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三農問題實現農民工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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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工傷、職業病、拖欠工資、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等困擾農民工與政府職能部門的問題我們能說出一大堆。這些問題有的得到了基本解決，有的正在努力解決，有的仍然被忽視。

2009年“開胸驗肺”案以農民工張海超以悲壯之舉讓職業病備受關注，持續不斷的農民工討薪被打事件讓農民工討薪問題把幫農民工討薪的年代拉回現實。這一切告訴我們，解決農民工問題和農民工問題一樣，都在路上。況且，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又提出“新生代農民工”，老問題還沒解決，新問題又出現了。新老問題交加，讓農民工不能忍受被“邊緣化”之痛，也讓政府部門對農民工問題不敢小視。

從“盲流”到“農民工”，從“農民工”到“新市民”。伴隨著從農村進入城市的農民們稱呼的改變，背后是一種人文的關懷和對農民工群體龐大力量的認識。事實告訴我們：農民工已經成為中國當代產業工人的主力軍。那么解決中國農民工問題的困局在哪？出路又在哪？

障礙一：城鄉二元體制的人為壁壘

農民工沒有低保，農民工沒有失業保險，農民工受傷之后只能哀求企業給醫療費。農民工上班時間延長了又延長，農民工干的活又臟又累又危險。農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學要么不讓進，要么要交“贊助費”，使得農民工和農民工子女對上公辦學校只能想。為什么？為什么城市里的人享有的，農民工卻沒有？因為城鄉二元體制，換句話說，因為農民工仍然是農民。

1958年，建立，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及配套制度頒布，為限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詳細的制度安排。在此前的1954年，中國公民的遷移自由已經從憲法中被取消。從這開始，中國人步入了一個漫長的城鄉分割二元體制。

這一制度的設立和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密不可分。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優先發展重工業，“一五”時期所建立的基本是軍重工業為主的國家工業體系。1956年，中國工業此時剛剛起步，由于中蘇交惡，中國政府財政赤字大規模增加，基本喪失了擴大再生產能力，沒有新增擴大再生產就沒有新增就業，所以1959年政府不得不把進城的人向外遷移。此次的遷移對緩解當時經濟危機的帶來的社會危機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戶籍制度從一開始就帶有濃重的計劃經濟色彩。并且伴隨戶籍制度的有一套完善的具體管理制度，包括常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變更等7項人口登記制度。這個條例以法律形式嚴格限制農民進入城市，限制城市間人口流動，在城市與農村之間構筑了一道高墻，城鄉分離的“二元經濟模式”從此在中國根深蒂固。在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下，上個世紀整個60、70年代自動流動的人口幾乎沒有。

50年過去了，在戶籍制度基礎上構筑的“農業戶口”與“城市戶口”在實際利益上的并不平等。兩種戶口的差別成為各種利益分配差別的的標簽。各種政策的優惠，“城市戶口”都要好于“農村戶口”。

人們隨之發現戶口制度的背后還附加了從社會保障到教育、醫療、公共服務等幾乎所有公民權益的城鄉化差異。城鄉之間建立起一種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上的全方位不平等，由此也衍生了長期二元社會結構下城市市民的“一等公民”與農業人口的“二等公民”的社會地位。

進程務工的農民工除了能找到工作，這些工作好多事城市戶口不愿、不屑于干的工作，他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可以獲得的一切福利待遇。戶籍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醫療制度對城市戶口、農村戶口實行雙重標準。正是這樣，農民工只能游離于體制之外；也正是這樣，農民工問題一直得不到根本的解決。

障礙二：文化水平低下的歷史痛楚

農民工找工作只能找體力活干，農民工找工作時不知道要簽合同，農民工權利被侵犯后部知道如何維權。“一個農民工是條龍，一群農民工時條蟲。”這又是為什么？因為他們沒有文化。他們，特別是老一代農民工，很多只有小學文化，還有部分是文盲。如果說農民工維權難的問題和政府關注有關、和法律保護有關、和企業的自律有關，這固然不錯。但是由文化水平低導致的維權意識差無疑是釜底之薪。

