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學論文范文10篇

“革命文學”倡導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有比較長的過程，學界一般將其源頭追溯到1922年后早期共產黨人的革命文學主張。雖然田仲濟先生早在1979年就提到“文學研究會”已經在“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1］，但當時并未引起學界注意。近年來，有學者揭示了長期被遮蔽的1927年武漢政權時期出現的“革命文化”、“無產階級文化”［2］(P418)言論，另有學者再次把革命文學的源頭明確追溯到“文學研究會”，認為“文學研究會才是初期革命文學的最先倡導者。”［3］這些不同觀點的出現，其意義不在確認誰是革命文學的首倡者，它的重要價值在于突破了以往革命文學研究中的某種思維定勢，為革命文學研究開拓了新的思路。其實，如果把“革命文學”與“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適度區別開來，那么，至少可以清晰地看到三種關于革命文學的想象，即文學研究會、早期共產黨人、創造社“元老”們分別倡導的革命文學。

一、文學研究會倡導的“革命文學”

1921年前后，文學研究會的核心成員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李之常等人在《文學旬刊》、《文學》周報上展開過一次關于“文學與革命”問題的討論，討論者曾積極倡導“革命文學”。一般文學史著作往往從正統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觀念出發，對這次討論要么避而不談，要么只看作是“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一種過渡，零星地談到其中的某些觀點，作為文學研究會的“先進性”或“局限性”的注腳。其實，這不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的關于“革命文學”的討論，更是一種具有獨立價值和意義的文學現象，它展示了文學研究會作家對“革命文學”的獨特想象。其特點主要有:

(一)既強調文學的功利性，也強調其獨立價值

文學研究會以倡導“為人生”的文學觀聞名，但它是從“文學”的角度來談文學的使命的。它倡導“革命文學”，也是立足于“文學”。無論是要求揭示現實社會的黑暗，還是要求展示未來社會的光明;無論是強調反映底層民眾生存的悲慘，還是強調要擔當喚醒民眾的重大責任，都是以“文學”為軸心，在強調“文學”具有相對獨立的價值，文學家具有重要的主體性作用的基礎上進行的。其強烈的文學功利性目的與相對的文學獨立性追求，既矛盾又統一。鄭振鐸的《新文學觀的建設》一文，就是從“文學是人生的自然的呼聲”，“文學以真摯的情緒為他的生命”出發，強調“文學之高尚使命與文學之天真”共存，認為:“文學就是文學;不是為娛樂的目的而作之而讀之，也不是為宣傳，為教訓的目的而作之，而讀之”［4］(P347、346)。李之常在《支配社會底文學論》一文中，以與鄭振鐸同樣的思路來說明:在鼓動民眾起來革命的過程中，文學和文學家的作用高于革命理論和革命家的作用。他認為:“今日底文學是人類活動底結晶”，是“新時代底指導者，鞭策者”，斷言“革命底完成者在中國舍文學又有什么呢?”［5］(P82、81)鄭振鐸、李之常的觀點合乎文學研究會的主流意見。文學研究會在提倡“為人生”的功利性文學觀時，就強調“文學”本身也“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應該成為“治文學的人”的“終身的事業”［6］(P72)。文學研究會之所以會由最初的著重批判傳統的“文以載道”，到把全部工作的重心放在掃除“游戲消遣”的文學，當然有與鴛鴦蝴蝶派爭奪文學陣地和讀者等方面的因素，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他們認為“游戲消遣”的文學既像“載道”文學一樣具有宣揚“卑劣的思想”以毒害青年的作用，又以“游戲”的態度純粹把文學當作“工具”而不是“終身的事業”，因而對“文藝”的“侮蔑”就更甚。

(二)既要求表現底層民眾的悲慘生活，也宣揚“愛”與“美”

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論文選題（一）寫作流程：

1）學生根據下面分設的專業選擇一個，作為畢業論文的專業方向

2）在所選擇的專業方向里面在指導教師指導下自擬論文題目，開始論文寫作流程。參考論文選題附后（學生論文選題不宜相同）：

（二）專業類別：

1．文藝學

文學概論文化詩學中國文學批評史語文教學法美學概論

本選題的依據：

1）說明本選題的研究意義和應用價值

2）簡述本選題的研究現狀和自己的見解

一、研究的意義：

1、作為明代才子，唐寅不僅在書畫皆工，而且詩文創作數量巨大，他的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文學思想，在中國古代失意文人的思想中具有典型性，通過對其人生意態的探析，對古代失意文人的人生意態可略見一斑。

