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知識分子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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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媒介知識分子悖論

表達來自所有社會階層——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聲音，應屬媒體的天然般本性，但是在官方話語“增益飽和”的媒介政治環境下，卻成為了當代中國媒體一種獨特的、近乎烏托邦的追求。“媒介的知識分子角色”和“知識分子的媒介角色”兩種提法雖有差異，但都體現了上述的表達愿望，即知識分子在媒介上說話的權力，或深而論之，知識分子在以媒介為標志的公共領域中的社會作為和社會責任。

然而，考察中國媒體十年之現象便會發現，上述兩個命題的提出，包括引發本次討論的杜維明先生在杭州的感言，其直接起因卻并非是喋喋不休的官方言說，而是商業之聲在媒體“放大器”上的嘯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媒介改革的顯著成果之一便是所謂“媒介知識分子”的登臺亮相。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在各種媒體——尤其是電視——上頻頻露臉發言，其聲響的分貝值之高與信噪比之低，都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從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中突穎而出的媒介知識分子或公共知識分子，似乎已經標志性地和歷史性地走出了“沉默的螺旋”。

實際上，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改革，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命運。中國與改革中國之知識分子的差別，在于它從統治階級的依附階層（“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轉變成為今天的“嵌入”階層甚或中堅階層，從被剝奪、被批判、被同情的對象轉變成為被供奉、被尊重的對象，甚至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了社會底層敵視的對象?，F代化中國的進程正在步入西方啟蒙理性的框架，“專家治國”成為社會共識，知識階層逐漸分化、融合、演變成為社會政治、科技、法律、教育、文化體制中的專業人士。知識分子以其在專業領域對知識的掌控而獲得權威。作為這種權威的顯現，我們既看到前所未有的媒介力量，也看到了專業知識分子在媒介上的全面出擊：在幾乎所有的議題上——尖端武器、歷史遺產、金融股票、飲食男女等——和盤開講、傳道解惑。拉扯知識分子和媒介聯姻的是“專業主義”這個媒婆，這是一場現代性的明媒正娶。只是由于中國知識分子和媒介所共有的先天缺陷或后天不足，導致知識分子集體的媒介形象或公共形象蒙上一層經營的、媚俗的色彩、妄自尊大與唯唯諾諾兼而有之。

媒介知識分子是一個悖論：一方面，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似乎只有通過大眾媒介才能搭建和進入自由討論的公共領域；另一方面，一旦以大眾媒介作為自己的意見工具，知識分子的自行表達和自由討論將不可避免的受到制約。在“媒介知識分子”這一偏正結構的稱謂中，“媒介”既是修飾，也是限制。哈貝馬斯已經充分討論了以大眾媒介出現為標志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大眾傳媒影響了公共領域的結構，同時又統領了公共領域”。其結果是，自我形成的、以批判為特征的公共領域轉變為機構型的、體制化的和操縱性的公共領域。大眾媒介“在一種無限擴展的公共領域中削弱了公共性原則的批判功能?！?哈貝馬斯,1999)從詞源學的角度看，“公共”（public）一詞本身包含著“公開”與“公眾展示”的含義(王翰東,2003)。在很大程度上，大眾傳媒的公共性，是由現存政治與商業制度所決定的公開展示的方式或體制，用哈貝馬斯的話說，是一個“超級廣告”。因此，知識分子如果無條件的借助于大眾媒介，熱衷于在媒體上的拋頭露面，并沾沾自喜地把“媒介知識分子”看作是自己“公共”身份的認同標記，對其群體而言將是既危險又可悲的現象。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加冕為“電視知識分子”的那批人，應該像布爾迪厄或利奧塔那樣，與（電視）媒介的表現形式保持必要的間距。為了“使本應成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電視不蛻變為象征的壓迫工具”，布爾迪厄(2000)“不得已而為之”地用電視演講來批判電視。作為其妥協的補救舉措，他要求制片人“避免任何形式上的追求，放棄任何說明性的圖像”，以避免干擾演講的論辯性與論證性。利奧塔(1997)則走得更遠，他在上法國電視3臺的“自由論壇”節目時，要求自己不出圖像，僅保留畫外音；或者出圖像而蓄意讓聲畫不同步。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必要像他們那樣極端從事，但是我們有必要對媒介“公共性”的悖論，對媒介知識分子“公共表達”的悖論保持高度的警覺。

