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論文范文10篇

書名"理論留下了什么？"問的是：被稱為"理論"的話語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與自身的過去又與那些自稱有權在政治領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話語相關？作為今年英語協會會議上的第一位講演者，我的講演就是理論留下了什么的一個范例--一個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種理論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將使別的講演者擺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對理論的遺產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說，這樣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論與其過去的關系：理論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當我剛涉足我們的書名簡單稱之為"理論"（theory）的東西時，這一術語（如此怪異，它是關于什么的理論）的含義比今天寬泛得多。在結構主義風行的時期，出現了大量不斷擴展的理論--從根本上看，它們是對結構主義語言學模式的普遍化運用--這種模式自稱將適用于全部文化領域。理論指一些特殊的結構主義理論，這種理論將闡明各種各樣的材料，是理解語言、社會行為、文學、大眾文化，有文字書寫和無文字書寫的社會以及人類心理結構的關鍵。理論指具有特定的學科間性的理論：它激活了結構主義語言學、人類學、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心理分析和文學批評論文。

不過，盡管理論具有廣泛的跨學科目標，但在它的高潮時期，文學問題仍處于其規劃的核心：對于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結構主義以及法國結構主義--尤其是對羅曼·雅各布森（它將列維一斯特勞斯引入音位模式，這對結構主義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學的文學性問題是激活思想的問題。理論試圖將文化對象與事件當作形形色色的"語言"要素來處理，因此，它們首先與語言的性質相關，而當文學表現為最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現語言自身的語言運作時，它就是本真的語言。文學是語言結構與功能最為明顯地得到突出并顯露出來的場所。如果你想了解語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須思考文學。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語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際、意向、元語言、詩性，這些功能分別突出或強調語境、說話者、聯結、接收者、編碼與信息本身--中，正是語言的詩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論說）"為信息而強調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說話樣式本身）[1]。在眾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說："語言的詩性功能將選擇軸上的對等原則投放進了結合軸。"[2]語言的詩性功能包含了語言兩大基軸的重疊。

不過，即使在每位優秀的理論家都必須談論文學的文學性的時期，在某種意義上看，理論也顯然在改變文學成分的地位，至少對所有攻擊理論的人來說如此。這些人指責我們貶低了文學的價值，損害了文學的聲譽和特性。敘述學家以同樣的熱情研究巴爾扎克和Io佛萊明（IanFleming）的敘述結構。眾所周知，雅各布森為說明語言的詩性功能而選用的例子是政治口號"IlikeIke"而非波德萊爾的《貓》（"Leschats"）。在"IlikeIke"這個句子中，被喜歡的對象（Ike）與喜歡的主體（I）都包含在喜歡（like）這個行動中，因此，我喜歡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寫在這個語言結構中[3]。文學作為優先研究對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損害，不過，這種研究的結果（這很重要）將"文學性"置入了各種文化對象，從而保留了文學成分的某種中心性。

對文學語言特殊性或文學特殊性進行理論概說的企圖在早期對理論至關重要，但有時候它也并不是理論活動的焦點。應該說明的是：這并不是因為我們回答了文學的本性問題，實際上也沒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決這一問題的答案。最初理論研究將文學看作語言的一個特殊類別，不過，有關文學性的每一種界定都沒能對文學作出令人滿意的說明，而往往是在別的文化現象（從一些歷史敘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廣告口號）中發現越來越多的文學性。另一種研究提出文學不是語言的一個特殊類別而是對語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費什的努力如何大膽（比如，他試圖證明寫在黑板上的語言學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讀作一首宗教詩），還是不能提供有關文學性的滿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兩層潛在的意思。第一：文學正如意義一樣，它既是文本事實又是一種意向活動，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兩種觀點中的任何一種，也不能通過將兩者綜合起來的方式對文學加以充分地理論說明。我們必須在這兩者之間交替變換，它們中的任何一種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為綜合框架。我們可以將文學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語言，我們也可以將文學作品看作語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構成，但任何有關特性的說明或有關感知框架的說明最終都使我們走向另一模式。文學的品質似乎既不能還原為客觀特性，也不能還原為一系列語言構造方式的結果。

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學理論批評有了明顯的變化。其主要表現有三個方面,即:批判之風再起;學術史研究備受關注;“中國特色”研究得到了強化。下面分別加以考察。

1.批判之風再起

中國思想理論界是在全國又一次“撥亂反正”的新情勢下進入9O年代的。歷史已經多次證明,思想理論上的“亂”與“正”,盡管在一定時期與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種聯系,但它畢竟是學理范圍內的事情,必須按照思想學術的規則在深入地探討與爭鳴中,去鑒別,去矯正,而且還需經歷時間和實踐的檢驗。不然就會犯簡單化的錯誤,影響學理的健康發展。令人遺憾的是這樣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一個突出的情況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間,一些占據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較敏感的學術問題政治化。并從政治的角度居高臨下地開展批判。這一時期受沖擊最大的有三個人∶李澤厚、劉再復、王蒙。批判的內容,是他們發表在80年代的有關專著和論文,主有李澤厚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美的歷程》、《答問錄》,劉再復的《論文學的主體性》,王蒙的《文學三元》(以及小說《堅硬的稀粥》)等。這些論著,在發表當時有的也有過不同意見,有些批評還相當尖銳,如陳涌等人對劉再復“文學主體論”的批評,但總體上還是在學術爭鳴的氛圍中進行的。然而同樣的問題,進人90年代,驟然升級,本來正常的學術爭鳴,一下子變成一邊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澤厚受力最猛。據有關統計,僅1990至1992年間即發表專題文章60多篇。50余萬字,從哲學、美學、文學、政治等多角度進行批判。除此之外,還由有關部聯合召開了兩次專項會議,分別對他的“救亡壓倒啟蒙”、“新啟蒙”、“西體中用”以及“主體性實踐哲學”、“人類學本體論哲學”等理論主張進行集中批判。會議強調指出:“國內外敵對勢力還在政治、思想、文化、經濟等廣泛的領域加緊對我國進行和平演變,進行滲透和覆活動。思想文化領域的斗爭極為突出。⋯⋯只有從這個背景,才能理解李澤厚及其著作為什么曾一度在我國走俏。也只有從這個背景才能理解我們今天為什么必須對李澤厚的政治、哲學觀點開展嚴肅的,原則性的討論和批評。”(見《文藝理論與批評》l991年第6期)可見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為這次批判唯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由于對李澤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學界進行的。這里從略。

