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典文學近代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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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20世紀是社會變化最大，發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復雜，因而也是最激動人心的世紀。作為社會人文科學一分支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本世紀的變化程度也非常之大，可謂前所未有。古典文學研究，在中國向為顯學，擁有數千年繁榮興旺歷史，傳統深厚，在本世紀新的歷史條件下，它也咸與維新，不斷改變著自己的體制和面貌，取得了新的與時代相適應的成就。在世紀末的今天，回顧本世紀古典文學研究的百年歷程，總結其成敗得失，可以使我們對本學科在本世紀走過的道路有一個清醒的自我認識，同時也為下一世紀本學科的健康發展提供重要的參照和依據。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本世紀內，總體上說，走過了一條由古典型向著近代型不斷演變的道路。學術的近代化，在這里成為百年發展的主線。近代化過程，涵蓋著本學科的全體和各個方面，它包括學術觀念和學術方法，以及作為學術觀念和方法的結果——學科成果的產生，還有學術觀念和方法的體現者——學科人才的養成。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近代化的學術觀念，主要包括本世紀初傳入中國的近代具有啟蒙性質的觀念，如平民文學的觀念，文學為人生的觀念等；近代科學觀念，如進化論的觀念等。這些觀念，明顯不同于中國傳統的征圣、宗經的觀念，文以載道的觀念，復古的觀念。近代化的學術方法，是指近代科學的方法，它們也明顯不同于中國傳統的經學的、文章學的方法。當然，近代化的學術觀念和方法，還包括隨后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觀念和方法，以及二三十年代傳入的“現代主義”，80年代傳入的“后現代主義”的觀念和方法，這些觀念和方法，彼此性質不同，存在很多差異，甚至是根本性的差異，情況很復雜，但與中國傳統的古典性的思想學術相對而言，它們都無疑具有近代的性質。

本世紀的古典文學研究，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四個時期。劃分這四個時期的依據，主要就是各時期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基本狀況，以及主要由這種狀況所決定的學科發展近代化的不同程度。第一時期為1900年至1928年，這是學科近代化的起步時期。第二時期為1928年至1949年，這是學科近代化的發展時期。第三時期為1949年至1978年，這是學科統一的時期，也是近代化的曲折時期。第四時期為1978年至本世紀末，這是學科撥亂反正和多元化發展時期，也是近代化的再發展時期。

一

第一時期，是古典文學研究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初期。本時期內，思想文化方面的主要趨勢是近代思想觀念在中國的傳播和確立。近代思想自19世紀中葉即已開始從西方引入中國，本世紀初，正是處于“西學東漸”的關鍵時刻。西學新思潮的傳入，對當時維新改良派及反滿革命派人士都有影響，對當時中國的文化學術，也頗有觸動。例如梁啟超在世紀初提出的“小說界革命”，極力推重小說的社會“群治”作用，指出小說有“四種力”，主張提高小說的地位，就是受了西方近代小說觀念的影響。不過“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等文學改革主張，雖形成了一定聲勢，主要卻是針對當時創作而發；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也許由于這塊古老的學術領地與時政的距離較遠，所以影響還不大明顯。本世紀初的古典文學研究，應當說基本上還是經學（包括清代“漢學”）與桐城派文章學的天下。當時的古典文學研究仍以古籍注疏、版本?？薄⑤W文收輯、文章評點、詩話詞話等為主，其成績當然不可否定，如孫詒讓《墨子閑詁》、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等，但這已是千年傳統學術的強弩之末，卻也毋庸諱言。

然而新學侵入這塊舊學的傳統領地勢不可免，當時有人以先覺者的姿態，將近代觀念和方法引入古代文學的研究中，此即王國維。王氏于1904年寫出《紅樓夢評論》，文章從人生與“美術”的關系論起，指出有“優美”“壯美”之區別，接著論述“《紅樓夢》之精神”，又分析“《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雖然他受叔本華悲觀主義哲學的影響甚深，其具體結論未必十分正確，但重要的不是此文的具體結論，而是他將文學作品與人生聯系起來，與美學、倫理學聯系起來，其研究的視角是全新的，其觀念完全是近代性的。在《紅樓夢》研究史上，在整個古典文學研究史上，這是破天荒第一次近代式的研究，而這篇文章也是第一篇真正的近代式論文。所以王國維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邁向近代化道路的第一人。王國維之后，古典文學的近代式研究仍頗寂寞，仍然是“義理、詞章、考據”之學彌漫于世。不過也有少數呼應者，這就是林傳甲和黃人兩位在中國文學史編寫方面的嘗試努力。林氏為京師大學堂教員，1904年編撰了《中國文學史》講義；黃氏為東吳大學教員，約1905年編寫出了《中國文學史》講義。編寫中國文學史之舉，無疑是受了外國學者的影響，當時俄國人瓦西里耶夫、英國人翟理斯和日本人古城貞吉等，早已有《中國文學史》問世。林氏之史，即有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學講義的痕跡。這兩部文學史，作為國人草創之作，水平都不高：林史對象不明，體例混淆，書中文字學、書法、訓詁學、經學、史學等與文學一道出入其間，黃史則大量抄錄原著文字，浩繁蕪雜。然而編寫文學史一事本身，已屬近代學術行為，仍具近代意義。

