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研究范文10篇

高等教育本質問題是教育學中必須深入探討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也是高等教育研究無法回避的重大問題和課題。特別基于當前社會轉型歷史時期對人才的多樣化需求下，認真分析研究高等教育本質對于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和實踐的變革具有奠基性重大意義。要認清高等教育本質就必須弄清教育本質而要弄清教育本質就首先需要在教育和本質這兩個難題上取得一致。

1.何為教育

從歷史來看中國最早的“教育”一詞出現在《孟子·盡上心》中“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養子使作善也”由此可見“教育”一詞在古代有“教”和“育”雙重意思。在西方教育一詞的英文是educatioan源于拉丁文edueare原義為引導引出。教育一詞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教育指一切增進人們的只是技能改變人們思想意識的活動。狹義的教育指學校教育，通過學校進行有組織有計劃的教育，這種教育是由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目的系統的對年輕一代施加影響發展他們的體力和智力，陶冶他們的思想和品德是人們獲得一定的知識、技能養成一定的思想和品德。

2.事物的本質

要教育的本質我們需明確什么是事物的本質，關于本質的界定有如下幾種觀點：①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本質是事物區別于其他事物內在規定性是該事物最普遍最一般的最穩定的規定性，是事物內在的聯系[1]。②《中國百科大全書》的界定：本質指事物的內部聯系由事物的矛盾構成而規律則是就事物發展過程而言，指同一類現象的本質關系或本質之間的穩定關系[2]。③《現代漢語詞典》的界定：本質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巨鼎事物性質、面貌和發展的根本屬性，事物的本質是穩定隱蔽的，通過現象來表現不能用簡單的直觀去認識，必須透過現象掌握本質[3]。從上述對本質的界定我們可以得出本質的具有如下特點：第一，普遍性。同一事物不管時間、空間外形有多大差異但其本質是完全同一的。第二，穩定性。本質是事物內部固有的屬性或聯系，它是相對穩定的。第三，隱蔽性。由于本質是內在屬性和聯系，決定了我們在認識事物本質的復雜性，也就有了“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說法。因為本質才是事物的根本屬性，決定客觀事物具有各種表現的內在的相對穩定的聯系，這也決定了我們要通過復雜繽紛的現象把握本質不能用簡單的直觀去認識。第四，聯系性。任何事物之間均是有聯系的不是孤立存在的。將本質問題于事物矛盾聯系起來認為現象是事物外部的聯系本質是失去內部的聯系“任何運動形式其內部都包含著本身他輸的矛盾，這種特殊矛盾就是事物區別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質”[4]。

3.教育的本質

[摘要]本文從教育券的產生和發展入手，對現今教育券存在的兩種主要券模式即自由市場模式和收入關聯模式在產生背景、政策主張和實施條件等方面進行比較分析。結合現階段我國高校的分布狀況以及我國高等教育學費的特點和存在的問題，根據東中西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找出適合我國國情的教育券實施模式。在實施的過程中根據東中西各地區的人均GDP和恩格爾系數來確定教育券的面值。

[關鍵詞]教育券自由市場模型收入關聯模型

目前，教育、醫療、住房被媒體戲為壓在人們身上的“三座大山”。在三大問題中教育問題又直接關系到人們的切身利益。從1997年高校擴招開始到現在已持續十年。擴招中出現的生源素質下降、學費漲幅快、整體教育質量下降，導致偏離擴張的目的。怎樣把有限的教育資源發揮最大的作用？在我國高等教育中引入教育券制度是一種新的嘗試。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又譯作教育憑證)的做法是政府把教育經費折算成一定數額，直接發放給學生或家長，而不是學校，可以用來支付學費和相關費用的一種有價證券。由于教育券不直接發放給學校，學校則向政府兌取與券值相等的現金。[1]

