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邏輯論文范文10篇

摘要：生態文明是人們正確認識和處理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系統相互關系的理念、態度及生活方式，它是對應于工業文明并以其為基礎的現代社會的時代性揚棄，是人類文明演進的必然歷史邏輯，同時也是當下和諧社會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人類最終走出“人類自我中心主義”困境的必然選擇，也是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共同發展的新的文明發展進程。

關鍵詞：和諧社會；生態文明；構建

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明確提出要大力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并把生態文明提升到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相并列的高度，這充分表明我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重視，這既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新認識,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理論的繼承、豐富和發展。

一、生態文明體現了人類文明演進的必然趨勢

生態文明是人們正確認識和處理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系統相互關系的理念、態度及生活方式,它是對應于工業文明并以其為基礎的時代性揚棄,是人類最終走出“人類自我中心主義”困境的必然選擇，也是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共同發展的新的文明發展進程。

在農業文明階段,人與自然的關系具體表現為人對自然的依附狀態。這種文明方式雖然也有對自然的破壞,但這種破壞基本上在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所能承受的范圍之內,即使是區域性的生態災難也還不足以引起人們對自身生存問題的恐慌甚至反思。

摘要：本文在國家與公民關系的框架中構造了中國政治發展的兩個重要制度變量：政府制度與憲政民主，而政府制度建設優先于憲政民主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漸進改革和增量民主的重要體現。本文接著分析了這種次序安排的原因和局限性，認為政府制度的過密化經營是進行政治性內部化從而引入憲政民主制度的契機，如果不能適時地進行政治性內部化改革，中國政治發展的路徑就可能違背這種次序安排的初衷。

關鍵詞：政治發展/制度過密化經營/政治性內部化

自新制度主義在中國流行開來之后，對各式各樣問題的制度分析和考察日漸增多，其中也有一部分涉及到中國政治的問題。但正如楊光斌教授所說：“在中國政治的研究中，新制度主義范式的運用少之又少；而在中國經濟研究中，新制度主義雖然是一個流行的范式，卻忽略了中國政治制度和國家權力組織結構與經濟變遷的關系，這正是這種研究的致命缺陷”。“不僅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的區分使我們關注制度環境問題，而且中國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決定了我們不能忽視制度變遷中的制度環境。”[1]在新制度主義者看來是外生變量的制度環境，其實正是中國政治研究者所要關注的主要內容。

一、中國政治發展的兩種制度變量

在《發展中的政治經濟》一文中，阿爾蒙德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發展有兩個主導性內容，“兩個政治變量是：(1)政府能力（或權力），(2)人民參政情況（或民主化）”。“政府能力包括政府機構從社會吸取資源的能力，這些資源包括稅收、勞力、物資等；政府能力還包括規定人民社會生活的能力，例如要求人們工作、規定工作時間、確定工資、控制罪犯、管理交通等”。“人民參政指的是社會普通成員參加政府決策的程度”。這兩個標準，即政府的權力與效能，和公眾對政府影響的程度，是兩個衡量政治發展的標準。政治發展指國家的發展和國家的民主化。[2](P65)亨廷頓的政治發展理論則更加注重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設。在他看來，國家的政治制度化，既有結構方面的內容，又有倫理方面的內容。從結構方面說，國家的政治制度化就是國家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程序有一定的適應性、復雜性、自主性和凝聚性；從倫理方面說，政治制度化的倫理性內容就是國家的公共利益，公民對國家公共利益的共識越大，該國家的政治制度化程度也就越高。亨廷頓把政治現代化界定為權威的合理化、新政治結構與功能的分化和政治參與的擴大。“亨廷頓的整個政治理論，事實上始終圍繞著‘政治國家建設’和‘民族國家建設’這兩個軸心而旋轉。‘政治國家建設’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建立和鞏固國家政權，而‘民族國家建設’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則是確立人民對國家的政治認同。”[3](P148)我認為，這些觀點對我們思考政治發展的制度變量是非常有益的。

政治發展可以從政府與公民的關系的層面來解讀。假定國家發展政治的總目標是最大限度地保證統治的有效性和持續性，要實現這個總目標，國家有兩個任務：提高政府能力和鞏固統治合法性。對公民來說，他們期盼享受安定幸福的生活并體現出主權在民的原則，有兩個要求：享受到充分提供的公共物品或公共物品以合理適當的方式供給，通過政治參與實現公民權利。不難發現，政府能力的提高聯系著公共物品的提供，其制度中介是政府；統治合法性則聯系著公民權利，其制度中介是憲政民主，因為只有在憲政民主體制下統治者才能從公民那里獲得根本的統治合法性，而憲政民主又是實現和保障公民權利的最根本制度保證。基于這個分析，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政治發展有兩個根本的政治制度建設變量：政府制度和憲政民主。