就文學界而言,首當其沖的是劉再復,不僅文章眾多,而且抨擊相當嚴厲。1990年11月,由國家教委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等十多個單位聯合舉辦的專題“討論會”,對他的“文學主體論”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論上,宣傳主觀唯心論、歷史唯心論和抽象人性論。把抽象人道主義作為文學的旗幟。用“眼淚”文學來批判社會主義現實。政治上,“文學主體性”的呼喚,直接與資本主義道路聯系了起來,根本否定了“五四”以來的革命文藝傳統和成就,否定了以《講話》為核心的文藝思想的歷史貢獻和理論價值。否定了“二為”方向,為“精英文藝”大造輿論;挑撥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有損黨對文藝的領導和否定文藝的社會主義方向;不僅要消解和取消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思想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而且明顯地對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進行了直接的攻擊和根本的否定。其影響,不僅助長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文藝界的泛濫,而且釀成了文藝創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認為,劉再復從反對文藝領的“機械反映論”、“庸俗社會學”和“以階級斗爭為綱”開始,發展到比較系統、全面地曲解馬克思主義及其文藝學說,蔑視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相當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來文藝學領域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礎和理論依據的言論的變化軌跡。實際上是政治化學術,或打著學術旗號的政治,帶有明顯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見《文藝理論與批評》1991年第1期)這一判定不僅集中表達了當時批判意見的基本觀點,而且作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氣勢。對劉的“批評”還涉及他的散文創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題目是《“心史”唱出“殺伐之聲”———評〈尋找的悲歌及其評論》。(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結論:劉是一個“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與個人主義人生觀的理論家”,他“逆歷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錯誤的營壘里搖旗吶喊。其心靈的異常孤獨、寂寞、痛苦,其發誓要進行絕望的尋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沒落的悲劇。這恐怕很難算是學理的批評。

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發生了一次次革命性變化，與之相應，英美各高校也出現了種類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學理論教材。這些教材不僅為我們展示了當代西方理論與批評的全景，而且表現出與中國高校文學理論教材不盡相同的體例和風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這些教材，特別是國外學者為解決“理論”危機而做出的種種頗有創意的努力，對于我國高校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本文從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學理論教材中挑選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為研究對象（見篇末附錄），通過認真研讀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思想和寫作體例，并希望通過對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為我國當今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一、英美文學理論教材的類型

導論型教材在英美文學理論教材中，不難發現其書名冠以“導論”、“引論”（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導論型教材，但這種導論型教材與國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國人看來，作為導論型教材，應該關注文學理論（Literarytheory）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核心范疇等基本問題，有比較明確的理論建構和明晰的范疇界定，論述過程縝密，結構也應相對完整。而在英美高校，這種具有完整體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許受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當代哲學不再訴求宏大敘事的影響，英美文學理論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構普遍的理論體系。

就所掌握的資料來看，韋勒克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是少數具有完整體系建構的教材之一。該教材涉及到文學、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比較文學等方面。韋勒克試圖通過對文學理論、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區分來界定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通過對文學研究的內部和外部的區分來尋找文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并重點闡述了文學理論的“內部研究”，分析了與此相關的重要概念。該教材對我國新時期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影響頗深。卡勒的《文學理論》也屬于導論型教材。如果說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是一種建構型體系的教材的話，那么這一本便可以視為“解構型”教材了。該教材對文學理論中的幾個關鍵范疇均提出了質疑。其開篇標題為“理論是什么？”第二章標題是“文學是什么？”接下來則對文學與理論的關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學是什么？你也許會認為這是文學理論的中心問題，但事實上，它并沒有太大的關系。”該教材通過分析歷史上各種界定“文學”的說法，最后將“文學”理解為從五種視角審視的結果，從而構成了對傳統文學理論試圖找到文學的普遍性本質的消解。這種解構方式告訴人們，對“文學”這一術語的界定的不可能與無限可能。蘇瑞希·納華的《文學批評基礎》側重從哲學的角度反思文學理論，是一本有相當理論深度的教材。該教材首章為“哲學與當代文學理論的危機”，談到了“客觀主義、懷疑主義、相對主義和極端不確定主義”所帶來的文學理論的危機。以此為出發點，論及“詩學的形式與功能”、“變異、價值和文學理論”等文學理論的核心問題，并探討了文學理論作為一門學科的存在及其意義與前景。這本教材可視為理論面臨坍塌之際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學理論中特定范疇的專論性教材，我們也將它們歸入導論型教材內。安德魯·本尼特與尼古拉斯·羅伊爾合著的《文學、批評與理論導論》就屬于此類，該書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如“開端”、“讀者與閱讀”、“人物”、“悲劇”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這一方式。該書各章之間雖亦有參閱，但就總體而言，各章幾乎全憑某一關鍵詞而自成一體。此類教材因各章節之間獨立性較強，所以在教學過程之中可以從不同的章節入手，從而形成不同的思維路徑。

