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核心思想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學的核心思想，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教育信息化是將信息化技術應用于教育和教學，全面實現教學內容、教學模式教學方式和手段的信息化，并通過對教育的信息化管理，從而實現教育現代化的過程，并最終為課堂教學最優化開辟道路。現代教育技術在課堂中的運用改變了課堂教學的固有模式，提倡科學與民主的理念，更新觀念，傳授知識與培養能力相結合，利用現代教育技術的滲透力利用現代教育技術探索新的教學模式。堅持以人為本，以人的發展為目標，把握時代脈搏，更新教育觀念。改進教學方式，推動素質教育的深入開展。

關鍵詞：互動方式 教學設計 課堂的延伸 民主教學

運用現代教育技術，加快教育信息化，以信息化帶動教育現代化，促進教育的發展；運用現代教育技術，進行思想品德課堂教學改革，其主要目標：遵循構建主義教育理論、終身教育理論和信息技術理論以及中學生認知水平的特點，按照國家新一輪課程改革的總要求，探索在知識經濟快速發展形勢下的思想品德教學發展的途徑和方法，努力培養新時期的合格建設人才。運用現代教育技術進行課堂教學，改變了課堂教學的原有模式，教師從單純的講授知識轉變為設計教學；學生從單純的接收知識轉變為自主學習、探究學習，激發學生主動參與的興趣，有利于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培養學生的創造思維能力。

一、 設計理念

總思路可概括為構建現代教育技術與中學思想品德教學改革的課堂教學新模式，以提高學生建立新的學習觀，激發和提升學生的體驗，注重學生的互動合作，突出探究式學習，加強學生的道德實踐，提高學生綜合素質。具體內容如下：

1、提倡科學與民主的理念，依據學科特點及學生的認知水平，做好課前的教學設計，注重人性化，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活化學科知識。一是實踐新課程理念。提高教師自身的素質結構。二是傳授知識與培養能力相結合。三是利用現代教育技術的直觀性與滲透力，通過現代教育技術對思想品德課程的活化作用，使學生直觀、形象的接收抽象的政治理論。

2、根據新的教學觀念，利用現代教育技術探索新的教學模式。一是增加學習的導學模式，主要用在傳授新課時，其目的是在認識領域提高對所學內容的認識，在心理領域引起興趣，訓練意志力，使學生有一個健康的學習心態，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并形成主動積極的學習個性品質。二是優化效果的活動模式。三是提高創造力的探究模式，這主要用在課堂討論中，指導學生能發現問題、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善于思考、勤于動腦的能力。

二、 具體措施

在實施過程中堅持以人為本，以人的發展為目標，建構教學過程的最優化。早在三百多年前，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就指出：“尋求并找出一種教學方法，使教師可以少教但學生可以多學。”這種以“少教”達到“多學”的愿望是歷代教育工作者所孜孜追求的目標。我具體做法如下：

1、把握時代脈搏，更新教學理念。

一是以新的理念指導教學，充分發揮師生雙主體互動性。課堂教學活動不僅是一種認知過程，更是師生、生生之間的交往過程，教師不僅是知識的傳授者、解惑者，更是知識的促進者、引導者；學生不是知識的引導者、復制者，而是知識的發現者、創造者。教師和學生之間不是傳統課堂教學中的對象性的主客體關系，而是一種主體性間的意義關系。例如：在最新人教版的七年級思想品德教材中，弱化知識點，刪掉了一些知識點，但是教師在課堂教學中，可通過多媒體形式補充一些其他適合該課的相關內容，本校實際、學生身邊鮮活事例等等。二是在認知規律中，注重思維方式轉變的訓練，其主要包括讓學生了解思維的品質、特點、規律等訓練學生思維的敏捷性、獨立性，使學生超越傳統教育所規定的界限貫穿于人的各方面發展的全過程。三是調整好人的情感領域，包括好奇與興趣、動機與效果、情緒與情感、氣質與性格，以次培養學生的科學態度、探索精神和獨立自由發展的人格。如果教師沒有豐富教學情感，不能動之以情，師生之間心理就難以親切和諧，教與學就不能發生“共鳴”。以上所述各項的實現最佳途徑，莫過于信息技術的運用。

1、實現教學空間的最佳化

教學過程的空間結構是由教學目的、教學內容、教學手段和方法、教學組織形式及反饋五部分構成的。

為了形成最佳的教學空間結構，實現課堂教學的最優化，必須合理整合教學系統各要素，也就是說既要考慮具體要素的改進和完善，更應從總體上關注教學個要素間的良好組合和協調。具體講在根據社會對教育和教學的需求而提出教學目的之后，教學內容的選擇就要體現該教學目的，然后根據教學目的和教學內容來選擇教學方法和教學組織形式。信息技術應滲透于教學方法和教學組織形式之中。例如在學習《感悟青春》一節時通過課件的形式展示這樣一個畫面：展示班級中學生的成長經歷的照片，介紹幾件有助于成長、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讓大家討論，對照自己的經驗，總結自己的優點，根據學生自己的教訓，總結自己的缺點。教法的選擇最好要新穎，不要使教學僅僅成為一種“頸部以上的活動”。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應通過開展探究、發現、討論、試驗、游戲等多種活動形式，運用啟發法、問題法、情景法、研討法的教學方法使學生與學習對象相互作用，從而使其主動認知、主動創造，獲得充分的發展。俗話說的好“教學有法，但無定法、貴在得法”，此外還必須進行反饋要對教學結果進行分析和自我分析，對學生來說反饋信息可是學生強化正確，改正錯誤，找出差距，促進努力。如果不能及時或定時進行反饋，得不到反饋信息，就不能及時發現存在的教學問題，從而改進教學，協調各教學要素間的關系，就不可能有效的控制教學過程，就不可能使教學的空間結構達到最優化，也就不可能實現課堂教學的最優化。

三、 檢驗效果

效果的檢驗可以推動師生實踐新課程的積極性，不斷完善課堂教學效果。

1、是否改變了傳統的教學方式，提高了學生的學習效果，學生運用現代教育技術去查找資料，制作課件進行學習和探索，一是調動了學生學習積極性，培養了他們的自主探究精神、研究能力和與他人合作交流的能力。二是改變了學生在教學過程中，認識事物的過程，使他們在操作中去感知和理解，把感知、理解、鞏固、運用融為一體。三是改變了傳統的教學過程，把遠方的東西放到眼前，把復雜的內容變為簡單，把抽象的事物化為具體。四是改變了單一的教材形式，通過充分利用學習資源，幫助學生形成科學的、自主的認知結構，并使教學過程空前加快。

2、是否改善了教學中的人際關系，創造了新的教育文化。一是學生在學習時不單涉及文本及圍繞教師，而且要運用現代教育技術，自主的收集整理信息，使教學從傳統的以教為中心轉變為以學為中心，體現了人的全面發展的要求。二是通過講臺上師生角色的換位，教師由主宰到主導，又教材的解釋者到教學的設計組織者等思想和行為換位，推動了民主教學風氣的形成。三是學生在學習實踐的感悟中，同步發展，智力和非智力的心理因素，不僅訓練了自己對知識結構的掌握，概括問題的能力和思維能力，也鍛煉了自己的意志力、組織能力、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和創新意識。

總之，運用現代教育技術，實現新課程背景下思想政治課堂教學，對促進課堂教學方式，推動新課程的全面實施，能夠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

2、王增祥

《教學技巧》

1998

3、[蘇]尤．克．巴班斯基

篇2

經濟學的主要課程有：政治經濟學、資本論、西方經濟學、統計學、國際經濟學、貨幣銀行學、財政學、經濟學說史、發展經濟學、企業管理、市場營銷、國際金融、國際貿易。

補充材料：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各種經濟活動和各種相應的經濟關系及其運行、發展的規律的學科。經濟學核心思想是物質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資源，可分為兩大主要分支，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

經濟學起源希臘色諾芬、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早期經濟學，經過亞當·斯密、馬克思、凱恩斯等經濟學家的發展，經濟學衍生出了演化證券學、行為經濟學等交叉邊緣學科。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經濟學研究和應用受到國家和民眾的關注越來越高，理論體系和應用不斷完善和發展。

（來源：文章屋網 ）

篇3

丹尼爾?布羅姆利可能是國內經濟學界不太熟悉的經濟學家，他的著作只有《經濟利益和經濟制度》被譯成中文。在美國經濟學界，他也是非主流。如果要分派，他可以歸入以威斯康星學派為代表的老制度學派。此學派鼎盛時期是在上世紀40年代末以前；隨后，新古典經濟學開始在美國繁榮。如今，它的地位基本上被以科斯和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取代，盡管后者也不大為美國主流經濟學界所接受。

作為他的學生，我從布羅姆利那里獲益良多，2000年回麥迪遜教課時，還專門補聽了他的制度經濟學課。那時，我就知道他在寫這本書；2005年他到我們中心訪問，告訴我此書已經被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接受，正在出版過程中，并希望能夠出版中文版，我欣然應允。

依我之見，布羅姆利此書想表達的核心思想是：制度是人類有意的創造。這當然和哈耶克的自發秩序不同。自發秩序意味著，制度是人類在“不經意間”造就的，即每個人或組織都從各自利益出發參與社會博弈，沒有對社會組織形式的想法和規劃。但是，他們博弈的結果卻創造出對每個人都有益的制度。

自發秩序并不被新制度經濟學派普遍接受，諾斯就把制度定義為對人類行為的“人為約束”，其目的是為個人行為提供可預測性。諾斯對人的目的性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基本持負面看法。他認為，人的目的性往往阻礙人類形成有效的制度安排。如果制度變遷是由經濟收益引導，不摻入制度變遷執行者個人的目的，制度就會朝著有效的方向演進。

布羅姆利走得比諾斯更遠。布羅姆利認為把經濟收益當作指引制度變遷的外生動因，是一種同義反復。經濟收益是由制度定義的，也就是說，制度先于經濟收益而存在。目的性參與制度的設計和變動，意味著人們先有了對未來的想象，即對一個更加美好社會的構想，然后，根據這個想象來構造當前的制度。用布羅姆利的話來說，人們在構造當前的制度時，總是“站在未來思考現在”，即依據觀念的改變而改變制度，不拘泥于當前的利益得失。觀念的改變就是布羅姆利所說的關于制度變化的“目的因”。他說：“目的因讓我們能夠理解DDT被禁用不是因為突然間這個做法符合了經濟效率的標準（機械原因），而是因為環境在與農業利益（一種事后的理性化）的較量中獲得了更多的‘力量’。DDT被禁用是因為一種新的集體承諾業已形成，即禿鷲，或者其他動物，值得讓農業中的害蟲控制蒙受損失――‘值得’不是在福利經濟學意義上的，而是指創造一個未來，或總而言之，擁有后會更好。”

