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動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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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通過選取1985-2011年大連市經濟增長總額（GDP）、固定資產投資（FAI）、凈出口（NX）三個變量，對這三個時間序列進行取對數處理，再對其進行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來分析大連市經濟增長的動因。研究結果表明，大連市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固定資產投資，而拉動經濟增長的另一個因素，即凈出口，它在大連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沒有起到應有的促進效果。促進大連市的經濟增長應加大對技術類企業的扶持；優化投資環境；加強高端人才的培養。

 

關鍵詞：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凈出口

中圖分類號：F7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3）02-0027-02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大連市作為中國重要的港口、工業、商貿、旅游城市，因其獨特的地理優勢，經過20多年的發展，已基本上形成了與國際經濟接軌的具有較強城市功能的外向型經濟格局。作為遼寧省沿海經濟開發的龍頭老大，大連市的經濟發展對全省有很強的貢獻作用，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大連市經濟快速發展，其增長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

 

李占風，袁知英（2009）以我國1978到2009年的經濟數據位基礎，通過建立聯立方程模型對我國發展進行實證分析，脈沖響應結果說明，我國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具有拉動作用。[1]黃萬陽（2009）運用協整方法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方法對進口與大連市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進口對經濟增長拉動效應極強，FDI 對經濟增長拉動效應較強，國內投資對經濟增長拉動效應較弱。為了保證經濟增長，政府應重視進口。[2]胡兵，喬晶（2009）利用 LA-VAR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我國的出口增長及其結構變化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產生全方位的影響。[3]李玲慧（2010）運用理論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研究，實證結果表明，經濟增長、就業、消費、投資、政府支出、進口與外貿出口增長具有相關性，外貿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非常大。[4]

 

本文通過構建計量經濟模型，運用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大連市經濟快速發展的動因，并在研究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剖析大連市經濟發展方面存在的問題，并結合這些問題，提出一些切合實際的對策建議，以促進大連市經濟的發展。

 

二、數據的選取及統計檢驗

（一）變量的選取與數據的處理

文章主要選取三個變量：大連市生產總值（GDP）、大連市凈出口額（NX）以及大連市固定資產投資（FAI）。其中凈出口額代表外需，固定資產投資代表大連市內需。實證分析中選取1985-2011年為數據樣本區間，所有數據由“大連市統計局的歷年統計公報”以及《大連統計年鑒》整理出來，由于1985年之前的數據極少，數據的收集工作有一定的困難，所以選取1985年為樣本數據的起始點。為消除異方差影響，更好地說明變量之間的關系，提高模型擬合效果，對變量進行取對數，得到新的序列Lngdp、Lnnx、Lnfai；取對數同樣會縮小變量的取值范圍，使得估計值對變量的異常觀測不太敏感。

 

三、促進大連市經濟增長的對策建議

（一）加大對技術類企業的扶持

由以上的實證結果可知，大連市的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并不明顯，因此，必須實現大連的貿易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而在這一目標實施中技術必然會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這樣，經過五到十年的發展，再結合大連現有的服務外包優勢，大連技術類企業的軟硬件、網絡管理水平都將提升至全國的領先、乃至亞洲領先的水平。

 

（二）優化投資環境

資本在經濟發展、技術水平提高中的作用已經為歷史所證實，而中國和大連的改革開放實踐也證明外商直接投資對于中國以及大連市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進一步優化大連市的投資環境，已經成為保證大連市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

 

（三）加強高端人才的培養

人才已經成為競爭力的主要組成部分，是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人才正是使得大連造船、服務外包等產業在國內處于領先地位的重要因素。這得益于大連市內有大連理工大學、東北財經大學和大連海事大學等國內較為著名的高校的存在。

 

參考文獻：

[1] 李占風，袁知英.我國消費、投資、凈出口與經濟增長[J].統計研究，2009（2）：39-42.

[2] 黃萬陽.進口與大連市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J].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4）：60-64.

篇2

關鍵詞:銀行業結構;經濟增長;新疆

一、引言

銀行業的發展有助于促進經濟增長,這一觀點得到了研究者從經驗與實證兩方面的證明。但是,有關銀行業結構特征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至今也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傳統的產業組織理論認為,壟斷性的銀行業結構會導致經營效率的降低,進而阻礙經濟的發展;相反地,競爭性的銀行業結構有助于銀行經營效率的提高,從而推動經濟的增長。但是相關的實證研究得到的結論是相互沖突的,這種不一致性往往是由理論假設、計量方法的不同以及樣本取值的差異性所導致。

林毅夫等(2006)從另一個角度考察了銀行業結構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問題,強調了銀行業的規模結構,即不同規模的銀行在銀行業體系中的地位,決定了銀行業結構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他們認為,在發展中國家,中小銀行主導的銀行業結構有助于經濟發展;而在發達國家,大銀行和金融市場在經濟發展中更能起到促進作用。

本文從上述林毅夫等提出的理論假設出發,通過計量經濟學方法實證檢驗了該理論假設在新疆地區的適用性。并在此基礎上考察了新疆銀行業結構與地區經濟增長間的關系。

二、計量模型的設定和數據說明

本文將一地區的銀行業結構界定為各類型銀行的規模結構。在具體指標選取上,使用國有商業銀行貸款總額占比與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總額占比來度量該地的銀行業結構。圖1反映了新疆地區銀行業貸款額與經濟增長的發展趨勢。1994-2008年,伴隨新疆地區經濟增長的是金融機構貸款總額的不斷增加。從銀行貸款總額增長的分類趨勢看,2005年末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總額開始超過國有商業銀行貸款總額,這一變化反映了新疆地區國有商業銀行在行業中相對地位的下降和新疆銀行業競爭程度的增加。

圖2從銀行貸款占比角度說明了新疆地區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其他中小金融機構的市場份額及其變化。自2005年開始,具有龐大組織規模的四大國有銀行在新疆整個銀行業中的市場份額逐步下降,其他中小金融機構的市場份額逐步上升。作為林毅夫等的“最優金融結構”理論的直接推論,本文提出以下理論假設:新疆地區除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機構相對規模的擴張有助于當地經濟增長。

(一)計量模型的設定

基于上述討論,將計量模型設定為:

RGDPi=α1*SMALLi+α2*FDi+α3* DGYBi+*Xi+ε①

其中,RGDPi是模型的應變量,樣本數據的取值為新疆地區當年GDP的年增長率;在自變量的方面,SMALLi表示新疆地區四大國有銀行之外其他中、小金融機構的規模比例,樣本數據的取值為新疆地區其他中、小金融機構當年貸款總額與所有金融機構當年貸款總額之間的比率,該變量被定義為衡量新疆地區銀行業結構的指標;FDi表示新疆地區金融深度的程度,樣本數據的取值為新疆地區當年金融機構當年貸款總額與地區GDP總值的比率;變量DGYBi反映的是新疆地區企業的規模結構,該變量的引入是為了考察新疆地區企業規模對經濟增長的相關程度以及與當地銀行業結構之間的關系,其樣本數據取值為新疆地區大型工業企業工業總產值與當地工業總產值的比率;Xi為其他控制變量,包括了已有文獻已經識別出的與地區國民生產總值增加相關的變量:CKBi為地區當年出口總額與當年地區GDP總額的比率;FDIBi為地區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總額與地區GDP總額的比率;GDBi為地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與GDP總額之間的比率;LAODONGLIi為地區人口自然增長率,該變量度量了新疆地區勞動力的增長;ZFBi為地區政府支出總額與當地GDP總額的比率;RENLIZIBEN_1為滯后一期的當地中、大學學生數與當地總人口數之間的比率,該變量衡量了一個地區人力資本投資的水平,滯后一期的處理考慮了人力資本投資對促進地區經濟增長作用在時間上的滯后性。