有些導論型教材則具有史論結合的特征，如查爾斯·布萊斯勒的《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導論》，該教材既有對文學理論的核心概念的質疑與界定，又有對自古希臘以來學科史的勾勒，包括對20世紀以來的主要理論批評流派的介紹。還有些教材主要通過對西方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流派的評述來結構全書，伊格爾頓的《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就是如此，它將西方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流派梳理出三條線索，從而引出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的結論。與之類似，佛克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紀文學理論》也是通過對各理論流派的選擇性介紹和評價，試圖建立一個科學的具有廣泛適用性的文學理論。

論文關鍵詞：胡適傳記文學理論建設作品創作

論文提要：胡適在批判我國古代傳記的缺點和吸收西方現代傳記文學長處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種新的傳記文學思想。他是我國最早提出和使用傳記文學名稱的人。從上世紀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傳記文學，并以創建傳記文學理論和努力創作兩方面的實績奠定了其在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發展史上顯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適是海內外著名的學者，在文學、史學、哲學等諸多學科都作出了開風氣的重要貢獻。在傳記文學方面，胡適是我國最早提出“傳記文學”名稱的人。他大力提倡傳記文學，開現代中國傳記文學理論之先河;同時還身體力行，積極創作，為我國傳記文學的寫作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和范例。胡適的傳記文學理論及作品，在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上占有顯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適的傳記文學理論及創作，正確認識和評價他在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對于推進我國當代的傳記文學理論建設與創作繁榮有著積極的意義。本文試根據胡適傳記文學理論逐步演進的特點將其分為醞釀、成型、成熟三個歷史階段，并結合其寫作實踐作一綜合考察，借以闡發胡適對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開創性貢獻。

一、“傳記文學”出臺前的思想準備

在我國，傳記是一種古老的歷史體裁。早年胡適在中國公學讀書時就對傳記感興趣,1908年在《竟業旬報》上曾發表過他最早寫的《姚烈士傳》、《中國第一偉人楊斯盛傳》和《中國愛國女杰王昭君傳》等短篇傳記，并明確表明其寫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來崇拜”師法他們。1910年胡適去美國留學后，由于受西方傳記的影響，對中國的傳統傳記作了認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寫的一則札記(《藏暉室札記》卷七第一條)，曾把中國傳記同西方傳記作了一番比較研究，認為中西傳記存在明顯的差異:“吾國之傳記，惟以傳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傳記，則不獨傳此人格已也，又傳此人格進化之歷史。”在列舉了東西方傳記的不同體例后他又具體地闡述了兩者的長處和短處。從這條札記中我們可以看出，胡適對中國傳統傳記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對我國傳記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評是深刻而中肯的，對于西方傳記優劣的評析也是較為精當的。這種比較研究對他后來的傳記文學理論構建及創作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后來之所以要提倡傳記文學，到處勸老輩朋友寫自傳，主要動因就是對中國傳統傳記的不滿和深感“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而另一方面他對西洋“傳記文學特別發達”這一點則表示欽羨，他后來寫作的傳記文學也大抵是借鑒了西方長傳的體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傳》等。

雖說胡適留美時期寫的這則札記與他后來的傳記文學思想有著明顯的淵源關系，但這還不是胡適提倡傳記文學的開始。需要指出的是，長期以來在我國大陸和臺灣學術界都有學者把這則札記看作是胡適最早提倡和使用“傳記文學”名稱的佐證，這實在是一個大失誤。造成誤解的直接原因是現在人們所看到的這條札記有個“傳記文學”的標題。事實上《藏暉室札記》是胡適在留美時期的日記和雜記集，我們現在看到的“傳記文學”這四個字作為分條題目，是上個世紀30年代初在這些札記交給亞東圖書館印行出版前，由胡適的朋友章希呂在幫助整理這批札記時擬加上去的。再從這則札記的實際內容看，其主題是比較東西方傳記文體的差異，札記從頭至尾并沒有出現過“傳記文學”字樣，也沒有對傳記文學概念作任何闡釋，很顯然胡適當時說的只是“傳記”而不是“傳記文學”。而在胡適正式提出“傳記文學”的名稱之后寫的有關文章或演講中可以看出，他對“傳記”和“傳記文學”這兩個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區分的。因此，1914年胡適在美國留學時期還只能說是他傳記文學思想的醞釀期。

論文關鍵詞：文學理論；高等師范院校；課程改革；中學語文課程改革

論文摘要：基于文學教育在中學語文教學中的重要地位，文學理論課程體系對于高師院校中文系學生的培養具有重要的意義。調查顯示，當前高師院校中文系在文學理論課程的教學中存在著諸多問題。它要求我們在編訂具有時代性、前沿性同時又不乏普適性的文學理論教材以及開設相應的課程以加強文學理論教學的實踐性、時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學理論是高等師范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體系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觀念:文學理論是一門“以美學方法論為總的指導，從理論高度和宏觀視野上闡明文學的性質、特點和一般規律”，的學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學史提供的大量材料與文學批評實踐所取得的豐富成果為基礎，同時為文學史、文學批評提供理論指導。文學理論課程體系對于高等師范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專業素質的提高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關系著學生的理論水平，決定著學生能否以科學的方法對具體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進行科學的分析與評價。然而，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這一目標。現實中的情況如同相關學者指出的那樣:“在大學的文藝學研究與教學中，或者說在教科書形態的文藝學知識的生產與傳播中，文藝學的危機就表現得尤其突出。學生明顯地感覺到課堂上的文藝學教學知識僵化、脫離實際，它不能解釋現實生活中提出的各種問題，也不能解釋大學生們實際的文藝活動與審美經驗。在當前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中，這樣的現象是屢見不鮮的:教文論的不講作品，講作品的沒有理論，理論因為與生動的文學實踐相隔離而顯得抽象、缺乏實際意義，文學實踐也因為缺乏理論的引導而顯得感性、隨意。尤其是對于高師院校而言，人們往往對于那些玄奧、費解的理論觀念對于中學語文教學的實際意義存在著疑慮，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人們對于文學理論相關課程的開設價值的懷疑。