內容提要政治領域中政治人的人性假設不僅應成為政治學方法論的基本前提，而且應構成政治學在社會科學諸學科中獨樹一幟的基本依據。本文在與“經濟人”的比較中，挖掘與建構“政治理性人”的人性假設。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中，基于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勵下，追求、奪取并運用權力，來實現特定的利益權威性分配以滿足特定利益需求，從而實現權力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有機統一，這一基本邏輯鏈外在體現為：雙重需求激勵-追求權力-三元利益互動-運用權力-政治行為。關鍵詞“經濟人”政治理性人雙重需求三元利益權力媒介人性假設是社會科學各學科體系的方法論基石，任何一門社會科學學科皆以特定學科領域范疇中，特定行為主體的人性假設作為研究前提，特定的社會科學學科正是通過對特定社會行為主體人性內涵之基本把握，才能對特定主體行為作出合理解釋，從而構成本學科理論的基本方法論前提。政治領域中政治人的特定人性假設不僅應成為政治學方法論的基本前提，而且亦是政治學在社會科學眾多學科里獨樹一幟的基本依據。當前政治學學科領域尚未形成統一明確的政治人假設，不同的人性假設必然從邏輯上導致非兼容的理論構建；只有在相同人性假設前提下，理論之間才有可能互相交流與溝通。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隨著社會階層日益分化，社會各階層、各集團既存在公共需要，又存在各自利益需求，當不同社會集團間的理性需求相沖突，或者公共利益與集團利益需求形成沖突，作為仲裁者的政府究竟是滿足社會共同需求，還是滿足特定社會集團的特殊利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對以上兩種功能加以分配？政府作為公共權力機構本身也具有自身特殊利益需求，這種利益需求也未必與社會公共利益一致，當政府自身利益與公共利益相沖突的情況下，政府作為公共權力機構究竟是滿足社會共同需求，還是政府部門或官僚個體的自身利益？這一系列政府行為問題的解析，最基本的前提在于確立權力主體的人性假設。一門獨立學科的成立主要不是以研究領域，而是該學科特有基本研究方法尤其是特定的人性假設作為存在前提。若將政治人性假設設定為道德人，所有的問題似乎迎刃而解，道德人假定政治活動中的人和經濟活動中的人彼此獨立，在經濟市場上，“經濟人”受自利心支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政治領域中，政治人的動機表現為超越個人利益之利他主義，政治人唯一目標在于謀求、維護與實現公共利益，道德人假設顯然無法充分解釋歷史演進過程中所呈現出復雜的、相沖突著的政治行為與政治活動，“道德人”假設因而在本文中不作為論述重點。作為方法論的經濟學對當代政治學發展起了重大促進作用，理性選擇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基于經濟人假設，運用經濟學方法論對政治學領域進行研究，取得豐富研究成果。但若將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簡單移植到政治學領域，以作為政治研究的基本人性假設前提，那么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社會科學學科的最基本人性假設方法論的依據何在？基于歷史演進過程中政治行為實踐，本文在經濟理性人與政治理性人的比較中，來挖掘與建構政治人的人性假設。一、理性與經濟人理性人是一種理性動物，理性(Rationality)一詞源自希臘文，具有規律、思想、言語等含義。《后漢書·黨錮傳序》指出：“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圣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認為“理性”是人們應有的一種修養和品性。“理性”或是“理智”皆表現為一種人類控制自身行為的能力，動物的動物性完全受本能支配，而人類的動物性則受特有的理性或理智支配。人類如果企圖有效地控制自身行為，首先必須明確自身行為的價值目的，并圍繞著行為的價值目的，尋找實現價值目的的工具，在社會實踐過程中運用正確的工具實現價值目標。人類的活動目的必須與人類自身價值相符合，人類的活動手段必須與人類的活動目的相符合。為使人類活動目的和活動手段符合客觀規律，就須運用人的理性來認識客觀規律，只有在認識了客觀規律的基礎上，才能根據客觀規律選擇行為與實踐工具，才能實現行為的價值目的。“理性”具有兩種最基本的涵義，即認知理性與實踐理性。“認知理性”反映人的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和思維活動能力，指引人們透過事物表象觀察事物本質與內在規律。人們認識世界水平的高低，不僅反映為正確感知事物的能力，而且反映在對感知到的事物進行抽象、判斷、推理的認識能力。柏拉圖(Platon，前427-前347)將理性稱為“理念”、“理式”，一種完美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秩序隱藏在人們感知的、雜亂無章的日常世界背后。德國古典哲學大師黑格爾(FriedrichHegel，1770-1831)在對理性的絕對至上性進行辯證思考之后，認為理性揭示真理的能力不可懷疑，理性代表著精神對真理的追求和把握，從而將人類社會的理性提到空前高度。理性正是在人類社會實踐活動過程中才找到自身存在的基礎，在人類社會生活的實踐過程中，為了確保社會生活的有序進行，人類社會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生活準則和行為規范，使得人類自身的動物性在社會關系和社會規則的調節與制約下得以滿足，這種在人類社會生活實踐中存在的、人類所獨有的、人類據以調節和控制自身欲望與行為的精神力量就形成了人的“實踐理性”。馬克思有一段人們十分熟悉并且經常引用的話：“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漸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在勞動過程開始時就已在勞動者的表象中觀念地存在著的勞動結果，是由實踐理性建構起來的。這種由實踐理性所建構、在勞動過程開始時就在頭腦中預先存在著的勞動結果，既是人的存在本性與活動方式所使然的特殊的觀念形態，也是人的勞動過程區別于動物活動過程的本質特征。人類的理性既是“認知理性”與“實踐理性”的統一，又是“目的性”與“工具性”的統一。實踐中理性融貫于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工具理性關涉實踐活動的成敗，價值理性決定實踐行為的品位。無論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還是社會領域，人的理性作為人的本質存在并不會改變，“政治人理性”是與“經濟人理性”相比較而分析得出，那么首先需要在“理性”內涵的基礎上進一步剖析經濟人理性的內涵。人一旦進入經濟活動領域，就成為經濟人，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Smith，1723-1790)從英國工業革命時代背景下的經濟活動中，抽象出了以自利為行為動機的“經濟人”假設。“經濟人”具有自利性，追求自身利益是人們經濟行為的根本動機；每個人參與經濟活動的目的在于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在良好的市場秩序下，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動會在“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下無意而有效地增進社會公共利益，亞當·斯密以此為基礎構建出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體系。亞當·斯密的歷史性貢獻不僅在于首次提出“看不見的手”的理論，還在于通過對人性的深入考察，深刻揭示了市場經濟與經濟人假設的必然聯系，為人類認識和把握市場經濟規律開拓了新的視野。進入19世紀后，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順利完成，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在此時代背景下，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約翰·穆勒(JohnS.Mill，1806-1873)肯定了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并進一步把“經濟人”描繪成會算計、有創造性并能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他明確指出“經濟人理性”是從人類行為的各種動機中抽象出來的經濟動機，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使財富最大化的動機，經濟人能夠通過成本-收益算計，對所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理性優化選擇，“經濟人”假設被更概念化地表述出來，進而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公理”。自亞當·斯密、約翰·穆勒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經濟人”假設以來，隨著經濟學的發展，當代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進行修正和改進，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提出了經濟人“有限理性”命題，由于環境不確定性、信息不完全性以及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個人不可能把所有價值考慮統一到單一的綜合性效用函數當中，個人無法準確無誤地接受、儲存、檢索、傳遞和處理信息，因而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們可以把那類考慮到活動者信息處理能力限度的理論稱為有限理性論。”有限理性論進一步豐富了經濟人假設的內涵，使經濟人假設更接近真實世界經驗。隨著現代經濟學理論的發展，現代經濟學理論認為經濟理性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不等于只是追求個人物質利益最大化，權力、聲譽、安全、健康、舒適等非物質財富效用都要納入個人效用函數，而且為了實現個人整體效用最大化，人們會以犧牲一定的物質利益為代價去換取其他利益，這樣“經濟人”活動范圍就超出了經濟活動本身而擴展到家庭、社區、公共政治等其他領域，使經濟學的研究逐步擴展到了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社科研究領域之中。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GaryS.Becker)認為人類的一切活動都蘊含著效用最大化動機，都可以用經濟學分析加以研究和說明，各種人的各種活動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追求效用最大，而不管這些人的職業或這些人的活動是否具有商業性質，他認為“經濟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類行為的可貴的統一方法”，主張以“經濟人”假設取代社會科學其他學科關于人性的基本假設，“經濟研究的領域業已囊括人類的全部行為及與之有關的全部決定”、“在現代經濟學提供的框架內，各種人類行為都可以得到滿意的說明”。發端于50年代的“公共選擇學派”則進一步將“公共選擇理論”定義為“對非市場領域的經濟學研究”，他們將經濟學方法運用于政治學領域，認為一切政治人都是政治領域的“經濟人”。政治學領域的一些學者也認為，在政治學領域“經濟人假說因與人性和社會實際的巨大契合”，從而“避免了一些學科避諱人性本真而常常陷入虛妄無奈的期許之中，并導致說教與現實的無法對接之苦”，進而認為政治人也就是“政治市場中的經濟人”。對于學界以“經濟人假設”取代人類社會一切人性基本假設的觀點，喬治·索羅斯(GeoreSoros)斥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經濟人假設對政治學領域理論研究具有很大啟示與意義，但如果經濟人假設完全套用現實政治活動中的人，那樣政治學在方法論上將失去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根基。一門獨立學科的存在不僅在研究領域的差異，更重要的是該學科存在特有基本方法論，而人性假設則是基本方法論的核心。二、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邏輯作為方法論的經濟學對當代政治學的發展起了巨大推動作用，使當代政治學獲取了新的方法論資源，這亦是為什么理性選擇理論、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能夠在當代政治學領域中取得出色的理論成就，正是因為研究基本前提設定為理性人，將政治行為理解為政治人基于利益基礎上的理性選擇，從而能相對準確地與政治場域中政治主體的行為動機相契合。但愈是如此，一系列問題就越是凸現：政治學領域的人性假設是否等同于“經濟人”假設？經濟人理性行為主要以人的物質需要滿足為根本動力，政治理性人的需求是否完全等同于經濟人的物質需要滿足？既然人皆是自利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行為又何以可能？公共選擇理論從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出發，將政治理性人的需求等同于經濟人的物質需要，認為政治過程與經濟過程一樣是一種交易過程，政府及官僚亦是“經濟人”。政府是由政治家和政府官員組成，政府決策和政府行動是由這些人作出的，因此政府行為和政策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官員的動機支配。政治家也是理性人，他從事政治活動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家與經濟中追求利潤的企業家是類似的。為了實現他們的個人目的，他們制定他們相信能獲得最多選票的政策，正像企業家生產能獲得最多利潤的產品一樣。”公共選擇理論大師布坎南認為，“在''''經濟''''和''''政治''''之間或在''''市場''''和''''政府''''，''''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并未劃出任何界線。經濟學家不必只限于研究市場中各個人的行為(例如買賣活動)。通過交易經濟學方法的或多或少的自然延伸，經濟學可以根據交易范例來觀察政治和政治過程。”公共選擇理論將“經濟人”假說由經濟市場分析推廣到政治市場分析，將政治市場上當事人的行為動機假定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上活動的都是同一個人，一個人在菜市場上的行為動機和他在投票箱前的行為動機沒有任何兩樣，一個人無論從事何種職業，他的目標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社會科學領域人性假設是構建各個學科的基石，如果政治人完全等同于經濟人假設，那樣政治學在最基本的方法論上將失去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根基。與公共選擇理論的思路相反，有學者給出另一種分析進路，認為不是物質需求而是精神需求構成政治人實施政治行為的理性基石，“政治人理性行為的實現過程則是一個主要以人的精神性需要滿足為根本動力、以國家為最高形式的各種社會公共性組織這一社會政治結構為客觀載體、以政治人權力價值理性的自律和權力工具理性的他律二者的相互結合為根本約束條件的過程。”這種分析進路將精神需求視為政治人實現公共利益的理性基石，具有一定啟發與創新意義，但若將政治理性人的權力行為完全歸因于人的精神需要方面的滿足，何以解釋現實權力運行過程中所出現的政治主體追求物質利益的自利性現象：地方政府的自利行為、政府職能部門的自利行為、官僚貪污腐敗行為？這一理論假設亦難以獲得充分經驗檢驗。關于政治人的人性假設建構，本文在汲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嘗試比較系統地提出“政治理性人”人性假設。當人的活動一旦從社會領域或經濟領域進入以公共權力為載體的公共領域，就由社會人或經濟人轉化為政治人。政治人亦是理性人，政治人之所以稱之為理性人是因為，政治理性人的活動基于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公共利益、集團利益、自身利益)的激勵下，追求、奪取并運用公共權力，實現特定的利益權威性分配以滿足特定利益需求。在此意義上，政治理性人與經濟人存在著共性邏輯，即需求衍生利益，需求是利益的基礎；利益衍生行為，利益是行為的基石；但政治理性人與經濟理性人在需求--利益--行為之結構、內涵、權力媒介方面存在本質差異，這一本質差異決定了政治理性人與經濟人在人性假設方面的基本分歧，政治理性人內涵不是簡單的自利的經濟人假設所能包涵，它的內涵遠比“經濟人”假設更為豐富與復雜，公共性、集團性、階級性、自利性等客觀存在政治特性元素在同一政治場域內的交織、沖突與協調，形成了一致與沖突共存的“政治理性人”人性假設。