近代型古典文學研究的大規模興起，是在辛亥革命數年之后。本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期，中國思想文化界又發生了深刻的轉變，這就是近代民主與科學精神的提倡。在民主與科學精神的推動下，當時在文學方面形成的新觀念新思想，有平民文學的思想（陳獨秀等提出），有為人生的文學思想（周作人等提出），有文學進化的思想（胡適等提出），等等。這些新思想，同樣也被用來作為審視傳統文學的出發點，成為更新古典文學研究的起點。當時也興起了宣傳和運用科學方法的新潮流?？茖W方法的提倡者有陳獨秀和胡適等人，尤其是胡適，不遺余力地宣傳、推廣科學方法。他從“實驗主義”思想出發，提出了“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征”十個字，作為科學方法論的“要訣”。胡適與梁啟超還對清代乾嘉學派作了比較系統的研究，從他們那里總結出符合科學精神的研究方法〔1〕，其主要內容就是分析歸納的、重證據的方法。這些基本上屬實證性和形式邏輯方法，其近代性質亦甚明顯。由此，“五四”之后不數年間，古典文學研究面貌大變，運用新觀念新方法，已經成為學科中的主流。其標志性變化有：（一）古典文學研究真正做到以文學為研究對象。這是借助于對“文學”概念的逐步澄清做到的。“古典文學”中“文學”一語已非“文學子游子夏”之“文學”含義，而是指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等“美文”，此是近代概念之“文學”。由此使研究對象準確化、集中化。

（二）出于對封建舊文化的痛恨和蔑視，疑古思潮大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驅者們對一切舊說都投以懷疑眼光，作重新審視，摘發其謬誤；舊時代遺留下來的經學思想迷霧，以及種種陳說陋見，普遍地被懷疑，被清除?！对娊洝纷鳛楣诺湮膶W作品中最古老、又被極端神圣化了的一部作品，成為“疑古派”的第一個解剖對象。當時許多學者都投入了對《詩經》的重新詮釋，如胡適、錢玄同、顧頡剛、俞平伯、郭沫若、康白情、劉大白等，他們對以《詩序》（尤其是“小序”）為代表的古代經師之說，完全推翻，棄置不顧，而從“詩三百”文本著眼，直接去探尋詩篇的含義，作出全新的解讀。總之，古典文學研究被納入批判封建舊文化的大格局之中，體現了鮮明的觀念革新的性格。

（三）愈來愈多的研究者運用分析、歸納方法，以及實證的方法從事具體的研究工作。在一部分史學、古典文學工作者中，“實驗主義”方法亦頗流行。此主要由杜威、胡適的宣傳所致，胡適的“十字真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作為實驗主義的方法論，其基本精神是實證的，對于規范研究工作的科學性，提高研究者方法論上的自覺程度，起了積極作用?！肮攀繁妗迸蓪糯鷼v史的辨偽和研究，基本上都是實證方法的具體運用。此皆體現方法革新傾向。

（四）出現一些研究熱點，在這些熱點上，新觀念新方法取得重大突破，成為顯示學科近代化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顯著事例。尤其在小說、戲曲、民間文學研究方面，這些在傳統研究中不被重視的領域，進展快，成就大，更令人注目。王國維、魯迅、胡適等人取得的杰出成就，都主要在小說、戲曲領域之內。《紅樓夢》研究中“新紅學”的誕生，就是新的研究方法的直接成果。它以實證性優勢，使得“索隱派”的“舊紅學”立現牽強附會、隨意拉扯、游談無根的弊病，從此一蹶不振；而一個回合之后，“新紅學”遂執《紅樓夢》研究之牛耳。

（五）一些體現近代性的重大研究課題、基礎工程，如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概論等，在本時期內草創，并且走向初步成熟。自國人第一部《中國文學史》成書之后，至20年代后期，各類文學史竟產生三十余部，且內容體例逐漸規范化。到本時期末，文學史著作在對象的界定、敘述內容的安排、章節設計、評論觀念等方面，較之世紀初諸文學史，都有很大改進，至少陳腐之說及混雜體裁已頗稀見；而各種專門文體及類別的文學史也逐漸出現，如王國維《宋元戲曲史》（1912年）、魯迅《中國小說史略》（1923年）、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1927年）等，它們往往比綜合性的文學史寫得更好更精，更能顯示文學史學的進步和走向豐富成熟。

（六）體現近代特征的論文、研究專著，逐漸成為主要的研究樣式。自第一篇近代式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紅樓夢評論》及第一部近代式研究專著《宋元戲曲史》之后，經過十年左右沉寂，至“五四”以后，新的論文和研究專著，終于接踵而至、蓬勃產生。近代形式的論文、專著（也包括一些考證著作），與古典研究形式的基本不同點，在于它以形式邏輯為基礎。由于形式邏輯強，所以近代式的論文、專著等方式，具有更強的

說服力。

（七）大學的創辦，大學文學院內文學系科的設立，是本時期內開始的事情，這為古典文學研究人才的培養，從教育機制上得到保證，使新型研究隊伍能夠不斷發展壯大。而大學文學系科本身，也成為新型古典文學研究的基地。例如北京大學文科，既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重要策源地，也是古典文學研究近代化的基干力量。

（八）在新舊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涌現了一批優秀的古典文學研究家。這批研究家一般都擁有扎實的專業基本知識，開闊的學術視野，敏銳的學術判斷能力；他們一般還擁有一門以上的外國語能力，基本上做到中西兼通；他們多數人還同時進行文學創作，是學者而兼作家，或作家而兼學者?？傊?，他們的綜合文化素質和能力既高且強，又幸遇學術轉型關鍵時期良機，因此成就也大。其中少數幾位如王國維、魯迅、胡適等還成為學術大師，為本學科近代化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以王國維為例，五四時期形成的若干新觀念及方法，其實在王氏本世紀初撰寫的著作中就已經初露端倪。他在《紅樓夢評論》中即已闡發：“美術中以詩歌、戲曲、小說為其頂點，以其目的在描寫人生故?！贝藢嵨逅臅r期陳獨秀、胡適、周作人等提出“為人生的文學”觀念之濫觴。王氏從美學視角研究《紅樓夢》，這里寓含的近代眼光，甚至十余年后的五四時期諸“新紅學”家也瞻望弗及?！靶录t學”家唯以實證方法為基本工具，雖然也屬近代學術性質，但他們不知審美研究為何物，終不免與《紅樓夢》的文學本質相隔膜。此皆顯示王氏超越儕等、領袖群倫、獨辟近代學術蹊徑的大師風采。