這種狀況的存在固然與人們認識上的某些誤區相關，但它也與我們在文學理論課程教學中存在的許多問題有著直接的聯系。在圍繞著“高師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面向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研究與探索”這一課題所展開的一項調查中，筆者曾向近十年來由各高等師范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分配到中學從事中學語文教學的畢業生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你有機會回到高校中文系學習，你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相當一部分畢業生在問卷中表示希望進一步“加強自己的理論素養，提高自己分析、闡釋相關文學作品的能力”。然而，當在同一份問卷中問及他們:“你覺得大學中文系應當減少課時的專業課程是什么”時，許多畢業生選擇了文學理論方面的課程。在這里，提高理論素養的要求與削減理論課程課時的希望之間的矛盾鮮明地表現出來，這一矛盾迫使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在高等師范院校中文系課程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學理論諸多課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學生理論素養的作用，問題出現在什么地方?因而，對高師院校的文學理論課程體系進行學科反思，對其所涉及的相關課程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進行清理，從而對文學理論課程在高師院校中文系課程體系中的意義進行評價，這就顯得非常必要了。

文學理論課程體系在高師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體系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這首先是由文學教育在中學語文教學中的地位所決定的。文學教育，可以幫助學生認識社會生活、吸收人類傳統中優秀的文化價值觀念，幫助他們培養審美能力和審美情感，陶冶情操，發展個性。這種獨特的學科價值，是其他學科替代不了的。文學作品的語言一般是規范、優美的語言，是理想的母語教育范文，中學語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課文是文學作品，這體現了人們對于文學教育在中學語文學科中的重要性的認識。因此，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制訂的《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要求學生:“根據自己的學習目標，選讀經典名著和其他優秀讀物，與文本展開對話”fal。從這一要求出發，普通高中語文教材選用了大量的經典文學作品，“課程標準”還向中學生推薦了大量的課外經典讀物，其內容涵蓋了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包括《三國演義》、《紅樓夢》、《吶喊》、《子夜》、《邊城》、《巴黎圣母院》、《復活》、《老人與海》、《變形記》、《西廂記》及普希金、莎士比亞的作品等等。這些都說明了文學教育構成了中學語文教學的一項重要內容。

文學教育既然在中學語文教學中具有重要的意義，那么，指導學生進行文學欣賞也就構成了中學語文教師的一項基本職責。面對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語文教師對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觀的層面上，他應當具備一定的理論素養，能夠站在理性的高度對一定時期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作出理性的把握，這樣，較強的文學理論素養就成為我們對一名中學語文教師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學語文教學不同于大學教育，它不要求向學生講授系統的文學理論，但《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明確要求教師引導學生“在閱讀欣賞中，了解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文學體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現手法”，并要求教師引導學生閱讀朱光潛的《談美書簡》、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等文藝理論名著。另外，“課程標準”還要求教師“幫助學生提高審美能力，增強文化意識，重視人類文化遺產的傳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關注當代文化生活，學習對文化現象的剖析”。這里所要求的審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識的培養，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對一定文化現象進行闡釋的能力，實際__卜都是指向學生理論素養的提高的。中學語文教師承擔著指導學生展開文學欣賞，培養他們的審美能力，分析和闡釋一定文化現象的能力的使命，這就對高等師范院校在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的理論素質培養方面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學生理論素養的提高，固然與他們對文學史的學習、作品的閱讀有著緊密的聯系，然而，對文學理論的全面、系統的自覺把握，是離不開文學理論課程體系的開設的。

一、以“語－圖關系”為基礎優化文論教學內容

文學理論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傳統的文學理論教學中，我們一直堅持“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是對社會生活的反映”，文學本質、作家創作、文本構成等內容的講解，都是建立在對語言理解的基礎上，以此來理解文學所反映和表達的世界，而對圖像觀念基本上不涉及。當文學遭遇到“讀圖時代”，文學所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語言寫什么以及如何寫，而是關于語言和圖像之間關系的問題，這是一個緊迫的現實問題。面對影像的沖擊和圍困，如果我們還固守象牙塔式的文學理論教學理念，那么就無法面對和回答文學所面臨的鮮活的現實問題，致使教學內容顯得陳舊和空洞，無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基于此，在文論教學中，應該把文學理論所面對的現實問題作為一個核心理念介紹給學生，引導學生掌握文學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規律，開拓學生的視野，不斷激發學生的審美興趣。筆者以為，這一核心理念就是建立在“文學與圖像之間關系”基礎之上的文論觀，也就是通過探究和闡發文學與圖像之間的分分合合、同源共存、對立統一的復雜關系，著重培養中文系學生著眼文學現實、傳承文論傳統、面向文學未來所具有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和實踐創新能力。要實現這一教學理念，就要幫助學生在文學領域里自覺運用語—圖關系及其相關理論去把握文學理論研究的基本范疇，了解文學理論的發展歷史和研究現狀，培養科學的文藝觀念。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充分發揮主動性，充當引導者、設計者和組織者，對課程教學內容進行有創意的優化和探索。教師應該引導學生多了解中國古代詩畫關系理論及其豐富的藝術實踐，比如了解題畫詩和小說、戲曲等敘事文的插圖。

