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傳記文學理論及創作研究論文

時間:2022-07-06 03: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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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傳記文學理論及創作研究論文

論文關鍵詞:胡適傳記文學理論建設作品創作

論文提要:胡適在批判我國古代傳記的缺點和吸收西方現代傳記文學長處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種新的傳記文學思想。他是我國最早提出和使用傳記文學名稱的人。從上世紀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傳記文學,并以創建傳記文學理論和努力創作兩方面的實績奠定了其在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發展史上顯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適是海內外著名的學者,在文學、史學、哲學等諸多學科都作出了開風氣的重要貢獻。在傳記文學方面,胡適是我國最早提出“傳記文學”名稱的人。他大力提倡傳記文學,開現代中國傳記文學理論之先河;同時還身體力行,積極創作,為我國傳記文學的寫作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和范例。胡適的傳記文學理論及作品,在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上占有顯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適的傳記文學理論及創作,正確認識和評價他在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對于推進我國當代的傳記文學理論建設與創作繁榮有著積極的意義。本文試根據胡適傳記文學理論逐步演進的特點將其分為醞釀、成型、成熟三個歷史階段,并結合其寫作實踐作一綜合考察,借以闡發胡適對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開創性貢獻。

一、“傳記文學”出臺前的思想準備

在我國,傳記是一種古老的歷史體裁。早年胡適在中國公學讀書時就對傳記感興趣,1908年在《竟業旬報》上曾發表過他最早寫的《姚烈士傳》、《中國第一偉人楊斯盛傳》和《中國愛國女杰王昭君傳》等短篇傳記,并明確表明其寫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來崇拜”師法他們。1910年胡適去美國留學后,由于受西方傳記的影響,對中國的傳統傳記作了認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寫的一則札記(《藏暉室札記》卷七第一條),曾把中國傳記同西方傳記作了一番比較研究,認為中西傳記存在明顯的差異:“吾國之傳記,惟以傳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傳記,則不獨傳此人格已也,又傳此人格進化之歷史。”在列舉了東西方傳記的不同體例后他又具體地闡述了兩者的長處和短處。從這條札記中我們可以看出,胡適對中國傳統傳記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對我國傳記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評是深刻而中肯的,對于西方傳記優劣的評析也是較為精當的。這種比較研究對他后來的傳記文學理論構建及創作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后來之所以要提倡傳記文學,到處勸老輩朋友寫自傳,主要動因就是對中國傳統傳記的不滿和深感“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而另一方面他對西洋“傳記文學特別發達”這一點則表示欽羨,他后來寫作的傳記文學也大抵是借鑒了西方長傳的體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傳》等。

雖說胡適留美時期寫的這則札記與他后來的傳記文學思想有著明顯的淵源關系,但這還不是胡適提倡傳記文學的開始。需要指出的是,長期以來在我國大陸和臺灣學術界都有學者把這則札記看作是胡適最早提倡和使用“傳記文學”名稱的佐證,這實在是一個大失誤。造成誤解的直接原因是現在人們所看到的這條札記有個“傳記文學”的標題。事實上《藏暉室札記》是胡適在留美時期的日記和雜記集,我們現在看到的“傳記文學”這四個字作為分條題目,是上個世紀30年代初在這些札記交給亞東圖書館印行出版前,由胡適的朋友章希呂在幫助整理這批札記時擬加上去的。再從這則札記的實際內容看,其主題是比較東西方傳記文體的差異,札記從頭至尾并沒有出現過“傳記文學”字樣,也沒有對傳記文學概念作任何闡釋,很顯然胡適當時說的只是“傳記”而不是“傳記文學”。而在胡適正式提出“傳記文學”的名稱之后寫的有關文章或演講中可以看出,他對“傳記”和“傳記文學”這兩個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區分的。因此,1914年胡適在美國留學時期還只能說是他傳記文學思想的醞釀期。

二、“傳記文學”名稱的提出和“傳記熱”

