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的哲學基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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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 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即哲學基礎問題， 是近代以來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 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 所以， 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進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 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 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 因此， 應當認為這些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學反思的結果， 因為任何文化形式的歷史和邏輯的過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體的自在性， 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來文化所可能進行的解釋。西方當代的分析哲學和解釋學表明， 因為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所限定， 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困難重重， 并且認為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 所以 ，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 既然如此， 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和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 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以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 并自以為是的認為是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其中國哲學自在的形式與這些“基本規律”進行比較后， 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絕然不同的形式， 而且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 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思維方式的統一⑴。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 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 因此， 中國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的結果。而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體中尋求。那么， 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 于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 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 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 在這一研究進路中， 將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 以時空的認識論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反思， 發現在中國的知識形式中， 《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 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最成熟的知識形式， 也可以這樣認為， 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 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 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 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 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的形式， 而這也是研究中國哲學的首要的工作。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 并以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⑵ ，形而中論的哲學思維方式表明， 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 對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是哲學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 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的統一， 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 例如，有清一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 論世間事跡， 褒君子， 貶小人， 以明治亂之所由， 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 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 醫理、儒理俱在其中， 《易·辭》為儒者之言， 可用治世， 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 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 ? 醫經與易經， 體同而用異， 拙集屢申其義矣。 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 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 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 假年學易， 不聞學醫， 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 不為治病之小道， 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 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 猶先于大道， 何故 ? 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 醫道也。 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 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 《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 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哲學形式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 因此， 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 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外化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轉貼于

我們已經把中國哲學暨《易經》中的哲學模式以形而中論的原理進行概括和反思， 由于在中醫學中主要體現出醫學的目的和方法論的統一 ──“保性命者， 醫道也”，所以，對應和中是中醫學中主要的思維方式和哲學方法論。以對應和中的規律進行對中醫學的反思， 其表明， 在這一方法論的作用下產生的中醫學哲學的主要規律是: 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下面對這三大規律進行具體的論述。

二、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

就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而言， 對應和中者， 人對應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論之， 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體中之中者， 以藏象論之， 脾胃也 ，以五行論之， 中土也。以三焦論之， 中焦也。而和于中者， 人體健康之象也 ，而離偏于中者， 疾病之所出矣！辨證施治者何以謂之? 辨證者， 由癥對應于陰陽、五行、三焦者也; 施治者， 和于中者也; 和者， 由治而達者; 中者， 陰陽、五行、三焦之中者也; 和也者， 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 本于陰陽天地之間， 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歲十二節， 皆生五， 其氣三， 數犯此者， 則邪氣傷人， 此壽命之本也”（《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陰陽者， 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陽者， 天地之道也”于主體性而言， 陰陽對應和于中者也，陰陽對應者， 時空對應之機也， 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陰平陽秘 ，精神乃治; 陰陽離決， 精氣乃絕”（《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一陰一陽者， 天地之道; 一開一和者， 動靜之機。”（吳謙: 《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陰勝則陽病， 陽勝則陰病”（《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以上的論述在基本的意義上闡明了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所以， 如果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 偏陰偏陽之謂疾。”（張元素《醫學啟源·卷之中·十、內經主治備要》）從而使之陰陽對應成為哲學本體論的依據， 那么， 我認為“陰陽和中之謂醫”。陰陽和中者， 醫之大用也。“氣血之根皆在下， 培養在中， 發用在上。”（鄭壽全: 《醫理真傳·卷三·問病人干咳周身癢者何故》）。“培養在中”者，“黃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氣，根基于腎， 萌牙于肝， 培養于脾， 積貯于胸中為大氣， 以斡旋全身。”（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第四卷·治氣學郁滯肢體疼痛方·培脾舒肝湯》）“培養在中”“培養于脾”， 中之用也。所以， “凡人中氣充足， 則署邪不能相犯 ;署氣入侵， 皆氣虛招之也。”（陳士鐸《辨證錄·卷八·內傷門》）。所以 ，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 陰陽、五行與三焦辯證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 后天而言， 和于脾胃者也， 先天而言， 和于腎者也， 和于脾胃者， 血之用也， 和于腎者也， 氣之用也。所以， 后天而言， “人以胃氣為本。”（李杲《脾胃論·卷中·飲食勞倦所傷始為熱中論》）。對中土的認識，歷代醫家都有深刻的認識:“脾為土臟，主乎運水， 全身水道， 賴脾為通調。”（吳克潛:《大眾醫藥·第二十四章·衛生門·健康要覽》），“胃者， 水谷氣血之海也”（《靈樞經·玉版第六十》）， “脾胃為血氣陰陽之根蒂”（沈金鰲《婦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經之源， 水谷之海也， 平則萬化安， 病則萬化危。”（李杲《脾胃論·卷下·脾胃虛則九竅不通論》）， “胃受司受納， 脾司運化， 一納一運， 化生精氣，津液上升， 糟粕下降，斯無病矣。”（王綸:《明醫雜著·卷一·枳術丸論》）。以哲學思維論中土者， 以章虛谷為要， 他說:“土本先天太極之廓， 為后天萬物之母， 故通貫四氣而主于中也……夫太極為。五行之廓者， 生物之道也; 土為太極之廓者， 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該有形， 則太極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該無形， 則土為太極之廓矣。理氣有回環，故生成有順逆耳。……良以陰陽雖判而太極之體即具陰陽之中， 四象雖分而太極之體即具四象之內。所以加土稱五行者， 以表土中即太極之體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環無間者， 以太極渾然之氣流行乎中也。渾然之氣無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貫四氣以顯太極之用， 故其成物則土為太極之廓而渾然之氣即寓于中矣。”（章虛谷:《醫門棒喝·太極五行發揮》）。

關于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 以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的概括， 使之辨證施治成之所為也， 是為中醫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規律也。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是以《周易》的思維方式為基礎的， 因此， 醫易相通者， 哲學思維的統一性也。

三、中醫學的發展方向

由上可知， 醫易相通是在哲學思維中的統一， 因此， 作為中醫學的文化形式而言， 其本質性與中國文化的形式及本質性是統一的。所以， 中醫學在當展方向的問題， 宏觀而言， 其與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是統一的， 微觀而言，是由中醫學的自在的規律所決定的， 而且與當代的哲學思維密切相關。

在西醫學已經于當代越來越顯現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時， 伴隨著中國文化熱的出現， 中國醫學的優異之處同時引起了世界醫學界的重視。對其進行的哲學反思表明， 從問題的發生的根本原因而言， 其所要解決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單純的醫學問題。因為從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問題， 不僅僅表現在醫學方面， 其更主要的問題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學方面。應當認為， 兩種醫學模式的優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形成的， 這些優劣還要在以后的醫學和文化的進步中更加明顯的表現出來。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顯然已注意到中醫學的優勢， 但是， 除了中醫學的醫療實踐上的優勢以外， 筆者認為， 中醫學的優勢表現在哲學思維上， 中醫學的成就是中國哲學思維所造成的。因此， 正是在中國文化及哲學的統一下所生成的中醫學本體論， 使中醫學的醫學理論和實踐在歷史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在當代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并將成為人類醫學繼續發展的相當重要的參照系。但是， 由于近代中國引進西方文化和哲學以來所造成的思維定勢和對中國哲學的判定的失誤， 以至于造成對中醫學的研究和發展形成思維方式上的誤導， 影響了中醫學的正確發展。因此， 從哲學的高度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及其在實踐中的作用， 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 也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 由于中國的哲學思維與西方的哲學思維的不同， 以至于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從固有的中國文化形式中重視中國哲學的本質性， 即中國哲學是以怎樣的本體和本體論進行哲學思辯的。盡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學思維造就了西方文化， 但是， 由于中國的傳統哲學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 例如， 對“道”范疇的研究， 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 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學發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 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 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 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 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 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現出來。

從道教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 “凡欲為大醫， 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 須精熟。 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 如無目夜游， 動致顛損; 次須熟讀此方， 尋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 何者? 若不讀五經， 不知有仁義之道; 不讀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 則不能默而識之; 不讀內經， 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讀莊老， 不能任真體運， 則吉兇拘忌， 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 則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孫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 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 和于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 才能具體把握中醫學， 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 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 因此， 一個有貢獻的中醫學者， 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 非達到群書博覽， 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 舉凡歷史上的名醫， 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 從而使其“醫道無所滯礙， 而盡善盡美者矣。”而在完成對中國的文化外化為哲學之后， 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學的研究， 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學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 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掘， 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 盡管無論對中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 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 就中醫學界而言， 應當重點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 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一， 這將是中醫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具體而言， 中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 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哲學的基本規律表明， 中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一的， 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一。所以， 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 歷史和邏輯均表明， 中醫學的發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律。由此可知， 中醫學在當代的發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 應當認為 ，中醫學的發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的。發現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一， 使中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一， 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學在今后的發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釋

⑴ 關于中西哲學的統一性問題， 是建立人類哲學的必然性工作， 但這只能是在發現了人類共同的哲學基礎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歸類的方法， 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乖詰囊孕問交吶Σ⒁源誦問繳系墓槔嗟姆椒? 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購捅咎迓勱姓苧急緄摹＞芪鞣降男問交惱苧嘉煬土宋鞣轎幕? 但是， 由于中國的傳統哲學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 例如， 對“道”范疇的研究， 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 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學發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 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 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 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 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 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現出來。

從道教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 “凡欲為大醫， 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 須精熟。 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 如無目夜游， 動致顛損; 次須熟讀此方， 尋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 何者? 若不讀五經， 不知有仁義之道; 不讀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 則不能默而識之; 不讀內經， 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讀莊老， 不能任真體運， 則吉兇拘忌， 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 則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孫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 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 和于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 才能具體把握中醫學， 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 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 因此， 一個有貢獻的中醫學者， 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 非達到群書博覽， 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 舉凡歷史上的名醫， 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 從而使其“醫道無所滯礙， 而盡善盡美者矣。”而在完成對中國的文化外化為哲學之后， 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學的研究， 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學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 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掘， 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 盡管無論對中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 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 就中醫學界而言， 應當重點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 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一， 這將是中醫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具體而言， 中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 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哲學的基本規律表明， 中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一的， 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一。所以， 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 歷史和邏輯均表明， 中醫學的發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律。由此可知， 中醫學在當代的發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 應當認為 ，中醫學的發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的。發現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一， 使中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一， 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學在今后的發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釋

⑴ 關于中西哲學的統一性問題， 是建立人類哲學的必然性工作， 但這只能是在發現了人類共同的哲學基礎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歸類的方法， 不但ケ沉誦問鉸嘸墓媛桑ㄐ問郊安問降穆嘸肼嘸安嘸男問絞峭騁壞模? 而且不可能從形式到邏輯進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 正如英語和漢語不可能實現在形式到邏輯的統一一樣。人類文化的統一首先要求哲學的統一。筆者的研究表明， 人類的文化形式和哲學思維只有在完成時空的形式和方式的還原以后， 才有可能完成， 這是筆者的“時空統一論”哲學體系所力圖完成的工作。

篇2

在用英語進行交流的過程中，人們常常發現毫無惡意的語言會使對方驚訝或憤怒，簡單的一句話會使一方捧腹大笑，而另一方則全然不知其幽默所在。請看下面的對話：

A（美國外教）: Hi, you have a pair of beautiful shoes.