政治理性人行為基于利益，而利益本質上源于人的物質需求與精神需要的雙重激勵。物質需要是以物的使用價值來滿足人的需要，是人對物質生活條件直接依賴關系的反映。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人類的物質需要越來越多地通過人化的自然物來得到滿足，而不再局限于對單純自然物的需要。精神需要是人對通過物質所派生出來的精神生活、情感生活等方面的直接依賴而產生的需要，是通過人與物、人與人之間的聯系以及人的各種活動而形成的情感或某種心理狀態來滿足的需要。人的物質需要與精神需求的多樣性決定了利益多樣性，政治理性人的利益結構源于人的物質需求與精神需要方面雙向激勵。當人從社會領域進入以權力為載體的公共領域，成為政治理性人，政治理性人需求的多樣性逐漸衍生出公共利益、集團利益與個體利益。首先，公共利益源于人的物質需求與精神需要方面雙重激勵。公共利益首先源于人類社會物質生活的內在需求，當人類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到一定程度，市民社會為滿足公共生活的公共需求，通過契約形式或其他形式建立和委托公共組織(國家與政府)來實現公共利益，通過權力運作滿足社會公共物質生活需求。人類社會“一開始就存在著一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社會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這樣的職位在任何時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志的馬爾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還可以看到。這些職位被賦予了某種全權，這是國家權力的萌芽。”由此可見，公共權力機構源于人類社會物質生活中的公共職能的內在需要，人類社會的公共職能的實現需要必然要求建立公共權力機構，通過一系列委托機制與監督機制使公共權力實現社會所預期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人的精神需求亦形成實現公共利益的根本動力，人在精神上的自我實現需求、榮譽感會促使政治理性人為實現公共利益實施公共行為，從而獲取與實現人生價值。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A·H·Maslow)的需要五層次論解釋了人的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間關系，需要產生動機，動機引發人的行為，這些需要和動機又不是雜亂無章，而是按照各種需要的重要性程度和由低到高的發展順序，分成由低級到高級五個層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需要。自我實現需要是需求層次理論的核心需要，作為一種價值追求，自我實現本質上是人的能動的社會化的成長過程，是人的自身潛能和價值、理想目標的實現，“希望自己越來越成為所期望的人物，完成與自己的能力相稱的一切事情”。需求層次理論與自我實現理論有助于從精神層面認識政治理性人的行為動機。政治理性人自我實現的需要，構成了政治理性人追求權力，運用權力，實現公共利益的基本精神動機。集團利益是政治生活中不可回避的客觀存在，主要來源于社會經濟生活中處于不同地位的集團的物質需求。在階級社會中，集團利益主要體現階級利益，國家與政府作為統治階級工具首先要維護和實現統治階級集團利益需求。在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下，盡管公共性是任何社會發展階段國家與政府所應具有的屬性，但階級社會結構中作為“特殊公共權力”的政府屬性卻主要體現為階級性，“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國家及政府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政府作為國家合法代表，其主要目的就是代表經濟上、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維護他們的利益，尤其是保護他們的私有和公有財產，維護階級統治的穩定。在當代中國轉型社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導致社會經濟結構變遷，各社會階層分化并形成相對獨立的利益需求，集團性不再主要表現為階級間沖突而表現為階層間矛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的變化成為中國社會轉型和經濟轉軌的最核心的內容，原來“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的社會結構，已不能涵蓋新產生的、更細化、更豐富的社會階層。“如果說在舊中國和新中國的前30年，中國在社會結構上是一個階級社會的話，那么，現在的中國在社會結構上已經變成了一個''''階級''''和''''階層''''并存的社會，社會結構復雜化了，分化和組合出許多新的社會利益群體。”多元化利益階層或集團參與、影響、驅動公共權力機構實現有利于特定集團利益的公共決策，作為仲裁者的政府基于公正與效率的價值觀對社會各利益集團進行權威性分配，對階層或集團間利益沖突進行調諧，使沖突控制在統治秩序的范圍之內。再者，政府存在自身利益，政府一旦形成，公共利益應成為政府權力運作的應然價值理性，但實然層面上，政府條塊部門與個體官僚仍客觀存在自身利益需求，以及實現這種特殊利益需求的沖動。政府自身利益源于政府條塊組織(地方政府、政府職能部門)或政府組織中的官僚為主體的物質利益需求。國家整體利益的優先并不能否定局部利益的客觀存在，地方政府往往形成以區域為邊界形成相對獨立的利益需求；在條塊分割的政府職能部門體系中，政府職能部門體系事實上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相對獨立的部門利益需求；公共利益的追求亦不能絕對排除政治理性人個體利益的客觀存在，官僚亦有自身特殊利益需求，在憲政與法治制度不健全的政治環境中，政府官僚個體可能運用公權力實現和滿足個體物質利益需求。由此可見，政治人理性行為和經濟人理性行為均以利益為基礎，但兩者需求--利益--行為的內涵卻存在本質差別。經濟理性人的行為基于個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而政治理性人的行為基于多元利益結構：以社會整體為主體的公共利益、以社會特定集團為主體的集團利益(階級社會中主要體現為階級利益)、以政府組織或官僚個體為主體的政府自身利益，這三重利益共存于政治場域之中，彼此間在形式上共存，在實質上存在利益沖突，形成一致與沖突的綜合矛盾體。在利益矛盾體結構中，利益激勵又驅動政治理性人通過政治途徑追求權力、獲取權力、并運用權力實施政治行為，實現利益的權威性分配；政治理性人運用權力實施利益權威性分配則外在體現為政府公共性行為、集團行為、自利行為。當公共權力體現為公利屬性，公共權力可以與公共利益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公共權力能有效促進公共利益最大化。當權力體現為集團性，階級社會中的政府機構主要維護與保障統治階級集團利益，隨著當代社會階層高度分化，現代政府主要能對各利益階層或利益集團進行利益平衡和調諧。當公共權力體現為自利性屬性，公共權力機構及行為往往為政府機構或官僚自身服務，引起社會財富的不公正分配。現實政治生活中，公共權力的運作往往界于三元利益屬性混合狀態，特定政府的行為與決策究竟側重于實現公共利益，還是側重于特定集團利益，或是側重于政府自身利益？取決于在既定制度約束條件下特定政治主體，以特定利益為圓心，根據三元屬性的對比與動態變化實施政府行為，所實現特定的利益分配。隨著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建設的不斷完善，政府自利行為的制度成本不斷提升，政府自利性將逐步得以限制，而社會公共需求的上升必將導致公共性的凸現，政府理性行為將傾向于公共服務，實現社會各階層間的利益均衡與和諧發展。在政治理性人需求--利益--行為互動邏輯關系之間，權力構成政治理性人需求實現與利益滿足的媒介與紐帶。政治權力形成于人們的需求，政治理性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一旦萌發其利益需求，為實現利益需求，就必然傾向于通過政治渠道爭取與獲取政治權力，并運用和行使權力來實現利益的權威性分配。經濟理性人的活動舞臺是市場，市場構成經濟人與經濟人之間交換商品的空間場所。政治理性人圍繞著國家、政府以及其他與公共權力相關的組織，以謀取權力、運用權力為活動特征。“政治人是追求權力最大化的人？？''''政治人''''是這樣一種人，他們要求關乎他們所有價值的權力的最大化，希望以權力決定權力，還把別人也當作提高權力地位和影響力的工具。”社會公共權力是實現利益分配的最權威、最有效的決定性力量，亦外在地成為“政治人”之所以為政治人的客觀標志，政治人的活動一旦脫離了社會公共權力，就不能稱之為政治人。現代政治學理論的奠基人馬基雅維里(Machiavellian)以“權力”作為其政治學學說的核心。馬克思·韋伯把權力定義為“社會交往中一個行為者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其他行為者之上的可能性。”羅伯特·達爾(RobertA.Dahl)把“政治體系定義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響力、權力或權威的人類關系的持續模式。”無論是古典政治學主流觀點，還是當代政治學主流觀點，政治理性人與權力存在必然聯系，“自亞里士多德時代以來，人們普遍持有這樣一種觀念：政治關系總以某種方式涉及權威、統治或權力。”正是由于在人類社會的一切政治活動中，“權力”成為主導社會政治進程一切方面的核心要素，一切活動在人類社會歷史舞臺的政治主體--階級、利益集團，還是官僚、政客、政治精英，總是圍繞著權力的獲取、實施而展開，“政治權力實際上是在特定的力量對比關系中，政治權力主體為了實現和維護自身的利益而擁有的對政治權力客體的制約能力。政治權力本質上是特定的力量制約關系，形式上是特定的公共權力。”在權力運行過程中，權力體現出雙重理性，既體現工具理性，亦體現出價值理性。在從需求到利益的第一階段，政治權力具有價值理性，由于在社會實際生活中，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的實現不是自發和自動的過程，在社會資源稀缺的前提條件下，權力所特有的需求滿足與資源分配的功能，誘使社會主體進入政治場域成為政治人，通過制度化或非制度化政治途徑來追求、奪取、掌握政治權力，這一過程賦予了權力價值理性。在從利益到行為的第二階段，權力由價值理性轉化為工具理性，因為一旦政治主體獲取了政治權力，權力就不再成為終極目標，政治理性人終極目標是在政治場域中通過權力的運用和行使，來實現特定行動者所偏好的利益分配，權力因而構成鏈接需求--利益--政治行為的核心紐帶。綜上所述，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中，基于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勵下，追求、奪取并運用權力，來實現特定的利益權威性分配以滿足特定利益需求，從而實現權力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有機統一，這一基本邏輯鏈外在體現為：雙重需求激勵-追求權力-三元利益互動-運用權力-政治行為。