在經過一個較長時期的思想醞釀,到了1930年前后胡適傳記文學理論正式開始“亮相”。《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則是一個開篇。該文寫于1929年末,序文開頭說“傳記是中國文學里最不發達的一門。這大概有三種原因。第一是沒有崇拜偉大人物的風氣,第二是多忌諱,第三是文字的障礙。接著通過具體分析闡述這三方面的原因,對中國幾千年的傳記文章作了深刻批判與否定,并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他說的“新體傳記”的三個條件與寫作要求:一是“愛敬崇拜”偉大人物,二是“紀實傳真”,三是“傳神寫生”。這是胡適以文學的眼光來審視中國古老傳記文化作出的看法。雖說“最不發達”,但明確把傳記說成是“中國文學里”的一門,這表明此時的胡適已有了將傳記納人文學領域的思想,這種看法可說是超越前人的。因為傳記在中國歷來被認為是歷史的范疇,此前他的前輩朋友梁啟超倡導“史學革命”和創作的“近代傳記”,“屬于在歷史范疇中的內容和體例上的革新”。雖說胡適在這篇序文里還沒有提“傳記文學”的名稱,但“紀實傳真”和“傳神寫生”這兩點是他以后談論傳記文學時始終堅持的,說明胡適傳記文學理論基石在這篇序言里已經奠定。

在時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適在給友人董授經先生的日記《書舶庸譚》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傳記文學”的書稱:“日記屬于傳記文學,最重在能描寫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記愈詳細瑣屑,愈有史料的價值。這是胡適第一次使用“傳記文學”的名稱,也是中國最早提出“傳記文學”名稱的第一人。這在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此前的中國文壇有傳記文學之實而無傳記文學之名,“傳記文學”名稱的提出,使傳記文學名正言順地登上了中國文藝舞臺,它標志了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一個新的開端口從‘舊記屬于傳記文學”這一說法可以看出胡適所說的“傳記文學”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日記屬于非正式自傳,胡適后來說過他在美國留學時期的日記“就是我的留學時代的自傳”,而在西方人眼里“自傳是傳記文學的嫡親或特殊形式”,后來胡適也是把自傳作為傳記文學重要成員大力提倡的。在這篇序文里胡適雖然沒有對什么是傳記文學作具體闡釋,但卻揭示了傳記文學的兩個重要特點和條件:一是能描寫傳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價值。這同上文說的“紀實傳真”和“傳神寫生”這兩點是完全一致的。因為“傳神寫生”、“描寫傳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學的特長;而“紀實傳真”才有史料價值。而歷史與文學的結合,這正是傳記文學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在《書舶庸譚·序》中還特別引述了日記作者做的情夢“柳絲一夢”,極富文學趣味,可見胡適對于傳記文學在文學性方面的強調與重視。后來胡適在《<四十自述>自序》中又說:“我在這十幾年中,……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這對前面“傳記是中國文學里最不發達的一門”的說法來講,是胡適傳記文學理論的一個進步。而“傳記的文學”正好是對胡適“傳記文學”概念的一個簡明解釋。這里“文學”是中心詞,“傳記”是修飾詞起限制界定的作用,“傳記文學”也就是傳記性質的文學,它是一個獨立的文學門類。胡適晚年在臺灣作《傳記文學》講演中曾再次解釋說:“今天我想講講中國最缺乏的一類文學—傳記文學”,這是胡適把傳記文學看成是一種文學門類的最直截的說明。