系數α1是本文重點考察的對象。基于上文提出的理論假設,如果α1大于零,可以說明新疆地區中小銀行在規模上所占市場份額的提高是有助于當地GDP增長的,從而也就證明新疆地區銀行業結構與當地經濟增長間的關系符合林毅夫等人的“最優金融結構”理論。反之,則說明該假說在新疆地區的不適用性。

(二)數據樣本說明

本文所用的數據樣本是新疆地區在1994-2008年期間關于前述各個變量的數據。具體而言,相關的金融數據來自于《中國金融年鑒(1995-2009)》,其他數據來自于《新疆統計年鑒(1995-2009)》、《新疆五十年》。

三、模型的識別和估計結果

本文對上述選取的各變量進行篩選構造,建立了五個不同的模型。對模型進行估計得到的主要結果如表1所示。

表1中第一列顯示的是只包括銀行業結構變量SMALL的估計結果。第二列加入了應變量RGDP的一期滯后項,目的是消除模型殘差的自相關問題。模型二的估計結果說明,在消除了自相關性后,銀行業結構變量部分解釋了地區的經濟增長,變量系數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是顯著的。該模型說明,新疆地區銀行業結構與地方經濟發展是顯著相關的。具體而言,當地中小金融機構市場規模的擴大有助于地區經濟的增長,中小金融機構所占份額的提高與地方經濟增長間具有正相關關系。

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礎上加入了已有文獻已經識別出的主要控制變量。估計的結果顯示,銀行業結構變量SMALL的系數在5%的置信水平下是顯著的,并且R平方統計值為0.809218。此外,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總額之比GDB、人口自然增長率LAODONGLI和人力資本投資RENLIZIBEN_1的系數在5%的置信水平下都為顯著。如果銀行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系可以解釋為因果關系,那么該模型的估計結果說明,銀行業結構變量和其他變量一起較好地解釋了新疆地區經濟增長的原因。

模型四和模型五加入了度量地區金融深度的變量FD和大型工業企業工業生產總值與工業生產總值比率DGYB。從模型的估計結果看,銀行業結構變量SMALL的系數依然保持正值,并且在5%的置信水平下顯著。而變量FD和變量DGYB即使在10%的置信水平下也不是顯著的。

從已有文獻的研究結論看,部分學者認為我國銀行業結構中,中小銀行市場規模的擴大之所以和經濟增長間具有正的相關關系,可以從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偏好角度解釋。從歷史上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承接了支持我國國有企業發展,滿足國有企業融資需求的使命。在政府行為的干預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放貸流向主要是以大企業為主的央企與地方國有企業。而從國有商業銀行角度看,國有商行的股份制改造進一步加強了其自身的趨利性。國有大型企業相對于中小企業,在經營風險、信息特征等方面都要好于后者。從放貸所承擔的風險角度出發,國有商業銀行更傾向于將貸款發放給相對低效率的大型國有或集體企業。相對應的是,具有更高經營靈活性、效率性和創新力的中小企業往往無法得到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上述問題被認為是導致國有商業銀行一股獨大下的商業銀行結構阻礙經濟增長的原因。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在模型中引入地區金融深度變量FD和大型工業企業工業生產總值與工業生產總值比率DGYB。其意圖在于,如果地區銀行業結構中國有商業銀行比重過大是通過其對大型國有企業的貸款偏好和后者的低效經營來阻礙當地經濟增長的,那么在加入DGYB變量后,銀行業結構指標SMALL將是不顯著的。從模型的估計結果看,將DGYB變量加入模型后,SMALL變量系數依然顯著,而DGYB變量系數則不顯著。上述結果說明,新疆地區國有商業銀行規模與當地經濟發展間的關系,不能完全從銀行信貸偏好和大型國有企業的低效經營角度進行解釋;而從FD變量負的系數看,不合理的商業銀行業結構是導致當地商業銀行擴張沒有引致經濟增長的可能原因。

四、結論

本文使用新疆地區在1994-2008年間的樣本數據,說明了該地區銀行業結構與地區經濟增長間的關系。借鑒前人的研究經驗,本文先驗性的將中、小金融機構當年貸款總額與所有金融機構當年貸款總額之間的比率作為衡量一個地區銀行業結構的指標,通過建立計量模型來考察銀行業與地區經濟發展的關系。而文章的實證分析部分支持了筆者的理論假設:新疆地區除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以外的中小商業銀行相對規模的擴張有助于當地經濟增長。

金融深度變量和大型工業企業比重變量引入模型的估計結果表明以下兩個結論:新疆地區國有商業銀行對經濟增長的低效推動作用,不能完全從國有商行的貸款偏好和大型國企經營的低效方面進行解釋,上述問題可能有其他因素共同導致;新疆地區商業銀行業整體規模的擴張要促進地區經濟增長,依賴于當地中小商業銀行市場份額的擴大。

參考文獻:

1、林毅夫,孫希芳.銀行業結構與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08(8).

2、賀小海,劉修巖.銀行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證據[J].南方經濟,2008(10).

篇3

一、問題提出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陜西省經濟快速發展，經濟總量不斷攀升，GDP自2002年以來連續12年保持兩位數增長，從1990年的404.3億元增加到2013年的16045.21億元，增加了39.7倍。與此同時，陜西省銀行業蓬勃發展，金融規模不斷擴大，銀行業市場結構逐漸由“大一統”走向“多元化”，綜合競爭力不斷提升，體制結構逐漸改善。2013年末，全省共有銀行業金融機構157家，金融機構存款余額從1990年的278.44億元增加到2013年25577.19億元，貸款余額從1990年的385.21億元增加到2013年的16219.84億元。以銀行業為主體的陜西金融業越來越成為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及社會資源優化配置的重要杠桿。那么，陜西省銀行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動態關系如何？銀行業規模、效率和結構的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如何？基于此，本文采用陜西省1990年-2013年的年度數據，運用計量方法，對上述問題進行解析。

二、文獻綜述與評價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將銀行業發展界定為規模的擴張、結構的優化和效率的提高，并從這三個方面對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梳理，為研究陜西銀行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奠定基礎。

關于金融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國內外大部分學者肯定銀行業規模與經濟增長間的正相關關系，認為銀行能夠聚集社會零散資金并為資金需求者提供融資，加速資本形成過程，提高社會生產效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如Bagehot（1873）、Goldsmith（1969）、Bernanke（1992）、 Levine（2000）、夏斌（2003）、程華（2004）、蔡躍洲（2004）、戴明（2005）、鐘世和（2007）和張慶軍（2009）等均指出貸款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金融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正相關關系，如韓延春（2001）、李廣眾（2002）、張軍（2006）研究發現，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制度創新與技術進步才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所在，如果將信貸過多地分配給效率低下的國有部門，信貸增長可能不會促進經濟增長。

關于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外一些學者分析了“銀行集中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研究結論卻存在許多分歧。一種觀點認為，相對壟斷的銀行業市場結構能夠有效克服信息不對稱問題，防止過度競爭給金融業帶來的不穩定性，推斷出壟斷的銀行業結構有利于經濟增長，如Caminal（1997）、Shaffer（1998）認為壟斷性銀行能夠甄別出不同品質的企業，提高銀行貸款的質量，從而帶動經濟增長。另一觀點認為，壟斷的銀行業結構阻止了貸款利率的下降、減少了可貸資金的數量、使得信貸配給增加，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如Pagano（1993）、Guzman（2000）、王紅（2005）、林毅夫（2006，2008）、談儒勇（2006）、張鵬（2011），楊毅（2013），金虎斌（2013）等認為我國銀行集中度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可見銀行業結構的優化能夠促進經濟增長。

