時激，收到了明顯的效果。

二、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是一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選擇

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個國家在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進程中必然面臨的重要問題。從當前全球經濟金融發展趨勢看，資本流動自由化是大勢所趨。在這個過程中，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金融市場的整合和金融產品的創新既為資本的自由流動創造了條件，同時也提出了資本自由流動的要求。資本項目可兌換既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1.資本項目可兌換能夠為企業實現海外業務的多元化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和市場條件。例如，資本項目可兌換推動的資本流動有利于國內企業利用新技術、新管理技能，尤其是運用新金融工具來管理投資風險。同時，資本項目可兌換還有助于企業等市場主體進入國際金融市場，降低財務成本。

2.資本項目可兌換可以解決經濟發展中的資金稀缺問題。自20世紀70年代后期起，拉美和東南亞的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始了以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結構改革。這就要求這些國家的政府尋找新的資金來源替代原先因管制而匱乏的發展資金。在許多國家，外國私人資本充當了這一角色，而對于私人資本來說，資本的可兌換性是一個首要因素。

3.資本項目可兌換可以加快經濟體制市場化的進程。一些國家的政府決定放松資本項目管制，其直接目的常常是為了消除加入國際組織的障礙，以獲得開放的收益。例如20世紀90年代初期，許多東歐國家在尚未完全從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中走出的情況下，便作出了迅速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抉擇，其主要目的就是盡快地成為歐盟和經合組織等國際組織的成員，以便從那里得到更多的資金和技術，從而進一步推動其市場化改革。

4.資本項目可兌換可以緩解貨幣升值或貶值壓力。一些國家的政府期望利用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宏觀經濟效應，緩解貨幣升值或貶值的壓力，促進宏觀經濟金融的穩定。比如，1993年，由于連續幾年外國資本的大量流入，泰國的資本項目積累了巨額的順差，這些順差引起了通貨膨脹和實際匯率的不斷升值，并進而導致其經常項目的逆差。正是面對這一壓力，泰國政府大幅度取消了對資本流出的限制措施。1994年，智利也是在差不多同樣的情況下減少了對資本流出的限制。[1]

5.資本項目可兌換可以為一國的金融部門帶來動態經濟利益。因為來自國外同業的競爭壓力將迫使國內的金融服務不斷改進服務質量、降低成本，從而變得更加講究效率。特別是這種競爭鼓勵金融創新活動，從而大大提高金融業的生產率。

三、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路徑選擇

從1996年我國宣布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算起，至今已有11個年頭。從引進外資，放行對外直接投資，引入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金融業對外資開放到最近開通的“港股直通車”，通過基金投資全球證券市場等，我國資本項目可兌換正在不斷推進中，開放資本項目自由兌換，時機日趨成熟。據統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定的44個交易項目中，我國完全可兌換或者基本可兌換的已經有12項，有限制兌換的17項，完全禁止的15項。[3]可見，我國人民幣資本項目正在朝著可自由兌換邁進。

在走向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中，路徑的選擇對成功與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筆者認為，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當前我國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不應簡單地拘泥于所謂漸進式還是激進式，也不應照搬照抄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而是應當根據資本項目不同領域的開放程度配套推進國內相關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在充分估計資本項目可兌換可能導致的宏觀經濟效應的同時，積極采取適當的宏觀政策措施，使國內經濟運行具備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基本條件。也就是說，在推進特定領域資本項目可兌換時，如果國內的基本市場條件和經濟條件相配套，就要果斷地采用激進方式，反之，應夯實配套政策的基礎，采用漸進式。根據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狀況，資本項目可采取以下路徑實現可兌換。[4]

1.先放開資本流出，后放開資本流入。雖然我國在開放改革初期，就邁上了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開放了外商直接投資，但是并不等于說我國就應該先放開資本流入，后開放資本流出。一是外商直接投資只是資本流入的一個構成部分。多年來，由于我國采取了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和限制間接資本流入的政策，外商直接投資在外資流入中占有絕大多數的比例。如果采取激進式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那么可以預計，間接投資將取代直接投資而占主要地位。二是間接投資流入由于缺乏實物交易背景，因而比直接投資難于引導和控制。尤其是如果大量的間接投資涌向證券市場、房地產市場，則容易引起泡沫經濟。

2.先放開長期資本交易，后放開短期資本交易。一是長期資本中具有實物交易背景的比例較高，而短期資本流入中，只有貿易投資一項有實物交易背景。因此，由于有實物交易比例較高的背景，長期資本交易相對于短期資本有較高的穩定性。一般說來，長期資本流動在短期內不會發生很大變化，即使在國民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出現不利情況時，長期資本流動也不會帶來很大的沖擊。二是短期資本流動投機成分大。在國際市場上，巨大的游資在各國間移動成為增加各國經濟發展不穩定性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一國經濟發展和國際收支出現困難時，投機資本的過度流出將引起該國的流動性危機和清償能力的危機。泰國、韓國、印尼以及智利在20世紀90年代所經歷的金融危機就是例證。