［摘要］采用邏輯回歸方法綜合分析繼續教育學生畢業設計成績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學生的平時成績、年齡和性別是影響畢業設計成績的主要因素。建議在今后的日常教學中，要引導學生加強平時課程學習，培養低年齡段學生學習興趣，并督促幫助男同學努力學習。

［關鍵詞］繼續教育；畢業設計；邏輯回歸；考試分數

一、引言

畢業設計(以下簡稱:畢設)是高等學校實踐性教學中的最后一個環節，學生在完成教學大綱中規定的所有課程學習，并且經過考試（考查）合格后方可進行，只有完成畢設和成績評定合格后才能準予畢業。畢設檢驗學生綜合運用所學知識，獨立完成課題研究工作的能力，成績評定主要依據畢設的質量和答辯的表現。繼續教育中的畢設成績，除了上述所學知識的應用能力體現以外，還受到其它諸多因素的影響，如學生的基本情況，即：性別、年齡、戶籍、政治面貌和民族，以及起讀層次(專升本或高起本)、就讀專業和平時學習成績等。邏輯回歸常用于分析二分類因變量與多個自變量的關系，在疾病診療中，經常用到邏輯回歸方法來判定某種疾病（如存活與死亡、患病與未患病等）和一些危險因素是否發生關聯[1]。學生完成畢設后，簡單來分畢設成績就是“通過”或“不通過”，也是二分類變量，自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戶籍、政治面貌和民族這些基本個人信息，以及起讀層次、就讀專業和平時學習成績等一些影響因素。本文擬采用邏輯回歸分析方法，綜合分析上述因素，以期發現對學生畢設成績有影響的因素，探討相應的對策，不斷改進繼續教育的教學內容和方法，針對不同類型學生加以不同的督促指導，幫助學生提高學習能力，使學生能夠順利完成學業。

二、研究對象和一般處理

1.研究對象。上海大學繼續教育學院A教學點2015-2017學年中，共有734名學生參加畢設，他們分屬6個專業:工商管理、工程管理、會計學、人力資源管理、英語和物流管理。按照教學大綱的要求，由數十個具有較強理論知識和豐富實踐經驗的老師來帶教指導，具體包括：學術期刊論文及相關資料檢索、論文題目和大綱確定、論文初稿撰寫和中期檢查、論文修改并最終定稿及畢業論文答辯。畢設成績評定分兩種情形，第一種是獲得雙證（畢業證和學位證），需要參加畢業論文答辯，成績評定由三個部分組成，包括指導老師評分（30%），論文評閱老師評分（30%）和答辯小組評分（40%）；另外一種是僅獲得畢業證，不需要參加畢業論文答辯，其最終成績也是由三個部分組成，即指導老師評分（40%）和兩個論文評閱老師評分（2×30%）。為了分析影響學生畢設成績的因素，選取了734名學生入學時登記的一些基本個人信息：性別、身份證號碼、民族、政治面貌等。根據分析的需要，將這些基本個人信息歸結于五個個體屬性：性別、年齡、戶籍、民族和政治面貌，再加上他們的起讀層次、就讀專業與平時學習成績，共同組成影響畢設成績的因素，用于開展畢設成績影響因素的分析。2.一般處理。戴筠和栗君研究過學生個體屬性與考試成績的相互關系[2]，結果表明學生的民族和政治面貌這兩個個體屬性與考試成績的相關性極弱，這樣在本次對畢設成績影響因素的分析中，就直接舍棄這兩個個體屬性，最終形成了六個影響因素：性別、年齡、戶籍、起讀層次、就讀專業和平時成績。將734名學生畢設的成績按照不同的影響因素，進行數據整理分析，如表1所示。單從畢設通過率來看，女生比男生高，年齡大的學生比年齡小的學生高，平時學習成績好的學生更容易通過畢設。在起讀層次這個影響因素中，還發現專升本學生畢設通過率比高起本要高，工程管理和英語專業的畢設通過率也高于其他專業。