關于金融效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銀行業的運行效率（即存款轉化為貸款的效率，用“存貸比”來衡量）主要是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來促進經濟增長，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銀行效率與經濟增長是正相關關系。如Blackburu（1996）、Rajan（1998）研究發現銀行效率的提高可以降低交易費用，促進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國內關于銀行業效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起步較晚也不成熟，且大多是從微觀角度分析我國銀行內部經營效率，較少從宏觀角度去研究銀行業對經濟增長的效率問題，僅羅丹、羅宗儒（2012）研究得出，經濟增長帶動了銀行業規模的擴大，銀行業效率依附于銀行業規模。

已有的研究為我們進一步研究銀行業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但從銀行業總體發展水平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較多，而從銀行業規模、結構和效率三個方面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相對較少；基于全國總體數據的研究較多，而將銀行業發展與經濟增效關系的研究推進到省際層面的相對較少；對于銀行業規模和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較多，而對于銀行業效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較少。基于此，本文結合陜西省銀行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狀況，運用VAR模型對陜西省銀行業規模、結構、效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并得出結論提出建議。

三、研究方法

（一）變量選擇與數據來源

為研究陜西省經濟增長與銀行業發展的關系，本文選取衡量經濟增長，銀行業規模、結構和效率四個方面的指標。用GDP增長率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表示為RGDP；借鑒Arestis（2001）的研究，用貸款相關比率（貸款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作為銀行業規模的衡量指標，表示為LIR；借鑒林毅夫（2006）的研究，用銀行業集中度作為衡量銀行業結構的指標，用最大數家銀行的資產占銀行總資產的比例來表示，考慮到銀行主要通過貸款來促進經濟增長，選取陜西省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工、農、中、建）的貸款總額占金融機構貸款總額的比重作為衡量銀行業結構的指標，表示為CR；選用儲蓄轉化為貸款的能力來衡量銀行業效率，即存貸比，表示為DL。

采用陜西省1990-2013年間的時間序列數據，對RGDP、LIR、CR、DL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數據來源《中國金融年鑒》、《陜西統計年鑒》等。

（二）分析模型

四、實證分析

（一）數據平穩性檢驗

為避免出現“偽回歸”現象，本文采用ADF單位根檢驗對各個時間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結果顯示：RGDP、LIR、CR、DL均屬于非平穩時間序列，而對它們進行一階差分之后DRGDP、DLIR、DCR、DDL都為平穩的時間序列，其中DRGDP、DLIR在0.05的水平上平穩，DCR在0.1的水平上平穩，DDL在0.01的水平上平穩，屬于同階單整序列。

（二）VAR模型的建立與檢驗

在構建VAR模型之前需要先確定模型最大滯后階數P，根據AIC和SC取值最小的原則，確定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2期。可建立滯后階數為2的VAR（2）模型，在建立VAR（2）模型后，利用AR根對其穩定性進行檢驗（如果估計的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數小于1，即位于單位圓內，則其是穩定的）經檢驗VAR（2）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數都落于單位根圓內，因此所建立的VAR（2）模型是穩定的，可以利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對變量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行分析。

（三）協整檢驗

可見，在95%的概率水平下，陜西省銀行業規模、效率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銀行業集中度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關系，其中銀行業規模每增加1%，GDP增長率相應的增長0.58%，銀行業效率每增加1%，GDP增長率相應的增加0.14%，銀行業集中度每下降1%，GDP增長率將增長4.7%。銀行業結構對GDP增長率的解釋力度最強。

（四）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在陜西省GDP增長率與銀行業規模、結構、效率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的基礎上，若要進一步揭示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需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見表1。可見，在10%的顯著水平下，銀行業規模、結構與經濟增長三者之間互為雙向因果關系；銀行業規模是效率的格蘭杰原因，而效率不是規模的格蘭杰原因；銀行業效率與經濟增長，效率與結構之間沒有因果關系。表明陜西銀行業規模的擴大，結構的優化能夠促進經濟增長，這是因為：一方面，陜西銀行業體系龐大的規模，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支持；另一方面，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市場份額的下降，銀行業市場結構從壟斷市場轉為競爭市場，拓寬了市場資金來源渠道，都能促進投資和資本的形成，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但是陜西銀行業效率不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可能是因為陜西省銀行效率一直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還沒有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程度。

與此同時，陜西經濟的快速增長能夠帶動銀行業規模的擴張和結構的優化，但不能引起銀行業效率的提高，這可能是因為陜西省金融資源投資結構的不合理和陜西省經濟發展的投入產出比率較低造成。

（五）脈沖響應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是通過各變量對沖擊的反應程度來衡量變量間的相互動態關系。從圖2可以看到RGDP、LIR、CR、DL之間的動態影響關系，RGDP在受到自身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時，在第一年就做出最大反映達到峰值12%，然后開始震蕩下降并最終趨近于零，說明經濟增長具有一定的內在穩定性；LIR對RGDP一個單位的正向標準差沖擊時，GDP增長率有正向反映，并在第一年就達到峰值1.2%，然后開始震蕩減弱，并在第10年消失；CR對RGDP一個單位的正向標準差沖擊時，GDP增長率在第一年就迅速做出負向反映，并達到峰值6%，然后開始震蕩下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持續；DL對RGDP一個單位的正向標準差沖擊時，GDP增長率為微弱的正向反映，然后開始下降，并在第10年趨近于零。表明銀行業結構的優化，中小銀行市場份額的增加能夠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影響，而銀行業規模和效率的變化只在短期內影響經濟增長，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技術的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六）方差分解分析

在VAR模型中，每個內生變量的方差都是由自身擾動項與系統中其他擾動項共同作用的結果，脈沖響應函數能夠解釋各變量對特定沖擊的響應方向及幅度，卻不能比較不同沖擊對某一特定變量的貢獻度，方差分解則能夠分析出各變量對目標變量波動的貢獻率，從而反映每個變量的隨機沖擊在VAR系統中的相對重要性。運用Cholesky分解方法對RGDP、LIR、CR、DL進行分解，將追蹤期數設定為10年。

1、各變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對于陜西省經濟增長變量RGDP的方差分解，由表2可見，貢獻度最大的是經濟增長自身，在整個過程中始終保持在87%的高水平；其次是銀行業結構，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貢獻度逐漸加大，最終達到8.37%；然后是銀行業規模，貢獻度最終達到3.17%；而銀行業效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一直處于較低水平，第10年為1.23%。這表明，陜西省的經濟增長具有一定的內在穩定性，同時隨著改革的深入開展，銀行業規模的擴展和結構逐漸優化對陜西省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在逐步增強。

2、各變量對銀行業規模的貢獻率。對陜西省銀行業規模的方差分解，由表3可見，貢獻最大的經濟增長，在第10年的貢獻約43.2%；其次是銀行業規模自身，貢獻度最終穩定在28.6%的水平上；然后是銀行業結構，經歷了上升后下降的過程，最終穩定在26.9%的水平上；而陜西省銀行業發展效率對銀行業規模發展的貢獻度僅為1.32%。這表明，陜西省經濟的快速增長和銀行業結構的不斷優化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引起銀行業規模的擴大。

3、各變量對銀行業結構的貢獻率。對陜西省銀行業結構的方差分解，由表4可見，貢獻最大的是銀行業結構自身，從第3年開始就圍繞57%上下波動，并穩定在57.6%的水平上；其次是銀行業規模，它經歷了先上升后下降的過程，在第10年穩定在31.3%的水平上；然后是經濟增長，對銀行業結構的貢獻度為8.9%；銀行業效率對銀行業結構的貢獻度不明顯，僅2.12%。這表明，陜西省經濟的快速增長、銀行業規模的擴大會降低銀行業的集中度并優化銀行業結構。

4、各變量對銀行業效率的貢獻度。對陜西省銀行業效率的方差分解，由表5可以看出，貢獻率最大的是銀行業效率本身，在10年穩定在33.4%；其次是經濟增長，它對銀行業效率的貢獻度先上升后下降，并穩定在31.9%；然后是銀行業規模，它對銀行業效率的貢獻度為28.2%；然而銀行業結構對自身的貢獻度最小，僅為6.5%。這表明，陜西省經濟的穩定發展，銀行業規模的擴大能夠引起銀行業效率的提升。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分析