B（中國學生）: Thank you, my friend bought them for me in Shanghai. Do you like them?

A: Oh, ye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B: Well, if you like them, I’ll ask my friend to buy another pair for you.

這里的美國朋友只是想禮貌性地稱贊一下對方的新鞋子，因為在西方文化中，對他人的新服飾或打扮表示欣賞是良好修養的一種表現。中國學生不了解這一點，熱情地要為對方買一雙一模一樣的鞋子，搞得對方哭笑不得。又如：

A（中國朋友）: Hi, it’s so cold today, why do you only have a T-shirt? Aren’t you cold?

B（美國外教）: I’m fine.

A: Put on a sweater. Otherwise you’ll get a cold.

B: Ok, Mom.

中國學生按照中國的習慣想表示自己對朋友的關心：天冷了多加件衣服。但是這對于美國人來說是讓人難以接受的。因為穿衣打扮純屬個人喜好，他人如此“關心”自己等于在說他不能自立，不能夠自己照顧自己。這對于崇尚個性獨立的美國人來說，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這樣的矛盾最后只能導致雙方的不歡而散。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學習英語必須同時注意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異，否則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比如，過去中國人見面常常用“吃了嗎？”打招呼，那是因為在中國長期以來吃飯是人們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但是如果這樣與英美人打招呼，他們會以為這是在請他吃飯。因為英國人見面常說“天氣真好！是不是？”，這是因為英國的天氣變化無常，有時一天中甚至會出現猶如四季的變化，人們對天氣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感覺，常常談論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了解這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就不會產生這些誤會。

綜上所述，文化知識對于英語教學和學習意義重大，教師在授課的同時應隨時滲透文化背景知識，這樣學生才能學得一門純正的外語。那么作為教師，怎樣才能有效地教授文化知識呢？

傳授文化知識的途徑

縱觀我國的英語教學，長期以來一直注重聽、說、讀、寫、譯幾項基本技能的訓練和培養。在具體教學中，對于英美文化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造成學生雖然掌握了基本的語言知識，卻不能真正流暢地運用這一語言，不能用英語深入、靈活、得體和有效地進行交際。針對這一狀況，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1）開設專門的有關文化知識的課程，使學生系統地學習所學語言國家的社會文化知識，如“英美概況”“跨文化交際學”“語言與文化”等課程。

2）充分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利用多媒體電腦、電影、電視等直觀教具了解英美文化。

3）充分利用外籍教師。從學習外語的角度來講，與講本族語的人接觸十分必要。通過與外教課上、課下的接觸可以直接感受到文化的差異。

4）在閱讀文學作品、報刊文章時，引導學生留心和積累文化背景、風土人情、社會習俗等知識。對于我國學生來說能夠出國留學親身體驗異國文化畢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閱讀就成為一條重要的了解文化背景的途徑。

5）教師對文化知識的傳授和滲透應該貫穿在教學的各個階段、各門課程中，做到隨時遇到隨時教授。

篇3

【關鍵詞】 腦出血急性期;田黃沖劑;腦水腫;腦血腫：神經功能評分

腦出血是臨床常見的急危重癥，發病率和死亡率高，尤其是重癥病人30 d內死亡率高達30%～40%，預后極差[1]。本文通過對田黃沖劑組和常規治療組患者腦血腫、腦水腫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變化的觀察，來評價田黃沖劑的臨床療效，并探討田黃沖劑治療腦出血急性期的療效機理。

1資料和方法

1.1一般資料入選病例為2007-09～2009-05就診于天津市第四中心醫院的自發性腦出血患者60例，男性38例，女性22例;年齡42～70歲，平均(51.6±7.2)歲;其中基底結區出血37例，腦葉出血18例，腦干出血5例;均為發病24 h以內者。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臨床表現、體征、出血量及合并癥等方面，無顯著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1.2入選標準腦出血參照1995年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病學術會議通過的“各類腦血管疾病診斷要點”，全部以CT確診[2]。且除外合并急慢性炎癥、腫瘤、凝血功能障礙、混合性卒中以及接受免疫抑制治療或手術者。

1.3分組治療方法60例患者隨機分為常規治療組(30例)和田黃沖劑組(30例)。兩組患者均采用脫水(選用天津百特醫療藥品有限公司生產的20%甘露醇，依顱高壓程度給予150～250 ml，每6～12 h靜脈滴注1次，連用3～7 d;若出血量

1.4指標測定

1.4.1腦血腫及水腫體積測定分別于發病當天、第3，7，14天對入組患者行頭顱CT掃描，計算腦血腫及腦水腫體積。腦血腫體積〔出血量(ml)〕=π/6×長(cm)×寬(cm)×高(cm);腦水腫體積(ml)=水腫帶體積-血腫體積(血腫及水腫帶體積的測定均按多田氏公式[3]計算)。

1.4.2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所有入選患者在入院當天和發病后第3，7 ，14，28天進行腦卒中量表(NIHSS)評分[4]，評估患者的神經功能缺損情況。

1.5統計學方法所有實驗數據均采用±s表示，采用SPSS 12.0統計軟件;兩個獨立樣本的比較用t檢驗。P

2結果

根據頭顱CT結果計算，無論是兩組間比較，還是同組不同時段比較，患者腦水腫體積與其血腫體積成正相關，均在第3天出現高峰。田黃沖劑組患者的腦血腫、腦水腫在第7天明顯減輕(常規治療組高峰延遲到第7天)，而常規治療組患者腦血腫、 腦水腫在第14天才有明顯減輕;說明田黃沖劑組患者腦血腫和腦水腫的吸收優于常規治療組。見表1～2。

2.1ICH患者腦血腫體積情況在發病3天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體積達到高峰， 在發病7，14 d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均逐漸減輕。在血腫達到高峰后，各時段田黃沖劑組腦血腫體積均較常規治療組減少。結果見表1。表1常規治療組及田黃沖劑組患者腦血腫體積比較

2.2ICH患者腦水腫體積情況在發病3d時，田黃沖劑組患者腦水腫體積達到高峰， 在發病7，14d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水腫均逐漸減輕。常規治療組患者腦水腫體積在第7天達到高峰后逐漸減輕。除發病3天其余各時段田黃沖劑組腦血腫體積均較常規治療組減少。結果見表2。表2常規治療組及田黃沖劑組患者腦水腫體積比較

2.3ICH患者NIHSS評分情況見從神經功能缺損評分分析，患者的NIHSS評分在發病初期都顯著升高，在發病第3天達到高峰，隨著藥物治療病情轉歸而下降，呈逐漸遞減降低的趨勢。兩組患者神經功能缺損的改善在第7天開始，并于第14天田黃沖劑組顯示出了優勢;到第28天其療效田黃沖劑組仍然優于常規治療組。結果見表3。表3常規治療組及田黃沖劑組患者NIHSS評分

3討論

腦出血患者的神經功能缺損來自兩方面:一是不同部位的出血壓迫周圍腦組織，另一方面是血腫壓迫周圍腦組織后引起水腫，破壞腦組織引起功能缺失。對于腦出血的治療主要在于促進血腫吸收、抑制水腫形成及減少神經功能的缺損。急性期腦出血傳統的內科治療以脫水降顱壓、調節血壓、維持水電解質平衡等對癥治療為主[1]。腦水腫是急性腦血管病的共同病理過程，早期主要是細胞毒性水腫，后期則為血管源性水腫，水腫的形成又可加重循環障礙及缺血損傷，擴大缺血范圍，并最終導致腦疝形成，因此，阻止和消除腦水腫是治療急性腦血管病的關鍵[5~10]。中藥三七具有活血化瘀、化瘀而不傷正氣的藥效，三七用于治療血管性疾病，歷史悠久。《本草綱目》中記載，三七“主治止血、散血、定痛”，具有活血、祛淤、消腫、止痛等功效，且活血化瘀、化瘀而不傷正氣，臨床應用已有六百余年歷史，用于腦血管病的治療取得較好的療效，并且自三七中分離到的三七素，其止血作用優于止血環酸;其三七總皂苷不但具有保護腦細胞、減輕腦水腫的作用，還具有解痙鎮痛作用[11，12];大黃苦寒降泄，能泄火止血，制后收斂止血力更強，其主要有效成分大黃素、大黃酚和α-兒茶素能提高血小板的粘附性和聚集力，從而加速止血[13];以大黃為主治療出血性中風痰熱腑實證及其并發的上消化道出血、高熱已成為臨床常用方法之一，作為通腑法的必用藥，合理應用大黃對病情的愈后有重要意義。本課題將聯合應用田七大黃，以使加強田七保護腦細胞，減輕腦水腫及解痙鎮痛作用，配合大黃化痰通腑泄熱，釜底抽薪，解除風火上旋之勢，使邪有出路，從而達到解毒開竅、通腑泄熱、熄風化痰、活血通絡之效。

本研究發現，在發病初期， 常規西醫常規治療及田黃沖劑加常規治療患者的腦血腫體積在發病初期都顯著升高，但兩組間血腫無明顯差異;在發病3 d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體積達到高峰，且均值較前加重，且田黃沖劑組與入院時比較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而常規治療組與入院時比較同樣具有統計學意義，這反映了田黃沖劑組出現繼發出血現象的患者較常規治療組多;在發病7d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均較前減輕，田黃沖劑組與第3天比較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而常規治療組與入院時比較同樣具有統計學意義，這反映了田黃沖劑組對腦血腫吸收的治療效果好于常規治療組;在發病14天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均減輕，血腫均明顯小于發病第3天。在各時段進行組間比較均無統計學意義，但我們發現在腦血腫達到高峰后應用田黃沖劑加常規治療患者的血腫體積均在各時間段低于常規治療的患者，同樣說明田黃沖劑具有減輕腦血腫的作用。

腦水腫的的趨勢同腦血腫基本相同，在發病初期， 常規西醫常規治療及田黃沖劑加常規治療患者的腦水腫體積在發病初期都顯著升高，但兩組間水腫無明顯差異;在發病3 d時，田黃組患者腦水腫體積達到高峰，且均值較前加重，且與入院時比較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而常規治療組與入院時比較同樣具有統計學意義，這反映了田黃沖劑組出現繼發出水現象的患者較常規治療組多;在發病7d時， 常規治療組患者腦水腫體積達到高峰，且均值較前加重，田黃沖劑組患者腦水腫均較前減輕，田黃沖劑組與第3天比較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而常規治療組與入院時比較同樣具有統計學意義，這反映了田黃沖劑組對腦水腫吸收的治療效果好于常規治療組;在發病14天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水腫均減輕，水腫均明顯小于發病第3天。在各時段進行組間比較發病1，3 d均無統計學意義，在發病第7天及14天兩組間比較具有統計學意義說明，說明田黃沖劑可能通過減輕腦水腫的起到治療作用。