在學術期刊現有的三審制中，編輯審稿處于三審制的最前端，是決定稿件是否繼續送專家外審的關鍵一環，而編輯也就因此成為稿件質量的第一把關人。這就意味著，如果說三審制能夠保證學術期刊編輯出版質量的話，那么編輯則是主編對期刊論文發表整體價值即質量的主要把關者。［1］由于社科學術期刊與科技學術期刊存有不同之處，社科學術期刊編輯審稿，也就相應地帶有與科技學術期刊編輯審稿的不同特點。這些不同特點，既體現在編輯對稿件內容的審定上，也體現在編輯對稿件形式的審定上。

一、文稿內容的審定

為更好地呈現中心論點的內涵，學術論文一般會將其中心論點分解為多個分論點，以多角度多層面論述其中心論點的合理性。因此，編輯在審稿時，應仔細判斷稿件的中心論點與分論點之間是否建構起了合理的邏輯序列，且分論點是否明確而恰當。要判斷稿件的中心論點與分論點之間是否建構起了合理的邏輯序列，編輯在審稿時，可以采用論點內涵外延厘定法以及論點邏輯層次分析法，具體考量稿件中心論點與分論點之間的關系。所謂論點內涵外延厘定法，就是在確定稿件中心論點與分論點內涵與外延的基礎上，判斷其中心論點與分論點之間是否具有合理性。一般而言，分論點內涵與外延的總和，應該等于中心論點的內涵與外延。就學術論文而言，其文內各一級標題往往就是其各級分論點，因此，其文內各一級標題內涵與外延的總和，應該等于文章標題的內涵與外延。運用這一方法審定稿件中心論點與分論點之間的關系，可以使編輯快捷直觀地得出稿件在論述中心論點時是否具有合理性的結論。比如說，有些稿件文內各級標題的內涵與外延之和并不等于文章標題的內涵與外延，有些稿件甚至存在某個文內一級標題直接等同于文章標題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藉助論點內涵外延厘定法，編輯在審稿時都可以一眼發現。所謂論點邏輯層次分析法，就是在厘定論點內涵與外延的基礎上，分析稿件各分論點之間所存在的邏輯關系，判斷其分論點之間是否具有合理性。由于學術論文的分論點是其中心論點的多角度多層次分解，因此其分論點之間，勢必會構成或并列或遞進的邏輯關系。只要厘定了中心論點與分論點的內涵與外延，分論點之間所具有的邏輯關系，同樣可以快速推定而得。在判斷稿件的中心論點與分論點之間是否建構起了合理的邏輯序列的同時，編輯還要仔細判斷各分論點表述是否明確而恰當。論點表述往往以直接明快，精煉準確，并能統攝具體行文內容為上，藉助分析稿件一級標題的語詞結構，參綜其下所論述具體內容，編輯在閱讀稿件時，是不難判斷其分論點是否明確而恰當的。一旦認定稿件的中心論點與分論點之間建構起了合理的邏輯序列，且分論點明確而恰當，編輯就應當轉而仔細閱讀稿件，分析判斷其是否以充分必要的論據，嚴謹合理的論證，清晰有力地闡明了文章的論點。這就是所謂的言之有理，持之有據。論據的充分必要，是指材料是否能完備有力地支撐文章的論點。要做到這一點，論文材料的選擇就必須精當。論文在選材時，應該選擇他人沒有使用或者較少使用的第一手材料，而不應該使用他人反復使用的陳腐的材料，尤其不能使用第二手材料。這是編輯在審稿時，判斷論文論據是否恰當的第一個標準。論據的恰當，還體現在論據數量的多寡上，雖然說孤證不立，但這并不意味著論據應該多多益善，而應該以適度為基準，也就是論文所列論據以能證明論文的論點為度。這是編輯在審稿時，判斷論文論據是否恰當的第二個標準。編輯采用這樣的論據衡量標準審稿，就能有效排除這樣幾類非優質稿件，比如說全文沒有任何材料支撐自己論點的稿件，論文選用論據大多為他人反復使用的稿件，論文所用論據毫無選擇的稿件，等等。大抵而言，這幾類稿件往往是敷衍成章，缺乏學術論文必要的原創價值的。論據的目的在于以此證明論文的論點，而要想以此有效地證明論文的論點，這就需要在準確使用論據的基礎上，合理地由此推導出相應的結論。就論證本身而言，其應滿足兩個基本條件：其一是直接，其二是嚴謹。論據本身能自然導向某一結論，這就是直接；由所用論據能順勢推導出某一結論，這就是嚴謹。以此為判斷標準，就能使編輯在審稿時，能有效排除那些離題萬里、邏輯混亂的稿件。選題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中心論點與分論點之間建構起了合理的邏輯序列，分論點明確而恰當，且論據充分，論證嚴謹合理，這樣的稿件，往往就是學術期刊所需要的優質稿件。社科學術期刊編輯在審稿時，如果遵循上述審稿法則，就能在仔細閱讀稿件時，不難在具體內容上，判斷稿件是否為學術期刊所需。