一、現有教育券制度兩種主要模式的比較

在國外，教育券機制已經存在兩種發展模式。一種是弗里德曼倡導的市場機制模式，即通過“教育券”開拓教育競爭市場，提高教育效率；另一種是皮科克和懷斯曼倡導的收入關聯模式，即通過公共政策的有效控制，幫助弱勢群體獲得公平的受教育機會。此外詹克斯還提出了對經濟條件不佳處于劣勢的學生還可獲得補償性教育券。由于也是從教育公平的角度提出，所以我們也把其歸入收入關聯模式。[2]這兩種模式的都有各自的產生背景、政策主張和實施條件。

1、兩者產生背景的比較

【摘要】“一帶一路”戰略提倡各國國際合作互通的開放性和聯動性。中俄建交多年，是重要的戰略伙伴，兩國早已形成了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有機體，這對“一帶一路”戰略下的中俄高等教育合作起到了積極作用。本文從“一帶一路”宗旨出發，簡要概述了中俄兩國高等教育事業現狀，并對中俄兩國高等教育合作動力進行具體分析，為“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中俄高等教育合作提供參考與借鑒，為“一帶一路”戰略施行提供推動力。

【關鍵詞】中國;俄羅斯;高等教育;動力

一、“一帶一路”戰略下中俄合作概述

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這便是現如今享譽中外“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借古“絲綢之路”之名，以發展促和平，與沿線各國開展經濟、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全面合作交流，實現國家之間的互惠互利，共同發展。教育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一帶一路”強調多國協同發展，各國需要從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合作推進到教育方面的深層次交流。中國教育部曾發文稱，教育在建設“一帶一路”中的作用是基礎性和先導性的，沿線各國的教育交流為“一帶一路”戰略施行提供了重要的支撐。可見，“一帶一路”戰略為沿線各國的教育和人才培養提供了優越的條件[1]。本文從“一帶一路”宗旨出發，提出了中俄高等教育合作的具體對策，為“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的中俄高等教育合作提供參考與借鑒。

二、中俄高等教育事業情況分析

中俄兩國在政治和教育層面的主觀意識是一致的，“一帶一路”政策更加強了兩國的合作關系。為了加強兩國在教育上的合作，兩國于2014年簽訂了《中國教育部和俄羅斯教育科學部關于支持組建中俄同類高校聯盟的諒解備忘錄》，政府的積極響應深刻推動了新機制的創建與發展。中國教育部門數據顯示，2016年以來，中俄兩國留學生數量以逐年遞增的趨勢上漲，這標志著中俄兩國教育事業正在向前發展，兩國的教育形勢也趨于穩定，這種積極的形勢使兩國達成：“2020年使留學人數達到10萬人”的新目標[2]。中國的教育體系日趨完善，經濟快速增長，俄羅斯貿易等領域迅速發展，使會漢語、懂中文交流的人才需求量遞增。為了快速拓展人才供給，2015年統計數據顯示,俄羅斯建立孔子課堂3個，孔子學院12所，俄境內相當數量的國立高校開設漢語課，并將漢語作為需要學習的第一外來語種。為了更快的達到國富民強的目的，中俄兩國大力投入教育事業，兩國就長期穩定的合作發展關系所簽署的協議達到了近千份，同時建立了上百個友好合作辦學項目。由此可見，中俄兩國在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長期友好的合作關系，“一帶一路”戰略能夠更好地推動兩國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合作，兩國人才教育交流與合作的友好互動與穩定發展也對促進“一帶一路”建設有著積極的推動與影響。

［摘要］通過對我國高等教育創業教育體系的現狀和問題做全面、系統的分析，以及對比國外發展情況，探索實現高校創業教育的途徑，形成創業型就業格局，緩解就業壓力和經濟下行壓力。