對制度變遷的解釋，不能只停留在尋找經濟收益這樣的機械原因上，要在經濟領域之外尋找答案，這要求我們研究制度變遷執行者的目的。唯此，我們才能找到解釋制度變遷的“充分理由”。

從人的目的性出發，布羅姆利提出了“volitional pragmatism”的概念，我們把它翻譯成“能動的實用主義”。實用主義否定人的思想是自然的鏡面反射，相反，強調個人對于周遭環境的理解必然受到他們對周遭環境印象的限制，而且，不同的人必定擁有不同的印象，因此，不存在單一或終極的真理。實用主義的核心因而是試驗，能動的實用主義者的試驗不是盲目的，而是受到他們對于未來的想象的指導。制度之所以發生變化，是因為人們根據自己對未來想象的試驗，導致了一些沒有料到的“驚訝”；這些“驚訝”為現有制度所不容，因此，需要新的制度來消解。

中國迄今30年來的漸進式改革，是能動實用主義的具體體現。為了更契合中國的語境， 我把它更名為“實踐的務實主義”。漸進改革的哲學基礎是對單一和終極真理的否定，因此，它是務實的；同時，漸進改革又以不斷的試驗為先導，因此，它在行動上又是實踐的。布羅姆利此書雖然不是為中國讀者而寫，也不是為研究中國改革歷程而作，但是，它所表達的思想對理解中國的改革歷程，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在更一般的意義上，布羅姆利的思想對業已在中國成為主流的新制度經濟學傳統提出了挑戰。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是把制度研究納入主流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并試圖以經濟參數的變化，作為解釋制度變遷的主要因素。本書對此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會在中國制度經濟學者中引起爭論。

記得2005年布羅姆利到我們中心給學生辦講座的時候，學生們對他的思想的反應，可以用“震驚”來形容，因為他所講的和他們所接受的主流經濟學太不同了。雖然我不完全贊同布羅姆利的思想，但是，我相信，閱讀他的書對于每個對制度經濟學感興趣的人來說，都至少會是一次耳目一新的經歷。■

篇4

長期以來，金融理論的核心陣地一直被新古典學派所占據，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被排斥在主流金融學的框架之外。這種情形在2005年為之改變，就在這一年，美國經濟學家默頓和博迪（Merton & Bodie）在西方理論史上首次明確提出并定義了“（新）制度金融學”。從此，制度金融學開始在經濟學的理論圣殿上正式“登堂入室”，獲得與新古典金融學“平起平坐”的學術身份。

在新古典金融學的視野中，由于忽略交易成本，因此金融交易由誰（銀行體系或者金融市場）來完成并不重要。基于科斯定理，若不存在交易成本，則不同金融制度和組織結構會得到相同的最優金融資源配置結果。制度金融學可以幫助我們甄別不同金融制度環境的特征，并確定在某些特定的經濟金融發展背景下，什么樣的金融制度結構是最具優勢的。

基于這種新的理論視角，在新古典金融學那里被“外生”處理的金融體系內部的特殊制度結構和組織形式已然轉變成為“內生”的結果。重要的是，金融技術進步可以有效增進這些特定金融制度結構的效率，從而把金融交易成本以及相應的金融行為扭曲的成本最小化。因此，默頓和博迪新命題的核心思想是，在一個得到良好發展的金融體系中，基于金融制度結構的一系列內生變化，新古典金融學關于資產價格和資源配置的結論是大體正確的。

默頓和博迪試圖通過彌合兩種金融學的裂痕完成金融學發展進程中的一次“新古典綜合”。與經濟學曾經的“新古典綜合”相類似，他們傾向于將制度金融學視為新古典金融學在考慮交易成本情形下的一種特例。不管金融交易過程在制度金融學那里的表現多么變化多端，最終都要歸結到新古典金融學的均衡解中來。

“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爾德”新范式

默頓和博迪對于制度金融理論發展的建樹與其所擁有的“冠名權”并不相稱。相比之下，重建金融分析制度范式更為實質性的努力早在20世紀初期已在貨幣理論層面展開。傳統的貨幣理論一貫忽視信息成本、風險以及激勵等制度因素，這種忽視使得貨幣經濟學的宏觀框架長期缺乏微觀經濟基礎。2002年，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爾德（Stiglitz & Greenwald）提出貨幣經濟學的“新范式”，通過把一些關鍵性的制度因素“內生化”于既有的分析框架，嘗試性地將傳統的貨幣理論建立在銀行行為理論的基礎之上，從而在理論上扭轉了微觀信貸市場和宏觀貨幣運行長期相互隔離的局面。

“新范式”的構建也是從挑戰所謂“古典二分法”的基本理念入手的。由于將一些被長期擱置的因素引入貨幣經濟學的框架，因此信貸和銀行因素從一開始就占據了該理論框架的核心位置。在“新范式”中，銀行因素是如此重要，它不僅為經濟社會提供和記錄信用依據、判斷當事人的還款承諾以及確保所貸資金的合理使用，而且還是一國貨幣政策制定和操作的基本環節。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新范式”還進一步注意到了銀行制度結構的變遷及其影響，這就意味著該理論已經觸碰到了制度金融學的要害部位。

如果考慮到金融制度結構的國別差異以及其他制度性因素，“金融競爭可以單調增進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這一新古典金融學核心命題的普適性就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是貨幣經濟學“新范式”的一個重要理論發現。長期以來，金融體系的市場化和自由化曾經成為席卷全球的潮流，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借此極力“推銷”和“輸出”所謂的市場化金融體系，其核心理念就是“競爭越充分則經濟效率越高”。基于這一理念，一些國家的金融體系之所以低效率，就是因為在那里普遍存在著與新古典要求相左的各種各樣的特殊制度因素，由此形成的制度障礙影響了金融競爭的充分性。因此，合乎邏輯的政策選擇就是盡快拆除這些制度障礙，重新打造競爭性的金融體系。由于這些國家隨后被認為是原本就缺乏競爭性金融體系的基本要素，因此，從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整體“引進”或者“移植”這種金融體系就成為雖然迫不得已但總歸是正確的政策選擇。

以默頓為代表的金融學的“新古典綜合”和以斯蒂格利茨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學“新范式”都試圖通過強調“制度”因素來修補和拓展新古典金融學或者傳統貨幣經濟學的既有框架，這種努力有意無意間為制度金融學的肇建開辟了新的道路。相比之下，斯蒂格利茨等的努力重新開啟了觀察貨幣金融運行的微觀視角，而從某種意義上講，制度金融學就是包含“微觀金融基礎”的貨幣經濟學或者新古典金融學。

“分工均衡”貨幣分析框架

及其制度涵義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一些經濟學家的不懈努力之下，借助制度經濟學特別是交易費用經濟學迅速發展的勢頭，分工問題開始重返經濟學以及金融學的核心位置。人們對分工演進與貨幣金融關系問題的重新關注和討論實際上預示著，現有主流經濟學框架將面臨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轉型。總體看來，此次轉型將使經濟學的基本分析視角回歸古典經濟學的基礎命題，而制度金融學將無疑成為此次經濟學轉型的一個重要結晶。

在理論史上，經濟學家對貨幣與分工的關系早已有所察覺。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經濟學家對分工與貨幣金融制度關系的討論長期停留于簡單描述的層面，相比之下，有關分工與貨幣信貸制度更為系統深入的研究是由楊小凱（Borland & Yang）做出的。由于此研究是楊小凱重建經濟學“古典傳統”長期努力的有機組成部分，而這種努力的核心之一就是為現有的經濟學框架找回制度、經濟組織等關鍵要素并形成一個全新的體系，從而重塑經濟學質樸務實的氣質。因此，楊小凱有關討論對于構建制度金融學的基礎框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楊小凱的真正理論貢獻是將分工、貨幣與信貸以及法律、政府等多種因素引入一個嚴密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中，并在它們之間建立了可信的邏輯聯系，據此揭示了貨幣的性質以及貨幣制度演進的深層涵義。商品貨幣是一種過渡性貨幣安排，它的基本特征是“信用含量”較低。或者說，由于它自身具有價值且“眼見為實”，經濟交易雙方對持有這種貨幣具有較低的信用需求。特別是，隨著分工水平的增進和經濟交易頻率的提高，人們覺得，繼續使用這種貨幣的交易成本會越來越高。就這樣，商品貨幣觸碰到自身無法跨越的交易效率邊界，貨幣制度也走到了一個新的起點之上。在此刻，信貸體系的重要性開始浮現，高信用含量的貨幣注定成為分工經濟的“新寵”。

不過，要用“信用因素”替換既有貨幣的“自身價值”，除了基于長期的經濟交易過程所逐步內生并積累起來的相互信任之外，還需要一些關鍵的外部條件，其中以法律和政府制度最為重要。對于貨幣制度而言，政府制度具有顯著的“雙刃劍”效應，這在理論上并非新鮮事。政府制度是一個多功能交織的復雜體系，在其效用函數中，難免存在效用目標之間的沖突。就拿維持貨幣體系的合理“信用含量”而言，它本身就時常包含著成本與收益的尖銳較量。如果政府制度出現“功能失衡”，一般是公共財政功能“擠出”了信用提供功能，則政府便可通過增發信用貨幣來向其持有者間接征稅或者搶劫公民財產。由于信用貨幣的“信用含量”與其發行量成反比，而且信用含量過低會使信用貨幣變成比商品貨幣交易效率低得多的交易媒介，從而阻礙分工經濟發展，因此一個受到約束的政府總能將信用貨幣規模控制在能夠體現“均衡信用含量”的適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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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總結了重慶工商大學教考分離中宏觀經濟學教學問題。提出了以培養學生能力為核心，拉近師生時空距離，強化學生知識沉淀，著力把抽象、難懂的理論變為具體、簡單的知識等教改建議。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 能力培養， 教學現狀， 教學改革

宏觀經濟學是經濟管理類專業的核心課程之一。重慶工商大學的學生能意識到本課程的重要性，有學好宏觀經濟學的熱情。但學生學習、老師的教學還存在一些明顯問題。本文結合自身的教學實踐，總結我校宏觀經濟學教與學存在的問題，探索科學合理的教學方式，提出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改革的方向。