2、唐寅詩歌中，具有很多花鶴琴笛等意象，唐寅通過這些意象，表現出他失意時心中的理想和現實的矛盾的沖突。以寫詩，佯狂自污，狎妓來排遣心中的不平與憤懣，以一種畸形的方式來反抗社會的拋棄和不公。仕宦思想和佛道思想，在其詩文中也是時有表現。其人生意態的多面性和無定性，注重放縱與享樂，得過且過，自暴自棄，，這種無聊的虛度人生的生活方式，對當今的一些人具有很強的警示意義。

20世紀80年代初之前，中國電影在歐美還基本不構成一個學術研究領域。80年代中期的幾件事，促成了中國電影研究的興起。首先，1985年4月，《黃土地》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上大獲好評，象征著中國電影已經成熟，中國電影從此不斷進軍世界，80年代末起一一獲取西方國際電影節的大獎。其次，1982—1984年間幾次空前的中國電影回顧展也大大激發了西方觀眾的興趣，把中國電影推到了世界電影舞臺的中心。再次，1983年秋，中國電影學者程季華、陳梅在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首次開課，標志著中國電影正式進入了美國大學課程。此后，中國電影逐漸在美國確立了自己作為專題學科的地位。但是，要歷史地了解中國電影在歐美的發展，我們還必須回到50年代。

漫長的認可之路：1980年前的出版物

在歐美較早的中國電影研究成果是電影史，作者多與中國有直接聯系。1959—1961年問，雷吉·柏格森在北京大學教授法國文學時，即想撰寫一部中國電影通史。幾經周折，他的《中國電影，1905—1949》(勞贊，埃貝，1977)在法國問世。陳利(杰·雷達)是研究俄蘇電影的美國學者，1959—1962年間，在北京為中國電影資料館收藏的大量外國電影編目，十多年后出版《電之影：中國電影與電影觀眾》(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72)，覆蓋1896—1967年，包括一章簡述香港電影。還有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瑟杰·托洛普采夫，用俄語出版了《中國電影史概論，1896—1966》(莫斯科，1979)，時間跨度跟陳利的書類似。該書被譯成中文，于1982年由中國電影家協會資料室以內部交流的形式出版。另外，意大利第14屆國際新電影節，出版了意大利文的《當代中國的電影與表演》(法諾，1978)，一本早年的電影節刊物。總的來說，1980年以前歐美出版的關于中國電影的書籍，信息性強于學術性，提供基本的、為當時所急需的，關于現代中國文化、社會、政治、歷史的文獻資料。

電影節出版物與電影史，1980—1987

20世紀80年代，歐美陸續出版了不少關于中國電影的著作。它們可分為三類：電影節出版物、電影史和學術專著。第一類中，湯尼·雷恩斯與司格特·米克合編的《電之影：中國電影45年》(倫敦，英國電影研究所，1980)，但無論從所提供的信息上，還是從版式設計上，它與類似書籍相比都遜色一籌。著名的都靈中國電影節伴生了兩個電影節出版物：一本是意大利文的《電影：中國電影論文與研究》(米蘭，伊雷塔，1982)；另一本書是法文的《電影：中國電影概觀，1925—1982》(巴黎，中國電影資料中心，1982)，是為1982年6月在巴黎舉辦的另一個規模較小的活動而出版的。瑪麗·紀可梅與讓·帕塞克合編的《中國電影》(巴黎，篷皮杜中心，1985)使電影節出版刊物的樣式近乎完美。這本厚重的法文參考書在各個主要方面都勝過前人。比如，它有簡便易用的大事記，把電影、政治事件、文化事件排成三列相互對照；有141部電影的簡介(1922—1984)，并附有評論；有人物生平；此外，還收入中日和歐洲學者寫的14篇短文。

第二類出版物是電影史。其中，約格·洛瑟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故事片的政治功能，1949—1965》(慕尼黑，米聶瓦，1980)，為中國電影的政治史提供了早期典范。在這部德語著作里，電影政治在事件和文章的組織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柏格森的三卷本《中國電影，1949—1983》(巴黎，拉瑪坦，1984)把覆蓋的歷史時期一直朝后推到了結束，但也同樣著重電影政治，密切關注主要政治人物。盡管洛瑟爾與柏格森這兩本著作都有政治大于藝術的局限，它們仍是歐美中國電影研究領域的重要成績。