對不同時間段的NIHSS評分進行比較，發現常規西醫常規治療及田黃沖劑加常規治療患者的NIHSS評分在發病初期都顯著升高，在發病第3天達到高峰，隨著藥物治療病情轉歸而下降，呈逐漸遞減降低的趨勢。通過各組間比較我們發現，只有第28天的時候具有統計學意義，說明田黃沖劑在對病人的功能康復的治療上具有遠期療效，雖然其它各時段治療組間及比較均無統計學意義，但我們發現田黃沖劑加常規治療患者的臨床功能恢復要好于常規治療組且NIHSS評分也低于常規治療的患者，說明田黃沖劑同樣有助于改善腦出血患者的早期神經功能功能康復。在同組各時段的比較我們發現常規治療組與田黃沖劑組具有同樣的趨勢，即在發病第3天時神經功能損傷達到高峰，隨后逐漸好轉。田黃沖劑組在發病第14天時與高峰比較都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常規治療組在發病第14天時與高峰比較都具有統計學意義，這可以說明田黃沖劑在第14天時的治療效果，因此我們有待于進一步的觀察臨床療效，挖掘數據，擴大樣本量，采用更多更準確評價體系評價患者臨床功能及生活質量康復狀況以明確療效。

總之，本研究表明，田黃沖劑對急性腦出血早期預防血腫及水腫擴大，有明顯的療效，對比常規治療腦出血早期血腫及水腫擴大發生率明顯降低，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神經功能。結合前期研究表明田黃沖劑與常規西藥比較具有更好的改善癥狀作用[14] 。因此，田黃沖劑對急性腦出血早期抑制血腫擴大、提高患者生存率及指導臨床治療該病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參考文獻

[1] 潘均喜.腦出血的治療進展 [J].海南醫藥，2009，20(5)：290.

[2]腦卒中患者臨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標準(1995) [J].中華神經科雜志，1996，29(6)：381.

[3]Young FB，Weir CJ，Lees KR，et al.Comparison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with disability outcome measures in acute stroke trials[J].Stroke， 2005，36 ：2187.

[4]Rosell A，Ortega-Aznar A，Alvarez-Sabin J，et a1.Increased brain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after ischemic and hemorrhagic human stroke[J].Stroke，2006，37:1399.

[5]王維治.神經病學[M]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4：149.

[6]唐偉，鄒颯楓.針刺預處理對腦缺血/再灌注大鼠腦水腫及腺苷水平的影響[J].中國中西醫結合急救雜志，2007，14(3)：166.

[7]Su C. Y.， Chen H. M.， Kwan A. L.， et al.Neuro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after hemorrhagic stroke in basal ganglia[J]. Arch Clin Neuropsychol， 2007，22:465.

[8]Nys G. M.， van Zandvoort， M. J..Cognitive disorders in acute stroke: prevalence and clinical determinants[J].Cerebrovasc Dis， 2007，23: 408.

[9]Fujita K， Kato T， Shibayama K.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17 beta-estradiol on neuronal apoptosis in hippocampus tissue following transient ischemia/recirculation in Mongolian gerbils via down-regulation of tissue transglutaminase activity[J]. . Neurochem. Res2006， 31:1059.

[10]Ko A C，Chen A Y，Hung V K，et a1.Endothelin-1 overexpression leads to further water accumulation and brain edema after middi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via aquaporin 4 expression in astreytic end-feet[J].J Cereb Blood Flow Metab，2005，25：998.

[11]高學敏.中藥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595，988，1104，1422.

[12]駱和生，王建華.中藥方劑的藥理與臨床研究進展[M].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1991：210，248.

篇4

[關鍵詞] 出血性腦卒中；血清；腦脊液；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SE）

[中圖分類號] R743.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210（2010）11（a）-012-04

Study on the content changes of neuron specific enolase in serum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troke

REN Bin1, CHEN Laizhao2, GUO Tao1

(1.Clinical Department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1, China; 2.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 in serum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of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troke in acute stage,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Methods: Samples of serum and CSF were examined on day 1,3,7 and 14 after onset in 40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troke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and analyzed statistically. Clinical outcome was assessed on the 30th day after onset with the Glasgow Outcome Scale(GOS)and Glasgow Coma Score (GCS). Results: The levels of NSE in hemorrhagic stroke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It reached maximum within 3-7 days, and decreased within 7-14 days. In the early stage after onset (within 14 days), the more severe the condition at the corresponding time points, the lower GCS score, the value of NSE was higher (P＜0.001); the levels of NSE in serum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in the excellent prognosis group increased,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erences between the excellent prognosis group and worse prognosis group (P＜0.05); in the same patient, the value of NSE in CSF was higher compared to the serum one (P＜0.05). The contents of NSE in serum and CSF in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troke were positive correlation (r=0.966,P＜0.05). Conclusion: It indicates that NSE may serve as quantitative biochemical markers, and its levels may reflect the degree of brain damage. As well as, it may prove to be an index of monitor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troke.

[Key words] Hemorrhagic stroke; Serum; Cerebrospinal fluid(CSF); 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

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相對分子量為78 kD，是烯醇化酶的一種同工酶，特異性地存在于大腦神經元和神經內分泌細胞中，是神經元的標志酶。在一些腦損傷性疾病中，如腦卒中、蛛網膜下腔出血、腦外傷、癲癇等，都曾發現患者的血清和(或)腦脊液NSE濃度升高[1-5]。NSE作為判斷中樞神經元損傷程度的重要參數，近年來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臨床和科研工作者的關注。本文通過對出血性腦卒中患者發病早期的血清和腦脊液NSE水平進行動態檢測，觀察二者NSE水平的動態變化及其關系，探討NSE在出血性腦卒患者病情發生、發展及預后中的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09年5月～2010年10月我院神經外科收治的40例出血性腦卒中患者，其中，男20例，女20例；年齡40～84歲，平均(59.8±9.6)歲。全部病例均為首次發病，而且在起病24 h內入院，診斷全部符合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病學術會議修訂的診斷標準[6]，并均經頭顱CT或MRI檢查確診。排除合并有腦外傷、惡性腫瘤、繼發性腦出血（腫瘤出血、顱內動脈瘤、動靜脈畸形等）、嚴重心功能不全及慢性腎衰、以及既往有腦中風或癲癇病史者。各組之間性別和年齡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1．2 實驗方法

1.2.1取材 40例患者均于入院24 h內及第3、7、14 d的凌晨空腹采集外周靜脈血和腦脊液各2 ml，每一相對應的血液和腦脊液標本的采集時間相差不超過1 d。采集標本后迅速常溫離心（3 000 r/min）10 min，分離后取上清液置于-80℃備檢，避免反復凍融。如有溶血標本則棄之。

1.2.2分組 所有患者入院后按格拉斯哥昏迷計分法（GCS評分標準）分為兩組：GCS 3～8分組和GCS 9～15分組。

以格拉斯哥預后量表評分(GOS評分)評定患者發病30 d時的預后：死亡，1分；植物人生存，長期昏迷，2分；重度病殘，需他人照顧，3分；中度病殘，生活能自理，4分；恢復良好，能正常生活，5分。GOS 1～3分為預后不良組，GOS 4～5分為預后良好組。

1.2.3 NSE檢測方法 應用ELISA法檢測血清和腦脊液NSE濃度。NSE-ELISA試劑盒由上海領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采用長春賽諾邁德醫學技術有限公司提供的自動酶標分析儀SPR-960進行檢測，嚴格按照試劑盒使用說明書進行操作，最后結果根據標準曲線換算成實際濃度。標本均為復孔檢測。NSE單位為ng/ml。

1．3 統計學方法

本實驗在SPSS 13.0統計軟件下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計量資料的組間比較采用方差分析或秩和檢驗，兩兩比較用LSD或Dunnett T3。變量間相關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或Spearman秩相關檢驗，以P＜0.05 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血清及腦脊液NSE變化規律

NSE水平在發病后的不同時間(24 h內，第3、7、14 d)之間比較，第3天和第7天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余各時間點相互間比較差異均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0.001）。出血性腦卒中患者發病早期（14 d內）四個時間點血清和腦脊液NSE的平均水平均于起病后3～7 d達高峰，7～14 d逐漸下降（表1、2）。

表1 各評分組不同時間點血清NSE的比較（x±s，ng/ml）

Tab.1 Comparison of serum NSE in different time points between the two GCS scores (x±s，ng/mlm)

與24 h比較，*P＜0.001；與3 d比較，P＜0.001；與7 d比較，P＜0.001。與GCS 9～15分組同一時間比較，P＜0.001

2.2 病情程度與血清及腦脊液NSE水平的關系

本次實驗表明，無論是血清還是腦脊液，同一時間點，GCS評分不同組間NSE含量相比較差異均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0.001），GCS 3～8分組的平均水平高于9～15分組的平均水平，表明GCS評分越低，NSE含量越高（表1、2）。

2.3 NSE與預后的關系

本次實驗表明，同一時間點，不同預后組的血清及腦脊液NSE水平相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預后不良組NSE水平高于預后良好組。預后不良組NSE平均水平在腦出血第3日出現驟升,且在第7日和第14日都保持較高水平,而預后良好組NSE水平曲線較預后不良組相對平坦（表3、4）。

表3 不同預后組血清NSE比較（x±s，ng/ml）

Tab.3 Comparison of serum NSE between the excellent and worse prognosis groups (x±s，ng/ml)

與預后良好組同一時間比較，*P＜0.001

表4 不同預后組腦脊液NSE比較（x±s，ng/ml）

Tab.4 Comparison of CSF NSE between the excellent and worse prognosis groups(x±s，ng/ml)

與預后良好組同一時間比較，*P＜0.001

2.4 血清NSE值與腦脊液NSE值的關系

本試驗表明，血清NSE與腦脊液NSE呈正相關（r=0.966，P＜0.05）。

3 討論

出血性腦卒中的基本病理變化為腦血管壁的粥樣硬化，纖維素樣變性、壞死，致使血管壁破裂，顱內血腫形成，進而破壞腦組織；出血及其周圍組織水腫可壓迫鄰近腦組織結構，甚而發生腦疝，故該病具有較高的致殘率和死亡率。NSE是糖酵解途徑過程中的一種酸性蛋白酶，主要存在于神經元和神經內分泌細胞中，對維持神經系統的生理功能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由于不與肌漿蛋白結合，較易釋放，這為腦組織損傷后檢測血清及腦脊液中NSE的變化提供了依據[6-7]。當缺血、缺氧、中毒或損傷時，由于神經細胞膜完整性被破壞，NSE從缺血或壞死的細胞中釋放出來，致使腦脊液NSE增高，由于血-腦屏障的破壞，NSE進入血液循環系統中，致使血NSE增高[8-9]。