1、陜西省銀行業發展的規模、結構、效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銀行業發展對經濟增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它們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大小不一：銀行業結構的優化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最大，其次是銀行業規模，銀行業效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不明顯。表明陜西省銀行業結構的優化，加劇了銀行間的競爭程度，隨著銀行業規模的擴大，使銀行信貸更多流向有發展前景的實體經濟部門，從來帶來經濟的快速增長。而銀行業效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不明顯，可能是因為陜西省經濟發展中較低投入產出比率、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造成的。

2、陜西省經濟的快速增長能帶動銀行業規模的擴大和結構的優化，但是沒有引起銀行業效率的提升；銀行業規模的擴大能夠帶來結構的優化和效率的提升；銀行業結構的優化能夠帶動規模的擴大，但沒有引起效率的提升；銀行業效率既不是規模的格蘭杰原因也不是結構的格蘭杰原因。這是因為陜西銀行業效率一直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 2013年陜西省銀行業存貸比為63%，低于全國19個百分點。

3、對于銀行業規模的擴大，貢獻度最大的是經濟增長，其次是規模自身和結構，而效率對規模擴大的貢獻度很小；對于銀行業結構的優化，貢獻最大的是結構自身，其次是規模和經濟增長，效率對結構的貢獻度不明顯；對于銀行業效率的提升，貢獻度最大的是效率本身，其次是經濟增長，銀行業規模，而結構對效率的貢獻度最小。可見，陜西省銀行業的資金配置效率有待進一步提升。

（二）對策建議

1、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一是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多種形式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按照“存量調結構騰空間、增量優結構擴空間”原則，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優勢，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做強做優優勢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做大做強現代服務業。二是進一步優化投資結構，擴大消費需求。繼續把投資作為穩增長的重要著力點，深化投資體制改革，調整投資的方向、重點和機構，引導資金更多投向結構調整、基礎設施、環境保護等領域。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落實和完善鼓勵消費的政策措施，大力發展綠色消費和服務消費，著力培育新的消費熱點，推動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為銀行業的穩健發展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

篇4

關鍵詞：能源消費；完全結構分解；驅動因素；結構變動

中圖分類號：F42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3）12-0069-04

一、引言

在全球氣候變化日益嚴峻的背景下，中國能源消費問題已經引起我國各界的廣泛關注，成為我國經濟、環境、政治等領域備受關注的熱點問題。中國已經成為繼美國后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費國，中國在保障能源安全供給、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的壓力逐漸增大，中國的能源消費問題已經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推進，我國能源消費面臨著嚴峻挑戰，我國石油、煤炭等資源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能源供需矛盾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障礙。中國政府為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資源節約、能源資源合理利用，在“十一五”、“十二五”發展規劃中分別明確提出降低單位GDP能耗的目標，并提出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能源戰略。因而減少能源消費進行節能減排已成為中國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和各級政府的重要工作。深入分析中國能源消費變動情況，研究能源消費增長的原因，探討主要驅動因素，對我國制定科學合理的節能降耗、減少能源消費政策，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本文在對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分解模型等相關文獻分析研究的基礎上，利用無殘差的完全結構分解法（MRCI）分析中國能源消費變動的原因、驅動因素、各因素量化的貢獻度，為中國制定節能降耗、應對氣候變化政策提供科學依據。

國內外對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的研究文獻較多，起步較早。20世紀3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列昂惕夫（Leontief）提出用于反應經濟系統中產業間關系的投入產出分析思想，成為產業間關系所產生的能源消費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方法[1]。列昂惕夫（Leontief）和Ford創新性地將投入產出模型應用于美國能源消費研究[2]。在1983年，Jenne與Cattell研究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分解模型受到關注并得到廣泛應用[3]。然后在此基礎上Hankinson等（1983）又將分解模型用于研究電力等能源問題[4]。Boyd（1988）與Howarth（1991）應用分解方法研究能源消費變動的影響因素[5-6]。早期的分解模型是Laspeyres，但該分解模型的分解結果有殘差，而且殘差較大。后來有些學者提出了降低殘差的方法。Sun（2001）在分解模型應用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能消除分解過程中殘差的影響，使因素分解的結果更加精確的方法，此方法被Ang稱為改進拉式分解法[7]。Ang B.W.等人提出對數平均分解法（LMDI），該方法有效解決了分解中的剩余問題[8]。Chung和Rhee提出了分解結果不存在殘差項的平均變化率指數分解法（mean rate of change index，MRCI），上述兩種方法為“完全結構分解法”[9]。成金華（2006）與余甫功[10]、吳巧生（2007）[11]利用完全分解的Laspeyres模型分解我國能源強度，并對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綜合上述文獻，本文以Leontief的投入產出表為基礎，選用Chung和Rhee提出的MRCI方法深入探討中國能源消費增長的驅動因素和量化的貢獻度。

二、中國能源消費變動的結構分解模型構建

（一）投入產出分析

本文根據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列昂揭夫（Leontief）提出的投入產出分析原理為基礎進行分析。投入產出表如表1所示。

根據投入產出理論有：

X=（I-A）-1Y=LY（1）

其中：L=（I-A）-1—技術系數矩陣；X—總產出；Y—最終使用；ei=■，ei—能源強度。

Ep=eTLY（2）

TE=eTLY+Eres（3）

其中：Ep—生產用能；Eres—居民生活用能；eT—完全能源消費強度；TE—能源消費總量。由于

Y=Yrc+Yuc+Ygc+Ycf+Yex+Yim=UVyP（4）

其中，U—最終使用結構；V—最終使用分配結構；P—人口；y—人均最終使用；Yrc—農村居民消費；Yuc—城鎮居民消費；Ygc—政府消費；Ycf—資本形成總額；Yex—出口額；Yim—進口額。

U=■，■，■，■，■，■

V=■，■，■，■，■，■

y=■

TE=eTLUVyP+eresP（5）

（二）結構分解模型

根據SDA的基本思路，能源消費增量為：

VTE=TE1-TE0=（e1TL1U1V1y1P1+eres1P1）-（e0TL0U0V0y0P0+eres0P0）

=VTEe+VTEL+VTEU+VTEV+VTEY+VTEres+VTEP（6）

其中，VTEe—能源強度效應；VTEL—生產結構效應；VTEU—最終使用結構效應；VTEV—最終使用分配結構效應；VTEY—產出效應；VTEres—居民生活能耗效應；VTEP—人口規模效應。

由式（5）得：

TE=■eilijUjkVkyP+eresP（6）

本文選用Chung和Rhee提出的平均變化率指數分解法（MRCI）進行結構分解得：

VTEe=■Mijk（*）■（7）

VTEL=■Mijk（*）■（8）

VTEU=■Mijk（*）■（9）

VTEV=■Mijk（*）■（10）

VTEy=■Mijk（*）■（11）

VTEres=■=■（12）

其中：■i=■，■ij=■，■jk=■，■k=■，■=■，■=■，■res=■，Mijk（*）=■，Eijk=eiLijUjkVkyP，Qijk（*）=■+■+■+■+■+■

三、數據來源與整理

本文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和《中國統計年鑒》。最新統計年鑒的經濟數據和能源消費數據有較大調整，所以本文以最新的統計年鑒為準。本文選取1999—2009年能源消費變化為研究對象[12]，如表2所示。

四、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本文以投入產出分析原理為基礎，用MRCI完全結構分解法進行分解，研究1997—2007年中國能源消費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表2中，2009年與1999年相比，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增加了約1 632.9Mtce，增幅達120.73%。其中資本形成總額和出口貿易占中國能源消費總額的比重從1999年到2009年分別增長52.69%、47.82%，增長速度太快，是中國能源消費的主題，而且呈增長趨勢。而進口商品和其它服務抑制中國能源消費增長。各驅動因素消費變動及貢獻率如表3所示。