二、文稿形式的審定

“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文章之道，無外乎質文兩諧。一篇優秀的學術論文，除了應該有質的充實新穎外，還需要有文的得體與規范。學術論文雖然不同于文學作品，但并非全然不重文，只不過其對文的要求，與文學作品有所不同而已。一般而言，學術論文帶有科學性、創新性、專業性、規范性、應用性等特點。與此相應，其文字表達也應該帶有準確性、抽象性、簡潔性、層次性等特點。此外，不同的社科學術期刊，還有著不同的學術論文的相關格式規范。凡此等等，都是編輯在完成稿件內容審定后，需要進一步仔細審讀的。在此，我們將其統稱為文稿形式的審定。學術論文的形式，包含文字表述與論文格式兩部分，其總體要求是得體而規范。得體主要是針對論文文字表述而言的，規范則主要針對論文格式而言。這是社科學術期刊編輯審定文稿形式時的兩大著眼點。一篇優秀的社科學術論文，其文字表述應該是專業而不賣弄，準確而不含混，簡潔而不冗長，層次分明而毫不混亂。專業性是學術論文的基本特點，但學術論文專業性的彰顯，不在于概念與術語的堆砌，而在于專業的思考角度與思辨方法。學術論文如果不能謹守這一點，就會很容易導向故作高深與賣弄。這就要求社科學術期刊編輯在審稿時，能夠不為浮華的概念與術語所迷惑，直視文字背后潛藏著的思考向度與思辨方法，以準確判斷其文字表述是否得體。學術論文文字的準確體現在多個層面，既指概念表述的準確而不含混，也指判斷的準確而不夸飾，還指文獻引用的精確而無錯誤。概念表述是否準確，可以從專業角度去衡量；判斷是否準確，可以從論述層面結合前后語境去衡量；至于文獻引用是否精確，則需要從多個角度去綜合鑒別。現在部分研究者或缺乏嚴謹的學術訓練，或缺乏嚴謹的學術態度，或者在引用文獻時較為隨便，不仔細核對所引文獻是否精準無誤，或者在引用文獻時隨意抄錄他人所引文獻，甚至只是在網絡上直接抄錄所需文獻。后一種情形導致的文獻錯誤問題最大。他人所引文獻如果本來就存在錯誤，再次轉引勢必導致謬誤流傳。至于網絡文獻，則需要對其持有十分謹慎的態度，尤其是古籍文獻，不可徑直以網絡文獻為準，而應該以紙質文獻為準。古籍類網絡文獻存在大量的錯誤，既包括錯字漏字，也包括標點斷句。學術論文在引用古籍文獻時，萬不可養成抄錄網絡文獻的不良習慣。但在實際中，部分作者為方便起見，不愿意花費必要的精力檢閱紙質文獻，而是去直接抄錄網絡文獻，這勢必導致引用錯誤，文獻標注錯誤。對于此類錯誤，編輯只能憑藉自身的相關積累，在仔細閱讀稿件時細心甄別。比如說，如果發現某一句在釋讀時文理不通，則其引文大體存在問題。這時編輯如果能找到作者所引相關文獻，就可以仔細核對其所引文獻是否有誤。一般而言，如果一篇稿件在引用文獻時存在一處較為明顯的錯誤的話，那么基本上可以斷定，其全文所引文獻存在較多的問題。當然，要想徹底杜絕稿件引文的錯誤，最為有效的方法是請作者提供其所引文獻的所有紙質版著作的原始照片，以供編輯仔細核對，但在實際操作中，多數作者因嫌這種方法較為繁瑣，不大愿意配合。因此，這一類錯誤，在很大程度上，前期只能靠編輯自身的學術儲備去發現，后期則只能靠作者的校對去發現。學術論文文字表述是否簡練，編輯在審稿時，則可以很快發現。這既可以從稿件的標題去判定，也可以從具體行文中看出來。一般而言，社科學術論文的標題應該十分精煉，字數不宜超過20字，應該是由中心語構成的不完整句。反之，一篇社科學術論文如果標題冗長，而且大多是結構完整的句子，那么，作者的文字大多是不簡練的。同理，漢語多以短句子為主，雖然說因為專業性的原因，再加上受到歐化句式的影響，社科學術論文的句式變得較為復雜，且長句子增多，但這并不意味著漢語的面貌已經完全改觀。因此，如果社科學術論文多以不必要的長句子為主，則論文的文字大體是不夠簡練的。此外，還有一部分作者在引用古籍文獻時，往往習慣于在引用文獻后將所引文獻翻譯成白話文，這種畫蛇添足的作法也是文字不夠簡練的標志。學術論文有預設的閱讀對象。其所預設的閱讀對象，就是具備一定專業知識的讀者，因此，論文在引用相關文獻時，是沒有必要再將其翻譯成白話的。疏處可走馬，密處不透風，是行文的必須，社科類學術論文行文也不例外。當然，社科學術論文文字的不簡練，并不僅僅體現在這一層面，還體現在同一內容的反復言說上，這一點編輯在仔細閱讀文稿時是不難發現的。學術論文的文字表述是否層次分明，既可以從上下文句意中判定，也可以從上下段文意中判定，還可以從整體文章結構中判定。好的學術論文，其文字表述應該首尾呼應，文氣自如，上下通達，結構自然，一體圓融。雖然在實際中，能夠達到這一行文標準的學術論文非常罕見，但編輯在審稿時，應該盡量以這些標準為最高指南。這就是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社科學術期刊編輯在審稿時，以上述所言為審稿的基本法則，就可以較快地判定稿件的文字表述是否得體。不同類型的社科學術期刊對論文的格式，都會有不同的規定，這包括作者單位的標示、作者信息的標明、摘要的字數與寫法、參考文獻與注釋的標注，等等。這些規范，編輯都是諳熟于心的，審稿時就能夠一眼見出稿件格式是否符合期刊的規范。編輯在審稿時，一旦發現稿件格式不符合期刊規范的，可以暫不處理，等到三審通過擬定用稿后，再通知作者修改，以免產生不必要的麻煩。稿件的文字表述與論文格式如果得體而規范，編輯就可以認定稿件的形式符合刊物需求，如果稿件在某些地方存在不足，則需要在恰當的時候返回作者修改，并結合上述稿件內容的審定，對稿件給出相應的審稿意見，并決定其后續如何處理，至此才算順利地完成了一篇稿件的編輯審稿流程。總而言之，社科學術期刊編輯審稿對編輯的素養要求較為全面，既需要編輯有正確堅定的政治理想，又需要編輯有較為精深的相關專業涵養，還需要編輯有吹毛求疵的審慎態度，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意志，以及高度的工作熱情與責任心。社科學術期刊編輯審稿工作，正是在上述多種因素作用下展開并完成的。從另一層面而言，編輯審稿是學術期刊所有工作的基礎，只有把編輯審稿做實做精，才能為后續專家二審以及主編終審奠定堅實的基礎，并為此后的編輯校對工作打下良好的根基。換句話說，編輯審稿到位了，專家二審與主編三審就會順利得多，而此后的編輯校對也會事半功倍。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編輯審稿的重要性得到了彰顯。

一、選題

選題是否成功是研討成功的條件。有一種說法，哲學社會科學不像自然科學，沒有成功與不成功之說，只需情愿去做，終究必定成功。此話謬矣。沒有好的選題，即使是洋洋灑灑數萬言乃至數十萬、數百萬言，效果都是無用的廢話。這就不能視為成功的研討。成功的研討必定是建立在成功的選題之上的。那么，什么是成功的選題呢？簡而言之就是選題要有問題認識。

問題認識是什么呢？

一是指研討的方針取向。成功的選題應該是提醒研討的方針取向，也就是要使研討到達什么樣的方針。研討的方針取向所反映的是研討是否有價值，是否值得研討。因此，從選題來看就能夠知道該問題研討的狀況和可能開展的趨勢。假如選題沒有提醒研討的方針取向，而僅僅陳述了一個實際，那么就意味著該研討不值得研討，或許說前人現已做了比較詳盡的研討，在現在的狀況下現已沒有深化的可能了。這種選題就不應該去選。

二是指研討的詳細規模。成功的選題應該是規模詳細，不是大而全的。也就是選題不能過大，過大的選題會使研討無法深化下去，僅僅如走馬觀花。另一方面是標題太小，研討就會過于沉迷于瑣碎的細節，然后使研討失去了價值和檔次。特別是有的細節并不具有代表性，也不能真實反映事物開展的趨勢，但因為研討者的視界太小，無法從細節中發現事物開展的底子規律。特別是做前史史料研討的往往都有這樣的缺點。

三是要對一個學術問題產生質疑，或許說要有爭鳴性。學術研討是無止境的，真理更是無止境的。許多學術觀念在其時是對的，或許說是真理，但時刻和條件都變化了，因此其真理性也會發生變化。因此，選題必定要勇于質疑，但質疑有必要要有理有據，而不是隨意置疑。在有理有據的根底上的置疑，這樣的選題必定是有價值的。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必須從組織形態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直接納入黨的領導；必須在形式上突出學術性；必須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理論成果轉化，加大指導力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冠以了群眾性組織的名頭，因此，為了突出群眾性，在組織形態上，它的某一級組織往往是按企業類別專業類別或性質相同、相近的群體來劃分、很顯然，會議沒有安排學術交流，雖說事先收集了論文，但是僅僅局限在評比人員范圍內，結果會議變成了評比會和座談會、近幾年，隨著思想政治工作理論文章的增多，質量的提高，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越來越關注成果的認定與轉化，越來越看到自我理論指導力的重要性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社會科學，是推進人類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顯然，思想政治工作是針對人和人的思想行為的，因此，它屬于社會科學范疇。同時，它又是我們黨做好群眾工作的一個銳利武器。改革開放的二十幾年中，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學性所在，越來越體會到思想政治工作其科學意義是重大的。因此，越來越加強了對這方面的研究，并成立了相應的群眾性組織：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可以肯定的講，這一群眾性組織在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與推進實踐上，發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然而，經過十幾年的實踐，人們也深切的感覺到，隨著形勢的變化，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需要有一個更新的發展。無論是從組織上、形式上、作用上，以及工作理念上，都必須以務實態度加以提升，所以，各級政研會組織在多次布置研究課題時，都有一項關于如何加強政研會方面的內容。正是基于這一點，筆者才提出了以下關于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方面的新想法。