一、宏觀經濟學教學現狀

1.教考分離對教學效果提高的作用有限

自2004年起，為了提高宏觀經濟學教學質量，學校實施了教考分離的改革。促進了教師了解教學情況、改進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教學水平有所提高。但教學質量評判標準還是考試成績，老師還是以考試為中心；部分教師以“ 教” 取代學生的“ 學”。學生則很少主動去學習和研究同課堂教學有關的資料,獨立分析問題的能力不強。

2.教學方式相對單一

為了學生考出好成績，老師重點關注學生考試成績過關，反復講解，反復講授練習題；學生也重點關心考試及格問題。老師一般以課堂講授教學方式為主，盡管重慶工商大學設置了經濟學實驗室，建立了宏觀經濟運行模擬分析平臺。但由于宏觀經濟學的知識體系多、課時少、實驗課少，學生全面了解宏觀經濟理論精神實質的作用有限。

3.案例教學相對落后

學校案例教學基本上處于起步階段，與國內外高校的差距相當大。案例分析混于宏觀經濟學正文教學課件之中，沒有成熟的宏觀經濟學案例教學課件或講義。部分教師沒有實際社會經驗，不能鮮活、形象地描述案例的社會背景，不能讓學生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

4.考核方式相對單一

目前學校宏觀經濟學的考核重卷面成績、輕素質培養。考核主要通過閉卷考試，以成績來衡量優劣。這種相對單一的考核形式使得學生不注重平時學習，依靠考前背一背，作業抄一抄來獲得成績。期末考試實際上只是考察了學生的記憶能力和考前突擊能力，誰在這些方面的能力強，誰的成績就好。

二、宏觀經濟學學習情況

1.部分學生學習主動性較差

部分學生主動性較差，平時不努力，課前不預習，上課不思考，被動地接收老師傳授的知識，基礎知識不牢固。部分學生還停留在中學時代的思維方法和學習習慣上，不會自我學習。主要表現為學習方法單一，僅限于課堂上聽教師講解。

2.學生容易誤解抽象的概念

宏觀經濟學比較抽象，多數學生感覺看不見、摸不著，容易造成誤解和困惑。基本概念所包括的口徑理不清，基本原理所包含精神實質想不清，對該課程的體系難以有一個整體的把握。大多數學生是因為基本概念和原理理解困難造成不及格。

3.學生對龐雜的理論體系比較費解

宏觀經濟學的體系龐雜，爭論頗多，由眾多經濟學派的經濟理論和學術觀點構成，盡管我們主要講解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但是還是會涉及到眾多經濟學派，由于學派之間的學術排斥和對立，易造成學生的疑惑與費解。

4.文科學生害怕抽象的數學模型

宏觀經濟學經常采用數學模型來描述，由于學生數學基礎參差不齊，特別是文科出身的學生對較深的數學推導覺得晦澀難懂。除了一部分學生的數學知識掌握較差外，課時少沒有為學生留下消化模型的時間，造成學生學習中出現數學模型和理論核心思想相脫節，不懂得如何用數學模型來演繹推理經濟學規律。

三、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改革

針對以上教與學中出現的問題，筆者認為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改革應著力強化學生平時學習的知識沉淀，著力把抽象、難懂的理論變為具體、簡單的知識；著力彌補學生數學思維的不足，把晦澀模型變為學生能看懂的模型。

1.注重宏觀經濟學的平時練習

除了正常的教學之外，輔之以一定的習題，使所學知識能得到沉淀。尤其是數學模型比較多的章節，會涉及到一些模型推導和求解問題，學生課后練習就變得相當重要。可根據歷屆學生感覺的難點、疑點，編制與教學配套的習題冊，作為學生的作業。習題冊一定應講究針對性，針對學生學習的薄弱點、重點和難點。

2.強化宏觀經濟學案例教學

宏觀經濟學理論所描述的內容和中國實際差異很大，學生難以把宏觀經濟學原理與我國的經濟實踐結合起來。強化案例教學是把抽象、難懂理論變為具體、簡單知識的較好方法。

筆者認為宏觀經濟學案例教學應考慮各類學校、不同專業學生的表達能力、反應能力等諸方面因素，結合中國當時經濟生活中一些熱點問題、國外典型經濟問題，編制不同的案例講義。以案例教學增強學生對理論的現實感覺，加深對宏觀經濟學基本理論的理解。

3.增設數學模型基礎的教學內容

針對學生有數學模型障礙的問題，教師可采取回顧經濟數學，如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等最基礎課程有關內容的形式，對宏觀經濟學中將會用到的知識做講解。培養學生用數學模型描述經濟規律的思維。解釋宏觀經濟學怎樣借助高度抽象和嚴密的數學邏輯表達經濟學思想。

四、宏觀經濟學教學方式改革

針對以上教學中出現的問題，筆者認為宏觀經濟學教學方法改革應著力拉近師生時空距離，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改革考核的指揮棒，開導學生變苦學為樂學。

1.采用多樣化教學形式

教師可通過網絡資源來拉近師生時空距離，在教師個人主頁或公共郵箱向學生公布本人所教課程的內容介紹、教學進度、參考書目以及學習要求。借助電話、QQ群、博客和電子郵件等網絡工具，最大限度地與學生交流。

2.多媒體與板書相結合

采取多媒體教學，易造成數學模型多，難度大的章節因學生的接受節奏滯后于教師的講解節奏，影響教學效果。可輔之以必要的板書；使教師的板書、學生的筆記和教師的講解節奏基本一致，學生與教師的思路連貫一致。避免老師站在多媒體展臺前，只顧操作機器忽略教學的互動。

3.發揮學生的主動性

現有“填鴨式”教學，最大的弊端是難以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老師可在每次課結束時，概略地講解下節課的主要內容，布置學生預習教材，并收集經濟生活所涉及的實際例子。把抽象、復雜的理論放到具體、簡單的實際問題中描述，變晦澀為通俗，又發揮學生的主體地位和獨立思考習慣，讓學生變苦學為樂學。

4.改革宏觀經濟學考核方式

宏觀經濟學的考核宜由相對單一的考核向多元化考核轉變。在期末采取閉卷考試的同時，盡量豐富平時考核形式。閉卷考試增加學生對當前經濟現象或者經濟熱點問題分析，考核學生對知識運用能力和創新能力。提高平時成績在總評成績中的比例，平時成績的評定除了將作業作為一個考核項目外，將出勤、平時測驗、課堂討論、撰寫小論文（調查報告）等納入考核之中。

參考文獻:

[1]教育部財政部關于實施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的意見[Z].教高(2007)1號文件

[2]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Z].(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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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我國數理經濟分析開展相對較晚，目前以學習和模仿國外為主。由于國內外的經濟體制和環境存在差異，前沿數理模型能否直接應用于國內值得探究。在進行數理經濟學課程教學時，須讓學生樹立起框架分析的意識，以問題為導向分析解決問題。

一、 引言

日前，世界范圍內對經濟學的數理分析之風漸盛。對于經濟學研究及教學呈現的數理化趨勢，國內外都展開了爭辯。贊同者甚至是身體力行的實踐者們認為，數學已成為現代經濟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在分析經濟問題時采用數理方法可以得到在純語言的定性分析中難以直觀得出的結果，它使得分析的邏輯更加嚴謹，表述更加準確精煉，且能將已有的經典經濟理論拓展延伸。而批評者們則認為，經濟學最重要的是注重理論思想的研究和傳播。數理模型過度建設和使用無益于理論的創新，也無法準確反映現實復雜且不穩定的經濟活動。數理經濟學的本質是探討如何用數學語言準確、精練描述經濟學問題，并推敲通過數理分析而導出的數學關系式所表達的經濟學含義及揭示的經濟規律。在不脫離經濟思想本質的情形下，科學地應用數理工具，進行經濟理論的理解、應用和延伸，將有助于經濟學科的長足發展。

數理經濟學是一門方法論，它不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就分析對象而言，它可以是微觀或宏觀經濟理論，也可以是勞動經濟、產業經濟、公共財政等經濟學分支學科。因此，數理經濟學囊括了經濟學各個方面內容，也涉及到了非常多的相關數學理論和模型，內容極其龐雜。這給教學工作帶來了難度。國內關于數理經濟學這門課程也一直沒有形成統一的通用教材，除了國內學者們編寫的少數教材之外，比較有影響力的是華裔經濟學者蔣中一編寫的《數理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動態最優化基礎》。有些高校直接采用了北美經濟學研究生的相關通用教材進行授課。教學內容上以學習和參照國外的教學內容為主。

針對數理經濟學覆蓋內容眾多、理論過于抽象、模型研究方法復雜等特點，筆者認為在進行數理經濟學教學時，首先讓學生了解相關經濟學理論的精髓和核心思想，秉承從基本分析框架出發的思路，使學生掌握解決經濟學優化問題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培養學生利用基本方法分析具體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從而更好地把握數理經濟學的學習，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數理經濟學課程的教學內容

經濟學是研究如何配置稀缺資源以實現某個個體或群體最優的學科。因此，數理經濟學的教學主要以如何實現最優化為主線，從靜態分析、比較靜態分析一直沿伸到動態分析。在教學內容上應注重解決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運用經濟學基本框架進行分析

經濟社會中，微觀個體與宏觀總體都面臨著在有限資源及環境機制下實現自身最優的問題。盡管由于參與方的行為表現、經濟環境及制度安排不同，產生了不同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流派，但是對經濟學現象進行研究分析的框架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一個規范經濟理論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了界定經濟環境、設定行為假設、給出制度安排、選擇均衡結果及進行評估比較等五個方面。（田國強，2005）任何數理經濟模型的分析都是建立在這個基本分析框架的基礎之上。在學習時，首先明確模型的這五個方面特征，將有助于人們迅速理解這些看似復雜的數理模型所描述的經濟學涵義。

（二）學會設定切合實際經濟環境的數學語言

通常經濟學理論分析都包括三個部分：提出問題，確定研究目標；進行論證分析；得出論斷，給出政策建議。因此，在進行數理經濟分析時研究語言就需要經歷“經濟學語言——數學語言——經濟學語言”階段的轉換。分析問題是在明確了研究目標之后，要學會把現實中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參與方的行為特征及制度安排用恰當的數學語言準確、精煉地表述出來。不同的經濟環境、游戲規則以及參與人的是否理性都是影響經濟結果的重要方面。學會用數學語言準確描述經濟背景及環境，是做好整個模型分析的基礎。