從表3可以看出，產出規模效應貢獻率達100.99%，生產結構效應貢獻率達38.16%，因而中國能源消費增加主要是由產出規模效應和生產結構效應引起的，尤其產出規模效應的影響更大；人均生活能耗效應達9.05%，人口規模效應貢獻率達12.11%，二者對中國能源消費增長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使用結構效應達6.09%，分配結構效應達5.83%，二者也起著推動中國能源消費增長的作用；只有能源強度效應貢獻率達-72.23%，抑制中國能源消費的增長，對我國節能降耗起著重要作用。如圖1所示，可以看出經濟增長和人們的使用結構都增加中國的能源消費，不利于節能降耗，是由于人們對密集型產品的使用比例提高，而居民消費在總使用結構的比重降低，出口份額增加等原因引起的。

分階段分析，1999—2004年，中國能源消費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是產出規模和生產結構效應，然后是人口規模效應、人均生活能耗效應、使用結構效應和分配結構效應。分配結構效應貢獻率只有2.89%，對中國消費增長影響比較小，原因是農村居民消費、政府消費的比例下降，進口商品比重上升導致的能源節約與最終使用部門分配結構變化所帶來的能源消費增長規模基本保持平衡。2004—2009年，中國能源消費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仍然是產出規模效應和生產結構效應，與上一階段相比貢獻率都有所下降，人均生活能耗效應成為中國能源消費增長的第三大驅動因素，而使用結構效應和分配結構效應的貢獻率都明顯增加，同樣驅動中國能源消費增長。兩階段中能源強度都有效抑制了中國能源消費增長。

五、結論

根據以上分析，結合中國能源消費的現狀，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1. 1999—2009年，由于受產出規模效應、生產結構效應、人口規模效應、人均生活能耗效應、使用結構效應和分配機構效應的變動及影響，使中國能源消費量持續增長。而能源強度效應的變化使中國能源消費量降低。

2. 產出規模效應是驅動中國能源消費增長的最重要的因素。產出規模效應主要是指人均GDP的增長已經成為中國能源消費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而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主要通過人均GDP來體現，伴隨著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人均GDP將進一步提高，因而由此所帶來的能源消費增長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如何保證不斷提高人均GDP的同時盡量減少能源消費成為重要研究內容，就需要從人均GDP的本質著手，不僅提高人均GDP的量，更要努力提高人均GDP的質，降低GDP增長對能源消費的依賴性。因此，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成為節能降耗的迫切需要。

3. 能源強度的下降可以抑制中國能源消費的增長，能源消費效應是唯一對中國能源消費負影響的因素。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強度是減少能源消費的關鍵因素。我國能源效率提高的幅度較大，能源強度下降的空間較大，因此我國可以依靠技術創新、技術進步、降低能源強度，挖掘節能潛力，抑制中國能源消費的快速增長。

參考文獻：

[1]Leontief W，Ford D. Air Pollution and the Economic Structure：Empirical Results of Input-output Computations [C]//Input-Output Techniques. Brody A and Carter A. NewYork：American Elsevier，1972：9-30.

[2]Lenzen M. Decomposition Analysis and the Mean-rate_of-change Index[J]. Applied Energy，2006，83（3）：185-198.

[3]Jenne C A，Cattell R K. Structural Change and Energy Efficiency in Industry[J]. Energy Economics，1983，5（2）：114-123.

[4]Hankinson G A，Rhys J M N. Electricity Consumption，Electricit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J]. Energy Economics，1983，5（3）：146-152.

[5]Boyd G A，Hanson D A，Sterner T. Decomposition of Changes in Energy Intensity：a Comparison of the Divisia Index and Other Methods[J].Energy Economics，1988，10（4）：309-312.

[6]Howarth R B. Energy Use in U. S. Manufacturing：the Impacts of the Energy Shocks on Output，Industry Structure，and Energy Intensity[J]. The Journal of Energy and Development，1991，（14）：175-191.

[7]Sun J W. Energy Demand in the Fifteen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by A Forecasting Model Based on the Decomposition Approach[J].Energy，2001，（26）：549-560.

[8]Ang B.W.，Zhang F.Q.，Choi K.H.. Factorizing Changes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Through Decomposition[J].Energy，1998，23（6）：489-495.

[9]Chung HS，Rhee H C. A Residual-free Decomposition of the Sources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a Case of the Korean Industries[J]. Energy，2001，26（1）：15-30.

[10]余甫功.我國能源強度變化因素分析——以廣東作為案例[J].學術研究，2007，（2）：74-79.

[11]吳巧生，成金華.中國能源消耗強度變動及因素分解：1980—2004[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6，（10）：34-40.

[12]王文超.中國省區能源消費與二氧化碳排放驅動因素分析及預測研究[D].大連理工大學，2013：60-64.

Analysis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based on MRCI

Wang Yanqiu1， Chang Zhigang2， Yao Lixia1， Xue Hongyan1

（1. Economic Management Institute，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Daqing 163318， China；

2. College of Electronic Science，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Daqing 163318， China）

篇5

投資是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是加速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因素。在社會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過程中，經濟發展要實現增長戰略目標，依據總供給與總需求協調發展的條件，不斷追加投資，另外要根據社會發展及經濟增長的需要調整投資方向。而投資數量與規模的擴大、投資速度的加快及結構的改變，會在短期內通過投資需求的數量及投資結構對社會供需的數量及產業結構產生決定性的作用。在經濟發展的投資過程中，小量的投資規模會使經濟增長速度太慢，這必然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后勁，這樣會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供給的結構性短缺，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的經濟萎靡及增長的萎縮；而任意擴大投資范圍及投資規模，過快的投資增長速度會導致投資結構的不合理及投資需求的快速膨脹，引起通貨膨脹，造成整個社會經濟的波動，從而阻礙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

2需求變化是產業結構調整強化經濟周期波動的因素

需求變化是產業結構調整引導經濟周期波動的一個重要因素。H•錢納里將恩格爾效應作為研究的依據，通過相關數據分析，發現國內需求份額的變動以及生產迂回化導致對中間產品需求變動，作為產業結構調整的動力機制。筱原三太郎通過研究，則將需求作為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獨立機制，提出了通過需求收入彈性概念來考察產業結構的調整。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下，社會需求的改變會導致不同產品的需求彈性發生變化，從而引起所在產業在整個經濟中的地位，進而引起經濟波動。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及人均收入的提高，居民消費結構和社會需求結構都會相應的發生階段性變化。工業化進程會使社會的機械化程度不斷提高，社會大生產的機械裝備率上升；收入水平的提高會進行更多的非食品消費，食品消費所占需求比重降低，服務需求增加，居民的消費結構將逐步升級，加快第三產業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需求彈性高的產業部門的需求增長速度會加快，這樣會導致整個經濟成分的調整，引起新舊產業的更替及輪換，從而部門的波動導致整個經濟的波動。

3浙江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周期波動的關聯分析

篇6

知識經濟是一種智能經濟，知識資產是知識經濟最為關鍵的要素資源，是知識經濟核心競爭力本源。知識資產作為經濟要素資源與傳統的要素資源相比具有其特殊性，它是生產力增長的內生變量，是知識經濟形態下價值形成的基本要素和市場價值增值的根本動因。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資產在農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具有重要作用，其對農業經濟增長的滲透日益明顯，成為我國農業經濟實現由傳統向現代過渡的關鍵要素資源。