20世紀80年代初之前，中國電影在歐美還基本不構成一個學術研究領域。80年代中期的幾件事，促成了中國電影研究的興起。首先，1985年4月，《黃土地》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上大獲好評，象征著中國電影已經成熟，中國電影從此不斷進軍世界，80年代末起一一獲取西方國際電影節的大獎。其次，1982—1984年間幾次空前的中國電影回顧展也大大激發了西方觀眾的興趣，把中國電影推到了世界電影舞臺的中心。再次，1983年秋，中國電影學者程季華、陳梅在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首次開課，標志著中國電影正式進入了美國大學課程。此后，中國電影逐漸在美國確立了自己作為專題學科的地位。但是，要歷史地了解中國電影在歐美的發展，我們還必須回到50年代。

漫長的認可之路：1980年前的出版物

在歐美較早的中國電影研究成果是電影史，作者多與中國有直接聯系。1959—1961年問，雷吉·柏格森在北京大學教授法國文學時，即想撰寫一部中國電影通史。幾經周折，他的《中國電影，1905—1949》(勞贊，埃貝，1977)在法國問世。陳利(杰·雷達)是研究俄蘇電影的美國學者，1959—1962年間，在北京為中國電影資料館收藏的大量外國電影編目，十多年后出版《電之影：中國電影與電影觀眾》(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72)，覆蓋1896—1967年，包括一章簡述香港電影。還有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瑟杰·托洛普采夫，用俄語出版了《中國電影史概論，1896—1966》(莫斯科，1979)，時間跨度跟陳利的書類似。該書被譯成中文，于1982年由中國電影家協會資料室以內部交流的形式出版。另外，意大利第14屆國際新電影節，出版了意大利文的《當代中國的電影與表演》(法諾，1978)，一本早年的電影節刊物。總的來說，1980年以前歐美出版的關于中國電影的書籍，信息性強于學術性，提供基本的、為當時所急需的，關于現代中國文化、社會、政治、歷史的文獻資料。

電影節出版物與電影史，1980—1987

20世紀80年代，歐美陸續出版了不少關于中國電影的著作。它們可分為三類：電影節出版物、電影史和學術專著。第一類中，湯尼·雷恩斯與司格特·米克合編的《電之影：中國電影45年》(倫敦，英國電影研究所，1980)，但無論從所提供的信息上，還是從版式設計上，它與類似書籍相比都遜色一籌。著名的都靈中國電影節伴生了兩個電影節出版物：一本是意大利文的《電影：中國電影論文與研究》(米蘭，伊雷塔，1982)；另一本書是法文的《電影：中國電影概觀，1925—1982》(巴黎，中國電影資料中心，1982)，是為1982年6月在巴黎舉辦的另一個規模較小的活動而出版的。瑪麗·紀可梅與讓·帕塞克合編的《中國電影》(巴黎，篷皮杜中心，1985)使電影節出版刊物的樣式近乎完美。這本厚重的法文參考書在各個主要方面都勝過前人。比如，它有簡便易用的大事記，把電影、政治事件、文化事件排成三列相互對照；有141部電影的簡介(1922—1984)，并附有評論；有人物生平；此外，還收入中日和歐洲學者寫的14篇短文。

第二類出版物是電影史。其中，約格·洛瑟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故事片的政治功能，1949—1965》(慕尼黑，米聶瓦，1980)，為中國電影的政治史提供了早期典范。在這部德語著作里，電影政治在事件和文章的組織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柏格森的三卷本《中國電影，1949—1983》(巴黎，拉瑪坦，1984)把覆蓋的歷史時期一直朝后推到了結束，但也同樣著重電影政治，密切關注主要政治人物。盡管洛瑟爾與柏格森這兩本著作都有政治大于藝術的局限，它們仍是歐美中國電影研究領域的重要成績。