以上諸方面現象，標志著古典文學研究在本時期內，取得了重大成就，學科初步實現了由古典式傳統型向近代型的轉變。

不過本時期既為學科近代化的初期，也就難免存在種種不足和問題?？偟膩碚f，就是近代化進程尚顯粗糙。表現在學術觀念和方法以及一些具體做法上，都有不夠全面妥貼之處，甚至還存在明顯的片面性。例如：

過分重視突出白話文學，輕視貶低文言文學。胡適、陳獨秀、錢玄同等都稱文言文學是“死文學”，唯有白話文學才是“活文學”；胡適為此編撰了《白話文學史》，以貫徹其主張。這種以白話為唯一取舍標準的做法，勢必將古代許多優秀的非“白話”的文人作品貶斥為“死文學”，明顯是不科學、不合理的。而且什么算“白話”，什么不算“白話”，事實上很難劃清界線，對古代文學更難掌握尺度，弄不好就會自亂體例。

過分突出古代平民文學，貶抑“貴族文學”；對貴族文學不加分析地貶低排斥，無疑也是一種簡單化的過激做法。

運用文學進化理論，有機械死板傾向，流于公式化。不少論者在批駁今不如古的復古主義傳統思想觀念時是正確的，但提出的正面主張以為文學必定后勝于前，卻是過于絕對化了，沒有考慮到文學學科的特殊性和發展的歷史曲折性。在這一點上，當時“學衡派”梅光迪等人對“新文學派”的批評，事實上具有補正意義。

過分強調實證科學方法，忽略人文方法，對學科的人文性質有所忽略。胡適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科學方法”，本身并不錯，但必須指出這是一種實證性科學方法，它只是科學方法體系中的一部分，在文學研究領域中，主要能運用于文學史料的研究處理，在考證作家生平、作品流傳及版本等問題上比較有用，對于涉及古代文學中思想意識、感情變化及藝術表現特色等方面問題，實證方法就不一定能夠奏效。因此，本時期的“方法論大師”如胡適、顧頡剛等，他們的“方法”實際上主要落實到文學史料的考證工作上，“古史辨”派所辨者，基本上皆是史料問題；一接觸到更加本質的人文內涵和藝術表現問題，他們就往往顯出無能為力，甚至有意規避不談。

過分否定傳統。在轉型期內對于傳統守舊勢力及其觀念作必要的沖擊，是正當的。

但當時疑古思潮有否定一切傳統傾向，呈現某種程度虛無主義色彩，如屈原否定論、禹否定論等，皆于此種背景下提出。

以上種種，可以理解是學科新舊交替時期難以避免的矯枉過正現象，不能否認這里包含著不少片面性，有待克服。

二

在第二時期，古典文學研究近代化向深廣發展，學科的體質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此時期內，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已經初步完成了由傳統向近代的轉型，向著近代化的多樣性方向發展。其實，上一時期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代表的思想文化，在它們的發源地歐美西方國家，已經是屬于資本主義發展前期的，甚至是十七、十八世紀啟蒙時期的思想，進入20世紀后，歐美文化早已進入新的發展時期——一方面是“現代主義”文化盛行，另一方面則是無產階級思想文化正以洶涌澎湃之勢迅速發展蔓延。當時中國的先進分子請進“德先生”和“賽先生”，對于打破封建專制愚昧落后傳統文化的束縛，無疑是必要的，具有革命性意義。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啟蒙性質。但是與世界文化發展狀況相比，這無疑落后了一大段距離。進入本時期后，中國的思想文化繼續快速發展，在近代化的進程中再邁出一大步，大體上跟上了世界的步伐。其表現是，一方面，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主角的近代文化在中國得到進一步發展，連“現代主義”的種種思潮也有所滲入，有所表現；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思想文化也在中國扎下了根，并迅速壯大。

與上一時期相比，本時期的古典文學研究在近代化道路上又取得了諸多進步，其基本特征是朝著深化和多樣化的方向發展：

（一）基本上放棄了“打倒貴族文學”之類簡單化的做法，而代之以對古代數千年豐富的士大夫文學作實事求是的認真分析。

（二）不再以“白話”、“文言”為唯一的或主要的準則來區分古代文學，認識到白話或文言只是書寫、表達工具，并不決定文學的思想和藝術價值。胡適給新文學下的定義：“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其片面性已為大多數人所認識。因此至本時期，“白話文學”的論調已經由高漲而低沉，再由低沉而衰歇。

（三）能夠比較靈活地理解和運用進化理論，不再以進化理論去硬性套用在一切古典作家身上。本時期雖還有人在編寫《中國文學進化史》（譚正璧），揚言“本書不但拒絕非文學的作者或作品，而且對于退化了的文學，也加以非議和忽視；以進化的文學為正宗，而其余為旁及”，顯出一種生硬的態度；但大部分文學史家都能將進化的原理，以比較自然的方式體現在自己的研究中。

（四）對古代文學傳統持一概否定態度的人少了，甚至對于《毛詩序》這樣的漢代經學的代表性著作也能作冷靜分析，肯定大《序》在詩論史上的重要地位；“屈原否定論”雖還有人傳其衣缽，至30年代尚有人作《〈離騷〉作于漢代考》（何天行），但學術界卻涌現出好幾位真正的楚辭研究家（游國恩、陸侃如、郭沫若、聞一多、姜亮夫等），他們對于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是愈來愈深入了，明顯超越了前輩。

（五）在堅持科學研究精神的同時，也有人能夠注意發掘古典文學中的人文意義，對于人性、人情、人道精神等給予相當的評價。做這種工作的人多是非階級論的“人性論”者（如“新人文主義”者梁實秋、聞一多等），當時他們被左翼文化陣營視為“革命文學”的反對者，但事實上他們是作出了學術業績的，對于在本時期內興起的唯物史觀階級分析方法在古典文學研究中的運用，作了重要的補救。