多閱讀西方現代文論經典中涉及語－圖關系的文獻，如萊辛的《拉奧孔》和阿恩海姆的《視覺思維》等。利用多媒體教學手段向學生介紹一些當代“語－圖”互文的實踐作品，使學生從歷史和現實的維度多層次了解文學與圖像之間的動態關系。在此基礎上，再回到“文學是什么”和“文學與語言的關系”等問題本身時，學生將更加深入地體會“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在更高的意義上理解“文學與圖像的關系”。教師需要設計語言與圖像之間關系的具體問題來組織課堂教學。比如，語言和圖像各自的特點是什么?在何種程度上可以互相模仿?在傳播上有什么不同效果?各自給我們帶來何種不同的審美效果?可通過截取一些代表性的藝術作品回答這些問題，如金庸作品的影視改編，莫言作品的電影改編等，還有像可口可樂、優樂美等經典廣告案例。這些都是學生耳熟能詳的作品，容易貼近學生的知識經驗，帶給學生新鮮活潑的學習樂趣。教師應該組織學生對“文學與圖像”關系進行討論。比如在講授“意境”時，提供給學生一些詩畫一體方面的材料，組織學生開展一場課堂討論，學生可以各抒己見，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談論詩畫中蘊含的抒情和表意成分，形成自己對意境的理解。課后再組織學生進行更深入的學習和研究，最終根據自己的選題形成一篇小論文，這樣可以比較系統地掌握這一問題的來龍去脈。一方面，避免單純地講解中國古典詩歌來解釋意境概念的教學方法，教師有充分發揮自身才能的空間;另一方面，讓學生跳出教材所限定的知識內容，在更加寬泛和自由的知識視野中學會思考問題，進而達到課堂教學的目標。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建立在文學與圖像關系基礎上的文論觀具有強烈的包容性和涵蓋性，能夠整合傳統文學理論教學內容之優點，著眼當下文學所面臨的現實問題，讓學生真正理解和發現文學需要理論做些什么。

二、以語－圖關系問題為主線開展研究型教學

研究型教學是創新教育理論指導下的教學范式，它在充分利用以往教學模式優點的前提下，通過對重大現實問題的研究，使學生掌握相關知識，提升學生利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以語－圖關系問題為主線展開研究型教學，在于通過課堂教學過程引導學生創造性地運用知識和能力，在對問題的研討中，不斷積累知識、培養能力和鍛煉思維，實現教學目標的創意設計。以問題為導向，實現教學目標的多元性。問題是一切研究活動的出發點。以往的課堂教學經常把問題或提問當做檢查學生是否掌握了所講的知識的手段，起到傳授知識的作用。即使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也是以理論預設為前提。比如以往講授的“反映論”、“審美反映論”、“文學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等內容，以本質先行的授課思路，圍繞原典或一些抽象概念來勾畫文學圖景，而忽視鮮活的文學現實及其發展面臨的困境。研究型教學則是立足于文學現實問題，教師指導學生按照興趣愛好進行選題。比如，在講解文學形象時，可以選取《紅樓夢》的電視劇改編為專題展開討論。在閱讀和觀看經典片段，輔助閱讀一些代表性學術論文的基礎上，教師進行專題背景的知識性輔導，圍繞寶玉、黛玉、寶釵形象在小說文本和電視文本中表現的異同，以及語－圖之間的互動關系，啟發學生對兩種不同媒介進行思考，進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形象的塑造。這樣一來，學生在研討的過程中掌握了文學形象的相關重要知識;在開展專題研究的實踐過程中，思維、口頭表達、分析、綜合等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綜合素質得到進一步提高。以雙向互動為機制，確立師生對話關系。在研究型教學中，教師是引路人，是介紹知識的向導，學生是學習者和研究者。由于當代大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知識經驗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網絡技術和信息傳播平臺的基礎上，他們對視覺文化和時尚文化比較敏感和好奇，可以通過網絡途徑獲取大量的信息和資源，來發現其中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法，因此，學生在一些教學內容上擁有充分的話語權和表達權。比如在敘事的專題討論上，針對文本敘事和圖像敘事等教學內容，學生的創造精神和研究能力便得到激發。

在選題上，以小說《羅生門》與電影《羅生門》的敘事比較為案例，教師和學生進行平等的對話，深入理解兩種不同形式敘事的內涵、策略和特征。與單純講解加上例子來解釋和佐證的教學方式相比，這種互動式的教學，讓我們深刻地體會到知識的獲得和能力的提升，只有通過師生的共同研討才能實現。在此基礎上，以學生的學為中心，教師圍繞文學理論的教學目標，貼近學生的文學經驗，結合學生的現實需要，運用多媒體教學技術手段，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同時，引導和鼓勵學生從文學和文化的現實問題出發，在質疑和研討中，幫助學生進入科學的思維狀態，進而掌握文學理論的知識結構，以應對現實生活的不同需要。在研究型教學過程中，實現以教為中心到以學為中心的轉變，著力培養學生思維能力和綜合素質，絕不意味著可以削弱教師在教學中的作用，相反，這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需要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把握選題，一方面力求研討有明確的指向，能和一定的教學內容結合在一起，為實現教學目的服務;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相對獨立性，讓學生貼近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問題，從中獲得具體的體驗，實現對問題的完整把握。在研討的過程中，教師對學生研究的結果進行點評，從知識到能力，從方法到思維，進行綜合指導和評價。介紹和補充相關的信息，指導學生對專題進行延伸閱讀和深入研究，幫助實現知識的遷移，從而保證研討活動的順利進行和取得實效，多元而完整地實現教學課堂目標。

在我國文科大學中開設“文學概論”課程有近百年的歷史了。它為培養文學人才,傳播文學思想,促進文學觀念的變革,加快文學理論的建設等,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文學概論”課程的開設,是我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產物。近百年來的“文學概論”教學的具體實踐,定格在不同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文學概論”教材中。這些教材既反映了施教者的文學思想,也濃縮和沉淀著不同時期的文學觀念和文學思想,甚至是不同時期文學理論的經典標本。因此,這是研究20世紀我國文學理論史的一個重要的課題。