一、必須從組織形態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直接納入黨的領導。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冠以了群眾性組織的名頭，因此，為了突出群眾性，在組織形態上，它的某一級組織往往是按企業類別專業類別或性質相同、相近的群體來劃分。如就遼寧省電力有限公司來講就有供電學組、發電學組、修造學組、科研院校學組等等，就社會來講則是以企業為單位。他們的上級組織的經費主要來自于組織成員的會費繳納，從經費上似乎也體現了群眾性組織的特性。然而，我們稍加分析就會發現，擔任這些組織的各種負責人基本上都是企業里相應的不同級別的領導人，如會長由黨委書記擔任，秘書長由宣傳部長擔任。所以有人說，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是“官”辦的群眾性組織。如果說，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產生初期具有民間性、群眾性的話，那么發展到今天，我們認為，它必須更緊密的納入到黨委的領導之下，因為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我們黨做好群眾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我們黨在長期革命和社會實踐中發明創造的一個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今天我們要探索其科學性所在，通過不斷的探索與研究構造完整的科學體系，顯然是各級黨組織的重大命題。所以我們認為，應該在組織形態上突出黨管性、在研討上突出群眾性。否則，“猶抱琵琶半遮面”，反而會使此項工作日趨形式化，最終導致松散，而喪失掉凝聚力和生命力，人們的關注力也將淡化起來，從重視走向弱視。從實踐上看，也反映了這個問題。如營口供電公司過去在組織形態上沒有從根本上納入到黨的組織管理上來之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論研究就缺乏深刻性，普遍性也不足，具有很強影響力的文章產出也較少。1996年黨委把研究小組從專業學組改為以黨支部為單位后，就發生了明顯變化，每年產出的論文、調查報告等少則20余篇，多則近百篇。而且有的文章上了《工人日報》，多篇文章參加了全國性或國家級別的論壇，各種層次獎項不斷獲得，其成果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不但有力地指導了企業實踐，而且也引起了外部的關注。由此看來，從組織形態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直接納入到黨的領導之下，確實是很必要的。就省公司范圍來講，這種形式主要應該體現在基層，即取消專業小組形式，改為以黨支部為單位，這樣就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直接作為黨組織的一項常規工作緊緊地抓起來。而省公司目前劃分的學組形態，由于具有很強的交流性，仍需保持。說穿了就是要確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是我們黨的研究會，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是我們各級黨的組織的一項重要任務。所以，我們必須確定這樣的原則：組織形態突出黨管性，研討形態突出群眾性。如果這個原則確立起來的話，我們就應該在這個原則指導下，思考并完善這方面的建設。

二、必須在形式上突出學術性。

當前，就省公司而言，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缺乏學術性主要體現在形式上。每年一次的學組會實際上并沒有有效地進行學術交流，會議模式基本上是聽取各單位政研工作匯報、評選先進政研會、評選優秀論文、分組座談（黨委書記一組、宣傳部長一組）、領導到會講話、

年底了，又是各高校交論文的高峰期，很多學生都需要寫開題報告，這篇文章就講一講如何寫論文開題報告。關于論文開題報告的寫法有很多種，已下講的是比較常用的寫法及作者的一點經驗。希望不會令您失望。

一、如何選擇問題

我一直縈繞于懷的，是在寫博士論文開題報告的一年多時間里，導師薛瀾教授反復追問的一個問題：“你的puzzle是什么？”多少次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半導體產業為什么發展不起來。”薛老師問題以其特有的儲蓄，笑而不答。我在心中既惱火又懊喪：這么簡單的道理，這么明顯的答案，到底哪兒不對了？！

奧妙就在于提出問題的“層次”。不同于政策研究報告，學術文章聚集理論層面、解決理論問題。理論是由一系列前設和術語構造的邏輯體系。特定領域的理論有其特定的概念、范疇和研究范式。只有在相同的概念、視角和范式下，理論才能夠對話；只有通過對話，理論才能夠發展。極少有碩博論文是創造新理論的，能這樣當然最好，但難度很大。我們多數是在既有理論的基礎上加以發展，因此，在提出問題時，要以“內行”看得懂的術語和明確的邏輯來表述。審視我最初提出的問題“中國半導體產業為什么發展不起來”，這僅僅是對現象的探詢，而非有待求證的理論命題。我的理論命題是：“中國產業政策過程是精英主導的共識過程嗎？”在這個命題中，“政策過程”、“精英政治”、“共識訴求”三個術語勾勒出研究的理論大體范圍和視角。

其次，選擇問題是一個“剝筍”的過程。理論問題總是深深地隱藏在紛繁復雜的現實背后，而發現理論問題，則需要運用理論思維的能力。理論思維的訓練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不過初學者也不必望而卻步，大體上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先劃定一個“興趣范圍”，如半導體產業、信息產業、農村醫療、高等教育體制等，廣泛瀏覽相關的媒體報道、政府文獻和學術文章，找到其中的“癥結”或“熱點”。第二步，總結以往的研究者大體從哪些理論視角來分析“癥結”或“熱點”、運用了哪些理論工具，如公共財政的視角、社會沖突范式等。第三步，考察問題的可研究性，也就是我們自己的研究空間和研究的可行性。例如，西方的理論是否無法解釋中國的問題？或者同一個問題能否用不同的理論來解釋？或者理論本身的前提假設、邏輯推演是否存在缺陷？通過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找到自己研究的立足點。不過還要注意我們研究在規定的一到兩年時間內，是否可能完成？資料獲取是否可行？等等。

最后，如何陳述問題？陳述問題實質上就是凝練核心觀點的過程。觀點應當來自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和總結，而不是為了套理論而“削足適履”。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充滿動態的、豐富的景象，如何才能用恰當的術語、準確的邏輯表述出來呢？雄心勃勃的初學者往往提出宏偉的概念或框架，但我的建議是盡可能縮小研究范圍、明確研究對象，從而理清對象的內存邏輯，保證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規范的學

社會科學，是推進人類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顯然，思想政治工作是針對人和人的思想行為的，因此，它屬于社會科學范疇。同時，它又是我們黨做好群眾工作的一個銳利武器。改革開放的二十幾年中，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學性所在，越來越體會到思想政治工作其科學意義是重大的。因此，越來越加強了對這方面的研究，并成立了相應的群眾性組織：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可以肯定的講，這一群眾性組織在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與推進實踐上，發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然而，經過十幾年的實踐，人們也深切的感覺到，隨著形勢的變化，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需要有一個更新的發展。無論是從組織上、形式上、作用上，以及工作理念上，都必須以務實態度加以提升，所以，各級政研會組織在多次布置研究課題時，都有一項關于如何加強政研會方面的內容。正是基于這一點，筆者才提出了以下關于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方面的新想法。 一、必須從組織形態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直接納入黨的領導。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冠以了群眾性組織的名頭，因此，為了突出群眾性，在組織形態上，它的某一級組織往往是按企業類別專業類別或性質相同、相近的群體來劃分。如就遼寧省電力有限公司來講就有供電學組、發電學組、修造學組、科研院校學組等等，就社會來講則是以企業為單位。他們的上級組織的經費主要來自于組織成員的會費繳納，從經費上似乎也體現了群眾性組織的特性。然而，我們稍加分析就會發現，擔任這些組織的各種負責人基本上都是企業里相應的不同級別的領導人，如會長由黨委書記擔任，秘書長由宣傳部長擔任。所以有人說，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是“官”辦的群眾性組織。如果說，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產生初期具有民間性、群眾性的話，那么發展到今天，我們認為，它必須更緊密的納入到黨委的領導之下，因為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我們黨做好群眾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我們黨在長期革命和社會實踐中發明創造的一個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今天我們要探索其科學性所在，通過不斷的探索與研究構造完整的科學體系，顯然是各級黨組織的重大命題。所以我們認為，應該在組織形態上突出黨管性、在研討上突出群眾性。否則，“猶抱琵琶半遮面”，反而會使此項工作日趨形式化，最終導致松散，而喪失掉凝聚力和生命力，人們的關注力也將淡化起來，從重視走向弱視。從實踐上看，也反映了這個問題。如營口供電公司過去在組織形態上沒有從根本上納入到黨的組織管理上來之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論研究就缺乏深刻性，普遍性也不足，具有很強影響力的文章產出也較少。1996年黨委把研究小組從專業學組改為以黨支部為單位后，就發生了明顯變化，每年產出的論文、調查報告等少則20余篇，多則近百篇。而且有的文章上了《工人日報》，多篇文章參加了全國性或國家級別的論壇，各種層次獎項不斷獲得，其成果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不但有力地指導了企業實踐，而且也引起了外部的關注。由此看來，從組織形態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直接納入到黨的領導之下，確實是很必要的。就省公司范圍來講，這種形式主要應該體現在基層，即取消專業小組形式，改為以黨支部為單位，這樣就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直接作為黨組織的一項常規工作緊緊地抓起來。而省公司目前劃分的學組形態，由于具有很強的交流性，仍需保持。說穿了就是要確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是我們黨的研究會，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是我們各級黨的組織的一項重要任務。所以，我們必須確定這樣的原則：組織形態突出黨管性，研討形態突出群眾性。如果這個原則確立起來的話，我們就應該在這個原則指導下，思考并完善這方面的建設。