（六）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實證的科學方法之外，更多的研究者開始運用多種方法，尤其是一些近代人文方法如人類學、神話學、民俗學、心理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這有利于從多角度、多側面去揭示古典文學的豐富內涵。聞一多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他在史料實證研究的同時，運用多方面的人文學科手段，從他那詩人的敏銳感覺出發，對古代文學尤其是詩歌作品如《詩經》、《楚辭》、唐詩等，作了出色的解讀，揭示了許多常人不易覺察的含義。而中外文學交往史、中外文學比較研究、綜合研究、也在本時期開展起來，并且涌現了像陳寅恪、錢鍾書這樣的大家。

（七）在研究對象的把握上，也更為全面，在學科領域的開拓方面頗有建樹。對于文學史上各時期的文學，少有遺漏，如遼、金、元文學，一向被忽略。而本時期竟頗受論者注意，僅1934年內，商務印書館即出版了兩本有關研究著作，作者一為吳梅（《遼金元文學史》），一為蘇雪林（《遼金元文學》）。對于各種不同類型雜體文學的研究，也少有忽略。此時期小說、戲曲的研究早已蔚為大觀，毋庸多說；此外對各種民間文

學如古代神話、民間傳說故事、佛曲、彈詞、鼓詞等，各種雜文體如游記、日記、詩話、詞話、筆記等的研究也有不同程度的展開。其中如沈雁冰對神話的研究，顧頡剛對民間傳說的研究，鄭振鐸對各種“俗文學”的研究，皆取得了開拓性成就。

以上所歸納的前四點基本上為深化的表現，后三點則為多樣化表現。總之，研究觀念和方法的深化、多樣化，意味著學科近代化的逐漸平穩成熟，是本時期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一大特點。

本時期古典文學研究的第二大特點是唯物史觀的確立。唯物史觀在五四時期即已傳入中國，、陳獨秀皆曾撰文多篇，闡發其大旨，如李氏所撰《再論問題與主義》（1919年）、《史學思想講義》（1920年）等。唯物史觀在20年代迅速傳播，許多知識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連丁文江、胡適這些“科學主義者”、“實驗主義者”也略有濡染。然而運用唯物史觀深入研究古代歷史和文學，卻遲至1928年才真正有所進展。是年魯迅與創造社、太陽社關于革命文學的論戰，使雙方都在文學理論上有所進步，向著唯物史觀的方向前進。但關于古典文學問題，雙方又都無暇論及。而此時遠避日本的郭沫若，卻因客觀環境限制，正在研究中國上古歷史，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完成（1928—1929年），使他率先成為運用唯物史觀進行歷史學和古典文學研究第一人。作者自述：“本書的性質可以說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研究的方法是以他為向導，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歐洲的古代希臘、羅馬之外，提供出來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的古代。”〔2〕書中運用唯物史觀，對商周時代的生產力、生產關系作了研究，提出西周奴隸社會說?！渡袝?、《詩經》為該書主要研究史料，也是研究對象，作者以唯物史觀解讀《詩經》，發掘出不少前人不可能認識到的含義，這是《詩經》研究史上一大突破，也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上一大突破。自此，唯物史觀在三四十年代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迅速發展。

唯物史觀進入古典文學研究，給研究工作帶來了新的氣象。具體表現為：對于古代文學的發生發展，能夠從社會經濟和階級關系方面去尋找必然原因，做到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對于古代作家作品，能夠根據當時的階級關系情況，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去作出歷史性的價值評判，避免以抽象的道德倫理觀念去看待古人；對于文學的變化演進，可以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唯物史觀的社會發展規律出發，去加以統攝和把握，去總結古典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性。這些優點或長處，是進化論的文學史觀及其他任何文學史觀所不具備的。三四十年代的古典文學研究者，不少人在努力學習和運用唯物史觀，作出了各自的成績。不過時間先后，情況也有所差異?？偟恼f，30年代是開創階段，雖然已經取得一些成就，但尚顯粗疏；而40年代后則有所改進，走向成熟。對此，只須將譚丕模《中國文學史綱》與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兩相對照，即可了然。譚著出版于1933年，為早期唯物史觀文學史之代表作。書中完全以唯物史觀的社會發展史階段以及階級斗爭學說為綱，來設置章節，如第二章的章目為“原始封建制度時代的文學”，內設三小節，節目分別為“封建制度的確立”、“貴族生活的反映”、“農民生活的反映”，全書大體皆如此。這就不能不顯得有些公式化、概念化，作者不是從對古代文學現象的研究中得出某種規律性的東西，而是將古代文學往現成的規律里分門別類地裝進去。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卷寫成于1939年，出版于1941年，下卷寫成于1943年，出版于1949年，可以代表40年代的水平。劉著同樣貫徹著唯物史觀，書中對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階段以及階級關系等，大體上采取馬克思主義史學界的成說，而對于文學發展的復雜情況，也給予充分的注意，努力闡明文學本身的內在規律，其論述既含唯物史觀原理，又如實分析了“流品很雜”的歷史實際狀況，克服了簡單化弊病，顯示出較強說服力。劉大杰文學史的優點不止于此，但就在這一方面，已顯出其高于眾作一籌。由此可以說，至40年代，唯物史觀在古典文學研究中的運用已臻于初步成熟階段。

本時期文化教育事業有所發展，全國大學數量比前一時期增加不少，出版事業也續有成長，尤其是30年代，為舊中國出版最繁盛時期。在此背景下古典文學工作者人數較前一時期增多，也涌現出一批優秀的研究家，新一代研究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陳寅恪、郭沫若、鄭振鐸、聞一多、錢鍾書、劉大杰，他們的治學性格和作風各異，專長也不同，但都表現了知識廣博、功底深厚、富于才華、有創造力、學術個性突出的特點。他們所取得的總體成就，未必超過前一時期的學術大師如王國維、魯迅、胡適等，但就研究性格言，無疑近代化特色更加鮮明。這也是與整個學術發展階段的性質相聯系著的。

