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大學國際傳播現狀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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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國家開放大學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學，但與辦學規模相比，其在國際開放教育界的話語權比較小，國際影響力比較弱。主要問題是，能講會講英文故事的人少，有吸引力的英文故事不多，有效國際傳播途徑欠缺。因此，中國開放大學需要扎實推進中國開放大學故事的講授和傳播。依托現有理論研究、實踐經驗總結、成功案例介紹等形式，通過英文圖書、雜志、會議、網站、社交平臺等多種手段進行有效傳播，有效提升中國開放大學在開放教育領域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

關鍵詞：中國開放大學；國際傳播；理論研究；實踐經驗；國際影響力

中國開放大學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學，這在國際上是公認的事實。但是與辦學規模相比，中國開放大學的國際影響力就顯得比較弱小。在國內，普通大眾對開放大學的知曉度不高，專家學者對開放大學教育的認可度不足。國際上，即使是從事開放教育研究的學者，也對中國開放大學的辦學現狀知之不多。筆者認為其中不可忽視的一個原因便是沒有向世界講好中國開放大學的故事，這其中包括理論探索和實踐經驗總結。〔1〕在2016年2月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又提出：“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增強國際話語權，集中講好中國故事。”〔2〕在2018年8月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再一次強調：“堅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3〕

一、中國開放大學的國際傳播現狀

在國際開放教育領域的英文期刊有很多，筆者選擇幾種中國開放大學體系內專家、學者和從業人員比較認可的英文期刊來進行分析說明。一是《亞洲遠程教育雜志（AsianJournalofDistanceEducation）》；二是《開放實踐（OpenPraxis）》；三是《開放學習（OpenLearning）》。

（一）關于《亞洲遠程教育雜志》

《亞洲遠程教育雜志》是亞洲開放大學協會主辦的網絡期刊，一般每年發刊兩期，一次是選用亞洲開放大學協會年會的優秀論文；另一次是收集開放教育院校及開放大學開放教育理論與實踐有關的理論研究和最佳實踐案例研究，特別是有關開放教育創新與新技術應用等相關問題的研究成果。但近兩年有例外，2019年和2020年均刊發了3期。通過對該刊2018—2020年三年中刊登的8期網絡期刊60篇文章的分析〔4〕，足以凸顯中國開放大學的影響力。在所有60份稿件中，按照第一作者所屬國家或地區的辦學單位統計，共涉及到16個國家或地區的37所學校，其中來自印度的稿件最多，有12份；發表文章最多的是印度尼西亞開放大學，共有6篇；中國大陸有4篇文章入圍，其中3篇文章由開放大學學者撰稿，分別是上海開放大學2篇、江蘇開放大學1篇。筆者與來自上海開放大學和江蘇開放大學的3位第一作者進行過溝通，了解到的情況是：3位作者參加了在香港公開大學舉辦的“開放式和創新教育國際會議（ICOIE）”年會，并受邀在會上宣讀論文，隨后論文被會議主辦方推薦給《亞洲遠程教育雜志》并發表。可見，中國開放大學的學者在《亞洲遠程教育雜志》上發表文章的數量，與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的開放大學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二）關于《開放實踐》

《開放實踐》是國際開放教育理事會（ICDE）主辦的網絡學術刊物。該刊發表的文章有三類：一類是研究性論文；一類屬于創新實踐總結性文章；還有一類是書評。2018—2020年這三年，每年發表4期，每期發表的文章數量不等，少則7篇，多則11篇（均不含雜志主編撰寫的“編者的話”）。三年總計刊發文章102篇，其中研究論文91篇、創新實踐總結文章7篇、書評4篇〔5〕。這12期雜志中，2018年第2期刊登的7篇文章，全部來自“2018全球開放教育會議（OpenEducationGlobalConference）”論文；2019年第4期刊登的10篇文章，全部來自“2019全球開放教育會議”論文。在所有刊發的102份稿件中，按照第一作者所屬國家或地區的辦學單位統計，共涉及到30個國家的86家辦學單位，發表文章最多的國家是美國，有26篇；發表文章最多的機構是土耳其阿納多魯大學，有5篇；并沒有來自中國的文章。在2018—2020年這3年里，沒有中國大陸學者以第一作者身份在《開放實踐》網絡期刊上發表文章，只有一位中國學者出現在作者名單中，他是來自汕頭廣播電視大學的肖俊洪教授。在2020年第2期上，有一篇題為“高等教育數字（開放）教育資源國家基礎設施比較研究”的文章，英文標題為“AComparativeStudyofNationalInfrastructuresforDigital（Open）EducationalResourcesinHigherEducation”。該文共有16位署名作者，肖俊洪教授列在第16位〔6〕。