二、必須在形式上突出學術性。

當前，就省公司而言，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缺乏學術性主要體現在形式上。每年一次的學組會實際上并沒有有效地進行學術交流，會議模式基本上是聽取各單位政研工作匯報、評選先進政研會、評選優秀論文、分組座談（黨委書記一組、宣傳部長一組）、領導到會講話、布置相關工作等等。很顯然，會議沒有安排學術交流，雖說事先收集了論文，但是僅僅局限在評比人員范圍內，結果會議變成了評比會和座談會。這幾年，大家對評比頗有微詞，已經產生了反感，其原因是各家的工作大致雷同，當然不排除有的單位有特點，而評比也是必要的，問題是為什么大家會產生反感呢？究其原因，是我們的會議把工作主體搞錯位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會議，它的中心任務應該是開展學術的交流，通過學術交流互相啟發，所以會議絕大多數時間應該對此進行安排。現在我們恰恰在這方面缺項，所以它必然顯得蒼白。我們認為，對此應該加以改善，即在保留原有的形式狀態下，把工作主體轉移到學術交流上來。對此我們可做好如下設想：第一是把省公司級別的思想政治工作研討會（學組會、年會）改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論壇或思想政治工作理論研究高峰會議。其理由是，參加此等會議的人員構成基本上是各個企業的黨委書記和宣傳部長及省公司的相關領導，這些領導都有著較強的理論水平，其層次相應也較高，而且黨委書記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專家，宣傳部長也是開展理論研究的具體組織者，而收集上的論文相應質量也較高，因而冠以上述名稱是比較貼切的，同時又在形式上提高了會議品位，更能引起人們的重視。第二是開展學術交流。思想政治工作既然是科學，研究它的文章又稱之為理論，顯然其本身就具有學術性。這些學術成果不能被封在集子里，或束之高閣起來，因為我們必須看到，每年形成的論文集，很少有人去翻看學習，所以我們必須提供適當的場合去進行交流，學組會是最佳的交流場所。我們可以采取如下的措施：一是由論文作者本人現場宣讀論文，由與會人員評判，根據得分多少直接評選出優秀論文，這個做法將會耗去大量時間，但交流的內容多。二是仍采取現在的做法，事先評出優秀論文（專家評選行為），然后現場宣讀優秀論文，這樣做耗時少，但交流內容也少。如此，學組內就會形成交叉感應，相互啟發，座談起來也豐富得多，有利于提高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也有利于理論研究的提高。三是在研究與交流上，我們發現近幾年似乎論文偏多，而賦有深度的專門調查較少，所以我們應該大力提倡開展工作調查，所形成的調查報告，可直接參與交流，以引發我們對某些問題的思考。第三是提倡學者風范。現在我們一些論文作者撰寫的論文底氣不足，缺少學者風范，應引導他們在撰寫論文時要以學者的身份出現，要敢于講話，寫文章不能縮手縮腳，這樣才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品位。當然，文章首先要講思想性和邏輯性。我們的一些作者，往往否定自己寫的不是論文，實際上這是一個誤區，什么叫理論？實際很簡單，觀點加邏輯就等于理論，理論系統化了那叫理論體系，所以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理論研究者身份出現時，不能首先矮人三分，而要自我提氣。第四是先進政研會的評比可以兩年搞一次，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考察各單位是不是就理論談理論，所研究的成果是否有效地指導了自我實踐。因為當年產生的理論成果需要有一段時間進行檢驗，所以必須把這個時間讓出來。很顯然，我們在評選先進政研會的時候，必須把理論成果應用做為一項基本條件，而不是僅僅看開了幾個會，收了幾篇論文上。第五是基層仍為研討會。其理由是，基層相應理論水準偏低，有些論文缺乏系統性，有的明顯缺乏邏輯性，所以他們之間恰恰應該開展研討，邊研究，邊討論，互相激發。如果基層冠以論壇、高峰類的名頭，顯然是不合適的，因為你層次上也不夠分量。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把上下層次明確區分開了，即學組會為論壇會或高峰會，基層則為研討會。這些形式的劃分不是唯形式而形式，而是有著一定的理由和實際內容的。

三、必須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理論成果轉化，加大指導力。

近幾年，隨著思想政治工作理論文章的增多，質量的提高，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越來越關注成果的認定與轉化，越來越看到自我理論指導力的重要性。因而連續幾年都設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理論成果獎，這個做法是非常積極的，受到了大家的歡迎。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就省公司范圍內，思想政治工作理論成果的轉化還顯得不足，很多成果并沒有推廣開來，很多有價值的東西還存在了“銀行”里，因而導致了它的指導作用擱淺了，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所以，我們必須珍惜這些成果，下大力氣促進轉化，使其真正發揮指導具體實踐的作用。固然有些成果沒有普遍性，但是借鑒性總還是存在的，有借鑒就會發展到有運用，有運用就會體現出指導，指導力形成了就必然會推進工作發展。

在長期的寫作實踐中，論文寫作逐漸形成了一套約定俗成的格式，并逐漸成為相對定型化的文章結構程序，通常稱之為論文結構的“基本型”。這種基本型的文章結構，包括序論——本論——結論三大部分，有似乎形式邏輯的三段論推理的結構，故被人們稱為“三段論式”。畢業論文的起草，其主要任務就是要寫好序論、本論和結論。

一、寫好序論

序論也叫前言、引言、導論或緒論，它是論文的開頭部分。畢業論文的序論的內容，一般包括選題的背景、緣由、意義和目的，或研究的目的、范圍、方法及所取得的成果，也可以對本文的基本觀點、本論部分的基本內容作一個扼要的介紹。序論的寫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交代式。開頭交代論文寫作背景、緣由和目的意義。例如，《試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殘疾人就業保障》一文的序論：《中國殘疾人法》的頒布實施，使殘疾人的就業問題從根本上得到了保證。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特別是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殘疾人的勞動就業保障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影響社會穩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重視并妥善解決殘疾人就業問題，對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精神文明建設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就這方面的問題，談點粗淺的看法。(引自學員畢業論文，下同)。

(二)提問式。一開頭就提出問題，或在簡要交作背景之后隨即提出本文所要解決的問題。例如，《國有企業人才外流的原因及對策》一文的序論：

當今世界，商品競爭，科技競爭，國力競爭，正在突破地域、意識形態的界限而日趨激烈。而在這股競爭大潮中，人才的競爭則是關鍵。當人們為改革開放中人才大流動的出現而歡呼時，國有企業卻頻頻告急。人才大多是從國有企業流向非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的不少廠長(經理)深感“留人乏術”。為什么在人才競爭中，國有企業會處于被動地位?怎樣才能吸引人才?本文就此作一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