三

第三時期為古典文學研究由多樣化轉為統一化的時期。統一的方向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

1949年在中國歷史上是天翻地覆的一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誕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就學術思想言，自此進入了唯物史觀一統天下的時期。包括古典文學研究在內的社會—人文科學研究，被納入統一的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之中。關于如何對待文化遺產，早就制定了這樣的方針：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這一節論述為古典文學工作者熟知，但是就在這一節文字之前，還提出了另外一點，即：“決不能和任何反動的唯心論建立統一戰線。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薄?〕其實，這后一點是觀念性的前提，非常重要。而1949年以后的實際情況，也正是一方面在黨和政府倡導下，對古典文學做著“清理”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在黨和政府領導下，開展著批判唯心論的進程。這兩方面幾乎是交織著進行的。由于前者是日常的一般工作，后者卻常以批判運動的方式進行，所以后者的影響要大得多。本時期總共近30年，幾乎經常性地處于批判運動及其短暫間歇之中。這些批判運動和斗爭，幾乎都波及古典文學研究，有的就是直接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展開。當時也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其中包括“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5〕這樣的學術自由內容。然而實際上，由于批判運動的頻繁進行，這里所說的“自由討論”沒有可能進行；相反，學術上的是非往往是用政治批判的方法去解決的。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古典文學研究者所能夠做的，就是努力改造思想，批判唯心論，樹立唯物史觀，來適應新的社會要求。即使如此做了，有時也難免受批判，因為批判實際上并不限于觀念上的唯心論，還有其他諸多非觀念性因素可以使古典文學工作者成為被批判對象。在本時期將近30年的時間跨度內，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的成效與批判運動的緊張程度成反比：50年代前期較好，50年代后期較差，60年代前期因有三年自然災害，批判運動暫歇，文化學術環境稍為寬松，古典文學研究成績又稍好，然而1963年末運動再起，且變本加厲，直接過渡到。正常的研究工作根本無法展開，整個學科處于被取消狀態，時間長達10年。

盡管如此，本時期內古典文學研究還是取得了不少成績。這些成績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古典文學知識的普及。在50年代初，政府曾號召重視繼承民族文化遺產，這里包括振興京劇和各地方戲曲，重視和發展中醫藥事業，也包括整理和普及優秀古代文學遺產。為此，《人民日報》曾發表過社論，《文學遺產》也就在那時作為《光明日報》的副刊創辦了。當時在國家干部和青年學生中，學習古典文學的空氣頗為濃厚。在此背景下，出現了編選古典文學讀本的熱潮，在50年代初到60年代前期，產生了一批質量

較高的選本。這些選本，深入淺出，既能為廣大讀者接受，又體現相當學術水準，當時影響很大，將古典文學精華普及到群眾中去，實為史無前例，功不可沒。

（二）古代文學史實和資料的整理和研究。一些研究者在這方面投入精力，奮其所長，也作出若干成績。因主要為史料處理工作，牽涉思想觀念問題較少，以故受到極左的機械唯物論、庸俗社會學的影響也小，其學術質量反而較有保證，如鄭振鐸等主持編纂的《古本戲曲叢刊》（一至五輯），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教研室編的《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中華書局出版的一套“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包括《陶淵明卷》、《白居易卷》、《范成大楊萬里卷》、《陸游卷》等），郭紹虞主編的《中國歷代文論選》（上、中、下），等等。這些著作，因其材料豐富，切實詳明，無論作為工具書或研究的參考資料，都頗有用，可以說在學科的基本建設上有添磚加瓦之功。

（三）對某些學術問題展開了討論，認識有所加深。在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對古典文學領域中的一些問題曾展開討論。討論的總的出發點是，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評價古典文學。所討論的問題，有的理論性較強，如關于文學遺產的批判繼承問題，關于古代文學中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問題，關于中國文學史的發展規律問題，關于“中間作品”的有無及評價問題，關于古代文學中的愛國主義問題，等等。有的問題較為具體，如關于蔡琰和《胡笳十八拍》的討論，關于曹植評論問題的討論，關于陶淵明評價問題的討論，關于唐代邊塞詩的討論，關于《長恨歌》評價問題的討論，關于李煜詞評價問題的討論，關于李清照詞評價問題的討論，關于《琵琶記》問題的討論，等等。通過這些討論，對有關問題的認識，多少有所深入。但是由于當時的思想理論環境“左”的傾向相當明顯，所以這些學術問題的討論也難免出現“左”的偏差；又由于“左”的傾向愈往后愈強烈，所以這些討論到了后來，學術性逐漸淡薄，而思想批判甚至政治批判的色彩愈加濃重了。在那些理論性較強的問題上尤其如此，如關于文學遺產的批判繼承問題，本來是一個學科理論問題，在50年代還有一些嚴肅的討論，但時至1963、1964年，就幾乎變成一個思想政治問題，學術討論也變成了思想政治批判。

（四）文學史的編寫。50年代后期，與全國“”同步，曾興起編寫中國文學史的熱潮，同時，也展開了關于文學史發展規律的討論。在討論中，對于“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斗爭是文學史的規律”、“民間文學主流論”等帶有機械唯物論色彩的論點，有所克服，何其芳的論文《文學史討論中的幾個問題》（1959年6月）具有代表性，文章對有關問題作了深入闡釋，說理較透徹，帶有總結性質。在此基礎上，60年代初產生了兩部分別由游國恩等編寫和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這兩部文學史產生于批判運動的間歇期，也是本時期內學術環境最寬松之際，所以比較能夠體現實事求是精神，能夠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本時期古典文學研究的水平。