［關鍵詞］創業;創業教育;高校教育

1引言

國務院了《關于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意見指出:必須著力培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意識，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把創業和就業結合起來，以創業創新帶動就業。統計表明，1個創業者可帶動5個就業者就業。可見，引導大學生創業是順勢而為，創業創新工作承載了緩解就業壓力，提升中國經濟活力的重任。國外創業教育發展也都是以經濟危機影響傳統就業為契機，形成了社會和高校一致主導的創業思潮，理論教學輔以實踐教學，配備多梯隊專業化師資，科學的創業發展中心，強大的資金支持，形成了系統、全面、多層次的創業教育培養體系。我國創業教育開端于1997年“清華大學創業計劃大賽”。目前，清華大學、浙江大學等近百所高校開設了大學生KAB創業基礎課程。但是創業現狀不容樂觀，中央電視臺的調研數據顯示具有創業理想的學生占80%，但真正能實踐的只占4.2%，創業成功率不足30%，中國創業投資僅占GDP的0.025%。創業教育面臨諸多問題。

2高等教育創業教育面臨的問題

2.1創業精神缺失

摘要：如今高等教育改革框架已經基本搭建，改革重點轉為內部結構性的調整。改革中存在著政府主導高校被動、改革的評價標準存疑等問題，需要高等教育改革的兩個主體的政府和高校進行改革。政府方面要適當放權進行宏觀管理，擴大高校的辦學自主權。高校方面要確立辦學的獨立法人地位，并加強自我革新。

關鍵詞：高等教育;改革;政府與高校

一、改革背景：行政與市場的雙重體制

新中國成立后，高等教育管理采用直接的行政手段，這種管理機制針對性強，但效率較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高等教育管理根據市場經濟的變化提出相應的改革方式，這種管理機制靈活性高，但由于市場信息魚龍混雜，影響改革進程。我國高等教育改革處于這兩種機制簡單相加的雙重體制下，傳統的計劃思維造成改革困難，國家控制高校的資源配置，決定是否將市場機制引入高校管理中。

二、改革模式：政府主導，高校被動

高等教育改革中無論是管理層級還是資源配置，都是政府主導。一方面，政府引領主流思想，減少改革阻力。但是政府的干預使高校被動，缺乏活力，為了爭奪資源，不能良性發展。根據我國的國情，政府參與改革有其現實合理性，但是在二十多年的發展中，政府干預過多。高校與政府之間多維關聯。

摘要：學習分析作為教育信息化的新浪潮，在高等教育領域得到越來越多研究者的關注。首先介紹學習分析含義及相關概念的發展，學習分析的組成要素；然后對學習分析在高等教育中對教育管理者、教師以及學生的價值和意義進行了分析；最后指出了學習分析在目前教育應用中存在的幾個現實問題。

關鍵詞：學習分析；信息化；高等教育學習分析

（LearningAnalytics）是近年來在教育信息化領域形成的一個新興、熱門的研究領域，它融合了學習科學、社會學、信息科學、統計學以及計算機科學等學科的技術與方法。美國新媒體聯盟（NewMediaConsortium）早在2011年就指出學習分析為未來教育4－5年技術科技趨勢，并在地平線報告中連續四年把學習分析作為影響教育發展的趨勢和關鍵技術。學習分析的目標是為了理解和優化學習及其產生的環境。吉布森［1］教授曾指出，“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教育領域的分析技術目前還處于早期發展階段，這個領域的研究主要關注學習者、學習過程、學習內容、學生學習生命周期和學習組織行為學等”。關于學習分析的概念，不同的學者和組織觀點不盡相同，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定義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學習分析研究的目標是為評估和優化學習過程和學習環境，研究的對象是學習者在其學習活動中產生的海量數據和學習情境數據，研究的方法是采用特定的工具與技術，研究的最終目的是優化學習、提高效率以及為教育活動相關人員提供決策等支持。

1學習分析的要素

在學習分析的研究中，學習理論、教學理論、網絡技術、社會網絡等為其研究和實踐提供了理論基礎。學習分析的工作對象是關于學習者與學習過程的數據，要實現的目的是對學習與學習環境的優化。學者Greller和Drachsler［5］提出了學習分析的六維關鍵因素設計，分別是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目標（Ob－jectives）、數據（Data）、工具（Instruments）、外部約束（Exter－nalConstraints）和內部局限（InternalLimitations）。Brown［6］指出學習分析的過程由五個要素構成：數據收集、分析、學生學習、反饋、干預；李艷燕與黃榮懷［7］等提出了學習分析的概念框架，指出學習分析的五個基本組成要素為：學習過程、學習環境、教育環境、受眾、數據分析五個環節。其中第五個環節又包括數據采集、數據存儲、數據分析、數據表示、應用服務等內容。

