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深度報道論文

導語：我國深度報道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關鍵詞：深度報道三十年

歷史源頭：美國的黑幕揭發時代

從全球傳播史的視角，追溯深度報道的歷史，按照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常務副院長、博導高鋼教授的說法：如果要探究深度報道的歷史源頭，美國雜志史上的“黑幕揭發時代”或許應該是我們的著眼點。

黑幕揭發時代是從S•S•麥克盧爾的雜志1902年年底發表三組重要的系列文章開始的。麥克盧爾和他的副主編約翰•S•菲利普斯挑選一些能干負責的作家組成編輯部，負責編輯《麥克盧爾》的非小說部分。編輯部成員中，有長于寫傳記和做調查工作的艾達•M•塔貝爾；有前《晚郵報》記者及紐約《商業廣告報》本市新聞主編林肯•斯蒂芬斯，他后來成了美國最著名的從事社會改革的自由派人士之一；還有雷•斯坦納德•貝克，他在1897年從《芝加哥紀錄報》轉到《麥克盧爾》工作，后因撰寫伍德羅•威爾遜的傳記而聞名。從1902年末開始，塔貝爾小姐揭露了約翰•D•洛克菲勒和美孚石油公司的商業伎倆，斯蒂芬斯抨擊市級政府和州級政府的腐敗，貝克則開始談論工人問題。《麥克盧爾》的銷量突破了50萬份的紀錄。黑幕揭發的風氣在雜志編輯工作中盛行一時。

1905年后，《柯里爾》在黑幕揭發方面接替了《麥克盧爾》的領頭羊地位，它的文章涉及許多社會和經濟問題。反響最強烈的是塞繆爾•霍普金斯•亞當斯寫的關于專賣藥制造業的文章。他在1905年和1906年發表的這些文章取名為《美國大騙局》，揭露許多被稱為“包治百病”的流行藥品是假的，并且證明其中有些含有有毒成分。[1]

深度報道并非一種具體的文體，而是一種報道方式，三種最常見的深度報道系解釋性報道、調查性報道、精確新聞。深度報道新的摸索時期是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的，在30年代解釋性報道在美國被提到了應有高度；到了60年代，也是從美國開始，調查性報道引起廣泛關注。

大家較熟悉解釋性報道與調查性報道，那么何謂“精確新聞”呢？精確新聞是運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從事新聞報道的新的報道體裁，它在提高報道的準確性和深度上都有鮮明的特色。精確新聞最早起源于西方媒體上的民意測驗和調查報告。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精確新聞真正產生并走向成熟的時期。最經典的案例是精確新聞的奠基人菲利浦•梅耶采寫的美國底特律黑人調查。[2]

深度報道形成美國主流媒體的主流報道技術，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事情。美國報界對越南戰爭內幕的報道（1965年）和對“水門事件”的報道（1973年）奠定了現代深度報道的歷史地位和技術模式。深度報道在美國歷史上時隔半個多世紀，再一次成為社會民眾與新聞記者共同聚焦的熱門話題。1978年美國《世界大百科全書》把深度報道列為美國新聞發展的一大趨勢。1985年，普利策新聞獎評選委員會設立兩個新獎項：解釋性新聞獎和調查性新聞獎，這被新聞學界認為是深度報道學術地位的最終確定。[3]

美中深度報道的同與不同

深度報道在美國和中國產生與勃興的時代，均為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在這個處于轉型期的社會中，制假造假、貪污腐化、官商勾結、營私舞弊等各種各樣的丑惡與弊端出現在社會的各個領域，一個國度的人民在經歷著社會文明發展進程帶來的陣痛。但中美兩國因社會政治文化框架不同，新聞傳播的生態環境、傳播操作手段等不一樣，故在深度報道這一塊的差異顯而易見。

從媒體的發展歷史看，包括深度報道在內的新聞報道總是與社會發展同步進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之后，復雜的政治、經濟形勢，多變的現實生活，要求新聞不單單是平面地反映一個變動、態勢、結果，而且要深入一步，通過系統地提供新聞事件的背景，用客觀的形式進行分析、解釋，從而擴展和深化報道的內容，給讀者以更多啟示和教益。在美國，早期的深度報道（上世紀30年代）為什么受重視？其中的背景之一便是“人們感到客觀報道的局限性和矛盾”，所以要求新聞界揭露社會弊端，就自己關心的問題作出有說服力的解釋。從某種意義上說，當時開始受寵的深度報道是一個更新換代的新聞產品。