胡適是個實驗主義者,在提倡傳記文學方面,他也是一邊進行理論構建,一邊親身投人創作實踐。《四十自述》是他這一時期在傳記文學上的又一個貢獻。胡適在《<四十自述>自序》中說:“《四十自述》,只是我的‘傳記熱’的一個小小的表現”,而這場“傳記熱”的引發是:“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胡適勸告朋友寫自傳的目的,是希望他們能用一種“筆鋒常帶感情”的健筆來“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即寫出他所倡導的“自傳文學”來。那么其意義不僅可以“替將來的史家留下一點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們的文學里添出無數的可讀而又可信的傳記來”。由此可見,胡適勸告友人寫作自傳(包括他自己寫自傳),有著歷史與文學的雙重目的和意義,即“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這是胡適對“自傳文學”創作提出的兩點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適提倡傳記文學的根本目的。因為胡適對于傳記文學所特有的史料價植和文學感化教育功能這兩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認識和重視,所以他要大力提倡傳記文學。

令胡適感到不幸的是,這班老輩朋友雖然都答應了,終不肯動筆。于是他便身體力行,于1930年6月開始寫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傳《四十自述》。雖說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傳,但它作為胡適倡導傳記文學的示范之作,體現了胡適的傳記文學理想,既有“紀實傳真”的史料價值,又有“寫生傳神”的文學特色,是值得重視和應該肯定的。關于《四十自述》的寫作計劃胡適在《自序》中作了說明:“我本想從這四十年中挑出十來個比較有趣的題目,用每個題目來寫一篇小說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寫我的父母的結婚。這個計劃曾經得死友徐志摩的熱烈的贊許,我自己也很高興,因為這個方法是自傳文學上的一條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適在提倡傳記文學,構想自傳創作計劃時是很注重“有趣味”這一特色要求的,這也是胡適在以后的有關文章和講演中用來評判傳記文學的一個重要標準。如何實現傳記文學的“有趣味”?胡適認為在確保“紀實傳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時”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寫一些太親切的情緒方面的生活”,在追寫傳聞和某些記憶不清又沒有法子證實的生活細節時也可以“用想象來補充”。因為這里出現一些人名地名的訛誤和合理的想象虛構不影響基本史實的真實,相反還能夠增添閱讀的趣味。應該說胡適的這些想法和寫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贊許。遺憾的是胡適上述的這種創作思想沒有能夠在自傳寫作的實踐中堅定有力地貫徹到底,而是在“寫完了第一篇,寫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覺的拋棄了小說的體裁,網到了謹嚴的歷史敘述的老路上去了。”劉一于這種“倒退”胡適自己是不滿意的。從他本人來說,曾是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倡導者,是以破舊開新而聞名的;他自己動手寫作自傳本身具有“給史家做材料”和“給文學開生路”的雙重目的、任務。因此這種“倒退”與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胡適在倡導傳記文學上存在著實踐與理論的脫節。造成這種“倒退”和“脫節”有客觀方面的涼因,最主要的還是作者的主觀因素:“但我究竟是一個受史學訓練深于文學訓練的人。盡管如此,從總體上說胡適的《四十自述》作為他的傳記文學的實驗之作還是比較成功的,它為我國自傳文學的創作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和可資借鑒的方法,在我國傳記文學發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筆。

三、傳記文學理論的成熟和“創作無力”

在經過了30年代的鄭場傳記文學熱之后,胡適的傳記文學理論已趨于逐漸定型,接下來是“退熱”后長時間的“冷靜”。到1953年初,已經步人晚年的胡適在臺灣省立師范學院作了一場《傳記文學》的專題講演,標志著胡適傳記文學理論進入了成熟階段。演講是他提倡傳記文學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徑。從他晚年的這篇演講可以獲得以下幾點傳記文學理論演進的信息:

一是對我國古代傳記總體評估由虛無悲觀變得實在客觀。胡適以前哀嘆“傳記是中國文學里最不發達”的,并說過“二千年來,幾乎沒有一篇可讀的傳記”的偏激之言,而在這篇演講中,雖然仍堅持認為“中國文學最缺乏最不發達的是傳記文學”,但同時又從傳記文學的角度對中國正史中的傳記作了較為客觀實在的評價:“如《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晉書》等,其中的傳記有許多篇現在看起來仍然是很生動的。”在舉例中還特別提到:《晉書》中“小說傳記,給中國傳記文學開了一個新的體裁”。過去胡適寫《四樸自述》曾試圖采用小說體裁給自傳文學開辟一條新路子,但是中途給放棄了。現在直接把小說傳記作為傳記文學提出來,這確是胡適傳記文學理論上的一種新進步。