2學習分析在高等教育中應用的價值和意義

一、走向世界是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當代使命

雖然“近30年的繁榮發展歷史證明，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各國社會科學發展的歷史也證明，沒有哪個國家是通過依附發展成為社科研究強國的”［1］。但獨立自主并不是否定人文社科研究的國際化，作為人文社科研究重要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研究，理應走向世界，建立既面向世界又獨立自主的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學術話語體系。

1.我國高等教育研究走向世界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基本組成部分，對實現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走出去”戰略具有重要意義。科學研究的國際化是當今世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發展趨勢。2004年中共中央頒布的《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明確指出，“要擴大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國際交流，注意引進國外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研究方法、管理經驗。把我國優秀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推向世界是哲學社會科學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進一步指出，要“大力實施哲學社會科學‘走出去’戰略，采取各種有效措施擴大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世界上的影響”。經過幾年的實踐，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的國際化程度不斷提升，中國學者走出國門開展學術研究的實力日益增強，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學術與國際學術展開平等對話，逐步締造世界學術生產關系中的“中國影響力”。而在締造中國學術影響力的過程中，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必須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走出去”戰略貢獻智慧，走向世界的中國高等教育研究不僅要走在教育科學研究國際化的前列，為中國教育科學研究的國際化提供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研究范式，使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被世界所接受和認可，而且要通過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國際化加快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國際化的發展進程。

2.我國高等教育研究走向世界是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程度的重要方面，反映著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對國際高等教育研究的貢獻和影響。不可否認，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國際化水平和程度還處于起步階段，“從世界高教研究的整體格局來看，中國高教研究仍游離于‘中心’之外。……在國際高教研究的大平臺上，中國學者發出的聲音還很微弱”［2］。但在全球國際化、一體化的大熔爐中，沒有中國高等教育研究聲音的國際化是偽國際化，沒有中國高等教育學者參與的國際化也不能真正稱得上是國際化。因此，在全球共同體內，我國能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貢獻什么是國際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我國高等教育研究者有責任向世界全方位展示中國高等教育理論與實踐方面的成就。3.我國高等教育研究走向世界是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學術水平的重要途徑，對實現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強國的目標具有奠基性作用。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我國高等教育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中國內部。作為高等教育研究的大國，我們應當致力于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學術體系，從而影響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發展與研究范式，不斷增加在國際高等教育研究中的話語權。要實現影響國際高等教育研究格局的既定目標，其首要前提就是使我們的高等教育研究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高等教育研究不僅僅是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學術水平的重要途徑，而且對實現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強國的目標具有奠基性作用。

二、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的現實困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國際化水平不斷提升，一方面，通過“引進來”戰略，譯介了大量的國外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為我國高等教育研究者了解國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問題和最新成果提供了平臺；另一方面，實施“走出去”戰略，通過積極參加國際學術會議、開展國際合作研究等多種形式，在國際舞臺上展示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學術水平，為國際高等教育研究者了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重要渠道。但總體來看，我國高等教育研究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還有很大差距，高等教育研究的國際化水平還比較低，能夠得到國際認可的高等教育研究者或有影響的高等教育理論微乎其微，甚至于對高等教育研究國際化的理解存在著諸多誤區。走向世界的我國高等教育研究面臨著現實困境。