（三）掌握基本的分析工具

在進行數理經濟分析學習時，結合聽課學生的專業背景，在理解本專業學科基本的經濟思想脈絡情況下，有側重地介紹一些基本的數理分析工具。比如說博弈論、動態優化理論、一般均衡理論等。數理分析工具介紹是本門課程教學的重點。教學時應首先使學生牢固地掌握基礎模型（basic model）的解決思路和研究方法；然后聯系現實環境，向學生明確指出基礎模型依賴的假設條件及在實際中的適用情況。如果基礎模型的某些假設與實際環境相違背時，模型又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延伸和改進。教師在重點講授基本的分析工具之后，可以鼓勵學生自己尋找感興趣的點，查閱相關文獻，對問題繼續深入研究。

三、數理經濟學課程的教學方法

數理經濟學的內容非常豐富，且數理模型的證明與推導，看起來抽象難懂，容易使學生產生畏難情緒。因此，為了更好地講授數理經濟學，針對學生的具體經濟學科專業以及相應的知識準備，應使學生在掌握本專業基本研究方法的同時，增強自身的應用能力。具體來說，應該做好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以問題為導向，而非以分析工具為導向

經濟學是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科，最終反映的是現實的經濟運行。做經濟分析時，一切應先從問題出發，將數理方法與經濟學的“問題意識”結合起來，才能推動實際經濟問題的解決甚至是經濟理論的縱深發展。脫離經濟問題本身，過度沉迷于數理模型的推導無益于對經濟問題的深入理解。無論是對于以后走向社會工作的應用型學生，還是對于日后投身于經濟學研究的研究性學生，他們都將面臨著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在目前我國經濟轉軌的特殊時期，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這就要求我們研究和解決經濟學問題時必須首先以問題為導向，從現實的經濟問題出發，尋找或創新數理分析工具去解決實際的經濟問題。

（二）實施啟發式教學

教學時以學生為主體，采用啟發式的教學方法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比如說，微觀經濟學標準的消費者或生產者理論模型中，經濟人都假定處于完全競爭市場中，因此，每個人都把價格視為參數給定，個人的選擇不受他人的影響，且每個人效用或收益只依賴于自身的選擇，而不依賴于他人的選擇。初學者往往會對此不解，認為無論是假設條件還是得出的分析結果都不切合實際，無法理解學習經濟學的用處。這時須啟發學生，研究一個問題，應該先從最簡單的情形出發，然后再逐步深入，考慮更復雜更一般的情形。在上面的模型中放寬假設，假如市場環境不再是完全競爭，而參雜了壟斷成份，甚至是完全壟斷，那么我們通過模型推導能得出怎樣的結論？假如個人的選擇會受到他人的影響，模型的結論又如何？同樣，對其他諸如博弈論，委托——，一般均衡理論等數理模型的學習時，也應秉承從簡單到復雜的原則，先打好基礎，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根據現實經濟環境在基礎模型上做修正分析。

（三）科研課題、實際案例與課堂互動相結合

即時的科研課題或者實際案例都是對當下經濟熱點問題的反映。教師在上課時可以根據教學內容進行有針對性地穿插，形成補充。這樣能使學生對所學數理模型在現實經濟中發揮的作用有直觀的感觸。在此基礎之上，教師可以引導學生閱讀相關的資料或文獻，讓學生在課堂上發表自己的觀點，形成互動式的討論。因而能有效地活躍課堂氣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加深學生對模型的理解。

（四）注重課后的練習

僅僅依靠課堂時間就想掌握一門課程的全部知識是不現實的，尤其是對于有復雜數學公式推導的數理經濟學課程來說。因此，為了使學生懂得運用所學的知識，課后練習是必要的。根據課程的特點和學生的實際情況，課后練習主要以兩種方式進行：代表性基礎模型的推導證明訓練；結合專業基礎模型的課程論文寫作訓練。兩種練習均要注意度的把握，以能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分析能力為主。

四、結語

與國際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水平相比，目前我國數理經濟學的發展還處于相對落后地位，研究分析方法也多以學習和模仿為主。由于國外的經濟環境、機制設計以及參與者的行為心理均與國內存在差異，國外前沿經濟理論模型對中國經濟的直接適用性也值得商榷。因此，對于國內數理經濟學的課程教學來說，這是挑戰，也是機遇。

由于數理經濟學課程存在內容多、難度大，抽象復雜等特點，本文在課程教學內容和方法上提出了幾點體會。我們相信通過堅持不懈的實踐和探索，不斷總結和反思，數理經濟教學在理論研究和實踐中，會取得更大的進展和突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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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 黎.應用型本科經濟學課堂教學改革探索[J].教育探索，2010（1）：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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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轉型經濟 漸進式演化 激進式變革 制度變遷

一 引言

轉型經濟學是指一種研究如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學理論。20世紀90年代以來迅速發展的轉型經濟學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題和追求目標的一些理論文獻以及撰寫這些文獻的經濟學家(盛洪，1996)。目前，關于轉型經濟還沒有完整的理論體系，也很難說誰是轉型經濟學家，因為還沒有專門從事這一理論研究的人。關于其理論體系，我們只能從現在構成這一經濟學流派的一些理論文獻，以及撰寫這些文獻的經濟學家的文獻、研究思路來尋找一條線索，理清其脈絡。本文首先介紹轉型經濟學的內涵，然后簡述一下各個學派關于轉型經濟的理論要點，最后簡要回顧中國經濟奇跡并作以簡要評述。

二 轉型內涵

關于轉型概念的理解，比較經典與普遍的定義是熱若爾·羅蘭的表述：轉型即一種大規模的制度變遷過程或者說經濟體制模式的轉換。從目前國內的文獻來看，從三個層面上使用轉型的概念：第一種含義是從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第二種含義是在包括了第一種含義外，還包括那些過去實行廣泛管制的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轉型；第三鐘含義是在前兩種理解基礎上還包括了所有發展中國家促進經濟市場化，實現經濟發展的過程。

實際上許多人把轉型經濟學看作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轉型理解成為一種制度的變遷過程，只是描述了轉型的一般的特點。不錯，轉型的確主要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但轉型還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這些特殊性僅依靠制度變遷是不能夠真實的描述，更別說來解決這些問題。鑒于以上理論實踐中三個層面使用轉型概念的事實，筆者個人比較贊成轉型的第一種含義，即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當然，后兩種轉型概念的理解當然沒錯，但關鍵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歷史與邏輯的一致性，更不適合建立新的獨立的研究學科。對于第二種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實行經濟自由化，其實這在傳統的主流經濟學框架內可以得到解釋；對于第三種發展經濟學范疇內使用的轉型概念，現有的發展經濟學就有了相應的解答與分析框架。轉型（或者轉軌、過渡）概念的提出應該來說主要發源于二十世紀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計劃經濟實踐中遇到困難并探索其解決辦法的歷史事實。

三 幾種轉型理論范式

20世紀80年代末，包括前蘇聯、東歐國家和中國在內的30多個國家開始了從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將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一起稱之為“二十世紀兩項最偉大的經濟實驗”。毫無疑問，這場涉及多達15億人口的重大變革吸引了全世界學者的目光，他們應用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信息經濟學、演化經濟學以及比較經濟學等最前沿的理論成果從不同側面對這一變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幾年里，相關文獻數量迅猛增長，從而在主流經濟學中贏得了鞏固的學術地位，并且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催生出了一門新的學科—轉型經濟學，來專門研究如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

1、主流經濟學的激進主義轉型理論

新古典經濟學是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的系統化。按照新古典理論的理解，市場機制不過是資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價格的相互作用。在轉型之初，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華盛頓共識在轉型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中占據統治地位。根據華盛頓共識：嚴厲的需求緊縮，加上放松管制、貿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動經濟增長。因此，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實行以宏觀經濟穩定化、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價格自由化為核心的激進式的“休克療法”。采取了一系列諸如：大幅度縮減貨幣供應量，實行高利率；保留少數重要商品的國家定價，絕大多數商品價格全面放開；消除預算赤字，減少價格的國家補貼；取消對企業工資的限制；全面改革財稅體制等措施。

2、演進主義的漸進式轉型理論

隨著俄羅斯等國的激進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國經濟改革的巨大成功，演進主義的興起及其影響力的擴大是轉型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演進主義理論核心思想可概括為：知識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觀的，并以分散的狀態為個人擁有，因此，人們根本無法認識和控制社會生活，最好的社會就是順其自然。想通過理性設計而進行大規模的社會變革必然造成社會的災難。漸進式改革實際上是社會不斷的積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識與信息是具有連續性的，用一種完全不同的系統來強制使其中斷是不可取的。經濟體制本身是一個具有自我強化機制的復雜系統，在演進過程中會不斷吸取舊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漸進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經濟學轉型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把企業制度、產權制度、市場制度以及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等制度現象納入經濟學分析的框架之內，擴展了經濟學的視野，對于我們研究制度現象有重要的參考意義。根據這種理論，改革的過程實質上是在一定的條件下通過成本收益分析尋求成本最小的最優改革路徑。經濟學家熱若爾·羅蘭曾指出：“如果轉型的經驗給了我們任何啟示的話，那便是，沒有以適當的制度為基礎的自由化、穩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產生實際的效果”。公共選擇學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場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這些制度結構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產物。另外，科爾內、薩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經濟學轉型理論的代表性觀點。

4、凱恩斯主義轉型理論

與新古典主義理論相比，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于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和內在機理的認識更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現實，他們對于轉型經濟中產權改革、宏觀經濟、轉軌速度和次序、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的認識值得重視。

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一書中，新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對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轉型經濟理論提出批評。認為在決定選擇哪種市場經濟模式時，一定要牢牢記住實際的市場經濟是如何運行的，而不是去記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競爭范式；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競爭遠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業和公有企業一樣都會出現激勵問題，因此，建立一種集中與分散、公有因素與私有因素相結合的混合體制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正確選擇。馬克·奈爾（Mark Knell）等人認為激進式改革對自由市場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視了這樣幾個重要因素：人們之間的經濟關系并不是一種單純的交易關系，而是一種生產關系；企業是生產組織，市場是交易機構，企業與市場是相互補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價格機制不僅是一種解決經濟問題的手段，同時還有金融功能、戰略功能等，在滿足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資源的功能就越難以實現；私有化對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國有企業也可對市場做出積極的反應。因此，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是重要的。