21世紀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是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在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正從機械化、化學化和電氣化向信息化發展，農產品供給多元化，知識、信息成為農業發展的重要資源，以提高效率、市場競爭力和生活質量為主，向高資本集約、技術集約和信息集約的現代農業發展。而我國是在發達國家進入信息時代才進入農業和農村現代化建設的，目前，我國農業處于信息化和現代化的疊加時期，必須加快信息化的步伐，把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結合起來，以農業信息化帶動農業現代化，以農業現代化促進農業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發揮的農業現代化的路子，實現最新意義上的農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實現跨越式發展。

加速農業信息化進程，提高知識資產對農業經濟的貢獻率，實現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農業信息化程度的提高給農業經濟增長帶來深刻的積極影響，為農業知識的創新并參與農業生產提供了強有力的信息支撐，提高了農業經濟增長的集約化程度。農業信息化和信息知識產品作為生產力系統中的附著性要素，通過勞動工具、生產者和勞動對象對農業經濟增長發揮作用，改進農機具的技術性能，提高勞動者的技術素質和業務水平，優化勞動對象，節約各種經濟資源，在促進農業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提高了經濟增長的效率和質量。信息知識資產應用與農業管理，提高了人們對農業經濟增長過程的調控能力和管理水平，有利于農業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和合理流動。

摘自《改革》(重慶)，2006. 6. 120～123

篇7

【關鍵詞】情景分析；水能消耗；IPAT方程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可再生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是近些年國內外經濟學界持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用于對經濟增長的情景預測分析有情景優化模型和情景模擬模型兩個大類，還衍生出了基于agent的情景仿真模型。情景模擬模型是以情景分析為基礎，預測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度，其主要代表模型有LEAP、MESSAGE、IPAT等。

情景優化模型是在考慮一定的約束條件下，通過線性規劃確定最小成本的能源消耗，其主要代表模型有MARKAL、EFOM和AIM/能源排放模型等。基于agent的情景仿真模型，觀察能源消費的集聚演化過程，常見的平臺主要有SWARM，ASPEN等。本研究屬于情景模擬模型的范疇。

二、文獻綜述

目前，已有大量學者采用不同方法對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研究。

劉慧、張永亮、畢軍（2011）以江蘇省為例，通過推進低碳經濟政策措施，加強國際合作，設定基準情景（BAU）、低碳經濟政策情景（LES）和國際合作與技術轉移情景（ICS）三種政策情景對江蘇省未來中長期能源需求與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進行分析，預測到2020年，我國有可能在地方和區域層面上實現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降低40%-45%的目標。

劉貞、張希良、高虎（2011）通過對當前主要的情境設計及評價方法的研究，提出了一種基于動態成本曲線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戰略情景仿真模型。

篇8

[摘要]國際經濟危機對我國出口產業的打擊，使就業受到很大影響。在消費不足、儲蓄過度的情況下，投資只會對經濟增長產生短期的拉動效應。一旦擴大內需的投資結束了，產能過剩、需求不振的局面就可能再次出現，經濟就有可能再次掉下來。當前形勢需要我們把政策重點盡快調整到以內需為主帶動經濟增長和就業的軌道上來，主要依靠城市化和消費需求的增長來帶動。這應當是一個長期任務，而不應是權宜之計。

[關鍵詞]國際經濟危機　擴大內需　就業增長

國際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對出口產業的打擊。由于我國出口產業勞動密集度高，這種打擊對就業的影響很大。當前，雖然擴大內需的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帶動效果已經顯現，增長速度正在回升，但一方面，由于這種回升主要還是投資拉動的結果，增長的可持續性仍然是不確定的；另一方面，目前的增長對就業的帶動仍然乏力。針對這種情況，需要采取具有長期效果的擴大內需政策和積極的擴大就業政策。在當前，就業目標應當優先于增長目標。并非有增長就有就業。寧要較低增長率情況下實實在在的就業增長，不要高增長低就業。

1　國際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影響將是長期的

中國在過去一個時期，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的最主要帶動因素有兩個，即城市化和出口的超高速增長。城市化進程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顯著加快，其中在1995-2005年期間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4個百分點。外貿出口在整個改革時期保持了年均24％的高增長(按現價美元計算)，其中在2001～2007年期間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占GDP的比重從2.4％上升到8.9％，平均每年提高0.9個百分點。這兩個帶動因素創造了大量的GDP和新增就業機會。

但由于全球經濟危機對國際市場需求的影響。我國的出口額由過去每年增長20％以上，今年1～7月份轉變為猛降22％(與去年同期相比)。全球經濟危機還未見底，真正恢復很可能需要5到10年時間。特別是美國要從超消費調整到正常消費和儲蓄，意味著今后若干年美國消費市場是停滯或收縮的。而我國過去對美凈出口占了凈出口總額的多一半。歐、日的情況也不樂觀。這意味著我國出口產業不可能像過去那樣高增長。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兩個主要帶動因素少了一個。這勢必對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增長和就業形勢造成深刻的影響，需要采取積極的、有遠見的應對措施。

2　擴大就業首先要給“規模以下”小企業充分的發展空間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從過去的0.4左右下降到0.1左右或以下。這固然有勞動力增長放慢的因素，但與增長模式的變化也是分不開的。在出口下降帶來大量失業的情況下，擴大內需投資帶動增長但不能顯著帶動就業就成為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

要促進就業，首當其沖的是促進小企業的發展。在我國，小企業實際是就業的主要承擔者，根據2004年底經濟普查數據，2004年末全國工業就業人員12209萬人，其中大、中型工業企業從業人員只有3508萬人，占29％，小型工業企業和工業個體戶的從業人員為870l萬人，占全部工業從業人員的71％。其中，所謂“規模以下”(即銷售額在500萬元以下)的小企業加上個體戶從業人員在5300萬人以上，是小企業的主體，它們承擔了全部工業就業的44％。在服務業中，“規模以下”小企業和個體經營戶承擔的就業數量和比重可能更大。因此可以說，“規模以下”小企業和個體經營戶占了我國非農業就業的半壁江山。

但是長期以來，“規模以下”的小企業基本上不在各級政府的視野和關心范圍之內。我國目前的統計系統只公布“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情況，其中的“小企業”數據，實際上只反映了小企業中規模較大的那一小部分。“規模以下”小企業不納入正常統計范圍，它們的經營狀況怎樣誰也不清楚，基本上處在自生自滅的狀態。

盡管過去各級政府有若干鼓勵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但實際從這些政策中受益的基本上是中型企業，而且往往是中型企業中規模較大的那一部分。小企業，特別是“規模以下”的小企業，則很少受益。它們在貸款融資方面，基本上不屬于銀行服務的對象；在其他方面，其面臨的經營環境也遠遠比不上規模較大的企業。許多地方政府出于追求經濟增長的政績和擴大地方稅收的考慮，往往傾向于給規模較大的企業在融資政策、土地供應、減輕企業額外負擔、減少干預等方面“吃偏飯”，而“規模以下”的小企業通常是享受不到的。它們與較大型的企業往往不處在市場競爭的同一起跑線上，其發展空間受到了明顯的擠壓。

各級政府如果不能把關注焦點從大企業轉向小企業，我國的就業問題很難真正解決，啟動內需也很難持續。

3　擴大內需是長期任務

當前形勢要求我們把經濟調整到以內需為主帶動經濟增長和就業的軌道上來，主要依靠城市化和國內消費需求的增長來帶動。這應當是一個長期任務，而不應是權宜之計。出口當然不能放棄，但那種認為一兩年內世界經濟就會全面復蘇，我們就可以恢復到過去那種靠出口拉動的增長模式的想法，恐怕不僅是過分樂觀的，也是危險的。目前我國城市化水平為45％，到發達國家的70％～80％，至少還有30年的路要走，潛力很大。但過去10年中，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由45％迅速降低到35％，而且城市化的速度也在放慢。城市化率由1995～2005年期間的每年上升1.4個百分點，2006～2007年減緩至不到1個百分點，2008年進一步降至0.7個百分點。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說明我國經濟存在明顯的結構失衡。這有體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需要盡快進行調整。