一、我國高等教育的研究現狀

1我國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非常大根據數據記載,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員每年都能發表大量的學術論文,隨著研究隊伍的擴大,每年會有更多的高等教育研究學術論文見刊。近年來,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工作的發展,許多報刊及網站都開辟了有關高等教育研究的專欄,高等教育研究的期刊也增加了很多。除此之外,一些報刊對于我國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也加大了宣傳力度,有的報刊還創辦了高等教育研究專刊,這些都是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重大成果。2我國高等教育研究人員增加,人才輩出通過調查研究,在上個世紀我國對高等教育研究的學科的專業博士點和碩士點的數量都非常少,但是自從進入本世紀,國家鼓勵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戰略,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博士點與碩士點擴招了好多,每年培養的高等教育研究碩士數都以千計,博士數以百計,許多從事高等教育的研究人員都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骨干力量,不僅提高了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同時也壯大了高等教育研究的隊伍。3研究機構的規模龐大自從我國實行科教興國、人才強國的占率以來,有大量的研究人員都著手高等教育的研究,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隊伍不斷地壯大起來。在我國高等教育研究體系中,不僅有大量的專職研究人員,還有許多高校的老師和干部也加入到高等教育研究隊伍來。由于國家的大力支持,許多關于高等教育研究的院校也建立起來,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發展也得到了任何和規范,有些高校學會與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直接聯系,有力地推動了這些學校的群眾性教育科學研究。4高等教育的研究環境不斷改變隨著國家大力地支持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斷豐富,研究隊伍不斷壯大,高等教育的影響力也在增強。高等教育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在發展的同時得到了社會和學者的關注和認可,同時高等教育的研究環境也在不斷地改善。國家對于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的投入也形成了一定的規模,許多大學開設了有關高等教育研究的論壇,并且也舉辦了一些關于高等教育研究的研討會。

二、我國高等教育研究中出現的問題

1高等教育需要加強自主性高等教育研究在發展的同時要適應周圍環境的發展,不僅要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外在需求,還要適應高等教育研究發展本身的內在邏輯,做到在外在需求與內在邏輯之間保持適度的彈性。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在發展的時候缺乏獨立性,在政治與學術的關系方面一直沒有做到妥善處理,只是片面強調科研為政治服務,但是忘記了學術的相對獨立性。因此,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在缺乏獨立性時開展的研究往往不能很好地發揮教育科研的服務功能,同時也降低了高等教育的學術研究水平。2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問題幾乎大多數的學術研究都存在著一個定理,研究方法對研究成果有很大的影響,研究方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著研究成果的質量,評價研究水平的高低,也要來分析研究方法。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是一門新的研究學科,相對于其他成熟的研究學科,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開展得比較晚,所以在研究方法上還存在一定的問題。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主要問題是重主觀研究,輕客觀研究。雖然高等教育的研究比較復雜,研究者很難做到價值完全中立,研究者的立場、觀點、情感、價值觀等主觀因素對研究成果都有影響,因此高等教育研究完全客觀是不現實的。但是在研究高等教育的過程中,研究者不能只憑主觀臆斷,而不考慮高等教育現象的客觀性是很不合理的,對于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大的影響。3我國高等教育的研究內容不平衡我國高等教育在進行研究時比較注重高等教育的體質改革、高等教育的本質結構以及高等教育的功能等等,許多高等教育研究者將更多的精力專注于這些宏觀領域的問題上,而對高等教育的微觀領域方面研究很少,造成了我國高等教育的研究內容不平衡發展。我國的高等教育出現了以上內容不平衡研究導致高等教育研究中有些宏觀的問題不斷地被研究,甚至是重復研究,而有的比較微觀的高等教育研究則受到了忽視,其研究不夠甚至沒有研究人員去研究。我國高等教育的研究內容不平衡問題,使得我國高等教育研究成果雖然量很大,但是實際的知識面卻很窄,實際的知識積累也不多,整體水平還是不夠高。4理論與實踐沒有結合起來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中,教育的理論研究與實踐的關系一直是互相對立矛盾的,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論與實踐在研究的時候沒有結合起來。在處理理論與實踐上,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存在著兩種對立的偏向,分別為體系中心論和問題中心論。高等教育的發展的最終目標就是認識和解決現實問題,因此必須把學科體系的理論研究建立在現實的、具體的問題研究基礎上,并且將理論研究的成果運用到實踐中。結語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開展的相對比較晚,還處在發展的階段,因此在研究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許多問題。但是在高等教育研究發展的這短短時期內,高等教育研究人員也在不斷地進步,不斷地研究出新的成果,為高等教育服務。在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未來發展中,我們仍然相信這門新型學科會有一個廣闊的發展前景,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水平也會逐漸提升,并且更好地為高等教育改革服務。