媒介知識分子是一個悖論，更重要的還在于：從知識分子集體中分化出來的這一特殊群體，將不可避免地伴隨某種“染色體”的變異。媒介知識分子一旦形成，能否保持其知識分子的“物種”特征將成懸疑。如果說，批判精神是知識分子最重要特征之一，那是來自于知識分子歷史形成的“全無居所”（薩義德語）的社會地位。薩義德把法蘭克福批判學派成員阿多諾稱為“行而上的流亡者”，“對于知識分子而言，流離失所意味著從尋常生涯中解放出來”。因此，流亡就不僅是中外眾多知識分子的實際生活狀況的寫照，是一種“真實的情境”，而且也是“隱喻的情境”，是知識分子精神生活狀態的描述?！鞍阎R分子設定為圈外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形加以解說——永遠處于不能完全適應的狀態，總是覺得仿佛處于當地人居住的親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傾向于避免、甚至厭惡適應和民族利益的虛飾。對這個隱喻意義的知識分子而言，流亡就是無休無止、東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來，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來。”(愛德華•薩義德,2006,2007)反觀今日在大眾媒介進進出出的中國知識分子，儼然以“圈內人”的身份自居，以專業知識與社會地位為資源，營造著更為穩定和舒適的未來居所。大眾媒介成為接納“流亡”知識分子的寓所，它在造就“安居樂業”精神景象的同時，也滿足了知識分子濟世救國的公共情懷。媒介知識分子的這一特殊分化與中國知識界在教育領域的專業化趨勢緊密相關。打著福柯“特殊知識分子”的旗號，希冀通過在自己專業領地“修身齊家”，從而涉入“治國平天下”的公共領域，一度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大討論的一個時尚話題(許紀霖,2006)。大眾媒介與知識分子某些特殊群體合謀的一個結果是：百家講壇成為幾家講壇；媒介知識分子——或公共知識分子、“圈內”知識分子——在公共領域的過度表達，映襯著知識分子總體上的表達不足，也映襯著其他社會邊緣階層的無所表達。

曼海姆(2003)使用“相對不受束縛的知識階層”來描述知識分子。他的本意是說，知識分子不是天馬行空、超越一切的高貴階層，它沒有“參與上天的啟示”。知識分子的懷疑精神、批判意識和他們徹底的覺醒是“面包中的酵母”，不過他們“并不提供面團”。知識分子一貫反映著社會的趨向，但問題是“人們能夠期待風信雞去控制風嗎？”在政治和商業的雙重擠壓下，中國知識分子既不能滿足于用別人的聲音說話，也不能滿足用虛假的自我發言，更不能只在意自己一個階層的聲音。公共領域并不等同于大眾媒介的領域，知識分子進入公共領域、參與公共事務也并非僅僅是知識分子在媒介的呈現。與“媒介知識分子”的不同凡響相比，我們更需要全社會通過媒介對公共事務的正常參與。

[參考文獻]

[1]哈貝馬斯(1999).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南京:學林出版社.

[2]王翰東(2003).細讀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英譯本比較.載于新聞與傳播評論(2002年卷).武漢:武漢出版社.

[3]布爾迪厄(2000).關于電視(許鈞).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4]利奧塔(1997).后現代性與公正游戲：利奧塔訪談書信錄(談瀛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愛德華•薩義德(2007).知識分子論(單德光).北京:三聯書店.愛德華•薩義德(2006).權力、政治與文化：薩義德訪談錄.(單德興).北京:三聯書店.

[6]許紀霖(2006).從特殊走向普遍——專業化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如何可能？.《思與文》網站.chinese-/yjy/02_xjl/002529_3.htm

[7]曼海姆(2003).文化社會學論集(艾彥等).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