3.1 NSE的變化機制

國外臨床研究發現[5，9]，腦卒中后患者血清NSE升高可出現兩個高峰：起病后24 h內常有一短暫的升高，為初期腦神經元損傷所致；第二個高峰出現在起病后72～96 h，恢復較緩慢，可維持數天，為腦水腫及再灌注腦損傷所致。本實驗的研究結果表明，出血性腦卒中患者發病早期（14 d內），四個時間點NSE的平均水平于起病后3～7 d達高峰，這與以上的研究結果相吻合。研究還發現，隨著病情進展、不同的病情程度，GCS評分不同的患者血清和腦脊液NSE水平均于發病后7～14 d逐漸下降，NSE出現先升高后逐漸下降的過程，原因可能為，⑴NSE升高的原因：①腦卒中后早期，全身的應激反應狀態致使交感神經活性增強，血管收縮，從而導致腦組織缺血缺氧，神經細胞受損，膜崩解，大量NSE從細胞內逸出釋放入腦脊液及血液。②腦卒中后血-腦屏障受損，NSE可通過受損的血-腦屏障漏至血液中，這已被動物實驗所證實[10]。③血腫的直接壓迫，顱內高壓以及腦水腫可致缺血性腦損傷的級聯反應惡化，從而加重腦卒中的原發損傷，導致大量神經元壞死，引起或加重遲發性神經元損傷。④血腫內破碎紅細胞的降解產物，血紅蛋白的分解產物以及炎性介質等的毒性作用，均可致Ca2+超載、自由基連鎖反應加重[11-13]。⑵下降的原因：①腦卒中后機體出于應急反應，通過各種途徑使NSE的來源減少，并清除壞死神經元釋放的NSE，使NSE濃度下降。②在缺血、缺氧狀態下，由于神經元進行糖酵解，NSE消耗增加。③早期壞死神經元的NSE可能已經釋放殆盡[14]。④隨著病情進展，腦水腫在逐漸減輕甚至消退，腦組織的側支循環也逐步建立起來，出血所致的損傷逐漸趨于穩定甚至好轉，腦卒中患者開始進入恢復期，其血中NSE水平開始逐漸下降。因此，我們認為對出血性腦卒中患者早期檢測其血清和（或）腦脊液NSE能反映腦組織的損傷程度，NSE水平的動態變化可以有效地反映卒中后患者的病理生理變化，幫助了解腦原發性和繼發性損害的情況。Marchi等[15]也贊同這一觀點。

3.2 NSE與病情嚴重程度和預后的關系

血清NSE是急性腦血管病患者病情嚴重程度的有效指標，可以提示腦損傷的嚴重程度并決定患者的預后[16-17]。Cunningham等[18]的研究發現，出血后1周內血清NSE濃度較對照組明顯升高，升高的程度與病情的嚴重程度有關。本次實驗對GCS評分不同的兩組患者同一時間點的腦脊液和血清NSE值分別進行了比較，差異均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0.001）。這表明同一時間點，患者病情越重，GCS評分越低，NSE含量就越高。可見，出血性腦卒中患者發病早期，病情越重，死亡崩解的神經元越多，血-腦屏障受損程度越高，神經元釋放入腦脊液和血的NSE就越多，腦脊液和血清中NSE含量就越高。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出血性腦卒中不僅有NSE的升高，NSE的高低也反映了腦組織被破壞的程度和病情的嚴重程度。

本實驗亦表明NSE與患者病情的預后有關。研究發現，預后不良組病例血清和腦脊液NSE水平在病程各時間點均較預后良好組增高，而且在病程第7、14天仍維持在較高水平，曲線增長幅度較大，而預后良好組的曲線相對較平坦，說明預后不良組患者此時的繼發性神經元損傷較重，可能遺留有重度殘疾。此表明，NSE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示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早期預后，病程中NSE明顯增高者，病情兇險，如果NSE持續維持在較高水平，則臨床預后不佳。與國內學者報道的結果基本一致[19-20]。

因此，NSE有可能作為藥物設計的潛在靶點，成為治療出血性腦卒中的有效途徑。病程中對其進行動態監測有利于醫師及時準確地評估腦實質被破壞的程度，提示患者的病程轉歸，以便及時地進行臨床干預。

3.3 出血性腦卒中患者血清與腦脊液NSE的關系

血液在血管系統內不斷的循環流動，是內環境中最活躍的部分，能夠通過溝通各部分組織液與外環境的交通來進行物質交換，因而人體各系統、組織、器官的病變可以在血液中得到反映。腦脊液主要由腦室內的脈絡叢組織產生，經循環回流入血液的靜脈竇，它在不斷地產生，又不斷地被吸收回流，由此循環反復，對神經系統起著支持保護的重要作用。血腦屏障在維持中樞神經系統的正常生理狀態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生物學作用。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常引起血-腦屏障結構和功能的劇烈變化，致使血-腦屏障通透性增加。因此，血液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腦脊液的變化，而腦脊液的變化也能夠反映血液的改變。動物實驗發現，中樞神經元壞死、崩解后，NSE可以自胞質釋放入腦脊液，并通過受損的血-腦屏障漏至血液中[8]。本次實驗表明，出血性腦卒中患者同一時間點各自的血清和腦脊液NSE呈正相關，提示當腦組織發生出血性損害時，不僅腦實質遭到了破壞，使得腦脊液中NSE升高；同時血-腦屏障也受到了損傷，致使血清中NSE也升高，說明血清NSE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間接反映腦脊液NSE的變化，這與以上的研究相一致。研究還發現同一時間點的腦脊液NSE較血清NSE高（P＜0.05），這種差異可能是由于不同病變部位神經元的易損性不同，距蛛網膜下腔的遠近不同，以及釋放出的NSE被局限或被消耗等影響因素造成[21]。

綜上所述，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血清和（或）腦脊液NSE為判斷中樞神經系統損傷程度提供了定量信息。動態監測血清和（或）腦脊液NSE水平變化不僅對出血性腦卒中患者病情的評估有幫助，對疾病預后、指導治療及療效觀察也有一定的意義，具有臨床應用價值。

[參考文獻]

[1]邵慧軍.腦出血急性期血清NSE測定的臨床意義[J].心腦血管病防治,2006,6(6):364-365.

[2]Yamazaki Y, Yada K, Morii S, et al. Diagnostic significance of serum neuron-specific enolase and myelin basic protein assa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head injury [J]. Surg Neurol,1995,43(3):267-271.

[3]Greffe J, Lemoine P, Lacroix C, et al. Increased serum levels of neuron-specific enolase in epileptic patients and after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a preliminary report [J].Clin Chim Acta,1996,244(2):199-208.

[4]Weglewski A, Ryglewicz D, Mular A, et al. Changes of protein S100B serum concentration during ischemic and hemorrhagic stroke in relation to the volume of stroke lesion [J].Neurol Neurochir Pol,2005,39(4):310-317.

[5]Schaarschmidt H, Prange HW, Reiber H. Neuron-specific enolase concentrations in blood as a prognostic parameter in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J]. Stroke,1994,25(3):558-565.

[6]中華醫學會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疾病學術會議.各類腦血管疾病診斷要點[J].中華神經科雜志,1996,12(6):379-381.

[7]林堅,王懷甌,林逢春.兔腦出血急性期血漿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SE)的變化及意義[J].中國實用神經疾病雜志,2006,9(1):41-43.

[8]Barone FC, Clark RK, Price WJ, et al. Neuron-specific enolase increases in cerebral and systemic circulation following focal ischemia [J]. Brain Res,1993,623(1):77-82.

[9]Missler U, Wiesmann M, Friedrich C, et al. S-100 protein and neuron-specific enolase concentrations in blood as indicators of infarction volume and prognosis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J]. Stroke,1997,28(10):1956.

[10]Angelov DN, Neiss WF, Gunkel A, et al. Axotomy induces intranuclear immunolocalization of neuron-specific enolase in facial and hypoglossal neurons of the rat [J]. J Neurocytol,1994,23(4):218-233.

[11]Stevens H, Jakobs C, de Jager AE, et al. Neuron-specific enolase and N-acetyl-aspartate as potential peripheral markers of ischaemic stroke [J]. Eur J Clin Invest,1999,29(1):6-11.

[12],范生堯.腦出血患者血TNF-α、ET、NSE水平變化[J].中國神經免疫學和神經病學雜志,2006,13(4):250-251.

[13]王忠誠.王忠誠神經外科學[M].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368-379.

[14]毛向瑩.腦出血患者血清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的動態變化[J].醫藥論壇雜志,2007,28(19):40-41.

[15]Marchi N, Rasmussen P, KaPural M, et al. Peripheral markers of brain damage and blood-brain barrier dysfunction [J]. Restor Neurol Neurosci,2003,21(3):109-121.

[16]Oh SH, Lee JG, Na SJ, et al. The effect of initial serum neuron-specific enolase level on clinical outcome in acute carotid artery territory infarction [J]. Yonsei Med J,2002,43(3):357-362.

[17]Lamers KJ, Vos P, Verbeek MM, et al. Protein S-100B, neuron-specific enolase (NSE),myelin basic protein(MBP) and 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GFAP) in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and blood of neurological patients [J]. Brain Res Bull,2003,61(3):261-264.

[18]Cunningham RT, Watt M, Winder J, et al. Serum neuron specific enolase as a indicator of stroke volume [J]. Eur J Clin Invest,1996,26(4):298-303.

[19]黃菊明.腦出血患者血清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測定的臨床價值[J].心腦血管病防治,2006,6(1):16-17.

[20]趙明哲,史萬英,朱榮彥,等.血清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與急性腦出血關系的研究[J].臨床神經病學雜志,2007,20(2):134-136.

篇5

關鍵詞：中醫思維方式，中國哲學，傳統文化

中圖分類號：N04；R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8578（2012）05—0050—03

醫療作為社會生活的基本保障體系，成為深入參與全球化進程的領域之一。近年來，針對中醫與現代醫學之間的比較研究呈現出更深入、更理性、更追本溯源的發展趨勢，很多研究者開始從其產生的社會物質基礎和哲學思想方面來考慮中西醫學的差異。于是便出現了“中醫思維方式”“西醫思維方式”等在意識思維層面體現二者對比特點的新詞。

筆者從中醫思維方式的產生談起，詳細介紹中醫思維方式的特征，旨在將“中醫思維方式”一詞的內涵解釋清楚，從而方便行業內外的研究者了解到，一種醫學的思維方式并非獨立于社會生活之外存在，其產生與發展與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物質條件有著緊密的聯系。試以此文拋磚引玉，與其他同人共同探討研究，為中西方醫學的發展，做出一些貢獻。

一中醫藥理論具有典型的東方式思維模式

實踐方式是思維方式的基礎與源泉，實踐方式決定思維方式，思維方式依賴于實踐方式。系統化的中醫理論是古代醫家在當時豐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吸取了當時哲學、地理、天文等諸多學科的先進成果，對當時臨床實踐的一次大的理論總結，它歸根結底是實踐的產物，同時又經過了幾千年實踐的檢驗。

中醫藥理論具有其獨特的思維方式，這種特有思維方式是建立在中國哲學思維模式基礎之上的。中國傳統哲學幾千年來是一脈相承的，先秦文化的異常繁榮基本確立了中華文化的基調。后來的獨尊儒術，道家和道教的興起，印傳佛教的中國本土化改造，以及宋明理學的興盛……凡此種種，俱不離經。可以發現，秦漢之后的哲學發展，只是對先秦哲學的交融整合，即使作為外來的佛教也不可避免地被本土哲學改造為中國特色的“禪”。但正是這些漫不經心的融合交織，產生了哲學上的重大創新。