論文摘要：歐洲中世紀有著相當豐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學批評和文藝理論資源，它既繼承和發揚了古典主義時期的一些批評傳統，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語境的浸潤下產生了新的批評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開啟了文藝復興以后近代批評的先河。特別是在其比較的批評類型中還可以找到今天作為一門學科的比較文學的最原初形態，而當時的語法學批評、修辭學批評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響巨大的形式主義批評的最原初形態。中世紀對詩歌有四種最重要的定位：語法學的、修辭學的、邏輯學的和哲學的。其中語法學定位歷時最久，并且是中世紀人文主義的載體；修辭學定位在古典主義后期幾乎已銷聲匿跡，其后以語法學論文的形式出現；邏輯學定位與經院哲學密切相關，哲學定位則與柏拉圖主義血肉相連，從古典主義后期一直延續到文藝復興時代。

論文關鍵詞：中世紀；文論；比較文學；批評模式

對歐洲中世紀的文藝理論史，學術界向來關注較少。這種狀況即使在西方的文藝理論史研究領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國國內關于中世紀文藝理論史的研究則更為薄弱，長期處于被忽視狀態，不僅資料匱乏，缺乏整體的了解和把握，而且還存在著許多誤解。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復雜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歷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紀70年代，西方一些頗有見地的理論家就已充分意識到連接古代與現當代的中世紀文論的重要性。1974年，紐約城市大學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聯合他的同事們編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紀的文學批評：翻譯與解釋》在當時就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他們對通行的關于中世紀批評的一種經典論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國文學批評：中世紀階段》——提出批評，認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僅帶有偏見，而且，簡直把該課題推向了絕境”。十年后的1984年，當人們爭相討論時髦的現論時，該書下半部分“中世紀的文學批評”的主要編者、曾執教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英語與比較文學專業的小哈迪遜教授，在該書單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評史是當前文學研究中最活躍的領域之一。最近十年來。理論界對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符號學等等興趣很大，所有這些新領域的初衷都在于發現更為有力的批評方法。這種興趣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批評史的研究變得越來越重要。”他還說：“對于古典時期和中世紀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評，我們都有足夠多的研究和文獻。然而從四世紀到十四世紀的這一千年間，批評歷史和文獻卻是一個巨大的空白。這種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卻是……不可原諒的。它導致了對古代文學美學和文藝復興文學美學之間關系的一種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種顯然很離奇、但事實上卻非常嚴肅的對待文學的態度……”這批有見識的理論家們對中世紀的一些經典批評文本進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譯，給我們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紀批評整體風貌及其內在發展線索的可能。

中世紀文藝理論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它的文學批評模式，而且，盡管在中世紀修辭學和詩學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但是屬于兩種不同的學科3。中世紀的人們依據不同的分類基礎對知識進行了分類，基本的分類方式有兩種，一種是三分法，即以語法學、修辭學和邏輯學“三學科”為分類基礎的分類法；另一種是四分法，即以幾何、算術、天文和音樂“四學科”為分類基礎的分類法。我們可以以“三學科”為參照系分別探討詩與三學科的關系，梳理出中世紀文學批評的幾種主要的批評模式。然后，將詩與“四學科”也視作一種批評模式，整體論述它們之間的關聯。

1．詩與語法學

20世紀80年代初之前，中國電影在歐美還基本不構成一個學術研究領域。80年代中期的幾件事，促成了中國電影研究的興起。首先，1985年4月，《黃土地》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上大獲好評，象征著中國電影已經成熟，中國電影從此不斷進軍世界，80年代末起一一獲取西方國際電影節的大獎。其次，1982—1984年間幾次空前的中國電影回顧展也大大激發了西方觀眾的興趣，把中國電影推到了世界電影舞臺的中心。再次，1983年秋，中國電影學者程季華、陳梅在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首次開課，標志著中國電影正式進入了美國大學課程。此后，中國電影逐漸在美國確立了自己作為專題學科的地位。但是，要歷史地了解中國電影在歐美的發展，我們還必須回到50年代。

漫長的認可之路：1980年前的出版物

在歐美較早的中國電影研究成果是電影史，作者多與中國有直接聯系。1959—1961年問，雷吉·柏格森在北京大學教授法國文學時，即想撰寫一部中國電影通史。幾經周折，他的《中國電影，1905—1949》(勞贊，埃貝，1977)在法國問世。陳利(杰·雷達)是研究俄蘇電影的美國學者，1959—1962年間，在北京為中國電影資料館收藏的大量外國電影編目，十多年后出版《電之影：中國電影與電影觀眾》(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72)，覆蓋1896—1967年，包括一章簡述香港電影。還有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瑟杰·托洛普采夫，用俄語出版了《中國電影史概論，1896—1966》(莫斯科，1979)，時間跨度跟陳利的書類似。該書被譯成中文，于1982年由中國電影家協會資料室以內部交流的形式出版。另外，意大利第14屆國際新電影節，出版了意大利文的《當代中國的電影與表演》(法諾，1978)，一本早年的電影節刊物。總的來說，1980年以前歐美出版的關于中國電影的書籍，信息性強于學術性，提供基本的、為當時所急需的，關于現代中國文化、社會、政治、歷史的文獻資料。