5、市場社會主義

市場社會主義就是以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目標的一種理論和主張。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是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機制的結合，能否在理論和實踐中解決社會主義與市場機制的結合問題，是決定經濟體制改革前途和命運的關鍵因素。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最初模式即蘭格一泰勒一勒納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工具。這一理論假定，市場機制僅僅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后來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雖然在許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論的假定卻被接受下來，因而這些理論難免會帶有新古典理論的缺陷。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的實踐表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兼容是一項復雜的長期的任務，絕不可能一蹴而就。經過近百年的探索和實踐，市場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獲得巨大的發展，市場社會主義也成為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和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之一。

6、比較主義

用比較經濟學理論來分析現實的改革問題是九十年代以前轉型經濟學的主流。這種理論從不同的經濟體制中總結出若干基本的經濟體制模式，在此基礎上進行比較，做出最優選擇，指導改革的實踐。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里，從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到匈牙利新經濟機制和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再到90年代東亞模式，都曾是人們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較才能有鑒別，學習和借鑒其他國家市場經濟模式和市場化道路的經驗教訓，對于中國的經濟轉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當然比較經濟學的方法也存在著根本的缺陷。一方面，這一理論是經驗的而非規范的，因而無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理論。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歷史環境下的經濟體制簡單化，因而無法深刻理解制度變遷的復雜現實。

7、特殊改革方式理論

中國的學者在借鑒國外關于轉型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把轉型經濟研究放在中國特殊國情和特殊道路選擇上。林毅夫等人認為，經濟改革的核心是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軌，改革以前中國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而改革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關鍵則在于改革“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使資源的比較優勢能發揮出來。中國改革成功的一個重要保證是選擇了漸進式改革道路。張軍指出，由于傳統國有部門的絕對規模使它事實上處于壟斷地位，因而，在改革過程中如果實行完全的價格自由化，就可能給國有企業提供操縱市場的機會，造成生產下降和經濟的衰退。相反，在價格雙軌制下，國有部門將比完全的價格自由化條件下生產的產品多且定價更低。以價格雙軌制為特征的“邊界改革”的經驗正在于，國有部門在計劃外邊界上通過對價格信號做出反應去捕捉獲利機會，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國有部門去對經濟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應更迅速。

四 中國增長的“奇跡”

自1978年開始，中國開始經濟轉型。10年后，東歐和俄羅斯及其他獨聯體國家也加入轉型的行列。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選擇了與東歐和前蘇聯不同的道路：“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改革，而不是激進的“休克療法”。中國經歷了20年迅速的增長，而俄羅斯和其他獨聯體國家卻經歷了將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選擇的不同導致了不同的改革結果。以下兩組數據清楚的表明了中國改革與前蘇聯、東歐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國改革二十多年的穩定的高速發展，引起全球的矚目，經濟學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專家指出中國能在這二十年間迅速發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間中國建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國又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還有鄉鎮企業的作用。中國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會和組織資本上的這一系列的制度變遷。斯蒂格利茨認為基于社會資本的制度變遷是中國改革成功的基礎，而在很多國家轉型后的社會資本比轉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對而言中國特別重視創造和改組，特別是新企業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而不僅僅是進行單純的私有化。而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國采取了漸進型的方式。這對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業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中國經濟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問題也是明顯的。體制外增量改革對解釋轉型經濟的中國提供了有創建性的解釋，但隨著轉型的完成，對存量的改革也許會成為重點；國企改革還存在諸多困境；城鎮改革與農村改革的沖突；消費需求的拉動力不足；與世界經濟接軌的問題等等一系列問題亟待解決。

五 簡評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轉型經濟學正在同比較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個學科都不能夠完全取代轉型經濟學，它們只是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轉型經濟學所正在經歷的分化。而對不同的經濟學流派來說，過渡問題的出現既是一個機遇，又是一種挑戰，不同理論所具有的解釋能力和預測能力將受到嚴峻考驗。在實踐中形成一種比較科學的價值和邏輯相一致的制度變遷理論，是我國經濟理論發展特別是經濟理論發展中面臨的無法回避的問題，我們應當為此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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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人類探索客觀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積淀下來的成果,兩者既非完全對立,也非完全統一,而是對立統一的。正確研讀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分歧,解析兩者間的聯系和結合之處,既能科學地說明兩者的本質關系,又能有效地解決具體問題,提高學習政治經濟學的興趣和實效性。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異同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在的理論體系中占據著極端重要地位的學科，是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由于理論體系本身的重要歷史地位與政治地位，所以人們通常會在研究中把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做以區分，挖掘其中的個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區別，對于正確看待這兩個不同的經濟學說以及正確理解和處理當前經濟體制改革中的矛盾來說，都有很大的意義。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的經濟學是指馬克思的《資本論》學說，西方經濟學是指從19世紀70年代邊際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所發展起來的占主流地位的經濟學說，以塞繆爾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經濟學》為代表。

一、起源與軌跡差異

眾所周知，古典經濟學是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兩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國人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在其經典著作《國富論》中以勞動分工為起點，詳細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發展初始的分配規律和生產模式。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認為亞當•斯密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靈感和來源，只是這兩個經濟學在后續的發展和繼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馬克思認為，亞當•斯密在描述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上是準確的，但受限于他的時代，亞當•斯密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制度生產關系發展將被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取代這一歷史規律。馬克思通過改進這一學說使之能夠伴隨歷史進步而堅持其正確性。但西方經濟學家們在亞當•斯密原有理論基礎上，通過對思想具化和數學建模的方式對古典經濟學中的缺陷不斷修繕完善，像類似不對稱信息、外部性理論等，類似凱恩斯主義則是回應經濟失靈現象。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只是從不同的視角對亞當•斯密的理論做了發展完善，它們只是在同一理論源頭發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論。

二、理論形成路徑的差異

政治經濟學幾乎可以算是馬恩兩人的合作的成果。《資本論》真正的創作時間，應從1844年馬克思把研究重點從哲學轉入政治經濟學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寫作完結，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約20年時間；后期第2和第3卷的寫作和修訂持續到19世紀70年代，總共大約40年時間。所以說，馬克思本人對《資本論》核心思想的創作應該集中在19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這段時間。而西方經濟學是由西方眾多經濟學家共同積累而成的。自1870年邊際革命的蓬勃，馬歇爾的集成，到張伯倫等對微觀部分的完成，自凱恩斯開創宏觀體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繆爾森的整合，再到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對自由主義的回歸和供給曲線對宏觀經濟學的革命，大約經歷了一個世紀。正是由于這種不同的創作史的路徑，相對于經濟來說，西方經濟學發展經歷的時空跨度更大更長，所以流派繽紛，但是西經的內在體系邏輯不如馬經的清晰連貫。

三、研究對象上的差異

雖然政治經濟學認為，經濟活動由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這四部分組成，而西方經濟學也包括這四部分。然而對于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來說，可以援引塞繆爾森在他《經濟學》著作里的話：“經濟學研究人和社會如何做出最終決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貨幣的情況下，來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產性資源在現在或將來生產各種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給社會的各個成員或集團消費之用。”簡而言之，經濟學研究的是如何通過資源在各種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類需求獲得最大滿足的一個社會科學；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通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表述我們可以窺見一斑：“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由此便知，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的看法是有明顯差異的。通常來講，“生產關系”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并與生產力建立聯系來探究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關系，而西方經濟學把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和政策問題作為其研究對象。相比較而言，馬經因為其建立的經濟范疇都反映一定的社會關系，故而它對經濟現象背后的本質性的社會關系更為重視，但西經則對解釋和預測表層經濟現象更為重視。

四、利益和立場上的差異

經濟學其實是一種社會科學，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場。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就代表著不同的階級利益立場。從階級性上講，政治經濟學代表著工人階級利益，力證社會財富是工人階級勞動創造的，那些被資產階級占有的財富理應重歸工人階級所有。而西方經濟學的階級立場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古典主義，通過表現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財富這塊蛋糕做大等優勢來證明其合理性。但雙方無論從彼此汲取多少對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從本質上改變自身的本質屬性和階級立場。歷史和實踐向我們明示，經濟學家總會主動或被動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代表自我階級的利益，維護自我階級的立場，選擇符合特定階級利益的價值判斷等態度去研究、解釋和解決經濟問題，鮮有例外。

五、研究內容上的差異

勞動價值論是政治經濟學建立的基礎。由于勞動價值論認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的大小，商品價格只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政治經濟學還認為，雖然變化的供求關系會對商品的價格產生影響，但商品的價值才是商品價格的最終決定因素，供求關系只會使價格圍繞價值波動。而西方經濟學的價值理論是以供求均衡為基礎的，它不像馬經那樣存在獨立于價格之外并決定價格的抽象的價值本質，而將商品的價值視作商品的交換價值，是一種商品實物交換比例，在貨幣條件下表現為商品供求均衡時的價格，這樣價值就與均衡價格完全一樣了。正是因為把價值定義成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所以在政治經濟學的視野里，對雇傭工人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轉化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勞動收入，工人工資只是勞動力商品價值的轉化，全部價值均由工人的勞動所創造。而西方經濟學把“經濟人”視作起點來研究，認為商品價值是由包括勞動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僅把勞動當作一種生產要素進行研究。所以說西方經濟學將工人的工資視同如利息、地租一樣的生產要素對生產貢獻的報酬，因而不存在對工人剝削的問題，認為這只是社會成員各方自發自愿交換的結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異

通過運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法，政治經濟學認為無論哪種社會形態都不會一直穩定永恒，所以視社會發展為一個由客觀規律決定的社會經濟形態的演進過程，認為社會經濟形態總會向更高級的形態更替。但是西方經濟學始終堅持理性主義和唯心史觀的方法論，由于西方經濟學基于這樣的方法論，因而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將永恒穩定的存在，構建了一種確定性的經濟社會觀。政治經濟學對規范分析也十分重視，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蓋在物與物的關系下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它的經濟制度本質規定，要特別注重對經濟關系運動的規律性分析。但西方經濟學卻重實證分析，通過描述、推理、計量、檢驗等方式，對商品經濟與市場的具體資源配置、分配制度、運行規律、運行機制、宏觀和微觀的市場調控方法進行探究，可達到為經濟主體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議的目的。

七、結論上的差異

綜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軌跡、理論路徑、還是具體研究對象的確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選擇，總之以上多種差異，最終歸結為馬經和西經關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結論上的不同。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問題的闡述是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進行的，它更著重于通過概括經濟規律而使企業和社會利潤最大化。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卻是通過研究生產力、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特點來揭示資本主義的黑暗以達到弘揚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目的。簡而言之，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市場經濟和供求關系，但政治經濟學則著重考慮資本再分配問題，把資本在整個社會生產中以利潤最大化為流通方向的整個過程作為研究重點。