由于中國漢字的復雜性以及政府和知識分子對文化的壟斷，我國農村的文盲率一向很高。建國后的簡化字中國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歷史積累下來的高文盲率仍然是發展的阻礙。1986年4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規定國家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要求省、自治區、直轄市根據本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狀況，確定推行義務教育的步驟。1988年2月5日，為了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質，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國務院《掃除文盲工作條例》。農村地區開始進行了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諸多的文盲到附近的小學接受簡單培訓，學會了用顫抖的手歪歪扭扭地寫下自己的名字。

當有的地方為全面脫盲大擺慶功宴時，卻不知道調查數據所依據的測試不能準確衡量成年人的讀寫能力。農民特別是老一代農民讀研能力幾乎為零。造成農村文化水平仍舊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農村教育費用過高和進城務工的吸引力加大等等。

城鄉二元體制下的城鄉二元經濟讓越來越多的農民選擇放棄讀書進程務工，越來越多的農民放棄讀書進程務工導致農村教育水平一直提不高，越來越多的文化水平不高的農民成為農民工導致了他們的維權意識差。

在教育改革大會上說要繼續普及義務教育，努力實現教育公平，這對農民、對農民工來說是莫大的好事。

此外，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亟待解決。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新生代農民工概念后，媒體對新生代農民工的關注程度前所未有。國內陸續幾次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端午前夕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慰問，讓新生代農民工成為焦點的同時，也讓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成為焦點。新生代農民工的情感問題怎么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對土地沒有眷戀情節造成的問題怎么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力爭當市民的理想與現實的困惑怎么解決？其實，說到底，這些問題其實還是在原來的障礙之內，都是城鄉二元體制和文化水平低下產物，前者尤為根本。

城鄉二元體制需要破解。所謂破解，即不能一棒打死，不能一棍打翻。城鄉二元體制在歷史的特定時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推動了中國的發展。落后的體制沒有跟上快速發展的社會。隨著農業技術的提高，隨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大批剩余的農村勞動力開始向城市轉移。30年的轉移造成的后果是城市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廣義上的農民工。他們滿懷理想，打平之后發現，這個世界原來不是他們的。而悲劇的根源就是城鄉二元體制。二元的城鄉體制讓進城的農民工享受不到城市的各種福利和待遇。受傷后，保險缺失；失業后，他們還是農民；子女入學，“贊助費”讓人“望校興嘆”。雖然如此，部分城市試圖改變城鄉二元體制的失敗又告訴我們這個體制不得不繼續沿用。因為，城鄉二元體制消除之后會面臨城市人口膨脹及隨著而來的城市問題，也會造成農業人口的短缺。因為在城鄉兩級分化嚴重的今天沒有農民不會甘愿留守農村，因為人總是希望生活能夠更好的，因為城市的公共設施、便利的生活條件讓人羨慕。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彭希哲教授在《中國農民工調查》中指出：“農民工之所以能夠在城市中以比較低廉的價格從事經濟活動，正在于他們的這種兩棲身份。如果中國沒有戶籍制度，農民工就會希望擁有與城里人一樣的生活方式、一樣的收入、一樣的勞動條件，但我現在覺得我是農民，我的家在農村，我到你這里來就是為了掙點兒錢而已，只要收入我認為可以，我就干了，這就是中國很低的勞動成本之所以能夠存在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畸形的“民工荒”告訴我們，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農民工也必須轉型。九年義務教育歷經風雨之后已有95%以上的普及率，新一代的農民工文化水平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文化水平的提高對他們在務工過程中的幫助取得明顯效果。他們的工作可以更輕松了，維權意識提高了，業余生活豐富了。因此，我們有必要繼續普及義務教育，尤其是嘗試普及“十二年義務教育”。僅僅是教育并不能讓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中立穩腳跟。伴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步伐加快，傳統的靠體力生存的“苦力”市場逐漸萎縮，一大批需要專業技能的企業誕生。企業需要有技術的農民工，大部分農民工卻只有體力。這就造成了部分行業出現了所謂的“民工荒”。“民工荒”的出現告訴我們，在加快經濟結構轉型的同時，不要忘記讓“農民工”也跟著轉型，否則，轉型后的企業就會缺少血液，無法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