本文擬從20世紀我國“文學概論”教材關鍵詞的視角,探討以下幾個問題:其一、我國現代文論話語的資源何在?其二、我國現代文論話語“西化”的內在原因是什么?其三、是“失語”還是“得語”?這里,我們對“關鍵詞”的概念稍作限定:所謂“文學概論”教材的關鍵詞,是指能夠反映該教材文學觀念的重要術語,或是建構該教材框架體系的核心范疇,也指該教材所處的某個時期文學理論界普遍流行的基本話語。

一

“文學概論”課程的開設,是我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產物。清代以前的高等教育只有經學課程,而無文學課程。清代只有阮元任兩廣總督時創辦的學海堂(廣州),講授過《文選》、《杜詩》和《昌黎集》,其他的學堂書院在文科的教學方面,仍跳不出經學的樊籬。進入20世紀,“遠法德國,近采日本,以定學制”(康有為)①,引入國外現代教育體制以后,情形才有所改變。1902年,在《欽定高等學堂章程》和《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中,雖設有“文學科”,但實際講授的內容還是傳統的“詞章學”。1903年,在《奏定高等學堂章程》中,設置了“中國文學”學科。同年,在《奏定大學堂章程》中規定,文學科大學分設中國文學門、英國文學門、法國文學門、俄國文學門、德國文學門和日本國文學門。尤其是在中國文學門中,開設了“文學研究法”和“古人論文要言”兩門課程。前者雖然內容龐雜,但也涉及到了文體、文法、風格,以及文學與人事世道之關系、文學與地理之關系和文學與道德之關系等,可以看作是“文學概論”課程的萌芽。后者涉及到《文心雕龍》等內容,是“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的濫觴。新的文學觀念正在孕育之中。到1913年,現代文學觀念便呼之欲出了。這一年有兩個重要的文件值得一提:一個是《教育部公布大學規程》中規定,在文學門的梵文學類、英文學類、法文學類、德文學類、俄文學類、意大利文學類和言語學類等,均設置了“文學概論”課程;一個是《教育部公布高等師范學校課程標準》中指出:“國文部及英語部之豫科,每周宜減他科目二時,教授文學概論。”②但是,國文學類當時還是開設“文學研究法”,直到1917年才開設了“文學概論”。由于“文學概論”是從國外新引進的課程,所以師資奇缺,就連北京大學都找不到專任教師③。1920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學概論”課程④;同年,梅光迪也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暑期課程中講授“文學概論”。我國高校正式開設“文學概論”課程大概就從此時開始。從這個時間算起,可將我國文學理論教材的編撰和出版分為三個時期:

1920年至1946年為第一個時期,大約出版文學理論教材類圖書40多種。從沈天葆《文學概論》(1926)、馬仲殊《文學概論》(1930)、曹百川《文學概論》(1931)、趙景深《文學概論》(1932)、陳穆如《文學理論》(1934)、譚正璧《文學概論講話》(1934)、陳君冶《新文學概論講話》(1935)和張長弓《文學新論》(1946)等10多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看,其關鍵詞有定義、特質、起源、情感、思想、想象、形式、國民性、時代、人生、道德和個性等。這些關鍵詞都淵源于西方文學理論。其中“思想”、“想象”、“感情”和“形式”來源于美國學者亨特的《文學概論》(1935年,傅東華譯)。后來,溫徹斯特《文學評論之原理》(1922年,錢新、景昌極譯)據此提出了著名的“文學四要素說”。這兩部書在當時的影響很大。梅光迪在東南大學開設文學概論課時,就是直接采用溫徹斯特《文學評論之原理》作為教材的。此外,還有丹納《藝術哲學》提出的“種族、時代、環境三要素說”,也影響到我國早期文學理論教材體系的建構。

1947年至1979年為第二個時期,大約出版文學理論教材類圖書18種。從林煥平《文學論教程》(1948)、劉衍文《文學概論》(1957)、山東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文藝學新論》(1959)、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1964)和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1979)等影響較大的幾部教材來看,其關鍵詞有三大系列:一是本質論系列,以“意識形態”為核心,有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反映、社會性、階級性、黨性、人民性、世界觀、傾向性和社會生活等;二是創作論系列,以“創作方法”為核心,有形象思維、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風格、創作個性、流派、文學思潮、個性化和典型化等;三是本體論系列,以“形象”(人物形象或藝術形象)為核心,有性格、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和典型環境)、真實性、藝術性、內容和形式等。這些關鍵詞大多來源于蘇聯文論。這個時期先后譯介蘇聯文論教科書10多種,其中影響大的有維諾格拉多夫的《新文學教程》(1952)、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1953)和畢達可夫的《文藝學引論》(1958)等。

提要：本文認為文藝美學在中國包含二個方面，是一種理論話語，一種學術建構，一種文化現象話語形式受到學科邏輯和文化邏輯相互糾纏的結果，二者的矛盾造成文藝美學從產生到現在的話語現象。從而可以理解文藝美學雖然在邏輯上矛盾重重而在學術上仍然十分活躍。

關鍵詞:文藝美學理論話語學科邏輯文化現象

1980年全國首屆美學會議上胡經之提出“文藝美學”,2001年國家教育部在山東人學設重點研究基地“文藝美學研究中心”,20多年來，文藝美學己成為中國1980年代以來文化演進中的一種“重要”的理論話語、一種“認真”的學術建構、一種“復雜”的文化現象。對文藝美學，應怎樣看待和定位，論說甚多，公案末了，但以上三個方面不由讓我想起了三個——也許不很恰當的詞——絕、怪、玄。