中醫學的發展也是這樣，理論的誕生推進了臨床的發展，而每一次重大理論的創新都是在同哲學思想的整合中帶動的。中醫學的生物醫學屬性是在天人合一觀念、整體辨證理念、自然中和思想、自穩自律和機轉規律、混沌思維、意象思維的中國哲學思想指導下，結合了對人體病理生理的生物學認識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這種思維模式是建立在中國哲學思維模式基礎上的。天人合一、整體辯證觀念、意象思維、混沌思維……這些中國哲學思想的觀點都能在中醫藥理論中得到體現。中醫學每一個理論的產生大都受到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指導，如藏象理論、腎命理論、樞機理論、四氣五味理論、君臣佐使理論、病因病機理論、形神理論、五運六氣理論、靈龜八法理論、針灸補瀉理論，以及治則治法理論、預防養生理論等，難怪乎先人徑直把《黃帝內經》當作先秦哲學著作1。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可以還原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去尋找幾乎所有中醫理論的根源。也就是說，在哲學中，我們總能夠在后者身上覓到前者的影子，而在中醫理論的每一次突破中，我們也總能尋到一脈相承的東西。這實際上就是中醫學發展的軌跡。

二中醫思維方式特點

1.中醫思維方式具有情感思維的升華

情感思維是在人類與自身生存“環境”交互作用的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特殊思維方式。在思維的過程方面，情感思維并不具有邏輯思維那樣明確的思維規則、思維程序和思維方法；在思維的結果方面也不具有邏輯思維那樣的清晰性、準確性和可傳達性，而是體悟式的、隱晦的，甚至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在情感思維中，主體與客體不是對立的，而是互相交融，彼此滲透的。主體從自己的經驗和情感出發，將自己的體驗、情感不自覺地賦予并加在客體上。

由于中醫理論形成初期所在的社會環境沒有發達的科技水平和文明，先人所感知到的現象、形式也就是事物的全部。“由于現象或形式就是事物的全部，任何符號、標記與那一實在的事物相等同”，所以“任何畫像、任何再現都是與其原型的本性、屬性、生命‘互滲’。……由于原型和肖像之間的神秘結合，由于那種用互滲來表現的結合，肖像就是原型。”2

中醫藥理論產生于生產力并不發達的社會背景下，古人通過自身與環境間的溝通體悟，產生了粗疏的哲學理論和世界觀，并將此推演到生活的各個方面。樸素的陰陽五行哲學將古人的生活環境歸納為幾個方面，同時古人將對自身的認識與樸素的哲學相結合，如在掌握了簡單知識的基礎上，將臟腑器官、季節氣候、晝夜晨昏、時間方位等與五行相對應，從而出現五臟六腑、五時、五方、五運六氣等等。這類知識具有濃厚的本民族文化特點，如果缺乏對中華文化的了解，中醫藥理論中的相當部分內容都會給人晦澀、神秘甚至難以理解的感覺。

2.中醫思維方式體現經驗思維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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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保持中醫學理論的原汁原味，不與西醫學相融合。以匡萃璋先生的“兩種牛不人工授精論”為代表。強調建立中國傳統文化的自信心，中醫學有自己的原理，即整體論，認為目前應強傳統之體，宏中醫之用。

二是強調以現代科學研究中醫中藥，使中醫中藥脫離其傳統理論，成為世界公認的科學。部分西醫學習中醫的專家及中醫學習西醫的人員，持此種觀點。引以為榮的代表成果如日本的小柴胡湯制劑獲得美國FDA認證。此觀點遭到傳統中醫學者的抵制，認為似乎是“廢醫存藥”之風重來。但因研究藥劑有客觀的經濟效益，目前此風難止。

三是主張在保持中醫學特色的基礎上發展創新，即強調充分繼承挖掘中醫學的傳統理論，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與創新。只要研究的核心、本質是中醫學的，所用的方法既可以是傳統的思辨，也可以是現代科學的調研、分析、實證。我認為這是中醫學發展的正確方向。下面談談我對中醫學理論發展目標及創新思路的理解。

1中醫學理論的創新目標

中醫學理論發展的總體目標，一般說來是實現中醫學理論的現代化。要實現中醫學理論的現代化，以下5個方面的分目標必須優先實現。

1.1中醫學理論范疇中基本概念的規范化

中醫學基本概念的規范化，是指中醫學理論體系中的基本概念的內涵是確切的，外延是清楚的，表述是統一的，沒有概念的泛化或歧義。中醫學基本概念的規范化，有利于中醫學的發展，有利于中醫學的對外交流，有利于提升中醫學在世界上的地位，也與中醫學作為一門醫學科學的身份相符。

目前的實際情況是，雖然對中醫學基本概念的規范化做了一些相應的工作，如正在建立中醫學名詞術語及其英譯的國家標準，但尚有大量問題需要解決，如:①精與氣概念的混用；②精、氣與古代哲學范疇中關于宇宙本原的精、氣概念的混淆;③陰虛與精虛、血虛、津液不足分不清，陽虛與氣虛難區別，并出現氣陰兩虛與氣陽兩虧等有悖邏輯的術語；④臟腑之精、臟腑之氣、臟腑之陰、臟腑之陽的內涵不清，關系不明等。

中醫學某些基本概念的內涵不清，其原因有多種。而解決的辦法，應是調動全國的中醫學基礎、文獻學科的專家和中醫臨床學家來共同研究，在調查大量的有關文獻和臨床資料之后，共同討論確定。

當然，中醫學基本概念的規范化，不是限制人們的思維，而是在培養我們的學生時，有一個規范的說法;在編寫教科書時，有一個可遵循或參照的標準；在對外交流時，有一個可讓國外友人容易理解的相對規范的表述。

1.2證候概念的規范化及診斷標準的確定

辨證論治是中醫學的診治特色，證候也就成為中醫學基礎和應用研究的核心問題。近幾年對證候的研究，包括對證候診斷標準的研究和證候內在機制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問題是:①證候的概念內涵至今不甚明確，某些中醫專家，甚至《中醫內科學》教科書中，仍然將證候規定為“癥狀和脈象”與現行的《中醫基礎理論》和《中醫診斷學》教科書中的表述不符。②證候的分類仍然有待改進，證候分類的層次應該清晰，從類證（如虛證、實證、熱證、寒證、表證、里證、陰證、陽證等八綱證，太陽、少陽等六經證，衛、氣、營、血證，上焦、中焦、下焦證等)到一個實施治療的具體證候，一般都有幾個層次。③某些中醫證候診斷術語概念不清。一是由于中醫學某些基本概念內涵不清而導致的證候診斷術語不確切和不規范，如上面提到的氣陰兩虛、氣陽兩虧等;二是由于中醫學理論發展的滯后而出現的概念內涵不清的證候診斷術語，如脾虛、腎虛、肝虛、心虛等等。④證候的診斷標準應該統一規范，但現在仍處于研究的初級階段。⑤證候的診斷以癥狀、體征和行為異常的描述為主，微觀指標在辨證中仍然難起作用。

解決證候概念的規范化和確立證候的診斷標準，應是中醫學理論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雖然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頒布了中醫藥行業標準“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并組織起草了國家標準中的“中醫臨床診療術語”但尚需不斷地改進、發展和完善，以增強其科學性和權威性。

1.3將中醫學的相關概念獨立于古代哲學概念并確立其自然科學的屬性

確立中醫學的自然科學屬性（并不否定其人文社科屬性),有利于中醫學在自然科學方面的發展，有利于將中醫學的某些概念與古代哲學的相關概念分開，成為中醫學自身的概念。

如精、氣、神的概念，在古代哲學范疇中與在中醫學中是有嚴格區別的；中醫學的生命本原說與古代哲學的生命本原說也是不同的；中醫學的精氣概念及其生命本原說、中醫學的天人相應說，都具有自然科學屬性，都可以以自然科學的實證研究方法逐漸揭示其內涵。

1.4基礎理論與臨床實踐密切結合

中醫學理論要達到現代化的目標，理論創新必須要與臨床實踐相結合。新理論、新假說的誕生一般都在實踐過程中，或在臨床實踐經驗的積累過程中，或在實驗研究積累的過程中，或在文獻研究的分析過程中。就中醫學來說，臨床實踐過程對于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理論創新不僅僅是基礎學科的事情，也是臨床學科的事情。只有理論學科與臨床學科的專家聯手協作，才有可能發現新的規律，構建新的假說。“臟腑一精氣一陰陽”理論體系的構建，就是理論研究與臨床實踐相結合的結果。

因此，要求臨床學家要有深厚的理論功底理論學家要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和技能。中醫學理論要創新，要現代化，必須造就一大批理論與臨床兼通的專家。

1.5傳統理論的改造與新理論體系的構建

傳統理論的改造和新理論體系的構建，標志著中醫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傳統理論的改造，多是建立在否定某些傳統理論的基礎上，操作起來較為困難，且難以得到公認。

國家級規劃教材《中醫基礎理論》中，對某些傳統理論作了改造，如：①三焦是六腑之一，是人體上中下三個部位的劃分，還是溫病辨證綱領的問題;②膀胱是盛尿的臟腑還是藏津液的臟腑的問題；③主管人的心理情志活動的臟腑是心，是腦，還是肝的問題;④臟腑的功能是以臟腑的結構為基礎還是以臟腑之精氣陰陽為基礎的問題；⑤正氣與邪氣的概念問題;⑥陰陽失調與調整陰陽的概念問題。諸如此類問題，均是中醫學理論中較難處理的問題，也是臨床實踐中必須面對的問題。

我們在“臟腑氣血陰陽”理論基礎上，進一步研宄而構建的“臟腑一精氣一陰陽”理論體系，是在發掘《內經》傳統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與傳統理論相統一，但與后世的臟腑氣血理論有某些沖突，也屬于對傳統理論的改造。

另外，對證候的深化研究，也可能與傳統的“異病同治”理論發生沖突。我們經過研究發現，寒飲蘊肺證可出現在哮喘、COPD和肺水腫等疾病中，并且用小青龍湯治療均有效，但實際上寒飲蘊肺證在上述不同的疾病中應是有區別的，用藥自然也應有所區別。至于用何方治療更為合理，只有通過實驗研究去探索。因此，“異病同治”僅僅是說幾種不同的疾病出現了一個大致相同的證候，用大致相同的方藥可能都有效，而幾種不同的疾病出現一個完全相同的證候，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哮喘、COPD、肺水腫等疾病中出現的寒飲蘊肺證，實際上也是一個類證，其在不同的疾病中也存在著差異，這實際上是發展了對“異病同治”的認識。

傳統理論改造的目的，是對傳統理論的發展和提升，使其科學性更能體現出來。

傳統理論的改造與新理論體系的構建，是中醫學理論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

2中醫學理論創新的思路

2.1明確中醫學的學科屬性與其現代化的關系

中醫學是發祥于中國古代，用以研究人體的生命、健康、疾病的科學。它雖受到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深刻影響，具有一些人文社會科學屬性，但仍應歸屬于自然科學的范疇。