（三）關于《開放學習》

《開放學習》是英國開放大學主辦的有關遠程、開放、靈活學習領域的國際性學術刊物，這是一份在開放教育研究領域具有國際聲譽的雜志。能在《開放學習》刊物上發表文章是這個領域專家學者所期望的。但是，在這份雜志上也幾乎看不到中國開放大學學者的身影。筆者查閱了2018—2020年這3年間《開放學習》雜志發表的所有文章〔7〕，并對其做了統計分析。不含“編者的話”，3年總計刊發文章59篇，其中研究論文48篇、案例報告2篇、書評9篇。在所有刊發的59份稿件中，按照第一作者所屬國家或地區的辦學單位統計，共涉及22個國家和地區的37家機構，以及2位獨立人士。理所當然，英國發表的文章最多，有24篇；其中英國開放大學發表了19篇，是發表文章最多的機構；沒有中國開放大學學者的文章入圍。可見，在國際開放教育領域，中國開放大學的專家學者發表文章數量之少，與中國開放大學的規模不成比例。與西方國家的開放大學相比，中國開放大學明顯較弱，甚至也比不上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開放教育機構，如土耳其阿納多魯大學、斯里蘭卡開放大學等。關于中國開放大學學者撰寫的英文專著以“Openeducation”“Distanceeducation”“E-learning”“Openlearning”和“Onlineeducation”為詞組，在“國開學術搜索”網上的“書名”范圍內搜索，除2021年國家開放大學出版的《BeyondDistanceEducation》一書之外，沒有發現中國開放大學學者撰寫的其他英文學術專著。關于國際開放教育界有聲望的中國開放大學學者2020年，國家開放大學終身教育研究院王向旭博士等編著的《國際開放教育研究》〔8〕，專門有一章叫“國際開放教育名家名論”，列出了10位國際知名的開放教育專家，無一位中國學者。從英國開放大學主辦的《開放學習》雜志2018年的審稿專家名單〔9〕可以看出，被聘為雜志審稿專家的共有161位，其中來自中國開放大學的學者只有2位，分別是：國家開放大學的韓艷輝副教授,汕頭開放大學的肖俊洪教授。綜合以上分析，在國際開放教育領域，無論是在專業英文雜志上發表文章，還是出版的英文專著，以及承擔國際著名英文雜志的同行評議專家，中國開放大學的學者專家的參與程度較低，致使開放大學的話語權較弱，這與中國開放大學的規模相比較不相適應，與中國開放大學的發展要求不相適應，與國家所處的發展地位不相適應。

二、中國開放大學國際傳播存在問題

（一）能講會講英文故事的人少

一是能講英文故事人少。事實上，在開放大學體系，能用英文撰寫文章或者發表演講的確實不多，除了專職的英語教師和外事人員外，其他研究人員、教學人員和管理人員的英文水平確實很難完成用英文來講故事。2013年，筆者曾參加過在天津舉辦的ICDE第25屆年會，與參加平行小組會議的一位演講人有過交流，她說：“一直希望能有機會參加國際會議，但到了會場上，才知道英語有多么重要。寫英文文章本身就不容易，好在還可以請教他人，但參加會議、發表演講就只能靠自己，感覺很困難。”二是會講英文故事的人更少。能講英文故事和會講英文故事不能相提并論。首先，內容要滿足閱讀者的興趣；其次，語言表達要符合英文習慣。相比較而言，中國學者的文章更注重“高大上”，覺得只有這樣才能吸引外國人。其實不然，對于一般人來講，大部分的內容還是應該“以小見大”。要做到符合英文語言表達習慣，對于中國學者確實有一定的難度，特別是初次用英文來寫作，難度更是可想而知。