本時期的學科人才，大體上可分兩大部分。一部分由前一時期即解放前過來，他們多是大學教師、編輯等專業工作者，有的早已是知名教授，優秀的古典文學專家。進入本時期后，他們一方面工作、生活得到較好安置，另一方面卻被視為“舊知識分子”，成為長期改造對象。雖然當時有明確的政策：“資產階級和曾經為舊社會服務過的知識分子的許多人總是要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總是留戀他們的舊世界，對于新世界總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們，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6〕然而在迭次運動中，他們鮮有不受到這樣那樣批判和沖擊的，他們中“許多人”其實頗為真誠地努力改造自己，但在“很長的時間”內，“總是”不被認可，直到70年代還被稱為“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略作比較即可發現，許多跨越了前一時期和本時期的古典文學專家，兩個時期的研究成果在數量上存在顯著差異，前期多而本期少。原因當然不是他們前期努力著述而本期疏慵懶怠，實在是思想壓力大而運動又頻繁，影響他們集中精力從事專業研究。一些優秀專家正當盛年，卻成果不多，甚至處于半擱筆狀態，這是驚人的人才浪費，令人扼腕嘆息！

另一部分人才為本時期培養出來的青年學者（50年代畢業的大學生，至本時期末亦已不年輕），得益于1949年后教育事業大發展，這部分人數量較多。他們雖然年齡較輕，在新的教育體制中接受了多年馬列主義思想的教育，但他們自己還是被定性為“從舊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仍須改造世界觀，仍須不斷地參加“勞動鍛煉”，“接受工農兵再教育”，因此他們中的多數人，也有不小的精神負擔。這部分古典文學學者不乏有才華者，但在知識結構上存在弱點，主要是知識面褊狹，專業基礎不夠深厚，外語水平普遍較差，不能跟老一輩學者相比；而部分人還受到時代風氣的熏染，形成了用簡單化了的唯物史觀觀察問題的思維慣性，以簡單的階級分析法應付復雜的文學史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對他們提高研究水平形成不小的阻力，此時代使然，非個人之咎也。

本時期有一位比較突出的古典文學研究者是不能不提及的，他就是何其芳。在本時期學科統一的大背景下，何其芳以尊重歷史的態度和實事求是精神，發表過一些相當大膽的言論。比如他曾說：“在文學史上，在同情人民和反對人民之間，在明顯的進步和明顯的反動之間，還有大量帶有中間性的作品?！薄?〕他在論述典型問題時還多次強調“典型性并不完全等于階級性”〔8〕。看得出來，他總是努力在歷史唯物論和階級分析法之中，尋求一種靈活性和中間地帶。他還常常在一些討論問題的場合，充當“糾正”極左思想的角色；在他所作的某些具有“官方色彩”的報告中，也總是強調對文學遺產的實事求是態度，如他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三次理事會上的報告《正確對待遺產，創造新時代的文學》（1960年），就以主要篇幅，批評某些“偏向”，而“偏向”中以“左”的東西為主。為此，他常被某些人目為“右”的代表，而遭到攻擊。何其芳的古典文學研究成果，以《論〈紅樓夢〉》（1956年）分量最重。這是一篇長達9萬字的論文，也可以視為一部專著。文章全面論述了《紅樓夢》的思想意義、藝術價值，分析了書中著力描寫的人物形象的復雜性，評價了它在中國文學史和世界文壇上的地位。文章貫徹了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和思想，但論證是嚴密的、切實的，而且還指出《紅樓夢》中寓含著“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顯示著他特有的理論上的靈活性。這也正是他的研究個性所在。在本時期的《紅樓夢》研究著作中，《論〈紅樓夢〉》達到了當時所能夠達到的最高水平，因此難能可貴。

四

第四時期為學科多元化發展時期。所謂多元化，是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得到重新認識和闡釋，確立其作為社會科學觀念的應有地位；同時那些體現人文學科特點的其他各種學術觀念和方法，也得到相應的尊重和吸納，使本學科的研究方式多樣化，真正體現“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真正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本時期總共20余年，又可大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階段指1985年前，后階段指1985年后。前階段稍短，可以概括為“撥亂反正”階段，實即多元化發展的準備階段；后階段較長，可以說是正式進入了“多元化發展”的階段。

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撥亂反正”，是與政治大局相同步的。1976年“”結束，1978年黨和國家的政治路線發生大的變化，極左路線受到清算，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方針。在此背景下，文化學術事業重新萌發生機，古典文學研究也在多年消歇之后獲得新生。首先是在量的方面有所恢復。隨著1977年大學恢復招生，古典文學重新被確定為大學中文系重要基礎課程，古典文學教學和研究隊伍的恢復和擴充加緊進行。1980年《文學遺產》以雜志形式復刊，具有一定象征意義。從此古典文學研究又開始走上正軌，學科的重要性質再次得到社會確認。也就在1980年后，與相鄰學科情況相仿佛，古典文學領域也開始成立各種學會，通過這些學會，學者之間的橫向聯系有所增強，研究隊伍重整旗鼓，學術活動也次第展開。全國各地舉辦的有關古典文學的有一定規模的學術討論會，每年總有10次以上。而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活動，包括請進來、走出去，也已開始。在這種形勢下，研究成果也相應增加，出版發表的論文和著作數量激增。