3.先放開居民國外交易，后開放非居民國內交易。一是由于居民完全受國內法規法令的約束，國家可通過宏觀調控有效地調節居民的國外投資交易行為。二是居民即使產生投機動機的行為，也是在國外市場上，對國內經濟影響較小。三是非居民在我國的投資行為雖然受國內法律約束，但其資金來源等不受國內的制約，國家宏觀調控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非居民如果針對國內出現的不利形勢進行大規模投機，而國內市場抗風險能力不足，則會給國內經濟帶來很大風險。

4.先放開有真實交易背景的交易，后放開無真實交易背景的交易。有真實交易背景的資本交易，指直接投資、貿易融資等。外商作為設備物品進行的投資在海關統計中體現為貿易進口，作為資金流入的投資也將用于進口或在國內市場上形成購買力，貿易融資為貿易進出口提供便利，因此這些交易行為事實上與經常項目密切相關，有著直接的實物交易背景，具有較高的穩定性，不會形成自我膨脹、大量投機的機制。無真實交易背景的資本交易包括發行證券、有價證券投資、金融信貸等。由于缺乏直接的實物交易背景，這種資本投機性的大量流入存在誘發泡沫經濟的因素，種下經濟和金融危機的禍根，而其投機性資本的大量流出又會使匯市、股市等一片蕭條，直接使危機變成現實。

四、我國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對策建議

不論是工業化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不論是選擇任何時間，任何模式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從理論上說，總是存在一些可能風險，如可能導致國內金融體系的不穩定、出現國際收支失衡、部分喪失貨幣政策獨立性、加劇宏觀經濟的波動和導致國內出現持續的高利率等。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規避風險，積極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1.建立開放、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為宏觀調控提供市場條件，為應對資本流動的沖擊提供分流渠道。一要大力發展貨幣市場；二要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外匯市場體系；三要推進證券市場的國際化和規范化；四要建立外幣同業拆借市場（緩和市場匯率水平的波動）。[5]

2.客觀把握我國宏觀政策中介目標的演變趨勢。目前，我國以貨幣供應量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主要是我國金融市場尚不發達、金融創新受到限制、國際流動資本受到外匯管制等。因而，貨幣總量指標與國民經濟發展水平之間保持了較高的相關度。隨著金融市場和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在重視M0、強調M1、監控M2等貨幣指標的同時，還要重視利率等價格性指標的作用，提高利率在貨幣政策中的作用，推進利率市場化，并注重利率和匯率之間的協調。

3.根據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中的客觀要求，協調對內、對外的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標。首先，應注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協調，針對國內經濟發展周期與國際經濟發展周期的差異，適時進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孰主孰輔或者兩相并重的政策調控；其次，貨幣政策應兼顧內外均衡目標；第三，施行匯率政策應立足于國際收支平衡。

4.改進現行資本項目管理手段。可以研究將外匯管理部門現在所做的一些合規性審核，如外債登記、外債還本付息核準、外商投資企業外匯登記等，下放給外匯指定銀行辦理，以簡化手續，提高效益；進一步淡化在資本項目管理中的行政審批，引進價格調節等間接調節手段如無息外幣存款準備金、托賓稅等；取消對境外投資的外匯資金來源審核、購匯審核、利潤匯回等方面的限制，以提高資本項目管理的效率。

5.分步驟地放松現有的一些資本管制。通過給居民個人設定投資限額的方法，全面放開對個人進行境外投資的限制。此外，可以研究借鑒國際上的經驗，加大力度對外開放國內證券市場，并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推動證券市場的有序開放。

6.加強和完善資本項目外匯管理。一是甄別經常交易和資本交易，盡可能減少資本交易混入經常項目的數量，增強對資本交易的可控性。二是按國際通行規則，明確區別資本賬戶下的居民交易和非居民交易，從范圍、概念上為資本賬戶開放創造條件。三是加強外債規模的調控，使其既能有效地為我國提供資金，又能保證我國有充足的償還能力。四是針對跨國公司的母公司與其在我國的子公司的資金往來，研究、制定有效的管理辦法，既不影響其在我國正常投資，又能限制其進行對我國經濟造成危害的資金調撥。五是加強對資本流動的統計監測。

7.通過積極參與國際經濟金融合作，緩解國內宏觀政策與國際市場政策走向的沖突。一方面要研究世界各國的宏觀政策對我國宏觀政策及其搭配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要研究我國的宏觀政策對于其他國家的經濟運行的影響，爭取一個有利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同時，充分關注匯率、外債、外匯儲備等外向性經濟變量，注重不同國家宏觀政策的差異及其可能產生的溢出效應。

參考文獻：

[1][5] 邢毓靜.放松資本管制的進程[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4.

[2] 約瑟夫.P.丹尼爾斯、戴維.D.范戶斯.國際金融貨幣與金融經濟學[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