電影節出版物與電影史，1980—1987

20世紀80年代，歐美陸續出版了不少關于中國電影的著作。它們可分為三類：電影節出版物、電影史和學術專著。第一類中，湯尼·雷恩斯與司格特·米克合編的《電之影：中國電影45年》(倫敦，英國電影研究所，1980)，但無論從所提供的信息上，還是從版式設計上，它與類似書籍相比都遜色一籌。著名的都靈中國電影節伴生了兩個電影節出版物：一本是意大利文的《電影：中國電影論文與研究》(米蘭，伊雷塔，1982)；另一本書是法文的《電影：中國電影概觀，1925—1982》(巴黎，中國電影資料中心，1982)，是為1982年6月在巴黎舉辦的另一個規模較小的活動而出版的。瑪麗·紀可梅與讓·帕塞克合編的《中國電影》(巴黎，篷皮杜中心，1985)使電影節出版刊物的樣式近乎完美。這本厚重的法文參考書在各個主要方面都勝過前人。比如，它有簡便易用的大事記，把電影、政治事件、文化事件排成三列相互對照；有141部電影的簡介(1922—1984)，并附有評論；有人物生平；此外，還收入中日和歐洲學者寫的14篇短文。

第二類出版物是電影史。其中，約格·洛瑟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故事片的政治功能，1949—1965》(慕尼黑，米聶瓦，1980)，為中國電影的政治史提供了早期典范。在這部德語著作里，電影政治在事件和文章的組織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柏格森的三卷本《中國電影，1949—1983》(巴黎，拉瑪坦，1984)把覆蓋的歷史時期一直朝后推到了結束，但也同樣著重電影政治，密切關注主要政治人物。盡管洛瑟爾與柏格森這兩本著作都有政治大于藝術的局限，它們仍是歐美中國電影研究領域的重要成績。

漫長的認可之路：1980年前的出版物

在歐美較早的中國電影研究成果是電影史，作者多與中國有直接聯系。1959—1961年問，雷吉·柏格森在北京大學教授法國文學時，即想撰寫一部中國電影通史。幾經周折，他的《中國電影，1905—1949》(勞贊，埃貝，1977)在法國問世。陳利(杰·雷達)是研究俄蘇電影的美國學者，1959—1962年間，在北京為中國電影資料館收藏的大量外國電影編目，十多年后出版《電之影：中國電影與電影觀眾》(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72)，覆蓋1896—1967年，包括一章簡述香港電影。還有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瑟杰·托洛普采夫，用俄語出版了《中國電影史概論，1896—1966》(莫斯科，1979)，時間跨度跟陳利的書類似。該書被譯成中文，于1982年由中國電影家協會資料室以內部交流的形式出版。另外，意大利第14屆國際新電影節，出版了意大利文的《當代中國的電影與表演》(法諾，1978)，一本早年的電影節刊物。總的來說，1980年以前歐美出版的關于中國電影的書籍，信息性強于學術性，提供基本的、為當時所急需的，關于現代中國文化、社會、政治、歷史的文獻資料。

電影節出版物與電影史，1980—1987

20世紀80年代，歐美陸續出版了不少關于中國電影的著作。它們可分為三類：電影節出版物、電影史和學術專著。第一類中，湯尼·雷恩斯與司格特·米克合編的《電之影：中國電影45年》(倫敦，英國電影研究所，1980)，但無論從所提供的信息上，還是從版式設計上，它與類似書籍相比都遜色一籌。著名的都靈中國電影節伴生了兩個電影節出版物：一本是意大利文的《電影：中國電影論文與研究》(米蘭，伊雷塔，1982)；另一本書是法文的《電影：中國電影概觀，1925—1982》(巴黎，中國電影資料中心，1982)，是為1982年6月在巴黎舉辦的另一個規模較小的活動而出版的。瑪麗·紀可梅與讓·帕塞克合編的《中國電影》(巴黎，篷皮杜中心，1985)使電影節出版刊物的樣式近乎完美。這本厚重的法文參考書在各個主要方面都勝過前人。比如，它有簡便易用的大事記，把電影、政治事件、文化事件排成三列相互對照；有141部電影的簡介(1922—1984)，并附有評論；有人物生平；此外，還收入中日和歐洲學者寫的14篇短文。