首先，為什么出現居民消費在GDP中比重持續下降?這一方面是勞動報酬相對比重下降，資本收益和其他非勞動收入相對比重上升，以及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不健全，居民的未來預期風險加大，因而導致強制性儲蓄的結果。根據國家統計局城鄉住戶調查數據，從1997年到2007年，全國城鎮居民的平均儲蓄率從18.9％提高到27.5％，同期農村居民的平均儲蓄率從22.6％微降至22.1％。加權平均計算，全國居民儲蓄率從20.6％提高到26.0％，還是明顯上升的趨勢。考慮到近些年來城鎮高收入居民的收入調查數據明顯偏低，實際的城鎮居民儲蓄率和全國居民儲蓄率上升幅度可能更大。

收入差距擴大，勞動報酬增長滯后于經濟增長，這在過去一個短時期內并沒有影響經濟增長和就業，反而由于保持了低勞動力成本的優勢，成為加快經濟增長的一個因素。這也是一部分人反對改善社會福利和勞動保障的一個理由。但是從宏觀經濟和長期發展的角度看問題，我們就會得到不同的結論。因為即便不從公平的角度考慮問題，沒有勞動者收入伴隨經濟增長而相應增 長，經濟就沒有足夠的需求支撐，增長就不可能長期持續。

4　擴大內需靠投資還是靠消費?

政府投資、擴張信貸和鼓勵居民消費都可以拉動經濟。短期內，因為消費不可能迅速啟動，需要一定的投資拉動。信貸擴張帶動的也是投資。但投資越多，生產能力擴張越快，就越要靠消費增長來吸收產能，否則就會導致供求失衡和更加嚴重的產能過剩、增長乏力。即便政府投資全部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而不用于生產性項目，也無法起到調整消費和儲蓄結構失衡的作用；而大幅度放松信貸的結果，更會導致生產性投資迅速擴張。

在消費不足、儲蓄過度的情況下，投資只會對經濟增長產生短期的拉動效應。一旦擴大內需的投資結束了，產能過剩、需求不振的局面就可能再次出現，經濟就有可能再次掉下來。現在的4萬億擴大內需計劃中，投資占了一大半。十大產業振興計劃也主要是投資，而且事實上不可能不導致產能擴大。現在應當調整政策重點，從以投資為主的擴大內需，轉移到調整結構、改善機制、啟動國內消費正常增長的軌道上來。

5　啟動消費增長靠什么?

導致消費不足的主要原因可以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首先是長期以來在勞動力供應充裕的條件下，勞動力市場競爭抑制了低技術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上升，使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增長滯后于經濟增長，導致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非勞動收入比重上升，收入差距擴大，限制了可用于消費的居民收入增長。

其次，現行稅收體系沒有解決資源收益、壟斷收益和國有企業利潤的合理分配問題，國有企業不分紅，資源產業不交資源稅，助長了非勞動收入比重的上升和企業儲蓄的上升。公共資金管理不當和流失更加劇了上述情況。

第三，長期以來各級政府過分追求高投資、高增長、高稅利，使要素配置發生失衡，不利于小企業發展和就業增長，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原因。

第四，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助長了居民儲蓄率的上升，這是因為高收入居民儲蓄率遠遠高于社會平均水平，在收入分配向高收入居民傾斜的情況下，居民儲蓄率自然上升。

第五，社會保障缺失使老百姓不敢消費。醫療、教育、廉租房等公共服務不足，價格居高不下，超過了中低收入居民的承受能力，這些都導致了強制儲蓄。有人說近些年居民儲蓄率沒有提高，這與數據失真有關。近些年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大大低估了，他們的儲蓄率也被低估了。

6　政策考慮

(1)我國現在的社保體系不但沒有對城鎮居民全覆蓋，更由于地區分割，不利于農民工等流動人口的保障。建議加快推進基本社保的全國統籌和聯網，盡快實現流動人口的異地接續。較發達地區可以搞附加保障。

(2)擴大教育是長期回報率非常高的社會投資，同時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結構，減少居民儲蓄壓力，提高居民消費。建議進一步擴大和改善中等職業教育和農民工培訓，用較短的時間基本普及12年教育，不要等到2020年。這也有利于在近幾年推遲新增就業，減小金融危機影響下的就業壓力。

(3)現在1.4億農民工大部分把家留在農村，無法在城市安家，主要是住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學。這不利于城市化和社會和諧穩定。建議將廉租房政策擴大到覆蓋全體城市低收入居民和進城的農民工，讓他們在城市能夠安家，他們才能安下心來，也有利于啟動消費。經濟適用房、限價房實際上只補貼了少部分中等以上收入居民，造成分配不公平，建議將這部分資源全部轉移到廉租房建設和維護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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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經濟增長 儲蓄 投資

儲蓄、投資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論述一般集中在經濟增長理論和儲蓄理論方面。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探討長期經濟增長的原因，存在著一致的結論，儲蓄和投資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作用；儲蓄理論在于研究主體的儲蓄行為，認為收入增加對儲蓄增長有重要的貢獻。

從世界經濟發展歷史看，各國經濟長期內普遍存在增長趨勢，不過有著明顯的差異。從而，各種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研究內容是決定各國經濟增長并導致明顯差異的因素。按照增長理論的發展進程，主要有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凱恩斯理論、哈羅德—多馬增長理論、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經濟增長理論等。

一、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產生于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大變革時期。在英國工業革命拉開序幕、經濟系統也出現了新的變化的背景下形成了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其中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增長理論為典型代表。

1、亞當·斯密的國富論。1776年，亞當·斯密在著作中最早從理論上系統地研究經濟增長的問題。涉及國民財富的性質、原因以及如何為經濟增長創造條件和環境，這些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基礎。

斯密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財富的增加主要是由勞動分工所決定的生產性勞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資本積累三個因素共同決定。并指出，若增加生產性勞動者的數量，必先增加資本積累，只有蓄積的資財的豐裕，才能雇傭到更多的生產性勞動者；增加勞動的設備或進行改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也要增加資本積累。因此，資本積累是勞動分工的基礎，決定了國民收入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源泉。

2、大衛·李嘉圖的收入分配理論。大衛·李嘉圖也認為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力量。他認為只要資本積累增長，就會出現正的經濟增長；資本積累下降，經濟增長也會下降。不過，大衛·李嘉圖研究經濟增長問題的著眼點在于收入的分配，強調各種收入分配比例如何影響資本積累，進而決定經濟增長。李嘉圖贊同儲蓄投資的一致性原理，認為一旦資本積累停止，投資即不再增加，經濟增長也將停滯，要使經濟從低水平重新增長，則要求資本家擴大資本積累，即通過儲蓄自動轉化為投資，來實現經濟增長。

3、對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討論。以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強調資本積累對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認為投資和積累過程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該意義上，古典經濟理論的主要內容是資本積累決定論。同時，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暗含著資本要素服從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假定，意味著由資本積累決定的經濟增長難以持續，最終經濟增長將處于停滯狀態。但工業革命以后的長期時間內，經濟增長未出現停滯跡象，表明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過程的描述和解釋并不很科學，且忽略了現代科學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另外，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具有很大的時代局限性，儲蓄投資的一致性原理在工業革命以后，由于儲蓄與投資實現分離，金融中介的產生下，很難成立。

二、凱恩斯經濟理論

1936年，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分析并論證了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原因，認為薩伊定律是不正確的，提出凱恩斯定律。凱恩斯拋棄了“儲蓄是經濟增長主要動力”的古典經濟學派的觀點，強調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提出乘數原理及加速原理。

1、乘數原理。凱恩斯認為，投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從投資需求的效應方面看，產出的增長與投資變動之間存在乘數效應，即國民收入的增長是一定時期投資增加額的數倍，反之，投資額下降，則國民收入將以投資減少的若干倍縮減。