一、作為一種理論話語的文藝美學

文藝美學表現為一種理論話語，是一絕。理論是從古典到現代的一種西方正統的學術把握方式。話語則是西方后現代和各非西方文化的學術把握方式對西方正統學術來說，要稱得上理論，必須要符合二個條件:有一批基本概念;這些概念的定義是明確的，邏輯是一貫的;這些概念按照邏輯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理論是與非理論相區別來確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而話語則不管言說形式上的嚴格性，只要有真知灼見，可以是以理論的邏輯的學術的形式，也可以為閑談的零散的悖論的形式文藝美學在中國雖然是在談論一種理論，但山于文藝美學的言說，從形式嚴格性上說有一定問題，但又正因為成問題而造就它的深刻性和豐富性(這是“絕’之一，這一點將山后而兩節來細說)因此，最好將之看成一種話語當然它不是一種一般的話語，而是一種理論話語。

前面講了，文藝美學一詞由胡經之作為理論概念提出，但其背后是北京大學的整個美學和文藝學的學術傾向，朱光潛認為美學是藝術理論，哲學系美學研究團隊，揚辛、葉朗、閻國忠等都認為，美學是以藝術為中心的北京人學的美學叢書以“文藝美學叢書”為名，叢書自1980年代初出現到現在，有近20余種。中國文藝學的重鎮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文藝理論室，老資格的學術帶頭人錢中文和杜書瀛，都是文藝美學的支持者和論述者，前者的《文藝美學:文藝科學新的增長點))(2001)后者的《文藝美學原理》(1992)集中地表達了對文藝美學的理論思考中國文藝學的另一重鎮北京師范人學中文系文藝理論室占據了文藝理論的教學主流，以童慶炳為首的理論團隊編寫的種種文藝理論，認為文學首先是審美意識形態，實際上是把文藝美學作為文藝理論的核心山東人學拿下了文藝美學基地，其學術帶頭人曾繁仁和譚好哲當然以文藝美學為已任，前者寫了《中國文藝美學學科的產生及其發展》(2001}，后者著有《論文藝美學的學科交義性與綜合性》(2001)文藝美學的光芒不但在上述的中心閃耀，而四射向全國的要津中國藝術研究院王朝聞主編了“藝術美學叢書”由多家出版社分出了10余種，遼寧大學土向峰主編有《文藝美學辭典》(1987}，四川大學王士德有《文藝美學論集》(1985)，浙江大學王元驤寫了《文藝美學之我見》(2001)……以上是改革開放以來就一直活躍在文學理論界的一代，改革開放后畢業的新一代學人，如王一川、王岳川、陳炎、土德勝、姚文放等，都是文藝美學話語的參與者和者。文藝美學不但在文學理論圈中熱熱鬧鬧，而且向相關領域播散:于是有了中國古代的文藝美學(如張少康《古典文藝美學論稿》1988，皮朝綱《中國古代文藝美學概》1986)，西方的文藝美學(如馮憲光《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美學思想》1988]，馬列的文藝美學(如劉文斌《馬克思主義文藝美學研究》1996,董學文編著《的文藝美學活動》（1995)……以上這些學人為代表的言說，構成了一個龐大的關于文藝美學的理論話語。最令人感興趣的是，這樣的人物，這樣的著述，在這樣的一個時間長度和空間范圍里，仍然沒有一對文藝美學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理論界說，也沒有使文藝美學在學術的機構化中得到邏輯一致的表述。正如土德勝的論文標題所揭示的:《文藝美學:定位的困難及其問題》(2000)這不由得使人感到，在文藝美學的理論話語里，糾纏了中國現代學術體系中的一些共性的問題。這里著重講兩個方面，一是純學術體系的，即關于文藝美學的學術定位問題，二是學術與決定學術之如此的實踐關系，是什么樣的實踐活動使這一學科緣起，發展、流變。

提要：本文認為文藝美學在中國包含二個方面，是一種理論話語，一種學術建構，一種文化現象話語形式受到學科邏輯和文化邏輯相互糾纏的結果，二者的矛盾造成文藝美學從產生到現在的話語現象。從而可以理解文藝美學雖然在邏輯上矛盾重重而在學術上仍然十分活躍。

關鍵詞:文藝美學理論話語學科邏輯文化現象

1980年全國首屆美學會議上胡經之提出“文藝美學”,2001年國家教育部在山東人學設重點研究基地“文藝美學研究中心”,20多年來，文藝美學己成為中國1980年代以來文化演進中的一種“重要”的理論話語、一種“認真”的學術建構、一種“復雜”的文化現象。對文藝美學，應怎樣看待和定位，論說甚多，公案末了，但以上三個方面不由讓我想起了三個——也許不很恰當的詞——絕、怪、玄。

一、作為一種理論話語的文藝美學

文藝美學表現為一種理論話語，是一絕。理論是從古典到現代的一種西方正統的學術把握方式。話語則是西方后現代和各非西方文化的學術把握方式對西方正統學術來說，要稱得上理論，必須要符合二個條件:有一批基本概念;這些概念的定義是明確的，邏輯是一貫的;這些概念按照邏輯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理論是與非理論相區別來確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而話語則不管言說形式上的嚴格性，只要有真知灼見，可以是以理論的邏輯的學術的形式，也可以為閑談的零散的悖論的形式文藝美學在中國雖然是在談論一種理論，但山于文藝美學的言說，從形式嚴格性上說有一定問題，但又正因為成問題而造就它的深刻性和豐富性(這是“絕’之一，這一點將山后而兩節來細說)因此，最好將之看成一種話語當然它不是一種一般的話語，而是一種理論話語。