醫學是一門特殊的學科，既屬于自然科學的范疇，又具有很強的社會科學屬性，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交融的學科。

將中醫學的學科屬性定位于融入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自然科學，并在整體觀的指導下大力發展其屬于自然科學的部分，將有助于中醫學自身的發展和現代化。

在通過文獻整理研究明確了中醫學某些范疇的概念內涵的基礎上，以科學的實證分析方法研究其理論概念的微觀機制，不斷創建和發現新的假說，方可使傳統的中醫學理論體系不斷得到發展和更新。同時將其屬于人文社會科學的部分，尤其是古代哲學的思想和方法加以科學的改造，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并吸收一些新的理論和方法，方可使其更能指導中醫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2.2正確認識繼承與創新的關系，堅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的思路

繼承性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礎和前提。中醫基礎理論的創新與發展，必須堅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走繼承與創新并行的發展之路。繼承是創新的基礎，繼承的目的是創新。只有重視繼承，才能將中醫學的傳統理論傳承下來，為發展和創新奠定基礎；創新是中醫學繼續發展的需要，是中醫學新理論、新觀點的產生之源，也是中醫學的生命之源。沒有繼承，中醫學的傳統理論將得不到延續，也就無從談創新發展，即便是創新，也不是對中醫學理論的創新。但若沒有創新，則中醫學的傳統理論就得不到更新和發展，自然就會變成僵死的東西，因而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因此，正確處理繼承與創新的關系，切實操作好中醫基礎理論的繼承工作和在此基礎上的創新工作，是關系到中醫學前途的重大工程。

2.3科學評價中國傳統文化對中醫學理論和概念的影響

在中醫學理論的繼承與創新研究中，要科學地評價中國傳統文化，包括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在中醫學理論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我們既要承認精氣、陰陽、五行等古代哲學思想 對中醫學理論體系建構的影響，又不能把中醫學說成是古代哲學的衍生物。

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起了重大影響的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主要有精氣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和整體觀念等。這些古代哲學思想對中醫學基本理論和概念的形成及其理論體系的建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是不容置疑的。科學地評價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在中醫學中的歷史地位，對于繼承和發展中醫學基本理論，并在此基礎上有所創新，有所突破，具有重要的意義。

2.4積極推動中醫基礎理論、基本概念和術語的規范化進程

以明確中醫學固有的基礎理論和基本概念的內涵為中醫學理論研究之目標，積極推動中醫基礎理論、基本概念和術語的規范化進程。

藏象、經絡、精神氣血津液、病因病機和防治原則等，是中醫學固有的基礎理論和基本概念，應下大功夫對其進行系統性研究，明確其基本內涵。這是中醫學理論研究應達到的基本目標。當然，中醫學基礎理論和概念內涵的確立，應建立在充分掌握和分析有關該理論和概念的幾乎所有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文獻資料掌握得越全面，得出的結論就越可信。但決不是一些文獻資料的堆積和列舉，而應下一番比較分析的功夫，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從雜亂的材料中歸納能反映該理論和概念之本質的內涵和外延。

如對肺行水理論的研究，首先要明確肺行水理論的基本內涵。經過對文獻資料與臨床實踐的研究分析，發現肺行水概念的內涵主要有兩個方面:①通過肺氣的宣發和肅降運動，調節肺臟本身水液的輸布，這一作用與肺的呼吸功能密切相關;②通過肺氣的推動作用，調節肺系統（尤其是皮毛）之水液的代謝，這一作用與肺的呼吸功能一般無明顯的相關性。

肺主行水理論內涵的確定，對臨床肺疾病的辨證治療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對有關肺主行水理論的科研設計具有奠定理論基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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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醫基礎理論；教學質量；教學方法

《中醫基礎理論》教學過程中，時常會遇到一些學生難以理解和掌握的難點問題。如何突破這些教學難題，則是確保教學質量的關鍵，筆者體會針對其產生的原因，合理采取相應的方法。

1 哲學思辨中醫基礎理論深受中國古代哲學的影響，許多問題需借助哲學思維方能獲得合理的解釋。相反，學生普遍缺乏中國古代哲學知識，更談不上進行哲學思辨，從而造成理解上的諸多困難。有鑒于此，《中醫基礎理論》教學當強化中國古代哲學知識，培養學生哲學思辨，以化解難題。如脾主運問題的認識就在于五行的邏輯推導：脾在五行屬土，土能生養萬物。《管子》云：“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春夏秋冬四時皆稟土氣，靠土以養，這一觀點被引入中醫學后，則有“脾為孤藏，中央土以灌四傍”之說。至于“脾氣散精，上歸于肺”，則是執“天地合氣，化生萬物”這一哲學原理類比推理而產生。肺為華蓋，為人身后天之天；脾歸屬土，為人身后天之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吳醫匯講·辨脾胃升降》云：“蓋脾……其屬土，地氣主上騰，然后能載物，……是脾之宜升也明矣”。藉此思辨，故有脾能升運之論。

2 拓展知識

中醫基礎理論是多學科交互滲透的產物，除中國古代哲學對其形成和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外，中國古代天文學、氣象學、地理學、物候學、農學、生物學、植物學、礦物學、軍事學、數學以及冶煉、釀造等知識和技術同樣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氣象學知識促成了六學說的產生，軍事學知識促進了治療原則的建立。然而，學生對上述中國古代諸學科知識大多不甚了解，導致無法深入地認識中醫基礎理論的淵源和內涵。因此，《中醫基礎理論》教學需引導學生廣涉博學，拓展知識，以突破難點。即《素問·氣交變大論》所謂“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如十二經脈就與古代地理取象類比有關。《靈樞·邪客》云：“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其中十二經水即中國漢代以前所說的清、渭、海、湖、汝、澠、淮、漯、江、河、漳十二條河流。因為十二經水“受水而行之”，則十二經脈“受血而營之”，兩者其象相應。

3 舉例論證

中醫基礎理論并非純思辨而形成，它既憑借經驗事實的引導，又力求經驗事實的驗證，蘊含著豐富的實證事例。因此，《中醫基礎理論》教學中某些從理論上難以講清、以致學生不易理解的難題，可通過選用學生比較熟悉、易于體察的事例來說明之；即使理論上講得清楚的問題，通過舉例論證則可加深學生的理解和記憶。如肺合皮毛理論，可舉體表受寒時，人體會出現鼻塞、打噴嚏、咳嗽等癥狀以闡明之；通過人在悲哭時抽泣，大喜時心胸舒暢，發怒時面紅目赤，過思時食欲減退等事例，可推理出五志分屬五臟理論；聯系大汗后人體會出現少氣懶言、體倦乏力等現象，可加深對“津能載氣”理論的認識；而對經穴刺激引起的局部酸、麻、脹等感覺及沿經脈走向傳導，則說明經絡有感應傳導作用。

4 化整為零

《中醫基礎理論》教學中，有些大型問題較為復雜，教師不易講清，或學生難以理解，可采用化整為零的方法，即將一個大型問題分解為若干個小型問題，逐個加以突破，以化難為易。如脾主運化是指脾具有把水谷化為精微，并將精微吸收、轉輸到全身各臟腑的功能。為使學生更好地理解脾主運化的具體作用，教學過程中可將其分解為兩個過程—化和運：化是指經脾氣的推動、激發作用，水谷得以消化；運則指精微經脾氣的推動、激發作用由胃腸吸收，再由脾氣的轉運作用輸送至全身各臟腑。而根據運化的對象（固態飲食物和液態飲食物）不同，又可將其分為兩個方面：運化食物和運化水液。運化食物是指脾氣促進食物的消化、吸收并轉輸其精微（谷精）的功能，運化水液是指脾氣吸收、轉輸水精，調節水液代謝的功能，而運化食物和運化水液實際上是同時進行的。

5 融會貫通

《中醫基礎理論》各部分內容既相對獨立，又密切相關。相對獨立，故教學時就分別論述；密切相關，則教學時要融會貫通。否則，就會帶來理解上的困惑。眾所周知，臟腑生理功能和生理特性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各自具有特定的內涵，卻又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因此，理解臟腑生理特性需要結合生理功能。如心有主血脈的生理功能，而心脈以通暢為本；心有主神明的生理功能，而心神以清明為要。故心的生理特性自然是主通明，通即通暢，明即清明。反之，聯系臟腑生理特性對理解生理功能也大有裨益，如肺主行水生理功能其實是肺主宣發肅降生理特性在水液代謝過程中的具體體現。肺氣宣發，將脾轉輸至肺的水液向上向外布散；肺氣肅降，將脾轉輸到肺的水液向內向下輸送，如此，肺氣就能推動水液運行至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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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整體觀念 哲學 中醫 方法論

整體觀念是中醫理論體系的特點之一，但縱觀古代醫書，并未有整體觀念這樣的特定詞語。整體觀念是何時提出的，它對當代中醫的發展有何影響，本文從其概念提出、文化淵源和哲學基礎以及其優劣性等方面的分析中闡發中醫整體觀念的意義。

1 整體觀念的提出

從孔子時代起，中國人雖然只生活在中國的地域里，但精神世界中，自認為生活在“普天之下”的世界里，并認為中華民族是現實世界里擁有最高文化的民族。因此，盡管佛教傳入中國后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激起了中國道教的興起及儒家新理學的建立，但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原來的思想模式。由此，在十六七世紀中國人開始與歐洲人接觸時，也就并未對歐洲人十分在意［1］，直到發現歐洲文明可以和中國文明相頡頏時，才極大地動搖了中國人對自己古老文明優越的自信。

醫學上，在西醫強大的沖擊力下，人們對傳統醫學同樣也喪失了信心，可中醫仍艱難地存在著，它需要不滅的精神支持點。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中西醫的比較爭論中，開始有中醫關于“全體”“整個”的提法，但到建國之初，也沒有明確提出“整體觀念”是中醫特點。1957年左右，有中醫名家提出“辨證論治”中醫的診療規律。最先指出“辨證論治”是中醫特點的，卻是西學中學者。1960年“整體觀念”作為中醫特色寫進教科書［2］。這兩大特點，特別是“整體觀念”在建國后取得共識，必然有一定的哲學思想背景。而眾所周知，無疑是這個時代最偉大、最有影響力的哲學理論。不過經典著作中，并無“整體觀念”這個術語。有人認為［2］，這個觀念的提出是為了盡量向辨證唯物論靠近。不過，認識論在中國古代哲學里從未得到發展［1］，即中國哲學不像西方哲學那樣有一條明晰的唯物和唯心的界限［3］，所以向“唯物”靠近是一種時代選擇。但是“辨證”思維在道家《道德經》“反者道之動”和儒家《易傳》“一陰一陽之謂道”中都可見其光芒，中國哲學是富于辨證的，而“整體”和“辨證”是可聯系的，因為辨證邏輯要求人們必須把握、研究事物的總和，從事物本身矛盾的發展、運動、變化來觀察它，把握它，這樣才能認識客觀世界的本質。所以“整體觀念”是有點哲學的味道，或者說是用新的哲學思維方式來解說中醫的發現，它源于民族情結，更是新時代下中醫的精神支持點。