第二類出版物是電影史。其中，約格·洛瑟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故事片的政治功能，1949—1965》(慕尼黑，米聶瓦，1980)，為中國電影的政治史提供了早期典范。在這部德語著作里，電影政治在事件和文章的組織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柏格森的三卷本《中國電影，1949—1983》(巴黎，拉瑪坦，1984)把覆蓋的歷史時期一直朝后推到了結束，但也同樣著重電影政治，密切關注主要政治人物。盡管洛瑟爾與柏格森這兩本著作都有政治大于藝術的局限，它們仍是歐美中國電影研究領域的重要成績。

隨著80年代后期一些學術新著的出版，西方中國電影研究的局面大為改觀。保羅·克拉克的《中國電影：1949年后的文化與政治》(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1987)改自博士論文，延續了電影政治史的傳統，但使之更為精密。克拉克在全書中貫穿三個主題：群眾民族文化的傳播，黨、藝術家、觀眾之間的關系，及延安與上海之間的緊張關系，但實際上，此書基本上是以最后一個主題(即延安一政治對上海一藝術)來結構全書的。

*，1966年出生，南京大學博士畢業，*大學博士后，教授，研究生導師，現任哈爾濱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她為人正直，謙虛好學，業務精通，工作勤奮，樂于奉獻，在平凡的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跡。

一、承擔了大量教學任務。在學院教師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勇挑重擔，承擔了教學內容跨度大的十幾門課，包括英國文學、美國文學、英美文學閱讀、英美詩歌賞析、莎士比亞選讀、大學英語、視聽說、理論語法、歐洲文化入門、論文寫作等，每年400多學時。指導研究生和本科生畢業論文40余人次。

二、發表了高水平學術論文20余篇，并有多篇獲獎。其中《論田納西?威廉斯的柔性戲劇觀》、《陌生化與威廉斯戲劇中俗語及外語語句的詩意》、《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族裔喧嘩》、《譯介?批評?方向——西方婦女戲劇在中國》、《主流文化下的獨特聲音：評北美華裔作家水仙花及其創作》、《變形與真實——試析〈第二十二條軍規〉中變形技巧的運用》、《性別身份與舞臺表現：從〈欲望號街車〉到〈美夢重圓〉》等均發表在CSSCI檢索期刊《外國文學評論》、《當代外國文學》、《婦女研究論叢》及全國一級學會會議上。

三、主持了多項教科研項目。有“加拿大文學研究”（加拿大大使館資助項目）、“創造多維語言環境，加強學生能力培養，使大學英語教學再上新臺階”（獲黑龍江省高等教育優秀成果二等獎）、“大學英語優秀課程建設”（被評為*省大學英語精品課程）、“規范公示語翻譯，改善*市國際語言環境”（*市社科重點研究課題）、“注重學生能力培養，全面提高外語教學質量”、“ESP與大學英語后續課程建設”、“規范劉公島旅游景點翻譯，營造和諧城市形象”、“美國后現代派小說藝術研究”、“田納西?威廉斯早期戲劇研究”等十余項。

四、主編、參編、專譯了多部著作。主編3部，包括《科技英語閱讀教程》（外研社），《大學英語四級強化訓練》（外研社）、《大學英語六級強化訓練》（外研社），副主編和參編3部，包括《外語學術論叢》（重大出版社）、《計算機英語》（外研社）、《新編英國文學教程》（山大出版社），其中*編寫部分有70余萬字；出版個人專譯著《古典哲學的趣味》（譯林出版社）；在《二十世紀西方文論》（北大出版社）、《當代外國文學》（譯林出版社）等多部著作及學術期刊中發表譯文。

五、承擔了大量行政工作，并取得了可喜成績。擔任院長以來，不斷強化團隊精神，堅持民主決策，注重發揮教學名師的帶頭作用，關心青年教師的成長，及時了解并幫助解決師生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難。