作者：張晶單位：吉林科技職業技術學院

摘要：高等教育意愿指的是一個人在接受了初步的教育后，希望能夠在未來接受高等教育的期望。高等教育意愿不僅會影響中學生的學業表現與實際的最終教育獲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學生當前的希望感，而同伴影響、父母參與、老師關注共同塑造了初中生的高等教育意愿。為了提升中學生高等教育意愿、實現教育的機會均等，必須將同伴、父母、老師等因素共同納入考量，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避免消極影響。

關鍵詞：中學生；高等教育意愿；Logit模型

一、引言

日本作家矢倉久泰（1982）曾經這樣描述教育的作用：“（過去）農民的兒子只能是農民，商人的兒子只能是商人，而士族的兒子也必將成為士族，一個人職業和社會身份要靠門第門閥，命里注定……教育開辟了可以靠‘學問’這種新的實力而發跡的道路。”[1]（2）在當代社會，已經不能僅僅將教育理解為培養專業人才的手段，它實際上兼具著社會結構再生產和社會階層調整功能。新韋伯主義的柯林斯就認為學校傳授的內容與其說是專業知識不如說是身份文化[2]（66）。在我國，黨和政府一向把高等教育的普及視作政府責任———通過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提升人口素質，也是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全面消除貧困的希望所在。教育的種種社會和政治層面意義，使得有關教育問題的研究，尤其是高等教育接受的研究已不囿于教育學領域，而是成為了眾多社會學者關注的話題。盡管有關高等教育的研究正在不斷得到重視，但是由于教育獲得的追蹤數據收集周期較長，且存在著種種困難，許多學者選擇引入了教育意愿（edu-cationalaspiration/desires）的概念進行相關研究。教育意愿，也稱教育愿望、教育欲望、教育抱負，它指的是一個人在接受教育后，對個人在教育方面自我期許將達到何種成就目標的程度[3]。VijayendraRao（2004）說：“追求期望的能力本質上是一種由闡明規范和公理方面的經驗引導的調節特定需求和愿望之間的靈活的導向能力。”[4]（68）在教育領域，這種導向能力不僅反映了個人的行動能力，在教育領域也是反映社會地位的指標———“對社會地位最低的人來說，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觀愿望比客觀機會還要少[5]（6）。澳大利亞人類學家Kipnis（2011）也曾經用這個術語來形容他在當代中國所觀察到的對教育質量和成就的巨大需求[6]（218）。同時，已有的研究也證實了教育意愿確實會影響到學生的學業表現與最終教育獲得[7]（192）[8]（91）。目前，圍繞教育意愿的研究已經有了數量豐富的成果，但是現有的許多研究實際上忽視了高等教育的特殊性，而是簡單地將高等教育視作基礎教育的延續。本研究的目的就在彌補前人研究的不足，以高等教育意愿為被解釋變量，采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的中國教育追蹤調查（CEPS），以同伴影響、老師關注、父母參與三方面的相關指標作為核心解釋變量，通過Logit回歸分析，發現影響中學生高等教育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而為削減教育代際傳遞效應、提升中學生高等教育意愿、實現教育的機會均等提出針對性建議。