新時期中國深度報道的興起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深度報道就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產生了一批有廣泛社會影響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能夠代表中國新聞事業發展水平的優秀深度報道作品。[4]華中科技大學教授歐陽明認為，“社會轉型使中國社會出現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正是中國社會變化與思想解放為深度報道在中國的出現、成長創造了必不可少的條件，其間的起伏漲落與中國的政治生態環境密不可分。”的確，80年代的新聞界在日益“寬松、寬容、寬厚”的社會背景下，自身的觀念、業務、手段等也發生了一系列深刻變革，難怪深度報道會逢此盛世而大發展大繁榮。中國社會科學院時統宇研究員指出，中國報紙上深度報道的盛行，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它集中反映了新聞傳播與新聞接受的內在供求關系。人們感興趣的不僅是新聞中有什么，更重要的是新聞中回答了什么。深度報道的方興未艾正是由于有這樣豐厚的社會土壤。

盡管深度報道一詞（in-depthreports）是從西方引進的。美英也稱“大標題后的報道”，法國稱“大報道”。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從西方進口了這一報道方式亦非此乃美國人的饋贈品。其理由筆者認為主要有三：一、回首中國新聞社會史，中國新聞人也有不少令人拍案叫絕的深度報道作品，梁啟超“筆鋒常帶感情”的“時務文體”不是么？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不是嗎？二、據復旦大學張志安博士的研究，無明顯證據表明，我國深度報道的實踐受到美國深度報道理論與實踐的影響，換言之，以《中國青年報》為代表的“中國深度報道的發源地”最早在進行深度報道時并沒有深度報道的意識。他們的實踐是自發的，學者對他們作品的研究是事后“戴帽子”。三、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尼爾•高普魯等人所倡導的“深度報道論”在上世紀80年代被介紹到我國后，頗多爭議，咱們并非全盤吸收，所起的作用是“活躍了我國新聞界的思路，促使大家對于沿用已久的報道形式進行反思總結”。

我國深度報道，不同階段理念各異

深度報道在中國的生根發芽與開花結果，主驅動力是偉大的改革開放國策；這個新聞事業的新生事物，近30年來，成果豐碩，獻給黨和人民的是一張漂亮“成績單”。

拉開中國深度報道大幕的大概是“渤海二號”翻沉報道，開新時期輿論監督之先河。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報》和《工人日報》同時披露了該事故。報道被認為是批評性新聞的重大突破，走的是實事求是的路子，以輿論監督推動了民主和法制建設。整個上世紀80年代，“啟蒙”成為深度報道的關鍵詞。“啟蒙”是一種理念，它引領著新聞界的先知先覺者向新聞專業主義的目標挺進。其要素有：報刊的主要功能是傳播新聞，同時還要干預和推動社會；報紙的目的是為公眾服務，并反映民意。

1987年，新聞界業內人士稱為是“深度報道年”。是年，以大興安嶺特大火災報道為契機，中國青年報的“三色”報道（《紅色的警告》、《綠色的悲哀》、《黑色的詠嘆》）使人耳目一新。之后，經濟日報開展了“關廣梅現象”的大討論，引起強烈反響。中共十三大召開前夕，人民日報隆重推出《中國改革的歷史方位》，這篇3萬字的長篇大論被認為是深度報道的經典作品，成為“深度報道年”里最令人激動的篇章。在這前后，《命運備忘錄》、《七屆人大開幕前夕》、《大學畢業生成才追蹤記》、《“放活”教授》等等，以首都幾家大報為代表，競相發表的長篇文章構成了一股勢頭強大的深度報道熱流，沖擊著社會，沖擊著記者，也沖擊著原有的新聞寫作模式和新聞工作者的思維。在1987年全國好新聞評選活動中，《關廣梅現象》被評為報紙系統惟一的特等獎，《中國改革的歷史方位》和大興安嶺火災報道被授予特別獎。[5]

在眾多關于深度報道的研究中，當屬光明日報女記者樊云芳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在這位名記者看來，與傳統的報道觀念相比，如日中天的深度報道在理念上實現了三大突破：第一，它摒棄“非黑即白、非正即反”的“兩極”觀，而強調事物的整體性；第二，它避免“抓住一點，不及其余”，而強調事物的相關性；第三，它不去追求“終極性”的結論，而強調事物連續不斷的永無休止的變化和發展。筆者認為，此時的深度報道于狹義的新聞寫作理論增添了兩點新內容：一曰讓新聞記者有了更多的問題意識，學會“以今日之事態，核對昨日之背景，揭示明日之意義”；二曰似深度報道名篇這樣有分量的精品力作一定是有深度、廣度和力度的。中國特色的“深度報道”是運用解釋、分析、預測等方法，從歷史淵源、因果關系、矛盾演變、影響作用、發展趨勢等方面報道新聞的形式（甘惜分語），主要樣式有系列報道、組合報道和連續報道（中國新聞獎的分類標準）。