作者：劉玥 單位：西安政治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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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塞繆爾森.經濟學[M].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

篇9

經濟人是西方經濟學賴以建立和發展的核心概念，借助于經濟人抽象，西方經濟學主流學派建立起了比較完整和成熟的理論體系，一些非主流學派，例如新制度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也運用經濟人模式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與此同時，也存在著將經濟人模式泛化為一般分析工具的傾向，似乎經濟人模式能夠概括人類全部經濟生活的本質。但在實際上，這種忽視概念提出根據的預設主義和本質主義的做法只是將已有的經濟學推廣應用到更多的場合，是經濟學范圍的擴大而不是本質的進步。象所有科學的概念和理論都有其特殊的根據和局限性一樣，經濟人抽象也有其特殊的根據，這根據就是局限性，由此決定了經濟人抽象不可以無限泛化。在經濟人抽象的適用范圍之外，是全新的經濟現象，其本質和規律不同于建立在經濟人抽象基礎上的傳統經濟理論。

一

在經濟學的歷史上，亞當·斯密是第一個提出經濟人思想的人，他在下面這段關于“看不見的手”原理的著名論述里面，也提出和論證了經濟人思想：“每個人都在力圖應用他的資本，來使其產品能得到最大的價值。一般地說：他并不企圖增進公共之福利，也不知道他們所增進的公共福利為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個人的安樂：僅僅是他個人的利益。在這樣做時，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促進一種目標，而這種目標決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利益時所得到的效果為大。”（高鴻業主編《西方經濟學》，第439頁，中國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看不見的手”原理是頌揚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經濟人是其核心思想。所謂經濟人，就是追求自己的安樂和利益的人，在此后關于經濟人的所有界定中，經濟人的這一自利特點都是最基本的規定。

問題在于如何理解經濟人的性質，斯密是基于什么根據提出經濟人的概念。關于經濟人“自私自利”（selfishess）、“利己主義”（egoism）、“自我為中心”（self－centred）的解釋，都把經濟人歸結為人性使然，是倫理學上的利己主義者。即使斯密是基于人性論和倫理學提出經濟人概念，人們在經濟領域表現為經濟人，這也是有著經濟領域的根據。斯密在上面的論述里面，已經給出了這種根據，即“每個人都在力圖運用他的資本，來使其產品得到最大的價值”，因此問題的癥結在于斯密是不是從人性的角度解釋經濟人的自利動機。

“斯密問題”存在表明斯密并不是從人性論和倫理學出發提出經濟人思想的。所謂“斯密問題”，是指斯密的兩部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論》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它們分別以“同情心”和“利己心”作為論證的出發點。如果斯密是從基本的人性假設出發的話，那么兩部著作之間就存在矛盾和不一致性。

《道德情操論》是探討人類的道德倫理問題的，斯密以利他的“同情心”作為論證的出發點，說明斯密的倫理學并不是利己主義的。斯密從人們對“他人情感和行為”以及對“自己的情感和行為”進行評判兩種角度提出“同情心”概念。在對“他人情感和行為”進行評判時，斯密認為人類有站在他人的角度、設身處地進行想象的能力、這種能力使人們在看到他人的不幸或快樂時，能夠結合自己的經驗和感受，對他人的情感和行為作出評判。在對“自己的情感和行為”進行評判時，斯密認為，“如果我們不離開自己的地位，并以一定的距離來看待自己的情感和動機，就決不可能對它們作出全面的評述，也決不可能對它們作出任何判斷。而我們只有通過努力以他人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情感和動機，或像他人可能持有的看法那樣來看待它們，才能做到這些。”（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第137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因此，“我們假定自己是自己行為的旁觀者，并且用這種眼光來盡力想象這種行為會對我們產生什么影響。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我們能用別人的眼光來檢查自己行為合宜性的唯一的鏡子。”（同上，第139頁）綜合上述兩點，斯密認為道德的起源不是每個人所具有的某種不變的人性，而是產生于人與人關系中的同情心，斯密的倫理學是以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為基礎的。

從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關系方面分析人所會產生的行為和動機，這是斯密分析方法的特點，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斯密的分析方法仍然具有這種特點。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就在于有些個人擁有一定量的資本，這些資本可以用于不同的用途，生產出不同的產品，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這些人的行為和動機就是斯密所說的經濟人的行為和動機。因而經濟人抽象的根據在于個人擁有資本，這些資本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能夠獲得剩余價值。馬克思指出資本家只是資本的人格化代表，斯密的經濟人抽象所反映的就是這種意思。不論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家，還是斯密所提出的經濟人，都不是人的本性使然，而是客觀的社會關系和條件決定了人們具有怎樣的行為和動機。

斯密經濟人抽象的根據被新古典經濟學形式化、具體化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前提和假設條件。斯密所說的資本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是一些具有稀缺性的生產資源，這些生產資源具有多種用途，可以產出不同種類和數量的產品和服務。在市場經濟自發作用下，每種生產資源都能配置到最佳用途上去，生產出最符合消費者偏好的產品和服務。

新古典經濟學是在邊際革命的基礎上產生的，邊際分析方法為數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開辟了道路。應用數學方法，在一系列前提假設條件的基礎上，新古典經濟學從科學上證明了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原理，理論的科學化也使經濟人具有了更為明確、成熟和系統的形式。

首先，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經濟人涵蓋所有的經濟行為主體。經濟人有多種具體形態，既包括勞動、資本和土地等生產要素的供給者，也包括生產者和消費者，且然他們各自利益的表現形式不同，但行為本質是一樣的，都是力圖在市場過程中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因此，經濟人抽象為新古典經濟學對人類的經濟行為作出統一解釋提供了堅實的邏輯基礎。

其次，新古典經濟學借助邊際分析方法具體分析了經濟人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條件。例如，生產者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條件是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消費者在收入和價格的約束下實現效用最大化的條件是所購商品的邊際效用相等，等等。從而將動機與效果結合了起來，至少在理論上為組織資源配置提供了科學依據。

最后，新古典經濟學賦予經濟人的“理性”以一個明確的經濟學含義，即通過成本收益分析，經過精密的計算和仔細的權衡，對可供利用的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最優選擇。這是新古典經濟學對經濟人抽象的最重要貢獻，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濟人模式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為經濟學向其他學科的帝國主義擴張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工具。

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抽象是對斯密經濟人抽象的繼承和發展，除保持了斯密所提出的根據以外，新古典經濟學又加進了新的內涵。關于稀缺性的生產資源，新古典經濟學有兩個限制性假設條件：生產者的技術水平不變和消費者的偏好是穩定的。在這些假設條件下，社會使用所有的生產資源所能生產的產品的數量和種類就是可知的。作為生產者，他清楚每種商品的價格和需求量；作為消費者，他知道每種商品的價格和供給量，等等。因此，經濟人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濟條件確定要達到的目標，并應用成本收益分析找到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途徑。

二

斯密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抽象不是根據某種永恒不變的人性提出來的，這是其科學性的方面，而忽視人尤其是現實的人，又是其局限性。他們的經濟人概念只是根據經濟人的經濟環境和條件提出來的，而沒有根據現實人的特點分析經濟人的行為和動機。不管在歷史上對人有過多少抽象，但只要是從人本身出發進行抽象，是決不可能得出人具有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假設的，這種假設只能從人之外的某種根據提出來。因此，斯密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抽象并不能運用于現實的人，在面對實際的經濟現象時缺乏解釋力。

根據現實人的特點，在斯密和新古典經濟學經濟人抽象的基礎上，使現實經濟人的行為和動機得到了更好地理解，在此基礎上產生了一些很有解釋力的新的經濟理論和經濟學分支，如新制度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

現實人的認知能力受到主客觀條件的制約，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所以，從現實人出發，斯密和新古典經濟學經濟人抽象的完全理性假設首先受到懷疑和批評。西蒙指出：“古典經濟理論對人的智力做了極其苛刻的假設，為的是產生那些非帶動人的數學模型，用來表示簡化的世界。在這方面，近年來，人們已經提出了疑問，懷疑那些假說是否與人類行為的事實相距過遠，以至根據那些假說所得出的理論同我們所處的現實狀況已經不再有什么關系了。”（西蒙《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前言，北京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西蒙提出有限理性說來代替完全理性假設，邁出理解現實經濟人行為和動機的第一步。

由于現實人具有有限理性，他不可能完全準確地了解到所需要的經濟信息，因而市場交易不可能是即時完成、沒有任何費用的，在買者和賣者、雇員和雇主、委托人和人等市場參與者之間必然存在討價還價、監督合同或契約履行的費用。例如買者因不了解商品的質量而盡量低估，只愿低價購買；賣者則利用買者不了解商品的質量這一點盡量虛夸，索取高價；商品購買以后也存在一個維修保養問題，所有這些都使市場交易必然存在交易費用，暴露出新古典經濟學零交易費用假設的非現實性。英國經濟學家科思首先發現了這一問題，在1937年發表的論文《企業的性質》里首次提出了交易費用概念，此后，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進入科斯所開拓的經濟學研究領域，現在已形成了由交易成本理論、產權理論、企業理論、委托理論、團隊生產理論以及制度和制度變遷理論所組成的龐大的新制度經濟學學科體系，這對于研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所產生的過渡經濟學很有借鑒意義。

從信息方面看，所謂有限理性，是指經濟人獲取和處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因而經濟人所掌握和利用的信息必然是不完全的，新古典經濟學完全信息的假設沒有現實性。信息不完全，就會制約經濟人的行為和動機，信息經濟學，尤其是微觀信息經濟學分析了經濟人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會有的行為和動機，因此，信息經濟學對于經濟人的分析更加接近實際經濟生活中的人。

單就經濟人抽象來說，西方經濟學主流學派的經濟人缺乏現實人的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則在現實人的基礎上改造和發展了主流學派的經濟人概念，因此，后者關于經濟人的抽象更為接近實際經濟生活中的人，新制度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也就比主流學派更為接近現實經濟生活中的真實的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的新發展已經使主流學派的現實性越來越少了，主流學派之所以還能居于現在的地位，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意識形態色彩，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所具有的形式化、數學化和科學化的外觀。讓那些具有科學主義信念的經濟學家放棄主流學派，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三

在實際應用方面，經濟人抽象的主要問題表現在那種不加分析地將經濟人模式無限泛化的傾向。每一種科學概念都有其產生的根據，但人類認識的形式理性主義傾向使人們常常無視其根據而把它作為一般的分析工具運用到對其他事物的研究中去，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樣做是不妥當的。在經濟人抽象的應用方面，有如下一些方面的問題。