2 整體觀念的文化淵源及哲學基礎

中醫學理論體系是經過長期的臨床實踐，在中國古代哲學的指導下逐步形成的。而哲學的形成又是有其地理和經濟的背景的。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中華民族歷來依靠農業來維持生存，無論在和平時期或戰爭時期，農業都同樣重要，被認為是立國之本。而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農民得靠天吃飯，太陽、月亮的運行和四季嬗替的自然變化是農業必需跟進的。讀書人雖然通常并不親自耕地，但農業生產的好壞與他們有直接的聯系，因此他們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主要反映了農民的思想，而農民的眼界制約著中國古代哲學的方法論［1］。哲學家把直接認知的東西看為哲學思維的出發點，他告訴人們看見了什么，語言簡短而內涵豐富，但只作提示而并不明確，因為它來源于直覺，不代表假設或用理性演繹得出的概念［1］。所以，“人與天地相應也”（《靈樞·邪客》）的看法，可以說是一種直覺感受，表達的是對自然的愛慕和順應。這是中國古代文化及哲學背景所決定的。而從哲學發展上，關于“天人關系”的認識，是自西周以來中國思想史上出現的一個最重要的命題［4］。《書經》中《洪范》篇傳說是周武王克商之后，商朝貴族箕子對周武王陳述來自夏朝大禹的治國大法，其中提及五行觀念，雖然還沒有以水火木金土代表抽象的力量［1］，但它暗含的“天人關系”是：人類社會和自然世界是聯結在一起的，國君的惡行伴隨有自然世界不正常現象。春秋以后，“天人關系”有兩種不同的認識路線［4］，一是老子、莊周道家宣揚的“天人相分”“消極無為”觀，《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人對于自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一是自孔孟、《易傳》開始的“天人感應觀”和“有為觀”，主張“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儒家“天人感應”思想最早表現在對“咸卦”的解釋中“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在漢武帝即位的前六年，丞相田蚡等人以儒家學說為武器展開了反對崇尚老子道家思想的竇太后把持政權的斗爭，這場斗爭以竇太后的逝世而告終，從此，儒家取得了正統地位，諸子百家則遭“罷黜”。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大儒董仲舒的許多措施被統治者所采納而成為當時社會的重要制度，而他吸收先秦方士神秘化了的陰陽五行學說［5］，并利用當時天文、歷數、物候等自然科學的新成果所構造出的以“天人感應”為中心的神學目的論，顯然也有一定強勢影響力。因此有學者認為［4］，《內經》中關于人與天地相應的原理，是源于儒家哲學的演繹，確實不無道理。再者，儒家注重倫理道德，主要關心的是社會，而不是宇宙，關心人際關系的日常功能，和人的今生［1］。由于這種儒家社會倫理觀的滲入，《內經》在對“人本身”的認識中，采用的是結構嚴密、分工有序的社會組織來比喻描述，各臟腑的聯系也是用人際關系來比喻描述的，如《素問·靈蘭秘典論》言“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當然，這里并不否認道家等其他諸子學說對《內經》的影響。

中醫基礎理論的教科書上在表述中醫整體觀念時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二是人與環境有密切的聯系。古人認為，人與天地有相互作用的關系，人本身各臟腑間也有相互作用的關系，我們可以從以上的闡述中朦朧地找到整體觀念的景象。

由上述可見“整體觀念”不是中醫與生俱來的特定概念，它是與西醫抗衡而選擇的一個比較概念。但它有一定的文化淵源和哲學基礎。

3 整體觀念的優劣

談及整體觀念，有人會以“天人合一”并談。“天人合一”這個概念最早明確出現在北宋哲學家張載的《正蒙·乾稱》（《西銘》）篇中，但其用意不是要編織宇宙的關系網［5］，注重的也不是人與自然間的相互作用，而只是為了強調個體的道德義務，是指一種對個體的利害得失具超越態度的道德境界。借用這個詞語來說明人與自然界之間對立統一的關系，不免有些牽強。倒是董仲舒“天人感應”的宇宙系統論符合辨證法的范疇，而且從歷史的時間先后看，“天人感應”才是對《內經》中醫理論建構有積極影響的學說。事實上，《內經》也沒有天人合一的固定言詞。有學者認為，天人合一是“在不了解事物內部要素及其結構的情況下無奈的認識模式”，并以此言“中醫這種整體觀具有巨大的缺陷”，其實是在言詞解讀上受的誤導和束縛。而且，雖然中醫里沒有微觀機理的結構，但至少有五臟六腑等內部要素及各部分的搭配和排列(即結構)規律。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的《現代漢語詞典》中注釋“整體”：指整個集體或整個事物的全部（跟各個成員或各個部分相對）。故又有學者認為“中醫所強調的整體是一個較為忽略部分的整體”，這是僅把整體觀念作為一個單純詞，而不是作為一種方法或原則來看。并且事實上，中醫并不忽視和否定局部，局部治療法也很多。

筆者認為，這個整體觀念注重的是事物內部組成間及其與外部環境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如天人相應、五臟的生克乘侮等，是一種辨證觀念，是優勢點。然而，這個整體觀念強調維持整體自身的平衡、穩定及常態，缺乏有關對立沖突的深刻理解，看不到建立新平衡的重要意義［6］，限制了中醫的發展，是劣勢點。中醫為什么自覺無以突破呢？因為，在黑格爾理論里，當一個事物被否定時，另一新生的事物在更高的層面上開始了；而按照老子和“易傳”的思想，當一個事物被否定時，另一個事物又重復過去的舊事物。這就是劣勢的根源所在。

任何民族在任何時代的哲學理論都有其時代局限性，但有部分哲學思想具有持久性的價值。理論的更新不只是否定先前的理論，它可以批判地繼承先前理論而創造新價值。撇開古中國與古希臘關于哲學的方法論的區別，也不論“元整體”與“合整體”的差別，整體觀念作為一種方法論，不僅是中醫的精神支柱，它還代表探索復雜性思維方式的先行思想。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系統科學的進展，正為整體觀念的發展提供了機會。借用非線性理論的話，醫學的任務就是從無序中發現有序，揭示雜亂、破碎、混沌等極不規則的復雜生命現象內部所蘊含的規律，找到一些簡單定律，實現對非線性中穩定因素的有效控制，以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這樣，整體觀念無疑是中醫探索生命的有力武器，是有積極意義的。

參考文獻

［1］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247.

［2］ 劉延伶，趙洪鈞．“整體觀念”特色論之反思［J］.醫學與哲學，2002，23(4)：45.

［3］ 張其成．《中醫哲學基礎》導論［J］.醫古文知識，2004，3：6.

［4］ 邱鴻鐘．醫學與人類文化［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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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醫英語翻譯；區別性特征；指導原則

基金項目：黑龍江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目的論視角下非文學翻譯之策略研究”。 編號：12534096

1. 中醫英語翻譯的特點

在探究中醫翻譯時，首先應當認真研究中醫語言的風格和特點。只有揭示了中醫語言的語義特征，才能正確理解中醫醫理，準確地將中醫語言的含義轉達到譯語中去。

1.1 宏觀性特征

中醫的理論體系是在中國古典哲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中醫學上的“陰陽”學說原本是中國古代的哲學概念，后被中醫學用來闡釋人體的結構、生理、病理，并指導臨床的診斷。因此，對于中醫英語翻譯者來說，通過學習醫學史來了解中國傳統哲學與中醫學說之間密切聯系對其更好的領悟中醫內涵從而提高翻譯的準確性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1.2 詞匯學特征

1.2.1 語言的“模糊性”

“語義模糊”是指其內涵與外延的不確定，概念紊亂。中醫藏象學說關于心、肝、脾、肺、腎的概念比實際解剖概念寬廣復雜，一些疾病的命名有的以病命名，有的以癥狀命名，病、征、癥三者概念不清，容易產生概念的歧義。

1.2.2 語言的“歧義性”

中醫界有人明確指出“中醫學的許多基本概念具有外延廣泛、一詞多義的特點，對某一術語的理解，在學術爭鳴中常有歧義和誤會。”

1.3 風格學特征

1.3.1 專業化水平低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醫語言是它產生的那個時代日常用語、文學用語及哲學用語的混合產物，因此專業化程度低。近年來，人們已開始摸索用現代語言對中醫的醫藉進行全面整理，術語實現國際標準化，以便進行國際學術交流。

1.3.2 文學色彩濃郁

醫學語言文學化是中醫語言風格一大顯著特點，其文體有歌詠、詩賦，語言具有濃郁的古典文學色彩。醫學語言文學化，與科技用語力求客觀、嚴密、準確、簡練的要求大相徑庭。因此，要解決中醫語言中文學色彩問題，必須明確中醫翻譯的原則問題，進而可以確立翻譯的程序。

2.中醫英語翻譯的原則

目前的中醫翻譯由于缺少統一的指導原則，陷入混亂局面。如將“五行”譯成“five elements”， “five phases”和“Wux-ing”，這種混亂局面嚴重影響了中醫的對外交流。有鑒于此，李照國博士總結歸納中醫翻譯三條原則即“薄文重醫，依實出華”、“比照西醫，”、“尊重國情，保持特色”。上述三原則為廣大中醫翻譯者在進行翻譯時提供的重要的參考，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本文在澄清中醫英語翻譯特點的基礎上，以李照國博士提出的中醫英語翻譯三原則為理論指引，旨在從翻譯的現實角度進一步指出中醫英語翻譯的原則，從而構成中醫英語翻譯之策略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2.1.自然性原則

所謂自然性原則就是把有些中醫術語用譯入語的相應詞匯進行對應翻譯。在理論上，中醫和西醫在哲學和病理機制方面截然不同，但由于都是以對各種疾病的發生、發展和治療為研究對象，目的都是為了防病治病，保障人們的身體健康，所以兩者在許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在翻譯時既要考慮到祖國醫學的特殊性，又要考慮到自然科學的共同之處。英國著名翻譯家紐馬克（Newmark）提倡“交際翻譯法”，要求譯文在轉達原文信息內容的同時，盡量可能符合譯入語的表達習慣。

2.2.民族性原則

李照國在中醫翻譯的基本原則中提出了“比照西醫，”的原則。然而，實際上只有一部分用語能從西醫中找到對應語。語言國情學家認為，一種語言中總有一些反映該民族特有的事物、思想和觀念在別國語言中找不到相應的詞語。這類詞雖然所占比例很小，但十分重要，因為它們反映了一種文化區別于另一種文化的象征。處理這類詞時，在歐洲各國的語言中一般都采用原詞照借―即音譯的辦法。拿中醫的“氣”來講，有功能之氣，也有物質之氣，有先天之氣，也有后天之氣，有元氣、宗氣、腎氣、中氣等等。如果按原來的“vitalenergy”翻譯，總覺得言猶未盡，概念不明，不如直接用拼音“qi”來代替。其實，在中醫的許多基本概念中，這種譯法非常普遍。