二、文獻回顧

（一）同伴行為對教育意愿的影響。當前，中西方的大量研究已經證明了同伴群體對青少年的影響———只是這種研究更加廣泛地是被用來解釋抽煙、酒駕、吸毒、危險性行為等方面的越軌行為，針對教育意愿的研究數量上相對較少，如Haller等人（1960）通過經驗數據驗證了同伴的作用，得到了青少年教育意愿很大水平上取決于個人所處社會化關系中的結論[9]（295）。Kellie（2013）則從正面考察了同齡人積極行為對青少年的影響，他的研究發現，同伴積極行為如志愿慈善活動或學術表現也會對同伴產生積極影響[10]。Alexander（1964）對30所高中的1401名高年級男生的教育抱負和成就進行了社會調查發現：如果青少年最好的朋友不打算上大學，他也會表現出更弱的高等教育教育意愿，如果他的朋友想去的話，他更有可能去參加[11]（568）。那么應該如何解釋這種同伴影響呢？B.B.Brown和A.D.Larson（2009）認為：青春期是一個人最容易受到同齡人壓力影響的時期，這種同齡人壓力通常與青少年冒險事件有關，因為這些活動通常只會發生在同齡人的身邊[12]（95）。J.R.Harris（2003）的群體社會化發展理論則基于過程視角，認為同伴在青少年發展和社會化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種影響也是潛移默化的，直到同齡人進入成年后，這種影響的重要性會有所下降[13]（18）。也有學者認為，同伴實際上是學校階層構成（schoolsocioeconomiccomposition）的一個部分，這類研究的主要觀點認為，個體所在的學校的階層構成越高，則上進的同輩越多，從而會提高其自身的教育意愿[14]（129）、[15]（502）。最后，國內一些研究也對同伴影響的性別差異進了分析，黃超等人（2016）和李燁（2018）均認為女生會在上進同輩群體更有優勢，但同伴的積極行為對男生教育意愿的正向影響效應比對女生的正向影響效應更加顯著[14]（129）、[16]（26）。（二）教師關注對教育意愿的影響。教師關注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48年社會學家默頓提出的“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prophe-cy）”，并通過通俗口語化的表達，把這一概念推廣了開來，但這一概念在最初并不應用于教育領域。所謂自我實現預言，是由對某個人的期望引起這個人的一些行為，而這些行為又符合了原來他人對他的期望。自我實現的預言是對未來的預言，確保了本身的正確性。1963年，心理學家多伊奇在研究青少年心理學的過程中發現“（學生）對學習的非常消極的態度正是在學校情境中逐步形成的[17]（55）”。這一結論在后來的實驗中得到了證實。在羅伯特•羅森塔爾和萊諾爾•雅各布森進行的“課堂里的皮格馬利翁”實驗中發現，教師的期望使得教師區別對待了被告知是高智商和有發展潛能的學生，使這些學生在這一學年都取得非常優秀的成績［18］（13），這一效果在后來也被稱作羅森塔爾效應，也是西方教師期望研究的開始。我國的相關研究數量還比較少，只有部分具有代表性如侯曉君（2001）通過實證調研發現教師的表揚是激發學生學習動機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們的鼓勵有助于提高學生的教育意愿，他的研究強調了教師鼓勵的重要性［19］（159）。梁寧建（1999）也提到教師會采取恰當的方式指導學生形成符合社會要求的正確的自我期望的心理品質，并引導學生的期望[20]（221）。還有一些學者則將目光投向了更加宏觀的班級層面，他們認為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學校內部存在的差異，特別是班級因素所發揮的作用。相反，他們把班級視作影響學生行為發展和教育意愿的關鍵[21]（207）、[22]（74）。（三）父母參與對教育意愿的影響。父母參與（ParentalInvolvement），也譯作家長參與，父母卷入。學界的主流觀點一般認為父母參與會對兒童產生積極影響，擁有高父母參與度的兒童在社會行為發展上表現得更加成熟[23]（65），也展現出了更高的教育意愿[24]（166），這是因為“父母的參與培養了良好的學習習慣的貢獻，特別是監控動機、監控情緒和管理時間策略”[25]（15）。在現階段，關于父母參與問題的研究重點主要在于父母起作用的過程，比如Ming-TeWang等人（2014）的研究指出，父母在一些領域的關注會對兒童的教育意愿產生直接影響[26]（617），但是周菲、程天君（2016）卻認為父母的教育關注雖然會促進學生教育理念、期望的進步，但這是建立在其會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基礎上的[27]（14）。劉保中等（2015）則認為父母參與實際上只是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的中介變量，實際上起決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家庭的社會資本［28］（172）。寧光杰、馬俊龍（2019）在一項針對留守兒童的研究中發現隨遷子女的教育意愿相對于留守子女更高：隨遷子女的教育意愿要比留守子女高1年多，并且提高了隨遷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意愿近10個百分點[29]（149），這意味著即使不考慮父母的日常參與，僅僅是父母的陪伴所帶來的激勵效應和同群效應就已經能夠大幅提升學生的教育意愿了。綜上所述，雖然在對父母參與對教育意愿作用機制的理解上存在差異，但是大多數學者仍然認同父母參與對教育意愿存在正向影響。