第一，經濟學帝國主義傾向。經濟學帝國主義是近幾十年來西方經濟學發展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現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斯1934年發表的《經濟科學的性質與意義》一書。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之一是稀缺性假設，相對無限多樣的人類需求，社會所擁有的生產資源是有限的，社會需要在生產資源的多種用途之間進行選擇，因此經濟學又是選擇的科學。由此羅賓斯提出了他的經濟學概念：“把注意力集中在行為的特殊方面，即由稀少的影響強加的形式主義方面。因而，由此可以推出，人類任何一種行為都落在經濟學的概念范圍之內。因此我們不認為馬鈴薯的生產是經濟活動而哲學的生產不是經濟活動，相反，我們認為，就兩者中任何一種活動都涉及到放棄其它合意的選擇來說，都有其屬于經濟活動的一方面。除此之外對經濟學的論題沒有限制。”（艾克納主編《經濟學為什么還不是一門科學》，第16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這樣定義經濟學，是從經濟即節約的層面上理解。所謂節約，即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可以說是人類所有活動的共同特點，把所有這些活動都視為經濟活動，就容易誤導人們偏離對真正的經濟活動的研究。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節約即成本收益分析只是經濟人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手段，新古典經濟學所研究的經濟活動是人類運用生產資源獲得物質生活資料的過程。盡管新古典經濟學對人類經濟學的研究不無局限性，但仍不失為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篇10

奧地利學派奠基人

在經濟思想史上，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與杰文斯（Jevons）1871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瓦爾拉（Walras）1874年發表的《純政治經濟學要義》，都被認為是“邊際主義革命”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多數情況下，思想史學家所強調的，是門格爾著作中與杰文斯和瓦爾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來，特別是W·賈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學術界的注意力開始轉向門格爾思想中與他同代人不同之處。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爾（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則將門格爾及早期奧地利經濟學家的獨特思想與19世紀后期奧地利更為廣闊的思潮和哲學思想聯系起來了。

門格爾著作的鋒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著力于重建經濟科學的基礎，即在保留經濟學抽象與理論特色的同時，對價值與價格提出一種與古典派學說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經濟學家們認為，價值受以往資源成本的支配；門格爾則認為，價值是對今后滿足消費者需要的實用性的判斷。門格爾的著作雖是奉獻給德國和奧地利說德語的學術界的，但它在方法、風格乃至本質上，都與當時德國各大學的研究大相徑庭。后者的研究雖也尖銳批評古典經濟學，但它抨擊的是其理論特征，其主張主要是歷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門格爾著作發表時，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為首的新歷史學派正開始取代以羅雪爾（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爾德布蘭德（Hildebrand）為首的舊歷史學派。年方31歲的奧地利公務員門格爾顯得小心翼翼，盡量不與德國經濟學界沖撞。事實上，他以“恭敬之心”將《原理》一書題獻給羅雪爾，并“作為一個奧地利伙伴的友好問候以及作為對德國慷慨恩賜我們奧地利人以科學啟迪的菲薄報答……”（門格爾，1871年，前言）。門格爾顯然希望人們會認為他的理論創新證實了德國學者從歷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獻出一種新的經濟學以取代備受懷疑的英國正統古典學說。

但門格爾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國經濟學家對他的著作不屑一顧。即便一些德語學術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筆帶過。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門格爾完全是孤立的；當時不存在什么奧地利“學派”。19世紀80年代，當龐巴維克和維塞爾熱情洋溢的著作開始問世時，這一新學說雖被冠以“奧地利學派”的稱號，但與其說是一種尊稱，倒不如說是傲慢的德國經濟學家對它的蔑視（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頁）。在門格爾發表了有關方法論的著作（門格爾，1883年），向歷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戰后，奧、德學者間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在德國受到冷遇，這使他確信只有正面抨擊歷史學派才能拯救德國經濟學，他顯然是為此而撰寫此書的。此書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論之爭，通常（但不總是，參見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經濟史學家們認為是學術精力的可悲浪費。然而，這次惡言相交的學術論戰肯定有助于國際經濟學界注意到奧地利學派的存在，并把他們視為一伙赤誠的經濟學家，他們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奮的理論觀點，補充和加強了新生的邊際主義文獻，深刻地修正了當時仍占統治地位的古典價值理論。龐巴維克、維塞爾、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詳盡闡述或探討了門格爾在價值、成本與價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觀主義觀點。V·馬塔亞（V.Mataja）、格羅斯（Gross）、薩克斯（Sax）以及R·邁耶（R．Meyer）等人，則提供了有關純利潤理論及其在財政理論上應用的著作。維也納大學教授E·菲利波維奇（E.Philippovich）雖然較為贊賞德國學派的貢獻，但他廣為使用的教科書在講德語的學生中起到了傳播奧地利學派邊際效用理論的重要作用。

與杰文斯及瓦爾拉的研究方法一樣，早期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對價值和價格理論的貢獻，既強調邊際主義，又強調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與其他早期邊際主義理論分道揚鑣。奧地利學派沒有試圖用數學方法表達他們的學說，因此，他們的邊際概念與杰文斯和瓦爾拉的多少有點差別。對后者和后來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家來說，一個變量的邊際價值是指“整個”變量的瞬間變化率。但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卻故意采用了離散變量（K·門格爾（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邊際效用概念及其遞減的觀念對奧地利學者來說并不是指心理滿足本身，而是這類滿足依次的邊際“評定”（麥克庫洛赫（McCulloch，1977年）。總之，正如E·施特賴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極力主張的，對奧地利學派來說，“邊際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詞（邊際的），而是后面的名詞（效用）。門格爾認為，他的理論顯示了主觀的“效用”考慮，在決定經濟價值時，起到了獨特的作用。價值并非如馬歇爾經濟學所說由主觀的（效用）和客觀的（有形成本）考慮“共同”決定的，而是由消費者行為（在既定的現有商品和（或）生產可能性的框架內起作用）“單獨”決定的。對于門格爾，尤其是對于維塞爾（他的名字常與這方面的觀點緊密聯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種為了獲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犧牲的預期效用。在其他邊際主義理論發展過程中，人們幾乎化了整整20年才認清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直接表明了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而門格爾至少能立即覺察這一本質。他的“訂貨率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論強調了生產要素部門的經濟特征和價值是如何完全地從消費者對消費品的評價中得出的，而訂貨率較高的商品最終將促使消費品的出現。龐巴維克的貢獻不僅闡發和傳播了門格爾的基本主觀價值論，最杰出的還是他的資本與利息的理論。在學術生涯早期，他發表了一部學術史上的巨著（龐巴維克，1884年），對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價值”或“正常利潤”）理論作了包羅萬象的評論。數年之后，他又發表了另一著作（龐巴維克，1889年），闡述了他自己的學說。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奧地利學派的聲望至少部分來自這些著作。我們下面將會看到，一些后來的和當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確信，龐巴維克的這些觀點構成了奧地利學派的不朽貢獻。另一些學者從門格爾反復受到的批評（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頁注8）中得到提示，認為龐巴維克的資本與利息理論偏離了門格爾濫觴的奧地利學派傳統內核，甚至與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過．龐巴維克本人認為，他的資本與利息理論是基本主觀價值論無懈可擊的延伸。在消費者和生產者決策的分析中引進了時間因素后，龐巴維克發現有可能對利息現象作出解釋。由于生產要耗費時間，由于精于計算的人總是有序地選擇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質相同的）較晚的收益，因此耗費資本的生產過程（即便將競爭的銷蝕力量考慮在內）總是會將一部分現行產出讓與先期就對耗時與迂回的生產過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戰前，龐巴維克已是奧地利學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為他的著作，者把奧地利學派看成典型的資產階級分子和經濟學的思想敵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龐巴維克不僅提出自己的理論來解釋利息“剩余”，使資本家的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剝削性，而且還有力地和無情地駁斥了的剩余理論。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統地應用了奧地利學派的主觀價值論，對剝削理論基礎的勞動學說進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無情地和毫不妥協地詳細闡述了這一批判，剖析了那個斷言，即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資本論》第3卷與構成第1卷基礎的簡單勞動學說是一致的。和奧地利學派之間的這種緊張關系一直持續到1920—1940年的大戰間年代，當時，奧地利學派的第三、四代傳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還與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就中央計劃經濟中的經濟計算問題進行爭論。

1903年，門格爾從維也納大學的教授職位上退了下來，由維塞爾繼承。人們公正地稱：

“（維塞爾是）奧地利學派的中間人物：時間上處于中間，他所闡發的觀點處于中間，他的才力也處于中間。換句話說，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著最長的教學經歷……”（見施特賴斯勒，1986年）。

維塞爾是門格爾價值理論的早期和多產的闡述者。他有關經濟學的綜合性論著總結了他畢生的貢獻。（維塞爾：1914年）。該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贊譽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這篇論著看成是個人成就，不是奧地利學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戰前的10年里，龐巴維克的學術討論會（他當了幾年奧地利財政部長后重新投入學術生涯時開始主持的）才是奧地利學派著名的學術中心。參加這個討論會，此后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有約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維希·馮·密塞斯，這兩位在戰前就發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戰后的奧地利學派

第一次大戰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處境與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龐巴維克與世長辭。門格爾在退休后的長期隱居中，曾不時在校接待青年經濟學家的來訪，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雖然維塞爾一直從事教學工作，至1926年去世，但學術中心已轉向年輕一輩經濟學家。其中突出的有龐巴維克的學生密塞斯和維塞爾的學生及教授職位繼承人漢斯·邁耶（HansMayer)。密塞斯只是維也納大學（不領薪俸的）“特約”教師，從未真正取得過教授職位。他的學術影響主要在大學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戰前受教育）著名學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爾（RichardStrigl）、埃瓦爾德·沙梅斯（EwaldSchams）和萊奧·舍恩菲爾德（LeoSchonfeld）（以后還有伊利（Illy））。面對這些變化，奧地利學派傳統得到了發揚光大。新的著作發表了，一大批年輕學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許多人在以后的數十年中成為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弗里茨·馬克盧普（FritzMachlup）、奧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Morgenstern）和保羅·N·羅森斯坦-羅丹（PaulN．Rosenstein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個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奧地利學派在兩個相互交叉的團體里展開了熱烈的經濟學討論。一個在維也納大學以漢斯·邁耶為首，另一個聚集在密塞斯周圍，在他的商會辦公室舉行著名的“私人討論會”。密塞斯的討論會不僅吸引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經濟學家，也吸引了諸如費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艾爾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Voegelin）等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就是在這一時期，維也納的學術熱情對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Robbins）產生了決定性影響。這種接觸的極為重要的結果是羅賓斯1932年發表的一部影響深遠的著作（羅賓斯，1932年）。主要是通過這部著作，奧地利學派的好些基本觀點被匯入了20世紀英美經濟學的主流。1931年，羅賓斯邀請哈耶克去倫敦經濟學院講課，此后即受命主持該學院的圖克講座。