（二）有吸引力的英文故事不多

一是缺少開創性理論成果。中國開放大學一直以吸收消化國際上先進的辦學經驗而自豪。比如，廣播電視大學就是根據英國開放大學的經驗而成立的。在其辦學實踐過程中，也是在不斷學習并吸取國際上其他開放大學的辦學理念，來改進自身的缺點和不足，因而得以持續發展和進步。二是缺乏教育實踐成果總結。中國開放大學的確是在不斷學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發展壯大的，盡管創新性的理論成果不多，但在開放大學辦學過程中，還是有許多實踐成果的。比如，中國開放大學的辦學體系、“五統一”的教學管理、“一村一名大學生”項目等，均是先進開放教育理念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成果。這些既是對國際開放大學辦學理論的驗證，對其他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辦好開放大學也具有指導意義。但仍缺少對這些實踐成果的總結，并向國際同行進行廣泛介紹。國家開放大學“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哈馬德·本·伊薩·哈利法國王2020年度教育信息化獎”〔10〕（以下簡稱哈馬德國王獎）就是最好的例證。“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早在2004年就啟動，17年來培養了53萬“留得住、用得上”的畢業生，為中國的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這個“計劃”一直沒有對外系統宣傳，國際上對此缺乏了解。就是在國內，宣傳也不很到位，行業外的影響力也不是很大。三是缺乏對中國開放大學辦學成果的自信。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開放大學起步稍晚，其發展主要是通過學習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實現的，因此，在理論層面缺少創新的成果。另外，中國開放大學的辦學實踐始終處在探索過程之中，其在國內的影響力有限、社會認可度不高。這兩方面因素，導致中國開放大學的研究者或從業者，缺乏向國際同行介紹傳播開放大學中國故事的自信心。

（三）欠缺有效國際傳播途徑

當下開放大學中國故事的國際傳播渠道還是比較多的，如交流訪問、參加國際會議、發表英文文章、出版英文專著、利用社交媒體開設“媒體公眾號”等。但對于一個開放大學的普通工作人員來說，不管其是研究者，還是教學人員或管理人員，仍然缺乏有效的渠道去參與開放大學中國故事的國際傳播。交流訪問或參加國際會議，機會不多；在國外英文刊物上發表文章，查找渠道不容易，完成稿件后想發表更難；出版英文專著，更不是一般個體能夠完成的；利用國外社交媒體開設“媒體公眾號”，沒有相應的英語能力，很難維護。諸如此類的困難，導致開放大學中國故事的國際傳播力弱小。

三、提升中國開放大學國際傳播力的對策

（一）創新機制，培養好講故事人才

講好開放大學中國故事，最需要培養兩種人：一種是具有一定聲望的專家學者；另一種是年輕的科研骨干。前者已經具備開放教育的理論功底和實踐經驗，后者則有更好的英語基礎和社交媒體應用能力。無論是專家學者還是青年骨干，均需通過政策支持、物質獎勵和精神鼓勵等創新體制機制方式，對其所從事的開放教育研究和傳播加以支持。對于有一定聲望的專家學者，更要注重提高其英文表達能力和新媒體應用能力；對于青年骨干，則要著重提高其開放教育理論創新能力和經驗總結能力。具體而言：政策支持：制定相應的政策，給予開放大學中國故事國際傳播的講授人與學校教學人員、管理人員相同的政治、經濟和學術待遇；其創作的內容或取得的成果，與學科科研成果享有同等學術待遇等。物質獎勵：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即機會（包含但不限于申報項目、參與國際會議、高水平訪學等）、資金和時間。要讓專家和骨干有機會、有資金、有時間從事或參與開放教育領域的科學研究，也有機會、資金、時間從事或參與講述開放大學中國故事。精神鼓勵：表彰獎勵是精神鼓勵的良好形式之一。為表彰在開放大學體系科研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績的個人，挖掘有潛力的學術新生力量，國家開放大學開展了“科研貢獻獎”和“青年學術新秀”遴選活動。筆者認為，類似的精神鼓勵應該在國家開放大學體系內持續推進，以勉勵“貢獻獎”獲得者進一步努力實踐，爭取獲得更大成就；激發“學術新秀”的創新動力，開辟新的學術研究天地。