前面講了，文藝美學一詞由胡經之作為理論概念提出，但其背后是北京大學的整個美學和文藝學的學術傾向，朱光潛認為美學是藝術理論，哲學系美學研究團隊，揚辛、葉朗、閻國忠等都認為，美學是以藝術為中心的北京人學的美學叢書以“文藝美學叢書”為名，叢書自1980年代初出現到現在，有近20余種。中國文藝學的重鎮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文藝理論室，老資格的學術帶頭人錢中文和杜書瀛，都是文藝美學的支持者和論述者，前者的《文藝美學:文藝科學新的增長點))(2001)后者的《文藝美學原理》(1992)集中地表達了對文藝美學的理論思考中國文藝學的另一重鎮北京師范人學中文系文藝理論室占據了文藝理論的教學主流，以童慶炳為首的理論團隊編寫的種種文藝理論，認為文學首先是審美意識形態，實際上是把文藝美學作為文藝理論的核心山東人學拿下了文藝美學基地，其學術帶頭人曾繁仁和譚好哲當然以文藝美學為已任，前者寫了《中國文藝美學學科的產生及其發展》(2001}，后者著有《論文藝美學的學科交義性與綜合性》(2001)文藝美學的光芒不但在上述的中心閃耀，而四射向全國的要津中國藝術研究院王朝聞主編了“藝術美學叢書”由多家出版社分出了10余種，遼寧大學土向峰主編有《文藝美學辭典》(1987}，四川大學王士德有《文藝美學論集》(1985)，浙江大學王元驤寫了《文藝美學之我見》(2001)……以上是改革開放以來就一直活躍在文學理論界的一代，改革開放后畢業的新一代學人，如王一川、王岳川、陳炎、土德勝、姚文放等，都是文藝美學話語的參與者和者。文藝美學不但在文學理論圈中熱熱鬧鬧，而且向相關領域播散:于是有了中國古代的文藝美學(如張少康《古典文藝美學論稿》1988，皮朝綱《中國古代文藝美學概》1986)，西方的文藝美學(如馮憲光《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美學思想》1988]，馬列的文藝美學(如劉文斌《馬克思主義文藝美學研究》1996,董學文編著《的文藝美學活動》（1995)……以上這些學人為代表的言說，構成了一個龐大的關于文藝美學的理論話語。最令人感興趣的是，這樣的人物，這樣的著述，在這樣的一個時間長度和空間范圍里，仍然沒有一對文藝美學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理論界說，也沒有使文藝美學在學術的機構化中得到邏輯一致的表述。正如土德勝的論文標題所揭示的:《文藝美學:定位的困難及其問題》(2000)這不由得使人感到，在文藝美學的理論話語里，糾纏了中國現代學術體系中的一些共性的問題。這里著重講兩個方面，一是純學術體系的，即關于文藝美學的學術定位問題，二是學術與決定學術之如此的實踐關系，是什么樣的實踐活動使這一學科緣起，發展、流變。

一、英美文學理論教材的類型

導論型教材在英美文學理論教材中，不難發現其書名冠以“導論”、“引論”（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導論型教材，但這種導論型教材與國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國人看來，作為導論型教材，應該關注文學理論（Literarytheory）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核心范疇等基本問題，有比較明確的理論建構和明晰的范疇界定，論述過程縝密，結構也應相對完整。而在英美高校，這種具有完整體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許受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當代哲學不再訴求宏大敘事的影響，英美文學理論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構普遍的理論體系。

就所掌握的資料來看，韋勒克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是少數具有完整體系建構的教材之一。該教材涉及到文學、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比較文學等方面。韋勒克試圖通過對文學理論、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區分來界定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通過對文學研究的內部和外部的區分來尋找文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并重點闡述了文學理論的“內部研究”，分析了與此相關的重要概念。該教材對我國新時期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影響頗深。卡勒的《文學理論》也屬于導論型教材。如果說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是一種建構型體系的教材的話，那么這一本便可以視為“解構型”教材了。該教材對文學理論中的幾個關鍵范疇均提出了質疑。其開篇標題為“理論是什么？”第二章標題是“文學是什么？”接下來則對文學與理論的關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學是什么？你也許會認為這是文學理論的中心問題，但事實上，它并沒有太大的關系。”該教材通過分析歷史上各種界定“文學”的說法，最后將“文學”理解為從五種視角審視的結果，從而構成了對傳統文學理論試圖找到文學的普遍性本質的消解。這種解構方式告訴人們，對“文學”這一術語的界定的不可能與無限可能。蘇瑞希·納華的《文學批評基礎》側重從哲學的角度反思文學理論，是一本有相當理論深度的教材。該教材首章為“哲學與當代文學理論的危機”，談到了“客觀主義、懷疑主義、相對主義和極端不確定主義”所帶來的文學理論的危機。以此為出發點，論及“詩學的形式與功能”、“變異、價值和文學理論”等文學理論的核心問題，并探討了文學理論作為一門學科的存在及其意義與前景。這本教材可視為理論面臨坍塌之際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學理論中特定范疇的專論性教材，我們也將它們歸入導論型教材內。安德魯·本尼特與尼古拉斯·羅伊爾合著的《文學、批評與理論導論》就屬于此類，該書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如“開端”、“讀者與閱讀”、“人物”、“悲劇”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這一方式。該書各章之間雖亦有參閱，但就總體而言，各章幾乎全憑某一關鍵詞而自成一體。此類教材因各章節之間獨立性較強，所以在教學過程之中可以從不同的章節入手，從而形成不同的思維路徑。

有些導論型教材則具有史論結合的特征，如查爾斯·布萊斯勒的《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導論》，該教材既有對文學理論的核心概念的質疑與界定，又有對自古希臘以來學科史的勾勒，包括對20世紀以來的主要理論批評流派的介紹。還有些教材主要通過對西方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流派的評述來結構全書，伊格爾頓的《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就是如此，它將西方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流派梳理出三條線索，從而引出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的結論。與之類似，佛克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紀文學理論》也是通過對各理論流派的選擇性介紹和評價，試圖建立一個科學的具有廣泛適用性的文學理論。

選本型教材選本型教材即選輯他人著述而成，一般為選家根據一定的標準和原則選擇編排一些理論或批評實踐文本，其中大多為經典文本，偶爾也收錄學生習作，用來作為課堂教學或學生閱讀練習的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