李照國指出，要使中醫特有的概念在英譯中保持特有的內涵，音譯恐怕是唯一可行之法。同時，李博士也承認，音譯乃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因為音譯不能見詞明意，對讀者的理解造成困難，或多或少地影響了信息的表達。

2.3.回譯性原則

所謂回譯性原則就是指英譯的中醫術語在結構上與中文相似或相近，有利于兩種不同體系的醫學在國際上實現雙向傳遞。中西醫學差異很大，而中醫又純屬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回譯性正是基于建造橫跨兩種文化之間的橋梁而采取的翻譯方法。而且，具有回譯性的翻譯能夠較準確地再現原文所含信息，減少翻譯過程中對信息的損益程度，有利于中醫工作者較快、較好地掌握中醫英語。

4. 結論

從近些年來中醫英語翻譯的發展歷程可以清楚看到，語言問題（中西差異、語言標準化）是導致國內中醫英語翻譯研究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本文以澄清中醫英語翻譯特征為基礎，進一步闡釋了中醫英語翻譯的指導原則，對未來中醫英語翻譯的發展之路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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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析傳統醫學文獻中的哲學思想，指出《易經》《黃帝內經》是中醫學形成的哲學基礎，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是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最具影響的哲學思想和方法，天人相應、心身統一、臨床診治整體觀與氣血變化恒動觀是哲學思想的具體應用。認為挖掘和研究傳統醫學哲學思想，對于我國現代醫學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積極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 醫學哲學; 醫學哲學思想史; 醫學人文精神

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于戰國至秦漢時期。在“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時代，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得到長足的發展，當時盛行的精氣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產生深刻的影響。中醫學將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作為一種思維方法引入中醫學，與中醫學自身固有的理論和經驗相融合，以說明人體的形態結構、生命過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機、診斷和治療。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學思想和方法與中醫學固有理論和知識相融合的獨特醫學理論體系。挖掘和研究傳統醫學哲學思想，對于我國現代醫學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積極的現實意義。

1 《易經》、《黃帝內經》為中醫學的形成奠定哲學基礎

中醫學的形成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是有理論準備和積淀的。學術界普遍認為，春秋時期的扁鵲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醫”為“六不治”之一，標志巫醫相混的時代結束，不科學的巫術開始從醫學剝離出去。古人還認為疾病產生于人類“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時昧甘辛之節;六氣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飲食伺釁，成腸胃之眚，風濕候隙，遘手足之災”[1]。還認為“暨炎暉紀物，識藥石之功;云瑞名官，窮診候之術”[1]，才有了中醫中藥。“釋縛脫艱，全真導氣，拯黎元于仁壽，濟羸劣以獲安者，非三圣道，則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農、黃帝的書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許多醫學史書籍也都普遍認為“醫之始，本岐黃。靈樞作，素問詳。難經出，更洋洋”[3]。而《黃帝內經》問世前，醫學理論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當醫生，許多文獻所談都過于粗疏。筆者認為在這個時期奠定中國醫學的哲學基礎主要是來自于“六經”之一的《易經》，其充當醫生的人也多來自于早期“儒”的社會職業之中。

“六經”之一的《易經》不僅奠定了中醫學的哲學內容，如陰陽學說、天人合一的理論等，而且在思維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醫學的基礎。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這一醫學的行為上則更為重要。例如：在思維模式上，《易經》提出了"形而上為之道，形而下為之器"的道器論，在由“器”(物)升華為“道”(意)的過程中，《易經》主張要經過“觀物取像”、“立像盡意”、“以像喻意”的過程，這里的“像”應該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一個特色之處，作為哲學體系，在取譬中，它也成為醫學的思維模式。在方法上，取像類比是典型的《易經》，也是中醫學被廣泛應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國先民的重要思維方式，并被《易經》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醫學形成的過程中，吸納了這一重大命題，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天有寒暑，人有虛實”的對應關系[4]。古人把物質世界的陰陽五行學說運用到醫學的領域，借以說明人體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并指導著臨床的診斷和治療，成為中醫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2 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是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最有影響的哲學思想和方法

精氣學說，是古代先哲們探求宇宙本原和闡釋宇宙變化的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精氣學說認為，精氣(氣)是宇宙萬物的共同本原，精氣自身的運動變化，推動和調控著宇宙萬物的發生、發展和變化。此學說作為一種思維方法滲透到中醫學中，促使中醫學建立了精為人體生命的產生本原，氣為推動和調控生命活動的動力的精氣理論，并對中醫學的整體觀念、藏象經絡理論、病因病機理論、養生防治理論的構建具有方法學方面的重要意義。

陰陽學說，是建立在唯物論基石之上的樸素的辨證法思想，是古人認識宇宙本原和闡釋宇宙變化的一種宇宙觀和方法論。陰陽學說以“一分為二”的觀點，來說明相對事物或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存在著相互對立、制約、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長、轉化、自和等運動規律和形式，宇宙萬物之間存在著普遍的聯系，世界本身就是陰陽對立統一的結果。中醫學將陰陽學說用于解釋人體，認為人體是由各種既對立制約又協調統一的組織結構、生理機能所構成的有機整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學說幫助中醫學構筑了獨特的醫學理論體系，并貫穿于其中的各個方面，指導著歷代醫家的理論思維和臨床實踐。

五行學說，既是古代樸素的唯物辨證的宇宙觀和方法論，又是一種原始而質樸的系統論。五行學說認為，宇宙萬物可在不同層次上分為木、火、土、金、水5類，整個宇宙是由此5類不同層次的事物和現象之間的生克制化運動所構成的整體。中醫學以五行學說解釋人體，將人體的五臟、六腑、五體、五官、五志等分歸于五行之中，構筑以五臟為中心的5個生理病理系統，并以五行的生克規律闡釋此5個生理病理系統的相互關系。五行學說幫助中醫學建立了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和人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的整體思想，構筑了人體臟腑經絡的系統模型，并用于解釋疾病的病理傳變和指導對疾病的診斷和防治。

精氣、陰陽、五行諸學說，雖是我國古代富含唯物辨證法的哲學思想，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確實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歷史的限制，仍存在著較多的局限性。人體的生命活動是非常復雜的，尚有許多深層次的規律和機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學的精氣、陰陽、五行諸學說尚不能全面和從深層次來闡釋人體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規律和機制。因此，我們對精氣、陰陽和五行諸哲學思想的研究，不能僅停留在原始樸素的階段，應該結合現代自然辨證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個層次;對人體復雜的生命過程的研究，也不能僅用古代哲學思想和方法來闡釋，而應該在中醫學整體思想的指導下，一方面吸收中國古代人文學科的精華，一方面運用現代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進行細微層次的研究，以逐漸揭示人體生命活動的本質和規律。

3 天人相應、心身統一、臨床診治整體觀與氣血變化恒動觀是哲學思想的具體應用

3.1 天人相應整體觀人與自然界有著相類相通的關系;人與天地相參，與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陰陽與天之陰陽的相通相應：“生之本，本于陰陽”(《素問》)。自然界陰陽五形之氣的運動，貫通于人的生命活動之中：“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于天氣”(《素問》)。

3.2 心身統一整體觀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體性，人體的各種臟器，并不是雜亂無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協調、相互聯系地維持著生命活動;生理與心理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統一體，生理狀態決定著心理狀態：“黃帝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為之變乎?歧伯對曰: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為變也”(《素問》)。心理狀態影響著人的生理狀態和病理狀態：“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素問》)。

3.3 臨床診治整體觀《內經》在對病因、病機、局部病變和整體狀況的關系、各種治療方法的關系等方面的論述，鮮明地表達了整體思維的特征。如認為局部病變是臟腑病變的整體反映，因此在診治局部病癥時，要：“謹守病機，各司其屬”(《素問》);強調將各種治病方法綜合起來，根據具體情況，隨機應變，靈活運用，使病人得到適宜治療：“古圣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問》)。

3.4 疾病轉化恒動觀《內經》借用哲學“恒動觀”的概念﹑原理，認識人體生命過程的永恒運動及其伴隨發生的物質、能量和信息轉換過程。它認為世界是運動的，生命在于運動。事物與現象運動的化與變，以及事物和現象量與質的狀態為基本內容。正如《素問·六微旨大論篇》曰：“夫物之生從于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搏，成敗之所由也……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素問·靈蘭秘典論篇》在論述臟腑功能之后總結謂：“恍惚之數，生之毫厘，毫厘之數，起于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問·上古天真論篇》、《靈樞·天年》篇關于人體生長發育的論述，《素問·熱論篇》關于熱病傳變過程的記載，都是以恒動觀為思想基礎的。

4 傳統醫學哲學思想的現實人文意義。

醫學人文精神是醫學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易經》、《黃帝內經》闡述了醫學人文觀念、醫生思維素質和醫學職業品格等方面寶貴思想。為醫學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體要求。

4.1 醫學人文觀念第一，以生命為本的醫學本質觀。《內經》指出：“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素問》)，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醫家當以病人的生命為本。因此，在為病人診治的時候，如同面臨萬丈深淵，極其謹慎;同時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堅定有力，全神貫注，決無分心：“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于眾物”(《素問》)。第二，以人文關懷為本的醫學目的觀。《內經》認為，醫學的目的不僅是療病救傷，更重要的是對人的關愛：“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于后世，無有終時”(《內經·靈樞》)。《內經》認為，醫者應關愛病人的生命，對病人滿懷同情和仁愛之心，以尊重和珍愛病人的生命為出發點考慮問題：“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靈樞》)

4.2 醫者思維素質第一，完善的知識結構。《內經》從整體論的觀點和醫學的復雜性出發，對醫者的知識結構有著獨特的見解:醫者不僅要具有醫學知識，而且應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內經·素問》)，這樣的醫者，《內經》稱之為“上工”。第二，主觀與客觀相一致。醫者的診斷屬于主觀認識，病人病情屬于客觀事實。《內經》認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為本”，醫者的診斷是第二性的，“工為標”。醫者的主觀與客觀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確的診斷;而主觀背離客觀，治療就將失敗。第三，理論聯系實際。《內經》認為，理論聯系實際的醫者才能掌握醫學的規律而不迷惑;對事物的要領了解極其透徹，才是所謂明事達理的人。

4.3 醫生的職業品格第一，接診療病有方。《內經》認為，醫生是一個特殊的職業，需要從業者具有特殊的職業品格。在接診的時候，醫生應該注意起坐有常，舉止得體，思維敏捷，頭腦清醒：“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清必凈”。《內經》要求醫者診病時要具有高度負責的精神，全面觀察，全面分析：“故診之，或視息視意，故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絕理，亡言妄期，此謂失道”(《素問》)，《內經》對“粗工嘻嘻，以為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素問》)的不良職業作風予以了嚴肅的批評。第二，醫患交往有禮。《內經》對醫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禮節作了首創性的闡述，首先提出“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的醫患交往的一般禮節，突出強調了“臨病人問所便”的重要性(《靈樞》)。

參考文獻

[1] 唐·孔志約.新修本草序[A].唐·蘇敬等撰，尚志鈞輯校.新修本草輯復本[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11.

[2] 唐·王冰.黃帝內經素問[M].沈陽：遼寧科技出版社， 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