[論文摘要]美國華裔文學批評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對于少數族裔政治及社會現狀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學性，隨著華裔文學發展的成熟與研究的深入，批評話語開始轉向其文學性的訴求，與國外研究發展相比。國內研究相對滯后，作者認為美國華裔文學的文學性與族裔性互為表里，密不可分，作為美國少數族裔文學的一部分，缺乏“華裔性”的文學文本，不能夠算作真正的華裔文學，而缺乏文學性的華裔文本也不可能成為美國文學的一幫分，只有族裔性與文學性結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為美國華裔文學的經典之作，我們的研究應從族裔性與文學性融合的角度出發，揭示作品所蘊含的復雜內涵，彰顯作品的藝術魅力。

[論文關鍵詞]美國華裔文學；文學性；族裔性

美國華裔文學作為新興的族裔文學，現已成為美國亞裔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部分作品被選人美國主要文學選集之中，成為美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美國華裔文學不僅引起了美國讀者以及學界的關注，也引起了我國學者和世界各國學者的極大反響。梳理美國華裔文學創作與批評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美國華裔文學批評的話語不斷地在族裔性與文學性之間擺動。美國華裔文學作為冒現(emerging)的文學，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對于少數族裔政治及社會現狀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學性研究，隨著華裔文學發展的成熟與研究的深入，批評話語開始轉向對文學性的訴求，可以說，華裔文學的發展促進了批評話語的多元，而批評話語在一定程度上對文學創作和批評實踐又能產生一定的導向作用，梳理美國華裔文學創作與批評之間的關系，思考美國華裔文學批評話語轉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國華裔文學批評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國華裔文學研究發展的新趨向。

一、美國華裔文學創作與批評之間

美國華裔文學批評與美國華裔文學的發展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60年代開始的民權運動、學生運動以及多元文化主義思潮的產生為華裔文學的“冒現”奠定了基礎，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論與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的發展為美國華裔文學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石。在某種意義上講，美國華裔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成為學術建制的組成部分，應歸于華裔作家和批評家的共同努力，美國華裔作家的創作為研究者提供了批評文本，而沒有早期批評家的努力，美國華裔文學也許還要沉默更長時間，正是由于趙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讓美國華裔文學發出自己的聲音，走到讀者面前。因此，回顧美國華裔文學發展的歷程，有助于我們梳理批評的軌跡。從時間上看，美國華裔文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個階段，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60年代為開創階段，這一時期的作品數量較少，形式多為口頭文學，歌謠，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華女阿五》等，這些著作引起瀆者關注的往往是其寫實特點，對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寫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學性相對較弱；從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視為轉折期，該時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較強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學性明顯增強，湯亭亭與譚恩美兩位女性華裔作家的創作最具代表性，從90年代開始，美國華裔文學進入繁榮階段，作家及其創作均呈現出多樣性與復雜性的特點。這一時期的作品不論從體裁還是題材上較以往更加豐富多樣，并表現出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湯亭亭、譚恩美的新作明顯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書》、《拯救落水之魚》等；同時，新一代作家不斷涌現，以任碧蓮、雷祖威等人為代表的華裔作家則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華裔身份，他們的目標是要創作出“一批文學作品——不是作為華裔美國人的作品，而是作為作家的作品”…，在這些作家看來，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強作品的文學性，這一時期文學的另一個特點是，以哈金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異軍突起，然而他們的創作沒有講述“移民的生活和經歷”，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國華裔文學。還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創作稱為“新東方主義中的‘真實’聲音”。新移民文學給美國華裔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挑戰。

美國華裔文學的發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著美國華裔文學批評的軌跡。在美國，許多研究者把華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當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種志(Ethnography)研究的內容，美國學界曾硬性地把《中國佬》劃歸為少數民族研究的范疇，使之接近于歷史文本，突出了文學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學性，對于《女勇士》，學術界往往簡單的把它歸類為女性文學，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于作品文學性的探究。以趙健秀為代表的研究者則根據“亞裔感性”判定華裔作家的“真”“偽”，他們編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從90年代開始，隨著以任碧蓮為代表的新一代華裔作家的崛起，美國的亞裔文學批評開始向“跨民族主義(transnationa1)”視角的轉換，研究者對于族裔性的關注隨之弱化，女性主義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以及流散批評取代了單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時，越來越多的學者轉向作品的形式研究，這無疑是美國華裔文學研究的一大進步。可是，對于美國華裔文學作品的文學性研究難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為前提嗎?沒有了華裔族性的文本還屬于美國華裔文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