哈耶克來到倫敦促進了“奧地利學派”周期理論的發展，并使它受到人們的廣泛重視。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對該理論作過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頁）。該理論認為，經濟周期的高漲階段是因利率過低引起暫時性資源錯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資源錯置的，是生產者預期一部分公眾愿意將消費推遲到與時間偏好的真實格局實際上相違背的程度，于是便發起新的生產過程。而繼后放棄難以維持的生產項目就構成了周期的下降階段。密塞斯強調，該理論來源于威克塞爾(Wicksell）和更早的英國貨幣學派。事實上，密塞斯很難為這一理論被貼上奧地利學派標簽提出申辯（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這個理論已經牢牢地貼上了奧地利標簽了。哈耶克熱情闡述并廣泛發展了這一理論（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還（通過這一理論）向英國公眾介紹了龐巴維克資本學說的遠見卓識，這無疑使這一發展完善的學說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記，并使經濟學界認識到該理論是奧地利學派的重要貢獻。鑒于所有這些發展，我們顯然必須認定：從許多方面講，30年代初期是奧地利學派對整個經濟學界影響最大的時期，然而，這種輝煌的業績卻是短暫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無裨益。這可能會幫助我們理解，同一個30年代初期，為什么和怎樣成為決定奧地利學派命運的幾乎是致命的轉折點。在短短數年中，除了作為經濟學派史上重要但已過去的一頁，獨樹一幟的奧地利學派學說竟從經濟學界銷聲匿跡了。雖然漢斯·邁耶在維也納大學擔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戰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邊的杰出青年經濟學家們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國大學。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內瓦，以后到了紐約。由于哈耶克去了倫敦，維也納再也不是生機勃勃繼承奧地利學派傳統的中心。而且，該學派中的許多學者確信，奧地利學派的主要觀點已被經濟學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論經濟學優勢地位的出現，以及歷史學派和反理論學派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失勢，無疑使奧地利學者相信他們已取得了最后勝利，因此沒有必要再發展獨立的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了。密塞斯在1932年說過的話道出了這層意思。在談到通常把經濟學理論分為三派，即：奧地利學派、英美學派和洛桑（Lausanne）學派時，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話強調說，這些學派的“不同在于他們表達相同觀點的方法，他們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術語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學說的本質”（密塞斯，1933年，第214頁）。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以后，奧地利學派傳統得到保存并發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這主要是通過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馬克盧普曾幾次（馬克盧普，1981年）列舉二次大戰前奧地利學派的6個主要觀點。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這些觀點確實表達了1932年時人們所理解的奧地利學派研究方法。這些觀點是：（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請不要與政治上或思想意識上的個人主義混淆，而是指它主張經濟現象的解釋應該回到個人行為中去探尋）；（2）方法論上的主觀主義（承認只有參考有關個人的知識、信念、知覺和期望，才能理解他們的行為）；（3）邊際主義（強調決策者所面臨的數量的預期“變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邊際效用遞減）對需求和進而對市場價格的影響；（5）機會成本（承認影響決策的成本是指，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產要素時所放棄的最為重要的選擇機會，而不是指已被放棄去選擇其他目的之機會）；（6）消費和生產的時間結構（表明時間偏好和生產率的“迂回性”）。

不過，對上述觀點作進一步評論似乎是適宜的。（1）大多數現代微觀經濟學都吸收了這6個觀點，只是側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這6個觀點證實了前面引證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論斷，即“所有”的經濟學流派有共同基礎。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來的研究卻暗示，這6個觀點并沒有“真正”全面概括奧地利學派。雖然，在當時（20世紀30年代早期）奧地利派學者中很少能證明奧地利學派還有其他觀點，但在該學派的傳統學說中事實上已隱含著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確闡述。由此來看，（4）一些重要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理論有別于微觀經濟學的主流，特別是因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發展起來的。說明這些區別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來闡述，這就使奧地利學派在經濟學界仍保留其與眾不同的“風貌”。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后期發展

漢斯·邁耶1932年撰文批評“功能價格理論”，并提倡使用“遺傳因果”方法。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樣理解經濟學理論方面，奧地利學派與其他學派之間的差別。在此文中，邁耶批評價格均衡理論沒有解釋導致市場價格的行為“順序”。要理解這一順序，就必須理解構成這一順序的行為的最初原因。根據密塞斯和哈耶克后來撰寫的論著，有理由認為邁耶當時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奧地利學派思想中重要和與眾不同的含義。但是，在本世紀20年代，奧地利學者本身（和研究他們著作的人，如L·羅賓斯）似乎都忽略了這一點。看來，發生在兩次大戰間隔時期的那次著名論戰，即關于中央計劃經濟中經濟計算可能性的爭論，幫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闡發了這一當時被忽略了的含義。仔細閱讀一下這次論戰的文獻就會發現，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擊他們的論敵——“主流”均衡派的論點時，闡明了奧地利學派在理解市場時強調過程、學習和發現（拉維（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說過，經濟計算需要有價格提供指導；由于中央計劃經濟沒有生產要素市場，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價格來指導。奧斯卡·蘭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學者反駁說，價格不一定僅指市場價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經營者作為“參數”的非市場價格（就和企業理論中生產者在完全競爭的要素和產品市場上把價格作為參數一樣），也可以指導經濟計算。在駁斥這種說法時，哈耶克闡發了他對競爭性市場過程的解釋，提出競爭性市場過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發現過程（見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時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場過程特征（他沒有像哈耶克那樣強調知識的作用，而是強調了在開放的不穩定的世界中企業家的行為（參見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據密塞斯—哈耶克對市場過程理論的發展（并且承認這些發展揭示了早期奧地利學派傳統理論中隱含的思想。見：柯茲納（Kirzner），1985年，及賈菲，1976年），我們有理由在馬克盧普提出的奧地利學派傳統觀點后面再加上下述幾條：（7）市場（和競爭）是學習和發現過程；（8）個人決策是在不穩定環境中的一種選擇行為（此處認定有關選擇機會也是決策的一部分）。上述兩個觀點在奧地利學派的傳統中得到了發展，并成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對奧地利學派傳統學說再度重視的中心問題。在最近幾十年中，美國學者再度重視該學派的傳統學說。

今日奧地利學派經濟學

由于1930年以后奧地利學派歷史上這些多變的發展，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在當代經濟學討論中存在著一些不同的含義。其中一些含義至少是部分重選的，另一些則至少是部分矛盾的。為了理清楚這些不同的理解，列舉80年代賦予“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一些不同含義，不無裨益。因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目前的地位，不論是好是壞，完全是由時下這些理解體現的。

（1）對許多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嚴格地講，只是個歷史名稱。按此理解，奧地利學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觀經濟學主流所吸收，部分為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奧地利經濟學家也持有這種觀點。當今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和其他學者）完全了解早期奧地利學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奧地利舉行的幾次紀念大會和一些論著（希克斯和韋伯（Weber），1973年；萊塞（Leser），1986年）都證明了這一點。但他們都把自己看成是整個專業經濟學家群體的一份子。曾由門格爾、維塞爾和邁耶擔任過的教授職位，現由埃里克·施特賴斯勒繼承，他著作等身，學識淵博，深受奧地利學派傳統的影響，其論著涉及了奧地利學派的眾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賴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對有些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是個定語，用來表達再度出現的對龐巴維克資本與利息學說的興趣。這種復興特別強調生產的時間尺度和生產率的迂回性。曾為此著書立說的學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爾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奧洛塞爾（Orosel，1981年）。這一派觀點認為，“奧地利學派”一詞與一般的門格爾主觀主義傳統不相干（如前述，該傳統對龐巴維克的理論有所保留）。

（3）對于其他經濟學家（和非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獨特的方法論或特殊的經濟學，倒不如說是政治和社會學說中的自由思想。這類觀察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意味著崇尚自由市場。馬克盧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贊同）對“奧地利學派”作如是觀。他認為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論著的影響。密塞斯以鼓吹市場起因說而出名，同時他是無可爭辯的奧地利學派學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預的市場經濟的強硬政策主張，很自然地被認為是現代奧地利學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國的主要追隨者默里·N·羅思巴德（MurrayN.Rothbard）的論著加強了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張和鼓吹自由主義。但是，另一些觀察者會對如此定性奧地利學派提出疑問。雖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樣，奧地利學派的早期論著被認為是與馬克思學派思想尖銳對立的，但總的來說該學派保持一種超政治的姿態。在該學派的奠基人中，維塞爾事實上明確贊同德國歷史學派提出的干預主義的結論（維塞爾，1914年，第490頁）。雖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懷疑，他們也強調他們經濟學的無價值（Wertfrei）特點。他們都認為，他們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場主張與信奉奧地利學派有聯系，但并不是該學派的核心思想。

（4）對于經濟學界的許多人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對卡爾·門格爾以及早期奧地利學派思想，尤其是經米塞斯和哈耶克發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現的興趣。這種興趣主要出現在美國，一些美國經濟學家發表了數量可觀的論著，主要包括默里·N·羅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爾·何茲納（IsraelKirzner，1973年）、杰拉爾德·P·奧德里斯科爾（Gerald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馬里奧·J·里佐（MarioJ．Rizzo，1985年）以及羅杰·W·加里森（Roger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這一派的目標是突出奧地利學派關于市場是一種過程的解釋與主導現代經濟學的均衡理論的不同之處。其結果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常常被理解為只有部分是準確的（見懷特（White），1979年，第9頁），拒不采用現代數學和經濟計量技術。而規范經濟學則主要因均衡為方向而廣泛采用這些技術。現代奧地利學派中的這批經濟學家（有時被稱為新奧地利學派），確自認為早期傳統的繼承者。他們和主流新古典經濟學一樣贊賞市場有秩序的結果，但在理解這種結果實際是怎樣取得時，又與新古典主義有分歧。正是由于這批學者的努力，早期奧地利學派的許多著作的原文和譯文得到再版，在經濟學界內外吸引了大批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