（二）豐富內容，撰寫出有特色的中國故事

要創新故事內容,撰寫代表中國傳統、中國形象和中國精神的開放大學故事,傳播反映中國開放大學的理論探索成果和實踐經驗總結，以及從業者和學習者的真情實感、真實故事。首先，要講好中國特色開放大學理論探索成果的故事。中國開放大學在發展戰略、組織結構與運作機制、課程與教學、管理與服務、質量保證、資源建設等方面均具有特點，應該是國際開放教育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要講好這些故事，使其成為世界開放大學的共同財富。其次，要講好具有中國特色的開放大學辦學實踐經驗總結成果的故事。如“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殘疾人學歷教育、邊遠貧困地區教育扶貧、終身學習等，均有非常好的經驗值得總結，有非常典型的成果可以推廣。最后，要講好學習者接受開放大學教育后成長、成才，并為社會做貢獻的故事。據國家開放大學網站〔11〕介紹，辦學40年來，國家開放大學累計招收各類學生2050余萬人，培養畢業生1512余萬人。其絕大部分工作生活在基層，為當地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并積累了大量生動的勵志故事。同時，開放大學還“培養了大量‘留得住、干得好’的新型職業農民”，他們幾乎人人都有非常生動的學習成才、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故事。

（三）拓寬渠道，用好各種傳播媒體

一是用好傳統手段。通過傳統媒體向國際社會講中國開放大學故事，應包含出版圖書、創辦雜志、舉辦高質量國際研討會、人員交流互訪等。第一，組織出版英文專著。由國家開放大學或其他地方開放大學牽頭組織專家學者撰寫反映開放大學發展戰略、組織結構與運作機制、課程與教學、管理與服務、質量保證、資源建設等理論探索成果和實踐經驗總結類書稿，以單本或文集的形式出版。這樣的開放大學中國故事內容，是國際開放教育界所需要的，也是我們講好開放大學中國故事、提升中國開放大學國際影響力的必經之路。第二，創辦英文期刊雜志。目前，中國開放大學體系共有37份雜志，全部是中文雜志，創辦一份開放教育領域的英文雜志，是開放大學的責任與義務。創辦英文期刊，是增強中國開放大學在世界開放教育領域的話語權，提升與辦學規模相適應的國際影響力的重要舉措之一。第三，定期舉辦國際開放教育專題研討會。定期舉辦規模在100人以下的小型開放教育國際研討會，會議全程以英文為工作語言。除一定數量的國內開放大學的專家學者，以及開放教育研究學者等參加外，會議還要邀請國際上著名開放教育專家學者參會指導，也應邀請其他國家開放大學的研究人員或從業者參會。會議的邀請、組織，以及會后的參會論文推薦等，均可參照香港公開大學“開放與創新教育國際會議”的成功做法。第四，增加人員交流。人員交流是雙方溝通交流最直接的形式，應采取各種措施，通過送出去、請進來等方式，多渠道開展人員交流。除通過集體組織外，更要鼓勵學者個人通過多種聯系渠道。當然，與短期交流相比較，筆者更傾向于較長時間的交流，比如3個月以上的訪學。二是用好用活新媒體平臺。在多種媒體盛行的時代，僅僅借助傳統媒體發聲是遠遠不夠的；一定要用好用活新媒體平臺，更好地實現開放大學中國故事的廣泛傳播。首先，要增強現有英文網站的活力，吸引更多人上傳故事、瀏覽內容，并進行傳播。幾乎每一所開放大學都有門戶網站的英文頁面，其內容與中文版會略有不同。英文網站的功能是面向國際傳播學校信息。從這個意義上講，英文網站應增強活力，優化內容，增加互動功能，吸引觀眾關注網站，并進行再傳播。其次，要充分利用社交媒體平臺，傳播開放大學中國故事。與中文網站的信息傳播相比，如何利用英文社交平臺傳播開放大學中國故事，還沒有真正起步，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再次，鼓勵個人創設新媒體賬號，使更多人成為開放大學中國故事的講述人和傳播者。國家開放大學外語教學部韓艷輝副教授就是這樣一位講好開放大學中國故事的探索者和實踐者。總之，國家開放大學要在“未來30年，分‘三步走’建設世界一流開放大學”〔11〕，需要扎實推進開放大學中國故事的講授和推廣工作，加快提升中國開放大學的國際影響力，增強開放教育領域的國際話語權。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開放大學體系，特別是省級以上開放大學，共同采取一系列措施，投入相應的人財物條件，發動、鼓勵或組織專家，包括普通教師，共同講述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開放大學中國故事，并通過圖書、雜志、會議、網站、社交平臺等多種形式進行傳播，以迅速提升中國開放大學在開放教育領域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為全球開放教育事業的發展貢獻中國智慧、發出中國聲音。

作者：王柱國 徐錦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