質的方面情況更堪注意。本階段所做的工作，首先是對前一時期尤其是“”中的有關種種謬誤進行廓清，包括理論觀念上的以及具體文學現象評論上的。理論上的，如關于文學遺產的性質，怎樣繼承文學遺產，批判與繼承的關系，怎樣看待古代作家的進步性和局限性，怎樣評價他們的文學貢獻，如何在古典文學研究中貫徹歷史主義，如何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古典文學研究學科的性質及作用，文學遺產研究與“四個現代化”之關系，等等。具體文學現象評論方面的，則牽涉到文學史上的許多作家作品，一些前時期被強加上的錯誤結論和說法，本階段先后予以糾正，這也是為古人“平反”。如關于李白與杜甫，《紅樓夢》問題，《水滸傳》問題，等等，一些明顯錯誤、缺乏根據的說法，被一一否定舍棄。這方面的問題比較具體，也比較多，“”前十七年及“”中遺留下來的問題，本階段幾乎都有文章，對它們一一清理。撥亂反正方面還包括對上一時期所發生的某些批判運動的重新評價，如對1954年關于《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運動，《文學遺產》、《文學評論》等雜志都曾刊出文章，作了實事求是的歷史回顧和客觀評論，對于其中是非功過的分析，比較令人信服。撥亂反正的結果，一方面消除了種種遺留謬誤和弊端，清理了學科的“地基”，使研究工作能在較高的起點上展開；同時也使廣大古典文學工作者從上一時期的“學科統一”思想束縛中解脫出來，為學科的多元化發展作好思想理論和心態上的準備。

古典文學研究的多元化發展，大抵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的，其發展的歷程并非一帆風順，而是有曲折反復。不過總體上說，還是在向前發展，至90年代后期接近世紀末之際，多元化的格局可以說已經大致確定。這種格局的內涵是：

（一）經過重新闡釋的唯物史觀，仍然是古典文學研究的一種基本觀念。此時的唯物史觀經過幾年“撥亂反正”，已經基本上消除了機械唯物論和庸俗社會學的弊病，因而煥發出新的生命力。這種“新”唯物史觀的優點在于，它在解釋文學的生成、文學的基本性質、文學的演變發展、文學的時代特色、文學與階級斗爭的關系、作家文學活動與社會環境的關系等方面，仍然具有強大的、無可替代的作用；同時，它又不再具有封閉的、僵硬的、唯我獨尊的、排他的特性，而具有了開放的性格，能夠靈活處理與其他學派學說的關系，能夠與其他學派學說并存兼容。

（二）人性論又悄然返回人文學科諸領域。人性論、人情說、人道主義、人文主義，這些以“人”為本位的思想觀念，本是人類生活和情緒的表現和反映，具有超時代的普泛性。文學中的這種客觀人性存在，自然會引發出文學研究中的人性論。在本世紀學術史上，曾有過多次剿滅人性論的戰斗，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魯迅掛帥的對新人文主義學者梁實秋的人性論的批判，40年代初在主持下對延安文藝界的人性論的批判，50年代60年代的批判運動中，也多次涉及人性論問題，“”中更是不容人性論有一點殘存的余地。人性論之所以難以撲滅，就因為事實上存在著人性。也許這道理太過普通平常了，所以80年代這次人性論的死灰復燃，竟沒有造任何聲勢，連一篇豪壯的宣言亦無，它只是悄悄地潛入進來，不久就幾乎感染了每一位古典文學研究者。感染有輕重不同，輕者將它當成唯物史觀的一種補充，重者則以此為基本觀念來重新審視古代文學，如有學者即從人性論出發來重寫中國文學史。人性論自有它獨到的優勢，尤其在分析理解創作意圖和作品意蘊，作家人格精神，以及文學的流傳和影響等方面。總之，在世紀末的今天，古典文學研究者至少已不再諱言人性、人情，至于是否將它作為研究的基本觀念，則因人而異。而在研究論著中字里行間透出人性的有關說法，則已隨處皆是，不勝枚舉。將唯物史觀與人性論并用互補，似乎已經成為當前古典文學研究界最風行的做法。

（三）現代主義思想學說的引進?，F代主義學說早在本世紀第一第二時期已經進入中國，并且在學術界和創作界發生過一定作用，如象征主義、唯美主義、表現主義、叔本華學說、弗洛伊德學說等等。幾乎所有的五四時期作家都不同程度地接觸過這些思想學說，并在自己的創作中有所反映。例如弗洛伊德學說，當時的影響相當廣泛，而且有人拿來觀照中國古典文學，郭沫若就曾以精神分析理論批評過《西廂記》等古典名著，說：“精神分析派學者以性欲生活之缺陷為一切文藝之起源，或許有過當之處；然如我國文學中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如《楚辭》，如《胡笳十八拍》，如《織錦回文詩》，如王實甫的這部《西廂記》，我看都可以用此說說明”〔9〕。當然，在本世紀第三時期，現代主義思想理論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說”，在中國沒有存在之余地，所以80年代的卷土重來使不少人感到新奇。還以弗洛伊德學說為例，此時又有人拿來運用于古典文學研究，如謂《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中的焦母無端迫害虐待劉蘭芝，是出于“戀子情結”，因為蘭芝的品格行為，即使從封建倫理道德來衡量，也無可挑剔，是一位完美的兒媳婦，焦母驅媳時也沒有說出任何道理，所以只能從焦母的寡婦心理去分析云云；不能不說這也有一定道理。現代主義學說應用于古典文學研究，其發展前景及成績的評估，尚需假以時日。

（四）后現代主義學說的引進。這是一些新奇的東西，包括結構主義、接受美學、新形式主義批評、原型批評、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等等。這些理論學說對于當代文學創作和批評，影響甚大，成為文壇時髦趨向。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偶見有論者運用“接受美學”、“文本研究”理論解讀中國古代文學，甚有新意，啟人思路；然尚未形成系統，有些生硬，且在思維方式方法上與傳統方法距離甚大，因此尚未為多數同行接受，影響有限。