二是拓寬了傳記文學的品種領域。胡適在以前談的傳記文學對象,主要是指文學性傳記,包括自傳、日記,而在晚年的這篇演講中,又把《晉書》中的小說傳記也列人傳記文學范圍,并說“《紅樓夢》也是傳記文學”,這是胡適經過考據認為《紅樓夢》是作者曹雪芹的自敘傳而得出的結論。這一觀點本身當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見胡適在這里說的傳記文學概念范圍更為寬泛。他還說:“除了短篇傳記之外,還有許多名字不叫傳記,實際是傳記文學的《言行錄》。這些言行錄往往比傳記還有趣味。我們中國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讀的言行錄,就是《論語》。”從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將到把孔子《論語》作為傳記文學而加以高度評價和贊揚,這既是胡適文化思想的一種巨大轉變,也是胡適傳記文學理論上的一種演進和完善。

第三,胡適在論述我國傳記文學不發達的原因問題時對過去的三點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沒有崇拜偉大人物的風氣”這一點,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機關”。這樣就顯得較為準確客觀。

晚年的胡適在傳記文學理論建樹方面已臻成熟,但其傳記文學的創作卻并沒有什么大的“長進”。《丁文江傳》是胡適步人晚年后又一項重要的傳記文學活動。它寫于1955年底,是胡適所寫的最長的一篇傳記文學作品。該傳大體上是借鑒西方長傳的體例按照年代的順序,記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幾個重要階段,既寫出了丁文江獻身科學的精神和他對中國地質科學所作的重要貢獻,又寫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過各個側面塑造出了“一個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傳時采用了嚴格的“科學方法”,盡可能地容納了所找到的材料,使傳記明顯地體現出它的歷史性和史料價值,但同時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傳記文學的趣味性和可讀性。這是胡適在傳記文學創作上又一次與其理論的脫節,并且較《四十自述》更為嚴重和明顯。胡適晚年在臺北的另一次題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講演中說到:“我們是提倡有心,創作無力。”拿它來作為對胡適在傳記文學方面的評語,也是頗為恰當的。

回顧考察胡適在傳記文學理論建設及創作實踐上所經歷的三個歷史階段,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胡適的傳記文學理論是在批判否定中國古代舊式傳記的缺點弊病,學習吸取西方現代傳記文學的經驗與長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中國第一個提出和使用“傳記文學”的名稱,并對傳記文學的概念特征、范圍種類、功能作用和創作原則、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確精到的闡述,從而形成了一種有著鮮明個性特色的理論系統。胡適的傳記文學理論在我國現代傳記文學發展史上具有開創性貢獻,對于我們全面認識我國傳記文學的發展歷史,指導傳記文學創作,正確評價傳記文學作品都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二、胡適從上世紀20年代末開始直到晚年在臺灣去世,一直都在提倡傳記文學,可謂不遺余力。“在現代中國,各界知名人士開始逐漸形成寫自傳的風氣,也在30年代,有關文獻材料表明,這的確與胡適身體力行地倡導有關。”再有上世紀60年代臺灣《傳記文學》的創刊也與胡適的提倡有直接關系。這些都表明胡適提倡傳記文學是“有心”而有功的。

三、胡適一生寫的各類傳記將近40部(篇),但在明確提出“傳記文學”概念之后,自覺按照他的傳記文學理論寫的并不多,而且還存在較明顯的實踐與理論脫節的間題,真正符合傳記文學條件、稱得上“傳記文學”的作品則是屈指可數。從這個意義上說胡適的傳記文學創作又是“無力”的。但它給史家留下了有價值的材料,為我國現代傳記文學(特別是自傳文學創作)開辟了新路,這一歷史功績是不能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