高等教育學是以高等教育為研究對象的應用性學科，是人們認識和研究高等教育問題的知識體系。高等教育研究具有深刻的社會屬性，本文擬對高等教育研究實現社會責任的路徑這一問題做粗淺探析。

總體而言，高等教育研究必須通過三個途徑體現其社會責任：一是培養一個更具社會責任意識的研究者群體；二是創造、傳播和闡釋高等教育理念，探索和構建高等教育理論體系，最終對繁榮社會科學研究、引領高等教育良性發展，以及政府決策和公眾價值取向產生正面影響；三是直接參與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規劃的制定，研判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確定高等教育發展目標，甚至參與制訂高等教育政策，直接作用于高等教育實踐。

就我國的情況看，高等教育研究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社會對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期望也前所未有地高漲，但與此同時，學術水平的良莠不齊、學術道德和自律的缺失等等問題的凸顯，也日益成為社會對于包括高等教育研究在內的學界的普遍質疑之因。這種質疑，已足以動搖決策者對于高等教育研究者的信任，侵蝕學科存在與發展的根基，甚或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桎梏。無論是從高等教育研究者內心的歸屬，還是從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以及高等教育實踐的角度，都有必要重拾道德的護衛，實現高等教育研究對于社會責任的擔當的終極目標。

一、研究者對真理和理想的不懈追求——指向研究原初動力的路徑

研究者對于真理和理想境界的向往和追求，乃是支撐研究者克服各種困難，實現研究者及其研究的社會價值的內在力量。在高等教育研究自發端至今的一百余年歷程中，無數高等教育研究者以實現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為理想，對于大學精神的建構、現代大學制度的確立目標孜孜以求。弗萊斯納主張學者保持象牙塔式的學術純潔，他贊成讓大學研究自然界和社會的現實，但是不謀取權力去實施由這種研究所建議的政策。意即，心懷理想的高等教育研究者應以學者的良知，堅持既入世（即聯系社會實際）又出世（即堅持學術獨立自由，不以利益為價值取向）的學術立場。赫欽斯對于學者的社會良知有這樣精辟的論述——學者應該對社會的最令人困擾的問題進行盡可能深刻的思考，甚至思考那些無法想象的問題。布魯貝克則進一步指出，真理能夠站得住腳的標準是它的客觀性，學術的客觀性或獨立性來自于德國大學所稱的價值自由。德里達則對研究者如何按良心辦事提出了建議，他充分理解，“在開展社會問題的研究過程中，要避免個人傾向或偏見是相當難的”，但“學者們應該記住，自己的首要責任是探索真理……研究者在進行有爭議問題的研究時應該特別小心謹慎。”用大學的“智囊”和“良心”來形容高等教育研究是再恰當不過了。高等教育研究對于高等教育乃至社會發展的引領作用如此巨大，以至于只有那些“在思想意識上最愿意冒險面對嚴重的倫理道德難題的人”（德里克語）才有勇氣承擔重大的研究命題。從這個意義來說，高等教育研究者是勇者，而研究者也唯有高舉社會責任的旗幟，才可能從研究的起點回歸精神的家園，獲得良心的慰藉和事業的回饋。一旦高等教育研究失去了這樣原初的動力，其研究必然迷失，陷入蒼白、短視、無生命力的窠臼。

二、方法的科學化——指向學科建設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