（五）當代新科學理論的引進。此以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最有代表性。這些本是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發展到本世紀七八十年代提出來的新的觀念，代表了當代科學對宇宙和人類自身認識的新發展。它們對于促進現代科學的發展，無疑具有重大意義。一些識者將它們介紹進來，甚至還有人嘗試著用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頗能開人眼界，誠所謂多聞多益。1986、1987年發表了不少有關這方面的文章及著作，在古典文學研究界頗受注目，但其后便難以為繼，少有人道及。來得快、去得亦快的原因，恐是客觀上作為人文學科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與當代自然科學之間存在巨大差異，學科性質對象不同，學術觀念和方法也難以簡單移植通用，欲溝通兩類距離遙遠的學科，尚須下更大更多功夫；主觀上則論者不具備打通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學識根底，人非通才而作通論，不亦難乎！

（六）學科的拓展與打通。這是本時期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打破劃地為牢的做法，真正體現開放的精神，將本學科與其他學科打通，這是改造學科體質、提升學科水平的重要措施。自80年代中期以來，古典文學研究逐漸融入其他學科的觀念和方法，如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民族學、神話學、宗教學、心理學、語言學等等。這大大拓寬了研究視野，增添新的研究手段，并且為學科開拓了許多邊緣性的研究課題。尤其是文化學的研究視角的確立，給本學科帶來了新的氣象。文化學的特點在于覆蓋面廣，整體性強，古典文學研究與文化學研究的“聯姻”，使本學科避免局限于一隅，作封閉孤立之研究；同時也給本學科提供了更多因大見小或因小見大的可能性?？傊?，使古典文學研究向著“融會貫通”的方向發展。

本時期學科人才狀況，以年齡層次大致可劃分為三大類。第一大類為從本世紀第二時期（1949年前）成長起來的人才群體，姑稱之為“老一代學者”。他們進入本時期年事已高，大多已屆古稀，而陸續謝世者亦不少，至世紀末尚健在者已不多。他們以優秀學力根底和豐富治學經驗，成為本學科的“人望”。他們以耄耋之年，仍奮發有為，撰述不止，再現學術雄風。其中錢鍾書、程千帆堪為代表。錢氏以多年厚積為基礎，寫出煌煌巨冊《管錐編》，以及論文《詩可以怨》等?！豆苠F編》的寫法一仍《談藝錄》，唯貫串線索則以先秦《詩》、《書》、諸子，以及嚴可均“全文”等，格局更近于高郵王氏《讀書雜志》。書中再展其古今兼精、中西貫通、學識淵博、睿智警策的學術風采，顯示老而彌健精神。錢氏兩部學術巨著，分別產生于本世紀第二時期及第四時期，頗含象征意義，即本時期的學術精神，實質上與三四十年代遙相呼應。程氏于本時期亦有多種著作問世，如《宋代文學史》、《文論十箋》、《被開拓的詩世界》等，于老一代學人中甚為突出；而程氏又充分發揮傳道授業優勢，在培養年輕一代學者方面付出心血，并取得卓越成功，自80年代中期以來，門下人才輩出，形成堅強學術“梯隊”，在本學科中廣受稱道贊許。

第二大類為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人才群體，姑稱之為“中一代學者”（事實上他們至90年代多已年屆花甲）。這一代學者的特點已如前述，作為學科人才構成的不可或缺部分，他們在本時期擔負了承上啟下的歷史重任。本時期前半的撥亂反正工作，主要就由他們來做，此為一大功績；后半的學科多元化建設，他們也參與了一大部分工作，而在培養新一代人才方面，他們所做的工作也最多。至于本時期一些重大學科項目，他們也多擔任設計籌劃者和主持人?？梢姟爸幸淮笔潜緯r期學科發展的主力。當然他們中一些人在思維方式上及知識結構上，存在著“學科統一”時期帶來的若干局限性，對于學科發展也不免造成一些影響。具體表現為：本時期雖已進入改革開放年代，學術大環境有很大改善，學科所取得的成績和進步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從成果上看，平庸之作似乎多了一些，能與前代學術大師和杰出研究家媲美的大手筆、大制作，幾近于無，而在創立有特色的學術流派方面，似乎也頗滯后。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學術機制上仍然存在問題，有待改進，但與人才素質無疑也有很大關系。

第三大類為本時期成長起來的人才群體，姑稱之為“青一代學者”（事實上80年代初畢業的研究生中，有一些人至世紀末亦已年過知命）。這一代人在撥亂反正和創造多元文化的氛圍里成長，傳統因襲的負擔較輕，因此思維方式上具有較大的開放性，知識結構也有所改進，尤其是90年代畢業的人才，他們年齡更輕，傳統因襲更少，更具有當代型性格，思維活躍，對當代學術思潮領悟較快，求新求變的欲望強烈，創造力更強。

再者，他們的外語程度也較好，利于了解國外學界信息和作比較研究。他們從事學科工作雖時間不長，但已經顯示相當的能力，取得不少成績。但他們也存在若干弱點，首先是專業基礎尚欠深固，現行教育體制決定了他們讀研究生時才進入學科專業訓練（這與上一代人相同），這無疑太晚了些。另外有相當一部分人學術心態不夠專精，生在市場經濟時代，多少沾染一些市場心態，受利益牽動，或急功近利，或旁騖過多，或為外在目的而希望早出成果、多出成果，較少關心內在學識的養成和積累，這就易于出現浮躁作風。

要之，本時期雖已進入學術多元化時期，體現更多近代性質，研究成果也多于以往任何時期，但從學術史上看，仍帶有一定過渡性質。以故直到世紀末，仍未見學術大師的身影出現，此為時代之遺憾。

百年古典文學研究發展的四個時期，次第相替，跌宕起伏，曲折多變，然而總體上說，時代在前進，學科也在不斷完善和提升。我們可以驕傲地說，本世紀是中國數千年來本學科取得最大成就的世紀，學科的近代化就在這百年內得以基本實現，而且產生了許多優秀的成果，涌現了許多位學術大師和杰出的研究家。這是我們20世紀古典文學工作者的共同光榮，也是留給下一世紀的一份豐厚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