2、加速原理。根據凱恩斯的分析，投資在促進國民收入增長同時，國民收入增加也會帶來引致投資，從而國民收入變化對投資變化具有加速效應。

3、儲蓄—投資論。凱恩斯理論的一個貢獻是用收入決定的儲蓄—投資論替換了古典學派利息決定的儲蓄—投資論。凱恩斯認為儲蓄和投資是由兩種完全不同的人根據不同的動機選擇的行為，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儲蓄者依據其收入決定儲蓄量，根據利息率決定儲蓄形式，而投資則取決于資本的邊際效率和資本成本，不受儲蓄的支配。

4、對凱恩斯理論的討論。凱恩斯理論特別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認為政府投資不僅可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而且還可通過乘數作用帶動私人消費和投資，使國民收入成倍增長。不過凱恩斯的政策主張難以突破其時代局限性：即著重短期分析，不太適用長期經濟分析；投資決定儲蓄論僅適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經濟蕭條時期；只強調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需求效應，而忽視了投資的供給效應；儲蓄多少與投資的數量對利息率缺乏彈性，儲蓄和投資均由收入水平決定的假設在信用制度發達的國家，不符合實際情況；投資對國民收入乘數效應要發揮作用受到很多前提條件的制約。

三、哈羅德—多馬增長理論

20世紀40年代前后，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和美國經濟學家多馬在凱恩斯理論框架的基礎上進行了經濟增長分析，通稱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標志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開始。

1、哈羅德經濟增長模型。哈羅德提出資本—產出比的概念，并假定資本—產出比不變，認為經濟中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取決于資本—產出比率，經推導得出哈羅德經濟增長率方程為：gy=■。

2、多馬經濟增長模型。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注重投資的二重性，經濟的需求方面，投資通過乘數過程決定國民收入的實際水平；經濟的供給方面，投資通過增加資本存量的規模而提高了國民經濟潛在的生產能力。多馬得出的經濟均衡時的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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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增長；增長理論；增長方式

中圖分類號：F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8-0017-02

1 經濟增長理論的演變

（1）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增長理論。斯密認為，促進經濟增長有兩種途徑：一是增加生產性勞動的數量；二是提

高勞動的效率。在這兩個增長途徑中，斯密更強調勞動效率對增長的促進作用。其次，對于如何促進勞動效率的提高，斯密認為主要取決于分工程度和資本積累的數量，因此分工協作和資本積累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因，也是國民財富增進的根本原因。但是分工卻取決于交換這一人類的天性，而交換又取決于市場容量的大小。即斯密的經濟增長的理論路線就是市場容量――交換――分工――經濟增長。另外斯密也很重視資本積累，因為它能使擴大資本存量以及勞動數量，從而直接帶來經濟的增長，這正是今天各國都重視儲蓄率的原因所在。

馬爾薩斯的人口與經濟均衡增長的理論。如果人口得到增長，在邊際收益遞減的作用下，產出增加量減少，從而生活水平下降，進而導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在均衡狀態下，人口增長率為零，從而經濟增長也為零。

（2）新古典經濟學的貢獻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的改進上，而不是經濟思想的提供上，新古典增長理論主要以索洛模型、索洛――米德模型為代表：用a和1－a分別代表資本和勞動對總產出的貢獻，K/K為資本增長率；L/L為勞動增長率，該模型用公式可以表示為： G＝a K/K+（1－a）L/L從上式中可以看出，經濟增長率G由資本和勞動增長率及其邊際生產力決定。這一模型將斯密的經濟增長系于勞動數量和分工、資本積累的重要思想用公式模型下，這也得益于邊際革命這一重大分析工具的發展。依據這一模型，人們可以通過調節生產要素投入的邊際生產力，即調整資本和勞動的配合比例，來調節資本――產出比率，以實現理想的均衡增長。

（3）與新古典增長理論相比，新增長理論更廣泛地探究了經濟增長的源泉和機制，它認為持續的經濟增長有賴于持續的規模收益遞增，而導致規模收益遞增的動力可以分為四類：技術類模型、分工類模型、貿易類模型和制度類模型。可見，新增長理論已突破了傳統增長理論所強調的動力因素，轉而強調比較“軟”的動力因素。同時，新增長理論也突破了傳統的增長動力機制，提出了壟斷性競爭機制和正費用交易機制。

2 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和源泉

（1）亞當斯密是強調分工與專業化、絕對優勢；李嘉圖強調了比較優勢與自由貿易；而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熊彼特強調了創新，尤其是熊彼特強調的“破壞性創新”；而索羅等人則強調生產要素；貝克爾和舒爾茨則強調了教育與人力資本；新增長理論中，羅默和盧卡斯則強調內生性增長，特別是規模報酬遞增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其實質應當是內生性技術創新；諾斯等人則強調了制度創新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最近，鮑默爾的新書中強調了自由市場機制是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關鍵，還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民主制度才是最為重要的。

（2）經濟增長是一個多變量函數，決定經濟增長至少有以下四個變量：（1）制度，如產權保護、民主、法治等等；（2）自然資源，如石油、礦產儲藏，交通等；（3）勞動力，如數量、成本、素質等等；（4）土地。這四大要素中，任何一項越多，該國的經濟增長就可以越快。同時，這四大要素互相之間又有替代性，一個經濟體只要一個或幾個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相對較差，其經濟仍然可以有很大的發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個要素而已。

3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任重道遠

（1）高投入、高消耗。自2002年以來，中國進入新一輪經濟增長期，但增長動力主要來自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投資馬車。由于固定資產投資在過去4年里持續以超過20％的速度增長，目前投資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44％，而消費率（消費占GDP比重）卻一路下降至53％，較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個百分點。2006年，中國GDP占全球總量的5.5%，而中國消耗的能源占到了全球能源消耗的15%，這意味著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有著巨大的潛力。

（2）產能過剩。與投資――消費結構扭曲相關聯的一個結構性扭曲是外向型部門與內向型部門之間的嚴重失衡。追求GDP的超常規發展導致的過剩的投資，只能通過出口找到宣泄口。于是，出口在整個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這種經濟增長模式也導致整個經濟增長的整個社會福利分配格局趨向一種結構性扭曲。因為這種增長是權力推進、投資驅動的，因而，它的福利分配的主要特征是向資本傾斜、向政府傾斜，而普通民眾就無法同等比例地分享到經濟增長的好處。

4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兩個必然途徑

（1）大力發展服務業。有經濟學家早就指出，當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業所占比重就呈下降趨勢，農業的比重也會降低，而服務業的比重會提高。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是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服務業的迅速發展，以及現代信息通訊技術對各個部門的改造 。服務業降低了交易成本，服務業發展背后的本質問題是，生產的進步、生產效率的提高，依靠的是合理分工。在自耕自植、自給自足的情況下沒有分工，就不需要交易，要降低生產成本就要深化分工。分工越深化，生產成本越低，隨之而來的便是交易更頻繁，交易要投入的資源就更多，增加交易成本。服務業的功能首先是為市場交易提供基礎設施，信息通訊技術改造各個部門，它不僅提高了生產部門的勞動效率，節約了生產成本，又使服務業信息化，提高效率，節約了交易成本，服務業是高質量的經濟層次，也是我們當前的必然選擇。

（2）自主創新。“十一五”規劃明確將“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的核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戰略基點”和“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 從根本上說，目前我國經濟體制上存在的諸多弊端，是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障礙。比如，市場價格不能反映真實成本造成的水和能源的嚴重浪費，投資體制不合理導致的建設規模的盲目擴張，還比如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低地價甚至“零地價”政策，促使耕地急劇減少等，都是導致粗放型經濟增長和資源浪費的根源。轉變增長方式，發展集約型經濟，必須通過深化改革，解決深層次矛盾，為其發展提供體制和政策保障。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