1989年眾所周知的政治風波后，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前，新聞界開始反思在前一階段由于報道理念出現的偏差特別是有些深度報道由于火力過猛、不合時宜帶來的負面效應。深度報道于是進入了徘徊不前的低潮期。又是政治生態環境使然，經歷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3年左右短暫的平靜，從1992年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開始，“中國質量萬里行”大型系列報道預示著深度報道的再度興起，中國媒體在對大量企業假冒偽劣產品批評曝光的過程中逐漸扛起“監督”大旗。需要被監督的不只是企業，更有伴隨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逐步涌現的各類社會問題：各級官員的貪污腐敗、政府部門的權力濫用、經濟發展導致的環境污染等。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層面暴露出的問題，為深度報道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消息源。與此同時，管理部門也在為媒體的“松綁”或“授權”中促使其釋放能量，發揮輿論監督的功能。[6]這一階段或曰時期，中國傳媒之深度報道的新聞業務理念開始同國際接軌，即圍繞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把新聞事件呈現在一種可以表現真正意義的脈絡中；不僅是以《南方周末》為代表的紙媒，深度報道理念開始突入電視傳媒，有的在不長時間內便獲認可，央視的《焦點訪談》、《新聞調查》等“叫好又叫座”便是明證。深度報道本是一種為對抗電子媒體競爭而發展起來的報道方式，不料卻被電視傳媒克隆過去，并行進在發揚光大的路上，成功的電視新聞深度報道僅在采訪方面，就有不少可圈可點的新突破。整個90年代末和世紀之交，以央視相關欄目和《南方周末》為橋頭堡，中國媒體的輿論監督陣營空前壯觀，值得強調的還有：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縱橫》代表著廣播輿論監督的水平，《財經》雜志關于“基金黑幕”、“銀廣廈陷阱”的報道制造了專業期刊輿論監督領域的“水門事件”。[7]高水準的深度報道不僅是要反映新聞的靜態截面，而且要披露新聞的變化進程；不僅是觀察一個新聞的內部關系，而且要揭示一個新聞的內部與外部的復雜關系。

復旦大學教授陸曄認為，2003年前后，中國的深度報道進入更廣闊的公眾視野。新華社“龍膽泄肝丸引發尿毒癥”的報道，《中國青年報》對山西繁峙礦難瞞報的報道，《中國經濟時報》對北京出租車行業壟斷黑幕的報道等，均在不同程度上關涉公共利益的真相揭露；《華商報》“黃碟事件”的報道將一則普通的社會新聞，引向有關國家公權和公民私權界限的深度討論；央視《新聞調查》欄目明確提出“做真正的調查性報道”的目標定位，都體現出新聞媒介在中國社會變動的歷史格局中迫近真相的努力，也包含了中國傳媒培育現代社會公民意識的思想啟蒙功能。

在新世紀新階段，深度報道的陣營里喜迎網絡這個“陽光傳媒”，名喚“專題報道”的網絡新聞深度報道，在內容結構、寫作方式和傳播方式上都發生著革命性的飛躍，其更加重視報道形式的綜合調動和集成創新，更加重視報道內容的系統完整和邏輯嚴密，更加重視調動網民進行互動參與和內容及時更新。

我國的深度報道發軔于中國共產黨在1978年底作出的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至今年迎來“而立之年”。回顧既往，盱衡未來，再回首中國深度報道的第一個三十年，發現她仍然在策馬前行的路上……而這一切又是為了誰呢？筆者認為，從受眾方來考量，中國新聞界深度報道的長途跋涉，大多是為了爭取更多的中高端受眾，以保持或爭取自身主流媒體的位置。

[注釋]

[1]（美）邁克爾•埃默里埃德溫•埃默里著，展江殷文主譯：《美國新聞史：大眾傳播媒介解釋史》，新華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第259-262頁

[2]林暉：《新聞報道新教程：視角•范式與案例解析》，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第405頁

[3]高鋼：《新聞寫作精要》，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第294-295頁

[4][5]時統宇：《深度報道范文評析》，新華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5-7頁

[6][7]張志安：《記者如何專業：深度報道精英的職業意識與報道策略》，南方日報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第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